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勇营与晚清广东“非湘非淮”格局的形成
地方勇营与晚清广东“非湘非淮”格局的形成——以安勇为中心的考察
刘青峰
〔摘要〕 咸同军兴造成勇营的崛起，改变了地方的权力格局。安勇是晚清广东一支重要的地方勇营，对广东地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安勇统领郑绍忠父子长期身居绿营专阃之职，并通过天地会兄弟的关系，以森严营规控制安勇，权力喧嚣一时，是安勇发展的组织前提。安勇集团人物数十年任职广东，安勇勇营体现出强烈的“地方化”特征。与湘、淮军文人领兵不同，安勇统领、勇目皆为武人，通过绿营体制的升转，在广东西、北江流域形成稳定的以中层绿营职阶为主的地方实力集团。基于以上原因，经历瑞麟督粤时期的发展，安勇渐成“尾大不掉”之势，制约了晚清湘、淮势力在广东的渗透，逐渐形成一种“非湘非淮”的地方权力格局。
〔关键词〕 安勇集团；广东勇营；郑绍忠；湘淮格局；“非湘非淮”格局
咸同军兴造成勇营的崛起，改变了地方的权力格局。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回民起义的过程中，湘、淮军逐步驻防江淮、直隶、西北地区。出于防务与征饷的考虑，这些地区渐为湘、淮系军政大员掌控。过往学界基于对“督抚分权”“内轻外重”的讨论，提出了相应的“湘、淮格局”的看法①，但对于广东在湘、淮格局中的地位没有很好地表述。
所谓“湘、淮格局”的形成，是基于湘、淮军的驻防，然而“湘、淮旧军，在粤者较他省又略少。广东募勇，其时最著名者为方曜之潮勇、郑绍忠之安勇。”②尽管湘、淮系势力不断向广东渗透，但广东勇营长期以本土勇营为主，地方影响力亦大于湘、淮军(详下)。广东本土勇营的长期稳定存在，是广东“非湘非淮”格局形成的基础。
现有的勇营研究，因材料多寡的关系，大多集中对湘、淮军的研究，地方勇营的研究也以驻扎地方的湘、淮军为主，其他类型的勇营研究无法深入开展，出现勇营研究的偏荣偏枯。③安勇为广东勇营中比较重要的一支，在广东存在近50年，从同治初年以来，一直是广东为数不多的可恃之兵。在清末新政中安勇被遣散，时人认为“安勇星散，粤中遂无可恃之兵，地方日以多事。”④可见安勇是咸同以后维持地方秩序的重要力量。本文将以安勇为例，利用《望凫行馆宦粤日记》⑤及相关文献资料，从安勇统领、勇弁、勇丁、营规等组织要素出发，探讨广东勇营与湘、淮系势力的矛盾纠葛及其与广东地方权力格局形成的关系。
一、安勇统领郑氏父子权势及其对湘淮系势力入粤的制约
从安勇发展的历史看，安勇符合勇营“兵为将有”的模式，其勇营统领的地位尤其突出。安勇统领的作风影响到勇营的营规，而勇营统领的宦海浮沉则关系到勇营的裁留。
安勇的起源与发展，其统领郑绍忠起着重要作用。郑绍忠原名郑金，因口能容拳故诨号“大口金”，咸丰末年加入陈金缸的洪兵起义军。同治二年(1863年)，广东陆路提督昆寿带兵进剿，郑金杀主投诚，昆寿准其自领原部众一营，即为安勇。其后，郑绍忠率领部属安勇追剿其他起义军，表现出色。同治四年(1865年)，郑绍忠在粤东防堵回窜广东太平军汪海洋部，解镇平县围，署理罗定协副将。同治五六年间(1866—1867年)，又在平定粤西土客械斗、清理地方土匪中屡立战功。同治七年(1868年)，署理南韶连镇总兵，因其在南韶连镇任上治匪有声，与当时治潮有声的方耀，并称为“方郑”。光绪十年(1884年)，郑绍忠署理广东陆路提督。光绪十五年(1889年)，授湖南提督，未到任，旋迁广东水师提督。光绪二十年(1894年)，加兵部尚书衔。⑥
郑绍忠及其安勇兴起于同治年间，这与当时广东的地方政局密不可分。咸丰四年(1854)，广东爆发洪兵起义，其后洪兵逐步与当时广东地区的土客械斗联系在一起，战争和斗祸绵延十余年之久。⑦在平定洪兵起义的过程中，崛起了两大勇营派系，一派为卓兴，另一派为方耀。⑧卓兴与方耀间存有矛盾，“卓兴曾与方耀之父共事，轻方耀为后辈，意存藐视，方耀则以卓兴为一勇之夫，且饷项较足，积不能平，以此大相抵牾。”⑨当时总督毛鸿宾为调和二人的矛盾，派广东提督昆寿节制其二军，但昆寿驾驭二军的能力不能令人满意。此外，毛鸿宾听取曾国藩的意见，将福建臬司张运兰之湘军引入广东。⑩鉴于粤勇与湘军在营制与作风上的差距，毛鸿宾与巡抚郭嵩焘对于卓、方二人及他们的潮勇甚为不满。毛鸿宾称“潮勇多不可靠”，郭嵩焘称广东“无可恃之将，无可信之勇。”毛鸿宾遂以郑绍忠及其安勇代替卓兴扑灭洪兵。
