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疫、自启免疫与自启免疫共同体：文学理论与跨学科的...
免疫、自启免疫与自启免疫共同体：文学理论与跨学科的生命政治学隐喻程朝翔
〔摘要〕 西方当代文学理论通过借用其他学科的隐喻来打破学科疆界，实现学科之间的跨越。例如，人体的自启免疫这一医学和生物学的概念被用来阐释人类社会的社区/共同体。自启免疫原本指的是人体的免疫系统在没有外界抗原入侵的情况下，将人体器官识别为“他者”，对其进行攻击，导致疾病甚至死亡。但在文学理论里，“自启免疫共同体”也有积极的意义，可以使人类社会时刻感知到“他者”的存在，回应“他者”的诉求。在人类抗击病毒和疫情的过程中，如何使人体和社会的免疫系统既能充分应对威胁，又不过分反应而导致自身机体的毁灭，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关键词〕 当代文学理论；免疫和自启免疫；社区/共同体；病毒；抗击疫情
引言：当代文学理论的跨学科性
在21世纪，主导西方文学的仍是理论。与当代纯文学作家相比，作为理论家的作家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和读者群。这或许与两者不同的性质有关：纯文学原本就是阳春白雪的小众文化，甚至会本能地排斥大众文化；而理论本来就是与大众文化、通俗文学等的结合。
作为理论家的作家在当今享有以下优势：(1)作为创造性写作的一个新的体裁，理论不仅可以和旧的体裁(诗歌、戏剧、小说等)平起平坐，而且表现出了更大的活力和韧性。这一体裁发端于19世纪，但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①到了今天，理论作品已经拥有完整的“文学性”，有的甚至已经拥有传统文学的主题。例如，詹明信的《美国乌托邦》②试图复兴西方乌托邦文学的传统；而《齐泽克的笑话》③则似乎继承了《十日谈》和《坎特伯利故事集》的性文学传统。(2)理论作品拥有强大的互文性，与经典文学作品和当代文学作品频频互动，同时也与电影、电视作品频频互动。(3)理论是跨学科的，涵盖了人文社科的各个领域；在今天，也越来越走向自然科学。詹明信在理论的鼎盛时代曾断言：“对上一代人而言，尚有哲学专业的技术话语……与之相应，人们还可以分辨出其他学科的截然不同的话语，例如政治学或者社会学或者文学批评。今天，我们渐渐地只有一种简单地称为‘理论’的写作，它既是以上所有学科又非任何学科。”④当然，学科界限虽然模糊，但也依然存在。例如，福柯、德里达、朱迪斯·巴特勒、吉尔·德勒兹、利奥塔等人都无一例外地被认为是文学理论家⑤，虽然他们有的也被认为是社会学家或者政治思想家。⑥
文学理论或者文学研究走向自然科学的例子里有一个著名的正统文学研究者——莎士比亚研究专家、欧洲早期现代文学研究专家、《诺顿英国文学选集》(第十版，2018)主编斯提芬·格林布拉特。他的《亚当和夏娃的出世和陷落》(2017)⑦将《圣经·创世纪》的亚当和夏娃叙事作为文学(“谎言” “虚构” “故事”)来进行研究，而这个故事涉及人类最重要的方面：人从何而来、人的生与死、人的性与爱等等。格林布拉特将研究置于自然科学的框架之内：古人类学和古生物学的正模标本(holotype)是确认和命名一个物种的根据,也是整个物种的实体例证和代表；到今天，大约有200万个物种被以正模标本的形式所确认。而根据估计，全球大约应该有900万个物种。古人类或者古生物的标本一旦被某一科学家确认为正模标本并被科学界所认可，这一科学家就成为一个物种的“作者”。
从这个角度看，上帝像科学家一样，是很多正模标本的作者；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类的正模标本——亚当和夏娃。不过，亚当和夏娃不仅是人类的正模标本，而且也是最早的人类，即人类这一物种的化石。这在科学上也能找到类似物，即被命名为露西的化石，她是大约生活在32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阿法种的一位女性，也是人类最古老的祖先之一。⑧
因此，研究亚当和夏娃不仅是研究人类这一物种的代表，也是研究最早的人类——亚当和夏娃既能代表人类，又能代表人类进化的最早阶段。这就是格林布拉特赋予这一研究的意义。
格林布拉特除了直接解读作为人类正模标本和人类化石的亚当和夏娃，还采取了一种迂回的解读策略。当代进化生物学里有一种观点认为，动物的进化并非是直线式的，而是枝杈繁杂的。猿不仅进化成人，而且也由另一枝演变为黑猩猩。黑猩猩是人类的近亲，但同时也最接近人类的原始状态，即在天堂的状态。以黑猩猩为参照，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类的发展。
