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视域下的创伤小说
现代主义视域下的创伤小说梅 丽
〔摘要〕 现代小说产生的一个重要契机，是表现日常的、普通存在的创伤，现代主义小说中的写作手法不仅具有单纯的美学性，同时也被理解为现代时期的创伤后遗症。通过追溯创伤的理论渊源、早期创伤小说的发展和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创伤的概念在现代时期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同时，现代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和人际关系的变化使得创伤与现代性之间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创伤作为对现代性回应的基本要素，在现代主义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弗吉尼亚·伍尔夫、詹姆斯·乔伊斯和D·H·劳伦斯的作品中，以不同方式得到了展演，使现代主义创伤小说成为见证痛苦、审视暴力、反思伦理的有效途径；而超越现代主义创伤小说的写作范式，则成为当代创伤小说的挑战和任务。
〔关键词〕 创伤；现代主义；创伤小说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在其散文名篇《贝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Mr. Bennett and Mrs. Brown”，1924)中写道： “在1910年12月的当时或前后……人性发生了变化。”①现代小说对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文学传统的彻底背离，就是这一大胆论断的明证。新思想和新技术的出现，将现代与维多利亚时代区分开来，同时也是促进人性转变的重要原因。为了与传统文学划清界限，现代主义作者在体裁上采用了被诸多学者视为能够代表该时期特点的创作手法，例如意识流、印象主义、非线性的情节设置，忽视情节、脱离时间顺序、重复，以及“顿悟”(epiphany)等手法。
现代主义手法不仅具有单纯的美学性，而且可以被理解为现代时期的动荡与混乱造成的创伤后遗症。思想的巨变引发了危机意识，其暴露的不仅是个体的创伤，也是现代的乱象引发的一种更具普遍性的创伤。创伤常被视为对现代性的回应及其基本要素。马克·斯尔泽(Mark Seltzer)指出，“对现代性的理解必须置于创伤的符号意义之下……现代主题与心理冲击和创伤是不容分割的。”②本文通过追溯创伤的概念渊源、创伤在现代主义之前的文学作品中的呈现，进而探讨创伤与现代性的本质联系，分析创伤在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不同展演，从创伤这一角度揭示现代主义小说所具有的见证痛苦、审视暴力、反思伦理的特点和功效，并揭示现代主义之后的当代创伤小说面临的挑战和任务。
一、创伤概念的源流和早期创伤文学
创伤的英文单词是Trauma，词源可以追溯到希腊语τρυμα一词，本意是人遭受的外部物理性损伤。到16世纪中期，创伤出现在医学文献中，指的是身体创伤。大约在19世纪中叶，尽管创伤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看成是一种物理性创伤，但是身体损伤不再被认为是创伤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内部创伤的概念开始出现。
从文学对创伤的表现来看，在现代医学建立之前，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想象，以反复出现的心灵遭受创伤的小说人物形象，将创伤的概念与身体伤害分离开来，展示了精神创伤概念的早期形象，即精神创伤与外部可见的创伤痕迹脱节的过程。强调精神创伤的“伤害”(wound)一词在许多浪漫主义创伤叙事中都有所体现，包括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女人的错》(The Wrongs of Woman，1798)和《玛丽》(Mary，1788)，玛丽·海斯(Mary Hays)的《爱玛·考特尼回忆录》(Memoirs of Emma Courtney，1796)，威廉姆·戈德温(William Godwin)的《圣·莱昂》(St Leon，1799)、《弗利伍德》(Fleetwood，1805)和《曼德维尔》(Mandeville，1817)，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1818)、《玛蒂尔达》(Mathilda，1819)和《最后一个人》(The Last Man，1826)等。
