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忘与记忆：“被遗忘”的翻译家张友松研究
遗忘与记忆：“被遗忘”的翻译家张友松研究——基于社会与文化记忆理论
黄 娟 任 文
〔摘要〕 张友松是马克·吐温作品的翻译大家，却多次被媒体报道为“被遗忘”“被埋没”。本文从其“被遗忘”的叙事切入，借助社会与文化记忆理论，结合史料研究及访谈法，探讨其是否“被遗忘”，原因何在。研究表明张友松并未被遗忘，原因在于：张氏译著的经典性；压制性遗忘的不可持续性；保存性遗忘的记忆潜伏性；社会关系网的延续性；大众媒体及互联网的记忆效应；记忆的伦理责任要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有关张友松记忆的构建问题：由自传记忆和他者叙事记忆共同建构，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唯我偏颇性，后者因为叙述者自身及社会框架的制约作用，同样具有选择性。这些多样化、多层次、动态的叙事语篇互构出事实的多层性质，复调式的集体记忆构建了张友松的多重身份。
〔关键词〕 翻译家；张友松；遗忘与记忆；社会记忆理论；文化记忆理论
已故翻译家张友松是较早将马克·吐温译介到中国、并促成其作品在中国经典化的重要人物，六十余年的“译术”人生共翻译小说49部，成就斐然。然而张友松之名直至近年才在大众媒体上渐获关注，报道多以“被埋没的大翻译家”“被遗忘的马克·吐温专业户”为题，聚焦于对其悲惨处境的叙述。这不排除有些媒体为吸引眼球的刻意渲染，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老翻译家的真实际遇。面对张友松不容忽视的翻译成就与鲜为人知的凄凉晚景这一悖论式局面，笔者提出如下研究问题：(1)张友松是否真的“被遗忘”？若是，有何体现？原因何在？(2)若张并未“被遗忘”，“记忆”如何体现？被记忆的原因为何？(3)有关张的记忆被如何构建？无论张友松“被遗忘”还是“被记忆”，都可被视为一种社会现象；而社会记忆理论，尤其是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在解释社会记忆与遗忘现象中具有理论优势”。①不过社会记忆理论忽视了文化领域中的记忆问题。如果张“被遗忘”的情况并不属实，那么他的“被记忆”就不仅体现在集体交往中，也应体现在文化记忆里。鉴于此，本文综合社会记忆与文化记忆理论，通过细读所有可获得的一次文献、对张友松家人的访谈，以及在张家中对零次文献的现场考证，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
一、“遗忘”与“记忆”理论——从社会学到文化学
社会记忆研究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创始人为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哈布瓦赫。他批评以往生理学、神经学、认知心理学的记忆研究忽视记忆的社会语境与社会规则，提出“集体记忆”概念，认为集体记忆是对“过去”的社会性建构，记忆受社会框架的制约与影响。②哈氏对记忆与群体、历史及社会关系的思考开创了社会记忆研究的先河。在此基础上，施瓦茨研究了集体记忆的社会语境问题③；康纳顿探讨社会如何记忆④；诺拉提出“记忆场”⑤概念；利科对记忆、历史与遗忘进行了讨论。⑥总之，社会记忆理论将遗忘与记忆视为一种社会现象，围绕“过去如何再现”的问题对记忆的性质、形式、作用、媒介等进行探讨，强调记忆具有构建身份、协调过去与现在、支撑现在、服务未来的功能。⑦
但有学者指出，哈氏几近把个体看作“一种被动服从内部集体意志的机械物”⑧，“忽视了个体记忆与社会建构的辩证张力”⑨；扬·阿斯曼则批判其“没有超越群体层面，没有考虑将其记忆理论扩展到文化理论领域”⑩，在继承哈氏“过去是一种社会建构物”的认识观基础上，将其理论扩展到文化领域，提出了文化记忆理论。
文化记忆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代表人物为扬·阿斯曼与阿莱达·阿斯曼夫妇，他们从文化角度对记忆的形成、文化与记忆的关系，以及承载记忆的媒介等进行研究，凸显“文化是一种记忆”的观点。该理论把集体记忆分为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前者指通过与他人交往、在日常生活中产生并传播的记忆；后者指通过文化手段如文字、图画、纪念碑、节日、仪式等加以制度化的记忆，并嵌身于媒体、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大学等机构中。