其后郑绍忠及安勇的发展则与瑞麟长期督粤有莫大关系。同治四年，毛鸿宾因在湖南巡抚期间有失察同僚之过，被降级调用，广州将军瑞麟接署两广总督。瑞麟，字澄泉，叶赫那拉氏，满洲正蓝旗人，年轻时曾受道光皇帝赏识超擢，历任太常寺少卿、礼部尚书、户部尚书等职，咸丰年间一度入阁及在军机处当值。瑞麟早年与慈禧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在辛酉政变中也是支持慈禧的一方。因此，瑞麟是限制湘、淮集团，保住广东财源的重要角色。瑞麟继任后，郭嵩焘与瑞麟因幕僚挑拨，各不相能。出于意气之争以及粤勇和在粤湘军的差距，郭嵩焘对瑞麟重用广东武将方耀、卓兴、郑绍忠甚是不满。《郭嵩焘日记》中甚至直斥瑞麟与郑绍忠朋比为奸：“身任封疆，乃至与一带勇之武弁朋比为奸，其意不过为掩耳盗铃之计而已，三尺童子犹知羞之，而毅然为之不顾，能为〔无〕慨叹！”
郭嵩焘对瑞麟和郑绍忠关系的评价并非只是出于一时的愤怒，应当是有相当的依据。郑绍忠为天地会小头目出身，善于察言观色，巴结顶头上司更是不遗余力，时南海知县杜凤治就指出：“郑镇于中堂(按：瑞麟)前善于趋利，不惜重费，中堂爱之。”在杜凤治日记中，郑绍忠只要是三节一寿(春节、中秋、端午、瑞麟生日)，无论在何处，都必定要上省向瑞麟祝贺送礼。可见，郑绍忠深谙官场中人情世故，善于处理与上级的关系，加以郑绍忠确实能办案，并非碌碌之辈，深得瑞麟喜爱，不足为奇。
咸同以降，因朝廷的众建督抚政策，广东督抚因人、因事导致不和跨越了几任督抚。郭嵩焘后来也反思“黄石琴任粤抚，为耆介春定折稿，若随员然；徐仲绅继为粤抚，则直一闲曹矣。粤抚之有气焰自鄙人始。”杜凤治同光年间宦粤，在粤东官场耳闻目睹几任督抚的矛盾，留下这样的记载：
广东督抚风水多不睦，往往因小事起至大冲裂，中堂(按：瑞麟)与蒋芗泉(按：蒋益澧)决裂最甚，蒋竟目中无中堂，欺之太甚，其过在蒋；迨李星衢(按：李福泰)到，以旧日属员，受恩深重，以为可保无事矣，初到甚洽，由渐而来，竟至大乖，论者语李太过太满，大改从前脾气，无怪其死……近日两院(按：瑞麟与张兆栋)为灵山张充甫(按：时灵山知县)不相宜，另简能员署事，胸中各有成见，遽成嫌隙。
同治年间的广东督抚不和中，以瑞麟与蒋益澧为甚。同治五年，因防堵回窜粤东的太平军，左宗棠入闽兼管粤东防务。随后，左宗棠倾轧郭嵩焘并保蒋益澧为广东巡抚。蒋益澧，字芗泉，湖南湘乡人，曾加入湘军，受左宗棠赏识。蒋抚粤时年仅32岁，世称“中兴建节最年少”，故自视甚高，与署广东布政使郭祥瑞为一派，瑞麟与署广东按察使蒋伯超一派，互相倾轧。同治六年，瑞麟出手弹劾蒋益澧“任性妄为，藩司郭祥瑞朋比欺蒙”，朝廷令吴棠为钦差大臣赴广东会同广州将军庆春查办。经查大致属实，蒋被降级为按察使候补，赴左宗棠军营用。而由其引入广东的4000名湘军，朝廷命蒋益澧“遴派委员管带回籍，以免滋扰。”同治七年，蒋益澧委徐文秀将湘勇带回湖南，结果行至韶关发生哗变，瑞麟于是调郑绍忠前往剿办。
蒋益澧的离粤，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同治初年入粤湘系势力的削弱。此后，瑞麟凭借他的满人身份、早年的皇城经历以及和慈禧的关系，在历次督抚不和中始终是获胜的一方，督粤长达十年。瑞麟在任十年，对方耀、郑绍忠、邓安邦等广东勇营将领相当倚重，近于放纵：
明人论周宜兴首辅秉政，以“利归群小，怨集一身”二语短之，櫽括延儒一生。节帅信任匪人，轻听蜚言，如恩、邓屡居腴地，且久踞之；又重武一边如方、郑者，幸时尚清平，否则有尾大不掉之惧，本城尚、哈辈，权亦不轻……而岂知后日之祸即基于是哉！吁！可虑也！
瑞麟去世后，郑绍忠与安勇更是渐成“尾大不掉”之势，其后的湘、淮系督抚不得不既倚靠又设法限制郑绍忠及其安勇之势力。光绪初年湘系刘坤一督粤，刘通过安插湘系人物、易勇为兵、整顿武营等手段设法遏制广东地方勇营势力。但由于武营人员的任免与裁勇问题涉及勇营将领的利益，他们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抵制，刘坤一最终对于广东勇营人物的“尾大不掉”无可奈何。按杜凤治的说法，刘坤一“见方照轩、郑心泉(绍忠，署南韶镇)憟憟危惧，反谄谀之，邓保臣总戎(安邦)亦其所畏，似其心真畏其跋扈也。”“畏方照轩、郑心泉，亦甚竭力禀承二镇……方、郑更视之如无矣。”刘坤一离粤时，遇到继任淮系张树声，甚至亲口要求其到粤后抑制广东地方勇营人物。中法战争前夕，为筹办广东海防，两广总督张树声、钦差大臣彭玉麟相继引淮、湘军入粤，湘、淮系势力与广东勇营势力龃龉。张树声督粤时，甚至出现了“粤淮交恶”，淮勇与安勇在省城曾引发冲突，“几至全城糜烂”。彭玉麟曾想调动安勇援助福建战场，郑绍忠却对彭玉麟说：“安勇是我左右手，实难移动。”接任张树声督粤的张之洞曾密陈“该署提督郑绍忠署篆得力，久任有益之处”，由此可以看出当时郑绍忠权势之炙。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郑绍忠卒于水师提督任上，两广总督谭钟麟上奏以郑绍忠旧部朱国安、游击郑润材分统郑绍忠所部之安勇。下面简述二人简历，以便了解安勇统带的关系。
