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为何要进行媒体呈现
企业家为何要进行媒体呈现*——基于企业家微博的实证检验
孙 彤
[提 要] 随着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从企业幕后走向台前。本文利用中国上市公司2010—2017年企业家新浪微博的使用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高科技企业更倾向于企业家媒体呈现;(2)企业家媒体呈现能够提升企业股票流动性,且微博发布数量越多,股票流动性上升越明显;(3)进一步对企业家微博内容进行文本分析后发现,相比于披露式微博,个性化微博更有助于提升股票流动性,正向情感倾向和负向情感倾向微博均会导致股票流动性的提升。本文结论为信息化时代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企业家行为提供重要参考。
[关键词] 媒体呈现;企业家微博;高科技企业;股票流动性
一、引言
信息是资本市场中交易和定价的基本因素。移动互联的快速发展使得自媒体成为当今社会最便捷、成本最低、影响力也最大的传播方式,它深刻地改变了信息产生的数量、类型及其传播方式(Miller & Skinner,2015)。2003年,美国首次提出“we-media”概念,中文译文为自媒体,博客(Blog)是早期自媒体的典型应用,随后Facebook、新浪微博、微信等应运而生。据调查显示,美国上市公司对Twitter等自媒体的接受程度高达70%(Zhang,2015),我国微博使用率为34.6%(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根据《2016年微博企业运营白皮书》显示,我国已有130万认证企业入驻微博,覆盖行业超60个。截至2017年,仍然有日均6 000万用户活跃在微博上。由此可见,微博等社交媒体已然成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重要渠道。新媒体环境下,企业不会甘心任由第三方媒体进行报道,而是会采取主动策略来管理媒体渠道和公司舆情(吴璇等,2017),通过向投资者主动推送信息,一方面可以降低投资者的信息搜寻成本,缓解投资者非理性情绪,增加信息透明度;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建立更加有效的信息环境,具有积极的资本市场效应(Beyer et al.,2010;何玉和张天西,2006),如提升股票流动性、降低融资成本等。不同于企业层面的媒体管理,企业家个人层面是一个崭新的视角。
企业家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已经得到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共同认可(Kor,2006),其一言一行均会传导到背后的企业,使得企业家行为具有明显的企业组织色彩。有研究表明,有时媒体对CEO的关注胜于其所在的公司(Hamilton & Zeckhauser,2004),甚至有些企业家就是企业的形象代言人,如聚美优品的陈欧。那么,企业家的媒体呈现是基于怎样的组织目的、想向市场传递什么信息呢?市场又会如何反馈呢?黄静等(2014)发现,企业家微博信息有助于企业家形象的提升。Chatterji & Toffel(2018)指出,CEO在媒体上的公开言论,对公众意见和消费者态度有重要影响,从而影响消费者对公司产品的购买。而这些研究大多局限于营销理论,对上述问题的探讨还远远不够。信息披露能够减少管理者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影响证券市场交易(Beyer et al.,2010)。但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为何通过企业家进行信息传递而不是直接通过企业层面进行传递?相比于企业,企业家具有何种特质或者不可替代的资源?本文给出的解释是,企业家媒体呈现是企业信息传递的非正式补充机制,通过构建网络中企业家与投资者之间的信任度与认同感,从而提升企业股票流动性。