为了实地观察和研究黑猩猩，格林布拉特在一位进化生物学家的陪同下，来到乌干达的基巴莱国家公园。他的观察和研究结论如下：黑猩猩社区和人类社会一样，有所谓“文化”；黑猩猩的生活环境，即原始森林，与《圣经》的“天堂”相似，因此它们依然像亚当和夏娃一样，不知善恶、不知羞耻；人类则被赶出了天堂即原始森林，面临着严酷、荒芜的环境，因此沿着另外一条道路进化至今。人类不可能再选择回到天堂、森林、黑猩猩状态，因为人类已有知识。格林布拉特的最重要结论是：亚当和夏娃在天堂其实是有选择权的，而他们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的未来，也决定了人类的进化方向。选择决定一切；选择不仅决定了物种个体的未来，也决定了整个物种的未来。⑨我们当下的选择，将会决定我们和我们子孙的未来。
一、免疫和自启免疫：生命政治学的重要概念
格林布拉特的研究似乎受到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的影响。所谓“生命政治学”(biopolitics)，正是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的交叉；具体说来，就是人文社科与生物学和生命科学的交叉。福柯认为，西方社会发展到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特别是在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必然会出现生命政治学：
有些现象反映了构成人口的生命体的典型特点：健康、卫生、出生率、预期寿命、种族等等。这些现象给政府行为出了难题；从18世纪起，就试图对此加以理性化的解决——这一尝试就是“生命政治”。我们知道这些问题从19世纪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也看到这些问题直到今天还在形成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焦点。⑩
福柯的生命政治学有几个要素，而这些要素都是政府治理的关键：政府的治理对象就是人口，即由生命体所构成的社区；具体的问题就是“健康、卫生、出生率、预期寿命、种族”等生物学问题。
在福柯之后，“似乎很少能有一个领域不受生命政治的影响”。对生命政治学贡献最大的理论家包括吉奥乔·阿甘本、安东尼奥·奈格里、迈克尔·哈特、罗伯托·埃斯波西托等。德里达虽然有时并不被认为是该领域的理论家，但他对生命科学的关注却影响深远。
在该领域的理论中，免疫是一个重要话题；而德里达则持续地、强烈地关注自启免疫。免疫和自启免疫不仅是生命政治学的重要话题，也是21世纪文学理论的重要话题。
理论中的免疫和自启免疫是比喻，或者更具体地说，是隐喻。隐喻是文学理论中的重要概念,文学理论借助隐喻与其他诸多学科产生关联，成为跨学科的大写T的理论(Theory)。隐喻和其他的修辞格也是所谓文学性的关键。
“文学性”是一个含糊和含混的概念。例如，不仅在文学作品里，而且在历史作品里(包括哲学史、科学史、技术史等)都会有文学性的叙述，都会有故事情节。而故事是否能为人所理解、“是否有意义、是否连贯、是否完整”等等是区别好故事和坏故事的关键。既然在文学叙事和历史叙事里评价故事的标准都是一样的，那么，“在两者之间进行区分似乎没有必要成为一个急迫的理论问题。”
同样，在非文学文本中也有隐喻等修辞格。以往，理论家认为这些修辞格“对于文学作品来说至关紧要，但对于其他话语来说则纯属装饰。”而在今天,理论家却证明“修辞格在其他话语中也塑造了思想”，因此“在所谓非文学文本里也有强大的文学性，这样就使得文学和非文学之间的区别变得复杂起来。”隐喻使我们的思想具有文学性，我们甚至靠隐喻而生活。
其实，只把虚构的“纯文学”当作文学，这只是浪漫主义时代的产物。在此之前，文学指的是“社会的全部有价值的写作”。在今天，在社会高度复杂、科学和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社会治理需要应对各种重大挑战的环境下，如果文学还坚守浪漫主义时代的想象，走“纯文学”的道路，那就只能成为同行和师徒之间自娱自乐的工具。文学理论通过对“文学性”和“修辞格”的探讨使文学进入社会的其他领域，这是文学在当下获得社会性的重要途径。
理论叙事中的免疫和自启免疫是所谓“比喻的比喻”:“无论从哪一面看，它都是另一面的隐喻”。“免疫”(immunity)一词最初来自法律、社会、宗教、政治等领域，后被自然科学所借用，然后又被借用回人文社科领域——因此它是“比喻的比喻”。此词最早出现于古罗马，在古典拉丁语中的意思是“豁免”：对于纳税、进贡、责任、义务等的豁免；而在后古典拉丁语中，又有了免于侵犯的意思，特别是指圣地的神圣不可侵犯。约8世纪，此词出现在不列颠文献中。此后，此概念逐渐丰满，有了法律豁免权、避难权、教会对于世俗责任的豁免权、君主授予的特权等意思。总之，“豁免”的意思就是享受特权，不受法律和规则的制约，成为法律和规则的例外。
在《牛津英语词典》的“豁免”词条里，有两个与诗人有关的例句，出自约翰·弥尔顿和威廉·柯珀。弥尔顿在《教会政府存在的理由》(1641)一文中写到，在这样一个教会政府的奴役之下，“耶稣基督用他的鲜血为我们换来的与生俱来的权利和豁免，不被完全取消，也会被恶意损害和贬低。”而威廉·柯珀在长诗《任务》(1785)中写道，“飞奔到上帝的怀抱/赶在生命的游丝拽断之前/利落地逃脱暴虐的欲望/完全豁免掉惩罚的痛苦。”在这两个例子里，豁免(immunity)指的都是得到保护、不受侵犯的特权,而且都具有宗教意义——受到上帝保护，从而免于灾难和痛苦。