概括而言，社会记忆理论强调记忆的社会属性，关注群体交流对记忆的形成与塑造之影响，却忽视了文化的记忆作用；文化记忆理论补充了记忆的文化维度，强调不同文化形式与产品对记忆的创建、承载与传播作用。但二者一致认为：记忆与遗忘不可分离，两者“都是人类的能力，并无积极与消极之分，都是应对生活的必要之项”。根据被遗忘对象的存储状态，荣格尔将遗忘分为两种：一种是不可逆转的损失，另一种以潜在的复苏为前提。康纳顿和阿莱达·阿斯曼则以遗忘的机制为切入点，分别划分了七类遗忘形式，但阿斯曼的划分似更清晰系统。不过笔者并不赞同她将“选择性遗忘”作为遗忘形式之一，因为遗忘本身就是对过去的一种选择性忽略与擦除。
“翻译和记忆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是目前的学术前沿”。首次将文化记忆理论引入翻译与比较文学研究的是罗兹基(1999，2007)，其后巴斯内特(2003)、布朗利(2016)、罗选民(2014)、侯松(2018)等对翻译与记忆的互动关系进行探讨，认为翻译在传承与传播记忆中有重要作用。罗选民呼吁运用文化记忆理论对被扭曲和残缺的译家译论记忆进行矫正，以推动我国翻译研究的纵深发展。但目前国内鲜见运用记忆理论对翻译现象开展的个案考察，迄今仅见闫亮亮(2018)运用文化记忆理论探讨严复选译《群己权界论》的研究。下面，我们以翻译家张友松为个案，结合社会记忆与文化记忆理论，探讨张友松是否“被遗忘”，以及有关张的记忆如何被构建等问题。
二、翻译家张友松及其“被遗忘”问题的缘起
张友松(1903-1995)，湖南醴陵人，1922年考入北大预科，1925年开始发表译作，1927年从北大英文系肄业；1928年到上海北新书局任编辑，后创办春潮书局，1930年书局倒闭，辗转各地任中学教师。抗战期间创办晨光书局，1947年书局倒闭。1951年任《中国建设》编辑，1954年转人民文学出版社专事文学翻译。1957年被划为“右派”，改用笔名继续译书。其1984年从北京迁至成都，继续翻译及译稿修改工作，直至1995年去世。
近二十余年，最早关于张的公共叙事为1994年《成都日报》对张的报道。次年，张在成都病逝，并未引发公众注意。1998年刊于《羊城晚报》之文《翻译家穷死成都》记述了张悲惨的晚年。同年《中华读书报》《鲁迅研究月刊》转载该文。2008年发表于《联合早报》的《藏在鲁迅日记里的翻译大家——张友松先生的悲剧人生》被众多媒体摘录或转载。2015年《悦读MOOK》刊文《老翻译家张友松的悲剧故事》，同年被《中华读书报》转载；2016年、2017年传送门网与豆瓣读书网先后转载该文，标题改为《被埋没的大翻译家张友松》；2018年微信公众号“翻译教学与研究”推文《终老成都的文学翻译大家——张友松》；2018年《华西都市报》刊载《翻译马克·吐温的专家终老成都》；此外在其他一些博客或网站上仍可见对张报道的改写或转载。
由此可见，有关张的叙事因网络效应得以传播，其共同点是在致敬其重要翻译成就之余，更多的是对其生存状态的关注和悲剧人生的同情，“被遗忘”“被埋没”在标题与正文中频现。那么，张是否真的“被遗忘”？
三、张友松是“被遗忘”抑或“被记忆”
(一)张友松“被遗忘”
1.张友松“被遗忘”的表现
说张友松“被遗忘”不无道理。1957年张被划为“右派”后，改名“常健”“苍松”等继续译书。更名行为不仅使其真实身份被隐匿、声名被削弱，同时也限制了他在其他社会活动中的在场，社会交往被迫中断。“文革”期间他再遭迫害，“并最终从文坛上消失，被人彻底遗忘，熟悉他的人大都以为他已经不在人世”，直至1994年被报道之前，一直处于隐没状态。张病逝后“没有人发讣告，没有举行像样的告别仪式”，说明张彼时并未获得被公众悼别与纪念的资格。同时，在张生前与身后，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均存在私自印刷出版其译著而不付稿酬的情况，个中缘由，除了当时翻译出版市场欠规范、译者著作权意识薄弱外，还源于张作为“隐身”的译者而被忽视的实情。此外，某些译家辞典及理论著作如《翻译名家研究》《中国译学理论史稿》《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对张及其译论多有忽略，研究张及其译著的著述很少，这些都反映了他被遗忘的一面。
