汉代黄老学述略
汉代黄老学述略——兼及曹魏时期
谭 宝 刚
[摘 要]两汉是中国哲学史上黄老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西汉前期，部分地方黄老学派由隐而显，先后进入朝廷，开创了黄老学由民间学说飞跃而为官方统治思想的局面。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表彰‘六经’”虽为黄老学发展的转折点，但仅止于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在其他方面黄老学仍然有很大的发展。自西汉前期至东汉后期，有黄老学者或集聚于王公卿相门下讲论“道”“德”，或授徒讲学、著书立说，从而形成了若干地方黄老学中心。司马迁所说“儒道互绌”应是特殊情况下的个别而非普遍现象。司马迁前后学黄老者更多的是儒道兼习而学有所偏。汉魏时期崇习黄老的学者中，不但出现了家庭式、家族式的黄老学者团体，而且出现了对黄老学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三位女性。
[关键词]两汉哲学；道家思想；儒家学说；黄老；儒道关系
两汉是中国哲学史上黄老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黄老思想在西汉前期曾一度跃居为全国官学，达到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学界有关汉代黄老学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然学者论汉代黄老学，则各有所偏。言汉初黄老兴盛之起因，则重其历史背景：长期战乱之后民心向往清静休息、社会经济凋敝和君臣俱欲无为，而不及黄老治国方针实施主体之地域来源与学术渊源(1)顾颉刚说：“人民捱受了二百五十年的苦难和牺牲，到这时天下初平，着实应该休息了。”见氏著：《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钱穆说：“汉兴而后，动力大疲，民心知倦……汉高君臣起于卑微，其朴实之本色，平民化之精神……”见氏著：《秦汉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40页。田昌五、安作璋说：“刘邦起自民间，深知百姓疾苦，目睹民心向背，了解百姓的需求。”见田昌五、安作璋：《秦汉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111页。。说黄老学发展之概况，则言老学传注之情形，而不及黄老地域之传播(2)熊铁基、马良怀、刘韶军：《中国老学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193页。。述历史发展之阶段，则重汉初黄老之鼎盛，而轻汉武之后至于汉末黄老发展之状态(3)王晓毅：《国学举要·道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5～101页。。语儒道关系，则或直言儒道之互绌(4)司马迁：《史记》卷六三《老子韩非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影印本，第750页。，或言说战国至于两汉儒道不相容，直到魏晋之时方有儒道之融合(5)王葆玹：《黄老与老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7页。，而不知自战国中期至于魏晋，儒道相绌是小范围存在的插曲，儒道融合才是普遍现象与主流。谈黄老学者之团体，虽然有学者涉及家庭式、家族式学习《老子》的情况，但没有对此进行总结(6)杨树达：《周易古义·老子古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04～112页。。
故而，我们要问，黄老思想为什么会成为、又是如何成为西汉前期指导思想的？自西汉前期至东汉后期，黄老学的发展状况如何？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后，儒家思想取代了黄老学说的官学地位，那么，此后的黄老学说是否完全沉寂？黄老道家人物是否完全处于被排斥的境地？司马迁说的“儒道互绌”是否是儒道关系的历史真相？学习黄老学者又有何新的气象？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考察的问题。
一
学界探讨汉初黄老学成为官学的原因，或说历史时代的呼唤，如丁原明先生；或主高祖刘邦个人“不好儒”，如侯富芳先生，而忽略了问题的关键，即黄老学不同地域流派的代表人物进入最高统治者行列，并且汇聚于国家政治中心长安。
丁原明先生认为，黄老学在西汉兴盛，首先与当时人们要求社会安定的心理有关系；其次与当时封建经济受到战争的破坏有密切关系；最后与当时思想界的状况有关系，即法家因崇尚严刑酷罚而声名扫地，儒家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受到严重打击，而黄老主清静无为，因循自然，兼容并包，满足了当时社会的客观需要(7)丁原明：《黄老学论纲》，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3～74页。。侯富芳先生认为，汉初行“黄老政治”的原因，除了其社会历史大背景方面的宏观因素外，尚有汉王朝的建立者刘邦及其功臣个人方面的原因。他们对反儒或抑儒的秦政策从心底里不敢进行反思，而只是一味地依靠不好儒的惯性来对儒家进行歧视、排斥，从而选择了黄老(8)侯富芳：《汉初行“黄老政治”原因再探》，《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第68～72页。。
以上二说固然有其合理性，但是，我们认为，从历史事实的角度看，黄老学派的代表人物走入最高统治者的行列，才是黄老学得以成为汉初治国指导方略的关键因素。
西汉建立之初，在多年战乱之后，各地生产遭受很大破坏，经济凋敝，人口稀少，物质极度匮乏。这时，政府面临战后重建家园的重任。但是高祖在位的几年，急切的任务还是在于平定各地叛乱，以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政权。高祖去世后，惠帝即位。这时，政权基本稳定，重建家园的重任已经提上了日程。
刘邦、萧何和曹参等都是出身于嬴秦的地方基层小吏，对百姓遭受暴秦严酷法令之苦深有体会。他们又亲自参加过反秦的斗争，目睹战争带来的巨大破坏性后果。面对满目疮痍的破败景象，他们希望寻求新的有效的治国方略，以恢复凋敝的社会经济，稳定混乱的社会秩序。
《史记·曹相国世家》云：
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9)司马迁：《史记》卷五四《曹相国世家》，第703页。。
《汉书·食货志》云：
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10)班固：《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长沙：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11页。。
虽然西汉建立之初，黄老学说还未正式成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但这一趋势已经萌芽。刘邦、萧何和曹参等都是沛人，沛是先秦老子故里(11)谭宝刚：《老子及其遗著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70～76页。，历来具有浓郁的黄老道家思想，至秦汉犹然。他们耳闻目染，自然受其影响颇深。
黄老学说真正成为西汉治国的指导方略始于曹参。《史记·曹相国世家》云：
孝惠帝元年，除诸侯相国法，更以参为齐丞相。参之相齐，齐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俗。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12)司马迁：《史记》卷五四《曹相国世家》，第703页。。
曹参以黄老术相齐，颇有成效。惠帝二年，萧何卒，曹参入朝为相，黄老学又借此由齐国地方诸侯学飞跃而为西汉全国官学。
