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昌衡：一个保守主义者的革命与归隐
尹昌衡：一个保守主义者的革命与归隐①谯 珊
〔摘要〕 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是近代中国两股重要的社会思潮，分别代表了变革中国的两种政治取向。保守相对于激进而言，非“保守派”或“旧派”之意。清季民初，中国未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保守主义如同空中楼阁，难以在现实中找到立足点。反之，激进主义不断扩大政治舞台，以致保守者的命运不得不同革命联系在一起，革命有时竟成为保守主义者的安身立命之处。政治与文化思想保守的尹昌衡，从“忠清”到“反清”，最后被迫“归隐”的人生经历，恰是一位保守主义者在不断激进的革命潮流中难以立足的写照。
〔关键词〕 尹昌衡；四川保路运动；保守主义；革命高潮；归隐
保守主义(conservatism)源于西方，是一种同进步相对立的重要政治观念。保守主义为具有历史传统的现存政治秩序辩护，并非不赞成变革。英国政治理论家柏克(Edmund Burke)一般被视作保守主义的奠基人，他于1790年出版的《法国革命论》，最早反对法国大革命中抽象而激进的主张，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来源于世代的智慧，是一种“值得人们尊敬的传统”。②在西方，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仅次于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相对立，保守主义者一般被人们视为保守派或旧派，甚至落后派或反动派。③颇为吊诡的是，在近代革命思潮成为主流时，保守主义者的命运也不得不同革命联系在一起，革命有时竟成为保守者的安身立命之处。
辛亥年间突然革命的军政人物尹昌衡，即是一位在革命高潮时卷入革命的保守主义者。尹昌衡，原名尹昌仪，字硕权，1884年生于四川彭县，20岁获得官费赴日本学习陆军。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留日学生加入者甚多，尹昌衡以孙中山“驱除鞑虏”的提法太过火，拒不参与④，回国后在四川保路风潮中也未有革命举动，始终与革命保持疏离。然辛亥年十月十八(1911年12月8日)成都兵变之日，尹昌衡加入同盟会⑤，成为革命党人，且从军政部长一职跃升为四川军政府都督，22日，又设计擒杀了四川总督赵尔丰，行动颇显激烈。次年，尹昌衡率军西征，戡定川边叛乱，声威盛于一时。及至1920年8月，年仅36岁的尹昌衡突然发表《归隐宣言》，决定“雾豹深潜，不见于世”⑥，从此退出江湖，在佛学和儒学的研习中度完余生。由于尹氏行动奇特，时人对他褒贬不一。1913年刘石甫所撰《尹昌衡传》称尹氏为“革命家”“革命巨子”；次年成都《国民公报》登载川民杨隽等对尹氏之控告，认为其“在中华民国固为罪人，即在革命党中亦为败类”。⑦双方各存立场，致尹昌衡的面目在当世模糊难辨。
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革命者道德化的研究取向使学界对“临时革命”的尹昌衡评价极低，认为其“乘机上台”，是四川独立中的“大野心家”。⑧80年代以后，学界在肯定尹昌衡“革命”“西征”的基础上，将尹昌衡作为“辛亥革命家”和“戡乱英雄”加以纪念，有为其平反之意，但有意无意间却只截取了尹氏的人生高潮画面，忽略了其于人生低潮时的思想、情感与行动选择。清季辛亥年的革命对时人命运影响甚巨，被革命卷入的尹昌衡，因其有同盟会员、四川军政府都督等多个革命党的重要身份和“杀赵”行为，其真实面相长期被淹没于革命高潮时的身份和场景之中，至今仍有被曲解之处，如学界对尹昌衡是否革命党仍存分歧。⑨本文以清季革命对尹昌衡命运之裹挟为线索，探究一名保守主义者在激进革命中的身份、行动与思想间的迷思。
一、保守者的革命
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尹昌衡一直持“忠清”的政治立场，并不准备“反清”。尹氏趋于保守的政治态度，既与其特殊的家族背景、四川保守的空气有关，也与清廷于20世纪初施行的“新政”对尹昌衡的影响密切相联。
尹氏家族于康熙初由汉阳孝昌入蜀，九世力农。至尹昌衡祖辈时，外祖父刘懋廷通兵政，尝作《防边龟鉴》数十卷，得川督骆秉章赏识，令其办理团练。惜民团尚未练成，蓝大顺兵入，刘懋廷耻逃逸，与弟子十九人仗剑执《春秋》，坐讲于蒙阳金福桥，遭残杀。乡人感佩刘懋廷护卫乡梓之勇烈，立庙“祗园”以祭祀。尹昌衡的祖父尹先觉与刘懋廷极友善，听闻凶耗，惊恸坠马下，“自此绝世事，举家出入钱谷之数弃不理”⑩，尹家从此中落。尹昌衡的父亲以授业为主，舌耕不足，负贩于江湖。尹昌衡幼年生活于贫苦的家庭之中，力谋改变，勤奋胜于常人。又耳濡外祖父之忠勇，祭祀之日，必至“祗园”瞻仰外祖父塑像，觉“彬彬颇类岳忠武，千载下犹凛凛有生气焉。”尹昌衡成年后的思想和言行受家族影响极大，不仅在言谈文字中以岳飞、班超自诩，归隐后的寓所和著述也仿崇祀外祖父之庙名，取名“止园”。
19世纪末，革命思潮已浸入四川，影响着士人的生活，但因革命的神秘性和冒险性，仅为少数激进的读书人所关注，并不受绝大多数士人的欢迎。不少四川士子仍愿依循祖辈“学问致仕”的节奏，为个人和家族前途作长远考虑。1897年，尹家迁至省城，尹昌衡得以接受成都锦江书院、武备学堂之新式教育。20世纪初，成都已开办高等学堂、东文学堂、游学预备学堂等新式学堂，由于从高等学堂毕业或会获得功名，从东文学堂、游学预备学堂毕业可选送日本等国游学，省城新学堂不断吸引着州县的士子。1903年，井研士子熊克武感到“在乡下读书眼界不宽”，“不能大展青年的抱负”，负笈成都。1910年，嘉定士子郭沫若考入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与曾琦(隆昌人)、周太玄(新都人)等同窗。但省城新学堂因初设，难以满足学生的愿望。郭沫若进校不到两个礼拜，就发现讲经学的一位名士只需拿一本《左传事纬》，而新学方面，讲理化、数学的教员们连照本宣科的能力都没有，于是得出一个幻灭的结论：成都和嘉定同样是“鲁卫之政”，学界的空气“是在一种绝望的状态之下”。彼时四川读书人仍然希望走“正道”，即要像从前的“由秀才而举人而进士而翰林一样，是要由小学而中学而高等而大学”，且认为实业救国之类属于旁道，毫无前途，参与富有冒险性的革命自然不在多数四川士子的人生计划之列。
