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中古礼学和礼制研究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中古礼学和礼制研究杨 英
摘 要：中国古代的礼是传统礼学、庙堂礼典、乡里礼秩的综合。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古礼学和礼制研究成果丰硕。传统礼学中，中古从累积进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三礼义疏之学开始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庙堂礼典则经历了因不同背景的政权或同时林立，或此起彼伏而造成的一次次重构，这重构在曲折反复、内容变异的同时，也在丰富乃至改写着中古吉凶军宾嘉五礼的内涵，这方面成果迭出，个案累积丰富；乡里礼秩在中晚唐首先出现，出现了最初的“礼制下移”趋势，私家庙制、敦煌书仪、乡饮酒礼等均是此脉络中不同侧面的构成点，改革开放以来研究稳步推进。
关键词：中古时期；礼学；礼制；三礼；五礼；改革开放
引 言
礼，是中国古代贯穿始终的一整套对政治制度、社会结构进行整体设计、调适、约束的全方位规范，它渊源古老，从周代起就达到了思想上高卓凝练，结构上宏大精细，细节上叹为观止的地步，举凡名物器用、典章制度、经籍版本，无不可以归入礼学范畴；而郊祀祭祖、庙堂朝觐、观兵振旅、丧服守缌，乃至亲属间的称谓仪式、各阶层的婚丧嫁娶种种，无不可以归入礼制，其内容包罗万象，几乎囊括了古代社会从廊庙到民间，从平吉到凶丧的一切制度设计和生活事相，因朝代更迭和社会变动造成的相应变化更是层出不穷，因此“礼”是三礼礼学、庙堂礼典、乡里礼秩三方面的综合，是从庙堂到乡里，从书本到实践，全方位制度化的一套体制和行为规范。虽然从古代起就有被包涵在经学研究中的三礼经典和名物制度的训诂学，但是，现代学术范式下的礼学与礼制研究是20世纪才开始有的。尤其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礼学与礼制研究成为一个新的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各段礼学和礼制研究都涌现出大量成果，中古礼学和礼制(尤其是后者)的研究成果可以用“井喷”来形容。下文将具体介绍学界对中古传统礼学、庙堂礼典、乡里礼秩三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
一、先声：日台、西方学者的中古礼制研究
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人们的思维禁锢尚未完全打破，学术研究领域百废待兴，就礼制研究而言，日本、中国台湾和西方学者暂时走在了前面，堪称后来大陆学者礼制研究的先声。
(一)日、台学者的中古礼制研究
在日、台学者中，各种不同学术训练背景的学者介入中古礼制研究，从“擦边球式”的礼制研究，到专门的礼制研究成果都有。“擦边球式”的礼制研究大致是制度史背景的学者在研究中涉及到的礼制研究的某些方面，专门的礼制研究则直接深入礼典本身。日本学者研究中古礼制成就最卓著的是金子修一，他从1970年代研究起步一直至今，硕果累累。他从皇帝祭祀的角度切入，研究涉及魏晋隋唐的郊祀、宗庙、即位礼等领域，用实证的方法还原了这些礼制的结构和实施过程，如《魏晋より隋唐に至る郊祀·宗廟の制度にっいて》《中国古代における皇帝祭祀の一考察》《皇帝祭祀より見た漢代史》《唐代の大祀·中祀·小祀にっいて》《唐の太極殿と大明宮:即位儀礼におけるその役割にっいて》《关于魏晋到隋唐的郊祀、宗庙制度》《北魏における郊祀·宗廟の祭祀にっいて》等等(1)分别见《史学雑誌》88(10)，1979年；《中国古代における皇帝祭祀の一考察》，《史学雑誌》87(2)，1978年；《皇帝祭祀より見た漢代史》，《大東文化大学漢学会誌》43,2004年；《高知大学学術研究報告》人文科学編，1976年；《山梨大学教育学部研究報告》44，1993年；《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60-370页；《山梨大学人文学术纪要》47,1996年。。他还考察了皇帝祭祀和国家祭祀之间的关系，如《唐朝と皇帝祭祀——その制度と現実》(2)金子修一：《特集 唐王朝をどう考えるか》，《歴史評論》第720期,2010年。。这些论文观点多数被集中收入《古代中国と皇帝祭祀》(3)金子修一：《古代中国と皇帝祭祀》，东京：汲古书院，2001年。中译本名为《中国古代皇帝祭祀研究》，徐璐、张子如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8年。。金子由纪、江川式部等学者撰写了书评。他还坚持对礼制文献作一手考证，近年来出版了《大唐元陵儀注新釈》(4)金子修一：《大唐元陵儀注新釈》，东京：汲古书院，2013年。，用力和勤勉可见一斑。
