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理论的反思与重建：基于信用本质观
货币理论的反思与重建：基于信用本质观李秀辉
〔摘要〕 现代经济的信用特征对成型于商品经济时代的主流货币理论构成全面挑战。主流货币理论将货币本质理解为商品，并采取了基于交易媒介职能的一般均衡与数量论分析和基于价值储藏职能的货币与资产选择分析，但这两种分析框架都难以阐明以金融活动为中心的现代经济运行机制。本质上，货币不是一种商品，而是一种信用。只有基于信用本质观的货币理论能够从根本上弥补主流货币理论的种种不足，为分析现代信用经济运行提供系统的分析框架。对于解释货币市场的剧烈波动和天量货币不会带来超级通货膨胀等经济现象，基于信用本质观的货币理论也很有现实意义，进而为理解以现代货币理论(MMT)为代表的财政赤字货币化争论提供了新视角。
〔关键词〕 货币理论；商品本质观；信用本质观；现代货币理论；财政赤字货币化(MMT)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现代经济的信用特征对成型于商品经济时代的主流货币理论构成了全面挑战。首先，金融处于核心地位。2016年中国GDP为74.4万亿元，而当年仅上海金融市场的交易总额即达到1364.2万亿元，这表明货币不再仅仅限于商品交换，而已主要应用于广泛的金融和信用活动。其次，货币依赖于主权信用。随着1971年黄金非货币化，货币与贵金属商品的内在价值关联被彻底斩断，货币的价值基础转而完全依赖国家的主权信用和财政担保，货币存在的逻辑前提则从商品的内在价值转向社会的普遍承认。再次，交易的无现金趋势。基于信用经济的无现金社会趋势表明，一方面，货币的物理形态及其内在价值越来越弱化，另一方面，货币的计价单位、延期支付和交易结算等职能越来越重要。最后，经济危机逐渐以金融危机为主要表现形式和发端，并且爆发得越来越频繁和剧烈。“自1618年开始的近390年里，发生42次大小不等的危机，这意味着每十年左右就会在某个局部或者全局范围出现一次危机”①，“1990年以来就出现了5次较大规模的金融危机”。②
主流货币理论将货币视为一种商品，强调商品交换和实物流通，侧重交易媒介和价值储藏的资产功能，倡导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双重均衡的分析理念，其论证框架中并没有货币信用和金融危机的位置。自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以后，学者们开始意识到货币信用因素对现代经济的重要影响并积极地构建相关的理论模型，比如格特勒和清泷信弘(Gertler & Kiyotaki，2010；2012)将金融机构和银行破产分别引入了金融加速因子模型；卡巴莱罗(Caballero, 2010)认为未能预测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动态一般均衡模型(DSGE)存在误导，主张重建宏观经济学的货币理论基础；陈雨露(2015)则进一步提出了重新引入“金融支柱”以重建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的观点。总之对货币理论的反思与重建是现代经济学从“黑板”走向现实的关键一步，更是亟须解决的时代议题。
本文将从货币的信用本质视角反思和重建货币理论。该视角可得到诸多新近文献的支持，例如Tony Lawson(2018)认为货币实质上是银行的债务，其本质特性在于能够清偿一般债务和购买商品；刘新华、郝杰(2019)批判货币“商品本质观”有悖于历史事实故缺乏解释力，而“债务本质观”因强调货币的债务内涵与国家属性，是解读货币本质的“正途”；孙国峰(2019)则从货币创造的视角认为货币的本质是无限跨期价值尺度的一般性债务。关于货币(money)与信贷(credit)的关系，主流货币理论著作中也有翔实的分析。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使人们意识到信用冲击能够独立地引发经济波动，由此引出了与新古典传统货币渠道并列的“非新古典”信用渠道，认为二者共同影响了货币的传导过程。③但是在理解顺序上仍以货币界定信用，如“货币商品和信用商品”等，而非以信用视角界定货币。本文的具体思路是追溯主流货币理论将货币本质理解为商品的逻辑前提，指出传统二分法的实质是以商品替代货币，以实物分析架空货币分析，立足于商品交换的一般均衡框架自然消除货币分析的存在空间，这是主流货币理论及宏观经济学难以解释现实的根源所在。因此对货币本质的理解成为厘清所有问题的根源所在。与主流理论的货币商品本质观不同，各时期也有不少学者持货币信用本质观，将货币理解为信用可以衍生出与实物分析不同的货币分析，借此重建货币理论，实现经济学向现实关注的回归。本文试图在融合前人研究基础上有所突破。
二、主流货币理论的两种分析框架及其困境
主流货币理论将货币的出现解释为消除物物交换过程中“需求双重巧合”的不便：为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交换效率，所有商品都先交换为最适宜做交易中介的商品，这种商品无论是最初的大麦或贝壳，还是后来的金银，均统称为我们熟知的货币，货币即交易媒介，交易媒介即是最重要的货币职能，正是这种职能使得货币经济从根本上不同于物物交换模式。“根据这一观点，在没有货币的经济中，对交易双方都有利可图的商品交换必须满足‘需求的双重巧合’才能发生，而当货币产生并执行了交换中介职能后，这一先决条件就不再成为必须，从而克服了物物交换过程中各种各样的低效率。由此推理，从货币作为交换中介的职能又可衍生出货币作为价值储藏手段的职能。任何一种事物，如果不能作为贮藏购买力的工具，也就不可能被当作交换中介。”④基于货币的商品本质观，主流货币理论分别强调货币的交易媒介和价值储藏职能，形成了基于交易媒介职能的一般均衡与数量论分析框架和基于价值储藏职能的货币与资产选择分析方法，但理论上二者都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逻辑困境。
