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党与国民党的明合暗斗(1946-1949)
青年党与国民党的明合暗斗(1946-1949)黄天华
〔摘要〕 国共内战爆发后，青年党预估国民党将取得胜利，故积极在各级政府中争权夺利，以为日后发展奠定基础，却因此与国民党形成明合暗斗的局面。青年党以不惜退出政府相威胁，国民党虽不得不表示谦让，但所让也有限，最终，青年党主席曾琦被迫个人退出政府，两党冲突加剧。在国民党的颓势越来越明显时，青年党的“左派”领袖李璜一度有意与中共合作，参加新政协，但被中共拒绝。随后，青年党坚决和国民党进行合作，要求建立一支军队，对抗共产党。蒋介石却担心青年党一旦拥有党军后，会变成“共产党第二”，对国民党形成新的威胁，所以迟迟不予同意。最终，穷途末路的蒋介石被迫允许青年党建立一支军队，但这支军队很快就被中共击溃了。随后，青年党逐渐在中国政治生活中销声匿迹。
〔关键词〕 青年党；国民党；曾琦；李璜
国共内战爆发后，中国青年党认为：“国共之争一天不息，中青之利益与日俱增”；“国共双方内战延长，对中青绝对有利，如一旦短期结束，则国民党于消灭共产党后势将压迫中青及其他党派屈服”；“国共战争结束时期，希望在全面改组政府完成后”；“目前我党必须扩展组织，并使巩固，俾便应付非常事变及争取今后之民选”。①可以看出，青年党希望借国共相争之机，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们预估国民党要赢，所以要在国民党胜利之前，使青年党在政府中占据相当的位置，同时在基层布置相当的势力，以便在今后的民主选举中取胜。青年党积极要求国民党开放地方政权。1947年青年党领袖李璜还试图攫取四川省主席一职，但未获成功。1949年12月，青年党又组建了一支军队以对抗中共。不过，蒋介石一直都在防范青年党建立党军，以免其成为“共产党第二”②，最终，在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的情况下，蒋不得不同意青年党建军，冀望青年党创造奇迹。当然，这只是南柯一梦而已。③
一、国共内战初期国青两党的合作与分歧
抗战胜利前后，青年党与民盟的分歧不断加剧。1945年9月26日，蒋介石召见曾琦等人，“对青年党开诚直谈，甚望其能不为共党利用，而归入正途也”。他觉得“此时应提携青年党，使之诚服。以共党外围民主同盟之重心，彼已为共党所夺取也”。9月30日，他发现“青年党已站在我方，且全国民心已归中央，国民大会问题或可如期召开也”。④他对成功笼络青年党、分化民盟甚是满意。
反过来，民盟则对青年党采取了限制措施。同年10月，民盟在重庆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后被追认为民盟一大)，“不顾中国青年党的反对，改革了领导机构，将先前兼任首席代理一职的总秘书的职责限定在处理一般事务的范围内，缩小了权限。其目的是削弱中国青年党代表左舜生(总秘书)的权力”。⑤同时，“中央委员名额扩大为六十六名，应再增选三十三名。选举结果，青年党只获得两名。原来青年党人在中央委员中所占比例超过四分之一，这下就降为六分之一了”。⑥
11月，青年党于重庆召开了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新的宗旨、党章、政纲，“表面上虽然没有了‘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但是反共、反苏当然没有改变”⑦，曾潜往沦陷区的曾琦又被选为青年党主席。稍后，青年党单独向国民党提交了参加政协的5名代表名单，并不宣而退盟。
对青年党退出民盟一事，青年党领袖之一李璜说：“民主同盟中人竟一厢情愿的自以为联合政府，经政治协商后，可以轻易的建立起来了；因之民盟的左倾分子便尽力的排斥当时在四川盟员中占却多数的青年党人，把青年党逼翻了脸，而退出民盟”。⑧左舜生又说，青年党之所以退出民盟，是因为“救国会的分子逐渐加进了民盟，伪装的中共分子混进来的也有少数，其倾向中共的意味既已加强，青民两党便当然只好退出”。⑨可见，青年党领袖认为该党与民盟分裂的责任在民盟，却避而不谈他们主动或被动地靠拢国民党。
1946年冬，国民党在召开制宪国大之前，一直催促中共、民盟、民社党、青年党等提交参加国大的代表名单，并用各种利益予以交换或诱惑。左舜生说：“假定各党派都不来，而由国民党一党唱独脚戏，在政治上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败；中共对国大是断然不参加的，但它如果不争取同路者，它也将完全陷于孤立；就基于这两方面都有争取第三者的必要，因此所谓第三方面才取得了作最后一次调停的资格。”可是，在调停中，中共与青年党发生了严重分歧，左舜生觉得“我们既根本无法与共产党合作，便只剩下(和国民党合作)这一条路可走，走得通固然要走，走不通也还是不能不走的”。⑩
左舜生又说：“我并不相信国大召开宪法公布就可实现民主，但我相信要使民主有逐步进步的可能，必须把党治从法律上与事实上告一结束；初步实行民主，其幼稚也许比专制还要可怕，还要更没有效率，但我们无法避免这样一个阶段；依照当时的情势，也许第一步的所谓民主，根本便是假的，但只要大家知道对假民主有所指摘，便不怕真民主不会降临。”最终中共、民盟没有提交名单，而青年党和民社党提交了名单，参加了国民大会。即青年党彻底倒向国民党，而对抗民盟与中共。
不过，“左派首领”李璜的看法与曾琦、左舜生很不一致。李璜主张“最好与第三方面(民盟)全体一致，退一步也同民社党一致，所以他对交名单的事，很坚决的不主张单独先交”。当他听说青年党的名单已提交后，“大怒，与曾慕韩蹩扭起来”，且“公然脱口而出的说：‘曾、左、李分家了!分家了!’”因此，民盟主席张澜的秘书范朴斋认为李璜“此次表现及主张，确不错”。
