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战略竞争与大战略博弈
中美战略竞争与大战略博弈凌胜利
【内容提要】 特朗普执政以来，中美战略竞争态势明显。中美战略竞争的关键取决于国家治理和国家实力，双方之间大战略的制定与执行至关重要。冷战后美国虽多次历经大战略辩论，但霸权战略从未变更，主要是战略手段调整，谋求尽可能实现成本优化。对于中美战略竞争而言，“一带一路”倡议与“亚太再平衡”战略、“印太战略”不过是中美之间阶段性、局部博弈的体现，并不能完全主导中美战略竞争的结局。大战略博弈才能决定两国的战略趋势，中美双方如何将各自的阶段性战略、地区战略、局部战略等纳入其大战略框架非常重要。
【关 键 词】中美关系 战略竞争 大战略 印太战略
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中美战略竞争态势明显。2020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特朗普政府将疫情政治化，不断“甩锅”中国，试图掀起“新冷战”，导致中美关系继续恶化。考虑到今年是美国大选之年，“中国议题”在美国大选中占据重要地位，短期内中美关系转圜的可能性较低。特朗普政府将中国视为“首要威胁”和“修正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战略制衡增强，对华强硬成为“政治正确”，中国也不得不采取斗争外交、以斗促和，中美实现战略上的妥协难度较大。由此观之，中美战略竞争呈现常态化和持久性的趋势。不过从目前看，鉴于中美的巨大体量以及各具优势，两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也意味着双方的竞争可能是一场“百年马拉松”，各自的大战略不犯错误至关重要。中国的大战略在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复兴战略）能否相对顺利地实现，而美国则是霸权战略能否延续。两国的大战略既与各自的国内发展相关，也存在大国博弈，将成为影响中美战略竞争的关键因素，对此进行深入分析很有必要。
一、中美战略竞争态势
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中美关系大体呈现“低开低走”的态势。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加之美国大选的影响，中美关系近期改善的可能性较小，中美战略竞争的态势明显，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美国对中国内政问题干涉加深。特朗普执政以来，在台湾、新疆、香港等涉及中国领土和主权问题上，美国的干预加深，中美矛盾激化。在台湾问题上，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初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问题也可以成为两国交易的筹码，屡屡突破美台关系，通过《台湾旅行法》，对台军售频率远超近几届美国政府。在新疆问题上，美国通过“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涉疆法案），不断指责中国对新疆的治理，还对中国新疆政府机构和4名官员实施制裁。在香港问题上，美国不断支持港独分子，对于香港近期的社会动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中国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之后，美国不仅单方面取消了香港独立关税区地位，还对中国官员进行制裁，并联合盟国共同对华施压。
二是中美贸易摩擦久拖不决。特朗普政府发起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向中国施压，导致中美贸易协议谈判艰难，目前达成的框架协议的第一阶段落实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存在困难,第二、三阶段前景不明，两国教育、科技等多领域交流受累。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摩擦的目标旨在削弱中国的核心竞争力，争夺全球技术主导地位Marianne Schneider-Petsinger,Jue Wang,Yu Jie & James Crabtree,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The Quest for Global, Chatham House,November 7,2019,https://www.chathamhouse.org/publication/us-china-strategic-competition-quest-global-technologicalleadership.，这导致其对华施压前所未有。近期中美在科技领域的竞争激烈，美国对华为、字节跳动、腾讯等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打压非常露骨。中国一方面尽力争取中美合作，另一方面也不得不采取一些举措予以应对。