货币商品的内在价值解释了其参与交换的价值基础。货币的作用即是便利物物交换。货币数量变化对物物交换的比率并无实质影响，这决定了货币分析与实物分析的二分法，以及货币中性、货币面纱观和自然利率等一系列思想的形成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货币数量论。货币数量论在货币理论中最古老，其影响也是最大的。以费雪的数量论MV=PY和剑桥方程为正式表述，弗里德曼发展的现代货币数量论为其更加晚近的版本，与此紧密相关的基本理论是货币中性假设。在实物分析中，边际革命之后的新古典经济学主要依据边际效用理论和一般均衡分析，而货币分析和实物分析的二分法暗含着现代货币经济学的困境，即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的对立。“众所周知，货币经济学中一个根本性的难题是将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统一起来，或者说将货币真正纳入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中。”⑤基于此，数量论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为基础，在该理论中，货币与一般商品无异，借助“拍卖者”，各个市场在纯粹的交换经济中能同时达到均衡，无须借助货币商品也能实现物物交换。在此思维框架中，现金效用函数模型(MIU)、现金预付模型(CIA)和货币搜寻模型(SMM)等均未能实质性地将货币因素引入一般均衡分析。其实，瓦尔拉斯法则与货币数量论存在着内在的矛盾性，这一点已由帕廷金明确提出。从货币分析看，货币过度需求与相对价格没有关系，它由数量方程中的价格水平决定，因此，“根据瓦尔拉斯法则货币过度需求函数是价格水平的一阶齐次函数，而数量方程中货币的过度需求是价格水平的非齐次函数”。⑥另一方面，将货币视作商品以及货币分析与实物分析的二分法本质上与货币数量论是存在矛盾的。“就像‘需求单位弹性’一样，这种二分法的主要吸引力在于人们相信它是货币数量论得以成立的必要条件，除非需求函数不依赖于绝对价格水平，否则，必然会影响绝对价格水平的货币增加而不可能对该经济的实际现象维持古典的中性。但是问题的实质是，这种二分法不仅是不必要的、不合理的，而且其基本假设甚至构成对数量论本身的否定！因为当人们断言实际部分的需求函数不受绝对价格水平变动影响时，即满足于‘齐次假设’时，也意味着其不受现金余额实际价值变动的影响。但是，在我们目前的模型中的货币数量论正是依赖于这种实际余额效应说明货币增加的膨胀性影响。”⑦数量论所代表的货币分析与基于商品本质观的实物分析和一般均衡分析在本质上是对立的，因为数量论与货币名目论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只是在主流的经济分析中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个问题，这一点早已为熊彼特所指出。“我们应该记住数量定理与理论名目主义的这种逻辑上的近似：数量定理实质上不把货币看作商品，而是看作购买货物的凭证，尽管每一个这样看待货币的人并不一定都接受数量定理提供的特殊图式。记住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后来的发展有抹杀这一点的趋势。”⑧更为精确的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体系则以所谓的“计价物”表示价格，货币仍然是一个单纯媒介，所以该体系实质上仍然是一个物物交换体系。在哈恩看来，阿罗-德布鲁模型不可能提出关于货币方面的问题。因为根据这样的结构，货币没有起任何作用，是不必存在的。
将货币的交易媒介职能引入正式的经济模型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无法形成自洽的货币理论。货币分析和实物分析的割裂以及一般均衡分析与实物分析的契合使得主流经济学难以充分运用货币的交易媒介职能，只能以实物分析替代货币分析，将货币简单地类比为一种资产，并由此开始强调货币的价值储藏职能。“正如莱德勒(Laidler, 1990)所指出的，20世纪中叶，在以希克斯(Hicks, 1935, 1937)、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 1944)、弗里德曼(Friedman, 1956)、帕廷金(Partinkin, 1965)及托宾(Tobin, 1958)等人的贡献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主流货币理论中，实际上并没有重视货币的交换中介职能，而只是简单地将货币看作可供选择持有的众多资产中的一种。尽管主流货币理论不断引用凯恩斯(Keynes, 1936)的持有货币的三种‘动机’，如‘交易需求’、‘预防性需求’之类的术语，而事实上主流货币理论的主要发展方向已指向资产组合的选择，换句话说，主流货币理论重视的是货币作为价值储藏的职能。”⑨因而在以货币的交易媒介职能为基础的数量论和一般均衡相结合的分析思路之外，存在着另一个以强调货币价值储藏职能为基础的货币与资产选择分析方法，并在20世纪50年代后发展为资产选择理论(MPT)和世代交叠模型(OLG)。资产选择理论实质上也是为宏观的货币理论寻找微观的价值理论分析基础的一种尝试和努力，然而其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之间似乎存在一个难以弥合的鸿沟。“严格来说，资产选择方法是一种微观分析方法，它虽然分析了持有货币的微观动机，但是并没有解释微观主体的资产选择在宏观加总时可能出现的问题，例如除货币以外的金融资产均有相应的金融负债，两者在宏观层次上相互抵消，因此金融资产对个人来说是‘净金融资产’，但对宏观经济来说显然不是。”⑩除此之外，将货币视为诸多价值储藏手段和资产中的一种会产生一个由希克斯提出的不合逻辑的难题，“那就是当其他(非货币)资产的回报率高于某种货币性资产时，持有该货币性资产的充分理由是什么？”这一难题直到今天仍未得到满意的解答，依然是货币理论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
由此可见，基于商品本质观的两种分析思路都存在难以解决的根本性问题。“现代货币理论似乎陷入了这样一种困境：当货币理论强调货币的交易职能时，却不能够解释货币为何具有正价值；而在强调货币的价值贮藏职能时，又无法证明货币作为一种交易媒介为何在经济理论体系中是必不可少的。”为什么基于商品本质观的货币理论的两条思路都遭遇了难题？其根本原因在于将货币简单地等同于商品，而将货币等同于商品的实物分析思路架空了货币的存在和作用。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将货币简单地视作商品是否合适？
三、货币为什么不是商品而是一种信用
货币为什么不是商品？货币的几乎每种特性都与一般商品存在巨大差异，可以将货币视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但不能简单地将货币等同于商品。根据克罗尔广为人知的论断：货币可以购买商品，商品可以购买货币，但是商品不能够购买商品。这从根本上说明了货币不是一种商品，货币的本质也不能从商品而应从信用中寻找。