除了金子修一之外，渡边信一郎的研究涉及政治制度、礼仪、乐制等多个领域，他的《天空の玉座——中国古代帝国の朝政と儀礼》(5)渡边信一郎：《天空の玉座——中国古代帝国の朝政と儀礼》，东京：柏书房，1996年。值得格外关注，此书的中译本《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比较史的视角出发》(6)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比较史的视角出发》，徐冲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由徐冲完成。渡边信一郎考察礼仪时的基本视角是在关心权力的空间构成，将礼仪当作权力在一定空间运行的程式，如《宮闕と園林——36世紀中国における皇帝権力の空間構成》(7)渡边信一郎：《宮闕と園林——3-6世紀中国における皇帝権力の空間構成》，《考古学研究》季刊47(2),2000年。就体现了这种研究方法。妹尾达彦对隋唐时期长安城礼仪空间的营造及其变化进行了别开生面的研究，他指出隋及唐初的长安城以宇宙论为基础，国都是以皇帝为中心的国家礼仪的舞台，这些礼仪实现了宇宙秩序与人间秩序的沟通，成为祈求王朝正统性的重要方式。后来大明宫的建造打破了长安城的空间对称，国家礼仪的轴线开始向东偏移，道教崇拜、民间习俗都参与了这一历史过程(8)妹尾达彦:《唐長安城の儀礼空間——皇帝儀礼の舞台を中心に》，《東洋文化》72，1992年；《円仁の长安——9世纪の中国都城と王権儀礼》，《中央大学文学部史学紀要》53，2008年；《长安:礼仪之都——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为素材》，《唐研究》第15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这一阶段还有多位日本学者进行了扎实的中古礼制研究，本文在此仅胪列一小部分，如：小南一郎《射の儀礼化をめぐって》(9)小南一郎编：《中国古代礼制研究》，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5年，第47-116页。，户崎哲彦《唐諸帝号攷(上)——皋陶から睿宗まて》《唐諸帝号攷(下):殤帝から哀帝まで》(10)户崎哲彦：《唐諸帝号攷(上)——皋陶から睿宗まて》《唐諸帝号攷(下):殤帝から哀帝まで》，《彦根論叢》264、266，1990年。《唐代皇帝受冊尊号儀の复元(上、下)——唐代皇帝即位儀礼の复元に向かって》(11)户崎哲彦：《唐代皇帝受册尊号仪の复元(上、下)——唐代皇帝即位仪礼の复元に向かって》，分别见《彦根論叢》272、273、274，1991年。《唐代尊号制度の構造に向かって》(12)户崎哲彦：《唐代尊号制度の構造に向かって》，《彦根論叢》278，1992年。，佐藤和彦《唐代における皇后·皇太后の冊位に関する一問題——〈大唐開元礼〉所見の“皇后正殿”》(13)佐藤和彦：《唐代における皇后·皇太后の冊位に関する一問題——〈大唐开元礼〉所見の“皇后正殿”》，《立正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年报》17，1999年。，丸桥充拓《唐宋变革时期の军礼と秩序》(14)丸桥充拓：《唐宋變革時期の軍礼と秩序》，《東洋学研究》64(3)，2005年。后收入《唐代军事财政与礼制》，张桦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8年。等等。新城理惠复原了唐代的先蚕礼和籍田礼(15)新城理恵:《唐代先蚕儀礼の復元:〈大唐開元禮〉先蚕条訳註を中心に》，《史峰》7，1994年；《中国の籍田儀礼にっいて》，《史境》41，2000年。，梳理了其仪式，探讨历代源流，着重探讨这一礼仪与皇后权力的关系。这一阶段日本学者的礼制研究，或从皇帝权力、天下秩序、东亚世界的格局等视角出发，或对礼制各组成部分的细节进行考察，筚路蓝缕，摸索范式，对中、日下一代学者的影响都很大。