精神创伤的概念在浪漫主义时期呈现较多，与精神病学领域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有关。尽管自古希腊时代以来，医生们就忙于照顾精神病患者，编写了相关手册，“但并没有一群医生以共同的身份意识致力于这门学科”③，因此在18世纪末之前，不存在精神病学这一独立学科。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疯癫与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1961)中指出：“在古典主义看来，疯狂的最终形式，是人与其动物性之间的关联，没有其他参照，没有任何解救的办法……在这个极端点上，疯狂与医学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少，也无法得到纠正。不受束缚的动物性只能通过训练和残忍的方式来控制。”④
安德鲁·斯卡尔(Andrew Scull)认为，在17世纪和18世纪关于精神错乱的论述中，普遍的观点是“疯子失去了他的理性和人性的本质，也失去了他作为一个人被对待的权利。”⑤精神错乱在18世纪晚期才成为一个医学问题，精神病学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才得以制度化的原因，是这个时代对人类精神和心理的病理形式产生了新的强烈兴趣，从而使其在根本上被重新概念化。
可以看出，在浪漫主义时代，疯子的本体论地位才从动物性转向人性；在这一转变之后，这个疯子“本质上仍然是一个人；他虽然缺乏自我约束和秩序，却拥有人的一切本质。”⑥摆脱了动物性的概念，精神障碍被重新定义为可治疗和治愈的，心理医生开始致力于不断发展的治疗项目。从古典主义者到浪漫主义者对疯狂的看法的转变，引发了对理智和疯狂之间更为灵活的界限的转变，使得创伤小说可以更为广泛地描述创伤经历导致的心灵伤害和精神症状。
20世纪心理学研究的两个分支——精神分析和实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极大地促进了创伤小说的发展。精神分析学家调查个人生活史，研究的重点是个人记忆，而实验心理学家调查人类的普遍心智运作过程，主要关注的是认知结构的存在性和普遍性，寻求的是基本结构、共性以及对人性至关重要的心智能力。
精神分析对个人创伤记忆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是“分析过去如何被带入现在的两种不同方式，即潜意识的展演(acting out)和记忆。”⑦在潜意识的展演中，主体受到无意识愿望和幻想的控制，以直觉的方式将其释放出来。由于他们并不理解或不愿承认这些意识的起源，因而会强迫性地重复这些意识。潜意识展演通常具有强迫性症状，往往采取针对他人或针对自己的攻击性行为。在这种重复性冲动的支配下，创伤主体刻意将自己置于痛苦的境地，以这种方式重复过去的经历。但是在这种强迫性重复中，他们会忘记自己当前行为的原型和根源是什么；相反，他们认为使其陷入当下状态的原因，是完全由当时的环境决定的。可以看出，在他们身上，重复的冲动已经取代了记忆的能力。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其《记忆，重复，与完成》(“Remembering, Repeating and Working Through”，1914)一文中分析了这种状况，并主要从分析者和被分析者之间的关系引入了移情(transference)这个话题。他将移情描述为“抑制病人重复冲动并将其转化为记忆动机的主要工具”。⑧移情构成了一个类似“游戏场”的东西，在其中，病人重复的冲动“被允许在几乎完全自由的状态下扩展”，建立了“疾病和现实生活之间的一个中间领域，通过它从一个领域过渡到另一个领域。”⑨这一中间领域在很大程度上由叙述性活动组成，即创伤经历者讲述他们的过去。但是，他们在讲述过程中会努力维持一种特殊的叙事不连续性，主要体现为屏蔽部分历史事实。精神分析对话的目的，就是要揭示和抛弃这种根本的不连续性。为了达到这种目的，精神分析必须在一种特殊的时间循环中工作: 分析者和被分析者从叙述内容的现在开始，向过去回溯，以便重建对过去的连贯叙述；与此同时，从过去的讲述中向前推进，以重建对现在的理解。因此，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对分析者提出了一条操作法则：当被分析者执泥于现在的时候，要将他的注意力转向过去；而当被分析者执泥于过去的时候，又让他寻找现在的材料。换句话说，一组叙述被用来产生关于另一组叙述的问题。那么，记忆就不再是回忆孤立的事件，而是在特定叙述的任务中，将孤立或陌生的现象整合成一个统一的过程，形成有意义的叙事序列。⑩从这个意义上说，精神分析设定了重建个人生活史的任务。精神分析领域的这些成果，被作家广泛借鉴到小说创作中，小说对人物心理矛盾性的展示，以及小说事件在时间轴线上的穿插跳跃，成为界定和重塑创伤人物的个人身份的必要手段。