青年党参加国民大会，令蒋介石很高兴。11月1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国民大会虽延期三日，在十五日仍如期举行，实为革命事业之重大胜利，此诚划时代革命史上最艰难之一页也。”“无党无派之社会人士及中国青年党皆以国大延期三日而如约参加，则政治协商会议之五个单位已有三单位共同参加，此可打破共党与国际恶意宣传之一党宪法与一党国大之讥刺矣。”11月21日晚，蒋介石专门宴请青年党干部，“表示联络合作之意”。可是，青年党提出的很多要求使蒋介石甚感为难。他说：“青年党要求明年元旦宪法颁布后人民权利章即发生效力，此为最大难题。本已由主席团决议，正午再予协商，幸能取消。书生谈政，皆不顾事实，只用意见，可叹。”27日，他又“约宴青年党干部，商谈合作事，闻其要求甚奢也”。
1947年3月，国民政府筹备改组，蒋介石发现“青年党反多无理要求也”。又听雷震说“青年党刁难搞诈，不提名单，必欲允其金融与公营事业机关公平用人方可，无理要求太甚”，蒋打算“不之理，准备舍去该党，独邀社会贤达参加，即行改组政府”。月底他又说：“民社与青年两党未提出府院参加名单，而反提出各种要求，形同勒索要胁倍至，而以青年党为甚，此乃初料所不及。……此时应另筹社会人士参加政府而舍弃此两党之计也。”
4月18日，国民政府发表曾琦、陈启天、余家菊、何鲁之等青年党要角为国府委员。随后，又任命左舜生为农林部长，李璜为经济部长(李璜坚辞，改为陈启天)，常燕生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对建党20多年来长期处于失意状态的青年党来说，“自然是非常感谢这种优待的，曾琦吟颂道：‘亡命江湖二四秋，朝堂初入泪交流’”。
曾琦又说：“予从事救国运动三十余年，始终为一布衣，未尝一度从政，此次出山，积极方面在促成政治形态之变更与政治方面之转移，质言之，即一党专政之结束与民主宪政之实施是也。”他告诫国民党：“剥复兴衰岂偶然，禹汤罪己可回天。倘无丹诏苏民困，定有黄巾起朔边。南渡应思东晋事，西郊宁媲北征篇。杞忧敢为诸贤道，周室宜防再播迁。”谁知竟一语成谶，国民党政权此后就多次播迁。
李璜虽然被推为经济部长，但“经济部职权太小”，且青年党“党徒欲进经济部者太多，难以完全容纳，次长人选争夺剧烈，深恐开罪一方，又加以其川康干部多不主张就任”，所以李璜坚决不就经济部长，而仍以“民主”姿态从事活动，“并与民盟方面保持相当联系”。
的确，很多青年党党员为了一官半职争得头破血流。李璜就说：“与我辛苦共事多年的少数同志一见有官可做，则忽然改其故常，相争不已。”稍后，在推选行宪国大代表时，青年党内部又是相争不已。经过“这两次的考验，便把青年党大多数同志都被(引者按：被字疑衍)考验出，大家跳不出中国旧社会士大夫的环境习俗，而党便也因之解体”。其实，青年党不仅在中央政府争权力，而且在各级地方政府中也积极布置自己的势力。
二、青年党积极经营地方政权
青年党的“四川派”领袖李璜虽不就任经济部长，但有人“听到一个青年党内的朋友说，李璜对经济部长没有兴趣，对四川省政府主席却颇有一试的兴趣，……而且李璜本人和四川‘袍哥帮’的领袖，也颇有几份关系，李璜主川，可得地利人和之利，而且在目前的情形下，边疆大吏，倒是大可一做呢！据说青年党对李璜的意思，颇愿接受，盖可藉此加强四川党部的活动，奠定该党在西南的地位”。当然，考虑到川康是国民党的兵源粮源基地，川康军人的势力也比较强大，而且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已是代理四川省主席，再加上国民党对青年党也有所防范，所以国民党肯定不会让没有实力的青年党领袖李璜出任四川省主席。
同时，曾琦也不一定同意由李璜出任四川省主席，因为青年党缺乏基本的军事实力。1947年5月5日，他提醒来访的四川省代理主席邓锡侯：“世界大战，必无可免，二次国难，终将发生。彼时四川将为前方，而非后方；异族(苏联)侵略之势力，将由西北而西南，吾侪祖宗庐墓或不免一度为胡马所践踏，此非弟危言耸听，实乃势所必至，理无或爽。……予敢断言，战争一起，不及一年，四川必成前方。若能先事经营，俾成坚强堡垒，或犹可再建光荣历史；否则国家之最后复兴根据地，其将移于滇黔粤桂之间乎！”“邓闻予言，颇有感动。予劝其就任四川主席，彼未表示拒绝”。5月13日，邓锡侯被正式任命为四川省主席。此后，曾琦又相继把这一观点告诉李宗仁、阎锡山、胡宗南、孙立人、李品仙、万耀煌、曾扩情等国民党要员，提醒他们防范苏联。
而李璜之所以有意出任四川省主席，是因为青年党自有一套政治理论，他们主张中国实行省自治。因为“今天世界上的大国，如美，如英，如苏，都是采取地方分权制度的，因为非如此不足以发展地方的自治能力，促进全国的向心力。只有比较幅员小一点的国家，如法国之类，才能采取极端的中央集权制。中国是大国，中国的行省制已有六百年以上的历史和地位，不承认省的自治地位，事事集权于中央，势必百废不举，一事莫兴”。
此时，青年党向国民党“坚持要求参加地方政权，又以川、康、湖南、湖北党员较多地区更要求参加”；其目的，“不但足以掩护党务活动，而且可以藉政权在手，吸引下层群众，争取乡镇保甲长，以为竞选之准备。该党份子除在各地原任县长、省立中学校长及其他公职者外，更提出要求政府配给省府委员、厅长十二，专员廿，县长六十，省立中学校长廿，如此次川省府改组，该党刘泗英已任省府委员。”当时，青年党提出“参加湖南、四川省县政务，要求四川二十余县之县长人选由该党人员充任”。事实上，四川叙永县长汪洁、荣县县长王思执等人就是青年党的骨干。除了争取县长一职外，青年党也积极争取县府各科科长、乡镇长、中心学校校长等职位。