首先，商品不断地进入和退出市场，而货币则一直在流通。货币是市场上推动商品流通的工具，其流通方向和作用机制均不同于商品，二者流通的方向是相反的，商品必须依赖于货币流通以达成最终的交易，而货币在金融市场上可以独自流通和交易，以货币购买货币，故而“拒绝将货币看作商品的人们认为货币的获得并非为了保存和消费，而是为了花掉它。”我们可以看到，在商品市场上，用货币购买商品获得的是其所有权，在货币市场上，用货币购买货币获得的是其使用权，而价格即是利息。当然，古典经济学家也是由此论述货币的性质和职能的，只是在其分析中更加强调货币与商品的相似性而非差异性。虽然货币与商品联系紧密，但货币与商品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互补和对立，如果认为市场中货币的目的是为了流动，那么商品则是为了退出。
其次，成为货币的商品会获得比自身价值更高的价值，这种货币溢价被视为货币的价值，也是货币不同于币材商品的重要依据。“白银被专门当作货币以后，它的价值得以增加，因为作为货币它消除了物物交换的不利和不便之处，从而增加了人们对它的需求。它由此而增加的价值量，等于它被当作货币以后需求的增加量。”从中我们可以得到的推论是，不应从组成货币的材质中寻找其本质和特性，而应在所起的作用中寻找。也即货币同于它所依附的商品，货币本身有其独特的性质和功能，甚至瓦尔拉斯也察觉到商品成为货币之后的附加价值，“将货币任务给与一种商品时，就抬高了货币商品的价格，抬高到没有货币属性时的价格之上。”但是他没有将这一点融入其对流通和货币方程的解析之中，或者根本难以融入。这其中暗含着的一个根本性难题在于货币的价值是由商品的内在价值决定还是成为货币后的职能所决定？前者是价值理论的范畴，后者则是货币理论的研究领域，两者之间的张力也预示了后来主流宏观经济学中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相互脱节的困难局面。
再次，商品都有保质期，而货币无保质期，这使货币具有了价值储藏和资本积累的功能。商品的腐烂和过期使得早期的人们只好将收获的物品及时送与他人，很难储存和积累巨额的物质财富。货币无保质期的特性改变了生产组织的方式和社会交往的目的，以此为基础的物质生产和资本扩张成为经济社会的生存意义，也使得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逐渐过渡到以扩大再生产为使命的市场社会。在对货币理论的分析中，将无保质期的货币视为有保质期的商品所产生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弱化了时间的重要性。一般商品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折旧或耗费，但货币却会保值和增值，即时间对货币自身而言更加重要。但是，主流货币理论中的均衡分析或比较静态分析通过条件假定或分析工具便直接地消除或者弱化了时间的作用，例如瓦尔拉斯的拍卖模型里没有时间，比较静态分析则将动态的时间切割为一个个静态的时点。所以在主流货币理论分析中其实是没有时间维度的，这对商品而言并没有根本性的影响，但对货币而言则不同，时间是货币价值形成的一个重要来源。故时间以及时间单向度流动所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是解释人们选择持有流动性最强的货币而非其他可增值资产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有助于解释希克斯所提出的主流货币理论分析思路中存在的根本性难题。
复次，人们可仅凭对货币的索取权进行交易和流通。从早期金匠给出的金币收据到金属货币向纸币的转变，货币范围的界定和货币数量的管理一直困扰着经济学家。作为体现货币的一种要求权的信用票据能够在相当范围内替代和行使货币的各种功能，使得货币可以离开实际的物质生产而进行创造和增加。“很显然，这种现象是货币所特有的，在商品世界中没有类似的现象。索要绵羊的权利并不会增加绵羊的数目。但是，存款虽然从法律上说只不过是索要法偿货币的权利，却在很广的范围内可以像法偿货币那样来使用。”到底货币是基于商品内在价值的资产，还是基于借贷者信用的债务？还是体现了一方的债务便是另一方的资产的复式记账精神？如果债务是基于资产而发生的，并最终由资产来偿还，这其间的时间间隔和经济贸易运作可以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这种要求权的流通显然体现出货币属于人与人交易和交往关系的特性，那么，最重要的问题是，这种经济交往所形成的信用和信赖基础是什么？尤其是可靠程度和可持续时间是一个重要问题。在此过程中，货币的职能和范围其实被拉长到整个区间，从最坚实的贵金属本身到最脆弱的信用关系，均可以行使货币的职能。而这一切显然不是一般商品所能具备和实现的。
最后，货币数量可随具体交易协商条件而增减。“到饭店到餐馆吃饭，吃500块钱给100块钱充值券，那一百块钱算不算货币？”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并不能准确区分赠送部分和实际支出部分的差别，原因是商家在交易过程中也可以进行某种程度上的货币创造，这使得货币的数量和性质在交易协商过程中出现了很大的弹性和灵活性，这些都是商品所不具备的，其中的深层次原因在于货币职能的多样性和表现的差异性，此处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是主观的，是在人的头脑中形成并经过协商达成的客观确定性，但具体的数值却是有浮动区间的。作为交易媒介或者支付手段使用时货币必须是客观存在并拿得出实物的。这种主观性的价值尺度对客观性的支付手段的影响表现出货币数量在具体交易环境下的增减浮动，同时，信用对货币的影响也使这种情况更加复杂和普遍，从而使货币与商品的差别更加显著。
所以，商品不应成为货币本质观的预设前提，更不能成为现代经济理论的逻辑起点。现代经济实质上是一种基于货币生产的信用经济，经济生产的起点是货币投入，目的或终点是获取更多的货币，而不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消费。马克思对此做了最敏锐的分析：前资本主义社会阶段的商品流通公式是“C-M-C”，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该公式变为“M-C-M”，这揭示出现代经济的实质是以货币开始以更多的货币结束。经济理论应该从货币出发分析商品，而不是如主流经济学从商品出发却实质上架空货币。这两种分析思路可从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关于交换的四个阶段的区分上找到源头，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源头后来也发展为马克思对交换和货币的经典分析以及主流货币理论中所暗含的分析思路。“马克思运用亚里士多德的分析产生了他自己对资本主义类似的伦理批判，在他的分析中，用于扩大效用并增加人类福利的等价交换的前两种形式，成为他批判追求纯粹交换价值目的的参照。然而，‘资本家’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他们的新古典继承者们采用了交换的前两种形式(C-C1和C-M-C1)，并从一种分析的视角简单地忽略了其它的形式(M-M1和M-C-M1)。”