朱国安，字摇夫，号治平，广东东莞人。年少时随其从兄朱国雄征剿洪兵，积功赏戴花翎，历补南雄协镇中军都司、连阳游击、雷州参将、广西宾州参将，先后署理南韶连镇中军游击、水提右营游击、水提中军参将。因其时郑绍忠为水师提督，故称朱国安为其“旧部”。光绪二十年，南韶土匪倡乱，粤督谭钟麟檄署南韶连镇总兵，率师进剿。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广西匪乱，朱国安率安勇进剿，叙功晋总兵留粤补用，以老病告归。二十五年(1899年)卒于家，年73。
郑润材，字惠林，三水人，郑绍忠之子。郑润材少随郑绍忠出入戎马，十余年间由六品军功保至游击。郑绍忠在省城驻防时，地方州县有事则由郑润材带领安勇进行围捕。历任南韶连镇游击、顺德协副将，署广州协副将、北海镇总兵、左江镇总兵。光绪三十年(1904年)，岑春煊督粤。在裁撤勇营、推行新政的大局下，鉴于安勇权势，岑为夺郑润材兵权，派员接统安勇。此外，岑还令要员监视安勇，并将郑润材堂弟送进监狱，郑润材羞愤，自戕于北海镇总兵任上。郑润材死后，安勇奉岑春煊命解散，个别安勇被绅民雇佣充任团勇，在西、北江流域和广州府属地区零散驻扎，由于缺乏统领各营之人，零散驻扎的安勇不能成军。
由以上履历可知，朱国安虽也曾分统安勇，但从官秩上来说，朱是郑氏父子的下属，且统领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三年，时人说起安勇，也往往联想到郑氏父子。比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肇庆盗风猖獗，众人合议募安勇旧部，民捐民办，拟请郑绍忠次子郑润深统带。宣统二年(1910年)，广州府属盗匪充斥，粤商自治会特函邀请郑绍忠侄子、已革守备郑润潮来省城统带安勇。
综上所述，安勇的产生、发展、消亡与郑氏父子的权势消长有着莫大关系。郑氏父子因同治年间得两广总督瑞麟的庇护，在维护地方秩序中渗透自身力量，此后二人长期身居专阃，瑞麟之后的历任广东督抚对郑氏父子之权势亦不得不有所考量，制约着湘、淮督抚在广东的发展势力。
二、安勇勇弁与地方派系集团的形成
勇营的兵将模式，为政治派系的产生提供了条件，由军事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其中最有名者为湘、淮集团。安勇作为地方勇营，虽不似湘、淮系那般政治影响能上升到全国层面，但因安勇统领与勇目间的关系，形成了地方派系集团，始终深刻地影响着广东地方政局。
武营中的提拔关系，是政治派系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郑氏父子担任广东专阃大员近50年之久，期间究竟提拔了多少人员难以考察。这些被提拔的人员往往实际出身跟安勇并无太大关系，但也会被视为“旧部”，实因安勇绥靖地方贡献巨大，能统带安勇是重要资历。除了上文所提到的朱国安，何长清也是一显例。
何长清，号榆庭，广东香山人。咸丰十一年(1861年)中武举，同治二年中武进士，次年由粤督瑞麟保题咨部考验。同治九年(1870年)入川剿平贼巢，克复城垒，历授游击、参将，加副将衔。同治十年(1871年)，往云南军营效力，镇压云南起义。光绪元年(1875年)回到广东，历任署前山营都司水师提标、中右营参将游击、碣石镇中军游击、平海营参将、水师提标右营游击等职。光绪十六年(1890年)，捉获著名海盗曾鲈鱼全，由粤督李瀚章奏保，历任大鹏协副将、北海镇总兵，湖北郧阳镇总兵。光绪二十二年，接替病逝的郑绍忠升任广东水师提督，并北上陛见。在北京何曾拜会翁同龢，翁当时即认他是“郑绍忠旧部”，“带安勇有名”。
而关系更为密切的，应该是郑绍忠投诚时的部下，由于资料缺乏，笔者无法作全面而详尽的考察。杜凤治号称“予于郑心泉部下将弁多素识”，下表所列人物为其日记中出现之人，这些人在日后有成为专阃大员者，在当时的报刊、督抚的奏折和日后的地方志中时常出现，显示出他们的地方影响力很大。
以上为安勇集团某些重要人物的大体情况，虽并不完全，但从中亦可获得以下信息。
第一，安勇核心人物的籍贯多在清远、四会交界处，属于西、北江流域。他们多为郑绍忠在天地会时候的兄弟，即杜凤治所谓的“江志、刘居德、刘贵彪皆其手下，协台绰号大口金是也。”他们任职无疑得到郑绍忠的帮忙，在需要部议的时候，郑绍忠会通过杜凤治的关系用钱疏通(因杜凤治的子侄有于六部任职者)。例如：“予丙寅九月到广，十月赴任，丁卯年不记何时，郑心泉由王雨翁辗转托我言定千四百金，先付一半，我即作函与葆初，令转托孙芝畦办理，寄与现银七百两)。”至于不需要部议的调署，郑绍忠则会通过两广总督的关系直接任命。如江志署四会营守备，杜凤治于日记中写道：“江都司有初四到任之信，郑心泉立意要调剂他，伊为肇属武营大上司，又中堂甚器重之，是区区者，有不行乎？”颜金调署罗定协中军都司，前任都司赖赐三并无劣迹却遭无端撤职，杜凤治记载其原因为“颜无缺，为颜地故撤赖，中丞安知武营事？是必康成为之也。”康成指汉代大儒郑玄，杜凤治以此影射郑绍忠。《南亭笔记》中记载了一段逸闻，亦可以提供一点佐证，其文曰：