这一意义如果没有过渡，直接用在现代免疫学的抵御入侵者的意义上，就会显得突兀，甚至无法解释。艾德·科恩就认为生物学家所借用的这个概念既矛盾又复杂。然而，在现代的人体免疫的意义出现之前，这个词就已经有了过渡，早已出现在医学背景上，而当时“免疫”的意思就是免疫，并非防疫和抗疫。普鲁塔克的《道德论集》(Morals,1116)于1603年被翻译成英语，其中有如下描述：“那到底是些什么人，他们与这种赦免(免疫)形影相伴，既不会受伤又不会生病？”在此，所谓“赦免”显然是一种特权或者天赋，是一种例外而非常态，因此该词当时的“医学意义”与法律和政治意义完全一致，指的是不受疾病侵袭的特殊的赦免——也就是天赐的或者天赋的免疫。这一意义一直持续到现代生物学“免疫系统”的发现。
当现代科学终于发现了生物的免疫系统并逐渐发展出现代免疫学时，免疫这一概念经历了范式的转移，获得了今天的意义。免疫不再是“免疫”，而是“防疫”或者“抗疫”——人体的免疫系统并不能“免”于细菌和病毒的攻击，而是随时戒备，不断防御，抵抗外敌。因此，人体的“免疫系统”其实是“防疫系统”或者“抗疫系统”。当然，英文中的免疫一词仍被保留，中文也沿用免疫这一概念。
现代医学和生物学中的“免疫”既是一个科学概念，又是一个哲学概念；既是一个隐喻，又有一套理论。在免疫学成为科学之后，它的哲学色彩不减反增。医学家、免疫学家、病毒学家麦克法伦·博耐特(1899-1985)如是说：“在我看来，免疫学一直都更多的是一个哲学难题，而更少的是一门实践科学。”
在“免疫”概念从哲学到科学、从隐喻到理论的转化过程中，俄国科学家梅契尼柯夫(1845-1916)扮演了至关紧要的角色。他将自己的实验和观察结果进行了理论升华，使之成为具有哲学基础的科学理论。他发现生物抗疫活动的过程颇有文学色彩，这成为科学发现的经典。
梅契尼柯夫在休假期间，抽空做了一个生物实验。他把透明的海星幼虫放进试管，然后将含有几粒深红色粉末的水滴注入试管。在显微镜下，他能看到透明的幼虫体内的活动细胞吞噬深红粉末，随之自己也变成深红色。他陷入深思，突然意识到这不是简单的生物进食，而是生物细胞在吞噬和消灭入侵者。这是生物免疫的重要部分，也是一种特殊的免疫细胞，即吞噬细胞(phagocyte)工作的过程。
在梅契尼柯夫之前，虽然也有“抗击疾病的战争”(warfare against disease)之类的说法，但这完全是“隐喻”,因为这种说法只是用“战争”这一人类社会最为极端的政治斗争手段来“比喻”或者“替代”人体与疾病的关系，而医学对此尚无实证发现。人类尚未在医学上证明人体会对疾病发动战争，所以只能借助其他领域的一个相关性可大可小的概念来描述本领域的活动。而在梅契尼柯夫之后，人体对于疾病所发动的战争已被证实，隐喻变为科学。
二、现代人体和后现代人体：生命政治学的关注焦点
隐喻既然是用一个领域中的事物或者概念来替代或者“再现”另一个领域中的事物或者概念，那就必然在两个领域之间建立联系。医学的“免疫”与政治、法律、宗教的“豁免”；生物的“防疫”和“抗疫”与人类之间的斗争与战争，似乎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借助隐喻，免疫学理论使人体成为“现代的人体”，完全纳入现代性和现代文化的系统。
所谓现代或者现代性(modernity)，始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或称早期现代(early modern)。从那时起，人逐渐在思想上得到解放，拥有自我(self)，获得自主和自我意识。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便是“现代性的一位复杂、多层面的先驱，他预想到了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很多洞见”，是思想解放的先行者。
人的思想的解放和意识的“现代化”早于科学对于“现代人体”的发现。没有思想的解放和意识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科学上的进步和发展。同时，科学使用现代“隐喻”并不断构建现代科学理论的过程基本上与思想和意识的现代化同步，先于相关的科学发现。而相关的科学发现反过来又推动人文社科的发展，虽然这种推动有时是在科学研究的成果相当成熟之后。
人类无拘无束的形而上学的冥想总是先于实证的科学发现，所以人类对于灵魂的兴趣先于对于人体的兴趣。在《哈姆雷特》中，让哈姆雷特萦绕于心的首先是灵魂的去处，而老哈姆雷特鬼魂的来路更是剧作的焦点。在17世纪，约翰·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虽然也不否认人体的重要性,但还是将人的自我归于灵魂，使灵魂脱离人体。
其实，在关注点从灵魂到身体的过渡中，还有一个中间环节，那就是大脑。20世纪初，随着神经系统科学和认知科学的发展，人的自我被归于大脑；自我被归于人体的一个器官,而这一器官在人体器官的等级结构中处于顶端，成为核心。而在文学研究中，认知文学研究也渐成气候，特别关注文学与大脑的关系。
