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初期日军对沦陷区的佛教“宣抚”研究
全面抗战初期日军对沦陷区的佛教“宣抚”研究——以杭州日华佛教会为个案
周东华
〔摘要〕 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利用佛教对沦陷区民众进行“宣抚”的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为学者们所关注。杭州被誉为东南佛国，自古以来佛教昌盛。与其他地区的日军随军僧广开宗派进行佛教“宣抚”不同，侵杭日军随军僧虽然也办有分宗，但规模较小，而真正充当“宣抚班”之一的是主动附逆的杭州日华佛教会。该会由不良僧人成元、隆定担任会长，逼迫杭城各寺庙入会，接受日军管理；办理日语学校、难民收容所，假行慈善活动；改造大乘佛教教义，为侵略者招魂，对杭城民众进行佛教“宣抚”。杭州日华佛教会这一个案表明，侵华日军对沦陷区佛教“宣抚”的真相是利用大乘佛教教义和措施消弭沦陷区民众的民族认同和抵抗思想。
〔关键词〕 杭州日华佛教会；沦陷区；大乘佛教；宣抚班
沦陷区研究正在成为抗日战争史的热点。除了比较传统的论题，如日伪的经济侵略、伪政权(包括重要的日伪头面人物)和文化侵略外，有关沦陷城市的日常生活等，也正在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①本文的关注点是沦陷区城市日本占领军的文化侵略问题，尤其是日军利用宗教进行“宣抚”的真相问题。对此论题，学者们的焦点大都集中于宏观概述日本宗教(佛教和基督教)的战争行径或战争责任，或者在研究日本对华文化侵略时论及宗教侵略。相对而言，对于日军如何通过宣抚班、随军僧等控制、扶植、指导沦陷区的宗教组织，如基督教会、佛教组织等，冠以中日宗教联盟、日华佛教联盟等名号，进行宗教侵略等问题的研究尚不多。②
杭州被誉为东南佛国，佛教自古昌盛，丛林高僧辈出，日本与杭州佛教交流源远流长。日军侵略杭州期间，为有效控制杭城，日军特务机关、驻杭州领事馆和随军僧等扶植杭州日华佛教会，宣扬所谓“中日亲善、东亚和平”等以消弭杭州民众的抵抗心理，并举办日语学校，从事难民“救济”、利用佛教节日祭祀招魂等，成为日军在杭17个“宣抚班”之一。学术界对这一问题，除了尘空的回忆文章外，尚无专题论述，相关研究也仅只言片语。③
近90年来，对沦陷区诸如杭州日华佛教会等日军“宣抚机构”的研究如此欠缺，根本原因在基本史料缺乏，学者无从构建日军利用佛教“宣抚”的基本史实。实际上，沦陷区“伪报刊”中有大量此题材的史料，如果运用得当，大致可以梳理出日伪宗教宣抚的基本轮廓。本文拟利用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刊登的日方佛教“宣抚”档案、伪《新浙江日报》、《杭州新报》、杭州日华佛教会创办的《晨钟》杂志等，对沦陷初期杭州日华佛教会的活动做一初步梳理，揭露日伪利用佛教侵略杭州的史实，并从理论上回应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有关抗战时期“合作”问题研究的理论思考。
一、亲善与提携：日军的佛教“宣抚”政策
曹立前早在1991年即指出：在近代历史上，日本是一个后起的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国家，从1873年日本东本愿寺首先向中国派遣第一批佛教僧侣开始，日本佛教进入随军中国的时代。④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诸多佛教宗派掀起新一轮利用佛教侵略中国的浪潮，“在挥舞利剑的皇军武力下和亲日傀儡政权的协力下，战时在华布教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⑤1934年发起成立的日华佛教研究会虽然强调中日佛教文化研究与交流，但其创设宗旨中已经明确包含有中日亲善、共同提携的内容。其宗旨称：“我邦与中华民国同教同文，共信佛法，宿缘久且深矣！……兹拟设立日华佛教研究会，冀大方诸君子赞襄此旨趣进而加盟。”⑥这样一种设定，为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华佛教研究会蜕变为服务日本侵华战争的日华佛教联盟等提供了便利。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利用宗教开展所谓的“宣抚”工作，与其侵略步伐大致一致。1937年7月15日，本愿寺千叶康之向门下提出训诫：“众僧侣必须承担起门徒教化之重责，亿兆一心，粉身碎骨，以报效无上之皇恩，为此，应完成挺身教化之重任。”⑦净土真宗也表达了类似的训诫。