有都司某，郑受抚时兄弟行也。适诞子作汤饼会，郑首座。宴将毕，主人抱子传观于众。郑起摩顶弄，忽张口曰：“贤侄，尔伯父投降贼也，今亦忝居一品。他日官阶，要高过伯父方好。”语毕大笑，声震四壁。
郑绍忠在同治二年投诚，任一品官为光绪十年以后的事。“受抚时兄弟行”，“郑首座”，皆表明天地会兄弟关系的维系作用。
第二， 从他们的绿营职阶来看，实缺大多属于守备、都司、游击，署任则大多为参将、副将一类，这些职位在绿营当中属于中层职位。上引《南亭笔记》“都司某”体现出这些天地会兄弟的绿营层级。相对于提督、总兵这些专阃大员，绿营中层职位的任命，具备较大的灵活性。再进一步考察，这些中层绿营军官的任缺与他们的籍贯地高度一致，若需要避籍时，往往会采用调署的方式解决，实际上仍留本地做官；从任职时段看，往往是一个退下，另一个兄弟顶上，这些原因，造成在西、北江流域中层武职长时间来来去去都是这几个人，加上剿匪和平定土客械斗的现实需要，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以中层武职为主的安勇集团。到张之洞督粤时，“陆路各营将弁大半皆其(郑绍忠)旧部。”
三、安勇勇丁规模及其“地方化”特色
除了统领与勇目，勇营的规模是最直接体现地方势力的指标。咸同军兴以后，湘、淮军在各省驻防，成为湘、淮军势力范围的基础。然而如果考察安勇勇丁的规模和来源，则可以发现驻防广东的勇营，呈现出强烈的地方化特征。
首先考察安勇勇丁的规模。郑绍忠投诚时，广东巡抚郭嵩焘并不允许其带勇，但由于郑绍忠挟勇以请，郭嵩焘始允许他带一营共500人，但在委员验收时，却无端加至1000人。同治四年，为防堵回窜广东的太平军汪海洋部，两广总督毛鸿宾令郑绍忠将安勇添至3700人，随后统率各军的按察使李福泰命郑绍忠添加勇丁至5200人。太平军围困镇平县时，郑绍忠、周升大军溃败，后郑处张姓文案报告郭嵩焘称郑绍忠勇尚存2000人。不久，新任两广总督瑞麟札饬郑绍忠添募5000人。同治五年，军事基本底定，安勇裁减留防，裁留6营3000人。
安勇留防后，历任总督都会报告勇营的裁存人数。一般来说，在大规模的征剿内匪和对外战争中，勇营人数会急剧上升。地方平靖后，则会进行大量裁留。而平时随增随减，实在难以考察。兹将一些重要时间点安勇的人数列表如下。
通过分析下表可知，除了同治初年及中法战争前后少数短暂时间内，由湘、淮督抚引入湘、淮军，造成湘、淮军数量激增外，平时广东主要以本土勇营为主。中法战后留粤的湘、淮军看似人数很多，实际主要任务是驻守炮台以及相应防地，在广东地方的影响力并不大。安勇的人数，在正常情况下是两三千人左右。最高峰出现在中法战争期间，其余时间都较为稳定。安勇在广东勇营中占比稳定在15%—20%之间，此比率看起来不高，但安勇常年集中驻扎在省城附近及西、北江流域的重要墟镇。在清代，广东的货运主要依靠水路，通过西江和北江，顺流而下可直达省城，逆流而上可到达广西、湖南、江西，西、北江在近代的广东可以说是“黄金水道”，而省城更是政治上的要害之地。稳定的人数比例及驻地的要害性，是安勇得以在地方具备话语权的重要原因。
安勇的来源，除了一开始的1000人为郑绍忠的天地会兄弟和手下外，其后遇有死伤，或事急用兵，郑氏父子都会让手下勇弁去其家乡三水附近招募勇丁。如同治七年，为剿办高明客匪，郑绍忠命令手下江志往三水附近的清远三坑招募勇丁500人，蒇事后即于清远散勇。同治八年(1869年)，为剿办新宁、曹冲客匪，又命令江志与陈廉养至三水招勇。除了在家乡招募外，尚有一部分是在后来各处剿匪过程中招抚进入安勇的。同治六年，为平靖广宁县盗匪，郑绍忠招抚西江大盗黄亚水二，时任广宁知县杜凤治认为“亚水二招抚太办轻”，但去面见过郑绍忠的刘居德与梁荣二弁却说“协台(按：指郑绍忠，时任罗定协副将)似当有主意，不能测之。”最后杜凤治也只好准其招抚。可以看出，安勇勇丁以广东本土人为主，显示出“地方化”特征。
相较于湘、淮军，因熟悉地方情形，安勇无疑更适应广东特殊的历史场景。首先，近代广东盗匪甚多，素有“粤东盗甲天下”的说法，应对这种困境的一个策略就是在盗匪相对集中的地方实行清乡。清乡的关键则是将领和兵勇对当地熟悉，方能了解何处能藏匪以及方便购线。如同治十一年(1872年)，邓安邦清理东莞积案，时署理广东按察使钟谦均对南海知县杜凤治说，“此宜速办，而办非邓宝臣不可，为其熟悉该处情形。”此外，由于遣散后的勇目和勇丁往往流为盗匪，若以熟悉的勇营在当地清理积案，则能以招抚的形式迅速蒇事。同治七年，郑绍忠协助杜凤治剿办广宁土匪，其中有一名为刘苟之人，是刘居德的族兄弟，常藉刘居德之名招摇；另一名大盗李祐则曾充当安勇，赏有顶戴，与江志相熟。