在辛亥革命前，尹昌衡并不希望改变国体。1904年，尹昌衡获官费赴日学习的机会，全川仅录7人，尹氏感到机会来之不易，对朝廷心怀感激，绝不在日本言革命。1908年12月，他还避新皇溥仪讳，更名“昌仪”为昌衡，且通过清廷驻日公使向日本外务省、防卫省等正式说明，表明对“清”的认同。1909年，尹昌衡与同学唐继尧、刘存厚、李烈钧回国经过沪、港，各言其志。唐、刘、李三人均曰：“必清中原”，尹昌衡独曰：“既从戎矣，不可不效孙武子一战报国，小试后即当遁迹蓬山，精求至道。”流露“不叛”的忠清心迹。他还这样评价三位同学：“唐继尧沉雄，刘存厚敦敏，李烈钧精干，皆必有所建树，若忠孝文武则吾未之见也。”
尹昌衡在留日期间所作之《圣私篇》，是了解尹昌衡在辛亥革命前政治思想的一篇重要文章。文中以“黎疑”与“太昭”(尹昌衡号)二人问答的形式，显露出尹昌衡所持之“王道”思想。黎疑问太昭曰：“敢问圣人之道，无以加于公乎？”太昭曰“未知私，焉知公？”进而解答曰：“私，公之基”，杨朱“不肯拔一毛而利天下，其自利至矣，而圣人也。……故杨朱行，则天下宁。至私至公，至公至私。地平天成，于是乎存。”“圣人之道”是此文中的“第一问”，也是尹昌衡所欲阐述之处。尹昌衡认为，“德”即“圣人之道”，即如杨朱，利己利人，则德成而利集，天下太平。“德”也是尹昌衡后来所认为的治愈天下(国家)之良药，是尹氏政治思想中的核心观念。
尹昌衡归国后，在现存秩序中谋发展，却由于个性原因仕途不顺。他先至京师应留学生考试，赐步兵科举人出身，补授“协军校”，后在广西巡抚张鸣岐处任教官。尹昌衡平素常以名士、英雄为依归，言行举止不拘小节，作考官时，竟常置酒壶于案上，每获俊品佳文则“拔剑起舞，尽一觥”，被张鸣岐视为疯癫，尹昌衡辄书一联赠张氏：“爱花爱酒爱书爱国爱苍生，名士皮毛，英雄肝胆；至明至洁至大至刚至诚悫，圣贤学问，仙佛精神。”尹昌衡将自己不羁的性格解释为名士行为和英雄抱负，为张氏所恶。回川后，为川督赵尔巽所疑忌，在编译馆任职，颇觉才不受用。尹昌衡希望在新军中作一流的将官，像外祖父一样挽清朝于危局，建立功名，此时他的文字多透露出郁郁不得志，常以“国家应如何选才用人”为主题。1910年夏，尹氏作《武德论》，阐述国家应在承平时选“上德”为将，寄望学王阳明“移杏坛于虎帐，纂六经为武经”。次年4月，广西按察使王铁珊与尹昌衡谈论兵事，认为尹昌衡乃“天下奇特士”，“有推倒一时豪杰之风”，与尹氏的自我认同相合，两人成为忘年之交。尹昌衡于乱世之中关怀的是“济清”“济世”，而非“反清”。因而，当辛亥革命爆发，党人朋友屡劝其反清时，尹昌衡对清廷“誓忠无贰”，以“家贫，口体之养，皆恃朝廷”，“受恩厚，乌忍背之”为由拒绝。尹昌衡的“忠”尝被他身边的革命党人视为愚忠，其时清廷已施行“新政”，尹昌衡在省城书院和日本游学的经历，皆获益于新政改革。清廷的“预备立宪”，虽然被革命党人目为“假立宪”，但政治体制的变革已在途中，并非一成不变。清廷在20世纪初的改革举措及其对尹昌衡人生道路的影响，使尹昌衡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保守而非激进的政治立场。
尹昌衡虽无意革命，却无法躲避革命洪流对其命运的裹挟。1980年代，胡绳先生最早注意到尹昌衡“算是同革命有点因缘”，隗瀛涛先生也注意到尹昌衡“在历史上与同盟会有过联系，而且参加过同盟会”，但都未详述尹昌衡与革命、同盟会之间的复杂关系。1911年11月27日，成都立宪党人与川督赵尔丰签订《四川独立条约》，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尹昌衡被任命为军政部长。但四川独立后却未获得安宁，都督蒲殿俊因缺乏治军经验，于12月8日仓促点兵，又对新军、巡防军发放额度不均的饷银，引发士兵哗变，正、副都督皆逃逸。乱军入成都城大肆抢劫，放火焚烧藩库、当铺、商号，酿成大乱。在点兵现场的军政部长尹昌衡单骑出城引凤凰山新兵入城戡乱，成都秩序乃定。兵变当晚，尹昌衡加入同盟会，10日，正式就任都督，新的四川军政府成立；22日，尹昌衡设计擒杀了赵尔丰，树立革命形象。尹昌衡在兵变之时“临变入盟”，思想上虽未从“忠清”遽然而变为“反清”，但已与革命党人在同一条船上。
辛亥年的尹昌衡在三日之内就“由革命而都督而英雄”，与此前所欲“由将官而英雄”之正途虽有差别，但殊途同归。原本与革命疏离的尹昌衡竟然通过革命实现梦想，27岁就建立功业，人生由革命突入高潮，此种过程和结果恐是尹昌衡自己都难以预料的。12月底，孙中山从海外归国，四川军政府派代表赴上海、南京欢迎，推举孙为总统。革命洪流终将不欲革命的尹昌衡卷入其中。
尹昌衡的思想并没有在一夜之间转变。他对辛亥年激进革命的反对明显地流露于后来的著述之中。尹昌衡在《止园自记》和《止园文集》中以大量笔墨记录了自己“单骑戡乱”和“不得已而任都督”的多个场景，而绝不以文字记载临时加入同盟会的详情。即便参加革命杀掉川督赵尔丰后仍要表达“忠清”甚至“忠赵”立场：“乃出而承乏，首发优遇清室之言，继有单骑救满之绩。众军鼓噪，赵督殒命，衡私藏其孙，阴纵其家”，“忠清之心可谓尽矣”。尹昌衡“剧烈的革命行动”与其留下的“忠清文字”相悖，为后世史家探究其党人身份增添了难度，但却真实地显示出一个保守主义者参与激进革命后的复杂心理。
尹昌衡“三日而都督”的经历也被后世误解为“投机革命”。其实，从兵变当日成都所陷之危局和尹昌衡的临场应变来看，尹昌衡是以平叛之目的参加革命的，并非为都督一职。从军政部长升为军政府都督是尹昌衡本人不曾设想的结果，不宜以此结果来推导尹氏参与革命的原因。当革命遽然来临时，包括尹昌衡在内的各类历史人物并不全是以理性状态迎接革命，“主流与非主流的种种层次常同时叠压在一起”，形成“很复杂、很精微的相互依存关系”。