萧、曹二人心相得而志相同，“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13)司马迁：《史记》卷五四《曹相国世家》，第703页。，“萧、曹为相，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14)班固：《汉书》卷二三《刑法志》，第499页。，二人为汉初的社会复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百姓歌颂曰：“萧何为法，觏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15)司马迁：《史记》卷五四《曹相国世家》，第703页。“萧规曹随”一时成为美谈，而曹参与民休息，行无为之政，为天下所称道。高后称制时，依然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史记·吕太后本纪》云：
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16)司马迁：《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第160页。。
如前所述，曹参为沛人，受地方文化思潮影响而具有黄老道家思想。相齐时，曹参又师从盖公，其学上溯至乐氏家族、安期生、河上丈人，本属战国时期齐国地方隐于民间的黄老一系(17)司马迁：《史记》卷八〇《乐毅列传》，第859页。，或与稷下学宫有官方渊源的黄老一系有关。稷下黄老因齐湣王“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儒谏不从，各分散”(18)桓宽：《盐铁论·论儒》，诸子集成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版，第13页。，由官方流向民间而堙没。河上丈人一系黄老学传至盖公、曹参，因其先入汉之齐国后入汉之朝廷而得到彰显，完成了由民间学说向官方统治思想的飞跃。
萧、曹之外，随高祖取天下而学黄老者尚有张良、陈平。“张良者，其先韩人也。”《索隐》：“顾氏按《后汉书》云：张良出于城父，城父县属颍川也。”(19)司马迁：《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第705页。“陈丞相平者，阳武户牖乡人也。”《集解》：“徐广曰阳武属魏地。户牖，今为东昏县，属陈留。”《索隐》:“徐广云阳武属魏，而《地理志》属河南郡，盖后阳武分属梁国耳。”(20)司马迁：《史记》卷五六《陈丞相世家》，第713页。则张良、陈平分属先秦韩、魏之地，所学黄老当属老子三晋之学。张良出奇计助高祖败项羽取天下，陈平则平诸吕安刘氏，在西汉前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黄老思想达到鼎盛状态是在汉文帝、窦太后时期。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陈平、周勃平定诸吕之乱，迎代王刘恒入京为帝。汉文帝、窦太后素好黄老，典籍多有明载：
《史记·礼书》云：
孝文即位，有司议欲定仪礼，孝文好道家之学，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21)司马迁：《史记》卷二三《礼书》，第405页。。
《风俗通义·正失》篇云：
然文帝本修黄老之言，不甚好儒术，其治尚清净无为(22)应劭：《风俗通义·正失·孝文帝》，百子全书本，长沙：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3598～3599页。。
《汉书·扬雄传》记载桓谭语:
昔老聃著虚无之言两篇,薄仁义,非礼学,然后世好之者尚以为过于“五经”,自汉文、景之君及司马迁皆有是言(23)班固：《汉书》卷八七下《扬雄传下》，第1551页。。
《史记·孝武本纪》云：
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伺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者皆废(24)司马迁：《史记》卷一二《孝武本纪》，第177页。。
《史记·外戚世家》云：
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25)司马迁：《史记》卷四九《外戚世家》，第679页。。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云：
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魏其等(26)司马迁：《史记》卷一〇七《魏其武安侯列传》，第1014页。。
《史记·儒林列传》云：
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太皇窦太后好老子言，不说儒术，得赵绾、王臧之过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尽下赵绾、王臧吏，后皆自杀(27)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第1113～1115页。。
刘恒生于西汉建立的前一年(即公元前203年)，高祖十一年(即公元前196年，高祖在位自公元前206年称汉王始计算)刘恒被立为代王，都中都，时年八岁。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刘恒被迎立为帝，时年二十三岁。
汉文帝、窦太后所学，其师为谁？版本来源何处？典籍无载，盖师不出名，书亦不彰。至于《老子道德经序诀》记河上公授文帝《老子道德经章句》二卷(28)太极左仙公葛玄造：《老子道德经序诀》，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14页。，实是葛玄伪托，借此以重道教，断不可信。然据上引《史记·礼书》文字来看，汉文帝、窦太后学黄老在刘恒入京为帝之前，其地当在代国，我们可称汉文帝、窦太后黄老学为代地之学。代国都中都，《正义》：“《括地志》云：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遥县西南十二里，秦属太原郡也。”(29)司马迁：《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第163页。为故三晋之地，则又可谓其为三晋学之一支系。
至汉文帝、窦太后时，在西汉长安的最高统治者中，先后汇聚了来自不同地方的黄老学派：以萧何为首的徐沛一系(老子西楚之学)，以盖公为首的齐之胶西、高密一系(老子齐学)，曹参则齐、徐兼而有之，以张良为首的城父一系，以陈平为首的陈留一系，以汉文帝、窦太后为首的代地一系，后三者皆属老子三晋之学。长安一时成为黄老学派的集聚中心。
黄老学说在汉文帝、窦太后时期达到鼎盛状态，当然是由于二人凭借其特殊地位大力推行所致。
汉文帝好黄老，倡导以孝治天下，崇尚俭朴，轻徭薄赋，废除肉刑，抚爱诸侯四夷等，并以九五之尊身体力行，实属不易，故为当时和后世所称颂。而窦太后好黄老则有似狂热，她不但在政治上倡导黄老，而且在著作研读和学术志趣上也干涉他人。在其逼迫之下，“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30)司马迁：《史记》卷四九《外戚世家》，第679页。，而欲按儒家思想推行政治的朝中大臣赵绾、王臧则因畏惧而自杀(31)司马迁：《史记》卷一二《孝武本纪》，第177页。。窦太后甚至欲假借恶豕之口咬杀指斥《老子》书为“家人言”的辕固生，若不是景帝在侧，辕固生几乎不可逃脱此难(32)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第1115页。。窦太后此举并非厌恶辕固生，而是因为实在太爱好黄老学了。
据上所述可知，西汉建立在长期战乱之后，社会秩序急需整顿，社会经济急需恢复和发展，人口需要增殖，国家需要休养生息。黄老思想“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和“尚清净无为”的宗旨正适应时代的需要，这是黄老学说成为治国指导方略的内在原因。而一批来自不同地域的、具有不同渊源的信奉和学习黄老者进入最高统治者行列，则是黄老学说上升为官学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萧何、盖公、曹参、张良、陈平等引之在前，汉文帝、窦太后推之在后，黄老之学怎能不昌盛？怎能不成为汉初治国理民政策的指导思想？
二