随着20世纪心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实验心理学家对认知记忆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他们寻求对大脑和感觉器官的基本理解机制，大脑和感觉器官被视为一个能够选择、组织、存储和检索信息的系统，其核心概念是将记忆看作编码的过程。实验结果表明，完全针对某一具体事件的回忆并不多见。记忆并不是一个复制过去的问题，而是一个结构的问题；它是一种模式的构造，一种编码，它使人们能够辨别，并因此能够回忆。20世纪30年代，英国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C.巴特莱特(Frederic Charles Bartlett)奠定了语义编码模式的基础，指出记忆是一个构造过程。实验心理学家们经过大量的研究，总结了记忆编码的三个主要方面：语义代码、言语代码和视觉代码。语义代码是主导维度，就像图书馆的代码一样，是按主题分层组织的，并根据对世界的整体看法和其中的逻辑关系集成到一个系统中。言语代码是第二个维度；它包含所有的信息和程序，使得口头表达得以实现。视觉代码是第三维度，那些比较容易翻译成图像的具体项目比抽象的事物，要好保留得多，因为这些具体事物在视觉编码和语言表达方面经过了双重编码的过程。实验心理学家用这种编码过程来解释记忆为何有时是失败或失效的，这种记忆编码的过程不仅适用于病理性遗忘，也适用于对于创伤性事件的遗忘。
同时，认知心理学家们在实验过程中发现，哪怕他们严格地设定实验的情景，尽可能地清空特定的文化内容，不同文化中人们的记忆依然表现出了不同的倾向和特征，呈现出不同的心理地图。语义代码是整个记忆运作的关键，是童年时期获得的心理地图，它是一个集体共享的代码。因此，来自截然不同文化的证人对同一事件的记忆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差异，特别是在对复杂事件的回忆上更是如此。这一点在创伤小说中得到了广泛的呈现，不同团体、种族、性别、阶级的创伤回忆之间的冲突及其导致的心理影响和后果，成为20世纪创伤小说探索的重要主题。
二、创伤的现代性本质
随着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在19世纪的加速变化，创伤常被视为对现代性的回应及其基本要素。现代性的开端可大致回溯到18世纪开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并与传统社会关系的反叛式变革相伴而生。传统社会中的乡村地区的固化地域空间、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地域传统，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被一种由个体向共同的、民族的、进而是国际化的空间过渡的新转向所颠覆，个体则“脱节”于周期性的仪式和传统。同时，地域化的时间节奏也被一种制约着劳动时间、协调着国家经济和交通的标准时间所取代。在这个进程中，城市是现代性的典型标志。例如在19世纪后期，城市已经吸纳了英国的大部分人口，推动这个农耕民族转型为城市化国家。在这些脱离自然环境的、蔓生的、人造的地域中，人们长期处于城市环境下导致的过度刺激和精疲力竭的情况引发了关注和讨论。在脱离了自然环境的、蔓生的、人造的地域中，人们长期处于城市环境下导致的过度刺激和精疲力竭的情况引发了关注和讨论。“新机器的产生使生活变得更复杂，随着廉价的电报、贝尔和爱迪生的各项发明、海底电缆、晚报的出现，焦虑和不安从四面八方不断涌来；郊区在扩张，骚动在蔓延，地铁、电车、自行车已不可计数。”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描述19世纪世界中心的巴黎时，将巴黎视为一座充斥着创伤的城市，明确地将都市体验归结为“一连串的震撼和冲突”，认为交通、广告、电话、电影和群体“使人类的本能经受了一种复杂的规训”，其产生的压倒性力量，事实上催生了新的城市身份。现代性本质上的矛盾性——进步与毁灭，自由与规制，个人化与大众化——也许最具体化地体现在科技领域。科技可以被看作是包容了现代化自由工具的容器，但同时对人们的能动性和自我决定权产生了暴力性的侵犯，因此常常是创伤的根源。学界普遍认为现代创伤观念的产生，即与19世纪60年代铁路的快速发展有着不容割裂的联系。由于铁路事故频发，受伤乘客在受伤后不仅遭受身体伤害，还表现出精神症状，铁路运营公司和受伤乘客之间就精神创伤的赔偿问题产生纠纷，这些问题集中反映在工业革命早期的医学和法律领域。“铁路症候群”成为第一个广受争议的现代创伤理论，许多研究者试图从生理和心理这两个对立的角度对其病理进行解释。
火车事故的受害者所遭遇的剧烈精神冲击，即“休克”(shock)，成为包括弗洛伊德在内的创伤研究者所关注的一个重要内容。柏林神经病学家保罗·奥本海姆(Paul Oppenheim)把这种造成大脑内在机能改变的现象称之为“创伤性神经症”(traumatic neurosis)。法国医生J.M.夏科特(J.M. Charcot)和他的学生皮埃尔·简力特(Pierre Janet)进一步将创伤和心理机能联系起来。他们分析了歇斯底里症(hysteria)的表现及其应对方法——催眠(hypnosis)，对约瑟夫·布鲁尔(Josef Breuer)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后来布鲁尔和弗洛伊德开始利用催眠来研究患有歇斯底里症的病人，发表了《歇斯底里研究》(Studies in Hysteria,1895)一书。在书中，布鲁尔和弗洛伊德认为歇斯底里的症状是创伤产生的结果。