二、保守者的尴尬：向北还是朝南
自清季南北争持以来，“南”与“北”就由地域概念演成政治问题。民初南北各自代表“革命”和“镇压革命”的政治环境，再次将尹昌衡卷入激进的革命潮流中，使其在南北之间勉力维持，难以达到平衡。
1911年12月10日，尹昌衡正式就任都督之职，即发布《告全蜀父老兄弟文》《大汉四川军政府再告全蜀父老子弟文》，所望“凡有异议树党是彼非此者，宜化除私见，共济时艰，不宜互不相下，以累无辜”，宣告将“力持公正，破除情面，力扫积弊”，对革命党的警惕初露端倪。随后，尹昌衡在军权问题上与革命党人产生歧见，尹氏坚决不同意由革命党人熊克武任师长扩充一师，双方互生罅隙。彼时同盟会控制的重庆蜀军政府以自身为正统，认成都军政府为“袍哥政府”，而非革命政府，欲出兵讨伐。待尹昌衡杀掉重臣赵尔丰，蜀军政府才认为其确有革命举动，撤回已在路途之军队。尹昌衡的“杀赵”行为被时人和后人误为革命，其实是尹氏在危急之下以激进的方式对革命党的退让。
政治保守主义者的一个明显特点是浓厚的国家主义，即在承认国家的基础上进行改革，而非推翻现存政治秩序，所以，对现存政治秩序的维护常常成为保守主义者的标识。尹昌衡任都督后，顺应形势，以支持革命的方式表达对“民国”的拥护。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被参议会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尹昌衡即致电重庆蜀军政府，希望双方“共相扶济，联为一气”。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四川军政府得电文，迅速通告全城“自明日起一律悬挂国旗三日，以志庆祝。”2月初，历时两月的成渝谈判达成，尹昌衡致电孙中山和各省都督，表示四川决定与滇黔会师北伐，破袁世凯巢穴。9日，尹昌衡在川汉铁路公司发表“北虏未灭，久欲率师北伐”的演说，决定派先遣旅团分三路进兵汉中，又在致孙中山及各省都督的文电中称袁世凯为“袁贼”。3月中旬以前，尹氏多次就四川政情致电孙中山。此时的尹昌衡认同革命党初创的民国，还兼任了四川同盟会的名誉支部长。
南北局势的迅速转换使尹昌衡随即显出保守主义者的真实心迹。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2日，尹昌衡发出公开电文，宣布“清帝退位，民国统一，北伐已作罢”，13日，致电尊袁氏为“中央政府大总统”。此时，袁世凯在北方自称“本大总统”，孙中山尚未解除临时大总统之职，南北呈现两个政府、两个总统对峙的局面。尹昌衡迅速表态“北伐作罢”，与其一贯不赞成激进革命有关。彼时各方包括同盟会在内，也认为国家刚刚统一，不容破坏，只有忍让精神才能换得和平。尹昌衡对北方的拥戴出自真心。
此举显示了尹昌衡此时在四川兵权在握，极愿报效国家。1912年5月，尹昌衡听闻袁世凯向六国借款，认为“损失国权过巨，恐遭灭亡”，发电恳请袁氏取消，但中央财政困难，“徒望其毁约废章，不借垫款，是不与食而责其不饥以死不可得也。”于是在四川奋力筹款50万元汇解至京，以济眉急。此时西藏因四川爆发辛亥革命，寻思独立，尹昌衡致电袁世凯表示愿“怀先人之伟烈，慨然自任”，6月8日在全体军官会议上发表演讲“西藏不失于腐败之满清，而失于新建之民国，诚莫大之耻”，宣布将“带队亲征”。7月，尹昌衡兼川边经略使率兵西征，以军团长胡景伊任护理都督代理其职，而未将都督之大权交予副都督、同盟会员张培爵，引发革命党人不满。同盟会欲借尹氏之威在四川建立革命党政权的希望破灭。
1913年，孙中山兴“讨袁”二次革命，尹昌衡闻南北生变，认为“兵乱国穷，党杂权轻”，致电袁世凯，泣请下军令“凡有违抗命令者，自上将、都督以至目兵，均处死刑。如力不能为，准予辞职”，深合袁世凯意。袁氏回电嘉许“该都督学力正大，血性过人，久为本大总统所深悉”。5月，因外债事，尹昌衡又致电各省都督“党祸将成，南北分裂，时势至此，可为痛哭”，视袁氏向外国借债“亦非得已”，26日的成都《国民公报》则以“尹硕权好为大言”加以讽刺。尹氏在西征途中写下“微命复何惜，孤忠谁与同”的诗句，慨叹自己率军西征，孤忠于国，已将前此对清廷的忠诚改托民国。
尹昌衡在参与革命后迅速“忠袁”的态度，引发后人诟病。从尹氏行动的表象来看，他确实总是倒向革命中的获胜方，似有“投机”的成份。但如果深入考察尹昌衡的政治思想，则会发现他的“忠清”“忠袁”都透出一个保守主义者浓厚的国家意识。尹昌衡将“清”和“民国”皆视为“国”的实体，民国代清，尹氏的思想情感就很自然地从“忠清”演变为“忠袁”。
袁世凯与南方革命党的对立，使袁氏对各省都督的信任与后者是否坚决镇压革命的态度相联，尹昌衡的都督一职在南北对峙中迅速发生变化。尹昌衡西征以前，曾将兵权交于军团长胡景伊。1912年9月，尹氏以川藏之间无有重镇，难期长治，请中央设立“边藏镇抚府”，由自己暂行兼任第一期镇抚使，获袁世凯当日下令“尹昌衡兼充川边镇抚使”。尹氏计划川边大定后，第二期镇抚使由胡景伊接任，自己返回成都任都督，因此于10月4日致电袁世凯“请以胡景伊继任镇抚使”。但一周后，尹昌衡改向中央推荐胡景伊任四川都督兼省长，与此前的请求不一。17日，尹昌衡再次致电袁世凯“恳任胡景伊充镇抚使”。尹氏前后不一的举动实有试探袁世凯之意。22日，袁世凯回复“尹督应即安心料理边事，万勿再请更易，是所至嘱”，仍令尹昌衡任四川都督兼镇抚使。此时川边叛乱尚未戡定，中英之间在西藏问题上协议未成，袁氏有借重尹昌衡之处，故以安抚为主，仍委之重任。
1913年夏，尹昌衡戡定川边，建议中央设置川边经略使以经营四川藏区，袁世凯因有意任命对革命党杀伐果决的胡景伊为都督，乃顺水推舟，回复尹昌衡曰：“尹督所陈加经略使一节，极有见地，应任命尹昌衡为川边经略使，……胡护督权纂年余，安蜀巩边，颇有成绩，应任命为四川都督。”尹昌衡大感心凉，感叹古人忠义之风，实不见容于今日。6月初，尹昌衡向袁世凯提出辞职，内有“自古岂有局势如此，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哉？一岁以来，声随泪落”之语。13日，中央命令传来，袁世凯果然任命尹昌衡为川边经略使，同日任命胡景伊为四川都督。尹昌衡拒不受命，径直返回成都。