当时的蓬溪县“所辖之三区，已有二区为其控制，并由熊国藩(县府军事科长)、谭绍文、刘子骥藉县府职员便利，侦察政治动态。哥老会领袖田狱东等积极作下层之发展，为便利活动计，对中共民盟份子均采旁观态度”。青年党在绵阳县也发动“县人治县”运动，“由握有地方势力之林祯禧主持，印发传单，广招乡愚，图抓地方政权”。
1947年初，乐至县成立青年党党部筹备处，“以现任县府财政科长王仲奄为主任，教育科长龚代远为组训干事，民政科长厂又闻为宣传干事；下各乡镇成立区队，利用现任中心学校校长为区队长，负责吸收乡镇干部及小学教员为党员，并以现职之保证为引诱。因此，多数中心小学校长及乡镇长均加入该党组织中”。在江津县，青年党“利用旧军人廖海涛(前刘湘部下师长)拉拢地方士绅赵继成、龚秉刚、郭世福等，积极发展地方组织，目前已有五百人宣誓入党”。
同时，曾任青年党四川省党部主任的魏时珍是川康农工学院院长，“该院师生几全加入该党”。青年党另一骨干姜蕴刚“为成都名教授，倡导狂飙运动，主编《狂飙月刊》，颇能领导一部份青年”。
青年党在西康省的党务此时由王靖宇负责。王靖宇为刘文辉之心腹干部，历任二十四军政治学校军训团及西康省训团教育长与西康保安处长等职，“门生遍西康，故该党之发展得以普遍渗入西康各军政文教机构”。由于得到刘文辉的“庇护”，青年党在西康“发展甚为迅速。该党大本营即以西康之‘唯行学社’作为掩护，刘××充任该社名誉社长，保安处长王靖宇系该社负责人，王为青年党书记长。……社员多系军政首要份子。青年党以该社为掩护，现正积极向政界发展，其干部多系西康省训团毕业者。刘氏对该党经费尽力支持，该社对刘氏政权亦竭力拥护”。所谓“刘××”应即刘文辉。可以说刘文辉与青年党仍然维持着较深的关系，不仅予以经费上的支持，而且在西康省各级政权中予以安插。
“西康两大首县行政权”就掌握在青年党手中，即由青年党党员郑少成担任雅安县长，陈耀枢担任西昌县长。“雅属以省执委徐思执为首，利用雅属县参议长孙述尧竞选国大之机会，与孙互为利用，由该党支持孙述尧竞选为条件，由孙以其地位尽量拉拢乡镇长，乡镇民代表主席及中心学校校长为青年党党员，以期把握选票，奠定该党之基层力量”。“西昌方面由省立西昌师范校长郑凯南(引者按：应为邓凯南)主持党务，该校总务主任谌麟铅主持国(引者按：疑为团字)务，利用各种机会，如召集西昌中等学校联谊会，设西昌省立师范暑期补习班等，积极吸收党员，并经常举行秘密集会，时作商讨，情形甚属紧张”。
教育方面，青年党除将西康“省立之三个中学占取其二外(省中校长毛祥瑞、省师校长邓凯南均为该党党员)，尚有农职校长一职亦由该党保荐原任该校训导主任之党员俞光明充任”。军事方面，青年党党员傅春圃对西昌警备部所属各军事单位之中下级干部予以拉拢吸收，“目的在争取夷区之军事掌握权”。彝族事务方面，青年党把“国民党提名当选之边民代表、现任普雄夷务整理处处长之王济民拉入该党，由其负责夷民之吸收与活动”。
1947年9月30日，国民党中央联秘处的一份党派活动专报又指出，青年党川康两省党部拟向中央党部提出要求：“甲、参加机关，四川省政府民政厅、教育厅及秘书处秘书五名、专员五名、县市长三十至五十名，西康省政府教育厅及秘书处秘书三名、县市长及中学校长二十至三十名。乙、参加人事，姜蕴刚，长四川省民政厅；周太玄，长四川省教育厅；杨叔咸(引者按：疑为明字)，长西康省教育厅；并拣选党员中有从政经验及履历合格者，分别担任省府秘书及各县市长等职。”
稍早前，青年党在上海举行第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党员们要求最急的依然是国民党政府“实践开放地方政权之诺言”；同时要求国民党政府“解除各地方党政对青年党之压迫、歧视，如无圆满结果，则考虑退出政府”。1948年2月，仍有青年党骨干说，“应请国民党开放地方政权，如专员、县长、田粮处税捐处长、乡镇长、各级学校校长，应诚恳的让出来，本党有此才能抓住选民”；如果这些要求都不能获得满足，“本党宁愿放弃参政的权利，全部退出政府，仍然从事革命性的斗争”。青年党重庆市党部主委也表示：“今后如国民党不走向全民政治，本党随时可以反对。”可见，有一部分青年党党员仍然秉持其“革命”理念，只要国民党不开放地方政权，随时准备对国民党进行“革命性的斗争”。而国民党政府为了向国内外显示其不是一党专政之政权，必须把青年党留在政府之内，所以某些时候不得不对青年党有所让步，或默许青年党在地方政权上有所发展。
经过长期经营，青年党在川康的势力越来越大。国民党中央联秘处就分析说：“抗战以后，青年党总部迁设成都，经数年来全力之经营，该党势力不但普遍深入于全川各县，而且伸张到西康，因此川康有青年党根据地之称。”“曾琦、左舜生、李璜在该党之领袖地位原为鼎足而三之势，自抗战后以至今日，曾琦虽连任主席，左舜生、李璜两人实在掌握党内领导权。……李璜在抗战期间代替曾琦领导全党，因该党在川康西南各省之基础完全为彼一手开创，干部甚多，且与川康军人政客颇有连系，在党内之势力相当雄厚”，“成为该党唯一之实力派”。
三、国青两党冲突加剧
青年党与国民党虽然有很多龃龉，但在反苏反共上仍然志同道合。他们认为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以来，“苏联所表现之不友好态度，层出不穷，如搬运东北物资，及长期占据旅大等，均极明显之事实。美国对华政策固不如吾人理想之友善，然后(引者按：疑为较字)诸苏联，则属进步多多矣”。他们的“反苏情绪极其浓厚”。
但国民党对青年党似乎并不友好，这引起了青年党的强烈不满。李璜就说，1947年底，“国大代表三千余名中，青年党曾提名三百五十人，而当选者只有二百三十余人；立法委员七百余名中，提名八十人，当选者不过十四人，而监察委员一百余人名，也只得到十一人。”反之，国民党觉得青年党欲壑难填。1948年3月28日，蒋介石召见青年党、民社党代表协商两党国大代表不足额之事，结果是民社党由260名减为202名，青年党由300名减为230名，据说“附带条件为民社党要两个院(可能为考试院与司法院)，青年党则要四川湖北两省。”随后，民、青两党的国大代表才在28日深夜前往报到，使得国民党主导的行宪国大能如期召开。虽然此处所传的“附带条件”不一定真实，但依然能说明青年党很看重四川这个地盘。