三是中美军事对抗风险增加。有关中美之间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讨论甚多，其中两国在军事方面的冲突最为令人担忧。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在南海地区开展军事行动的频率远高于奥巴马政府时期，对中国的抵近侦察变本加厉，两国数次出现军事对峙和摩擦现象，军事冲突风险增加。美国还在“印太战略”框架下推动美日澳印安全合作，试图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此外，美国退出《中导条约》，未来不排除在亚太地区部署新型中程导弹，中美战略力量博弈将更加激烈。美国在军事方面不断加码导致中美军事对抗风险增加，加强冲突预防和危机管控更加紧迫。
四是中美意识形态竞争增强。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中美两国意识形态竞争加剧明显，尤其以美国副总统彭斯为代表指责中国在国际上实行“锐实力”，国务卿蓬佩奥频繁攻击中国，宣称中美已经进入“新冷战”时代，两国意识形态竞争加剧。受此影响，两国民间相互好感度有所下降，削弱了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更为令人担忧的是，美国将意识形态作为其国际国内政治动员工具，严重冲击两国之间的务实合作。所幸中国领导人已经明确反对人为制造的“新冷战”，中方将以冷静和理智来面对美方的冲动和焦躁。《王毅就当前中美关系接受新华社专访》，2020年8月5日，外交部网站，https://www.fmprc.gov.cn/web/wjbzhd/t1804247.shtml美国也有一些明智人士反对将中美关系推入“新冷战”。不过，未来美方在意识形态领域能否有所收敛，对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竞争也十分重要。值得警惕的是，美国近期不断以“人权问题”为由，加大炒作新疆、香港等问题，并采取经济制裁等方式介入中国内政，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
五是中美在国际主导权领域的竞争加剧。特朗普政府承担国际责任的意愿下降，“退群毁约”行为不断，但霸权战略目标依旧。中国虽无意争夺国际主导权，但美国依然将中国视为首要挑战，这在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体现明显。中美博弈还导致全球治理中的大国协调减少，世界陷入“金德尔伯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的可能性增加。
总体而言，特朗普执政以来中美战略竞争明显，并呈现常态化和持久性。美国将中国视为首要威胁和修正主义国家，采用“全政府”策略Satoru Mori,“US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with China: The Military,Industrial and Digital Network Dimensions,” Asia-Pacific Review, Vol.26,No.1,2019,pp.77—120.，对中国的战略制衡增强，对华强硬成为“政治正确”，中国也不得不采取斗争外交，短期内中美战略妥协的难度较大。虽然中美战略竞争与特朗普政府的施政策略相关，但从目前看，中美战略竞争并非短时期内能够解决，未来中美关系虽不乏缓和的可能性，但两国战略竞争常态化与长期化已成为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学界对中美战略竞争的认知
关于中美战略竞争的原因，主要存在国际地位竞争、国际主导权竞争、安全困境、政策互动等多种观点。有学者认为中美战略竞争主要是国际地位竞争，中美在亚太地区的结构性矛盾，导致双方存在“地位困境”而未必是“安全困境”。中美关系仍然面临巨大挑战，是因为“地位”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具有竞争的性质。中美竞争已经引起了美国的地位焦虑，担心其经济影响在亚洲消退、海权优势在西太平洋地区受到挑战、科技优势丧失及制度威望受到冲击。国际地位取决于社会承认，它涉及到承认的过程，与国家实力并不完全匹配。Marina G.Duque,“Recognizing International Status: A Relational Approach,”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62,No.3,2018,pp.577-592.随着国际体系回到两极或多极，开展管理地位竞争将更加困难。Wohlforth,W.C,“Unipolarity,Status Competition,and Great Power War,” World Politics, Vol.61,No.1,2009,pp.28-57.