新经济主义经济学提出,社会制度可以解决经济行为所引发的经济问题,如交易中的欺诈行为,制度保障和惩罚带来的交易成本增加会使理性人放弃欺诈行为,而社会传统中普遍认可的道德会使人们彼此间达成隐性契约,这种契约和道德约束着人们的行为从而避免欺诈行为的发生。但Granovetter(1985)指出,这两个解决方式都无法有效地避免欺诈行为,一方面要求所设计的社会制度必须足够完善和聪明才不至于有人钻制度的漏洞;另一方面,普遍的道德约束并不是无时无刻和理所当然地存在。因此Granovetter(1985)运用“嵌入性”理论来解释信任和欺诈。人们的交往行为往往是建立在一定程度的相互信任之上,每个人总是倾向于和拥有良好信誉的人交换。如果彼此之间的信任程度很低,双方的交易就需要在必要的监督和保证下进行,否则交易就无法顺利进行,这时交易成本将会大大增加,但是来源于和基于社会关系网络的信任可以降低这种交易成本。微博作为弱关系网络的典型代表,企业家开通微博通过关注、粉丝、互粉形成社交链,在这一网络中企业家通过不断积累获取声誉,同时建立起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度,从而增加其违约成本。Elliott et al.(2018)就指出,CEO的Twitter有助于帮助建立投资者信任度,以抵御负面信息带来的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试图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什么类型的企业更倾向于企业家媒体展示?为什么?投资者如何看待企业家媒体展示行为?什么类型的展示更受市场青睐?通过爬虫和文本分析技术,本文对企业家微博的开通及发布情况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的研究兼具学术贡献与实践价值。现有关于微博或Twitter等网络自媒体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侧重于其带来的经济后果,分别从消费者(Sonnier et al.,2011;Rishika et al.,2013)、投资者(Bollen et al.,2011;Blankespoor et al.,2014)及分析师(胡军等,2016;何贤杰等,2018)角度展开研究。但现有文献大多关注企业官方微博等公司层面的新媒体利用(Uyar et al.,2018),对企业家个人层面的新媒体利用的研究非常有限。本文恰恰研究的是企业家微博的不同影响路径,即并非通过官方微博的信息传递作用,而是通过建立与投资者的认同感和信任度,从而缓解企业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流动性问题。本文可为企业家的行为决策提供重要的经验参考。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企业内外部信息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信息传递与采集的方式也发生了转变,微博等社交媒体已然成为现代社会交流沟通的主要媒介。企业家是否有必要进行媒体展示以及展示后的影响都是未知的,本文对社交媒体(新浪微博)的实证检验结论可以为粉丝经济下的企业家行为提供重要参考。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包括数据收集、模型构建及变量定义,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分析,主要对假说进行验证,第五部分为稳健性检验,进一步验证本文结论的可靠性,最后总结全文。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有文献指出,自媒体可以有效促进企业与外部信息使用者之间的双向沟通(Uyar & Kilic,2012;Kilgour et al.,2015;Jurgens et al.,2016;何贤杰等,2016;徐巍和陈冬华,2016)。一旦企业或企业家利用自媒体进行信息传递后,市场参与者就会及时感知并利用这些信息进行交易或调整行为(Rishika et al.,2013;Blankespoor et al.,2014)。但现实生活中会发现企业的某些重要信息无法进行披露或传递,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该信息不能传递,如商业机密或者关系型交易;二是某些信息传递成本太高,信息专有性太强,无法有效传递。此时,企业需要寻求一些替代性方案来弥补信息传递的缺失,企业家媒体呈现就是其中一种方式。当企业信息披露存在“难言之隐”时,企业家的个人作用就得到凸显,相信企业家就是相信其背后企业的发展。如阿里巴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时,马云在相关记者问及支付宝问题时就只回答“相信我”(Trust Me)。企业家媒体展示不同于企业层面的信息披露,更具有人格化、形象化特点。通过对企业家个人私有信息的传递,可以建立起投资者对企业家的信任感与认同感(Toombs & Harlow,2014;Elliott et al.,2018)。Elliott et al.(2018)的研究指出,相对于企业官方层面自媒体的使用,CEO的Twitter更有助于帮助建立投资者信任度,以抵御负面信息带来的影响。