关于汉代黄老学发展的概况，学者着墨较多者在于对其思想理论的探讨，而在老学传播地域方面的考察甚少(33)张运华：《先秦两汉道家思想研究》，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364页。。先秦时期，黄老学的传播一方面是小众的个体之间的传授，另一方面是众多黄老学者或聚于齐之稷下学宫这样的官方学术机构讲学论道，或集于王公卿相如吕不韦等私人门下著书立说。两汉时期，黄老学传播诚然也存在个体间的小众传授，也有黄老学者汇集于王公卿相门下讲论“道”“德”，但更出现了新气象，那就是一些老学大家大规模地授徒讲学、著书立说，并且成绩斐然。
西汉早中期，黄老学者汇集于地方王公卿相门下，形成了两个盛极一时的黄老学地方文化中心：
其一在长沙，黄老学者汇集于长沙王丞相兼軑侯的利苍、利豨父子门下，传习《黄帝四经》和帛书《老子》甲、乙本，为《老子》湘楚之学。时间在惠帝二年至文帝十五年之间，历经惠帝、高后、文帝三朝。
其二在寿春，黄老学者汇集于淮南王刘安门下，合作撰著《淮南子》一书，为《老子》淮楚之学。时间在文帝前元十六年至武帝元狩元年之间，历经文帝、景帝、武帝三朝。
大规模授徒讲学《老子》的情况主要出现在蜀郡和京兆一带，时间在西汉中后期至东汉中后期。
考查典籍，明言授徒讲学《老子》著书立说者，始于严遵。
《汉书·王贡两龚鲍传》云：“蜀有严君平……君平卜筮于成都市……裁日阅数人，得百钱足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博览亡不通，依老子、严周之指著书十余万言。”(34)班固：《汉书》卷七二《王贡两龚鲍传》，第1320页。
《三国志·蜀书·许糜孙简伊秦传》云：“严君平见黄、老作《指归》，扬雄见《易》作《太玄》，见《论语》作《法言》，司马相如为武帝制封禅之文，于今天下所共闻也。”(35)陈寿：《三国志》卷三八《蜀书·许糜孙简伊秦传》，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年版，第604～605页。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载：“严遵注二卷。”(36)指《老子注》。又自注：“字君平，蜀都人，汉征士，又作《老子指归》十四卷。”(37)陆德明：《经典释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页。《隋书·经籍志》于“《老子道德经》二卷”条下自注云：“汉征士严遵注《老子》二卷。”于“《老子指归》十一卷”下自注云:“严遵注。”(38)魏征：《隋书》卷三四《经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00页。
严遵乃西汉老学大家，于《老子》深有研究，成果丰硕。著有《老子注》二卷及《老子指归》十四卷(或作十一卷)。为当时及后世蜀人所敬爱。《三国志·蜀书·许糜孙简伊秦传》裴注：“《益(州)[部]耆旧传》曰：‘商字文表，广汉人，以才学称，声问著于州里……又与严君平、李弘立祠作铭，以旌先贤。’”(39)陈寿：《三国志》卷三八《蜀书·许糜孙简伊秦传》，第599页。
扬雄少时跟随严遵游学，仕宦京师后多次在朝廷及贤臣面前盛赞严遵的美德和才华(40)班固：《汉书》卷七二《王贡两龚鲍传》，第1320页。。扬雄撰《太玄》等，发明老子之“道”，以“玄”为最高范畴，探索自然宇宙、考察社会人事，是严遵道家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也是儒道并重的又一西南大儒，对后世影响甚巨。严遵、扬雄一系可以说是西汉中后期老子蜀郡成都学。
与严遵同时，京兆长陵人安丘望之(41)《隋书》作“毋丘望之”。少治《老子经》，著有《老子章句》(42)皇甫谧：《高士传·安丘望之》，《四部备要》第46册，中华书局、中国书店影印，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5页。、《老子注》二卷(43)魏征：《隋书》卷三四《经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00页。、《老子指趣》三卷(44)魏征：《隋书》卷三四《经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00页。，人称《老子》安丘之学。扶风耿况、王伋等皆师从安丘望之学习《老子》(45)范晔：《后汉书》卷一九《耿弇列传》，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299页。。安丘望之、耿况和王伋一系为《老子》京兆学。
两汉之际，代郡人范升也以《老子》教授后生(46)范晔：《后汉书》卷三六《郑范陈贾张列传》，第525页。，但其规模大小不可考知。
东汉中后期，蜀郡又有一老学大家。《后汉书·苏竟杨厚列传》：
杨厚字仲桓，广汉新都人也……时大将军梁冀威权倾朝，遣弟侍中不疑以车马、珍玩致遗于厚，欲与相见。厚不答，固称病求退。帝许之，赐车马钱帛。归家，修《黄》《老》，教授门生，上名录者三千余人(47)范晔：《后汉书》卷三〇上《苏竟杨厚列传》，第445～447页。。
冯颢，曾师从杨厚。《华阳国志》卷十云：
冯颢，字叔宰，郪人也。少师事杨仲桓及蜀郡张光超……为梁冀所不善，冀风州追迫之，隐居。作《易章句》及《刺奢说》，修黄老，恬然终日(48)常璩：《华阳国志》卷一〇中《先贤士女总赞·广汉士女》，九家旧晋书辑本，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143页。。
杨厚以《黄》《老》教授门生，上名录者竟多达三千余人，其规模之大，前后少有。杨厚、冯颢一系可谓老子蜀郡广汉学。
如此，由于老学大家的传授，自西汉中后期至东汉中后期，出现了三个地方黄老学中心或学派：以严遵、扬雄为首的老子蜀郡成都学，以安丘望之、耿况和王伋为首的老子京兆学，以杨厚、冯颢为首的老子蜀郡广汉学。这些黄老学师徒前后辉映，发扬光大了老学。黄老学在汉武帝之后竟然尚能有如此大的发展！
三
有学者认为，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黄老学的发展受到极大的打击：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学术空气为之一变。士人们为利禄所驱使，转而投机儒学，读经成为时尚。在官学化的儒学的压抑下，道家思想的地位一落千丈。如《汉书·艺文志》共著录道家著作三十七家，但明言为武帝后的著作仅有刘向的《说老子》四篇，可见西汉中后期道家的式微。在新形势下，道家学说作为在野之学，主要以学术暗流的形式在民间和部分有独立思想的士人中间流传。如司马迁的思想就有浓厚的道家倾向，而杨王孙、邓章、刘德也是当时修黄老之术的著名人物(49)王克奇：《汉代的道家和异端思想》，《文史哲》1998年第5期，第81页。。
实际上，与汉初相比，汉武帝之后，道家思想虽然有所衰落，但仍然有很大的发展，一是道家著作继续大量涌现，二是一些黄老道家继续以黄老学说治理地方。
秦时儒家受到严厉打击，诗书被焚，儒生罹刑。西汉代秦，儒生始得重修经艺，讲习礼仪。叔孙通“采古礼与秦仪杂”，为高祖制《汉礼仪》，致其知“皇帝之贵”。然汉初叛乱频仍，高祖忙于征战，无暇复兴学校教育及与之相关的朝廷选官制度。惠帝、高后所用，皆来自征战功臣。文帝时稍用儒士。因窦太后好黄老不悦儒术，景帝时“不任儒者……故诸博士具官待问”(50)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第1113页。。
窦太后以己之所好，强迫汉景帝及当时太子(即后来的汉武帝)读《老子》，并未收到良好的效果，反而引起了后者的抵触情绪。
虽《汉书·扬雄传》载桓谭语:“昔老聃著虚无之言两篇,薄仁义,非礼学,然后世好之者尚以为过于‘五经’,自汉文、景之君及司马迁皆有是言。”(51)班固：《汉书》卷八七下《扬雄传下》，第1551页。但汉景帝在窦太后和辕固生之间就关于《老子》书的评价发生不愉快时，还是暗中支持儒家辕固生，甚至后来还对辕固生加以重用。汉景帝在儒道之间，似乎倾向于儒学。不过，汉景帝还未从政治上加以改变。
汉武帝则更进一步，采取了多项尚儒措施。建元元年“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卫绾还奏请“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52)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第57～58、59页。，此则贬斥黄老、刑名和纵横等学派。“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53)司马迁：《史记》卷一二《孝武本纪》，第177页。，并于建元五年春“置‘五经’博士”(54)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第57～58、59页。。