所以将货币视作商品的本质观不但自身的论证逻辑难以自洽，而且不能解释现代信用经济最基本的生产逻辑。由于它是一种自然经济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理论观点，只是通过与现代经济分析框架结合形成了貌似精确完美的数理模型，但却不符合信用经济的运行机制和发展趋势，必须加以抛弃并构建替代性学说。
四、货币信用本质观的论证思路
货币商品本质观存在的种种缺陷和困境，几乎都可以通过将货币理解为一种信用而加以弥补和修正。例如主流货币理论对于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并未导致价格水平的下降，反而带来价格水平上升的“价格之谜”(Price Puzzle)争论不休，无论是从需求效应还是供给角度都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解答，但是，在信用本质观的货币理论维度，货币是一种内生于市场经济活动的信用，提高利率等紧缩性货币政策会促进商业银行的贷款增加，“在银行体系进化的现阶段，发达国家的银行在创造贷款的能力方面已经具有显著的独立性。创造贷款的约束更主要来自基础资本而不再是准备金。”正是贷款创造存款并增加广义货币会推动价格水平上升这一理论能够解释紧缩性货币政策带来价格上升的“价格之谜”。同时，也只有从信用本质视角才能解释我国的货币增长现象，准备金不再对贷款形成硬约束，贷款会造成广义货币的增长。货币代表的是人们交易协商过程中形成的信用关系，这种动态的契约关系与静态的一般均衡分析有着内在的不同，基于信用本质的货币理论提供了更加契合经济运行规律的思想体系。
1.货币是一套信用等级体系
货币的信用本质使其拥有不同于商品的诸多性质，货币既无保质期，又一直处于流通状态，还通过债权债务关系的订立、抵押和结算等操作，使货币获得市场价值。“货币是信用，它不是别的，仅仅是信用。甲的货币是乙对他的债务，当乙付清了其债务时，甲的货币也就消失了。这就是整个的货币理论。”然而，这似乎是对商品本质观的货币解释的颠倒：不是从商品产生货币再衍生出信用，而是信用是交换的目标，债务的形成意味着货币的出现，债务的偿付意味着货币的消失。货币是由信用界定的，那么货币理论也应该由信用理论阐释。信用的债权是对未来某种资产和商品的索取权，对索取权的转让和流通会创造新的索取权，这种信用的叠加可形成信用的层级和等级，从商业信用到银行信用，再到国家信用，而最上层具有最广泛接受性和最强结算能力的便是货币。“承诺的可信性形成了一个具有不同接受程度的货币等级，国家政权的发行能力通常占据了最高的位置，因为它们可以用于支付税收。”货币信用的发行方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看最终呈现为一种垄断的状态。艾肯格林(Eichengreen)将“国家与货币一一对应的特性”称为货币经济学中最强的规律之一。鉴于熟人关系网络的局限性和贵金属储量的有限性，国家主权势必成为货币的信用偿付功能的最终担保者，但是主权信用成为货币发行的最终担保不能取代其他信用主体的担保能力和结算作用。国家中央银行统治与垄断货币发行并非纯粹的政府干预，而是以其为顶点存在的一种基于信任和信心的信用等级制度，它们在计量和结算债务方面有着不同的能力和范围，这是货币经济运行的最基本逻辑。“任何经济理论中都包含的一个中心问题……，这个中心问题就是，主观价值何以会产生主体间的价值的等级结构？”这种价值和信用的等级结构是由国家主权和市场主体相结合形成的，并源自生产能力和政治认同等。市场的私人信用和政府的公共信用应该各司其职，在后者的最终担保下充分发挥前者的作用，毕竟市场主体是企业和个人，在货币的运行和管理上同样也应该如此。后凯恩斯主义者片面地强调货币的国家性质，要以财政和税收驱动货币发行便显得矫枉过正了。
由于货币基于一系列信用关系和信用等级，故而单纯货币的索取权能在一定范围行使与货币相同的功能，这也是从产权角度对货币进行制度经济学分析的基础。同时货币的数量受到信用数量和信用关系的影响，即具体交易中所协商创造的信用数量的浮动会影响更高一级的信用数量，乃至最高等级的国家信用货币的数量。“因此，货币制度在信用经济的运行中起着关键性作用，理解货币-信用经济的运转，对于分析现代资本主义是关键性的。”而基于产权和索取权的债权债务关系形成的信用等级体系是货币存在和运行的社会基础，在其进行初始订立、衍生交易和最终支付的各个环节均体现了货币的特殊属性和作用范围。这一逻辑为我们建立基于信用本质观的货币理论提供了明确的思路。
2.货币信用本质观的基本观点
货币的信用本质观从基于债权和债务的社会关系视角定义货币，在具体的理论观点上则涵盖了货币的价值来源、货币如何进入经济运行以及货币对其他经济变量的影响等。“这一非主流的传统包含了四个主题：货币本质上是一种价值的抽象度量；货币存在于索取权或者信用中；政府或者权力是货币的本质性基础；货币在经济过程中是非中性的。”由这四个基本主题可以拓展出其他的相关论点并形成完整的货币理论体系，在此仅择要论述。
货币的主要职能是对应计量和结算债权债务关系的记账单位和支付手段，这一点已获得许多教科书的认可，“现实的货币，即作为计量单位和支付手段统一体的货币”。与主流经济学不同的是，货币信用本质观将记账单位视为货币的首要职能，“很多经济学家(还有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倾向于通过货币交易媒介的功能追溯货币的演化。而我们则把关注点放在货币的记账单位(unit of account)这一功能上。”记账单位职能的作用伴随着债权债务关系的确立，这也是货币价值产生的根源，而货币是对商品或服务的未来索取权，是一种在未来实现的购买力。“货币可以唯一被看作一种抽象的价值尺度，并因此区别于其他的商品。正如凯恩斯所言，记账货币是‘首要概念’，这就是对适应不同事物的货币的描述。”由此衍生的交易媒介是记账凭证的流转，价值储藏是作为信用抵押的资产功能或者是一个主体对另一个主体的债权形式。