7月17日，西本愿寺由天津驻屯军正式批准光冈良熊等5人任随军僧，东本愿寺则在8月11日派上海别院的日僧为随军僧，8月14日由上海海军武官室颁发随军布教许可证，开展随军布教活动。在苏州，全面抗战爆发前，日本僧人被派到中国，考察各地佛教文化，或开办日语学堂，教授日语，也尝试传播日式佛教。1937年12月，本派本愿寺派遣杂贺贞信、真宗大谷派大塚某两人作为随军僧，随日军一起攻入苏州，开始传教。后来大塚因病回国，净土宗新谷某、日莲宗胜部亮运等陆续来华。⑧在杭州，随着日军的占领，西本愿寺、临济寺、日莲宗等先后在岳王路、学士路等开宗建立。⑨这些寺庙，都是日本随军僧建立、主要针对在杭日本人的佛教寺庙。据日方统计，1940年仅华北一地，在日军华北方面军准许下，本愿寺、东本愿寺、西本愿寺、曹洞宗、妙心寺、知恩院、净土宗、真言宗等日本佛教宗派建立了14个佛教联合会，共58处场所。⑩此外，古义真言宗创办的杭州佛教日语学校，培养了61名学生。
如果说全面抗战爆发初期，日本佛教以派遣随军僧、建立别院等方式参与侵华战争。到上海、南京、杭州等沦陷后，日军为了更好地控制“江南”沦陷区，对华宗教政策进一步细化为日军随军僧、特务机关等利用沦陷区地方僧侣进行日常的宗教“宣抚”。
1937年11月25日，日华佛教研究会会长佐伯定胤上书广田弘毅，称“今回事变应当是本会主义、纲领实施之机”，本会奉行“民族互助、佛教精神，谋求未来东洋和平”，对日军占领区的“贫困良民”施行救济。1938年8月，日本文部省宗教局对赴华布教作出严格规定，必须“以中国人为布教对象”；对于布教者“在社会事业和宗教布教二者之间”以何者为重，规定“以社会事业为主，以传教为辅。”这一规定明确了日本对华宗教“宣抚”的对象是中国人，重点领域是“社会事业”；通过“宗教传播”达到“中日亲善、中日提携”的“宣抚”目的，服务于侵华战争。该年10月，日军特务部公布《中支宗教工作要领》，再次强调对中国占领区内的第三国宗教，即基督教和天主教等要“严格控制”；对佛教、道教、回教、喇嘛教等其他宗教，要“用消极理念引导”，“用大乘佛教精神，注入到宣传中，诱导中国民众安定、亲日”，鼓励僧侣、道士、宣教师、修士和信徒等，“以大乘佛教精神，提倡中日提携，贯彻圣战目的。”这就表明，日军对华佛教“宣抚”的主要手段是利用大乘佛教教义，宣言“中日提携”和“东亚和平”，以麻痹中国民众，达到所谓的“秩序重建”。
在江南地区，1938年11月，日军在苏州有意联合江苏佛教联合会等佛教组织，联合佛教日语学校，教授日语，推广中日亲善的文化事业、社会事业等活动，以消弭中国一般民众的抵抗意志。在南京，1939年4月24日，伪南京社会局联合日华佛教相关团体，以“中日佛教亲善提携，将东亚新体制树立的精神基础确立，依佛教的宗旨，实现安居乐业的理想”，在南京国民大会堂正式成立日华佛教联盟，其发起趣旨书称：“我们现在实行日华的永久亲善。”无论在苏州还是南京，日军都建立了相对本土化的日华佛教机构，以推进佛教“宣抚”工作。
日僧的“报国”活动，在侵华战争进行期间，主要集中在军队慰问、布教、遗骨收集及祭祀等方面；在中国沦陷区，主要集中于宣传、鼓动“中日提携”“东洋和平”，扶植沦陷区的中国佛教徒和佛教组织，服务于“秩序的重建”。为更好推进佛教“宣抚”工作，日本军方明确了佛教“宣抚”的三大形式。第一，利用佛诞祭祀，让中国民众祈求和平，促进对日军的信赖；第二，佛教徒组织利用佛教联合会复兴社会，积极建设新东亚；第三，中元节利用特别工作，利用阴历七月十三鬼节，为日军招魂，唤起和平愿望，共建东亚新秩序。例如，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山下奉文甚至制定了详细的“中元节利用特别工作实施办法”，规定8月27日至8月29日(阴历七月十三日至七月十五日)，包括宣抚班在内的军方、省市县公署、新民会、维持会、僧侣信徒、日方寺院僧侣等，日华一体，在中元节共同举行盛大祭祀仪式，举行民众大会，祭祀阵亡日军将士，建立感恩塔等。
杭州日华佛教会是日军在中国建立的众多佛教“宣抚班”之一，规模虽然不大，宣抚工作看似没有特别之处，但因为杭州是东南佛国，佛教信徒尤其众多，日军在杭州日华佛教会的“宣抚”工作，无不折射出日军在江南沦陷区利用佛教“宣抚”的基本内容、主要手段和特征，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二、主动的“宣抚”：杭州日华佛教会的成立