4月12日，蒋介石日记曰：“国民党扶助青年与民社两党被选名额，并让予其所约不足之名额，而彼两党尚嫌不足，其各种吹毛求疵之责难，不一而足，有时诚令人不堪忍受。”时国民党代表提议修改宪法，增加临时条款，扩大总统的职权以应对国共内战，而青年党等小党却“坚决反对修宪，时以其全体退席相胁。青年党以其内部主张不一，故对于临时条款横生阻碍，刁难异甚”。4月16日，蒋介石“召见该党党魁曾琦，二次好言婉劝，百端忍受至深。夜十时后仅得其半诺而去。国大形势困迫至此，殊非预料所及，灰心极矣”。
大约同时，青年党在南京召开十一届二中全会，对其所提名国大代表及立委，“政府未予保证如额选出，深表不满，坚决要求开放地方政权”。虽然在行宪国大召开之后，青年党陈启天被任命为工商部长，左舜生被任命为农林部长，杨叔明、郑振文被任命为行政院政务委员，但青年党依然觉得很憋屈，“以不参加政府为要挟，藉以争取退让立委名额，并企图多要部院及参加地方政权为交换条件。该党以为减少立委名额之补偿，除保持行政院之二部及二政委外，并拟要考试院，由曾琦或李璜出任院长，杨永浚出长铨叙部长，并普遍参加各省市政府，更欲进而攫取省府主席之位置，意在扩大安插其党员及掩护其党务发展”。5月11日，曾琦向蒋介石“要求立法院该党名额，如不能由本党(引者按：指国民党)退让足额，从速解决，则其整个退出政府，使国际上仍视中国为一党专政之政府也”。
曾琦还说：“微闻友邦使者曾向蒋主席进言，改组政府时，能将五院让出两院由在野党充任，则彼邦人士必觉中国政治更民主化而乐于以财力相助。蒋亦甚以为然，派人示意张君劢，张谢不出，其事遂寝。其实青年党有二十四年之历史，人数多于民社党，力量大于民社党，出长一院，自甚合理。……予虽不慕元首之虚荣，然若果得多数信任，而为时势所需，健康所许，则一度出组责任内阁，亦未尝无此自信。普通一院，得之非荣，失之非辱，何必强求，转遭人嫉。且使当轴对其党中诸元老难以安排，亦非吾人爱护国家元首之意。故同志虽有仍主力争者，予则以不争为上策，不惟作同志之楷模，亦欲示友党以风度也。”此段日记所包含的信息很丰富。首先，曾琦私下愿意出长行政院，且有信心做好；当然，国民党是不会让他做的。其次，当民社党领袖张君劢谢绝出长司法院后，蒋介石也就没有考虑由青年党掌控考试院了，说明其对青年党抱有较深的戒备。再次，虽然曾琦从多方面考虑，不愿为青年党争取考试院这一阵地，但其他青年党党员则力主争取；难怪李璜批评青年党“同志中有以强梁式围着求官做之风”；曾琦也批评说：“青年党参加政府以来，显有若干同志‘有意求官，无心办党。’”
后来，国民党一度允诺由曾琦出任考试院长，但6月12号却通知他“民青两党分任考试司法两院副院长”，曾对此“深为不满”。国民党的资料说，青年党“获悉当局仅欲以(考试院)副院长给予该党，始由失望而愤怒，若干首要遂于中常会席上怒吼：‘国民党对本党毫无诚意，完全欺骗!’终于决议不参加内阁，即连考试院亦拒绝提人”。6月17日，曾琦在南京发表声明，决定个人退出政府。
大约同时，李璜与党主席曾琦再次产生严重分歧。李璜主张“如立法问题不能获得圆满解决(八十名)则不参加政府，曾琦则仍主张，能达到立委之半数(四十一名)以上则可参加政府，双方争执甚烈”。而且“该党十一全代会原决定增设副主席，以李璜充任，但迟迟未能实现，曾琦因不欲李璜与之并立。近因左派认为曾琦懦弱无能，且身体多病，已不足领导，乃发动倒曾运动。曾见大势如此，不得不宣告退休”。
对于青年党多次要挟退出政府，以“使国际上仍视中国为一党专政之政府”，蒋介石感到“可痛”。6月18日，蒋在日记中说：“青年党曾琦以不得考试院长，宣言退出政府，可耻。”他发现青年党原来是很难应付的。
值得注意的是，青年党“左派首领”李璜此时有意和中共、民盟、民革等合作，“以留退步”，并借此向国民党表示青年党“另有出路，以便要挟”，曾琦也觉得“不妨试之”，故李璜“曾致函李济深、章伯钧等表示愿负责联络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及杨杰等，以资合作”。这再次显示李璜是把川康军人作为其后盾的。9月，李璜派青年党组织部长夏涛声“赴港与中共及其他各党人士接洽，拟参加新政协会议，遭中共拒绝，仅晤及救国会及第三党人员”。稍后，李璜又密派青年党总部秘书余建华携私函赴粤，“面致该党广东省府委员黄晃，嘱以私人名义，就近与在港各党派及共匪切取连络”，当时“外传李璜已被列为该党参加新政协会议之代表，李对此未加否认，似拟待美苏关系演变情形及徐蚌会战结果而定。至该党对未来政院改组之态度，已经该党十一月九日中常会决议，如行政院长由张群继任，则该党仍不拟退出政府”。可见，青年党内意见纷歧，或有意脚踏两只船。
11月底，国民党又获悉：“李璜所领导之四川派及该党在京高中级干部，对于该党中常会所主张仍与国民党民社党合作之决议，极表不满，盖渠等认为政府日趋崩溃，实无与国民党继续合作之必要，故激烈提出反对，曾琦自知党内政见纷歧，今后处境当更困难，匆匆于十一月廿四日由沪飞美。”不过，中共仍然拒绝和长期反共反苏的青年党合作。
1948年6月，就有舆论讽刺青年党、民社党说：“虽然‘现在棺材已钉了板’(张君劢语)，相信国民党最后仍是有办法让民青两党欣然地被钉入同一口棺材里去的。呜呼，民青两党可以休矣！”同年底或次年初，曾经参与国民政府的青年党要人曾琦、左舜生、陈启天都被中共列为“战犯”。青年党果然被“钉入同一口棺材里去”了。
四、青年党建立党军