信用关系是一种比货币流通更为基础和复杂的经济交换和社会交往体系，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等都曾试图从原始部落社会的那种几乎从不移动但每个人都知道其归属的大石头货币——费币(fei)入手重塑货币理论，但从信用关系理解货币似乎是一条合乎现实状况的研究思路。货币的形态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便利交易达成并履行债务清偿职能的能力。货币不必是一种商品，但这种信用关系需要一种载体作为债务履行的担保。首先是熟人圈共知的威望和承诺，其后是贵金属的内在价值，再后来则是国家的政治权力。这种担保既是货币的基础，又是信任和信用的基础，它使得基于索取权的借贷关系不断地衍生和发展，从而货币和信用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着同样的作用。“事实是，就像等式的负的根源跟它的正的根源一样真实……因此，信用是货币的颠倒或者相反：交易者通过货币获得资本过去已实现的利润，通过信用获得资本在未来将预期的利润。”通过衍生发展，各种替代性的信用工具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具有了能够行使货币的功能，它们在加强经济的流动性的同时也提高了经济的内在不稳定性，特别是偿付能力等级较低的信用行使较高等级的索取权时容易发生违约行为进而引发借贷链条断裂，进一步引发信任危机和恐慌，这时作为货币替代物的信用关系不再被轻易地接受，处于信用体系金字塔顶端且既是价值尺度又是最终支付手段的货币成为争夺的对象。“因此，要想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上确立预期的相对稳定性，就需要有强制执行合同的机构存在，这就是法庭与政府，可以说，正是政府及其对‘竞赛规则’的强制执行，有效地扼制了资本主义走向灾难的趋势，从而保证了资本主义体制的稳定性。”这是信用经济中市场扩张和周期性波动的原因和机制，也体现了政府在货币创造和管理中的核心作用。
政府或者权力是货币的本质性基础不仅表现为政府财政和税收是货币信用偿付的最终支撑，还表现为政府肩负着维持整个信用体系稳定运行的职责。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熟人的礼俗社会向陌生人的法理社会的转变使得信用的确立和清偿经历了一个“去人格化”过程，国家政权替代宗法关系和贵金属的内在价值成为信用关系的最终担保，一旦这一模式形成，政府权力便可以直接通过强制征收税赋和指定清偿工具创造货币。“税收和规定纳税方式的权力已然推动了经济货币化的进程。这其中的一个要点就是‘货币化’并非起源于物物交换，亦无须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大多关于货币起源的讨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在学理上强调政府对货币信用支撑作用的学者不乏其人，如以提出“货币国定论”而闻名的克纳普(Knapp)，复兴货币国定论并提出“功能财政”思想的勒那(Lerner)，以及诸多的后凯恩斯主义者。需要注意的是，不能片面地夸大政府在货币体系运行中的作用，它只是处于货币信用等级的顶点而非全部。“社会关系对资本主义信用货币的成功‘生产’第一次发生在十七世纪末期的英国，其后伴随着西方世界发展过程中不同程度的成功。资本主义信用货币连接了政府和商人阶层。”现代早期欧洲的货币发行经验也表明，无论是国王还是私人银行都难以独自担当起信用货币平稳运行的重任，只有政府和银行相互结合并形成中央银行才能获得成功。
主流货币理论在探讨货币传导机制的非新古典渠道时也是采用信用视角，认为信用渠道涵盖了三个方面：信贷市场的政府干预、银行渠道和公司与家庭的资产负债表渠道。关于信用渠道的重要性研究在当前非常活跃，在以后非常重要，但“该领域的文献非常薄弱，这反映了在具体化相关机制和找到实证证据方面的困难。”我们关注到了信用在货币理论中的重要性，也试图从市场、银行和政府等主体参与的角度界定和分析信用与货币的关系，但是我们对信用的理解更为根本，分析范围也更加广泛，不仅是政府的干预或者公司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经济活动中的债权债务关系都是信用的内容。而从信用视角看，货币在经济过程中是非中性的。如果将货币和信用视为基于社会关系的一个系统，那么记账货币、信用创造和金融体系等都是集体设计的社会器官，有了它们才使得生产体系得以运行。延续这一思路，那么价格和利率等也可视为经济中的独立变量，且能够实质性地直接影响其他的生产性变量。“货币是一种制度，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货币的发展构成了资本主义进程中决定产出和就业的部分。”值得强调的是，货币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应对经济风险和未来的不确定性。“在非物物交换的货币经济中，由于不确定性不间断地存在于所有的市场中，这就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使货币得以成为财富或价值的贮藏手段，这就是说，成为旨在抵销不确定性的套头手段。”货币能够帮助经济参与者在历史性的时刻传送一般购买力以应对经济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和需求，在后凯恩斯主义者看来这是货币内生的重要依据。“后凯恩斯学派思想中的货币是发行银行的负债，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它是由信用需求内生决定的。与之相反，货币数量论所依据的商品货币和法定货币则代表着财富或金融资产，其供给完全在信贷过程之外，其数量也不代表信用量的大小，故而反映了一种外生货币思想。”
3.从“商品-货币-信用”到“信用-货币-商品”的分析逻辑