按照这一逻辑,本文认为高科技企业的企业家更倾向于进行媒体展示。首先,高科技企业的共性是需要大量的研发支出,产品创新性较强。而创新伴随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风险,李莉等(2014)指出高科技企业内外部信息存在严重的不对称。企业家有动机建立与投资者之间的信任度,降低他们的风险感知,从而获取更低的融资成本或者更高的估值等。其次,高科技企业具有大量专有知识无法进行有效传递。我们知道,知识转换成本越大,知识的专有性就越强,而对于高科技企业来说,除了专业人士外社会公众很难深入理解其传递的部分信息,如产品研发技术、创新模式等。最后,高科技企业的信息传递是存在高成本的。为避免竞争对手的商业竞争,很多关键性信息或者说商业机密是无法传递的,而关系可为特定的行动提供信息。企业家媒体呈现可以通过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声誉机制提高可信度。由此,本文提出假说1。
假说1 其他条件相同时,高科技企业的企业家更倾向于媒体呈现。
差序格局理论指出,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是以个体为中心向外逐渐推出、关系逐渐疏远的同心波纹,也就是我们中国文化中所说的“亲疏有别”,对待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处事原则。而互联网的普及打破了时空、地域限制,传统的人际关系结构发生改变,亲疏关系不再简单地依赖血缘和地缘属性。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微博、微信等工具的出现使得高效率协同和一致行动变得简单,互联网社群根据兴趣爱好逐渐形成价值观(Shirky,2008)。当企业家开通微博后,外界对其个人的认知会更多,其他用户会因为对其认同而成为粉丝,拉近双方的心理距离,此时人际关系划分可能会发生改变,由完全的陌生人变成利益伙伴或者相对更为亲近的生人。随着互动次数的增多,关系变得更加亲近,人格化形象凸显,信任度会随之增加。差序格局表面上是“关系”格局,实际上与关系格局相伴随的主要是人际间的信息沟通格局和信任格局(杨玉龙等,2014)。企业家开通微博,相当于在官方正式信息之外提供具有人格特征的信息,以个人声誉作为担保。一旦违约,违约行为会在网络中快速传播损害企业家社会资本。所以,企业家媒体呈现有利于提升投资者对其的信任度与认同感,有些投资者甚至会成为其粉丝。
信息经济学理论指出,信息不对称会导致买卖方的逆向选择行为,即投资者出于对信息不对称的考虑会不愿意进行股票交易,从而导致股票流动性的降低,增加潜在的交易成本。因而,当企业存在较大程度的信息不对称时,或者企业发生媒体舆情危机时,公司股票流动性会有所降低。结合前文分析,企业家媒体呈现有助于投资者更加了解企业及企业家,通过主动展示企业家个人信息,建立与投资者之间的信任度与认同感,利用自媒体微博增加信息传递的广度和深度,减弱投资者的逆向选择行为,从而提升股票流动性。由此,提出假说2:
假说2 其他条件相同时,企业家媒体呈现有助于提升企业的股票流动性。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收集
本文以2010—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将实际控制人、董事长、CEO定义为企业家。企业家姓名数据来源于CSMAR、锐思及Wind数据库三者的整合,其余数据均来自CSMAR。通过Python语言编写爬虫程序从新浪微博网站获取企业家微博相关信息,包括开通时间、微博发布时间、微博发布内容等。考虑到信息收集的官方性与权威性,仅将微博认证信息中含有上市公司名称或简称的用户界定为企业家的微博账号。最终,共获取企业家微博账号246个,386 465条微博内容。为保证数据有效性并消除异常值的影响,对主要的连续变量进行1%的缩尾处理。
(二)模型构建
针对假说1,构建Probit模型,验证高科技企业的企业家是否更倾向于媒体呈现。
Showit=β0+β1Xit+β2Controlsit+εit
(1)
针对假说2,检验企业家媒体呈现是否有利于提升股票流动性,构建Logit模型:
Changeit=β0+β1Showit+β2Controlsit+εit
(2)
式中,Change代表股票流动性;Show为企业家是否发布微博的哑变量;β0表示常数项;X代表高科技企业指标,主要有三个:高科技企业哑变量、研发支出以及研发人员;β为回归系数;Controls表示其他控制变量;ε为随机扰动项。