也有学者认为中美之间客观上形成了国际主导权竞争，国际主导权可视为某一国家或国家集团在特定空间的政治或经济影响力发挥最大作用,对规则制定与运行具有决定性影响。中美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竞争日益明显。相对于国际地位主要指有良好的国际形象而言，国际主导权更注重权威与影响。特朗普政府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强化对华制衡与牵制，这些都是因为美国将中国视为其国际主导权的重要挑战。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中美结构性矛盾尚未体现在领导权的竞争上，中国的主要困境是面临美国设置的、旨在预防性地破坏中国物质实力积累的“经济压力陷阱”。高程：《中美竞争与“一带一路”阶段属性和目标》，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4期，第58页。但无论如何，中美战略竞争都是不争的事实。相对而言，中美军事实力尚有较大差距，中国难以对美国本土构成重大安全威胁，中美之间尚未形成严重的安全困境。而两国政策互动对于中美战略竞争的影响有多大，从近期中美双方在经贸、科技、南海等议题上的博弈来看，中美之间的国际主导权驱动更为明显，如中美在科技领域的激烈竞争与美国将其视为核心战略竞争力不无关系Satoru Mori,“US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with China: The Military,Industrial and Digital Network Dimensions,” Asia-Pacific Review,Vol.26,No.1,2019,pp.77-120.，导致双方博弈的议价空间较小。总体而言，国际主导权竞争对于解释当前及未来的中美战略竞争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对此需进行深入分析。
令人担忧的是，中美战略竞争危及了中美战略关系的基础。受此影响，中美之间的战略共识已经出现明显松动。中美结构性因素及其认知等将在中长期影响中美战略共识，其中实力对比和国内政治因素是未来中美战略共识演变最为核心的影响要素。尹继武：《共识变迁的国内政治逻辑——特朗普上台后中美战略共识的稳定性分析》，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年第1期，第34页。中美寻求稳定关系的战略共识已备受冲击，美国对华接触战略已经被放弃，日益转向把中国定位于“战略竞争对手”的“竞争战略”，这也导致中美关系在很多方面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楚树龙、陆军：《美国对华战略及中美关系进入新时期》，载《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3期，第20页。
对于中美战略竞争的趋势，中国学界的担忧之情非常明显。王缉思认为，中美关系一旦失控，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全球经济的复苏将更加困难，军备竞赛和地缘政治冲突必将加剧，世界秩序将更加混乱并非危言耸听。王缉思：《坚守中美关系的三条底线》，载《环球时报》2020年6月2日，第14版。达巍认为中美关系的矛盾与两国国内发展战略的转变及双方认知的落差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由是观之，今天中美关系面临的困难局面将是长期的。一旦如此，中美也需要接受两国关系将走向长期竞争乃至对抗的现实，同时还要做好危机管控，控制好竞争和对抗的性质与范围。达巍：《选择国内战略定位中美关系》，载《美国研究》2019年第2期，第29—30页。刘丰认为如何管理两国竞争成为一个迫切需要探讨的议题。考虑到两国利益的巨大兼容性，需要对竞争进行有效的管理，避免其走向长期的系统性对抗、对彼此的核心利益构成根本性损害。刘丰：《中美战略竞争的限度与管理》，载 《现代国际关系》 2019年第10 期，第21页。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中美战略竞争并非不可逆转，认为两极体系下的大国战略竞争存在内生性的自我“刹车”机制，中美竞争将“注定缓和”而不会“注定一战”。仇华飞等则认为，“未来中美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会消除，中美竞合关系将会日趋复杂，但结构性矛盾不应该成为阻碍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绊脚石。客观上讲，中美之间可以有良性、公平的竞争，但须防范冲突对抗、两败俱伤的危险局面。”仇华飞、叶心明：《美国学者研究视角下当代中美战略关系》，载《社会科学》2019年第10 期，第16页。中国要学会更好地利用空间，比如更好地经营周边关系。