台湾学者的礼制研究跟日本有类似的地方，高明士研究释奠礼，视角集中在古代教育、道统上(16)高明士：《中国中古的教育与学礼》，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唐代的释奠礼制及其在教育上的意义》，《大陆杂志》第61卷第5期，1980年；《隋唐庙学制度的成立与道统的关系》，《台大历史学报》第9期，1982年。，其《皇帝制度下的庙制系统——以秦汉至隋唐作为考察中心》(17)高明士：《皇帝制度下的庙制系统——以秦汉至隋唐作为考察中心》，《文史哲学报》(台北)第40期，1993年。以皇帝制度为背景考察了庙制系统。甘怀真也研究庙制，他的《唐代家庙礼制研究》(18)甘怀真：《唐代家庙礼制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年。全面探讨了唐代家庙制度的渊源、建筑形式、地理分布、相关祭祀的制度规定、跟身份制度的关系等等，他还在《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19)甘怀真：《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3年。涉猎了更广的礼学与礼制研究，该书分上、中、下篇，上篇为“礼观念的演变与儒教国家的成立”，包括“先秦礼观念再探”“西汉郊祀礼的成立”“‘制礼’观念的探析”“《大唐开元礼》中的天神观”四个专题；中篇为“政治学与经典诠释”，其中跟礼有关的是“汉唐间的丧服礼与政治秩序”，下篇为“礼制与‘东亚世界’的政治秩序”。书中运用“儒教”“经典诠释”“士大夫社会”等概念，探讨儒者在特定的历史脉络下如何通过儒家经典诠释以创造多面相的政治秩序。本书涉及到的议题非常多，包括郊祀、服丧、礼的观念、制度，皇帝制度等等，所跨时段从汉至晋至唐，涉及礼学的纷争和礼制重构等专门内容，引入视角和方法，启发意义大于实证意义。此外还有黄进兴对孔庙、武庙祭祀制度的研究论文，是将孔庙、武庙祭祀放在儒家道统和政治文化演进的大背景下考察的(20)黄进兴：《权力与信仰：孔庙祭祀制度的形成》，《大陆杂志》第86卷第5期，1993年；《学术与信仰：论孔庙从祀制与儒家道统意识》，《新史学》第5卷2期，1994年。均收入氏著：《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台北：允晨文化事业公司，1994年。黄进兴：《武庙的崛起与衰微(七迄十四世纪)：一个政治文化的考察》，周质平等主编：《国史浮海开新录——余英时教授荣退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第249-282页。。
以上这些均不是直接深入礼制本身考察的路子，而是将礼制中的某些点放在东亚儒家文化大背景下考察，在启迪思路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二)西方学者的研究
西方学者的研究与日、台学者非常不同。由于语言的隔阂，少有西方学者深入研究礼学文本，但他们素来深厚的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传统深刻影响了他们的中国古代礼制研究。其中麦大维的礼制研究集中于唐代，其专著《唐代的国家与学者》(21)David McMullen, State and Scholars in T’ang China(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中文版见《唐代中国的国家与学者》，张达志、蔡明琼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 和《官僚与宇宙论：唐代的礼仪编码》(22)David McMullen, Bureaucrats and Cosmology: The Ritual Code of the Tang Dynasty, David Cannadine and Simon Price ed. Rituals of Royalty: Power and Ceremonial in Traditional Societie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均涉及国家的制度和政策导向与唐代儒学发展之间的关系，对唐代三部礼典(《贞观礼》《显庆礼》《开元礼》)的编修，有关郊祀、太庙、明堂、封禅等礼仪之争，礼制在科举制度中的位置等唐代礼制的重大问题等等作了提纲挈领式的研究。魏侯玮1985 年出版了专著《玉帛之奠:唐代合法化过程中的礼仪和象征性》(23)Howard J.Wechsler, Offerings of Jade and Silk: Ritual and Symbol in the Legitim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中国学者对此书的介绍，见朱溢:《事邦国之神祇:唐至北宋吉礼变迁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导论”第13-14页。，探讨唐代前三朝皇帝如何运用礼制和历法、童谣之类的象征事物体现李唐王朝的统治合法性。此书采用了很多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对即位、郊祀、宗庙、先代帝王、巡狩、封禅、明堂等重要礼制的历史源流和现实功能进行了分析，是目前西人的唐代礼制研究中最具理论深度的作品，在西方汉学界有一定影响。