此外,模型还引入了行业哑变量(Industry)和年度哑变量(Year)以控制行业固定效应和年度固定效应。
(三)变量定义
1.企业家媒体呈现。相较于其他自我展示方式,企业家通过微博与大众的沟通行为更容易获取大众的好感,并被认为更加真实可信(Girginova,2013)。自媒体作为新时代的产物,具有覆盖面广、受众群多、时效性强等优点(Kaplan & Haenlein,2011)。本文选择企业家是否发布微博的哑变量作为媒体展示行为的代理指标(Show)。同时使用企业家微博发布条数(Wb)以及企业家互动条数(Comment)衡量媒体呈现的程度。
2.股票流动性。根据以往文献(Amihud,2002;熊家财和苏冬蔚,2014),采用日均换手率Change进行衡量,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式中,VOLitd代表股票i在t年d天的成交数量;LNSitd代表股票i在t年d天的流通股数;Dit为股票i在t年的总交易天数。Change值越大,说明股票的流动性越好。
3.高科技企业。高科技企业的主要特征为创新投入较多,风险与不确定性较高,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情况。本文根据OECD 的规定,将所属行业为计算机相关行业、电子行业、信息技术行业、生物制药行业及通信行业的企业定义为高科技企业。此外,进一步考察创新投入指标的影响,将“研发支出”和“研发人员”两个代理指标同时纳入考量。
4.其余控制变量。参考熊家财和苏冬蔚(2014)、吴璇等(2017)的研究,在影响股票流动性的因素中,控制了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总资产净利率、企业性质、市值账面比、股票波动率、两职合一、独董比例及媒体报道。
在影响企业家媒体呈现的因素中,控制了企业家层面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余明桂等(2013)指出,代表企业家个人特征的变量主要有性别、年龄及受教育程度,且这三个变量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企业家个人能力和心理特征(Schrand & Zechman,2012;Huang & Kisgen,2013)。同时控制了企业层面的规模、资产负债率、总资产净利率、企业性质、市值账面比、大股东持股比例。
具体变量名称及定义见表1所示。
表1 变量名称及定义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2010—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中年度平均有1.6%的企业家发布微博,平均微博发布条数(取对数后)为4.000,互动条数平均为(取对数后)1.616,企业家之间差异明显。样本中股票流动性(Change)的平均值为3.192,标准差为3.183,各企业之间存在差异。高科技企业占比15.6%,研发支出占比的均值为4.268%,研发人员占比的均值为14.905%。企业家平均年龄为46岁,男性占比87.8%,学历基本在本科水平。具体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表2 描述性统计结果
(二)假说检验及分析
首先,观察企业家媒体呈现的样本行业分布情况,发现近一半的样本属于高科技企业(包括计算机相关行业、电子行业、信息技术行业、生物制药行业及通信行业)。表3列示了企业家媒体呈现人数最多的前五大行业,其中,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比最高,但仍不排除传统制造业中很多企业家也开通了微博账号。
表3 企业家进行媒体呈现的前五大行业
进一步,对企业家媒体呈现的动因进行分析,表4结果显示:无论是“高科技企业”哑变量、“研发支出”还是“研发人员”均对企业家媒体呈现正向影响,且分别通过10%,5%和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高科技企业更倾向于企业家媒体呈现,假说1得到证实。同时本文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更倾向于企业家媒体呈现。国有企业拥有天然的“隐性担保”,高管大多具有政治身份,不需通过企业家媒体呈现来建立信任。而民营企业相对信用体系薄弱,更需要通过建立企业家形象与声誉,从而获取社会信任。
表4 高科技企业对企业家媒体呈现的影响
注:括号中为z值。***,**和*分别表示在 1%,5%和10%水平上显著。