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美国战略信誉回升将为中国持续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带来不确定性。为此，中国有必要充分把握机遇，最大限度弥合周边安全矛盾分歧，为有效缓解崛起困境塑造更为有利的周边安全环境。孙学峰、张希坤：《中美战略选择与中国周边环境变化》，载《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5期，第10页。在21世纪的时代，中美战略竞争具有不同于以往大国竞争的特征，其本质是经济实力和社会治理能力之争吴心伯：《论中美战略竞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5期，第96页。，这也就意味着双方之间的大战略制定与执行至关重要。
美国学界对中美战略竞争同样不乏担忧。有学者认为特朗普政府从根本上改变了中美关系，使之朝着更具竞争力、甚至对抗性的方向发展。美国扩大了两国的竞争范围，涉及科技、投资、“一带一路”、台湾、香港、新疆等议题，严重地影响了亚太地区的稳定。Mohandas,CSCAP Regional Security Outlook 2020,http://www.cscap.org/uploads/Regional%20Security%20Outlook%202020.pdf.也有学者认为中美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不乏影响，在衰弱国家确信崛起国家的意图确实是敌对的情况下，更有可能发生预防性战争。Brandon K.Yoder,“Uncertainty,Shifting Power and Credible Signals in US-China Relations: Why the ‘Thucydides Trap’ Is Real,but Limited,”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No.24,2019,pp.87-104.扎卡利亚认为，美国对华新共识是认为接触战略失败，中国外交政策危及美国国际利益及其建立的国际秩序,积极对抗能更好地应对中国威胁。不过对中国的孤立战略以及“脱钩”也会造成美国的损失。Fareed Zakaria,“The New China Scare: Why America Shouldn't Panic About Its Lastest Challenger,” Foreign Affairs,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9-12-06/newchina-scare.约瑟夫·奈认为，无论中国当前采取何种行动，美国都将保持某些长期权力优势，美国能够成功应对中国的挑战，但更多取决于国内进步而非外部制裁。Joseph S.Nye,“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ith Chin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43,No.1,2020,pp.7-21.综上所述，美国学界对于中美战略竞争的担忧也有所增强，认为美国能否应对中国战略竞争的关键在于国内而非外部，这与美国的大战略运筹密切相关。
由此可见，鉴于中美战略竞争的持久性，以及两国竞争领域的广泛性，双方的大战略运筹至关重要。约翰·柯林斯认为，大战略是指“在各种情况下运用国家力量的一门艺术和科学,以便通过威胁、武力、间接压力、外交、诡计以及其他可以想到的手段,对敌方实施所需要的各种程度和各种样式的控制,以实现国家安全的利益和目标”。转引自于海峰、潘冠瑾：《从武略到治国方略——大战略观念的演进》，载《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2 期，第36页。时殷弘认为，“国家大战略是国家政府本着全局观念，为实现国家的根本目标而开发、动员、协调、使用和指导国家所有政治、军事、经济、技术、外交、思想文化和精神等类资源的根本操作方式”。时殷弘：《国家大战略理论论纲》，载《国际观察》2007年第5期，第15页。总之，大战略是国家的高级战略，事关国家的全局性和长远发展，是基于国家的总体长远目标，对国家一切可动员资源的运用。对于中美战略竞争而言，其持久性、和平性、广泛性、复杂性，意味着双方的竞争不是某个具体领域、具体地区的战略短时间能够解决的，只有大战略才能决定双方战略竞争的走向。因此，分析近期美国的大战略演进以及未来大战略博弈的态势、探讨中国的应对之道很有必要。
三、美国大战略的演进