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从心理学和精神分析角度对创伤展开了深入研究，奠定了创伤诗学发展的心理学基础。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战争创伤”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炮弹休克”(“shell shock”)这种病症，如果以机械力量的作用导致神经系统的器质性损伤为理论基础，就无法完全解释这种病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士兵出现了战争神经官能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越南战争使这一现象更为突出，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美国人精神病学协会于1980年将这种“长期以来被公认但经常被忽视的现象”定义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缩写形式为PTSD)。在20世纪90年代，创伤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得到空前发展。朱迪斯·赫尔曼(Judith Herman)的《创伤与复原》(Trauma and Recovery,1992)、凯茜·卡鲁斯的(Cathy Caruth)《无法言说的经历：创伤、叙事和历史》(Unclaimed Experience:Trauma,Narrative,and History,1996)和卡利·塔尔(Kali Tal)的《受伤的世界：阅读创伤文献》(World of Hurt,Reading the Literatures of Trauma,1996)相继出版，此后，创伤研究的相关专著不断涌现，创伤在文学批评领域成为显学。
随着经济的发展，近年来人们对居住环境品质要求越来越高，对空调的功能有更多的要求。空调输送出来的气体会造成室内的空气流动，流动的空气会加快水分的蒸发，如果长时间使用空调会使得室内很快变得干燥，使得人们在室内产生不适感，干燥的环境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探索创新空调迫在眉睫。
关于创伤诗学和现代创伤文学之间的关系，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 Hartman)在“论创伤知识与文学研究”(“On Traumatic Knowledge and Literary Studies”, 1995)一文中进行了阐述。他将创伤理论研究者比喻成“虚拟社区的探险家”，而创伤理论是“一种关注词语与创伤的关系，借助文学帮助人们去阅读创伤的理论”，并且“受到文学实践的强烈影响”。他认为创伤理论由两种冲突的元素构成，即创伤事件本身以及创伤事件的记忆，并指出“从诗学层面来说， 与这两种认知方式相对应的，就是字面的(literal)维度与想象的(figurative)维度。”同时，在文学的想象之中，“字面的东西不会被抹除，反而会被加强”。创伤研究引起人们重视的关键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它对战争和种族灭绝等暴力行为的强调，更在于它唤起了人们对日常生活和普通事件中的暴力行为的关注。哈特曼以一系列现代小说为例，说明创伤与现代小说之间的本质联系：“我怀疑没有这种对普通事物的‘进攻’，现代小说可能就没办法写出来。” 因此，现代小说产生的重要契机，是日常性的、普通存在的创伤，这一点集中凸显了现代小说与创伤之间的紧密联系。
三、创伤在现代主义小说中的展演
舒泽特·亨克(Suzette A. Henke)在《现代主义，创伤和叙事革新》(“Modernism, Trauma, and Narrative Reformation”, 2007)中认为，一方面，由于世界大战制造了骇人的暴行，“现代主义阶段不仅受历史创伤的限制，而且实际上还被历史创伤所定义。”另一方面，现代主义阶段的形成也源于“物理性的或隐喻性的损伤，这种损伤摧残了人的心智”。这些损伤可能发生在现代主义阶段的创伤性灾难中，也可能源自任何一种个人的心理创伤。现代主义阶段的创伤，既包括战争、死亡以及抑制或潜藏的性征导致的特定类型创伤，也包括一些普遍的、更广泛的，源自殖民和社会地位的创伤。尽管不同创伤的程度差异很大，例如阶级地位差异和恶劣的家庭关系属于不那么明显的创伤经历；而遭遇性侵犯或者战争则是严重的创伤，但有一点非常明确，即所有这些创伤经历都会对个体的生命产生创伤性后遗症，因此它们都不容忽视。面对暴行，很多人选择在事后将这段经历从意识中抹去；相应地，很多创伤小说并不直接表现创伤事件本身，或者仅仅对创伤的瞬间进行一些暗示，而把关注点放到表现创伤症候或者后遗症上面。由于创伤本身是超出日常经验和意识的范围，因此创伤瞬间是无法被当作真实经历来体验，只能以一个替代压抑的表现的能指作为再现形式，而这一压抑的表现正是无法诉说清楚的事件的核心。