由于企业家媒体呈现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为了避免样本自选择问题,本文使用PSM方法,匹配原则是根据控制变量T检验的结果,选取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总资产净利率、企业性质、市值账面比、两职合一、独董比例以及媒体报道这些具有显著差异的变量,在控制行业和时间的基础上进行1∶1近邻匹配,匹配后得到630个实验组数据与630个对照组数据。假说2的回归基于匹配后的样本。
表5列(1)列示了企业家媒体呈现对股票流动性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家微博发布可以显著提高当期的股票流动性,相比企业家未发布微博的企业来说,企业家发布微博的企业股票流动性会高出0.286。列(2)列示了企业家微博发布条数对股票流动性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家微博发布条数越多,股票流动性越高。列(3)列示了企业家互动条数对股票流动性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家与网友的互动并不会对股票流动性有显著的提升。究其原因,样本中大多数企业家与网友互动次数较少,可能由于繁忙的企业家缺少时间和精力进行微博互动,导致企业家互动效应并不显著。假说2得到验证。
表5 企业家媒体呈现与股票流动性
注:括号中为t值。***,**和*分别表示在 1%,5%和10%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企业家信任度建立是需要时间的,随着时间的增加,企业家形象管理的效果越好,认同感与信任度越强。因而,本文比较在不同的微博开通时间下,企业家微博对股票流动性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当企业家微博开通时间较短时,此时企业家信任度尚未完全建立,公众对其的认知度还不充分,因而企业家微博对股票流动性的影响无法通过建立信任这一路径实现。当企业家微博开通时间较长时,此时公众已经对企业家有了基本的了解与认知,对企业家的信任度会不断加强,发布更多的微博会导致股票流动性的提升。按照这一逻辑,本文将企业家微博按照开通时间长短细分为两类,一类为开通时间不足一年,另一类为开通时间在三年以上。表6列(1)结果显示:企业家微博发布条数(Wb)的回归系数为0.187,无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说明在企业家信任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企业家微博对股票流动性没有显著影响。列(2)结果显示:企业家微博发布条数(Wb)的回归系数为0.087,且通过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在企业家形象管理有一定基础的情况下,企业家微博能够帮助建立与投资者之间的信任度与认同感,从而提升股票流动性。这就验证了企业家信任度路径的存在。
表6 企业家媒体呈现时间的影响
(三)企业家微博内容分析
本文按两个维度来刻画企业家微博的内容特征:一是根据信息内容是否与企业相关进行划分。徐巍和陈冬华(2016)在对官方微博进行分析时,将官方微博中与公司相关的信息,定义为公司微博披露。黄静等(2014)研究将企业家微博信息区分为“做人”与“做事”,“做人”即对应本文的个性化微博,“做事”可对应为本文的披露式微博。借鉴上述研究,本文将企业家微博分为“披露式微博”和“个性化微博”,前者与企业直接相关,后者与企业不直接相关。二是根据披露信息的语调及用词进行划分。Jenders et al.,(2013)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深入分析微博的文本内容(如命名实体、情感倾向等),发现内容特征能够影响预测准确性。本文按照微博信息的情感倾向分为正面情感倾向微博与负面情感倾向微博。
首先,参考徐巍与陈冬华(2016)的做法,按照企业家微博发布的内容进行文本分析,将包含企业日常经营管理相关的微博定义为披露式微博,比如新产品推广、重要事件公告等;否则定义为个性化微博,如涉及个人兴趣爱好、心情感悟等内容。分类标准为设置业务类(如:“签约”“投资”)、财务类(如:“收入”“业绩”)、研发类(如:“研发”“开发”)和声誉类(如:“荣誉”“喜获”)共计102个与企业相关的关键词,由此区分出企业家微博信息与企业是否相关联。将Person定义为当年企业家微博中个性化微博的总条数取对数,Company为当年企业家微博中披露式微博的总条数取对数,Person(%)为个性化微博条数占总微博条数的比例。