熊存瑞《隋唐长安：中古中国的城市研究》(24)Victor Cunrui Xiong, Sui，Tang Chang’ an: A Study in the Urban History of Medieval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re for Chinese Studies Publications, 2000).亦从空间的角度研究城市，部分涉及到礼制内容。这几部书著均是从西方人文社科的分科领域考察唐代典章制度的，几乎不涉猎中国古代礼学和礼制本身那一套自洽的话语，这是西人研究中国礼制的特点。相比之下，伊佩霞的实证性研究更加闪出光芒，1991年她出版两种有关朱子家礼的专著，其一为《〈朱子家礼〉：十二世纪中国冠、婚、丧、祭礼典施行的指导手册》(25)Patrica B. Ebrey, Chu Hsi’s Family Rituals: A Twelfth Century Chinese Manual for the Performance of Cappings, Weddings, Funerals, and Ancestral Ri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是《朱子家礼》的英文文本翻译与介绍，另一为《帝制中国时代的儒教和家礼：一种有关仪礼的社会史书写》(26)Patrica B. Ebrey, Confucianism and Family Rituals in Imperial China: a Social History of Writing About Ri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ty Press, 1991).，至今仍是西方世界研究《家礼》的代表性奠基之作。
以上是日台和西方学者的中古礼制研究。日台学者偏于实证，西方学者则因学术传统跟中国的差异巨大，显示出了万花筒般的景象。他们的研究对大陆学者而言具有积累范式、展现新研究领域的意义，尽管所展现出的东西在当时大陆学者眼里是东鳞西爪的，但这些吉光片羽的是重要的，它开启了下面“新声妙入神”的阶段。
二、大陆学者前二十年的中古礼制探索：概念、视角、方法
“礼俗”概念和视角是民国时期舶来的，这一时期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和方法被引进，许多概念和领域国人先前未曾听闻，从社会史角度研究将“礼”当做一种风俗加以研究就是这样的一种视角。以《民国丛书》为例，《民国丛书》选出一千种影印，编入五百册，是模仿《四部丛刊》而来，内容涉及哲学、佛学、基督教、回教、社会学，民族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等。其中杨树达先生的《汉代婚丧礼俗考》是当时以礼俗为切入视角的名著，该书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改革开放之后，礼俗作为一个新研究领域进入大陆学者视野，极大开拓了80年代至21世纪初的学术领域并显出巨大活力。但这一阶段用“礼俗”视角切入的著作中，介绍性、通论性的占了大多数(27)这里挂一漏万地列举部分以“礼俗”冠名的专著：何联奎：《中国礼俗研究》，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83年；徐吉军：《中国丧葬礼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乔继堂：《中国岁时礼俗》，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高寿仙:《中国宗教礼俗：传统中国人的信仰系统及其实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王昌富:《凉山彝族礼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刘善群:《客家礼俗》，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田广林:《契丹礼俗考论》，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5年；王炜民:《中国古代礼俗》，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杜家骥:《中国古代人际交往礼俗》，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郭振华:《中国古代人生礼俗文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等等，均为介绍性、通论性的作品。