由于冷战结束带来的环境变化，美国国内掀起了大战略论争。“出现了新孤立主义战略、选择性接触战略、合作安全战略和单极霸权战略等多种战略选择的争辩。”门洪华：《关于美国大战略的框架性分析》，载《国际观察》2005年第1期，第23页。“对于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利益与目标、威胁与挑战、手段与途径等问题,不同学派根据各自对国际政治现实的理解提出了纷繁复杂的理论模式。不过实际上,冷战后的美国大战略是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多种理论模式的耦合。”潘忠岐：《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理论思辨》，载《国际观察》 2006年第1期，第25—31页。韩召颖等认为，“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演变呈现三大特征：具体战略目标的设定由非传统安全向传统安全转变，对威胁的界定出现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变化，以及在具体战略实践过程中的‘威胁导向型’特点。”韩召颖、黄钊龙：《对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考察：目标设置、威胁界定与战略实践》，载《当代亚太》2019年第5期，第30页。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美国的大战略争论对政策的影响有限，美国大战略不乏延续性的一面。吴征宇认为二战后美国基本采取“选择性干预”战略，以此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这不仅成就了美国占据世界的主导地位,同时也解释了二战后和冷战后美国对欧亚大陆之大战略的惊人延续性。”吴征宇：《离岸制衡与选择性干预——对二战后美国大战略的理论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0期，第33页。还有学者认为冷战后美国的大战略出现了战略惯性，直接结果是决策精英群体难以对其中存在的缺陷进行调整和克服。不过总体来看，美国大战略的本质还是维护其霸权，无论选择何种方式，其目的都在于如何以性价比更高的方式来维护美国霸权，因而美国的大战略就是霸权战略。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大战略面临新一轮论争，其所谓的“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实际上也是美国的霸权战略）面临危机。该大战略提供的目标是维护美国霸权，但随着美国相对实力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其具体的政策路径则在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之间摇摆。实际在小布什政府时期，其单边主义盛行就体现了自由国际主义的危机，奥巴马政府极力回归多边主义，但特朗普政府的“退群毁约”行为则表明单边主义的再次回归。对于美国大战略而言，在国际体系面临深刻变革的背景下，辩论聚焦于两种战略选项：美国应继续推行以深度介入世界事务为主要特征的霸权战略，还是应该开始实施以缩减国际承诺和前沿部署为主要内容的收缩战略。由此可见，在资源有限的背景下如何管理其超级大国地位，成为美国外交战略的首要问题。换言之，未来美国大战略的核心议题是如何做一个“节俭的超级大国”蒲晓宇：《霸权的印象管理——地位信号、地位困境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9期，第35页。，其关键在于能否实现低成本的霸权维护，但这并不会改变美国的霸权战略。自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有关美国大战略是否需要重新大调整的讨论非常激烈。美国国内对于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政府有无大战略以及如何调整大战略的分析颇多。
奥巴马政府执政之初，关于其政府是否存在有效的大战略备受质疑。尼尔·弗格森和米尔斯海默等人都质疑奥巴马政府缺乏大战略。Daniel Drezner,“ Does Obama Have a Grand Strategy？”Foreign Affairs,Vol.9,No.4,2011,pp.57—68.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其实形成了两个大战略，一是旨在削减美国海外军事承诺并加强联盟和伙伴关系的“多边收缩”战略，二是旨在反制挑战的“反攻”战略，而后者并没有得到明确的战略表述。”转引自袁莎：《大战略迷思与大战略困境——实践逻辑下的奥巴马政府大战略评析》，载《战略决策研究》2017年第3期，第85—87页。对于美国的大战略制定而言，威胁评估至关重要，对于威胁评估主要存在理性主义、政治心理学和社会文化三种代表性路径，而美国决策者对外部威胁的认知对于大战略制定与调整具有重要影响。左希迎：《威胁评估与美国大战略的转变》，载《当代亚太》2018年第4期，第4—50页。换言之，寻找敌人是美国大战略制定与实施的重要影响因素。不过也有学者认为，面临国际权力转移和国内政治极化，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在“大战略迷思”压力下进行大战略实践，却导致美国大战略陷入困境。袁莎：《大战略迷思与大战略困境——实践逻辑下的奥巴马政府大战略评析》，载《战略决策研究》2017年第3期,第85—87页。奥巴马政府的大战略困境显著体现了战略目标、战略资源与战略手段之间实现平衡的困境，即美国在战略资源有所减少的情况下采取何种手段才能比较有效地实现其战略目标。