尹昌衡被袁世凯解职之时，四川革命党人正欲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尹、胡二人因都督之位产生裂痕，但在稳定川局方面却有着共识。尹昌衡密会胡景伊后，给袁世凯发去“痛悔”电文，表示“有自由解职之言，并无自由解职之事”。8月2日晨，尹氏率军悄然出成都，行至双流，才以电告“四川前因乱党百般挑动尹胡恶感，以图扰乱地方，幸尹胡各明大义，力保治安”。在革命党的强大压力下，尹昌衡终于决定接受经略之职，重返川边。此时，尹昌衡的同学李烈钧在江西宣布独立，正式发动二次革命，四川革命党熊克武部响应，8月4日在重庆宣布独立，袁世凯命川督胡景伊镇压。尹昌衡返回川边之途雅江时也被军中三千革命党所围，胁迫其北伐。尹氏假言赞同，设计擒“激昂慷慨者三十人”，复规劝众人“国本未固，武夫当忠顺，若责上太过，大乱宁有涯乎？”对于众人所责“规规守小节”，则答以“今上无夏桀之暴，而下无成汤之德，以暴易暴，吾谁与之？且我不能背清，焉能背袁？”但尹昌衡并未严惩革命党人，而是采用取消军人党籍，禁绝军人入党的办法加以整肃。9月，尹昌衡的护卫团长张熙响应重庆讨袁军，在打箭炉(康定)绑架尹之父母，再次胁迫其北伐。尹昌衡亲率十余人赴打箭炉，以策反之计使张熙兵溃，和平解决了叛乱。四川的“二次革命”在胡景伊和尹昌衡的合力镇压下失败。其后，尹昌衡致电袁世凯曰：“乱事之起，实由乱党之运动”，“昌衡对于该逆党，始终含容，总期委屈求全，以消隐患。”9月，尹昌衡又致电袁世凯暨各省都督，建议取消军人党籍，还写下“深痛逆党，竟敢辱及二老，誓不戴天”之语。尹昌衡对革命党屡次发动革命之痛恨此时已公开化，与南方革命党的分裂自不在话下。
尹昌衡与“南方”决裂后，对袁世凯的不满在“二次革命”后也显露出来。1913年冬，尹昌衡进京面见袁世凯，相谈不欢。次年1月13日，袁世凯下令裁撤川边经略使兼川边都督职，令尹昌衡留京，另候任用。旋有四川人杨隽、邹稷光等以“数罪”告发尹昌衡，袁世凯在尚无证据之时即将尹昌衡软禁于北京宪兵营。8月16日，袁氏以尹昌衡“滥支浮报军费”为由，下令褫夺尹昌衡陆军中将暨陆军上将衔。直至次年10月16日，袁世凯才正式宣布尹案“冒功通逆各款，均无其事”，“惟亏款一节，侵占公款，情罪昭著，按律拟以二等有期徒刑九年，褫夺公权全部”。临危出征的西征英雄被袁世凯玩弄于股掌，这是对袁氏忠心耿耿的尹昌衡绝未料到的。尹昌衡从南方革命阵营中退出，以“忠国”之心“忠袁”，结果竟是“由英雄而囚徒”。不认同激进革命的尹昌衡不能依托“北方”成就自身，反陷牢狱之灾。“南”与“北”成为尹昌衡无可回避，却又无法归依之处。
民初南北之外，北北之间、南南之间、地方与北南之间、地方内部之间的复杂纠葛，也给尹昌衡带来意想不到的际遇。1916年6月袁世凯卒后，黎元洪特赦尹昌衡，准其回乡，却因“府院之争”遭段祺瑞疑忌拦阻。11月，尹昌衡潜行离京，在汉口被截留，返京后复被“跟踪监视，勿令出京”。12月2日的《申报》登出《尹昌衡自明非潜逃出京》一文，分析了尹氏回川可能引发的纷争，曰：“尹之为人，颇与川中一部分军人有关系，到川之后，必令现日川中党争又多树一旗帜，此关心川事者所以多以尹氏不即回川为幸事。”1917年3月，霸据四川的云南军人、四川督军罗佩金致电黎元洪、段祺瑞，暗示勿将尹昌衡放虎归山：“惟该员年力富强，才华卓越，放归田里，殊觉可惜。拟请优加礼遇，俾得乘时効用，该员必能感激图报，不至时存退归林下之思。”同年夏，尹昌衡由沪迂道秘密回川，在宜昌被阻，由代总统冯国璋下令征召服役，被安置在南京。1918年10月，徐世昌继任总统，尹昌衡被召再次进京。自袁世凯卒后，尹昌衡三次返川，皆被握有实权的段祺瑞阻拦，已与尹昌衡“挪用军款”案无关。欲以武力统一南北的段祺瑞对尹昌衡返川可能引发的争斗持疑虑态度，始终不肯放行。尹昌衡退避南北，回乡亦不得，终于发出“南北无义战”的喟叹。
1920年春，尹昌衡第四次潜行离京，经上海辗转回川。在上海期间，尹昌衡与孙中山晤见，孙期望藉尹氏之威望整合川军，在四川发动护法战争，且准备委尹氏为四川督军。此时的尹昌衡因对“北方”无比失望，有意助孙中山统一南北。消息传回四川，引发四川地方实力派疑忌。四川军人熊克武、刘湘等此时反对孙中山依托南方军阀力量讨伐北方，对尹氏的“朝南”行动绝不赞成，且着意拦阻，“南南分歧”竟使尹昌衡的命运再次发生剧变。8月5日，在四川革命党的压力下，尹昌衡被迫在重庆发表《归隐宣言》，曰：
七年之死，万里归来，祇有只身，别无终物……昌衡从此不党南以谋北，亦不党北以谋南。不厚蜀而摈滇，亦不厚滇而摈蜀，公谊私情两不敢愧，功名禄位一意长辞……丈夫赤胆，永无阴匿之私；贞妇白头，宁蒙失节之耻……
尹昌衡宣布归隐后倦返成都，但他并不欲真隐，而是愿出川助孙中山再次革命。尹昌衡的这一“革命”举动与他不赞成革命的思想并非不合，清季民初保守主义者的国家观多与统治者的“德”联系在一起，当他们认为位居高位者“德不配位”时，就欲以“有德”之人取而代之，甚至不惜采取激进的手段。尹氏的出川举动获舆论相当关注，1924年3月，报载“前川督尹昌衡新入国民党籍，孙中山李协和均有电邀尹赴粤”；尹昌衡赴粤“各当道送程仪万元”，“有任参谋总长消息”。4月，尹昌衡在重庆商会演讲，到者甚众；5月，又通电川中各将领“请息内争”。尹昌衡的行动引发川中革命党和地方实力派疑忌，终被新生代军阀刘湘阻遏出川，乃愤而返回成都。尹昌衡无法在激进的革命潮流中进退自如，大病一场，终不再复出。
三、归隐：回归内省的道德生活
20世纪初，文化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两股思潮各有知音，不少新知识分子悟到，旧政治与旧伦理，源为一体，只有终结旧文化，才能摧毁专制政体。已受西学浸染的新知识分子视崇儒的读书人为旧文人、旧士人；崇儒的士人也将新知识分子抨击孔子的行为视为惊世骇俗的异行。新、旧两方都视对方为民国的思想、道德阻力，歧见甚深，但两方又都朝“统一精神”以改造国家的方向努力。