对于武帝、赵绾、王臧等在选官和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尚儒措施，窦太后虽一度予以反击，但毕竟为时间所败：“后六年，窦太后崩。其明年，上征文学之士公孙弘等。”(55)司马迁：《史记》卷一二《孝武本纪》，第177页。自此以后，儒家大兴，讲习“六经”成为士人进入仕途博取利禄的捷径。
按上所述可知，武帝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为黄老学发展的转折点，自此，儒家日进、黄老日退。不过，这一变化仅限于政治意识形态领域。武帝并不像窦太后那样企图从学术导向(56)如窦太后强迫刘启、刘彻和诸窦学《老子》。见司马迁：《史记》卷四九《外戚世家》，第679页。或个人观点(57)如窦太后发难辕固生。见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第1115页。上强迫他人就范。所以在汉武帝时期，不管是仕宦为吏，还是在野为民，仍然有很多黄老学者，为吏则继续以黄老术处理所辖范围内的政事，为隐逸之民则继续按照黄老道方式去过自己向往的生活，为学则继续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授徒讲学、著书立说。
有些黄老学仕宦者还深得汉武帝赏识，如刘向之父阳城侯刘德、濮阳人汲黯、陈人郑当时，后二者皆在武帝时位列九卿。
《汉书·楚元王传》云：
德(58)此刘德为楚元王刘交后裔，封阳城侯。字路叔，修黄、老术，有智略。少时数言事，召见甘泉宫，武帝谓之“千里驹”(59)班固：《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第850页。。
《史记·汲郑列传》云：
黯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而任之。其治，责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闺阁内不出。岁余，东海大治，称之。上闻，召以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治务在无为而已，弘大体，不拘文法(60)司马迁：《史记》卷一二〇《汲郑列传》，第1109、1109～1110页。。
汲黯以黄老术主政东海，成绩卓著。汉武帝听闻后，召其入朝廷为主爵都尉，位列九卿，可见武帝对汲黯本人及其治理方式和结果的赏识。“黯为人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见，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学，游侠，任气节，内行修洁，好直谏”，故为时人所敬惮，甚至汉武帝对“其不冠不见”，而大将军卫青亦“愈贤黯”(61)司马迁：《史记》卷一二〇《汲郑列传》，第1109、1109～1110页。。
《史记·汲郑列传》又云：
庄好黄老之言，其慕长者如恐不见。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庄稍迁为鲁中尉、济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为右内史。以武安侯、魏其侯时议，贬秩为詹事，迁为大农令(62)司马迁：《史记》卷一二〇《汲郑列传》，第1111页。。
汉武帝对黄老道家郑当时亦颇为欣赏，数年间将其擢至九卿为内史。郑当时虽曾被贬，旋又升迁至大农令。
《史记·袁盎晁错列传》云：
邓公，成固人也，多奇计。建元中，上招贤良，公卿言邓公，时邓公免，起家为九卿。一年，复谢病免归。其子章，以修黄老言，显于诸公间(63)司马迁：《史记》卷一一〇《袁盎晁错列传》，第980页。。
汉武帝时期的邓章，因修黄老而显名于诸公之间，说明当时修黄老不但不受到黜退，反而受到上层社会的追捧。可见，汉武帝时期或之后，黄老学即使不再处于国家官学地位，但也绝非以“学术暗流的形式”存在，它依然是社会上流传的显学之一。东汉蜀郡杨厚“修《黄》《老》，教授门生，上名录者三千余人”，即是明证。
《汉书·杨胡朱梅云传》云：
杨王孙者，孝武时人也。学黄、老之术，家业千余，厚自奉养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终，先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64)班固：《汉书》卷六七《杨胡朱梅云传》，第1252页。
在野之民杨王孙学黄老之术则“自奉养生”，死求裸葬。
汉武帝时，黄老道家著作也大量出现，黄老学得到广泛传播。
《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云：
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戈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莫然后罢(65)班固：《汉书》卷四四《淮南衡山济北王传》，第946页。。
身为黄老学者的刘安为汉武帝所尊重，他领衔宾客撰著集道家之大成的《淮南子》献于汉武帝，也深得武帝的喜爱。君臣二人宴会时相谈甚欢，以至日暮方罢。至于后来所传刘安谋反一案，乃是各种因素所致，与刘安学黄老无关。
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世家学黄老。司马谈初为五大夫，建元、元封年间，汉武帝任命司马谈为太史令。司马谈撰著《论六家要旨》，虽然客观地分析了自春秋战国以来不同流派的学术思想，但是独对黄老道家极为肯定，实际上是欲以弘扬黄老学。司马谈去世后，汉武帝命司马迁继任父职为太史令。司马迁虽曾师从孔安国和董仲舒两位大儒，但是他更受家学影响，从而具有深厚的黄老思想学养。汉武帝在窦太后去世后，依然任命以黄老为世家之学的司马父子为太史令，说明“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仅限于政治意识形态领域。
而此时《老子》一书也得到广泛传播和深入研究。
2009年，北京大学入藏了一批竹书，其中有道家著作《老子》。竹书《老子》“抄写年代有可能到武帝前期，但不太可能早到景帝”(66)韩巍：《西汉竹书〈老子〉的文本特征和学术价值》，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09页。。抄写《老子》并以其殉葬不但说明墓主本人生前深爱并传播《老子》，而且表明在当时的上层社会中，学黄老依然是一种社会风尚。
《汉书·景十三王传》云：
河间献王德(67)此刘德为汉景帝子，栗姬所生。……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山东诸儒多从而游。武帝时，献王来朝……其对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68)班固：《汉书》卷五三《景十三王传》，第1055页。。
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多方求得“古文先秦旧书”,以致“得书多，与汉朝等”。其所得，包括《老子》在内的各种典籍，应有不同版本。从“山东诸儒多从而游。武帝时，献王来朝……其对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来看，刘德不但对《老子》的传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而且对《老子》等道家学说颇有研究。
《汉书·艺文志》还著录了一些制作于汉武帝时期的道家著作：
《老子徐氏经说》六篇，(班固自注)字少季，临淮人，传《老子》。
《捷子》二篇。(班固自注)齐人，武帝时说。
《曹羽》二篇。(班固自注)楚人，武帝时说于齐王。
《郎中婴齐》十二篇。(班固自注)武帝时(69)班固：《汉书》卷三〇《艺文志》，第769页。。
关于临淮郡的设置，班固于《汉书·地理志》“临淮郡”下自注云：“武帝元狩六年置。莽曰淮平。”(70)班固：《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第712页。则《老子徐氏经说》六篇盖制作于武帝时。其他三部班固已自注标明为汉武帝时期所撰著。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至东汉后期，汉代就出现了四个地方黄老学中心：淮楚寿春(刘安)(71)武帝元光、元朔年间犹存，彼时叛乱之事未发。刘安叛乱发生在元狩元年十一月。见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第65页。、蜀郡成都(严遵)、京兆长陵(安丘望之)、蜀郡广汉(杨厚)。另外，景帝二年至武帝元光五年之间的河间献王处，应当也有不少学黄老者；两汉之际的范升门下，学黄老者当也不在少数。