克里斯汀·凡波西曼(Christine Van Boheemen)在《乔伊斯，德里达，拉康和创伤的历史》(Joyce, Derrida, Lacan, and the Trauma of History, 1999)中认为创伤是一个“矛盾的结构，通过间接性来运作：它通过且作为自身产生的结果——后遗症和影响来展现自己，但它自身却无法为意识或记忆所直接获得。”由于创伤一般无法通过意识获得，所以现代主义者们就将创伤受害者们所经历的“临床症状”与现代主义手法相融合来反映创伤经历。反映创伤症状的一些现代主义手法包括重复、意识流、顿悟等，这些特征在著名的现代主义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和D. H. 劳伦斯(D·H· Lawrence)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例如，创伤受害者会强制性地重复创伤经历，这可以被视为一种企图操控创伤并且修复分裂的行为，也可以理解为是对自己和他人的破坏性举措。在一些现代主义文本中，重复通常以种种恶性循环模式出现，甚至在几代人身上施加同一种创伤。意识流是被广泛采用来反映创伤后遗症的方式。而对于意识流手法则充分地展现了创伤性意识流不可抑制的、碎片式的、潜伏的特征，思考者本人都无法得知意识由何处触发。顿悟也可以被理解为创伤迹象之一。顿悟强调某个瞬间的重要性，这个瞬间塑造并定义了这个人物的自我认知和身份。在传统意义上，顿悟是一种突然的精神表现，而在现代主义者的笔下，它被彻底重新定义了：现代主义小说中主人公产生的顿悟，常常起源于创伤性的经历。帕特丽夏·莫兰(Patricia Moran)认为，非创伤性的经历是以线性的叙述记忆储存在头脑中的，而创伤性的经历“作为话语前的‘身体记忆’存留着，并拒绝叙述：它们作为侵入性的、令人费解的记忆片段不断出现，且在强度上几乎能够引发幻觉。”因此，现代主义创伤小说中的顿悟与时间都没有直接关系，是幻觉般的、神谕般的极端认知状态，具有碎片性、突然性、无法预料性。
创伤如何恢复是现代主义文本探讨的重要问题。丹尼尔·戈尔曼(Daniel Goleman)指出现代主义经历的一个特点就是“人们无法定位而感到不安或痛苦——因此也无法使其平息”。这也体现在现代主义小说的写作之中：作者表达创伤后遗症，并倚赖读者的共情反应来呈现创伤经历的过程。恢复创伤需要讲述故事，即在叙事中整合故事。过去的创伤将受害者隔绝到正常的生活之外，因此这些受害者需要重新确认他们的团体身份才能治愈创伤。团体能够见证并协助受害者在创伤性记忆中创造故事，然而这个过程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因为受害者拒绝承认创伤事件的欲望和传达创伤事件的愿望是同等强烈的。压抑创伤性记忆的欲望并不仅仅局限于个体经历；大范围的暴行——如战争和动乱——都会引起遍及整个社会的创伤后遗症。然而，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为了维持现状而产生的压抑创伤的欲望会更强大，因为如果大家承认创伤事件，就意味着愿意与受害者一起承担责任。通常对于社会团体来说，制造记忆空白、忽略历史事实或压制创伤，都会容易得多。在现代主义文学中，很多受创者无法找到可行的恢复办法和途径，背后的原因之一就是大多数社会团体拒绝承认当时的大规模的、普遍性的创伤。
现代主义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弗吉尼亚·伍尔夫、詹姆斯·乔伊斯和D·H·劳伦斯在作品中以不同的方式表现了创伤的起源、范围和后果。他们并不仅仅描述创伤经历或者后遗症，同时还致力于探索创伤与语言、群体以及身份之间的关联。
曼斯菲尔德的作品有非常清晰的创伤主题，关注创伤性的事件本身，展现源自社会期望的更为普遍性的创伤，比如阶级地位的丧失即是她的名篇《花园派对》(“The Garden Party”, 1922)探讨的主题。曼斯菲尔德的作品都是短篇小说，着重表现创伤的意义，创伤后遗症的讨论和表现不多，主要以创伤的重复和无法传达为特征。但是曼斯菲尔德的文本预示着创伤后遗症将会出现在更多现代主义小说中——例如伍尔夫、乔伊斯和劳伦斯等人的作品。
伍尔夫让自己笔下的主人公经历长时间的创伤后遗症，且进一步将关注点放在了语言无力充分表达创伤这个问题上。在曼斯菲尔德的作品中，社会等级是人们遭受创伤的原因，并令受创者无法清晰地表达自己的创伤经历和情感。而在伍尔夫的作品中，人们遭遇创伤的原因是任何社会常规以外的行为都会受到压制。伍尔夫的作品《达罗维夫人》(Mrs. Dalloway, 1925)中的赛普蒂默斯(Septimus)和《海浪》(The Waves, 1931)中的罗达(Rhoda)都选择了自杀，因为他们感到自己受到了来自他们各自生存的社会的压迫。在伍尔夫的作品中，创伤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对受创者本人的个人生活方面。