尹昌衡在清季政治革命中所显露出的保守主义取向，同样在文化思想层面显现出来。1912年1月，尹昌衡将保存国粹一事提上日程，不仅在军事训练中提出含“爱国粹”“服礼教”之军法五条，而且将四川枢密院改为国学院，聘吴之英为院长。此时刘师培随端方入蜀被拘，1月25日《民立报》载，“刘光汉在资州被拘，该处军政分府电大总统请示办法”，总统府回电令资州军政府派人送至南京。然刘师培未赴南京，而是应四川军政府之邀授业于成都存古学堂。其后，国学院与存古学堂合并为四川国学院，聘廖平主讲经学，“大师作范，群士响风”，一时之间西蜀之地竟成国学重镇，新都督尹昌衡保存国学之思想情感从中可窥。刘师培、廖平、谢无量等人又发起成立四川国学会，力图发挥“精深国粹”，“触类引申，以为匡世之本”。同期，北京、杭州、无锡等地也发起成立形式不一的国学会，皆以救正人心、复兴文化为理念。是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新知识分子蔡元培立即发现政府成立“是谓形式之统一，而非精神之统一”，认为终局之目的及未来之希望是“谋全国精神上之统一”。
如何“保存国粹”以救道，并终救国？民初不少士人仍试图以“尊孔”来统一精神。四川国学会就明定“国粹以孔学为正宗”，“欲正人心，莫切于此”。成都士人徐炯、曾鉴等人发起组织“大成会”，“朔望展谒孔庙，讲论道德”。1912年10月，康有为授命弟子陈焕章创办孔教会，发起“定孔教为国教”运动，获众多人士支持。教育部长蔡元培对此举动“深致骇异”，认为“孔子是孔子，宗教是宗教，国家是国家，义理各别，勿能强作一谈”，明令学校不再祭孔读经，尹昌衡对此极不赞成。1913年6月8日，正在川边戡乱的尹氏致电教育部“令全国学校仍行释奠孔子之礼”，认为如今党争激烈，“究其本始，皆缘去年临时教育悉主张废弃孔教之故”，“今如鄙弃孔子，而我国圣人又无高出于孔子，徒使全国心理，荡然无所遵循”。22日，袁世凯发布《尊崇孔圣文》，内有“兹据尹昌衡电称请令全国学校仍行释奠之礼”，“所见极为正大”等语。8月15日，陈焕章、严复、梁启超等以孔教会名义，向参众两院递请愿书，请定孔教为国教，遭否决。但1914年9月，袁世凯颁发《祭孔令》，并在孔庙大行“官祭孔子”活动，为帝制复辟作预演。士人的尊孔运动与袁世凯的帝制复辟在不意间竟成表里，引发知识界极大反感。
1917年夏，随着张勋复辟失败，全国尊孔运动声气渐弱，但局势并未好转。此时新文化运动在国内正轰轰烈烈地推行，孔子与儒学再次被视为专制政体之文化基础遭到新知识分子的抨击。尹昌衡等人认为新知识分子不敬孔子，会被各党吸引而“失其本性”，更加孜孜倡导在中国尊孔祭孔。8月，忧居京城的尹昌衡三上中央政府书，分别是《上中央臻十美书》《上中央救亡书》《再上中央救亡书》，阐述“治平救国之道”，希望中央顺民意，以仁厚治国，勿以兵革自拥，因“重南人，必树敌于北人。亲此党，必见仇于彼党。”尹氏絮絮于天心民意，道者顺之，与民初军阀恃武力获胜的强权政治大不相合，自然无人理睬。1918年，处于人生低潮的尹昌衡在南京作《圣学渊源》《王道法言》《经术讦时》等，“思中国之所以危乱，不源于新学之不精，而缘于旧学之不保。”尹昌衡在《宗教通》中将儒学归入宗教，提出孔子的“执其真”能疏通佛道耶回，而老佛耶回之所有，孔子无不有，孔教“非国教，乃天下万世之教也。”将儒学宗教化，成为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化保守主义者保存“旧文化”的一种激进手法。
尹昌衡此时将政党视为“乱国”之渊薮，他在《讦党》中称“党之所善，明知其非，不能不欺其心以赞之。党之所议，明知其非，不能不枉其口以和之，若是则党中无贤。”1918年12月，尹昌衡再次致电教育部“请在北京设立孔教专校”，教育部回复曰“用意甚善”，惟是“孔子之道，昭若日星，全国人民自知归仰，似不必设立专校”。1919年1月，北大学生傅斯年等创办比《新青年》更激进的《新潮》月刊，意图解决“以何方术纳中国于思潮之轨”，宣称“孔子即真理”的信条已经临于绝境；胡适则倡导“捉妖”和“打鬼”的“整理国故”，在国内产生极大反响。激进的新文化运动在扫除旧文化、旧道德的同时，也将跟不上“新文化”者扫入前清遗老的行列。在不断激进的文化革命潮流中，尹昌衡倡导保存“旧文化”的空间越来越狭窄。
尹昌衡退出江湖后，回归士人内省的道德生活。他选择以参禅的方式了悟人生，花大力气探究中西学术之幽微，虽不再参与政事，却孜孜于找寻治愈天下浊恶之良药，正所谓余英时先生所言士大夫处落日余晖之境，“以边缘的身份念念不忘于中心的任务”。1920年12月，尹昌衡在仔细比较中学与西学后，认为自己找到了化“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的钥匙——佛儒二教相连，“以孔训为龙头”，再次发表“请建孔圣堂说明书”，曰：
古今中外哲学之精当，无过于孔子。性命幽微，陈说之显密，无过于佛陀。但地上非尽圣神，不能不以政辅教。而人群本且浊恶，不能不后道先齐。佛如纯甘，儒全五味，佛如纯白，儒备五章。异日二教相连，必执诸教之牛耳。至于中边尽用，又推孔训为龙头，条讲自明，深求不爽。此所谓全世非孔教无以建极者。
倡导在全世界推行“孔教”，以建立“有道之天下”，这是保守者主义者尹昌衡在激进的道路上走得最远之处。尹昌衡此时在精神上已逸出南北，极为关注流行于国内的各类“救世”思潮，包括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尹氏比较各类流行思潮后仍然认为儒学之正心诚意，讲道论德是治国之道。1922年6月，尹昌衡复对南北大总统、各省军民长官暨全国同胞发出“倡议讲道论德通电”，认为“法与兵，皆无用也。今毁法者则饰言‘革命’，反对者又文以‘护法’”，“纵能杀千万小人，不如培一二君子。”尹昌衡的这一见解与民初对共和失望的梁济颇有相合之处，梁氏也认为“国粹莫大于伦常，非轻易所可改”，故“救亡之策，必以正心为先”。梁济后来以自杀的方式表达对民初共和的失望，尹昌衡则以著述的方式保留了对“有道国家”的理想。