以上情况表明，汉武帝时期虽然为黄老学发展的转折点，但是仅限于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在地方政治、学术研究、授徒讲学和个人生活爱好等方面，黄老学仍然有很大的发展。正如汉宣帝所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72)班固：《汉书》卷九《元帝纪》，第105页。
四
“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73)司马迁：《史记》卷六三《老子韩非列传》，第750页。司马迁这一论断影响极大，后世学者依此以为儒道二者必相互退黜。今有学者王葆玹先生云：
综观儒道关系的演变历史，乃是一同产生于春秋晚期，在战国中期分立而敌对，在两汉时期相互排斥，在魏晋隋唐时期又呈融合的局面(74)王葆玹：《黄老与老庄》，第15～17页。。
考察典籍可知，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司马迁说庄子“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75)司马迁：《史记》卷六三《老子韩非列传》，第750页。，这似乎可以作为司马迁“儒道互绌”的一个旁证。但是，苏轼和焦竑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庄子实际上是最为尊崇孔子的。焦竑《读庄子七则》云：“史迁言庄子诋孔子，世儒率随声和之，独苏子瞻谓其实予而文不予，尊孔子者无如庄子。噫，子瞻之论，盖得其髓矣。”(76)焦竑撰，李剑雄点校：《澹园集》卷二二《读庄子七则》，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93页。既然如此，我们对庄子“诋孔子之徒”之事不予讨论。
司马迁说的“儒道互绌”，应是就汉文帝、窦太后过分喜好黄老而不悦儒术以及窦太后晚年干预朝政，不满武帝、赵绾、王臧等“明儒学”“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推行儒政而言。
窦太后好黄老，又是一个权力欲望很强的人，她欲推行黄老治国；而武帝即位后，与赵绾、王臧等欲明儒学，征召贤良文学之士，罢黄老刑名，甚至赵绾“请毋奏事太皇太后”(77)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第59页。。这些举措都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儒道两家的矛盾。这可以说是西汉早中期统治者内部的权力及治国方针之争(78)《史记·孝武本纪》云：“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伺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者皆废。”(司马迁：《史记》卷一二《孝武本纪》，第177页)《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云：“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魏其等。”(司马迁：《史记》卷一〇七《魏其武安侯列传》，第1014页)《史记·儒林列传》云：“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太皇窦太后好老子言，不说儒术，得赵绾、王臧之过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尽下赵绾、王臧吏，后皆自杀。”(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第1113～1115页)。
还有与辕固生有关的两件事，也可以说为司马迁“儒道互绌”的观点提供了依据。
一是辕固生与黄生就历史上商汤伐桀、武王伐纣是受天命革命还是以下犯上放弑君主的问题，争论于景帝之前。辕固生认为汤武是革命，而黄生认为是放弑君主，二人观点相反，争持不下。辕固生则以高帝代秦是否正当反问黄生，弄得在场的景帝十分尴尬，提示不必再争论。这一争论实际上是学统与政统，历史与现实，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不可调和的问题。
二是辕固生与窦太后对《老子》一书价值的评价。辕固生在当时是一位大儒，颇有影响。窦太后喜好黄老，本想假借辕固生来进一步肯定《老子》一书的价值，这也表明窦太后本有向儒家示好的意图。不料辕固生率性耿直，不假思索地回答：“此是家人言耳。”完全是一副不屑一顾的态度，激怒了窦太后。
除此而外，所谓的“儒道互绌”情况就不多了。
那么，我们看看《史记·汲郑列传》所述汲黯“常毁儒”和郑当时曾为武安侯、魏其侯“贬秩为詹事”，是否属于司马迁所言的“儒道互绌”呢？
《史记·汲郑列传》有汲黯“常毁儒”的字眼，似乎是黄老道家汲黯绌儒的铁证，但是，这是断章取义的结果。仔细考察可知情况并非如此。
我们先看汲黯的为人。汲黯清高，不拘礼节，疾恶如仇，好打抱不平，气节高尚，敢于极言直谏，有节操，庄重得让人害怕，即使皇上他也敢于多次冒犯(79)《史记·汲郑列传》云：汲黯“以庄见惮”，“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见”，“然好学，游侠，任气节，内行修洁，好直谏，数犯主之颜色”(司马迁：《史记》卷一二〇《汲郑列传》，第1109页)。。有如此高尚品格的汲黯对那些伪诈、投机取巧和贪婪之人自然是要非毁的。汲黯非毁的对象主要是公孙弘和张汤，二人对汲黯亦非常忌惮。淮南王刘安对汲黯也很忌惮。公孙弘固然是儒家学者，但是张汤可是与黄老有渊源关系的法家，而刘安则是与汲黯具有同样学术思想的黄老道家。汲黯非毁公孙弘和张汤，刘安忌惮汲黯，都与儒道两派的学术旨趣没有关系，而是与他们个人品德有很大的关系。《史记·汲郑列传》云：
而黯常毁儒，面触弘等徒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笔吏专深文巧诋，陷人于罪，使不得反其真，以胜为功。
…………
淮南王谋反，惮黯，曰：“好直谏，守节死义，难惑以非。至如说丞相弘，如发蒙振落耳。”
…………
然御史大夫张汤，智足以拒谏，诈足以饰非，务巧佞之语，辩数之辞，非肯正为天下言，专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因而誉之。好兴事，舞文法，内怀诈以御主心，外挟贼吏以为威重(80)司马迁：《史记》卷一二〇《汲郑列传》，第1110～1111页。。
公孙弘和张汤学术旨趣不同，但是他们在品德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巧佞怀诈以阿主上，好兴事，陷人于罪。《史记·平津侯主父偃列传》云：“弘为人意忌，外宽内深。诸尝与弘有却者，虽详与善，阴报其祸。杀主父偃，徙董仲舒于胶西，皆弘之力也。”(81)司马迁：《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偃列传》，第1053页。如此阴诈之人当然为汲黯所不容。刘安对其属国内部管束不严而后意欲谋反，当然也忌惮正直的汲黯。
至于郑当时曾经被武安侯、魏其侯贬职一事，很难说明必定是“儒道互绌”，因为当时好儒的汉武帝又把他升迁为大农令了。前已揭示，此不赘述。
事实上，司马迁之前或之后，许多学者不但不绌儒或绌道，反而是儒道兼习，只不过学有所偏，或偏儒或偏道而已。
1973年5月，河北定县八角廊40号汉墓出土了儒家著作《论语》《儒家者言》《哀公问五义》和道家著作《文子》。该墓下葬时间在司马迁之后。1973年12月，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包括《易》、《老子》甲乙本、《黄帝四经》、《春秋事语》和《战国纵横家书》等。《易》和《春秋事语》属儒家，《老子》和《黄帝四经》属道家。该墓下葬时间在司马迁之前。
从上述两墓出土典籍来看，两位墓主显然都是儒道兼习而学有所偏的。
西汉三大儒陆贾、贾谊和董仲舒也是儒道兼习的。