信用应该取代商品成为货币理论的分析前提和逻辑起点。“资本主义的本质可以在两种可能生产过程的积累和转换中找到：信用货币(M-M1)的积累、生产与控制和商品(M-C-M1)的生产。”在货币的商品本质观中，信用产生于货币的借贷过程，其论证思路为用于交换的特殊商品成为货币，跨期交易的货币替代品成为信用。商品、货币与信用之间的关系是货币理论建构的基础，关于这一问题，货币信用本质观与商品本质观的思路恰好是相反的，在具体的历史时段和社会关系中，信用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人际互动关系，在经济领域表现为债权债务关系，而货币是用于陌生人之间衡量和结算这种经济借贷关系的普遍被接受的工具，商品有时也可在一定范围执行此功能，但其地位显然远远低于货币，或者商品从属于货币。显然，在信用经济条件下，从信用开始的分析思路更加契合实际情况，具体的论证逻辑则可以从现实和历史两个层面展开。但在现实经济操作中，企业通常需要在正式生产商品之前先投入货币和资本，而货币的来源通常是从银行借贷。这是货币信用本质观从信用到货币再到商品的论证思路，也使金融系统因此成为现代经济体系的核心。企业的商品生产决策不是以商品本身为标准，而是以赚钱和盈利为目标，企业与银行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存在的是盘根错节的债务关系。从历史长时段的经验看，“经济法的演进并不是从以物易物到买卖、从现金买卖到延期交割的过程。正是在有时间延搁的赠礼与还礼的体系的基础上，才一方面通过简化，使被分开的时间接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以物易物，另一方面又形成了延期交割和现金交易的买卖以及借贷。”可见，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发展逻辑是信用关系在前，货币出现在其后，商品交换在最后，经济活动始终包含在社会政治环境中，“货币秩序是按照社会性的方式来构建的，而不是从‘市场’中自然产生的。”究其根源是市场试图从现代社会体系中“脱嵌”并独立地运行，从而使得现代人产生了商品本质观的认知假象。
五、基于信用本质观的货币理论架构
直面西方经济模式面临的理论和体制双重困境，以货币理论批判为基础重构宏观经济学的“金融支柱”，构建基于信用本质观的货币理论有助于现有宏观经济学突破实物分析引致的一般均衡和比较静态分析框架对货币信用分析的忽视与对经济波动关注的不足，借助动态的周期性视角和包括国家在内的社会制度分析提高其对新时代宏观经济现象的解释力与指引力。
首先，重构宏观经济学的货币信用分析基础。相较于新古典主流货币理论，可从四个方面重建货币信用的分析框架。其一，实质性引入货币信用。以货币为顶点的信用金字塔体系，自上而下看是便利性越来越强，可信性越来越弱；自下而上则相反，底层和私人的信用虽然能在熟人小圈子中流通和交易，但要求其在风险来临时能够通过交换、兑现或担保等形式转化为更高层级的信用、货币和商品等。现实经济中的货币信用无论在资源的跨期配置还是抵御风险等方面都起着实质性的作用，需要研究其特性以及对其他变量的影响。“一旦由于某种原因，人们对它的信任消失后，经济体系立刻出现不稳定状态，那些替代性的交易媒介就不再被轻易接受，将会出现‘向流动性的回归’，人们将争夺那种代表最终支付手段的特殊资产。”以现金直接交易为一个极端，永不清算的信用为另一个极端，二者之间的比例决定了获利风险和便利交易功能的大小，主观的心理预期和客观的外生冲击都可能对信用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其二，不是存款创造贷款，而是贷款创造存款，信用创造货币。交易创造信用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了货币，这是上文提到货币数量随交易条件而增减的原因。“因此，每一笔借贷交易创造它自己的货币。并没有一种‘流动’的货币的基金，而是反复地创造、出售和偿付短期债务，其数额等于被让与的所有权的贴现价值。”从政府、银行到企业和个人等主体都可以创造信用，但其包含的“货币性”是不同的，商业银行的贷款很大程度上能够创造存款和增加广义货币，这是非常重要的方面。货币的内生创造性也为货币当局制定货币政策带来挑战。其三，与传统货币数量论MV导致PT相反，是PT创造了MV。既然货币是经济活动内生创造的，那么以代表经济活动的PT为原因，以代表货币运动的MV为结果更加符合逻辑。但是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二者常常交叉往复，难以明确分出前因后果，货币也不是作为一个静态的常量参与每一个交易活动，而是一个动态变化且不断创生与消亡的变量，是待债权债务关系相互抵消后清算的最终差额。如果是这样，对货币进行一般均衡分析的基础便不存在了。其四，货币分析与实物分析不再是截然分开的两个过程，而是同一过程的两个紧密关联的部分。“在现行世界上，以及在致力于阐明现实世界的分析时，货币部门和实际部门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货币中性的假定从分析角度看是站不住脚的。”货币在经济交易中的作用是消除跨期商品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其在时间维度上的作用值得深入研究。货币分析中引入时间概念是货币信用理论的重要任务。同时，通过支付手段抵消或清偿债务关系完成商品的最优配置是经济资源的空间运转形式，这种时间和空间的互动和结合是现代信用经济的实质，也是经济波动的原因。
其次，货币市场运行分析的机理。货币是一种基于契约或信用的社会关系，能够通过协商沟通而得以创造或衍生，也能够通过交易和契约的完成而得以消除或缩减。因此，在宏观运行层面，货币市场与商品市场有着机制上的差异，基于信用本质观的货币理论对货币市场的分析也与主流货币理论有着根本的不同。一般商品进入和退出市场都是为了消费，货币信用的流通和交易则是为了投资和增值，“它的作用和消费者的法则恰恰相反。信用制度是最重要的因素，它使商人能在物价上涨时多买，而消费者能在物价下跌时少买；它又使商人在物价下跌时不得不少买，而消费者在物价已跌时多买，因为他不做生意，不准备在将来卖出。”这使得交易者在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上的行为规则是相反的：在以投资和增值为目的的货币市场的交易中，特别是一些投机性的交易中，需求量会随着价格的上升而增加，而供给量则会因为惜售而减少。表现在经济模型上，货币市场会出现往右上方倾斜的需求曲线和往右下方倾斜的供给曲线，这与商品分析的一般均衡模型的基础条件是完全相反的。如图1，在价格上涨预期推动下，需求曲线与在商品市场中的选择相反，是从D向左平移到D′，供给曲线S不动或者小幅右移到S′，价格从P0上升到P0′。无论是预期的自我实现还是市场的真实反映，这一过程将会持续下去，即需求曲线左移到D″，供给曲线右移到S″，价格上升到P0″。价格持续上涨，一直持续到市场预期翻转，或者整个过程向相反的方向展开，价格便持续下跌。分析表明，这种市场状况是没有稳定均衡解的，会表现为有价无市，或者价格持续上涨或者持续下跌式的剧烈波动，这是货币市场交易的典型特征。可见，基于信用和货币的金融系统具有不同于商品市场的内在不稳定特性，其分析方法不能诉诸实物分析的一般均衡框架，而是要借助历史时段的动态周期。信用是人与人之间预先达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在未来的约定时间以约定的货币或者商品加以偿付，前者是主观的、确定的，后者是客观的、不确定的，而且前者有脱离后者自行运转的趋势，这决定了货币信用运行并不是回归均衡而是趋向离散，呈现为一种不断自我毁灭与重生的机制，这是由信用本身的特性决定的，而并非现代经济特有的现象。