1934年7月，日本民间佛教徒以“中日两国精神亲善、信仰提携为目的”，发起成立日华佛教研究会。被誉为“中国通”的藤井草宣是主要发起人之一。1935年，日华佛教会正式成立，墨禅和谈玄两位法师与中国的高观如、蔡吉堂以及日本的藤井草宣、好杨春辉、稻叶文海等僧人游说中国各地，发起成立“日华佛教会”，“谋求中日亲善”。该年6月初，日华佛教研究会再次派7人访问江南各地，其中在上海7天，在奉化2天，访问雪窦寺，在杭州3天，访问云栖寺、净慈寺和浙江省立图书馆。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日华佛教会虽然已经倾向于谋求中日亲善，为日本的侵华战争服务，但总体上仍然以研究佛教文化为主。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华佛教研究会转变为服务于“中日亲善、提携”的日军“宣抚”机构。据王向远统计，日军在中国设立了12处日华佛教会，分别为南京清真寺为会址的日华佛教联合会、镇江金山寺的日华佛教会镇江分会、扬州愿生寺的日华佛教联合会扬州分会、日华佛教联合会芜湖分会、杭州市外西湖18号的杭州日华佛教会、广东大佛寺的华南佛教协会、海南岛的海南岛佛教协会、北京东城北门仓的世界佛教会联盟本部、北京中南海万善殿的中日佛教会、太原的日华佛教会、张家口的察南日华佛教会和徐州的徐州佛教联盟团。这些日华佛教会中有5个位于江南地区，杭州日华佛教会是其中之一。
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天堂顿成地狱。为有效统治杭州，日军驻杭特务机关利用杭州“东南佛国”的特点，“引诱”杭州一些佛教“头面人物”附逆。“杭州是著名的佛教香火地，寺庙林立……在杭州沦陷之后，有粤籍僧人隆定，便乘时勾结日本东本愿寺僧人，及当地军部，组织杭州日华佛教会……但一切大权，均操于日本僧人之手。”鹤云的回忆文章将“成元”错记为“隆定”，但他关于杭州日华佛教会性质的认定是准确的，即其是日军统治杭州的傀儡机构。
1938年1月15日，杭州日华佛教会在吴山海会寺成立，主持者是成元。《东南日报》称“敌为麻醉信仰佛教之男女，已组织日华佛教会杭州支会，由海会寺僧成元主持。”伪《杭州新报》亦称：“自中日事变以来，成元法师常率领佛徒，作祈祷和平之举。迨友军抵杭，复联络在杭各寺院主持，组织日华佛教会。”有关沦陷初期杭州日华佛教会的演变，铁铮《杭州五月记》有比较详细的记录：
吴山海会寺主持僧成元和尚，于敌军抵杭后，组织“日华佛教会杭州支会”，占鼓楼陈维新经营之浙江流通图书馆为会所，强各寺僧侣为会员，人纳会费一元，倡言凭该会符号，可获安全保障，故居士如王少延辈亦均参加。其初无非借此敛钱。嗣竟与敌军特务机关秦布教师等勾结，扩大组织，改称“杭州日华佛教会”，占里西湖国术馆为会所，出版刊物，其言行等于狂呓，于是僧侣中洁身自好者纷纷退出。成元恐该会瓦解，遂延请日人马木兰为教师，开办日语班，复向特务机关报告，玉泉寺有东南日报寄存报纸及印刷用具多件，请由特务机关派人全数提去，藉资献媚。该项报纸当时由特务机关分给“新浙江日报”及该会各六大筒。至四月初，敌对成元忽有所不满，成元惧，乘间逃沪，遁至香港。后该会“干事长”莲本亦踵至沪，会务停顿月余，直至五月下旬，由敌领明道辉召集大会，始改选隆定为“代理会长”。
从铁铮的记录看，沦陷初期杭州日华佛教会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日华佛教会杭州支会”，杭州海会寺僧人成元利用佛教会敛财，不少僧人和居士被迫入会；第二阶段，成元与杭州特务机关勾结成立“杭州日华佛教会”，杭僧中“洁身自好者”纷纷退出；第三阶段是隆定主持时期，杭州日华佛教会沦为日军“宣抚”机构。日本特务机关资料也证实了这一点，“海会寺主持成元自发组织成立日华佛教研究会，初有会员60余名，其他寺僧持旁观态度。在特务机关指导下，渐渐加入，会员达900多人。”隆定执掌日华佛教会后，“为发展会务，拟将佛教会彻底予以改革，严格限止会员入会，以前订定章则，因不适合现在环境，决定予以撤废，重新拟定”，以使杭州日华佛教会更“适合”日军文化侵略杭州。
日军特务机关非但对杭州日华佛教会的运行进行“指导”，更是“亲身”加入佛教会，控制其发展。据日伪《杭州新报》记载，杭州日华佛教会“为谋健全组织，发展今后会务起见”，邀集在杭州著名寺庙主持40余人，“开会讨论改组会章，重订规则等”。日军杭州特务机关佐佐木、善利、平盛运和杭州“宣抚班”班长闲林，日本僧人大津和尚、若水法师等共同参加改选会议，隆定继任会长，“佐佐木、善利、平盛运、闲林、洪法、却非、明德担任理事，大津、祖勤、月涛、清现、志新、黄承经担任干事，公推诸24人为评议员。”按该报道，出席杭州日华佛教会改选的日本特务、日军代表和日本僧人一共6人，3人当选理事，占全部理事的42.9%；一人担任干事，占全部干事的16.7%；24位评议员中当有最后一位日僧若水。这些数据说明，杭州日华佛教会完全被掌握在日军占领当局手中，充当日军统治杭州的傀儡组织。
此外，为更好地控制杭州佛教产业，杭州日华佛教会强行推行所谓的会员制。据称，杭州日华佛教会改组后，经过该会第二次干事会议议决，“凡杭州各寺庵非本会会员，不得充任主持”；议决前已入会各会员，“均须重行入会，换领会证”，并将此条决议向伪杭州市政府备案。“会员制”的背后是日军特务机关的刺刀，杭州各寺庙庵堂僧尼被迫加入该会。