1926年始，尹昌衡缩小交友范围，“虽比邻对户，不复相过从矣”。归隐后的尹昌衡笃信佛教，以克己复礼、修身养心作为建立道德社会之表率与途径。1928年3月，他在四川省佛教大会上演说“近来趋向物质的太多，趋向精神方面讲佛学的，又被我法二执所障碍”，寄望佛徒祛除虚妄的物质，证入真实的佛理，破我法二执。同年8月，尹昌衡与四川僧众联名中国佛教会，就四川29县寺产被军阀提卖一事恳请救济；1930年2月，四川省佛教会改组，尹昌衡与陈益廷同任名誉会长。尹昌衡以自身的威望为民众呼吁，获得了民间社会的尊重。
尹昌衡在地方偶尔发声的同时，遍搜科学，尽释群经，撰写通往“有道社会”的著作《唯白论》。他从佛教的“空”、道教的“无中生有”提炼出新的哲学概念“白”(音兹，亦曰古自字)，释出“万法皆白”。何者为白？曰：白，心也。净白之法，即求仁。尹昌衡还悟到“乐”是“白”的境界，谓“绞尽心脑之力二十余年，思遍宇宙之中，儸(无量数也)侈(不议思数)相外，众志决不出惟乐”。“乐”是生存的境界，“净白”则是达于此境界的途径，如果修行变白，人必成佛。《唯白论》不是纯粹的形而上的著述，其“外篇”论及婉劝新党、中和主义、家国权界、多生不生等问题，所关注者仍是“国家”。尹昌衡的“唯白”学说尝试沟通佛、儒，从“他者”找寻“我者”，此一门径实显出“旧学”已难以救国的深层危机。尹昌衡的一些著作印有“欢迎翻印”“翻印不究”等字样，乃期望其思想传之久远。然尹昌衡的作品在民国时期即散播不广，这正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思想言说在激进的革命潮流中处境日益窄狭的表现。
结语
学界以往对尹昌衡的解读，主要依据其在四川辛亥革命高潮时的同盟会员、军政府都督等革命党身份和“杀赵”行为，将尹昌衡简单划为革命者，忽略了对尹氏政治与文化思想的详察，以及其“保守主义者”的真实面相。近代中国保守主义源自19世纪中叶，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形成一股与激进主义对立的重要社会思潮。保守主义者的大体面相都是政治上不赞成激进革命，在承认现存政治秩序的基础上改变国家；文化上则以孔学为立足点，并非不赞成变革。保守主义者因为坚持自己的政治理念，有时也采取激进的手段，甚至与激进主义者合作。清季民初，由于中国始终没有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保守主义如同空中楼阁，难以在现存政治秩序中找到立足点，而激进主义不断扩大政治舞台，进而裹挟了保守者的命运，以致保守主义者尹昌衡竟在激进的革命中成就了自身，又在激进的革命中步入“归隐”，尹昌衡一生的吊诡之处正在于此。
① 本文的“归隐”一词源自尹昌衡于1920年8月22日公开发表之《归隐宣言》。按尹氏的原意，系指退出民国军政舞台，与古人归隐山林、不问俗世之意不同。
② 〔英〕柏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许振洲、彭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译者序言”，第4页。
③ 余英时先生认为，近代中国没有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只有要求不同程度变革的人而已，要求变革较少的人往往就变成了保守主义者。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收入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199页。
④ 邱远应：《尹昌衡史事答问——访尹宣晟先生笔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双流县委员会等编：《双流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1991年，第94页。
⑤ 尹昌衡加入同盟会的时间以及其被新军和同盟会秘密推举为四川军政府都督之详情，参见谯珊：《尹昌衡与同盟会》，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志苑集林》第2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93-103页。
⑥尹昌衡：《归隐宣言》，《来复》第117号(1920年8月22日)，第26、25-26页。
⑦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湖北省博物馆等编：《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65-486页；《杨隽等控告尹昌衡之原呈》，(成都)《国民公报》1914年2月19日，第2-3版。
⑧ 参见陈祖武：《煊赫一时的风云人物尹昌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77辑(1961年由四川省政协供稿)，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第59-76页；沈庆生：《张培爵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室中华民国史组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之《人物传记》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3页；涂鸣皋：《辛亥革命在四川》，《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3期，第88页。