但在 20世纪后期，越来越多的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将自我归于人体这一整体的物质存在。生命政治学也开始盛行，越来越关注免疫科学所构建出的“现代人体”，并逐渐聚焦“后现代人体”。以下为福柯对于人体的描述:
人体：事件得以写入的表面(而语言只是对事件进行标记，而想法又会将事件消解)，自我进行分解的场所(自我会试图幻想自身具有实质性的统一)，永远处于碎片状的体量。系谱学作为对于渊源的分析，因而成为人体和历史的表达。系谱学应该证明人体打满历史的烙印，而历史毁灭了人体。
福柯的人体已经超越了免疫学的现代人体，而成为自启免疫的后现代人体——它被历史毁灭，成为碎片，但因为它写满事件，也许也写满了作为事件的自我，所以成为像基因物质一样的信息碎片，充斥在已经成为系谱学的历史中。这有点像激活免疫系统的病毒——病毒粒子就是一个蛋白外壳，包裹着并保护着少量的基因(遗传)物质。著名免疫学家梅达沃(1915-1987)曾非常文学化地将病毒描述为“蛋白质包着的一条坏消息”。福柯的人体是一个整体，而非只是抽象的灵魂或者解剖学的大脑；而作为整体的人体与作为整体的社会体发生关系，构成生命政治学。
在自我的历史进程中，灵魂、大脑、人体三者时有脱节。但在早期现代，在人刚刚开始获得自我意识的时候，人的心灵和身体是有机的一体，构成了完整的自我。在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中，米兰达认为，英俊的身体必然配有善良的灵魂，美好的灵魂与美好的身体浑然一体：“这样一座殿堂里是不会容留邪恶的；要是邪恶的精神占有这么美好的一所宅屋，善良的美德也必定会努力住进去的。”(I.ii.)在那个时代，人进行“自我塑造”，塑造自我，而这种塑造已经逐渐具有现代性。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等悲剧英雄按照自己的意图塑造着自我，塑造过程体现着自我意志。自我拥有主权，与外界界限分明，为保卫自己的疆界而与外界争斗，有胜有败。
现代的人体如同现代的自我，“我”与“他”之间界限分明，靠免疫系统来抵御外界的侵犯。对于现代的人体而言，一旦有外界抗原(例如病毒)的侵入，免疫系统就会被触发。免疫细胞会聚焦在某一局部，释放出一种名为“干扰素”的蛋白，阻止病毒的复制。人体的免疫反应(包括干扰素的释放和免疫细胞聚集造成的炎症)能够阻止病毒的复制，因而杀死病毒。但过分反应也能与病毒感染一起引起或者加重厌食、疲劳、发烧、心跳加快、血压降低等症状。这些症状如果严重就会造成感染性休克，甚至导致肺、肾等器官的衰竭，造成死亡。免疫系统因此面临两难之境：行动过缓就会导致病毒猖獗，而行动过猛则会误伤人体——两者都能使人体受到重创，甚至丧失生命。
现代的自我也是如此，有时对于自己领地的守护和对于外界的抗击过分激烈，最终毁灭自己。因此，最有自我的人物往往是邪恶的人物，例如麦克白、理查三世、伊阿古、埃德蒙之类。他们过于自我，极力维护膨胀的自我，同时也侵犯外界，破坏生态，伤及自己，自取灭亡。他们只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可以靠智慧和能力拥有一切；他们不相信命运和运气——他们也不会相信“赦免”。埃德蒙说：
人们最爱用这一种糊涂思想来欺骗自己；往往当我们因为自己行为不慎而遭逢不幸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我们的灾祸归怨于日月星辰，好像我们做恶人也是命运注定，做傻瓜也是出于上天的旨意，做无赖、做盗贼、做叛徒，都是受到天体运行的影响，酗酒、造谣、奸淫，都有一颗什么星在那儿主持操纵，我们无论干什么罪恶的行为，全都是因为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冥冥之中驱策着我们。明明自己跟人家通奸，却把他的好色的天性归咎到一颗星的身上，真是绝妙的推诿！我的父亲跟我的母亲在巨龙星的尾巴底下交媾，我又是在大熊星底下出世，所以我就是个粗暴而好色的家伙。嘿！即使当我的父母苟合成奸的时候，有一颗最贞洁的处女星在天空眨眼睛，我也决不会换个样子的。(《李尔王》I.i)
埃德蒙的自我是绝对的自我，他既不相信命运，也不相信出身和身份，他只相信自己的手段：“既然凭我的身分，产业到不了我的手，那就只好用我的智谋；不管什么手段只要使得上，对我说来，就是正当。”(I.i)埃德蒙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不断地塑造自我，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塑造自我：临死前，他终于感悟到两位女士对于他的爱是真爱，爱高于一切——虽然这种爱也是炽烈得烧越了边界，烧毁了所有的当事人。他感受到了爱，也试图表现善意，只不过一切都已为时过晚。对于边界过于分明的自我而言，爱、欲望、邪恶之间只有一步之遥。