2．张友松“被遗忘”的原因
根据康纳顿与阿莱达·阿斯曼对遗忘形式的划分，结合张的具体情况，笔者将其“被遗忘”的原因归结为六点：
(1)自然性遗忘。这是指随着时间流逝，个体、群体、事物等由于新旧更替的历史发展规律而被遗忘的现象。“遗忘是人类和社会的默认模式……就像生物体中的细胞一样，社会的对象、思想和个体也会被定期取代。”张被遗忘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此，作为老一辈翻译家，代表过去的一代人，“时间的流逝和科技现代化的持续速度”使代际记忆衰落。张从被遗忘到重新被“发现”，中国社会已历经改革开放十余年，其间信息更新频繁；近年来社会发展更是迅速，代际差异被拉大，新生代快速获取“新的行为策略以应对瞬息万变的时代”，或是“贬低和摒弃老一代的经历”，这是现代性的症结所在。吉登斯指出，现代性“是一种活在未来而非过去的制度综合体”，现代社会的发展广度与强度使之与传统形成割裂，在现代性的冲击下，被自然性遗忘的人与事往往更多。同时，“在现代文化的历史阶段中，记忆与失忆问题已因媒体技术的深入发展而加剧”，对外在记忆存储设备的依赖易削弱我们自身的记忆能力，反而加重了遗忘与记忆扭曲问题，从而引发现代社会的记忆危机问题。由是观之，新旧更替的历史规律、现代性和媒体技术的发展造成了对张的自然性遗忘。
(2)压制性遗忘。“记忆受到意识形态范畴的破坏性影响”,也即压制性遗忘。拥有这种压制力量的主体多为权力机构。在反右运动中，张因《我昂起头挺起胸来投入战斗》一文被定性为“右派分子”，被置于权力的对立面，成为当时社会的假想敌，自然也成为主流叙事避讳的对象。这种被压制的状态一直持续到1978年张“右派”帽子摘除后，但后期他也一直处于主流记忆的边缘，如张80多岁时在给徐城北的信中说“自己50年代遗留的问题至今还遗留着”。
压制性遗忘还可通过“结构性暴力”的形式间接执行，康纳顿称之为“结构性失忆”，反映了特定文化框架中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的压制，如男性对女性、书写记忆对口述记忆等，极大地影响着什么被传播记忆，什么被遗忘抛弃。在中西传统观念中，作者、原作被视为权威，属第一性、创造性，而译者、译作被视为模仿，属第二性、派生性，对译者的遮蔽与压制使译者长期处于“隐身”状态。张作为该群体一员，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结构性失忆的影响而被忽略。另外，在译者群体内部，也存在社会政治地位高的译者与普通译者、兼为作家的译者与专职译者、翻译名著的译者与翻译非名著的译者之间的差异。地位、身份等自携差异性权力与关注度等因素，是导致某些译者被记忆、某些译者被遗忘的原因。在这一结构性失忆的文化框架中，张友松社会政治地位低、非创作型专职译者的身份，使得他被遗忘的可能性大于那些社会政治地位高、身兼创作的译者。
(3)保护性遗忘。阿莱达·阿斯曼将肇事者或罪犯通过摧毁证据、清除痕迹、更改身份的方式以使其罪行被遗忘，或社会对肇事者罪行的同谋性遗忘的现象称为共谋性遗忘，该遗忘形式保护罪犯免受法律与政治问责，带有负面含义。就张友松而言，虽在彼时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罪犯，他与出版社“共谋”的更名行为是出于自我保护而重构身份的积极对策，以达到被权力机构遗忘的目的，既可保障其生命安全，也使得翻译工作可继续进行。
(4)保存性遗忘。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机构会将特定对象如文件和遗物收集起来以延长其存在时间，这些物件在当前已失去直接作用，处于暂时被遗忘状态，等待被重新发现并置于新的环境，被赋予新的意义。张友松相关史料如译著、文章、照片等既存储于档案馆、图书馆等官方机构，也栖身于旧书店、故居等非官方场所；既散见于译家辞典、文史资料、过刊报纸等印刷材料，也深藏于亲友的生理记忆。虽然这些记忆处于潜伏状态、具备“重现光日”的可能，但若无社会交往及当前需要的激发，则成为“一个空壳，甚至可以被说成是一座坟墓，因为它已经埋葬了原来在活生生交往过程中起过作用的意义，……它们构成了被忘记的知识，几乎与未知的东西没有什么两样”。