特朗普政府执政后，美国大战略出现了更大的变动。特朗普政府强调重返大国竞争时代，中俄等传统大国是美国的首要威胁。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理念以及美国国际主义遭遇的瓶颈，使得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大战略显得扑朔迷离。美国学术界对特朗普政府是否有大战略、施行的是何种类型的大战略、应该采取何种大战略等关键问题争论不休。刘国柱、史博伟：《在“国际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大战略》,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77页。一般认为，在相对权势有所衰落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的大战略极力强调美国安全环境的恶化和外部挑战的大幅增强，在战略路径上主张单方面强化美国的经济与军事实力，放弃多边主义，撤回对国际机制的支持，以期在未来的大国竞争中取胜。葛汉文：《“拒绝衰落”与美国“要塞化”：特朗普的大战略》，载《国际安全研究》2018年第3期，第82页。特朗普政府大战略调整的基调是谋求以较低的战略成本来实现美国的霸权战略目标。不过特朗普政府的大战略执行也面临着不确定性，其原因在于面临国内政治斗争、政府官僚系统以及国际社会的广泛牵制，加之执政团队内部矛盾及特朗普本人政策态度的多变。葛汉文：《“拒绝衰落”与美国“要塞化”：特朗普的大战略》，载《国际安全研究》2018年第3期，第99—101页。
当然，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美国大战略调整也不乏延续性，其中“印太优先”是明显标志。基于全球霸权护持的需要，美国逐渐将中国视为重要战略威胁，对亚太地区日益重视。纵观冷战后美国亚太战略的演变，从“亚太再平衡”战略到“印太战略”，美国的大战略的调整逐渐以印太为重心，中国因素的影响增强。
总之，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美国霸权大战略调整主要是战略手段的调整，战略目标依然是维护美国的霸权。基于威胁评估的视角，美国将中国日益视为重要威胁，认为中国崛起危及其霸权地位，导致对华战略调整，对华施压明显增强。
四、中美大战略博弈的问题
从近期中美战略竞争的态势而言，大战略博弈至关重要。虽然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印太战略”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中美战略竞争的典型代表，不过与大战略作为国家全局性、长远性的定位相比，只能视其为大战略的阶段性、地区性战略。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需要基于大战略视角，从更广的时空视角进行运筹。
“一带一路”倡议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中美战略竞争的产物。信强认为，“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一项兼具地区发展和全球秩序设计意涵的战略构想，也是与美国展开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国家软实力投射“三重博弈”的战略工具。信强：《“三重博弈”：中美关系视角下的“一带一路”战略》，载《美国研究》2016年第5期，第20—21页。“一带一路”倡议还被视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美两国间的制度竞争，同时也是中国尝试建立新的国际制度的努力。美国认为 “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图在于拓展战略空间，抗击美国战略，增强中国的欧亚地缘影响力，为此在应对举措方面采取了“印太战略”。龚婷：《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和行动：演进及现状》，载《和平与发展》2019年第5期，第54—55页。美国国内虽然也不乏一些理性、客观的声音，但是总体上对中国的战略意图存在较大疑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中国制衡美国霸权、塑造外部安全环境、对冲TPP、重塑国际秩序的战略诉求，将给中美之间带来广泛的竞争，并会威胁到美国在欧亚大陆的利益和领导地位。