与伍尔夫相反，乔伊斯的作品集中关注由成年人扩散到孩子身上的麻痹状态，表现了创伤产生的长久影响，以及创伤如何得到循环式的延伸，以致整个团体或者社区无法摆脱最初的创伤。《都柏林人》(Dubliners)的很多故事都呈现了创伤的循环和重复这个主题：主人公的心灵在儿时受到了创伤，到了成年时，他们又参与到伤害青少年的过程之中。在《都柏林人》中以童年开端的创伤结构也同样被用在了《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1916)里。斯蒂芬·戴德勒斯(Stephen Daedalus)面对每个危机都采取相同的应对措施——即否认他之前的信念，从而保持着麻木状态。长此以往，新的信念又总是在新的危机面前被否定。这些人物往往都有记忆上的缺失，从而使他们无法理解自己的创伤。乔伊斯作品中的人物在利用非语言沟通时能够得到某种缓解，而伍尔夫作品中的人物却没有任何一种沟通的发泄渠道来缓解创伤。由于他们无法理解自己的创伤，他们最终无法从中恢复。
劳伦斯的作品则呈现了更加丰富的创伤情境，包括不健康的家庭关系、阶级关系、压抑的性欲以及战争创伤等，这些主题在他的小说《虹》(The Rainbow, 1915)，《恋爱中的女人》(Women in Love,1920)，《普鲁士军官》(“The Prussian Officer”, 1914)和《玫瑰园中的影子》(“A Shadow in the Rose Garden”,1914)得到了深入探讨。有些作品表现了主人公起源于创伤始发点的完整创伤经历轨迹，而有些作品中的人物则因为遭遇创伤事件而过早死亡。劳伦斯作品中的大多数死亡事件在本质上都是心理层面的，小说人物为了避免自己的创伤被所在的团体进一步激化，往往选择逃离和放逐。劳伦斯作品中呈现的创伤，表现了他对现代性的理解：他认为现代文明的弊病之一就是对人本能和情感的摧毁，因此对于他笔下的人物而言，历史是作为一整套世代传承的偏见记录下来的，而且这些偏见拒绝接受和承认人的本能和直觉，因此尽管小说人物都希望克服创伤、自主地决定自己的身份，但最终都徒劳无果。在劳伦斯的作品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一些由战争或受压抑的性取向导致的特殊创伤，也能看到更为普遍性的由于社会成规或阶级秩序导致的创伤。
在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弗吉尼亚·伍尔夫、詹姆斯·乔伊斯和D·H·劳伦斯的现代主义创伤小说文本中，创伤被展示为不同的级别，从私人的个体创伤扩展到遍及现代主义作品的一般性创伤美学。在现代主义文学中，创伤受害者缺少可行的疗救渠道，因而现代主义创伤小说表现出自我毁灭或者个体从群体中离散的倾向。随着时间的推进，现代主义之后的创伤小说开始拒绝这种消极的解决方式，并在小说中展现更为开放式的结局。创伤经常表现为与群体更为相关的利益冲突和痛苦经历，由权力与控制引发的斗争成为后现代创伤小说的常见主题。
结语
创伤小说的概念、构成要素、表现策略、写作手法自20世纪以来均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创伤小说在现代时期的繁荣，与现代文化、心理和历史研究中的记忆转向是分不开的，现代创伤诗学的发展强调从心理、认知、社会、文化、历史等多个层次去理解人类创伤经验，拓宽了认识历史的途径和认同他人经验的通道。将现代主义小说放置在创伤的视域之下加以考察，可以更为明晰地看到现代主义小说在主题呈现和表现技巧上对现代性的回应和联系，探究现代主义小说家在表现创伤性经历方面的共性和个性。现代主义小说通过将创伤嵌入具有社会和历史意义的场景，表达了战争、身体攻击、贫困和殖民经历对人们的心理和身体造成的灾难性影响，那些富有感染力的文本描写了受创者应对创伤的不同方式和心路历程，展现了主人公受创的思维、感觉和行为，并且让读者参与一个关键的过程之中——即杰弗里·哈特曼提出的创伤文学的重要功用：“对良知的审视和对痛苦的见证”。
现代主义创伤写作的诸多特征，在20世纪后半期得到显著发展，到20世纪末成为相对固化的“原型”。与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主义创伤小说相比，20世纪下半叶的创伤小说在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现代主义作家的创伤写作中，再现创伤性事件是最重要的内容，叙事常常呈现出明显的迫切感。作者往往是创伤性事件的亲历者，倾向于展现创伤对人的干扰和压迫。虽然作品中不乏形式上的实验，但这些实验手法是为表现创伤性事件服务的，形式显然从属于内容。相比之下，对于二战以后到20世纪末期的创伤小说来说，对实验性形式本身的热衷成为许多创伤小说作家的主要创作动机。换言之，这一时期的创伤文学表现出对形式的关注，诸如碎片化、错位和重复等手法逐渐成为描述创伤的常用形式，作家更加致力于寻求创伤写作带来的快感而非表现创伤的实际影响，“创伤事件的内容变得屈从于形式，走向过度审美化和类型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创伤小说应避免陷入重复程式的循环，突破以往创伤小说的写作主题和风格，对文化实践提出不同的解释方法，这是创伤小说自现代主义时期得到高度发展以后的努力方向。
① Virginia Woolf, “Mr. Bennett and Mrs. Brown,” in Onnie Kime Scott, ed.,The Gender of Modern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635.