(5)误解性遗忘。张晚年时，“熟悉他的人大都以为他已经不在人世”。虽然中国并无禁止提及逝者的习俗，但逝者被提及的频率自然减少，导致交往记忆的消退。这种误会并非毫无缘由，彼时与张同时代的文人大都离世，大量鲜活的记忆随之入土，而仍在世的同辈也至耄耋之年，书写与传播过去的能力减退。由此，张境况越来越不为人知，从而造成误解。
(6)内因性遗忘。张晚年脱离群体，这既有外界因素，也有主观意志的选择。如当被问及“难道一点社会活动，譬如作家协会或者翻译家协会的活动都不参加？”，张回答：“哪里有时间！成天有很多的事要做，还有很多文章要写，哪有那么多空闲”。晚年的张生理与精神能力的衰退也是限制其与外界交往的内在因素。脱离群体导致张与外界互动减少，个体记忆难以进入集体记忆领域，因为“记忆在交往中生存和延续；交往的中断及其参照框架的消失或改变会导致遗忘”，缺乏外界社会关系支撑的记忆易被遗忘。
就张友松译论被忽略而言，虽然他在至少九篇文章中对翻译性质、标准、方法、译者能力等一系列翻译本体问题发表过见解，但因未形成系统性理论，未引起关注。同时，张有关翻译性质(“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作”)、翻译标准(“传达原作风格与神韵”)的论述与郭沫若的“翻译创作论”、傅雷的“神似说”、钱钟书的“化境说”有所重合，似无突破, 故被湮没。此外，张的译论未受关注还与结构性失忆相关。巴奈斯指出，人们倾向于记忆那些具有社会重要性的家族谱系，此种情况在译界同样存在，人们更倾向于记忆那些社会地位更高、影响力更大的译者之译论，而那些社会资本相对较弱的译者之译论则易被忽略，张友松的情况即属于此。
(二)张友松“被记忆”
1．张友松“被记忆”的表现
援引古埃及箴言：“只要一个人的名字还被提起，他就还继续活着”，他就没有被遗忘。事实上，在1994年张被媒体“发现”之前，他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等机构仍有合作，“应邀参加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准备工作，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被选为理事，并在好友协作下重新整理马克·吐温著作等”。这说明翻译出版界并未遗忘张友松，只是这种记忆未进入更大范围内的公共领域。此外，还有翻译家、翻译史一类的辞书收录了张友松的词条，只是由于此类出版物专业性强，受众范围有限，不及报纸专文报道的传播效应。在张逝世后至今的二十余年间，各类记忆形式时有出现，如个体回忆录、媒体报道、网络博客、公众号推文等。
2．张友松“被记忆”的原因
如前所述，张友松并未被遗忘，个体与集体对张友松的交往记忆仍持续未断，且进入文化记忆范畴，主要原因有六：
(1)张友松译著的经典性。阿莱达·阿斯曼指出，“文化记忆依赖于两种机制之间的动态交流，我将其称为经典和档案。此处，经典代表了少数传给后代的文化信息，旨在不断重复和重新激活。这种积极的记忆形式包括宗教圣典、历史大事和艺术杰作，用约翰·弥尔顿的话说，‘后代不会甘愿让它们消亡’”。张译吐温著作属经典文学作品，如《竞选州长》《百万英镑》多年入选中学语文教材；而张译《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由于“最深刻地抓住了原作的精髓”，是所有译本中最受欢迎的，“在整个中国大陆、港台地区的印刷量最大，在台湾学界及翻译界中常被研究”。经典作品具有“权威性、效仿价值和指导意义”，可赋予作者永恒的名声，亦即是说，作者通过创作有传世价值的作品这一“文化功绩取得永生”；经典译著也如此，其传承价值与研究价值是张及其译著被记忆的根本原因。
(2)压制性遗忘的不可持续性。意识形态在不同时代可能发生变化，社会记忆的主体间性机制、对抗记忆的作用力，也是抵制压制性遗忘的因素。张因受“反右”与“文革”等政治运动影响，与之相关的记忆与叙事受到压制。然而政治风向并非一成不变，1976年“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工作随之展开，张的“右派”身份被废除，对张压制性遗忘的作用力也随之消解，这为重新追溯张被历史尘封的过往提供了外在条件，关于张的记忆得以重新书写与传播，反映了记忆的社会性、可变性以及受社会框架的制约性。语境、框架的变化也同时体现在文化领域。得益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解构主义思潮对翻译研究的影响，作者与译者的二元对立被打破，译本性质得以被重新定位，译本不再是对原作的简单模仿，而是延长其生命的“来生”(afterlife)；译者的身份得以正名，成为原作的改写者、再创作者、协调者乃至文化传播者，译者的诗学创造力得以彰显，从“隐身”走向“显身”。译者的显身还体现在对历史上被埋没的翻译家的重新发现上。换言之，张的“显身”既是顺应解构主义思潮下翻译研究的趋势，也是翻译史记忆的需要，即挖掘在历史中被埋没的翻译家与中国译论，推动中国微观翻译史研究的开展。