其次，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军侵台引发海防大讨论，此后海防问题在光绪年间凸显。广东为南洋门户，海防尤为吃紧，但由于广东海军建设缓慢，广东的海防策略始终“以守为战”，以勇营的陆路防御为主。同治十三年，署理两广总督张兆栋布置海防，檄方耀协同潮州道府及南澳镇筹办潮州各海口防务。时郑绍忠带安勇在灵山剿匪，张兆栋召其回省城部署海防。光绪六年(1880年)，中俄伊犁交涉，俄国派兵船游弋沿海，朝廷再次密令严筹海防。粤督张树声启用请病假回籍的前任福建水师提督吴全美、署理南韶连镇总兵郑绍忠、丁忧卸任广州协副将的邓安邦总理其事。此后，安勇在历次中外战争中，在中路虎门一路的海防中都担当着重要角色。光绪九年(1883年)，为防法国进攻广东，署两广总督曾国荃函商方耀、郑绍忠、邓安邦、副将吴迪文等在北江各属及东莞、新安募勇防御中路。张树声回任两广总督后重新布置，以郑绍忠所部安勇为省河援应之师。甲午中日战争期间，李瀚章调回原由郑润材带领前往韶州剿匪的安勇，并命增募勇丁防御虎门。
再次，革命派、保皇党在广东的长期活动，更加凸显安勇在绥靖地方中的作用，安勇几乎成为广东唯一可恃之兵。光绪二十二年，谭钟麟听说孙中山购办军装，尚思“滋事”的时候，连忙将安勇全军“悉数调回省城，分派东、南、西、北四关驻扎以资镇压。”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因八国联军侵华，保皇会曾密谋在两广地区起事，梁启超给康有为写信甚至说：“粤吏所恃者仅一安勇。”革命党人趁机发动惠州起义，署理两广总督德寿派郑润材调拨安勇驰往助剿，先声夺人。
最后，广东绅民存有“土客之见”，本土军队较外省军队更能被广东人接受。中法战争期间，钦差大臣彭玉麟就曾奏称广东绅民的畛域之分：“每与言湘、淮军训练之道，闻者辄心焉非之，其视湘、淮将卒固非我族类。即壤地相接之粤西，亦欲画分畛域。”
安勇稳定的人数规模、驻地要害性及其“地方化”特征，使其成为咸同以后广东“靖内防外”的主要武装力量，而不需湘、淮军承担相应的军事任务，在某种程度上抵制了湘、淮军在粤的驻防，是广东“非湘非淮”格局的军事基础。
四、营制与营规：安勇立足广东的组织保障
统领、勇目、勇丁为勇营的基础，而营制、营规则是勇营的框架。安勇的营制与营规，是安勇在广东发展势力的组织上的保证。
安勇营制受湘军营制影响较深。同治四年，时任广东巡抚郭嵩焘致布政使李瀚章信中说，“粤俗强悍，将弁兵勇足任征战，直苦积弊太深，群相与视为罔利营私之具，纪纲法度荡无一存……弟始至，粗定营制，欲稍湔除其积习。”由此可知在湘系的毛鸿宾、郭嵩焘督抚广东前后广东勇营营制的状况，而信中所谓的“粗定营制”即是湘军营制。郭嵩焘对湘军营制相当推崇，并以此整理原来广东参差不齐的勇营营制。安勇亦在整理之行列，而所谓湘军营制，就陆军而言：
营官亲兵六十名，亲兵什长六名。分立前、后、左、右四哨，哨官四员，哨长四名，护勇二十名，什长三十二名，正勇三百三十六名，伙勇四十二名。一营共五百人，营官一员，哨官四员在外。
光绪十一年(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后张之洞裁减广东勇营，在节饷与保持勇营实力之间采用了底营的办法。所谓底营，即保留各营营官名目，而将正营人数减半，有事方募足500人。底营的做法并没有变更湘军营制，只是将勇丁数目减半。当时许多广东勇营都采取了底营的做法，但就目前材料看，安勇在光绪三十年改为续备军营制前，一直采取500人一营的营制(或有缺额)。所谓的改编，不过是在原有勇营基础上裁减数人，再换个名目，实际并没有太大变化。正如罗尔纲说，“他们手里改编成的所谓常备、续备军，自然是和征兵制下的常备续备军是牛头不对马嘴的了。”直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岑春煊改编巡防营，安勇人事才发生巨大变动：安勇统领郑润材被迫自杀，安勇勇目被参劾，安勇被遣散。人事的变动打乱了安勇原有营制，导致安勇星散。
至于安勇的具体营规，只在报纸有零散记载。光绪十年，《申报》有消息说，有安勇出外看戏，与乡民发生口角，按安勇营规当斩，幸而父老力求宽免而改为重责五百军棍，逐出营外；又有人强买农人一斤多蔬菜，即被责军棍二百。