汉初，萧何、曹参从施政措施上推行黄老之术，陆贾则是从思想上阐发黄老学说。陆贾著有《新语》，其中的《道基》阐述了道家的宇宙观，《无为》则是对黄老“清静无为”思想的发挥，抒发了对“无为而治”政治的向往。在阐发黄老思想的时候，陆贾还常常称引《诗》《书》《易》《论语》等儒家典籍进行说理。陆贾虽是黄老道家，但是他对儒家典籍烂熟于心并能娴熟运用。
贾谊，洛阳人，为当时“治平为天下第一”的河南守吴公的门下。吴公尝学事李斯，李斯为荀子弟子，则贾谊为荀子后学。贾谊虽为儒家学者，但道家学养深厚，其《鵩鸟赋》阐述了他的道家宇宙观，且多套用《老子》《庄子》语；其《道术》《道德说》《修政语》等反映了他对《老子》之道的深刻理解。
董仲舒，汉武帝时期的公羊学大师。然而这样一位儒学大家，其思想也深受道家影响。“无为而治”是黄老道的根本原则之一，董仲舒把这一思想有机地融合到他的儒学体系中去，认为“无为而治”是治国的根本：“为人君者居无为之位，行不言之教，寂而无声，静而无形，执一无端，为国源泉。”(82)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卷六《保位权》，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75页。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周易》虽为百家所称道，但传统上归于儒家。按此而论，则儒道兼习者更多。现列儒道兼习学者如下：
司马季主，“楚贤大夫，游学长安，通《易经》，术《黄帝》《老子》，博闻远见”(83)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七《日者列传》，第1153页。。
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世家学黄老，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特重道家，但其学术师承“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84)司马迁：《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第1177页。，非主一宗，也是儒道兼习而主道。
司马季主生卒年不可考，但可以确定的是他经历了吕后、文帝时期；利豨于吕后三年受封为第二代軑侯，至文帝十五年去世；司马谈生活于文帝十五年至武帝元封元年。三人生活时间或同时或相接。从前述材料来看，司马季主和利豨在学术思想上可以说是颇为一致的。司马谈所习《道论》今已不存，不知是否为《黄帝》《老子》的合称。如果是，那么司马谈与前二者的学术志趣也颇一致，这似乎是一种时代思潮使然。从《史记·日者列传》记载司马季主与宋忠、贾谊的谈话来看，他对《庄子》也颇有研究。如此，则除《黄帝》外，司马季主还通《易》《老子》《庄子》，魏晋“三玄”思想可溯源至此。
刘向，西汉后期大儒，经传诸子百家学无不通，著有“《说老子》四篇”，为儒道兼习而偏儒。
扬雄，西汉末大儒，“博览无所不见……清静亡为，少耆欲”(85)班固：《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第1531、1549页。，其《解难》云：“孔子作《春秋》，几(冀)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遗言，贵知我者希，此非其操与？”(86)班固：《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第1531、1549页。为人行事似老子，著作亦引《老子》语。又依《论语》作《法言》，因《易经》作《太玄》。则扬雄儒道兼习而偏儒。
班嗣“虽修儒学，然贵老、严之术”，联系班嗣报桓生语，则知班嗣亦儒道兼习而好道(87)班固：《汉书》卷一〇〇上《叙传上》，第1850页。。
冯衍，京兆杜陵人，撰《自论》云：“阖门讲习道德，观览乎孔、老之论。”(88)范晔：《后汉书》卷二八下《冯衍列传下》，第425、429页。又撰《显志赋》云：“诵古今以散思兮，览圣贤以自镇；嘉孔丘之知命兮，大老聃之贵玄；德与道其孰宝兮；名与身其孰亲？”(89)范晔：《后汉书》卷二八下《冯衍列传下》，第425、429页。
东汉初经学家代郡人范升，也儒道兼习。《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云：
范升字辩卿，代郡人也。少孤，依外家居。九岁通《论语》《孝经》，及长，习《梁丘易》《老子》，教授后生(90)范晔：《后汉书》卷三六《郑范陈贾张列传》，第525页。。
向长，“字子平，河内朝歌人也。隐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91)范晔：《后汉书》卷八三《逸民列传》，第1204页。。
马融，扶风茂陵人，“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92)范晔：《后汉书》卷六〇《马融列传》，第834～835页。。
牟子，东汉后期苍梧人，《理惑论·序言》：“牟子既修经传诸子，书无大小靡不好之……于是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93)牟子：《理惑论》，百子全书本,长沙：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3651页。牟子学问渊博，对佛道儒三家思想皆有研究。著《理惑论》，注解《老子》道经三十七篇。
管宁字幼安，北海朱虚人，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的著名隐士，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东汉时期。《三国志·魏书·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云：
正始二年，太仆陶丘一、永宁卫尉孟观、侍中孙邕、中书侍郎王基荐宁曰：“伏见太中大夫管宁，应二仪之中和，总九德之纯懿，含章素质，冰洁渊清，玄虚淡泊，与道逍遥；娱心黄老，游志六艺，升堂入室，究其阃奥，韬古今于胸怀，包道德之机要。”(94)陈寿：《三国志》卷一一《魏书·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第226、230页。
虞翻字仲翔，会稽余姚人，与管宁同时代。《三国志·吴书·虞陆张骆陆吾朱传》云：
翻与少府孔融书，并示以所著《易注》……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95)陈寿：《三国志》卷五七《吴书·虞陆张骆陆吾朱传》，第814～815页。。
董遇字季直，汉魏时期经学家，精儒道而熟诸子。其生卒年不详，盖生于汉灵帝时期。因董遇在汉献帝即位五年左右的兴平年间与其兄季中往依将军段煨，且在建安初任黄门侍郎，在献帝左右侍讲，则当已是既冠之后。鱼豢《魏略》以董遇和贾洪、苏林等七人为儒宗。《三国志·魏书·钟繇华歆王朗传》云：“明帝时大司农弘农董遇等，亦历注经传，颇传于世。”裴注云：
《魏略》曰：遇字季直，性质讷而好学。兴平中，关中扰乱，与兄季中依将军段煨。采稆负贩，而常挟持经书，投间习读。其兄笑之而遇不改。及建安初，王纲小设，郡举孝廉，稍迁黄门侍郎。是时，汉帝委政太祖，遇旦夕侍讲，为天子所爱信……黄初中，出为郡守。明帝时，入为侍中、大司农。数年，病亡。初，遇善治《老子》，为《老子》作训注。又善《左氏传》，更为作《朱墨别异》(96)陈寿：《三国志》卷一三《魏书·钟繇华歆王朗传》，第265、264页。。
《经典释文》载《周易》有“《董遇章句》十二卷”(97)陆德明撰，吴承仕疏证：《经典释文序录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1页。。
按上，则知董遇治《易》《老》《左传》，儒道兼习。
石寒贫，与董遇同时而稍晚。《三国志·魏书·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裴注云：
《魏略》又载……寒贫者，本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初，客三辅。是时长安有宿儒栾文博者，门徒数千；德林亦就学，始精《诗》《书》，后好内事，于众辈中最玄默。至十六年，关中乱，南入汉中。初不治产业，不畜妻孥，常读《老子》五千文及诸内书，昼夜吟咏。到二十五年，汉中破，随众还长安，遂痴愚不复识人(98)陈寿：《三国志》卷一一《魏书·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第226、230页。。