(3)保存性遗忘的记忆潜伏性。保存性遗忘并非“不可逆的记忆消解”，而是具有“潜在的复苏可能”。存储在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故居等“记忆场”中的物件文献虽然有相当一部分成为“陌生的、遗忘的角落”，但这部分记忆会因时代需要、社会框架改变、身份变化、技术发展等社会语境的影响从背景走向前景，从存储记忆转变为功能记忆。关于张的记忆很大部分存储于书写材料如译著、回忆录、文化史料、翻译家辞典等，这为重新发掘此类存储记忆提供了物质基础，因为“文字的潜力在于它们可以把离开了鲜活载体的信息编码储存起来，不受制于集体演绎中的更新”。
同时，张的记忆也存储于其亲友的口头记忆中，如老报人车辐对张的口头记忆促成记者寻访到张，将其事迹公之于报，使关于张的交往记忆进入公共领域，成为社会记忆；另外有部分口头记忆虽未书写成文，但由身体支撑的记忆具有更鲜活的生命力，对书写记忆发挥着确认、支持或质疑作用，如张家人认为关于张温饱难保、无人照料、处境悲惨的报道有些言过其实。张女儿说：“若境况真如报道所言，父亲怎么可能活到92岁？”这说明我们不能完全倚赖单方面的媒体记忆。尽管活生生的记忆存储时间有限，受到自身情感与社会框架的制约与影响，但可以为验证、补充目前的书写记忆提供重要支撑。
(4)社会关系网的扩散与延续性。张作为社会中的个体，早年与外界的互动为其构建了跨越时空的社会关系网，其中有李大钊、邓颖超、鲁迅、林语堂、萧乾、车辐、季羡林、符家钦、蹇先艾、艾芜、流沙河等名人，还有各类出版社，这对传播关于张的记忆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学界对鲁迅、林语堂等人的研究不胜枚举，其中对张的论及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对其记忆的传播，如《鲁迅交往中的右派分子》《鲁迅回忆录》收录的张友松回忆鲁迅的文章《鲁迅和春潮书局及其它》；《张友松与林语堂》《鲁迅与林语堂》和《翻译家林语堂》等也有对张的论述。而符家钦、徐城北、张立莲撰写张的回忆录，李大钊、蹇先艾、艾芜与张的书信往来等，在传播关于张的记忆方面也产生了累积效应。这充分说明记忆存储于社会交往中，并在社会交往中延续。
(5)大众媒体及互联网的推动。“当今社会，在构建集体记忆中发挥最重要作用的是大众媒体。”直接推动张进入大众传播领域的关键人物是徐伏钢，其记者身份天然地裹挟着传播叙事得天独厚的优势。他在权威媒体中对张的报道是其他各类媒体转载报道的重要来源，因为“在公共领域内，如果对过去的记录及主动再造发生在高威望、社会认同的机构中，则更可能被传播”；加之媒体技术的发展，如《联合早报》电子版刊载对张的报道，以及其他关于张的“小叙事”借由互联网的传播效应，推动了相关记忆的传播。其二，媒体频繁用“被遗忘”“穷死”“悲惨”等字眼叙述张，或有言过其实之嫌，但这种叙述手法也确实起到了引发读者强烈情感的作用。一个事件或叙事激发越多的情感，就越能引发更多的回忆、叙述和分享，从而使记忆的维持和传播更为长久，这也是有关张的叙事被大量转载重写的原因之一。
(6)历史的诉求与记忆的责任。我们应记住什么？什么不该被遗忘？这不单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伦理问题。对于特定历史事件，特别是一个民族的创伤历史，记忆具有伦理价值，如对道德秩序的维持。“道德秩序需要记忆，记忆反过来也需要特定的叙事形式。”张被记忆传播时很大一个关注点在于他的悲剧人生。他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一个缩影，经历了几乎整个20世纪，人们对其悲怆人生的哀叹不仅在于表达对一位老翻译家的同情、对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忧虑，更在于对造成这种个人和集体悲剧历史缘由的反思。如利科所言，“记住的责任不仅在于深切关怀过去，还在于把过去事件的意义传达给下一代”。记住张友松，是为记住过往的创伤历史，防止重蹈覆辙，也是为激励人们在逆境中不忘初心，如张友松一样，虽历经苦难，仍怀“工匠精神”，继续发光发热。