日军占领杭州后半年左右，鉴于杭州日华佛教会已经成为日军杭州“宣抚”的实际机构，日军将其正式扩充为杭州17个“宣抚班”中的一个，“班长为隆定，庶务主任崔景雅，外班员2人。”改选后的杭州日华佛教会作为日军在杭州的正式“宣抚”机构，不再以吴山海会寺为会址，而是选择风景优美的西湖周边为会址。“该会位于平湖秋月之旁，系有名之哈同花园，风景清幽，湖山在望，临湖建筑，屋舍雅致，树木花草具备，里外圣湖环绕，碧波澄清，空气清新，诚佛地佳境也。”占据风水宝地的杭州日华佛教会，“主要从事街头布教、发行《日华佛教刊》，开设日语学习班，以及临时演讲等”，来实现对杭州市民僧众的“宣抚”。
三、被粉饰的“人道主义”：杭州日华佛教会的“慈善救济”
杭州日华佛教会成立后，宣称“本我佛慈悲之旨，以救济民众为怀”，举办佛学讲习会、难民小学校、难民收容所等社会事业，尤其是难民收容所“救济流离失所之难民，数以千计，厥功甚伟。”可见其将办理日语学校和救济难民作为“慈善救济”的主要内容。前者实际上是日伪“密谋”推行奴化教育的表征，后者则是被粉饰的“人道主义”。
杭州伪市政府所办的补习中等学校明确将“日华亲善、反共产主义、拥护维新政府和复兴治安事业”作为办学宗旨。在“一些人”看来，自从日军侵入杭城，建立统治后，“人民咸感过去生活之痛苦、环境之苦闷”，原因是“中日间之不能亲善所致”。既然日军已经在杭州建立统治，那么“亲善提携，不谋而合”，这些“热心新兴文化之绅耆硕彦暨公私团体”遂将“沟通中日文化为当前唯一任务”，“俾携手迈进于东亚和平之途”，设立日语学校多所。
杭州日华佛教会是杭州沦陷后较早开设日语培训班的机构。1938年2月25日，该会“谋日华亲喜，故成立促进班，开始讲授日语。”2月28日，杭州日华佛教研究会开第六次干事会议，“为应会员之要求”，在仙林桥仙林寺原址，“添设一班”，以资普及日语。日军“宣抚班热心为民众认识日语起见，担任义务教授”。这个由日华佛教会开办的仙林寺日语培训班，第一期定于3月2日正式开学，僧道会员学费每月5角，其他人每月7角，第二期参加学习则减收学费。3月8日，杭州日华佛教会开办的另一个培训班“西湖国术讲习班”举行开学典礼，“由交际班长西野先生、隆定法师担任教师”，招收学生20余名，星期二至星期六“每日下午一时至二时半授课，如愿学习者，可随时插班。”
如此，到1938年5月初，杭州日华佛教会先后设立了3个日语训练班，分别为：日语促进班，教授隆定，每日授课一小时，教材为新撰日语课本，学生30人，地址里西湖国术馆内；日语速成班，主持者西野、成元，教授马木兰女士，每日授课一小时半，教材专重于会话，学生40名，修业期三个月，地址鼓楼；日语速成班，主持者普口透禅等，教授隆定，每日授课一小时半，教材为简易日本语读本，学生40人，修业期三个月，地址仙林寺内。1939年7月底，杭州日华佛教会又创办一所日语学校，招收学生40余人，聘日语精通者担任教员，课程方面“日语与文法兼重”，以便学生毕业后“非但能记日语，且能写流畅之日文。”
日军为更好达到“宣抚”目的，利用儿童的可塑性，大力推行亲日教育、日语教育，甚至选派儿童赴日留学。1939年10月，杭州特务机关奉日军特务机关本部命令，“为谋造就建设新中国之中坚人才，促进中日人士永久亲善起见”，集中沦陷区的孤儿赴日“留学”。长崎佛教联合会负责供给膳食费用，由小学教育开始，至中学教育为止，其目的“俾学成归国，服务乡里，以建立新东亚。”最后，5名儿童被杭州日华佛教会选送赴日“留学”。
杭州日华佛教会除了推行日语培训等奴化教育措施外，还“积极”筹办慈善事业，藉口宣扬大乘佛教慈悲救世精神，消弭杭州民众抵抗暴日之统治。例如，杭州市伪政府成立后，国际红字十会杭州分会和国际红卍会的难民救济机构被相继解散，“惟玛瑙寺收容所，以所收都无家可归之难民，共达900余人，遣送无方，出外谋生，又感困难，故继续收容”。由于玛瑙寺之前的经费，大都依靠国际红字十会和国际红卍会承担，伪政府接管后，两会停止经费资助，玛瑙寺“以经费困难，无力为继”。杭州日华佛教会在“特务机关诸先生热忱指导”下，“为积极入世主张服务社会起见”，接收玛瑙寺难民收容所，“以海会寺为孤儿院、玉泉寺为养老院、净寺为难民所”，分派僧人，实行服务。
对于杭州日华佛教会的难民救济成效，隆定宣称“本会为实现大乘救世之精神”，从1940年8月初，“征得前杭州特务机关长狄原先生、故何市长之协助”，在杭州南山净慈寺内创设难民收容所，分为难民小学、难民生产所、难民托儿所和难民诊疗所4部，“收容难民一千余人”。到1941年3月底，杭州日华佛教会难民收容所解散，其中难民诊疗所内的难民遣送还乡或送至杭州各工厂；难儿迁移至吴山海会寺，当时该寺收容老弱及孤儿各百余人。后来在玉泉寺设立养老院，将孤儿院迁回杭州日华佛教会。日伪《杭州新报》记者则宣称杭州日华佛教联合会“为中日宗教合作团体，办理慈善事业，造福市民”，据他观察，日华佛教会“收养老人80余，留养孤儿60余人，年龄以八九岁占8/10，内有女孩5人”。这些难孩都是抗战爆发后与父母失散的小孩。日华佛教会聘小学教员2人、保姆3人，“管理孤儿食宿衣服事宜”，其中年纪较大的孤儿，负责“一切洒扫之责”。无论是隆定的自我陈述还是伪记者的采访实录，都证明杭州日华佛教会确实设有孤儿院等救济机构，但其救济是否如他们所自证的，是“卓有成效”的“慈善活动”呢？答案是否定的。大量史实证明，杭州日华佛教会的救济均属于临时救济，是被粉饰的“人道主义”，该会稍遇困难，就将这些救济机构“解散”，将需要救济的难民“遣送”或者强迫难民劳动，以维持运行。