石寒贫建安初客居三辅，应是十五岁左右，则建安二十五年还归长安时，应在四十岁左右。那么，他也主要生活在东汉末而稍进三国时期。
王肃字子雍，扶风茂陵人，生活于东汉后期三国早期。王肃虽然是儒学大家，但也曾为《老子》作注。《三国志·魏书·钟繇华歆王朗传》云：
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列于学官(99)陈寿：《三国志》卷一三《魏书·钟繇华歆王朗传》，第265、264页。。
又《新唐书·艺文志》载：
王肃《玄言新记道德》二卷(100)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515页。。
在汉魏时期儒道兼习者中，还有两人的情况比较特殊，他们对儒道的态度可以说是存在着一种不可捉摸的矛盾心态。此二人就是汉景帝和司马迁。
汉景帝和司马迁皆好黄老，典籍有载：
《汉书·扬雄传》记载桓谭语:“昔老聃著虚无之言两篇,薄仁义,非礼学,然后世好之者尚以为过于‘五经’,自汉文、景之君及司马迁皆有是言。”(101)班固：《汉书》卷八七下《扬雄传下》，第1551页。
扬雄《法言·寡见》篇云：“司马子长有言，曰‘五经’不如《老子》之约也，当年不能极其变，终身不能究其业。”(102)扬雄著，李轨注：《法言·寡见》，诸子集成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页。
《后汉书·班彪列传》载班彪《略论》云：“迁之所记……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103)范晔：《后汉书》卷四〇上《班彪列传上》，第569页。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指责司马迁云：“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104)班固：《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第1183页。
但也有汉景帝不好黄老的记载存在，并且都出自司马迁之手：
《史记·外戚世家》云：“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景帝读《老子》是太后逼迫，非其自愿。
《史记·儒林列传》记载窦太后问《老子》书于辕固生，辕固生评价为“此是家人言耳”，触怒了窦太后，太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由“景帝知……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可以看出，景帝不顾太后颜面而敢于袒护辕固生，说明他对《老子》书极无兴趣，也说明辕固生对《老子》书的评价实际上代表了他对《老子》一书的看法。这都真实地反映了汉景帝对《老子》的态度：景帝不但不好《老子》，而且还贬低《老子》(105)谭宝刚：《〈老子〉称“经”考》，《学术论坛》2007年第5期，第47页。。
扬雄、班彪、班固以及范升(106)范晔：《后汉书》卷三六《郑范陈贾张列传》，第527页。皆说司马迁崇黄老、谬圣人、违“六经”，但是司马迁在撰著《史记》时，为什么列孔子为《世家》入老子为《列传》而不是相反呢？撰著体例上的这种安排表明，在司马迁心目中，孔子地位要高于老子地位，儒学地位要高于黄老学地位。
凡此种种表明，汉景帝和司马迁对老孔之道孰优孰劣、孰重孰轻存在矛盾心态。
由上可知，司马迁所说的“儒道互绌”是特殊情况下的个别现象，儒道融合才是普遍现象和主流，司马迁前后学黄老者更多的是儒道兼习而学有所偏。
五
杨树达先生注意到汉代家庭式、家族式学黄老者团体，也涉及了一女性黄老学者，但是却没有对此做出总结，也忽视了女性在黄老学推广中的作用(107)杨树达：《周易古义·老子古义》，第104～112页。。
家族式学黄老者，在战国后期就已出现，燕国乐氏家族是其滥觞，见于《史记·乐毅列传》(108)司马迁：《史记》卷八〇《乐毅列传》，第859～860页。。
汉魏时期，家庭家族式学黄老者时时而有之。西汉早期有汉文帝、窦太后、景帝夫妇及父子，中期有司马谈、司马迁父子(109)司马迁好《老子》事见前揭材料，司马谈见《史记·太史公自序》：“谈为太史公，太史公习《道论》于黄子。”(司马迁：《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第1177页)，中后期楚元王刘交后裔刘德、刘向父子(110)《汉书·楚元王传》云：“德字路叔，修黄、老术，有智略……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计。妻死，大将军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满也。”(班固：《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第850页)《汉书·艺文志》载刘向有《说老子》四篇(班固：《汉书》卷三〇《艺文志》，第769页)。；东汉早期有光武帝之子刘强、刘英兄弟(111)《后汉书·光武帝纪》云:“皇太子见帝勤劳不怠，承间谏曰：‘陛下有禹、汤之明，而失黄、老养性之福，愿颐爱精神，优游自宁。’帝曰：‘我自乐此，不为疲也。’”(范晔：《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第33～34页)《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云：“英少时，好侠游，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范晔：《后汉书》卷四二《光武十王列传》，第606页)，耿况、耿弇父子(112)《后汉书·耿弇列传》云：“耿弇字伯昭，扶风茂陵人也……父况，字侠游，以明经为郎，与王莽从弟伋共学《老子》于安丘先生，后为朔调连率。弇少好学，习父业。”(范晔：《后汉书》卷一九《耿弇列传》，第299页)耿弇好学、习父业，即是学《老子》书。，任光、任隗父子(113)《后汉光武皇帝纪》云：“光……好黄、老言，为人纯厚。”(袁宏撰，周天游校注：《后汉纪校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后汉书·任隗列传》云：“隗少好黄、老，清静寡欲。”(范晔：《后汉书》卷二一《任隗列传》，第323页)；东汉早期的向长及其后人东汉后期的向栩(114)《后汉书·逸民列传》云：向长“好通《老》、《易》”(范晔：《后汉书》卷八三《逸民列传》，第1204页)。《后汉书·独行列传》云：“向栩，向长之后，恒读《老子》。”(范晔：《后汉书》卷八一《独行列传》，第1174页)；东汉中后期的张道陵、张鲁祖孙(115)《后汉书·刘焉袁术吕布列传》云：“沛人张鲁……鲁字公旗。初，祖父陵，顺帝时客于蜀，学道鹤鸣山中，造作符书，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辄出米五斗，故谓之‘米贼’。陵传子衡，衡传于鲁，鲁遂自号‘师君’。”(范晔：《后汉书》卷七五《刘焉袁术吕布列传》，第1047～1049页)唐玄宗《道德真经疏·外传》与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序》均录有《想尔注》二卷，并均注云：“三天法师张道陵所注。”敦煌有一遗书末尾题曰“老子道经上想尔”，因而称《老子想尔注》。其书残缺过半，若依《河上公章句》分章，《道经》部分缺第一、二章和第三章首句；《德经》部分全佚。饶宗颐考证认为：《想尔注》成于系师张鲁之手，托始于张道陵(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页)。；汉末三国之交有钟繇、钟会母、钟会夫妇及父子(116)《世说新语·言语》篇注《魏志》曰：“繇家贫，好学，为《周易》《老子训》。”(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世说新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页)《三国志·魏书·王毌丘诸葛邓钟传》裴注云：“会时遭所生母丧。为其母传曰：‘夫人性矜严……特好《易》《老子》。’”(陈寿：《三国志》卷二八《魏书·王母丘诸葛邓钟传》，第488页)《经典释文·叙录》载：“《老子》钟会注二卷。”(陆德明：《经典释文》，第16页)《隋书·经籍志》载：“《老子道德经》二卷钟会注。”(魏征等：《隋书》卷三四《经籍志》，第1000页)，魏晋时期裴徽、裴楷、裴家族(117)《三国志·魏书·方技传》裴注载安平赵孔曜对管辂评论裴徽云：“冀州裴使君才理清明，能释玄虚，每论易及老、庄之道，未尝不注精于严、瞿之徒也。”(陈寿：《三国志》卷二九《魏书·方技传》，第509页)《晋书·裴楷传》载：“楷字叔则。父徽，魏冀州刺史。楷明悟有识量，弱冠知名，尤精《老》、《易》，少与王戎齐名。钟会荐之于文帝，辟相国掾，迁尚书郎。”(房玄龄等：《晋书》卷三五《裴楷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47页)《晋书》有传，载裴尚老庄，习《老子》《周易》，著《崇有论》，驳何晏、王弼“贵无论”(房玄龄等：《晋书》卷三五《裴传》，第1041～1047页)。等，皆为世家学黄老。