(三)张友松未被遗忘
严格地说，张友松并未被遗忘。“被遗忘”这一说法是言说者意图表达对其卓越翻译贡献与其社会经济地位之间强烈反差的遗憾，是为引起社会对类似人事的关注、同情，乃至反思的呼吁。当今既有关于张的个体记忆，也有学术及媒体机构对他的集体记忆，当然还有其自传记忆，这些记忆以文字作为承载与传播手段，是另一种形式的悼念与追忆。下文将考查关于张的记忆如何被构建。
四、对张友松记忆的构建
记忆可通过仪式、纪念碑及叙事等方式进行构建，其中叙事是最普遍、应用最广泛的回忆方式，正如法国心理学家让内(Pierre Janet)所言，“记忆是一种行为，本质上就是讲述故事的行为”，而“对过去的回忆，主要集中在叙事活动的核心产物——叙事身份的构建”。然而不同的叙事只能反映不同的层面，记忆在各主体间的构建过程中会经历扭曲、改变或选择性遗忘；此外，记忆具有动态性，随社会框架的变化而变化。因此，记忆的重构性与动态性决定了全面而真实还原张友松信息记忆的不可能性。但这并非否认这一系列建构记忆的真实性，而是接受多种记忆对反映事实所具有的潜在价值。关于张的不同叙事构建了对其多层次、多声部的记忆，为我们认识张提供了多方位、多样化的视角。目前关于张的记忆可大致分为自传记忆与他者记忆两种。
(一)张友松自传记忆的建构
自传记忆即讲述自己人生经历的故事，该记忆“与个体自我认识、人生主题或自我意识基本一致”。作为个体“生活的信息来源”，自传记忆可使我们以此“评判自我人格、预测自身及他人的行为”，成为构建自我身份的重要途径，但“我们的回忆从来不是完整与准确的”，而是具有“唯我偏颇性”，主要表现为选择性地回忆有利自我的过去、夸大过去的困难，否定过去的自己，用更积极的方式来包装现在的自己；同时，对于引发深刻情感的记忆，往往会频繁叙述，即所谓的闪光灯记忆(flashbulb memory)。一个事件激发越多的情感，就越可能引发社会分享，反复叙述会使这种记忆更为生动、具体、长久。当然，并非所有引发强烈情感的过去都必定引发更多的回忆和叙述，如某些创伤性记忆往往会被压抑、被遗忘，这一方面由于自身无法承受其携带的精神创伤而有意压制，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框架的限制，在自传记忆中会对其轻描淡写、掩饰甚至空白处理。
张本人并未出版回忆录，但在若干散篇中叙述了其自传经历，如《我的翻译生涯》(1983)、《文学翻译漫谈》(1989)、《张友松自传》(1989)、《鲁迅和春潮书局及其它》(1999)，多围绕其翻译生涯与翻译观进行后顾式总结。长达60年的翻译生涯使张积累了丰富的翻译知识记忆和程序记忆，前者包括对翻译任务、翻译规范、双语词汇、文体风格等的记忆，后者包括译者基于自身翻译实践对翻译步骤和技能等形成的惯习。在张的自传回忆中，翻译观占据核心位置，构建了其职业翻译家身份。
除对翻译的记忆外，张对其他事件的记忆则反映了“唯我偏颇性”。如张对青年时期的回忆叙事多于中晚年时期、正面叙事多于负面叙事，一是因为青少年时期是接触外界、构建个体独特性与个人观念的形成性阶段，记忆引发的情绪触动与印象深度更为显著；另外也由于张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与当时的社会历史事件紧密相连，如叙述频率较高的是他与大姐参与五四运动及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与李大钊的往来等人事。个体记忆被置于历史语境，与集体记忆相融合，一方面提升了张这部分记忆的历史意义，另一方面构建了张自身作为进步青年的身份。此外，张还着重叙述了与党组织的往来，如翻译党组织的宣传材料、支援地下党员等，为其构建了积极正面的政治身份。
其二，张对反右运动及“文革”的叙述极为简略，基本一笔带过。据现有资料，张被划为“右派”后，个人经济、社会地位及家人处境遭受重创；“文革”的二次劫难更是对其造成了巨大的身体及精神创伤，但这部分记忆鲜少被提及，既可能是由于政治因素不便多加叙述，也可能是因个人启动心理防卫机制对其进行有意压制，造成空白现象。