在曾琦、左舜生这两位参加国民政府的青年党领袖被列为“战犯”之后，有人评论说：“假如青年党要说‘和平’的话，李璜算是仅有的一张王牌。”可是，青年党代理主席李璜已不想与中共“和平”，而是想“死拼”。1949年1月张群被任命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时，李璜也极力想经营川康这一青年党的根据地。当时，张群告诉李璜：“要着急去巩固西南，如同抗战时一样。”李璜的感觉却是：国民党“一向都把政权建立在枪杆子上，而更不注意民心的团结，因此枪杆子一完，所以一切都完了！”一些青年党党员也希望李璜“早点去四川布置，以为一如抗日战争初期，将四川保守下来，即有反攻机会”，但李璜明显“感到一般人心趋向已无复有如抗战时之倾向于国民党的领导权力了啊”！的确，当2月初李璜回到成都后就发现：“除彻底反共之青年党同志外，其他人士都对国民党政府失掉了信心，而对共产党寄予一种希望；因共军之胜利，而知识分子更是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有意识或无意识之间的抱着憧憬的心理。毛泽东于一九三○年所发表那篇长达四万字的《新民主主义论》，其时印成小册，在四川也流传甚广，几乎每个大学生都人手一册，发生了相当的魔力。”
李璜还发现：“其时刘邓也已心怀异志”；“刘文辉其时坐在雅安观变，不来成都，与其年年都要到成都来过旧历新年的情形有异；……至于邓锡侯，则尚寄望于其保定同学的李宗仁代总统的和局情形，向我问讯。我不能骗他，说是和局无望。……同时我感到邓手中还有两师兵力，必要时或可助岳军一臂之力；趁此我劝邓与重庆行营靠紧，协助岳军安定四川为目前最要之图，四川外面的形势，可以暂置度外。邓也以为然”。同时，“王陵基也在扩充其保安队伍。于是使邓锡侯与刘文辉更为积极的作投共打算”。即黄埔系过于放肆、过于专断，致使刘、邓对国民党越来越失望，更加积极地靠拢中共。
当时，黄埔系“得着台湾方面命令，新委罗广文成立一个新军于川西，郭汝瑰又成立一个新军于川南”，因此“黄埔生纷纷齐集”。可是，在李璜眼中，“罗与郭在历次战役中均系败军之将，为人一向浮夸，并不可靠；以不可靠的将才，而招来乌合之众，只有乱川，并无抵御共军的丝毫用处”。因此，李璜向何应钦、白崇禧等人提出青年党想组建一支军队。可是，何应钦说：“蒋先生肯定是不会同意的。”白崇禧解释说：“是不是蒋先生不放心青年党有了军队，会变成共产党第二！”何应钦虽未开口，却“似乎点头”，默认了这种说法。
同时，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也觉得青年党不可靠。王陵基回忆说，他和军统徐中齐、国民党省党部代主委曾扩情等人一起在各县成立“由县长、议长、警察局长、国民党和三青团的负责人，以及民众自卫总队长等组成的‘反共委员会’，又名‘五人小组’。如果县长是青年党党员或考试录用的都不能参加，怕靠不住。我在四川的一年多中，这个基层的反共组织在地方上起了不少的坏作用。”
虽然如此，青年党趁机建军并和中共“死拼”的想法依然强烈。李璜就说：“我们青年党同志，在四川不但人数较多，且已深入社会各阶层，大可以在平时防制共党，在乱时与共党一拼。……在(大局)破碎之后，青年党与共产党是多年死敌，又岂能瓦全。于是我见四川当局无可能有所作为之后，于三月底召集川西及西南各县重要负责同志密商自立自救之策，决定组织民间力量，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作打游击战办法，以图生存并发展。本党在川西南的同志较多，且川西南民习素来剽悍，好勇斗狠，珍藏武器，故尚可用以犯难御侮。”而且，“在刘文辉与邓锡侯两军中，我们也有同志在带兵，但力量都不大，只是团营长地位，即使能够于必要时，脱离建制，拖得出来，也不足成为主力与重心所在。正在焦急之中，忽然得着一个新同志，前来自告奋勇，愿设法自建一军，与我们共患难以图保乡卫国。其人为唐式遵。”唐式遵为刘湘旧部，抗战时期出任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抗战后调任武汉行营副主任，1946年3月解职回乡，1948年10月1日被蒋介石任命为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唐式遵带兵时部下多青年党人，如参谋兼副师长曾南飞、秘书张葆恩、参谋兼别动司令伍道远等。这时，受青年党影响甚深的唐式遵主动投靠青年党，愿意领军与中共决斗。不过，建军一事还须征得蒋介石的同意。
有意思的是，当青年党准备与中共“死拼”之时，川康军人却有意拉拢李璜一起向中共谈和。六七月间，青年党要角魏时珍告诉刚从广州返回成都的李璜：“邓刘已密计成功，拥戴熊克武为领袖，团结成为一个势力，去与中共讲价钱，或者如像从前对北洋军阀与国民革命军一样，仍旧把持着地盘，有官可做。”青年党要角、刘文辉的老同学杨叔明这时也转变了立场；李璜就听杨叔明说，“刘那里已有共产党的代表，刘听说我归来了，还愿我与共党代表会面一谈”，即中共有意与李璜进行商谈。
紧接着，邓锡侯又亲自拜访李璜，“将他们投共的计划和盘托出，并且要我帮忙。他认为我与周恩来是留法老同学，而在抗战中朝夕来往，政治协商会中又共过事，自然声气相通，所以他来求我早点在周恩来方面替他们接洽一下”。“他们都拥熊克武为领袖，因共军大将是刘伯承，而刘伯承又是熊克武的旧部，所以更容易打得通些。”李璜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与中共进行和谈。
随后，邓锡侯又请李璜、熊克武、刘文辉、杨叔明、魏时珍等人聚餐，商谈合作事宜。但李璜依然心如磐石。他对熊克武说：“邓晋康与刘自乾那一点军力实在太小，而且并不可靠，他们要拥护锦公出来当领袖，我看不过是一时权宜之计，锦公的关系一向又与他们不深；且未必到危急时候，能够替他们保险，不被共军解决。”熊克武却很愤慨地对李璜说，他的右脚是跛的，不但“走路不方便，而且天阴潮湿还要发痛，这就是蒋介石给我的创伤，使我终身有此残疾！”原来1924年熊克武在四川内战中失败后，带兵前往湖南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北伐；孙中山逝世之后，熊又率部前往广州，却被蒋介石“擒去囚起，经过三个月之久”，腿脚因此受伤。熊克武说：“蒋介石如此不容异己，他也有今日的惨败！因此我今日非站出来，声罪致讨蒋某，以报我终身残疾之恨！”李璜惟有感叹个人恩怨影响了国家大局。