到了18世纪，自我仍被不断阐释和界定。例如，当时对于小说人物的要求是“独创”“有个性”“内心状态”的投射等等。甚至连莎士比亚的自我都被研究者们按此标准在18世纪被重新塑造：莎士比亚通过他的作品反映出了“一个自主、清晰的自我”，“这一自我通过爱德蒙·马龙在1790年出版的新版莎士比亚全集而首次被真实地重构出来。”
从早期现代到现代，西方的“自我”是一个“有边界的、独一无二的、大体上整齐划一的拥有动机和认知能力的小宇宙，是意识、情感、判断、行为的动力中心，被组织成了一个独特的整体，而又与其他同样的整体相比较和对立。”重点是这一自我有边界而且又有行动能力和动机，并与其他的自我相对立。这就是现代的西方自我，与其他文化里的自我并不相同。现代的人体与现代的自我非常相似。
在现代之前，这种自我并不存在，这种人体也并不存在。在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在德尔菲的阿波罗神谕宣示了他的命运之后，他的自我就已经命中注定，任何塑造自我的企图都是徒劳。他得到了弑父娶母的诅咒，这种诅咒就像恶性病毒一样，不能免疫，无可豁免。另一部希腊悲剧《安提戈涅》的主人公安提戈涅也是如此。在黑格尔看来，安提戈涅代表的是家庭和血缘关系，服从于神的法律，捍卫着私人领域的女性伦理；而克瑞翁代表的是国家和政体的需要，服从于人的法律，捍卫着公共领域的男性伦理。然而，如果安提戈涅代表的是家庭和血缘关系，那么这种家庭和血缘关系也是受命运诅咒的：她是她父亲俄狄浦斯的同母异父的妹妹，她又是自己母亲的孙女；她埋葬的兄长也同样因父亲而受到诅咒。这种乱伦关系不是正常的家庭和血缘关系，她也无法恢复正常的家庭和血缘关系，无法为之辩护。她就像一位“活死人”,因为她公开占据了一个不该占据的位置——在公共空间，不可能为她留有位置。她就像一位艾滋病人一样，“她拒绝遵守拒绝公开承认她的损失的法律”；如同艾滋病人，她属于一个特殊的类别——“那些有不可公开抱怨的损失的人们”。按齐泽克的说法，她也像今天法国那些没有任何身份证件的人们(sans-papiers)一样，没有身份，没有地位。她的命运早就注定，无法自我塑造。
所谓“命运”，也许就是自然秩序。人皆有命；每人在大自然的秩序里都有自己的位置，有的无疾而终，“豁免于”(immune from) 疾患；有的罹患疾病，不治而终；有的虽有病痛，但人体系统本身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可以自己恢复秩序，逐渐疗愈(heal)。疗愈是关键词，指的是人体自然而然地摆脱疾病，恢复健康，虽然期间也不排除人为和医学的协助。在《李尔王》中，李尔的时代是早期现代之前，疗愈是那个时代的主流医学观念。当时的医生建议如此救治李尔：“有办法的，夫人，大自然给我们的乳母就是睡眠。他缺的就是睡眠；有很多简单、奏效的药草，药力足以合上痛苦的眼睛”。这就是疗愈：通过简单的(也就是单味的)药草(simples)，能使人得到大自然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滋养，即睡眠。睡眠是乳母的乳汁、抚慰、照料，足以疗愈一切。而李尔的小女儿考狄丽亚则如此回应：“大地的所有神圣的秘药，秘而不宣的神力，随着我的泪水喷涌而出吧，缓解、疗愈这个好人的苦难病痛。”(IV.iv.)在考狄丽亚看来，大地藏有疗愈的秘密和神力——可能是药，也可能不是药；随着她最自然的爱、怜悯、同情的泪水，将帮助疗愈李尔的苦难病痛(distress)——苦难往往伴随着病痛。
疗愈是现代之前的医学观念。根据这一观念，大自然对所有有机体都具有疗愈的力量，而医学最多只是模仿自然而已。人与自然万物都有联系，但是之间的平衡有时会被打破，生出疾病。而疗愈，则是要恢复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平衡。这种观念在现代免疫学诞生之后就逐渐在西方寿终正寝。
三、自启免疫共同体：免疫系统理论建构下的人类社区理论
在西方的现代免疫体系里，人体首先必须识别自我，确立自我的边界，抗御外部的入侵。外部的入侵者即抗原,包括病毒、细菌、原生动物、动物和昆虫的毒液、某些食品蛋白、他人的血清和红血球等。抗原的入侵触发了免疫系统，具体来说就是启动了免疫细胞，即淋巴细胞，也就是白血球，这就是所谓抗体。
人体的免疫系统(immunity)与人类的社区/共同体(community)也极为相似，但有时又关系复杂，可以互为参照。罗伯托·埃斯波西托提出要用“免疫范式”来理解“生命政治”，就是希望用免疫系统的理论来建构人类社区的理论。像免疫系统一样，人类社区也需要确定自己的边界，划清本社区与其他社区的关系。有的时候，不同社区之间会有矛盾冲突，甚至会发生战争。社区需要防御，需要自卫，因此首先需要划清敌我——这也是免疫的关键。
免疫力和防卫能力也可以后天获得。为了抵抗病毒，可以将可控的、不致命的病毒注入人体，使人体受到感染，从而发展出后天的免疫力,这就是疫苗接种。在人类社会，抵御外部威胁的一个办法就是主动将外部的部分威胁吸纳进自己的社区，将其中和。如果将威胁吸纳进社区也无法将其中和，那至少也会有助于在自我、非我、他者等等之间进行辨析，“敌人必须被辨认出来才能被打败”。其实，疫苗接种的原理也是如此：将弱化的病毒注入人体，人体的免疫系统就会将其辨认出来并且记住。一旦人体再次遭受病毒的攻击，免疫系统就会迅速、第一时间辨认出已经储存在记忆中的病毒，并毫无延迟地启动免疫细胞，对其进攻，将其杀死。