其三，张的自传回忆存在否定过去的自己、以更积极的方式评价当下自我的倾向，如“我在青年时代开始翻译时，只是把它当做一种谋生之计，……对文学翻译工作的意义是认识不足”，“我年轻时在课余搞翻译，只求译得快，不注重译文的质量”。对当下的自我，则予以更高的评价，“因为我们有了党的正确领导，知识分子有了较高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的热情。我就是在这种新的形势下逐步养成了尽心尽力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作风的”。张对自我过去的认识与反思建立在当下社会框架之评判标准上，充分体现了个体记忆的集体性与重构性，是自我意识与社会框架动态互构的结果。
(二)他者对张友松的记忆建构
他者对张的记忆形式主要包括媒体叙事、他者回忆录、家人口述叙事等。这些记忆有的限于个体记忆与交往记忆的层面，有的则进入公共领域成为集体记忆与文化记忆。在这些叙事中，张作为职业翻译家、马克·吐温译著专业户的身份得到认同。除此之外，不同类型的叙事关注的重点不同，构建了张其他的身份；同一类型的叙事在措辞、选择性叙述受到叙述者的兴趣偏向、社会框架变化的影响，其身份亦相应地有所变动。
1．媒体记忆
媒体叙事是描述与构建过去的主要来源，通过创造主导叙事，记者成为“故事的权威发言人”。最初记者徐伏钢为引起社会对张的关注，通过强调张的生存状态及其与鲁迅的关系，将他构建为“被遗忘的”“藏在鲁迅日记里的”翻译大家。这一身份定位直接影响了其他媒体的叙事倾向，如《翻译家穷死成都》一文中，张被构建为“穷死的翻译家”，进一步加深了其悲惨程度。21世纪后，媒体技术的发展使得有关张的叙事走出传统纸媒传播范围，进入传播效果更显著的网络空间，为媒体提供了更多改写与转载的自由。尤其是关于张友松文章的标题经历了系列变化，措辞更为委婉温和，将原来更具视觉和情感冲击性的“穷死成都”改为“终老成都”，如《终老成都的文学翻译大家——张友松》(2018)。除标题外，亦有部分内容被增删、改变，但关于张的基本信息未被歪曲。总之，媒体叙事的变化充分验证了记忆的重构性、主观性与动态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记忆的稳定性与可靠性，但关于张翻译成就的叙事维持了一致并得到彰显。
2．他者回忆录
他者回忆张的篇文包括张立莲《怀念我的父亲张友松》(1996)，徐城北《莎士比亚戏剧故事》(1997)，符家钦《信是人间重晚情》(2000)、《要以幽默为训诫》与《发愤重译〈贞德传〉》(2003)，荒芜之女林玉博客文《张友松和张挹兰》(2009)。
在张友松之女的记忆中，张是“正派、耿直，自信向往、追随共产主义几十年、对祖国对人民对共产党怀有坚定信念的父亲”，是“追求真理、追求事业的知识分子”，“不通生意经的书局创办者”，“严于责己、谦虚谨慎、始终致力于文学翻译事业、提携青年译者的老翻译家”，“敬业、慷慨资助学生的老师”，“饱受苦难却意志坚强的老人”。张立莲对其父的回忆基本为正面叙事，不能否认这些叙事具有一定的选择性与自我偏向性，但均有史料支撑，基本保证了真实性。另外，由于种种社会原因，张与子女别久聚少，代际记忆各不相同，其女仅从张在世时“零星、有限的交谈中，和一些同志及他本人写的文章中”构建了上述关于父亲的记忆，说明张立莲对父亲的回忆是其个体记忆与他者、张友松自传记忆交织融合的产物、主体间共同构建的结果。
在徐城北的记忆叙事中，张“脾气大，常常为发稿费的问题发脾气”，但“教英文不但不收学费、反而还倒贴”，是个“有怪癖却心地善良的老人”。符家钦则突出了张是“翻译老手”“性格倔强、不屈不挠的文化人”“历经坎坷，始终发愤著译”“经霜不凋的挺拔青松”。林玉介绍了张氏生平及其大姐张挹兰，指出“至今，他的遭遇仅得到一些文学爱好者的唏嘘，且误传多多”，表明张其人其事并未得到社会广泛关注；至于“误传”为何，作者并未详谈，但从侧面反映了当前存在未真实反映张情况的叙事。
3．家人口述及人工物件承载的记忆
除上述以文字形式存储、传播的记忆叙事，关于张的记忆还包括其家人的口述及人工物件(artefacts)承载的记忆。口述记忆方面，张的三女儿及女婿向笔者细述了其父翻译时的各种场景，包括翻译和修改习惯、与出版印刷机构的互动，以及对待疑难问题的态度。比如，遇到俚语、专名或宗教表达的翻译存有疑问时，会写信给外国友人、教会人员询问，足见张翻译作风之严谨；同时充分反映“翻译是分散记忆的产物”，译文中融入了作者、译者、顾问、译者同行、编辑、出版社等对翻译知识和程序的记忆。