现虽无材料详载安勇的具体营规，但其营规无疑甚是森严。同治六年，郑绍忠调拨安勇随广宁知县杜凤治下乡征粮，当时“雨渐大又风，行抵接龙桥已不辨色矣”。杜即命三十名壮勇、两名勇目安顿于观音堂。杜凤治心中感叹道：“冒雨泥泞，又且此三十二人，昨在厚街差伴，如是不法，伊等毫不效尤染指，足征纪律森严。”中法战争前夕，郑绍忠调安勇回省城布置海防，其中有一名安勇想去嫖妓，但妓女们“向悉郑军门纪律严肃，拒而不接。”当时绅民皆称“郑心泉军门纪律严明，夙称刚烈，其统带之营勇莫不循守营规，绝无嗜好，凡驻扎之处，秋毫无犯，买卖公平，民勇相安，闾阎静谧。”
安勇营规整肃跟统领性格有关。杜凤治初见郑绍忠时，对他的印象是“年约近四十，性甚爽直，办事迅捷，腹中当有调度，非勇往无谋者，诸人语其躁急难犯，武夫脾气，亦无足怪。”深交后认为他“心慈且明而气猛，一闻人言即急不能待”；“勇猛之气未除而又分位至此(镇台记名蒙古字巴图鲁)，骄矜亦所难免，其人心中非不明白，于其气盛，设有伊素服者从旁微劝之，未始不听，惜无人敢阻、肯说者耳”。在广宁清匪时，郑绍忠曾因为勇丁赌博而将其处斩，第二天又因马夫拉马渡桥，马不惯走桥失足堕下而立斩两名马夫。杜凤治记在日记中，说是“作红头惯了，在军营惯了，以杀人为常事。”虽然如此，郑绍忠这种心中有调度而又嗜杀的性格，恰恰保证了安勇的纪律森严。数年后杜凤治调任罗定知州，回忆往事说：“本州前在广宁时，安勇来县办案最久，驻扎乡间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盖由郑镇台军令森严，小有违犯即时骈首，以故安勇不敢肆扰。”
郑绍忠对其子郑润材也相当严格。光绪二十一年，郑润材署理广州协副将。郑绍忠庭训素严，常以军令施于家属，因广协责任繁重，郑绍忠曾戒之曰：“尔好自为之，毋蹈愆尤，贻吾之辱。”郑润材常惴惴于心。某日拿到白鸽票赌匪十余人，供出大小武衙均受有规费，两广总督谭钟麟怀疑涉及郑润材，即悬牌撤任。郑恐为其父所责，惊惧交迫，竟引枪自戕，幸亏不至殒命。某次郑润材触犯军律，郑绍忠命令将郑润材捆绑斩首，幸得手下劝阻，改为痛打数十鞭。
郑绍忠的高压气场影响到郑润材。丁仁长《记名提督北海镇总兵郑润材事略》称，郑润材“拙于言词，口复吃，造次不能自达”，其治军“应变不及其父，而严毅过之，驭士卒有恩，而法必行”，大致所言不虚。加上身为郑绍忠的长子，郑润材能在郑绍忠死后继续以森严营规掌控安勇，“时部将与绍忠同起者，尚多皆奉约束惟谨，莫敢以老故自居者”。
由于安勇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广东绅民乐于募请安勇护卫。如光绪二十三年省城第十甫复古约筹议抽租募勇，“官以卫民不如民之自卫，省垣城厢内外抢劫频仍，其有安勇驻扎之区稍为敛迹……日来第十甫复古约坊众集庙，酌议各店抽租一月，主客各半，限十日一律收齐以为添募安勇经费。”顺德著名的青云文社在辛亥革命前常年“募安勇一百名驻扎县城边隘，昼夜巡防。”光绪二十六年粤督李鸿章命佛山办团练，局绅以“郑绍忠所部安勇营制最良”，于是募安勇为团练勇。郑润材死后，安勇星散，被西关商民争相招募为团勇，甚至一些经商有年的商人物色数名安勇，让他们仍穿着安勇的号衣护卫其门面。
郑氏父子死后，由于缺乏高压管制，由士绅招募的零散安勇玩怠的新闻时常可见，各地逐步整顿、撤销安勇。例如顺德陈村、赤花二乡为商业繁盛之地，当地商人向来雇佣安勇百余名自卫，但渐趋玩怠，以致当地商人屡被劫掠，当地商人为此集会商议整顿安勇。佛山石湾红泥卡甚至出现安勇数名集体拦路抢劫而被正法的事情。
可以看出，稳定的营制，保证了安勇的稳定发展。直至清末改编巡防营，破解原有营制，对安勇“兵为将有”的模式产生冲击。而郑氏父子长期统领安勇，他们的高压气场，使得安勇营规森严，得到了广东绅民的信任，让安勇得以在地方拓展权势。
五、结语：晚清广东“非湘非淮”格局的形成
安勇作为地方勇营，具备与湘、淮军相似的所谓“兵为将有”的勇营特征。但安勇与湘、淮军对比，亦有明显的不同。
第一，湘、淮系将领以文人为主，且职务也比武将要重。咸同后多任督抚司道，邱涛认为这是朝廷采用“众建督抚而分其力”的政策削弱湘、淮集团势力。广东勇营带勇者则以武人为主，所谓“湖南管带营勇者十九皆儒生，广东管带营勇者十九皆降将”。安勇的统领与勇目间甚至存在会党兄弟的关系，这便于统领以森严的营规控制部下。
第二，与湘、淮军全国调动驻防相比，安勇集团人物数十年任官广东，体现出强烈的“地方化”特征。安勇集团人物的任官地点甚至与其籍贯高度一致，通过绿营体制的升转，逐步在广东地区形成以中层绿营职阶为主的稳定的安勇集团。安勇的会党特征与“地方化”的特点，相比于外省的湘、淮军，更适应广东的清乡、海防与弥盗。
此外，同治年间瑞麟督粤长达十年，在督抚权争中屡次胜出。瑞麟任上重用安勇等广东勇营以绥靖地方。由于得到瑞麟的庇护，郑绍忠及其安勇在同治初年的湘粤畛域中得以生存发展；瑞麟去世后，郑绍忠与安勇更是渐成“尾大不掉”之势。