不过，对于初次感染的病毒，人体的免疫系统往往需要花费较长时间来进行辨认，然后再进行防御。如果遇到新冠病毒一类毒性较强而又十分狡猾的病毒，就会为时已晚。同时，为了迅速消灭病毒，人体免疫系统也会过度反应，引起大量炎症——炎症就是“被启动的细胞在人体组织里的局部聚集，以对组织创伤做出反应。”过度免疫，就意味着大量炎症和其他严重的病理反应，最终甚至会造成死亡。因此，反应迟钝、调动不足和过激反应、调动过度都会造成严重后果。而当社区面临外部入侵和内部威胁时，反应不足和反应过度也会造成同样后果。
与人不同，有的哺乳动物发展出了也许更为高效的免疫系统——不过分反应，也是高效的标志之一。新冠病毒的宿主蝙蝠是唯一会飞的哺乳动物，它可以长期受到病毒感染而不发病。蝙蝠体内缺乏人体免疫系统里的AIM2蛋白基因，而这一蛋白基因可以引发炎症。这可能是蝙蝠长期感染而不发病的原因之一。当然，蝙蝠的免疫系统显然也足以控制毒性巨大，即复制速度极快的病毒，从而使自身免于被病毒摧毁。社区可能也需要像蝙蝠一样，既能控制威胁，又不至于因控制过度而毁灭自己。在这个意义上，蝙蝠是一个重要的隐喻。
在人体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中，自启免疫 (auto-immunity)十分独特，因为它是在没有外界抗原即外界入侵的情况下，免疫系统的自动触发。大约在1950年代，科学家发现了自启免疫，但科学界一度难以接受自启免疫理论，因为这一理论的核心就是人体可以自己攻击自己，说明人体有自杀性。现在已知的自启免疫疾病包括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I型糖尿病)、系统性红斑性狼疮、多发性硬化症、自发性血小板缺乏紫斑症、类风湿性关节炎、再生不良性贫血等。
自启免疫也成为理论界的热门话题，并反过来引发了对于整个免疫话题的高度关注。德里达一直十分关注这一话题，他与另外一些理论家一起，通过对于自启免疫的关注，使“免疫”的概念在经历了从人文学到医学的旅行之后，终于又从医学回归人文学。正是由于德里达等人的持续关注和深入讨论，免疫和自启免疫才成为“比喻的比喻” ，或者隐喻的隐喻。
自启免疫的核心就是自己攻击自己，如同人类社会的内战、内乱、内斗等等。人的免疫系统首先需要识别自我，确定自我的疆界。然而，在识别自我时，免疫系统却把自我识别成敌人，予以进攻。将自我识别成入侵者之后，免疫系统开始攻击某一器官或者整个系统，引发疾病，有时是致命的疾病。
在自启免疫中，自我、自卫、自我防御的观念受到颠覆。在免疫中，核心是自我；而在自启免疫中，自我将自我识别为敌人或者他者，自我已经变成敌人或者他者，自我与敌人或者他者的界限被打破。
在911之后，德里达对于自启免疫理论作出新的阐发，特别强调自启免疫的自杀或者类似自杀性质。在德里达看来，“恐怖袭击就是自启免疫疾病的症状，而自启免疫疾病威胁着西方参与式民主的生命，威胁着支撑这一民主制度的法律体系，以及在宗教和世俗维度之间进行鲜明分割的可能性。”德里达还强调，911并非自启免疫疾病的第一个症状，而只是最新症状。美国的恐怖分子都是“自己人”，来自美国内部，或者是美国在冷战期间在世界各地培植的代理人。然而，美国所认可、所支持、所扶持的自己人最终成为攻击美国自己的暴力恐怖分子。德里达对于恐怖分子的描述与病毒的特征高度类似：恐怖分子“显然自己并不具备任何力量，但却通过计谋和高科技知识的运用，找到相关手段和资源，在一个美国城市的美国机场搞到了一件美国武器。”恐怖分子自己没有武器，但却劫持了美国武器；他们劫持了飞机，就像病毒劫持了人体细胞一样，利用人体细胞的能量和蛋白质，来大量复制自己，从而杀死细胞并最终杀死自己。911恐怖分子复制自己的方式之一就是全球电视和网络的24小时滚动直播，这种直播也激活了全球的恐怖病毒。
自启免疫的自杀是多重的自杀。“美国让恐怖分子移民进美国，训练了他们，让他们在美国准备好自己的行动”，而他们则“使两种自杀合二为一”：他们自己的自杀，以及“那些欢迎、武装、训练了他们的人的自杀”。自启免疫能造成人体的死亡，也能造成社会体的死亡；能造成自我的死亡，也能造成他者的死亡，并能造成由自我和他者所构成的社区的死亡，因此是多重意义上的自杀。
自启免疫与免疫的区别在于自我边界的打破。在恐怖袭击中，没有国界的概念；恐怖袭击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对于另一个民族国家的攻击，而是国际恐怖分子超越国界和国籍的攻击。这也类似于病毒的攻击，没有国界、没有国籍、没有地域界限。恐怖袭击和病毒蔓延一样，都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攻击。与病毒一样，首先在一国爆发的恐怖袭击后来也蔓延到世界的多个国家。