因为信用体系在货币出现以前便呈现出信贷危机的基本特征，以古式社会礼物赠予与高利回赠的印第安人夸富宴为例，“这种经济体系已经发展到了这种程度，即部落中有关个体所拥有的资本总和已经远远超出了现存可用的价值量，……假如所有的债权人都要求债务得到偿还，结果便是灾难性的恐慌，共同体要在很长时间以后才能恢复正常。”无论是明斯基“金融的内在不稳定性”，还是熊彼特“创造性破坏”强调的“非常信用”，都可从这一思路加以诠释。货币市场与商品市场有着不同的运行逻辑，信用制度的重要性在于贯通二者，故而它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商品市场的供求矛盾，却加剧了价格的波动幅度。其结果则是提升了货币市场的重要性，使得货币市场成为整个宏观经济的重心。从这一维度而言，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区分转变为商品经济分析与货币信用理论的结合更为合理。
图1 货币市场的供求变化
最后，货币政策应关注金融市场的内在不稳定性。现代金融体系已经表现出内在不稳定的特征，并出现周期性的金融危机，这需要货币当局适时加以引导和规制，不仅要利用利率等政策性工具和指标，而且要以建设稳健的货币金融制度体系为目标。在现代信用经济中，货币的本质是一种信用，信用的创造、流转和清偿都对货币体系和经济运行产生直接的影响。“以上所述的一切，说明货币在现代意义上是关于因交易而产生的债务的创造、可转让性及其解除的社会制度。”货币只是信用体系的冰山一角，但同时也是它的顶点。货币政策不仅应该关注基础货币的发行数量和单一资本市场的利率，而且要关注市场交易过程中产生的信贷数量和相关利率，使政策导向从货币控制转向信用引导。“控制经济中的信贷流动，以及适应金融创新迅速发展所产生的抵消作用至今仍然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甚至比在凯恩斯时代和拉德克利夫委员会时代更为突出。”信用创造的主体包括银行、企业和个人等，他们的信贷行为都会对货币体系的稳定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尤其是银行贷款能够创造存款和广义货币，其他金融机构在其中也发挥了类似的功能，其信贷决策甚至可以对冲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这便要求货币当局在决策时兼顾相关利益各方的应对措施，并将其对冲影响考虑在内。完善的货币政策应包含一套动态和长期的工具体系，既有正式和公开的市场操作，又有灵活和及时的道义劝说，通过各种渠道适时表达货币当局对金融市场发展形势的判断和态度，表明政策制定者的真实意图，以有效地引导投资者的心理预期和借贷活动。但是，政策工具通常只适用于短期，长期则需要依赖完善的金融创新制度和风险防范制度建设。“由于金融市场结果与效应完全不同于实际市场，所以它就更要依赖于金融流量通道的准确结构及其在金融体系中起作用的制度框架。”完善的货币制度框架的构建既要鼓励信贷工具的创新性，又要防范资本扩张的风险性；既要发挥金融市场对商品市场的流动性支持和资源配置作用，又要防止金融市场价格剧烈波动对信贷体系和商品市场稳定性带来的冲击。由此而言，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其说是一项技术，不如说是一门艺术。
六、结语
纵观20世纪，“货币领域最大的变革是，由中央银行管理的信用货币本位，取代了在很大程度上自发运行的商品货币本位。”然而，主流货币理论并未从思想上意识到这一本质性转变，更没有在分析范式上加以体现，仍然坚持以商品本质观为论证基础，固守以一般均衡分析为理论框架的范式，导致基于交易媒介职能和价值储藏职能的两种分析思路在解释信用货币时代的经济事实时都遇到了根本性的难题。理论没有随着经济现实的发展而与时俱进地更新逻辑预设和立论基础是主流货币理论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
货币商品本质观自身的种种理论困境及其不能解释的经济现象几乎都可以通过将货币的本质理解为信用而得以解决和解释。基于信用本质观的货币理论认为，货币不是一种商品，而是一套信用等级体系，是一种价值的抽象度量，货币的本质性基础在于政府或权力，“信用-货币-商品”的分析逻辑是反映现代信用经济运行的正确思路。不是存款创造了贷款而是贷款创造了存款，不是MV决定了PT而是PT决定了MV，货币分析与实物分析是同一过程的两个紧密相关的部分，货币在经济过程中实际上是非中性的，货币市场具有内在不稳定性且难以找到一般均衡点，这些观点能够从根本上弥补主流货币理论的种种不足，并为解释以金融活动为中心的现代信用经济运行机制提供系统的分析框架。
基于信用本质观的货币理论也能够更好地解释诸如货币政策收紧反而导致市场价格上升的“价格之谜”，货币市场价格的剧烈波动和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天量货币发行却并不带来超级通货膨胀等特有的经济现象。同时，中央银行购买政府债券以扩大货币发行数量的操作带来了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争议，尤以现代货币理论(MMT)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但信用货币时代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显然有其独特性和操作的合法性区间，这也是基于信用本质观的货币理论的具体运用和进一步研究方向。
① ② 次贷危机研究课题组：《次贷危机正在改变世界》，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第247、247页。
③ Carl E. Walsh, Monetary Theory and Policy, The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2010, p.506. Jean Boivin & Michael T. Kiley & Frederic S. Mishkin，“How Has the Monetary Transmission Mechanism Evolved Over Time?”NBER Working Papers 15879,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Inc, 2010.