在多元检验之前,首先对个性化微博进行描述性统计,发现77.65%的企业家微博中个性化微博占比在一半以上,表明企业家微博具有较强的个人人格属性,间接证明企业家微博不同于企业官方信息渠道。表7列(1)~列(3)呈现了个性化微博与披露式微博的不同影响。结果显示:披露式微博对股票流动性没有显著影响,而个性化微博条数越多,股票流动性越好,企业家微博中个性化微博条数占比越高,股票流动性越高。说明企业家微博中正是那些与企业信息无关的信息更会加强与投资者之间的信任度,通过展示企业家性格特征、风险偏好以及兴趣爱好等个人信息,使得投资者对企业家有更加深入、全面的了解与认知,提高股票流动性。而披露式微博提供的大多是重复性的或者“非重大”的企业信息(徐巍和陈冬华,2016),这些信息增量作用不明显。这也恰恰说明了企业家微博不同于企业官方微博,具有特殊的作用路径。
其次,按情感的积极和消极倾向将个性化微博分为正面情感倾向微博和负面情感倾向微博。为了保证数据的客观性和可验证性,使用百度AI开放平台中的“情感倾向分析”接口对企业家微博情感倾向进行评分,当“正向”概率大于“负向”概率时定义为正面情感倾向(占比62.8%),反之为负面情感倾向(占比为37.2%)。Positive和Negative分别表示正面情感倾向微博条数取对数和负面情感倾向微博条数取对数。Positive(%)为正面情感倾向微博条数占比。表7中列(4)~列(6)结果显示:正面情感微博数量越多,股票流动性越高(系数为正,且通过10%水平显著性检验);同样,负面情感微博数量越多,股票流动性也越高(系数为正,且通过10%水平显著性检验)。列(6)结果也表明,正面情感微博占比并不会显著影响股票流动性,说明正面情感微博和负面情感微博在提升股票流动性方面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结果在意料之外,但也在情理之中。微博传递的是关于企业家的信息,一个360度完美的企业家形象未必比一个有哭有笑、有血有肉的企业家形象更能获得公众的认同感和信任感。
表7 微博内容的文本分析结果
五、稳健性检验
(一)自选择问题
上文使用PSM方法已基本剔除可观测样本的自选择问题,为了避免不可观测样本带来的结果偏差,使用扩展的Heckman两阶段方法进行检验。表8列(1)是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以企业家媒体呈现为因变量,结果显示,高科技企业更倾向于企业家媒体呈现;列(2)是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因变量为股票换手率,发现企业家媒体呈现有利于增加股票流动性。结论与上文保持一致。
(二)其余内生性问题
为了进一步剔除内生性问题的影响,本文构建一个新的工具变量,此变量需要与企业家媒体呈现高度相关,而与股票流动性无关。本文选择使用“各地区网民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且该工具变量拒绝弱工具变量原假说,数据来源于国家工信部。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回归中使用的控制变量与上文的控制变量保持一致。表8列(3)结果显示上文结果仍然稳健。
为进一步验证本文结果的可靠性,本文使用了PSM+DID的方法。第一步倾向得分匹配中,根据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总资产净利率、企业性质、市值账面比、两职合一、独董比例以及媒体报道对企业家是否开通微博进行样本1∶1配对,匹配时使用Probit模型,同时控制了年份效应和行业效应,得到匹配后的样本量1 452个。匹配后所有变量均通过平行性检验。在此基础上运用双重差分检验,设置Treated为企业家是否开通微博,开通微博取值为1,未开通微博取值为0。After为开通微博时间前后,微博开通前取值为0,微博开通后取值为1。表8列(4)列示了PSM+DID方法下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开通微博的实验组比未开通微博的对照组,股票流动性更高。
表8 稳健性检验结果
六、结论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是人们交流沟通的重要媒介,也是企业家形象展示的重要载体。本文关注企业家的媒体呈现,解释了这一行为选择背后的动因,即企业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但很多信息无法通过正式机制进行传递,企业家媒体呈现就是重要的补充机制。通过构建企业家外部信任,形成良好的声誉机制,促进企业的发展。本文的发现主要有:一是高科技企业更倾向于企业家媒体呈现;二是企业家媒体呈现会提高股票流动性;三是相比于披露式微博,个性化微博更有助于提升股票流动性;四是企业家微博中无论是正面情感内容还是负面情感内容,均会带来股票流动性的提高。不同于利用企业官方自媒体的文献,本文从企业家个人微博角度展开研究,阐述了什么样的企业更倾向于企业家媒体呈现,市场又会做何种反馈,并进一步厘清中间的作用机制。为转型经济背景下企业家的战略决策提供重要参考。