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和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印太战略”被视为是中美战略竞争的显著体现，甚至被认为是两国的大战略博弈。不过两者之间是具有零和性质的遏制与反遏制，还是又竞争又合作，可谓见仁见智。“亚太再平衡”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之间虽有竞争乃至对抗的一面，但并非遏制与反遏制的关系。中美应该在不同方面互相调适，以便在和平的状态下建立双边关系的新均衡。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在中国被广泛解读为一种“遏制”中国的新战略，其目的是通过在战略上限制中国和防范中国，谋求以低成本维持美国主导的亚太秩序。可以被解读为在战略不确定的环境中，美国发出一系列信号，以巩固和重塑其领导地位。不过“亚太再平衡”战略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战略平衡问题。美国面临在战略上“保持介入”和“进行收缩”的两难选择，存在过度扩张的风险。战略失衡问题主要体现在其经济实力与战略构想、实施能力之间的落差暴露无遗，军事、外交、经济三大手段参差不齐。
“印太战略”也是美国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烈的涉华指向性。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战略视野就开始从“亚太”转向“印太”，“印太”概念已融入到其战略思维和具体的战略实践之中。对于“印太战略”，中国学界大多认为其存在遏制中国的一面，应该积极应对，但也不应将美日澳印视为铁板一块。中国一方面要高度重视“印太”概念的建构及其战略和安全意涵，另一方面，更要采取积极应对之策，参与并塑造“印太”格局本身。但也有学者表示了担忧，认为“印太战略”有可能推动形成一个对抗中国的军事和经济联盟体系。不过从目前的进展来看，“印太”联盟战略存在内外困境，难以形成多边联盟。总体来看，尽管“印太战略”是包含政治、经济和安全等多维诉求的综合性战略设计，但战略内涵却与地区地缘格局新态势相悖，战略不可避免地面临发展局限。
不过显而易见的是，“一带一路”倡议与“亚太再平衡”战略、“印太战略”不过是中美之间阶段性博弈的体现，并不能完全主导中美战略竞争的结局。对于中美双方而言，大战略博弈才是持久之道，中美双方如何将各自的阶段性战略、地区战略、局部战略纳入其大战略框架非常重要。中美战略竞争呈现长期性、全面性、和平性，在这场可能是“百年马拉松”的竞赛当中，竞争与妥协会同时出现，斗争与合作并存，中美双方都难以通过直接军事冲突来战胜对方，“内圣外王”才是适宜路径。
五、中国的应对之道
对于中国而言，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需要基于大战略来运筹帷幄，因此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充分意识到中美战略竞争的长期性和常态化。美国为了巩固和强化自身的霸权地位，将中国视为首要威胁，导致中美在诸多领域的问题被视为关系到两国国际主导权之争的关键问题，零和博弈更加激烈。如美国不断打压中国在可能影响两国核心竞争力领域的发展。对此，中方要认清美方的战略意图，确立对美竞争的基本方略，坚持以合作与竞争的两手灵活应对，争取与美国的良性竞争。在战略运筹上既要有战略定力，也要有战略韧性。
二是要谨防出现战略透支。中国的大战略运筹要加强战略定力，增加战略韧性，避免出现战略透支。“战略透支被界定为一个大国在执行一项扩张性对外战略时，战略投入显著超出自身的资源承载和动员能力，必须以损耗其他战略目标的方式持续汲取额外的内部和外部资源，导致其短期和长期战略目标难以达成，最终导致国力损耗和衰退。”刘丰：《战略透支：一项概念分析》，载《战略决策研究》2017年第3期，第25—30页。时殷弘认为，中国从对外战略方面的“战略军事”为主转变为“战略经济”为主，国家目的与手段、目标与资源之间大致平衡是绝对必需，如此才能避免“战略透支”问题。时殷弘：《传统中国经验与当今中国实践：战略调整、战略透支和伟大复兴问题》，载 《外交评论》2015年第6期，第57页。对于中国的大战略而言，如何实现行稳致远，避免出现战略透支至关重要，如此才能与美国进行长期竞争，特别是当前中国周边挑战同样显著，如何处理好对美战略与对日、对印等战略尤为必要，为此需要战略有所侧重，避免战略重心迷失。
三是面子和里子软硬结合开展对美外交。中美战略竞争不是短时期内能够解决，需要尽可能的谋求中美关系的斗而不破，实现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结合。在面子方面尽可能照顾两国的基本尊严，在核心利益方面坚持原则，在次要利益方面可以加强利益协调。一方面，顾全面子、相互尊重对于大国而言非常重要，这就需要在舆论方面适当降温降调，控制国内民族主义，加强舆论引导，避免过于情绪化的言行恶化中美关系。另一方面，中国在核心利益方面坚持底线有助于减少两国的战略误判，使得中美之间更好地建立危机管控机制，特别是对灰色地带竞争的管控，避免中美之间爆发军事冲突。杨洁篪指出：“中美之间也曾经历过风风雨雨和重大波折，但两国都能够从历史和大局出发，管控矛盾和分歧，妥善处理敏感问题，维护了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发展的势头。”《杨洁篪署名文章：尊重历史 面向未来坚定不移维护和稳定中美关系》，2020年8月7日，外交部网站，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t1804724.shtml.展望未来，尽管中美战略竞争有所加剧，但合作也仍有必要，双方只要相向而行，也能维持中美之间和平相处的局面。