⑨ 学界认为尹昌衡不是革命党的相关研究包括：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45页；隗瀛涛：《四川保路运动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55页；邱远应：《尹昌衡出任川督引起的思索》，《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第91页；祁和晖：《尹昌衡政治生涯两件大事论辩》，《地方文化研究辑刊》第5辑，成都：巴蜀书社，2012年，第118-124页。认为尹昌衡是革命党的相关研究包括：牛济：《清末立宪派与四川保路运动》，《史学月刊》1982年第5期，第52页；何一民：《尹昌衡与四川军政府》，《文史杂志》1991年第4期，第14-15页。
⑩尹昌衡：《述先记》，《止园自记》，上海：中华书局，1918年，第2a、1b页。
据胡昭曦考察，尹昌衡曾入读尊经书院。参见胡昭曦：《尊经书院与近代蜀学》，舒大刚主编：《儒藏论坛》第2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55页。但尹昌衡在《幼行记》中所记为锦江书院，《止园自记》，第3a页。兹权采尹氏本人的回忆，待查考。
熊克武：《辛亥前我参加的四川几次武装起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页。
郭沫若：《反正前后》，上海：立社出版部，1939年，第22、25，14页。
《小村寿太郎致寺内正毅函》(1908年12月14日)，曾业英、周斌编：《尹昌衡集》第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页。
尹昌衡：《怀唐蓂菮刘积之李协和有序》，《止园诗钞》第2册，南京：商务印书馆，1918年，第21b页。
尹昌衡：《入桂记》，《止园自记》，第5a-b、5a页。
尹昌衡：《圣私篇》(1909年留日回国前)，《尹昌衡集》第1卷，第2-4页。
尹昌衡：《止园文集》，南京：商务印书馆，1918年，第16b页。
尹昌衡：《兵事纲要》，《南风报》第4期(1911年4月15日)，第27a页。
尹昌衡：《忠清记》，《止园自记》，第9a-b页。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第845页。
隗瀛涛：《四川保路运动史》，第355页。
彭光烈口述、李劼人记：《谈话节略》，曾志忠主编：《李劼人研究：2011》，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5页。
参见许增纮：《临变入盟——尹昌衡参加同盟会考辨》，《文史杂志》1992年第6期，第16-17页。
尹昌衡：《与李秀山书》，《止园文集》，第21b页。
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序”第8页。
尹昌衡：《告全蜀父老兄弟文》，《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卷，第487-488页；《大汉四川军政府再告全蜀父老子弟文》，《广益丛报》第27期(1911年12月10日)，“纪闻”，第14a页。
尹昌衡“杀赵”与革命党的关系，将另文阐述。
《致重庆蜀军政府书》(1911年12月29日)，《尹昌衡集》第1卷，第20页。
《大汉民国四川军政府通告》，隗瀛涛、赵清主编：《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06页。
《成都都督电》，《申报》1912年2月9日，第2版。
《致袁世凯及各省都督各报馆电》(1912年3月12日)，《尹昌衡集》第1卷，第79、80页。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1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137页。
《致袁世凯等电》(1912年5月31日)，《尹昌衡集》第1卷，第139-140页。
《尹昌衡电政府催汇款并陈藏情》(1912年5月21日)，吴丰培辑：《民元藏事电稿》，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页。
《在全体军官会议上的讲话》(1912年6月8日)，《尹昌衡集》第1卷，第151页。
《尹昌衡请大总统下军令》，(成都)《国民公报》1913年4月29日，第1版。
《大总统电奖尹昌衡》，(成都)《国民公报》1913年6月1日，第3版。
《尹硕权好为大言》，(成都)《国民公报》1913年5月26日，第2版。
《西征抱病》，(成都)《国民公报》1913年4月20日，第3版。
《致袁世凯电》(1912年10月17日)，《尹昌衡集》第1卷，第249页。
《国务院复尹昌衡胡景伊电》(1912年10月22日)，《尹昌衡集》第1卷，第249页。
《任命胡尹之原令》，(成都)《国民公报》1913年6月20日，第3版。
《尹昌衡愤激之电文》，(成都)《国民公报》1913年6月6日，第2版。
1913年7月7日，袁世凯又任命尹昌衡为“川边经略使兼领川边都督”，《临时大总统令》，《政府公报》第421号(1913年7月8日)，第2页。
《尹经略使复电》，《申报》1913年7月21日，第6版。
《尹昌衡离省后之电告》，《新闻报》1913年8月23日，第2张第1版。
尹昌衡：《忠袁记》，《止园自记》，第26a-b页。
《川边经略使兼领川边都督事尹昌衡呈》，《政府公报》第510号(1913年10月5日)，第12-13页。
《尹经略平定炉乱之详报》，《申报》1913年10月16日，第6版。
《大总统令》，《政府公报》第606号，“命令”，1914年1月14日，第43页。
《杨隽等控告尹昌衡之原呈》，(成都)《国民公报》1914年2月19日，第2-3版；《是亦杨隽等之同调者》，《申报》1914年1月21日，第6版。也有认为尹昌衡被袁世凯囚禁与赵尔巽控尹昌衡擅杀赵尔丰有关。参见陈祖武：《尹昌衡》，娄献阁、朱信泉主编：《民国人物传》第10卷，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5页。