在后现代理论中，免疫与自启免疫有很多相似之处。不仅是自启免疫疾病，有时甚至一般疾病都会颠覆自我的边界：“自我这一战略聚合体是有边界的，而疾病就是误认和侵犯这一边界的过程。”在自我概念中，边界是一个关键词，边界划出了自我与他者的区别：自我需要防御，以防他者的侵犯。而现在，“自我的边界上有潜在的很危险的冲突，而自我就是由这些冲突所构成、所界定。”边界冲突，即对于边界的突破，成为自我与他者冲突的场所，但也成为自我之所以成为自我的原因：没有他者，没有与他者的冲突，就没有自我。如果他者不复存在，自我也就随之消亡。这也就构成了另外一种可能性：自启免疫虽然是自杀性的，但却又不能没有，因为这种冲突使自我得以存在。
根据自启免疫的逻辑，这甚至不是也不需要边界冲突，而是主动破除边界：“为了保护自我的生命，为了构建独一无二的活生生的自我，为了构建自我与自我的关系，自我必然被引导着欢迎他者进入自我内部……免疫防御本来是为非我、敌人、对立面、对手准备的；自我将它拿来，使它在保卫自我的同时又抵御自我。”
自启免疫既是自杀性的，但同时也具有正面、积极的意义；它意味着开放，向他者开放，开辟了各种可能性——“通向未来，也通向自我转变” ：“在于自我，也在于他者，在于自我之中的他者。”通过自启免疫系统，自我认识了他者，接纳和容纳了他者，使他者成为自我的一部分，使自我成为他者的住所。自我将自我识别为他者，说明他者寓于自我，自我也可以转化为他者。
那么什么是他者？不仅是抗原、病毒、异体，而且是一切“不是自我、大于自我的东西：他者、未来、死亡、自由、他者的到来和对于他者的爱。”他者几乎无所不在，几乎是一切非我之物和未知之物。空间意义上的边界已经消除，人和人体在时间上与他者或者环境连续不断地进行交往和交流。
生命层面上的自启免疫体就是社会层面上的“自启免疫共同体”——生命与政治息息相关，构成生命政治。德里达将几个相关的词拆分，将拆出的成分又组成一个新词。Community(社区)和auto-immunity(自启免疫),两个词都含有common一词的构词成分，强调“共同”。因此，自启免疫体就成为自启免疫共同体(auto-co-immunity)—— 一方面，是“作为自启免疫共同体的社区〔社区的共同点，共同拥有免疫的责任或担当(munus)〕”，另一方面，是“人类的自启免疫共同体，特别是自启免疫的人道主义。”前者强调单个社区的免疫责任，即自我防御的责任；后者强调全人类共同体感知和容纳“他者”的博大的人道主义。
在德里达自造的这个词里，免疫与政治、人体与社会、抗疫与社区被糅合在一起。病毒与人体、个人与社会、自我与他者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自启免疫共同体。
结语：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的话语互参
自然科学(包括医学、生物学等)和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使用不同的话语和解释范式。自然科学有时借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话语来描述和命名自己的发现，而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也会借用自然科学术语来描述社会现象。
当然，在自然科学家看来，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描述很可能不够准确，甚至有错误的地方。其实，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讲，德里达对于自启免疫有很多自己的理解，与免疫科学研究的细节和结论并不相符。然而，这种“误读”有时反而是不同学科沟通的基础，也许也会引发不同学科的范式转移。
保罗·德·曼认为，既然修辞格(包括隐喻)让作家的字面意义和实际意义不一致，让一个象征物代替另一个象征物，并在不同类型的文本之间进行干预，那么“解读也就必然是误读”。但误读也有正确的误读和不正确的误读，“正确的误读试图包容而不是压制所有语言都会产生的无可避免的误读。”
从这个角度看，如果没有对于当代免疫和自启免疫理论的“正确误读”，人文社科学者就无法对人类共同体以及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进行“生命政治学”的思考。反之，人文社科学者对于“现代人体”的“后现代”描述也许会促使医学研究更关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疗愈”，即不仅是“战胜”病毒和疾病，而且也更关注如何让人体更适应外部世界，与病毒和疾病和平相处。
人类需要尊重“他者”，包括自然、动物，甚至包括无生命的病毒，使这些他者与自我和平共处，甚至变为自我的一部分；人类也应该善待作为他者的自我，不让自我因为惧怕他者——包括死亡、未来、未知物等等——而成为自我都无法辨认的他者。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是自我之中有他者，他者之中有自我。
① Jonathan Culler, Literary The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3，124, 19, 19, 19.