张女及女婿的口述记忆还结合了家庭影集等人工物件，如张的北大学生照、与学生的毕业合影、与友人合影、接待缅甸作家的合影等，这些老照片构建了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家庭形象。在两位老人重温老照片的过程中，可以感受到照片给他们带来的家庭归属感及情感。夏科特指出，“看照片可强化老年人的回忆体验”。“照片看似一个无声的媒体，但当其被展示时，以及被引发回忆时，它们能产生意义。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家庭结构中，照片能一遍遍再造意义。”对于他者而言，照片要通过叙述才成为记忆的媒介，叙述才能使照片记忆得以传播。
由上可知张的身份具有多重性，不同的叙事构建了其不同的身份，当前的文字记忆、口述记忆和物件记忆共同构成了对张的集体记忆。这些记忆有基于张友松为人与翻译惯习等事实的客观描述，但也因亲友作为叙述者导致对张的记忆携带了某些偏向性，因为“集体记忆是观念与叙事临时的、动态的及选择性的互动”。不过记忆的主观构建性并非无所限制，舒德森认为，不同群体对过去的看法、记忆的冲突限制了我们根据自身利益重构过去的自由，如张作为职业翻译家的基本身份不受任何叙事的影响，其他相关的小叙事则通过“非单一叙述者，相互争议、多重性的声音”充实了这位老翻译家的立体形象。
五、结语
本文围绕“张友松是否被遗忘”这一研究问题，结合社会和文化记忆理论与相关史料展开了正反两方面的讨论，得出张并未被遗忘的结论。“张友松被遗忘”的说法是一个悖论，因为只要一个人的名字被提起，他就没有被遗忘。他被记忆的原因包括其译著的经典性、压制性遗忘的不可持续性、存储性遗忘的潜伏性、社会关系网的扩散性、大众媒体的传播性，以及记忆的诉求与责任。张虽未得到与其翻译贡献相称的社会经济地位与某些记忆形式(如悼词、树碑立传等)，但仍不乏个体、集体对他的叙事记忆。叙述者从有限的、可获取的信息中选取叙述内容，可能受叙述视角、叙述目的、意识形态的制约或影响，因此不同的叙事记忆反映了张不同的侧面、构建了其译家身份之外的其他身份。同时社会框架的变化亦导致叙述者改变措辞、选择性地遗忘某些层面。这些多样化、多层次、动态的叙事语篇共同构建了事实的多层性质，构成了对张复调式的集体记忆。
同时我们也不能无视“张友松被遗忘”这一说法的合理性及其背后所反映的社会失忆问题。张虽未被彻底遗忘，但因压制性遗忘残留的影响、自然性遗忘持续的作用力等，关于他的记忆当前已成濒危记忆。张所代表的过去一代人的经历与思想，都或多或少受到现代性的冲击与淡化，而“每个人和每个国家，根据自身目标、力量和需求的不同，都需要对过去有一定的了解”。虽然社会失忆并非一个完全负面的问题，它可让社会摆脱历史重负，但那些具有文化价值、伦理价值与社会价值的过去不能被遗忘，正如利科所言“记忆与遗忘共同以各自的方式促成社会的延续。我们既有遗忘的责任，也有记忆的责任”。译史上仍有诸多因自然遗忘、结构性失记或压制性遗忘等因素而长期被遗忘的译者，通过对与之相关的记忆进行考古式挖掘，同时激发后续尚待发掘的记忆链，是使之从隐身走向显身、彰显其社会与文化价值的重要途径。
① ⑩ 〔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9、39、41、243、95、29、58、12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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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0)03-0193-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化外译战略背景下高端翻译人才培养的国际经验与中国路径研究”(18BYY102)
〔作者简介〕黄娟，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成都 610064；
任文，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9。
(责任编辑：潘纯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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