④ ⑨ 史密森：《货币经济学前沿：论争与反思》，柳永明、王蕾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19、19、24、108、24页。
⑤ ⑩瞿强：《货币理论的困境与展望》，《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4期。
⑥ Patinkin D., “The Chicago Tradition, the Quantity Theory, and Friedman”,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1, February, 1969, pp.46-70.转引自刘洪军：《西方货币理论的逻辑矛盾及其根源》，《南开经济研究》2004年第2期。
⑦ 帕廷金：《货币、利息与价格：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的统一》，邓瑞索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88-189页。
⑧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孙鸿敞、李宏、陈锡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82页。
柳欣、于化龙：《货币经济学：问题与争论的历史》，《经济思想史评论》2007年第1期。
Clower, Robert, “The Keynesian Counter-Revolution: A Theoretical Appraisal”,The Theory of Interest Rates, edited by Hahn and F. P. R. Brechling, London: Macmillan, 1965,pp.103-125.
康芒斯认为货币不同于商品的属性有两个：“一种是流通性，另一种是可以解除债务的属性。”本文认为商品交付也是解除债务的一种方式，所以只取前一属性。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下册，于树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4页。
Rist, C.,Histoire des doctrines relative au crédit et à la monnaie depuis John Law jusqu’à nos jours，Paris: Sirey,1938. trans. as History of Monetary and Credit Theory from John Law to the Present Day,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6, p.323.
约翰·罗：《论货币和贸易》，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页。
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348页。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3卷，朱泱、易梦虹、李宏、陈国庆、杨敬年、陈锡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522-523页。
瞿强、王国刚：《货币经济学的演变与难题》，李扬主编：《中国金融论坛》，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42页。
Ingham, The Nature of Mone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4, pp.206, 198, 56, 56, 131, 151.
Sims C A., “Macroeconomics and Reality”, Econometrica, 1980, 48,pp.1-48．转引自杨小军：《货币政策传导的价格效应——“价格之谜”在中国的经验证据》，《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C. 道：《国际金融领域的流动性偏好：发展中国家案例》，威尔斯编：《后凯恩斯经济理论》，瞿卫东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1页。
复旦大学韦森教授发现，2008-2016年，“我们广义货币增加100万亿，中国2008年到现在准备金率从最低15.5提高到21.5，100万亿怎么来的？贷款增加就变成广义货币，即通过内生货币理论才能解释中国广义货币增加。”韦森：《从货币的起源看货币的本质》，《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5期。
A. Mitchell Innes, “What is Money?”The Banking Law Journal, 1913, May, 30,pp.377-408.
古德哈特：《货币的两种定义：对最优货币区分析的影响》，《古德哈特货币经济学文集》上卷，康以同等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年，第189页。
李黎力、贾根良：《货币国定论：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的新发展》，《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8期。
罗西斯：《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经济学》，余永定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2-23、126、25-26、110页。
黄达、张杰主编：《金融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42页。
凯恩斯和格瑞森(Grierson)等显然也持同样观点。兰德·瑞：《解读现代货币：实现充分就业与价格稳定》，刘新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56页。该书的译者序中的概括很贴切：“作为记账单位(unit of account)，货币的本质表现为一种债权—债务关系，是一种早在商品交换关系出现之前就已存在的制度安排，而货币的交易媒介功能则是后于债权—债务关系出现的。”译者序，第2页。
Macleod, The Theory of Credit,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889, p.234.
兰德·瑞：《解读现代货币：实现充分就业与价格稳定》，刘新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73页。
Jean Boivin, Michael T. Kiley, Frederic S. Mishkin. “How Has the Monetary Transmission Mechanism Evolved Over Time?” NBER Working Papers 15879,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Inc, 2010.
张凤林等：《后凯恩斯经济学新进展追踪评析》，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26页。
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57、55页。
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下册，于树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42-143、197、145页。
维克斯：《货币与实际：部门联系与市场结果》，威尔斯编：《后凯恩斯经济理论》，瞿卫东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5、95页。
黑泽尔：《美联储货币政策史》，曾刚、陈婧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9页。
〔中图分类号〕F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0)05-0079-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基于马克思二重性思想的货币理论批判与重建”(19FJLB034)
〔作者简介〕李秀辉，浙江海洋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剑桥大学访问学者，浙江舟山 316022。
(责任编辑：张 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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