如1939年3月，值春茶采摘时节，杭州日华佛教会借口“农作春忙之期，正茶叶大旺之际，苟能从事收采，则重整家业，并不为难”，将其收容之杭县所属各村之难民约90家350名难民，强行解散，“各赴原处，从事生产。”再如，杭州日华佛教会藉口办理经费不足，将部分难民“遣送”入伪省区救济院。据伪省区救济院管理员骆文清、沈少兰呈文：“日华佛教会前所收之难民行将解散，但未能悉数得有安全之所。兹查有男女170余名无处容身，拟拨入养老、废两部容纳，以救民生。所有房屋及器用物件等均已设备，在此时期该男女老人等进所，自应一并移转，俾省经费而免购置。”从骆文清、沈少兰的呈文标题可知，从杭州日华佛教会遣送来的170余名难民，全无家当，锅碗瓢盆、衣食住行各种生活必需品皆无。1940年浙江省区救济院再次接受杭州日华佛教会转来的年老男女难民21名，杭州日华佛教会提供的家当为“破旧小床架6副、破旧小床棕棚6张。”此外，杭州日华佛教会藉口经费不足，“想方设法”套取“救济”经费或剥削难民。据《杭州新报》记载，杭州日华佛教会“因会址有其他备用，一时难以容纳”，将原留养老人一百五六十人“移送普济院留养”。而省区救济院已有老弱残废600余人，“再加收容，寝处虽无问题，费用殊感不敷”，因此特向伪民政厅请求“追加养老所经费预算”，“以资维持老人生命。”等到费用下拨，却挪作他用。此外，杭州日华佛教会从所收容人员中挑选“年青及尚能工作妇女”，教授她们“织袜、制鞋、刺绣、草鞋等轻手工业”，以避免其“坐食无所事”，产品售卖所得全部归日华佛教会所有。
上述现象表明，杭州日华佛教会为“稳定”日军占领后杭州的混乱局面，出于“宣抚”目的，的确举办了难民“救济”等“慈善”活动，但其慈善救济机构并非常设，办理经费不足、粮食短缺、各类生活设施不全，难民生活难以为继，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杭州日华佛教会的假救济面目，换句话说，杭州日华佛教会空有救济之名却无多少救济之实。日军之所以利用杭州日华佛教会办理此类“慈善”救济，除了“宣抚”，还为了粉饰太平，制造其与当时在杭州城里的国际救济委员会一样救济“难民”的假象。对此问题，笔者将另文专论。
四、被掩饰的“民族主义”：大乘佛教教义的再造
1938年8月初举行的“宗派对华布教协议会”上，日本文部省宗教局向各教派代表提出“布教使的工作应该是抓住一切机会，使之(华人)充分理解日本对中国的意图、此次事变的由来、中国将来应该前进的道路、日本文化和东洋文化的本质等”，明确将对华布教方针修订为“只针对华人布教”。按此方针，在杭州的日华佛教会和驻杭日军欲利用大乘佛教“布教”以推行奴化侵略。总体而言，杭州日华佛教会采取的“布教”途径是感化布教、佛教讲习会和“普利法会”。
1938年4月开始，杭州日华佛教会在特务机关指导下，“为宣扬日华亲善，阐发佛学”，创办《杭州日华佛教刊》，专门理论佛法，“使日华有其亲善途径，而谋东亚永久和平”。杂志出版后，日华佛教会开始街头布教，“由寿来、心光二布教师担任”，自4月1日起，每隔日在室内外各地布教。从5月份开始，杭州日华佛教会开始向难民和罪犯宣教。据日华佛教会致日伪杭州警察厅公函：杭州日华佛教会于4月1日“奉军特务机关训令，施行布教工作”。此外，“为普及感化计”，日华佛教会对看守所人犯及狱犯布教，“使该犯聆悟善恶因果，改正心地光明，安心悔非，启发良知，待其出狱，必可受佛化感育之效，不致再趋歧途等由。”日伪杭州市警察局批准了这项请求，佛教会开始向罪犯等宣教。
除了直接的感化宣教外，杭州日华佛教会“宣教”的重要手段是成立“佛教讲习会”。据称，日华佛教会在杭州特务机关援助下，成立佛教讲习会，以“造就僧侣人材，阐扬大乘佛教”。该讲习会聘请杭州特务机关“闲林、小柳”及隆定法师担任教习，定7月1日上午九时举行开学典礼。
及至7月1日，杭州日华佛教研究会夏季佛教讲习会开幕，日军驻杭州特务机关长狄原、小柳、闲林、善利、大久保部绀野大尉、军报道班仓岛等百余人参加。特务机关长狄原宣称：杭州作为“战线之第一线”的城市，还能得着研究佛教，“实称幸甚，是应当欢喜的”，要求“奋励努力，体得佛的真意，应尽为救世、为救人”，使杭州成为“救世中国、佛教重兴”的佛都。言里言外要求中国人埋头研究佛法，放弃抵抗。7月5日《杭州新报》刊登的杭州日华佛教会新闻报道称：