这时，青年党也采取了一些军事行动。邓锡侯军中旅长夏奇峰是青年党党员，“忽然拖了五百支枪，并无长官命令，拖回其家乡绵竹县，负隅据守，声言抗共到底。这一来，邓锡侯与刘文辉都恐慌了，深怕我(引者按：指李璜)将他们的两军队伍扯垮，没有投共的本钱了，乃密商要把我扣留住”。当然，李璜并没有被扣留，并于1949年9月离蓉赴港。
这时，在中共的强大攻势下，青年党内已有很多人逐渐倒向中共了。据“中国青年党革命同志会”(简称“青革”)领导廖上柯回忆，1949年5月，青年党代理主席李璜就向党内发表了“‘抵抗’、‘缄默’、‘转变’、‘逃跑’的八字指示，让各人自打主意，各奔前程”。青年党内实力派“政治路线社”则积极筹划到屏山县打游击，“等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到来”。九十月间，在中共的争取和领导下，“青革”发出“告青年党同志书”，号召大家“向着光明大道迈进，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争取新生……”随后，不少青年党人的态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青年党籍威远县长李天培，已愿意接待地下党代表唐新民，接受唐关于保境安民、不拉反共武装的劝说，并向他输诚了。《新中国日报》副社长周冶方托人转告我，他决不去打游击，但望资助20个银元的应变费；青年党闻人谢秉钧、夏奇峰、寇孟波，青年党中检委郭树皋、周德修、李特超，敬业中学校长张书等也都来和‘青革’接洽联系了。谢秉钧等还捐助了数目不小的活动经费。在形势十分紧张的时候，周德修甚至接纳我住其家并供给膳食。这样,1949年上半年青年党内刮起的一股‘打游击’风，后来基本上被煞住了。及至12月初，青年党死硬顽固分子余雪丰、青伟等号召其喽啰们去屏山‘打游击’时,就无人响应了。”
12月7日，成都已经处于转折关头，刘文辉、邓锡侯秘密出城准备起义，在张群的保荐下，蒋介石终于同意青年党组建一支军队，由唐式遵出任西南第二路游击总司令，不久又兼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唐式遵随即“开始积极布署，于仁寿、大邑、新津、邛崃各地集合团队民兵三千余人”；成都解放后，“率部于川康交界各县游击，先后攻入新津机场”和彭县县城，“逼近成都南郊”。1950年3月，胡宗南、贺国光劝唐赴台湾，唐执意不从，后于1950年3月被解放军击毙于越西县。可见，青年党这支军队力量太小，根本无法对抗解放军。
从青年党建军一事中，李璜深深感到“当政者仍旧党见甚深，……则我既无官守，又无言责，跑去台北，有何意义。时张君劢先生在澳门，约谈之后，亦劝我留在海外，再行集合同志，徐图恢复”。此后，李璜长期定居香港，曾任青年党代理主席、主席，于1991年在台北病逝。
至于其他青年党要角，照样坚持其反共立场。1949年5月，青年党“在广州与阎锡山、陈立夫、于斌等50余人共同组成了‘中国反侵略大同盟’，将各地的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组织起来扩大势力，反侵略就意味着反共、反苏。同一时期，在美国纽约正在召开以曾琦为主席的‘民主自由同盟’的成立大会。……宗旨是联络各党派开展超党派的救亡运动，慰劳前线将士，并决定通电国民政府应该坚决拒绝与中国共产党和谈”。此后，曾琦于1951年5月在华盛顿病逝，左舜生与李璜则在香港积极参与“第三势力”运动，陈启天、余家菊等青年党要角去往台湾，成为国民党的“花瓶”。1951年6月后，青年党就四分五裂，并逐渐在台湾政坛销声匿迹。
结语
抗战胜利后，坚决反苏反共的青年党逐渐倒向国民党，脱离民盟，单独参加政协，参加制宪国大和行宪国大，参加国民党主导的政府，使其表面上不是一党专政的政府，对战后中国的政治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预估国民党会赢得国共内战，所以在川康等省积极经营基层政权，既为各种选举布置力量，也进一步壮大了自己。同时，青年党大力争取国民党在中央政府及各级地方政府让予更多的权力和位置，并以不惜退出政府相威胁，国民党虽不得不表示谦让，但所让也有限，这引起了青年党的极大不满。最终，曾琦被迫个人退出政府，两党冲突加剧。在中共取得越来越大的优势后，青年党的“左派”领袖李璜有意与中共合作，参加新政协，却被中共拒绝；曾琦、左舜生、陈启天也被中共宣布为战犯。随后，青年党部分党员积极倒向中共，走到人民阵营，青年党高层却坚决和国民党进行合作，并要求建立一支军队。蒋介石则担心青年党一旦拥有党军后，会变成“共产党第二”，对国民党形成新的威胁，所以迟迟不予同意。直到重庆解放及成都陷入中共包围之后，穷途末路的蒋介石终于允许青年党建立一支军队。但是，这支军队很快就被中共击溃了。青年党领袖随之星散海外，并逐渐在中国政治生活中销声匿迹。
① 《国民党中央联秘处关于青年党在四川自贡成都活动情况的专报(1947年3月3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青年党》，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301页。
② ⑧ 李璜：《学钝室回忆录》下卷，香港：明报月刊社，1992年，第695-697、589、641、645、682-683、686-697、695-697、688、698、699、700、716、719、720页。