在汉魏时期的黄老学者中，有三位女性不但学黄老，而且对黄老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们是项羽妾、窦太后和钟会母。
宋代谢守灏《混元圣纪》云：“傅奕考核众本，勘数其字云：项羽妾本，齐武平五年彭城人开项羽妾冢得之；安丘望之本，魏太和中道士寇谦之得之；河上丈人本，齐处士仇岳传之。”(118)转引自董思靖：《集解老子道德经序说》，《道德经集解》，光绪三年孟秋吴兴陆氏十万卷楼依元椠本重雕，第4页。
这里叙说了历史上《老子》流传的几个版本。项羽妾以《老子》殉葬，则无疑是喜好《老子》的。但是不知项羽妾本源自何处？如要溯其来源，则很可能是来自安期生。《史记·田儋列传》载“安期生尝干项羽，项羽不能用其策”(119)司马迁：《史记》卷九四《田儋列传》，第940～941页。而终亡去。如此说不诬，则项羽妾本亦为《老子河上公章句》一系。因河上丈人即河上公，著《老子章句》，教安期生。若项羽妾所学来自安期生，则是河上丈人一系。而傅奕本是以项羽妾本为底本，结合其他版本校定而来的，则傅奕本与河上公本或有渊源关系。
西汉早期，窦太后好《黄帝》《老子》，“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在窦太后的影响下，黄老学说达到了鼎盛时期。
还有一位女性黄老学者，就是汉末三国之际的钟繇夫人钟会之母。
《三国志·魏书·王毌丘诸葛邓钟传》裴注云：
会时遭所生母丧。为其母传曰：夫人性矜严，明于教训，会虽童稚，勤见规诲……雅好书籍，涉历众书，特好《易》《老子》(120)陈寿：《三国志》卷二八《魏书·王毌丘诸葛邓钟传》，第488页。。
项羽妾、窦太后和钟会母三位女性都以自己的方式促进了老学的发展，这是黄老学发展史上一道靓丽的风景。
据上所述，我们可以做出如下结论：两汉时期是中国哲学史上黄老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西汉前期，部分地方黄老学派由隐而显，先后进入西汉朝廷，开创了黄老由民间学说飞跃而为官方统治思想的局面。一批又一批来自不同地域的，具有不同学术渊源的黄老学者进入最高统治者行列，是黄老学说成为西汉治国指导方略的关键。自西汉前期至东汉后期，有黄老学者或集聚于王公卿相门下讲学论道，或授徒讲学、著书立说，从而形成了若干地方黄老学中心。汉武帝之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虽为黄老学发展的转折点，但仅止于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在其他方面黄老学仍然有很大的发展。汉武帝时期及之后，黄老学虽然不再处于国家官学地位，但也绝非如有些学者所言以“学术暗流的形式”存在，它依然是社会上流传的显学之一。司马迁所说的“儒道互绌”应是特殊情况下的个别而非普遍现象，儒道融合才是主流。司马迁前后，学黄老者更多的是儒道兼习而学有所偏。汉魏时期崇习黄老的学者中，不但出现了家庭式、家族式的黄老学者团体，而且出现了对黄老学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三位女性。
Study on the Theory of Huang-Lao in the Han Dynasty and the Period of Cao Wei
Tan Baogang
Abstract：The Han dynasty is an important stag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uang-Lao though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In the earlier stage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scholars from some local schools of Huang-Lao had came to the forefront and entered the imperial court,which turned the Huang-Lao thought from a folk theory to the official ruling thought.During Emperor Hanwu’s reign,“dismissing the other schools of thought,and commending the six classics” was one of the turning poi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ang-Lao school,but this negative influence was only limited to political ideology,the theory of Huang-Lao experienced important development in other aspects.From the early Western Han Dynasty to the late Eastern Han Dynasty,Huang-Lao scholars either gathered at the princes and ministers’places to teach “Dao” and “De”,or gave lectures and wrote books,thus forming several local centers of Huang-Laoism.Sima Qian’s view that “Confucianists and Taoists afflict each other” should be a special case rather than a general phenomenon.Before and after the lifetime of Sima Qian,Taoists studied both Taoism and Confucianism,and put emphasis on either of them.In the Han dynasty and the period of Caowei,there were not only family scholars who upheld the theory of Huang-Lao,but even three women wh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Huang-Lao.
Keywords:Philosophy of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Han Dynasties;Taoism;Confucianism;Theory of Huangdi and Laozi;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20)01-0015-1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老子》研究”(14XZX011)。
收稿日期 2019-01-08
作者谭宝刚，文学博士，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教授。贵州，贵阳，550025。
【责任编校 徐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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