② Mark Seltzer, “Wound Culture: Trauma in the Pathological Public Sphere,”October, vol.80, 1997, p.18.
③ Edward Shorter, A History of Psychiatry: From the Era of the Asylum to the Age of Prozac,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97, p.1.
④ Michel Foucault,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 trans. Richard Howard,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8, p.75.
⑤ ⑥ Andrew Scull, Social Order, Mental Disorder: Anglo-American Psychiatr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86, 87.
⑦ ⑩Paul Connerton, How Societies Rememb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25，26-27, 28.
⑧ ⑨ Sigmund Freud, “Remembering, Repeating and Working Through,”Standard Edition,vol.XII,1914, pp.154，154.
Jamie Ward, The Student’s Guide to Cognitive Neuroscience,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2015,pp.334-35.
G.Allen, Post-Prandial Philosophy,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894, pp.119-20.
W.Benjamin, “On Some Motifs in Baudelaire,”Illuminations. trans. H. Zohn, London: Fontana, 1973, p.171.
Anne Whitehead，Trauma Fic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4, p.3.
Geoffrey. H.Hartman, “On Traumatic Knowledge and Literary Studies,”New Literary History, vol.26, no.3, 1995, pp.537, 537, 537, 537, 537, 537.
Suzette A.Henke, “Modernism, Trauma, and Narrative Reformation,”Gender in Modernism: New Geographies, Complex Intersections. ed. Bonnie Kime Scott, Urbana: U of Illinois P, 2007, pp.555,556.
Christine Van Boheemen, Joyce, Derrida, Lacan, and the Trauma of Histor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9.
Moran, Patricia, Virginia Woolf, Jean Rhys, and the Aesthetics of Traum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ian, 2007, p.5.
Daniel Goleman, Vital Lies, Simple Truth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5, p.20.
Alan Gibbs,Contemporary American Trauma Narrative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4, p.47.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0)06-0017-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创伤的文化构成与文学再现”(14BWW066)
〔作者简介〕梅丽，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083。
(责任编辑：潘纯琳)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