③ 对国共内战时期的青年党的研究主要有：陈正茂：《青年党与制宪国民大会》，收入陈正茂：《中国青年党研究论集》，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第321-338页；周淑真：《中国青年党在大陆和台湾》第五章，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王雪超：《民国政治中的中国青年党(1923-1949)》第五章，南开大学未刊博士论文，2013年；赵文莉《浅谈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青年党》，《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但都没有讨论到青年党对川康基层政权的经营及其建军反共。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5年9月26、30日；1946年11月16、21日，12月23、29日；1947年3月23、26、27日；1948年4月12、16日；1948年5月11日；1948年6月16、18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⑤ ⑦ 〔日〕菊池贵晴：《中国第三势力史论》，刘大孝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4、230、232、234页。
⑥ 潘大逵：《风雨九十年——潘大逵回忆录》，成都：成都出版社，1992年，第131页。
⑨ ⑩左舜生：《近三十年见闻杂记》，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550-554页。
《范朴斋致鲜特生、张澜、梁漱溟(1946年11月23日)》，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6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34页。
曾琦：《丁亥日记(1947年)》，陈正茂等编：《曾琦先生文集》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第1418-1419、1422、1427-1428、1420、1463、1492页。
《国民党中央联秘处关于李璜坚辞经济部长内幕及青年党要求参加地方政权目的的专报(1947年5月3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青年党》，第306-307、306-307、306页。
政探：《李璜想做四川主席》，(上海)《春海》革新第7号，1947年5月19日，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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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中央联秘处关于青年党在重庆南京北平等地活动情况的专报(1947年4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青年党》，第302页。
《中国青年党地方组织概况(1947年1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青年党》，第272、283页。
《国民党中央联秘处关于青年党在四川活动情况的专报(1947年3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青年党》，第293页。
《国民党中央联秘处关于“青年党在四川动态”的专报(1947年6月3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青年党》，第308-309页。
《国民党中央联秘处关于青年党在川康活动情况的专报(1947年4月3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青年党》，第305页。按，原文中的“刘××”应即刘文辉，不知是1947年国民党相关人员写报告时就如此，还是该书出版时编者为避讳而作此改动。
《国民党中央联秘处关于青年党在各地动态的专报(1948年3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青年党》，第328-329页。
《国民党中央联秘处关于青年党准备积极参加川康地方行政活动的专报(1947年9月3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青年党》，第318页。
《国民党中央联秘处关于中国青年党第十一届全代会经过的专报(1947年9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青年党》，第310-312页。
《国民党中央联秘处关于青年党“检讨大选失败原因”及〈新中国日报〉等动态的专报(1948年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青年党》，第324页。
《民青两党参加国大赚大钱，民社党获得考司两院，青年党则要川鄂两省》，《电报》第180期，1948年4月8日，第1页。
《国民党中央联秘处关于青年党在南京召开第十一届二中全会及各地党部活动情况的专报(1948年5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青年党》，第332页。