杭州多丛林庙宇，向有佛地之称。是以日军抵杭，因宗教信仰一致，乃有日华佛教会之组织，联络感情，以示亲善。惟日本之信仰佛教，以积极的入世为宗旨，不若杭州之僧众，以消极出世为目标，专事悠闲岁月，与世无争，一尘不染，四大皆空，其于社会事业，更漠然置之，不闻不问。日华佛教会有鉴及此，特以日本佛教之特点，即积极入世的主张，实施指导，庶杭州所有僧众，咸明白日华佛教会发起讲习会，俾使实施指导，以抵于成，自筹备以来，一切均已就绪，并于7月1日起开始讲习。
杭州日华佛教会宣讲大乘佛教，目的何在？学圣应日本侵略当局秋叶宪太郎邀请，在杭州广播电台发表《社会与佛法》演讲，试图曲解大乘佛教救世救人佛理，误导杭州市民，为日军在杭州的奴化统治粉饰“和平”。他说，整个完美的大乘佛法，既能建立伟大的强国，养成优美的人格，增长群众的美德，当然有救济社会的能力。菩萨既以清净高洁的人格、宽广无边的心量，做慈悲救苦的事业，“故不以国界成隔阻，不以他族起歧视”，菩萨永远“以同体大悲的美德”，普济众生，令众生享受菩提法乐的景福，“由迷流离苦而怀庆喜”，这是大乘“因地修学的四量心行”，也是大乘佛教“真胜义谛”。因此，“凡我同胞，人人都有应尽挽救‘人类互杀自灭’的义务，最好个个都抱菩萨心量，站在同体慈悲的佛教信仰上来谋共存共荣相亲相爱的幸福，使人类社会都受到佛慈领导下的‘和平’富乐，转令佛教也增长其领导‘和平’的救世精神。”按照学圣的观点，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始有大乘佛教兴盛中华，并外传至朝鲜、日本，“而日本又进一步的精细研究和发扬，更使大乘佛法放出赫奕的光辉来”，可谓大乘佛教在东亚的正朔。故杭州日华佛教会的成立及其使命，就是要用日本的大乘佛教“感化”杭州民众以“共荣”。
杭州日华佛教会创办的《晨钟》杂志在其《创刊宣言》中开明宗义宣称：“我们这些被困于文化线内的僧伽们，站在这晨钟破晓的微曦中，将怎样来迎合这个伟大的时期，把大乘佛教之救世精神，拌和到社会里去，使其光耀人寰？！”杭州日华佛教会会长隆定在一次广播演讲中要求佛教会所属各寺院主持“以符佛教度生之宗旨，救世之精神，认清时代之需要”，尽量举办公益慈善事业。他提出“联络中日两国佛教徒，互相提携、共策前行，互相交换智慧”，兴盛佛教。他希望中国佛教界“应知自身今日使命，舍弃小乘的见解，实行大乘的宏誓”，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宗旨实现“共荣”的大乘佛教教义。
日方对其利用杭州日华佛教会从事奴化统治的事实供认不讳。日军驻杭州土桥部队随军僧人若水禺善明确指出，杭州日华佛教会创办《晨钟》杂志的意义是“启蒙共荣”。他说卢沟桥事变以来，“依据日本前首相近卫之声明，可知日本完全尊重中国的主权，对中绝没有领土及赔款之要求”，日军的目的“专在谋求中日两国互与融合合作和建设东亚新秩序”，所以“两国民众，此时必须消除过去的一切旧怨，认定这共同的新方针努力。”大乘佛教教义提倡“共荣”，僧人应运用此教义服务所谓的“新秩序”。
侵华日军利用佛教奴役中国民众的一个显例是组织日华佛教会为侵华日军举行“招魂”法会。1939年5月，日本兴亚佛教会军衔为少将的日僧牧次郎率领日僧5人来杭州举行“招魂”法会，杭州日华佛教会“特参加协助”，延聘高僧念经。5月9日在净慈寺举行“招魂”法会上，日僧牧次郎和大春桂严分别演讲，迷惑杭州民众和僧侣。牧次郎称此次招魂法会上将要供奉一大一小两个牌位，大的代表“各地的中日阵亡将士”总位，将带回日本“作东亚和平的结晶品”；小的牌位留在杭州作“东亚和平代表”。他辩称此次“战事”，是“打倒蒋政权”，是“圣战达到东亚和平”，是“黄种和白种的战”，故“希望留作纪念的小牌位，开和平之花，结和平之果。”牧次郎作为侵华日军少将和日僧，他的演讲词，偷换概念，将日本侵略中国说成“种族战争、民族战争”；将侵华日军打扮成帮助中国抵御“白种人”的“友军”；将日本侵略中国装扮成“以战止战”的“圣战”，否认日本侵华本质。
大春演讲的逻辑与牧次郎完全一致。他说杭州是佛法中心，印度和日本的和尚，都到杭州来受教。日本佛教从中国传去，所以日本佛教与中国无二样。中国和日本，“同文同种，称兄弟之邦”，我们的理想，最好是“兄弟提携，实现东亚和平；中日亲善，到极乐世界。”现在发起追悼，“以安幽魂，而得超生极乐世界”。他“希望青年中国僧众起来，把中国佛教改革，抱自治人的宗旨，去实现中国伟大新佛教，替社会服务。”同样，日僧大春以杭州和日本佛教同宗消解日本侵略杭州的事实，引诱杭州民众、杭州僧侣放弃抵抗，为日本侵略杭州服务。