基于上述原因，广东自咸同以降出现了稳定而强势的武人地方实力派，使广东独立于湘、淮两系地盘之外。由于地方实力派的存在，广东不至于出现类似“南洋湘系，北洋淮系”的格局，甚至制衡湘、淮系在广东的发展。广东为清代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同治初年曾国藩为了保证湘军军饷，先后保荐晏端书、刘长佑、毛鸿宾出任两广总督，郭嵩焘、蒋益澧亦先后担任广东巡抚，光绪年间，湘系刘坤一、曾国荃，淮系张树声、李瀚章轮流坐镇广东。但由于武营人员任免与裁勇问题涉及广东勇营将领的利益，将领们往往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抵制，因而广东没有成为湘、淮系任何一方稳定的地盘。中法战争前夕，为筹办广东海防，总督张树声、钦差彭玉麟相继引淮、湘军入粤，湘、淮系势力与广东勇营势力龃龉。广东湘、淮、粤军不和，朝中粤籍言官却屡次上奏重用粤勇，张树声、彭玉麟二人对此嗤之以鼻，更加激化地方矛盾，影响了中法战争地方政局，直至文人典兵的张之洞督粤，情况方有好转。张之洞到粤后调和三方势力，战后裁留勇营，湘、淮、粤各营皆有保留，但湘、淮军主要用于驻守炮台，地方驻防、清乡仍倚重本土勇营。光绪二十一年前后，经历任两广总督裁减，中法战争期间入粤的湘、淮军大体裁减完毕。安勇等广东地方勇营的存在，构成了晚清广东“非湘非淮”格局的基础。
① 相关问题参见邱涛：《咸同年间清廷与湘、淮集团权力格局之变迁》，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10页。
② 《粤桂军之史的考察》，《大公报》1927年12月3日，第2版。
③ 对勇营制度的专门研究，以湘、淮军的研究为开端。1877年，王闿运“恐传闻失实，功烈不彰”，开始撰写《湘军志》。《湘军志》成书于1881年，因该书褒贬湘军将领，引发郭嵩焘、曾国荃等人不满。郭嵩焘兄弟对《湘军志》进行逐条批驳，后由郭振墉编录并参以他书而成《湘军志平议》；曾国荃则另找王定安撰成《湘军记》。1939年，罗尔纲出版《湘军新志》，1945年出版《绿营兵制》，1997年出版《晚清兵志》，基本明确了清代军制的发展样态、制度模式、勇营“兵为将有”及相应的督抚专权的论述模式。台湾地区王尔敏的《清代勇营制度》，探讨了勇营军事制度之意义，发掘其产生与形成之渊源痕迹，描述一代制度之实质内容，并考究此种制度的时代意义，是台湾地区勇营研究的重要著作；后相关论文集结成《清季军事史论集》一书。研究淮军的重要著作有樊百川的《淮军史》，王尔敏的《淮军志》，罗尔纲的《晚清兵志》(第一卷淮军志)等。对于广东勇营的研究，何文平的研究具有代表性。(何文平：《晚清广东军事变迁与近代化(以陆防为中心，1875-1911)》，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8年；何文平：《晚清军事变革与地方社会动乱——以广东盗匪问题为中心的探讨》，《清史研究》2006年第3期；何文平：《广东勇营与晚清军事改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晚清改革与社会变迁》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其著作以广东勇营为对象，考察军事制度的改革实践及其相关社会因素，探讨旧式军队在晚清军事改革过程中的回应与处境，具体再现了晚清军事改革制度设计与实践调适的复杂情势。何文平的研究偏重于社会与制度转型，对于广东勇营的相关组织形态，及其对于地方权力格局之作用探讨不足。
④ 梁鼎芬修、丁仁长纂：(宣统)《番禺县续志》卷42《前事》，1931年重印本，第3页。
⑤ 《望凫行馆宦粤日记》作者为同光年间在广东地区担任地方官十余年的杜凤治。杜凤治及其日记版本问题邱捷曾作介绍。(邱捷：《知县与地方士绅的合作与冲突——以同治年间广东省广宁县为例子》，《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杜凤治曾任广宁、四会知县，罗定知州，这些地区在广东西、北江流域，即安勇集团的势力范围内，且杜凤治与安勇统领郑绍忠，勇目江志、颜金过从甚密。
⑥ 赵尔巽撰：《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678页。又见梁鼎芬修、丁仁长纂：(宣统)《番禺县续志》卷14《官师·宦迹》，第5页。
⑦ 郭嵩焘言：“(红匪)蹂躏遍于通省，屡经官兵剿办，歼戮不为不多，而匪民如莠，旋剿旋生。”见郭嵩焘：《覆陈广东大概情形疏》，王先谦编：《郭侍郎奏疏》，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428-429页。