《大总统令尹昌衡滥支浮报案》，《政府公报分类汇编》，“官规上”，1915年第6期，上海：扫叶山房北号，1915年，第83页。
《大总统申令》，《政府公报》第1236号，“命令”，1915年10月17日，第3页。
《邓宇安呈吴炳湘文》(1916年11月26日)，《尹昌衡集》第1卷，第412页。
《尹昌衡自明非潜逃出京》，《申报》1916年12月2日，第6版。
《四川罗佩金来电》，张黎辉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黎元洪》卷4，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802页。
尹昌衡：《上总统暨总理书》，《止园文集》，第8b页。
《前川督尹昌衡新入国民党籍，孙中山李协和均有电邀尹赴粤》，《新闻报》1922年3月7日，第1张第4版。
《尹昌衡赴粤，各当道送程仪万元》，《尹昌衡赴粤，有任参谋总长消息》，《新闻报》1922年3月13日，第1张第4版。
参见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04页。
刘石甫：《尹昌衡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湖北省博物馆等编：《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卷，第488页。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81-382页。
《吴虞日记》下册，1931年11月21日，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荣孟源审校，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94页。
《中华民国四川国学杂志简章》，《四川国学杂志》1912年第1号，无页码。
曾学传：《国学杂志义例》，《四川国学杂志》1912年第1号，第1页。
蔡元培：《告全国文》，《蔡元培选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7页。
周开庆：《徐炯传》，《四川文献》第106期(1971年)，第15页。
蔡元培：《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说》，《蔡元培选集》，第28页。
《尹昌衡请仍行释奠孔子礼电》，《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5号(1913年6月)，“孔教新闻”第10页。
《通令尊崇孔圣文》(6月22日)，《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2，上海：广益书局，1914年，第51页。
尹昌衡：《上中央臻十美书》，《止园文集》，第10a页。
尹昌衡：《著述记》，《止园自记》，第38a-b页。
尹昌衡：《宗教通》，《止园通书》卷2 “序”，上海：中华书局，1918年，第1a页。
尹昌衡：《讦党》，《经术讦时》下册，上海：中华书局，1918年，第3b页。
《函大总统府顾问尹昌衡孔教专校似不必设立》，《教育公报》1919年第6卷第2期，第33页。
傅斯年：《〈新潮〉发刊旨趣书》，《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傅斯年全集》第4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第1398、1458页。
《整理国故与打鬼——给浩徐先生的信》，《胡适文存》第3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5年，第211-217页。
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香港：《二十一世纪》1991年8月号(总第6期)，第16-17页。
尹昌衡：《请建孔圣堂说明书》，《宗圣学报》第23、24号合刊，1920年第3卷第1册，“丛录二”第9页。
《尹昌衡主张时局书》，《申报》1922年6月21日，第14版。
梁济：《〈上内务部恳准退职书〉书后》，《拟呈民政部长官请代递疏稿》，《桂林梁先生(济)遗书》(影印本)，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337，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第343、290页。
罗志田：《对共和体制的失望：梁济之死》，《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5期，第1-10页。
《尹昌衡手书》，1926年11月17日，成都：四川大学图书馆藏。
《在四川省佛教会大会上的演说》(1928年3月27日)，《尹昌衡集》第1卷，第453页。
尹昌衡：《纲言》，《五教开源》，《止园唯白论》第1卷，1931年，第1b、20a页，出版社不详，成都：四川大学图书馆藏。
尹昌衡：《白乐合》，《止园唯白论》第1卷，1931年，第10b页，出版社不详，成都：四川大学图书馆藏。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0)05-0187-10
〔作者简介〕谯珊，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四川成都 610064。
(责任编辑：许丽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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