此后，类似的法会经常举办。1939年8月9日至29日，杭州日华佛教会再次主办旨在为侵华日军“招魂”的普利法会，日伪《杭州新报》称“杭州中日各机关长官，为祈祷东亚和平，追悼阵亡将士，超度被难民众，特发起举办普利法会，委由日华佛教会主办”，“每日上午七时起至下午五点，在昭庆寺诵经祈愿和平”，是日军企图用佛教掩盖其侵略罪行的“法会”。该会“本佛家慈悲宗旨，拟组织祈祷和平会，集中外信徒于一堂，诵经祈祷，希望和平早日实现，东亚永久安定。”作为主办方，杭州日华佛教会“积极”配合，反复诱惑杭州民众，甚至是小学生，前往“参拜”，亦多次邀请日军特务机关、杭州士绅等前往“参拜”。在杭州日华佛教会举办的这些佛教法会，同样被日军利用为掩饰其“民族主义”的工具。在最后一日举行的所谓“慰灵祭”上，日军驻杭州土桥部队长颠倒黑白，叫嚣“日本帝国为图东亚永久之安定，夙昔正义与信义，努力兴亚建设之圣业。然蒋政权误解邻邦互助于东亚之真义，遂致惹起今日之事态，使中国化为焦土，两国间造成无数可贵的牺牲者，抚心自问，实不胜哀悼之至。”侵略者公开否认侵略行径，将自己打扮成中国的救星，用心极其险恶。
五、 结论：杭州日华佛教会“宣抚”真相
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明在《秩序的沦陷》一书中说：中国人在编写抗战历史时，“道德标准总是不容质疑的”。而他的方法是“抛开上层的意识形态……向下审视占领区大多数基层政府的情况”，“把更多的关注放在个人做出选择的历史情境中”，“用这种方法书写的历史是这样的：入侵者有时也是具有一定同情心的官员，招收一些同样具有同情心的地方头面人物，他们一起工作，试图修复因战争而造成的损害。”卜正民称如此研究沦陷区历史，能够发现被“民族主义、派系斗争、人道主义和道德评判”遮蔽的“历史真相”。
本文以杭州日华佛教会为个案，采取与卜正民基本相同的视角和方法，即关注沦陷初期杭州城内的“地方头面僧侣”及其“作出个人选择的历史情境”。但是，我不能同意卜正民的结论，尤其不能同意沦陷区“合作”问题的“历史真相”被“道德评判、民族主义和人道主义”所遮蔽的观点。理由有二：
第一，由本文前述论证可知，杭州日华佛教会的成立、成元和隆定的佛法宣讲、难民救济、日语培训等等，都无法离开“道德评判、民族主义和人道主义”这三个“个人作出选择时的历史情境”。杭州日华佛教会的“历史情境”有数层，本文采用日伪创设的《新浙江日报》《杭州新报》和杭州日华佛教会创办的《晨钟》杂志来建构一个日伪宣传中的“杭州日华佛教会”。首先，从道德评判角度看，无论是《新浙江日报》《杭州新报》还是《晨钟》，都存在一个“道德评判”的前提，即日本驻杭州特务机关、宣抚班和日僧的“提携”都是在帮助杭州民众“反共和共荣”；其次，从民族主义角度看，在上述机构资助、扶植下的杭州日华佛教会，倡导“亲善和共荣”，其中自然包含着“大东亚”的民族主义；最后，从人道主义角度看，杭州日华佛教会也有难民救济，也搞慈善活动。这些从对手方角度考察的“道德评判、民族主义和人道主义”显而易见，却被卜正民的“叙述”所“遮蔽”。
第二，卜正民的“叙述”之所以“遮蔽”了“合作”研究中的“道德评判、民族主义和人道主义”，是因为他所采取的“既非中国人亦非日本人”的第三方立场错过了“对手方互换立场基础上的叙述”，也就无法关照到“中国人”立场的“叙述”所特别强调的“合作”研究也要“发现合作背后的故事”，即“合作”的“道德评判、民族主义和人道主义”。同样是第一点中的三条，无论是道德评判角度日华佛教会的“提携、反共和共荣”，还是民族主义角度日华佛教会用大乘教义宣扬的“大东亚和平共荣”，还是人道主义角度日华佛教会的慈善与救济，都是为了“宣抚”。
那么，“宣抚”是什么？杭州维持会代表叶文俊称：“日华两国民族，皆宗佛教，而杭州尤为佛国胜地。今获大日本军队之保证，得免……摧残，实为佛地称幸，希望日华佛教会同人，努力进行，使佛法慈悲，永享和平幸福。”随军日僧若水禺善称杭州日华佛教会会长隆定法师“创办孤儿院、养老院、诊疗所、生产所等，具有卓著之成绩，而尤对于杭地千古佛教圣地之保护，其功德更为无量。”本愿寺称“向占领区民众宣扬帝国之理想，纠正其过去错误的对日观念，使彼等民众成为帝国最佳合作者，此项宣抚工作乃是完成此次出师目的之最重要的问题。”可见，“宣抚”是利用大乘佛教教义和措施消弭沦陷区民众的民族认同和抵抗思想。
因此，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无论是当事者还是第三方，在今天研究“宣抚”、研究“合作”、研究沦陷区“地方头面人物”或“小人物”的“作出选择的历史情境”，都无法离开“道德评判、民族主义和人道主义”这三把尺子。
① 2000年前欧美学者的相关研究，参见王克文：《欧美学者对抗战时期中国沦陷区的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最近关于沦陷区和伪政权研究的学术综述，参见张同乐等：《抗战时期的沦陷区和伪政权》，载张宪文、张玉法主编：《中华民国专题史》第12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40页。