企业家微博不同于企业官方微博,具有更多人格化色彩,其内容更倾向于发布时事见解、心情感悟,更易通过社交圈建立认同感与信任度。但风险并存,“高调”企业家也承担着绑定成本,如京东的刘强东事件,虽是个人行为却也让京东股价下降超10%。不夸张地说,企业家言行举止关系到背后企业的生死存亡。企业家如何始终维持良好的形象声誉值得进一步拓展研究。
参考文献
何玉、张天西,2006:《信息披露、信息不对称和资本成本:研究综述》,《会计研究》第6期。
何贤杰、王孝钰、孙淑伟、朱红军,2018:《网络新媒体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研究——基于股价同步性的视角》,《管理科学学报》第6期。
何贤杰、王孝钰、赵海龙、陈信元,2016:《上市公司网络新媒体信息披露研究: 基于微博的实证分析》,《财经研究》第3期。
胡军、王甄、陶莹、邹隽奇,2016:《微博、信息披露与分析师盈余预测》,《财经研究》第5期。
黄静、朱丽娅、周南,2014:《企业家微博信息对其形象评价的影响机制研究》,《管理世界》第9期。
李莉、闫斌、顾春霞,2014:《知识产权保护、信息不对称与高科技企业资本结构》,《管理世界》第11期。
吴璇、田高良、司毅、于忠泊,2017:《网络舆情管理与股票流动性》,《管理科学》第6期。
熊家财、苏冬蔚,2014:《股票流动性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会计研究》第11期。
徐巍、陈冬华,2016:《自媒体披露的信息作用——来自新浪微博的实证证据》,《金融研究》第3期。
杨玉龙、潘飞、张川,2014:《差序格局视角下的中国企业业绩评价》,《会计研究》第10期。
余明桂、李文贵、潘红波,2013:《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风险承担》,《金融研究》第1期。
Amihud,Y.,2002,“Illiquidity and Stock Returns: Cross-section and Time-series Effects”,Journal of Financial Markets,5(1) :31-56.
Beyer,A.,D.A.Cohen,T.Z.Lys,and B.R.Walther,2010,“The Financial Reporting Environment: Review of the Recent Literature”,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50(2):296-343.
Blankespoor,E.,G.S.Miller,and H.D.White,2014,“The Role of Dissemination in Market Liquidity: Evidence from Firms' Use of Twitter”,Accounting Review,89(1): 79-112.
Bollen,J.,H.N.Mao,and X.J.Zeng,2011,“Twitter Mood Predicts the Stock Market”,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Science,2(1): 1-8.
Chatterji,A.K.,and M.W.Toffel,2018,“The New CEO Activists”,Harvard Business Review,96(1): 78-89.
Elliott,W.B.,S.M.Grant,and F.D.Hodge,2018,“Negative News and Investor Trust: The Role of Firm and CEO Twitter Use”,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56(5): 1-31.
Girginova,K.,2013,Social CEOs: Tweeting as a Constitutive Form of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Washington DC.Geovgetown University.