⑧ 卓兴，字杰士，广东揭阳人。年少时孤贫落魄。道光末年，应募入营。咸丰、同治年间在广东、福建多地追剿洪兵，赏“巴图鲁”称号。历任署平镇营都司、署督标中营都司、琼州镇中军游击、署罗定协副将、南韶连镇总兵、署潮州镇总兵。同治七年告病归林。光绪五年卒，年51。(王崧修、李星辉纂：《揭阳县续志》卷3《贤能篇》，光绪十六年刻本，第27页。)方耀，字照轩，广东普宁人。咸丰初，随其父方原治乡团，后投官军，咸丰、同治征土匪有功，授“展勇巴图鲁”称号。历任琼州镇右营都司，署三江协副将、南韶连镇总兵、署潮州镇总兵、署广东陆路提督、广东水师提督。在广东发明“清乡”之法，并曾在中法战争期间协办广东海防。光绪十七年病逝。(佚名辑：《清代粤人传》中，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1年，第563-579页。)
⑨ 毛鸿宾：《缕陈访闻粤东情形折》，毛承霖编：《毛尚书奏稿》，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第990-991页。
⑩ 骆伟编：《毛鸿宾湖广存札》，台北：稻乡出版社，2005年，第33、224页。
宝鋆等修：《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卷98，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60页；郭嵩焘：《粤东募勇苦无把握应仍行添募楚勇片》，《郭侍郎奏疏》，第289页。
见黄濬：《〈慈禧传信录〉所述端肃一案》，《花随人圣庵摭忆》，李吉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766页。佚名辑：《瑞澄泉相国治粤事实》，桑兵主编：《清代稿抄本》三编第146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76页。
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2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7、273、366页。
杜凤治：《望凫行馆宦粤日记》，桑兵主编：《清代稿钞本》第11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30，18，221、310，344，4，151，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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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鋆等修：《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卷216，第823页。
杜凤治：《望凫行馆宦粤日记》，《清代稿钞本》第10册，第492、297、216、226、296、327-328页。
杜凤治：《望凫行馆宦粤日记》，《清代稿钞本》第15册，第175、275页。
杜凤治：《望凫行馆宦粤日记》，《清代稿钞本》第18册，第617页；《清代稿钞本》第19册，第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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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勇抢劫正法》，《申报》1905年5月15日，第9版。
见邱涛：《咸同年间清廷与湘、淮集团权力格局之变迁》，第106页。
郭嵩焘：《粤东募勇苦无把握应仍行添募楚勇片》，《郭侍郎奏疏》，第288页。
郑绍忠曾与杜凤治亲口承认蒋益澧对其厌恶，称“蒋抚时，我与他(按：即郑绍忠幕僚张权)两人均为所恶。”杜凤治：《望凫行馆宦粤日记》，《清代稿钞本》第15册，第246页。
〔中图分类号〕K254.9；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0)03-0160-10
〔作者简介〕刘青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近代史系博士研究生，北京 102488。
(责任编辑：许丽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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