最近的相关成果有，〔加拿大〕卜正民：《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潘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萧邦奇：《苦海求生：抗战时期的中国难民》，易丙兰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徐旭阳：《灾难·屈辱·倒退和抗争:抗日战争时期湖北沦陷区历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堀井弘一郎, 木田隆文編：《戦時上海グレーゾーン :溶融する「抵抗」と「協力」》，東京: 勉誠出版，2017年；巫仁恕：《劫后“天堂”：抗战沦陷后的苏州城市生活》，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7年。
② 曹立前：《近代中国关于日本佛教在华传教权的争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孟国祥：《日本利用宗教侵华之剖析》，《民国档案》1996年第1期；Timothy Brook,“ Toward Independence: Christianity in China und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1937-1945”, in Daniel H. Bays. ed., Christianity in China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忻平：《日本佛教的战争责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宁波：《中日战争时期的日本佛教——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帮凶》，《博物馆研究》2006年第4期；野世英水：《真宗派的战时随军布教》，《东北沦陷史研究》1999年第4期；野世英水：《日本宗教的战争责任》，载《东北沦陷史研究》2000年第3期；小川原正道：《近代日本の戦争と宗教》，講談社，2010年；寺戸尚隆：《日本の仏教界による“満州国”宣撫工作》，《龍谷論壇》138号，2013年12月；新野和暢：《皇道仏教と大陸布教：十五年戦争期の宗教と国家》，社会評論社，2014年；松谷曄介：《日中戦争期における中国占領地域に対する日本の宗教政策——中支宗教大同連盟をめくる諸問題》，《社会システム研究》第26号，2013年3月；坂井田、夕起子：《「支那通」僧侶·藤井草宣と日中戦争》，《桃山学院大学キリスト教論集》第52号，桃山学院大学総合研究所，2017年，第19-53页。
③ 尘空：《敌伪在杭州利用佛教的几点情况》，《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1963年，第127-129页；周章森：《日本在侵华期间对浙江沦陷区的奴化教育》，《浙江学刊》1997年第1期；陈永忠：《论日伪对浙江的文化侵略》，《浙江学刊》2015年第4期。
④ 曹立前：《近代中国关于日本佛教在华传教权的争夺》，第71页。
⑤忻平：《日本佛教的战争责任研究》，第74、80页。
⑥ 日華仏教研究会：《日华佛教研究会缘起序》，1934年7月，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675300.
⑦野世英水：《真宗派的战时随军布教》，第54、58页。
⑧ 《蘇州ニ於ケル日本人宗教ニ関スル件》，《各国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関係雑件》第5巻，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254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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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6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0)06-0181-10
〔作者简介〕周东华，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省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浙江杭州 311121。
(责任编辑：许丽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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