《国民党中央联秘处关于青年党政治动向的专报(1948年6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青年党》，第335页。
《毛人凤呈蒋中正为曾琦声明退出行政院之原委并拟具应付意见》，典藏号：002-080200-00330-053，“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一般资料，1948年6月18日，台北“国史馆”藏。
《国民党中央联秘处关于青年党内部纠纷及其在四川动态的专报(1948年7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青年党》，第338页。
《国民党中央联秘处关于青年党政治动向的专报(1948年6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青年党》，第334页。按，也有消息说曾琦、陈启天本来“推李璜担任该党副主席，惟左舜生余家菊则表示并不同意”。而1948夏，曾琦与李璜“互争考试院甚烈，近经该党中央干部会议决定一致要求曾氏退让，曾氏遂以中执字第三号通告称病请假三月”。见《俞济时呈蒋中正民盟民社党青年党等各党派动态汇报等情报提要等十六则》，典藏号：002-080200-00537-026，“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一般资料，1947年9月17日；《第三局呈蒋中正有关曾琦李璜互争考试院共党注意李济深冯玉祥活动》，典藏号：002-020400-00010-109，“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戡乱”时期，1948年6月2日，台北“国史馆”藏。
《保密局中讯局呈蒋中正共军华东解放军区分为三兵团及香港反动派召开新政协预备会议等中共及各党派动态情报提要四则》，典藏号：002-080200-00547-022，“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一般资料，1948年7月21日，台北“国史馆”藏。
《保密局等呈蒋中正报告沈钧儒等函张澜等报告有关新政协问题及青年党民社党农民党近与共党接触有试探参加新政协企图》，典藏号：002-080200-00547-072，“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一般资料，1948年10月1日，台北“国史馆”藏。
《中讯局呈蒋中正美苏关系演变与徐蚌会战结果影响青年党对行政院改组态度及张君劢对时局态度等情报提要》，典藏号：002-080200-00548-108，“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一般资料，1948年11月16日，台北“国史馆”藏。
《保密局呈报蒋中正青年党与民社党对内阁改组态度观感及革新俱乐部主张陈立夫继任立法院长并扩大中政会组织新政俱乐部则支持吴铁城竞选立法院长等情报提要四则》，典藏号：002-080200-00547-100，“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一般资料，1948年11月30日，台北“国史馆”藏。
木(周炳琳)：《民青两党可以休矣！》，《新路周刊》第1卷第5期，1948年6月12日，第1页。
逸人：《李璜为何回川》，《海涛》第8期，1949年2月20日，第16页。
李璜：《学钝室回忆录》下卷，第685页。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于1940年，不是1930年。
王陵基：《无可奈何花落去——记四川解放前夕的情况》，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成都军区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室编：《回忆四川解放》，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90页。
廖上柯：《解放前夕的“中国青年党革命同志会”》，收入成都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成都文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卷上·解放前夜》，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73-483页。
华生：《唐式遵将军传》，《四川文献》第16、17期，1963年12月1日，第26-27页。按，唐式遵去世的日子多说是3月28日。
〔中图分类号〕K2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0)02-0187-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川康军人、第三势力与国共政争(1932-1949)”(17FZS022)
〔作者简介〕黄天华，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 成都 610066。
(责任编辑：许丽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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