Granovetter,M.,1985,“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91(3):481-510.
Hamilton,J.T.,and R.Zeckhauser,2004,“Media Coverage of CEOs: Who? What? Where? When? Why?”,SSRN Working Paper.
Huang,J.,and D.J.Kisgen,2013,“Gender and Corporate Finance: Are Male Executives Overconfident Relative to Female Executive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08(3): 822-839.
Jenders,M.,G.Kasneci,and F.Naumann,2013,“Analyzing and Predicting Viral Tweets”,in the Proceedings of the 2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orld Wide Web.
Jurgens,M.,P.Berthon,L.Edelman,and L.Pitt,2016,“Social Media Revolutions: The Influence of Secondary Stakeholders”,Business Horizons,59(2): 129-136.
Kaplan,A.M.,and M.Haenlein,2011,“The Early Bird Catches the News: Nine Things You Should Know about Micro-blogging”,Business Horizons,54(2):105-113.
Kilgour,M.,S.L.Sasser,and R.Larke,2015,“The Social Media Transformation Process: Curating Content into Strategy”,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20(3): 326-343.
Kor,Y.Y.,2006,“Direct and Interaction Effects of Top Management Team and Board Compositions on R&D Investment Strategy”,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7(11):1081-1099.
Miller,G.S.,and D.J.Skinner,2015,“The Evolving Disclosure Landscape: How Changes in Technology,the Media,and Capital Markets Are Affecting Disclosure”,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53(2):221-239.
Rishika,R.,A.Kumar,R.Janakiraman,and R.Bezawada,2013,“The Effect of Customers’ Social Media Participation on Customer Visit Frequency and Profitability: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Information System Research,24(1):108-127.
Schrand,C.M.,and S.L.C.Zechman,2012,“Executive Overconfidence and the Slippery Slope to Financial Misreporting”,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52(1):311-329.
Shirky,C.,2008,Here Comes Everybody: The Power of Organizing without Organizations,London: Penguin.
Sonnier,G.P.,L.McAlister,and O.J.Rutz,2011,“A Dynamic Model of the Effect of Online Communications on Firm Sales”,Marketing Science,30(4): 702-716.
Toombs,L.A.,and R.M.Harlow,2014,“More Than Just ‘Like’: An Entrepreneurial Approach to Creating a Social Media Ethos in Small Firms”,Academy of Marketing Studies Journal,18(2): 275-286.
Uyar,A.,E.Boyar,and C.Kuzey,2018,“Does Social Media Enhance Firm Value? Evidence from Turkish Firms Using Three Social Media Metrics”,Electronic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ystems Evaluation,21(2): 131-142.
Uyar,A.,and M.Kilic,2012,“Value Relevance of Voluntary Disclosure: Evidence from Turkish Firms”,Journal of Intellectual Capital,13(3): 363-376.
Zhang,J.,2015,“Voluntary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n Social Media”,Decision Support Systems,73(2):28-36.
WHY DO ENTREPRENEURS NEED MEDIA PRESENCE——Empirical Test Based on Entrepreneurs’ Microblog
SUN Tong
(Business School,Zhejiang Wanli University)
Abstract: With the widespread use of social media,more and more entrepreneurs are moving from the backstage to the frontstage.This paper conducts an empirical test by using the data of entrepreneurs’ Sina weibo of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0 to 2017.The results show that:(1) high-tech enterprises prefer entrepreneurial media presentation;(2) the entrepreneurial media presentation can improve the stock liquidity of enterprises,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micro-blogs,the stock liquidity increases more significantly;(3)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ntents of entrepreneurs’ micro blogs,it is found that “personalized micro blogs” are more conducive to improving stock liquidity than “disclosed micro blogs”; both positive tone and negative tone can lead to the improvement of stock liquidity.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provide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entrepreneurs’ behavior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Key words: media presence; entrepreneurs’ microblog; high-tech enterprises; stock liquid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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