四是通过国际制度加强权势转化，增强中国的战略能力。目前，中国的重要战略困境之一是实力向影响力的转化有限，导致大战略的动能不足，这就需要诉诸国际制度建设。尽管特朗普政府“退群毁约”行为不断，但“规则政治”依然是美国霸权护持的常规手段。为了做好对美长期竞争准备，中国也要加强制度建设，多用和善用国际规则，实现对美竞争的权力、制度和观念的组合拳，中国适宜通过补充性和非竞争性制度扩大在不同领域的影响力，关注国际制度空白、边缘国家，在国际公共产品提供方面更加有所作为。
五是巩固周边地区战略基石。中美战略竞争目前主要聚焦在亚太地区，归根结底还要看两国在亚太地区的朋友多寡，实现“集势以胜众”的效果。实现对美外交和周边外交的协调与统一，需要中国增加周边地区影响力。周边地区是中国的战略基石，对于中国大战略的行稳致远至关重要。周边国家大多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利益关系对其战略导向具有重要影响。通过密切同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安全合作，增加周边地区公共产品提供，不断促进利益交融，推进周边地区的发展与繁荣，可以较好地巩固中国周边地区的战略基石，减少周边国家加入美国主导的国际反华联盟的可能性。
六是加强中国的短板建设。鉴于中美竞争的常态化，中国需要加强自身的短板建设，减少自身的脆弱性。其一是加强中国在高科技、金融等领域的能力建设，增强对美博弈的底气和韧性。从近期美国对华战略施压来看，其大量使用长臂管辖手段，在高科技领域尤为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中美在高科技领域的差距。高科技关乎中美两国的长期发展与核心竞争力，即便遭遇美国的多重打压和国际围堵，中国也要不断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在金融领域，中国既要优化金融行业的发展，也要在国际金融领域不断拓展影响。其二是加强对港台疆藏等分裂态势研判和立法防范，减少美国介入的可能性及其影响。从中美博弈进程来看，美国经常利用港台疆藏等议题干涉中国内政，滞缓中国的发展。对此中国要加强对各种分裂势力的打击，特别是要注重从立法上进行防范。特朗普政府基于“人权问题”介入中国内政，通过经济制裁施加压力的路径值得警惕。其三是加强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多利用国际媒体发声，不断提升中国国际形象。面对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不解、误解甚至是污名化等现象，中国需要加强国际话语权建设，将国际形象作为重要的软实力进行培植和运用，增强对美战略竞争的道义性。
结 语
中美战略竞争是两国关系近年来发展的主要态势，对中美关系具有深远影响。由于美国战略调整日益将中国视为其霸权地位的首要威胁，对华制衡会日益增强，中美战略妥协难度增加。尽管美国政府更迭对其对华战略会有所影响，但对于中美战略竞争大局的改变有限，改变的主要是战略手段和竞争强度。以往，中美竞争和合作并存是常态，如今令人担忧的是中美竞争的不断增强并不乏失控的可能性。显然，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难以通过直接对抗的方式在短时期内来解决，而更有可能是一场“百年马拉松”，两国的大战略运筹至关重要，与两国的国家实力、治理能力、外交协调、战略运筹等密切相关。对于中国而言，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当前及未来的大战略，对此要基于大战略视野进行运筹，基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集中战略资源，优化战略手段，减少战略消耗，避免战略透支。尽管中美战略竞争难以改变，但双方都不希望发生军事冲突，保持和平竞争符合双方的共同需要，这样使得双方保持对话与沟通很有必要，也使得中美战略有缓和的可能。此外，中美战略竞争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的合作几无可能，中美在一些领域依然可以展开合作，对此要尽力争取维持和扩大中美合作的领域与深度，使得中美战略竞争不至于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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