② Fredric Jameson, “An American Utopia,” in Slavoj Žižek ed., An American Utopia: Dual Power and the Universal Army, London: Verso,2016, pp.1-96.
③ Slavoj Žižek, Žižek’s Jokes: Did You Hear the One About Hegel and Negation?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14.
④ Fredric Jameson, The Cultural Turn: Selected Writings on the Postmodern 1983-1998, London: Verso, 1998, p.3.
⑤ Richard J. Lane, Fifty Key Literary Theorists,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⑥ Ian Adams, R. W. Dyson, Fifty Major Political Thinkers,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John Scott ed., Fifty Key Sociologists: The Contemporary Theorists,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⑦ Stephen Greenblatt, The Rise and Fall of Adam and Eve,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and Company, 2017.
⑧ Stephen Greenblatt, The Rise and Fall of Adam and Eve, p.1. “Bare bones”.
⑨ Stephen Greenblatt, The Rise and Fall of Adam and Eve, “Epilogue: In the Forest of Eden”.
⑩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978-79, ed., Michel Senellart,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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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为英国伊丽莎白时期的古典文献翻译家菲尔蒙·荷兰德(Philemon Holland，1552-1637)。
《牛津英语大词典》(OED)似乎也跳过了这一步，直接从政治上的“赦免”走到了现代医学的“防疫”和“抗疫”。见“immunity”词条。根据OED，immunity一词最早于1603年用于医学和生物学意义，但OED并未区分该词在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上的不同意义。OED给出的immune一词最早的医学和生物学的用法出现于1866年。
这一经典故事在多部生命政治学和免疫学著作中都得到描述，包括Ed Cohen, A Body Worth Defending: Immunity, Biopolitics, and the Apotheosis of the Modern Body等等，在此不一一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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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哈姆雷特》鬼魂的文献颇多，近期的专著有Stephen Greenblatt, Hamlet in Purgatory,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2003等等。
认知文学研究(包括认知诗学)的著述繁多，到今天仍然势头不减。诸多著述都以大脑和文学的关系为主题，例如Paul B. Armstrong, How Literature Plays with The Brain: The Neuroscience of Reading and Art,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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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el Foucault, Dits et crits, II:1970-1975, Paris: Gallimard,1994, p.143. 本文作者试译。
“事件”(event)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概念，参见拙作：《事件：本身与印象，言说与书写》，《社会科学研究》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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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引用的莎士比亚剧作皆为朱生豪译本，除非另有说明。
见Stephen Greenblatt, 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 From More to Shakespea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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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avoj Žižek, Antigone,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6, pp.xxii-xxiii, xxii.
《李尔王》中考狄丽亚与大夫的对话，本文作者试译。Distress的意义繁多，包括“逆境、麻烦、不适、疼痛、悲伤”等对于“人体、精神、社区”等造成的影响(OED)。一般译本都强调这一段对话中对于“药”的讨论，但与之相关的词并不一定与“药”有关，例如virtue(神力)一词。在OED的virtue词条下，有一个出自《哈姆莱特》的例句，也是simples和virtue同时出现，而virtue的定义为：“指植物、液体或其他物质：对人体产生有益的影响；强化、支撑、疗愈的力量”。
“antigen,” in Britannica, https://www.britannica.com/science/antigen; “antibody,” in Britannica, https://www.britannica.com/science/antibody; “immune system ,” in Britannica, https://www.britannica.com/science/immune-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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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a A. Beltz, Bats and Human Health: Ebola, SARS, Rabies and Beyond, New Jersey: Wiley Blackwell, 2018, p.19，353.
一般译为自身免疫、自体免疫、自免疫等。但所有免疫其实都是“自身”或者“自体”免疫。为了与之区别，本文作者试译为 “自启免疫”。
Warwick Anderson， Ian R. Mackay, Intolerant Bodies: A Short History of Autoimmunity, New York: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4；Britannica,“autoimmunity,”in Britannica, https://www.britannica.com/science/autoimmunity.
“autoimmunity,”in Britannica, https://www.britannica.com/science/autoimmunity.
Giovanna Borradori, Philosophy in a Time of Terror: Dialogues with Jürgen Habermas and Jacques Derrida, New York: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pp.20, 95, 95, 152 .
关于病毒的描述，见Dorothy H. Crawford, Viruse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4.
德里达也探讨了电视直播与恐怖事件的关系, Giovanna Borradori, Philosophy in a Time of Terror: Dialogues with Jürgen Habermas and Jacques Derrida, New York: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pp.108-9.
Donna Haraway,“The Biopolitics of Postmodern Bodies: Constitutions of Self in Immune System Discourse,”in Timothy Campbell, Adam Sitze, eds., Biopolitics: A Reader, Durham, NC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283.
A. David Napier, “Non Self Help: How Immunology Might Reframe the Enlightenment,” Cultural Anthropology, no.27, 2012: 122-37. 转引自Jerry Brotton, The Renaissanc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48.
Jacques Derrida, Specters of Marx: The State of the Debt, the Work of Mourning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p.177, 2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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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ques Derrida, Rogues, Two Essays on Reason, New York: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35.
〔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0)06-0001-10
〔作者简介〕程朝翔，石河子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疆石河子 832021。
(责任编辑：潘纯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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