，深厚专精的学术著作很少，较有价值的中古礼俗研究有谢宝富《北朝婚丧礼俗研究》(28)谢宝富：《北朝婚丧礼俗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该书考证了婚龄、婚聘礼俗，以及魏、齐、周宗室男女的通婚、守节与再嫁、后娶与妓妾等问题，在当时具有填补中古礼俗研究空白的意义。朱大渭等著《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29)朱大渭等著：《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中亦有部分内容涉及到中古礼俗；赵守俨《唐代婚姻礼俗考略》(30)赵守俨：《唐代婚姻礼俗考略》，《文史》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亦对唐代婚姻礼俗作了考证。但是“礼俗”视角毕竟是舶来品，假如它在民国时期起了引进概念、开阔视野的作用的话，在人文社科研究愈来愈成熟的21世纪，学者若要继续采用这一概念就需要越来越专门的礼经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和历史人类学知识，但一直以来学者们在礼俗研究中，各自概念界定有太多主观和随意的地方，究竟哪些内容是礼俗尚未达成共识，这些都反映出当时的礼俗研究处于刚刚起步摸索门径的阶段，有待于学者继续努力。
中古礼制研究这段时间开始了最初的起步。首先是陈戍国的的六卷《中国礼制史》(31)陈戍国：《中国礼制史》(全六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2011年。从先秦一直到元明清通叙历代礼典，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32)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亦属此类，此二书有开创之功，但未及关注到礼制背后的政治制度、官僚结构、社会组织等诸多复杂因素。此外，任爽《唐代礼制研究》(33)任爽：《唐代礼制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介绍了吉、宾、军、嘉、凶等唐代礼制的基本内容及其演变以及唐代的礼制与唐代的法律、社会、政治等的联系，是中古礼制研究起步时代的作品。
以上是前二十年中古礼学和礼制研究的状况。经过了这一阶段的探索和积淀，礼学和礼制研究终于在后二十年迎来了它的大发展，它生机勃勃，对于补充以往史学研究框架下被遗忘的那些角落的历史真相，探求不同历史时段国家和权力的存在方式、各阶层人们生活的真实场景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也使得史学研究走出以往按经济、政治、文化等模块粗分领域，而后彼此关联甚少的那么一种状态，走上更具体、更生动，也更接近历史真实的新台阶。中古礼学和礼制研究，尤其是礼制研究，跟其他断代相比最为活跃，有活力的学术增长点不断出现，完整的学术框架日渐清晰。虽然学者们因为不同的学术训练和问题意识，关注的问题各有侧重，这种多视点的研究对于勾勒出中古礼制层面众多的实相恰恰有慢慢积累个案的意义。中古时期，礼学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三礼注疏学从发展成熟到登峰造极；礼制则可分为两个层面：庙堂的礼典(国家的五礼礼典)得以一次次重构并获得重大更新，这是国家的层面；乡里礼秩在中晚唐初见端倪，是后来近古时期极为重要的“礼制下移”的源头所在，这是社会的层面。下面就这三方面分别介绍学界的研究。
三、中古礼学义疏的发展和成熟
魏晋至隋唐的礼学义疏研究近二十年开始展开。这一阶段三礼总义性质的研究有杨天宇《郑玄三礼注研究》(34)杨天宇：《郑玄三礼注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该书从校勘与训诂两个方面重点研究了郑玄三礼注的成就，是从经学脉络来研究三礼学的代表性成果。乔秀岩(桥本秀美)是著名的礼学专家，他的研究涉及文献点校、三礼本身及其版本学、三礼义疏等等方面，还撰写了大量书评。其中跟中古礼学有关的有《〈礼是郑学〉说》《论郑王礼说异同》《经疏与律疏》(35)乔秀岩：《〈礼是郑学〉说》，林庆彰主编：《经学研究论丛》第六辑，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9年；《论郑王礼说异同》，《北大史学》第13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7页；《经疏与律疏》，蔡长林主编：《隋唐五代经学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9年。，其专著《义疏学衰亡史论》(36)乔秀岩：《义疏学衰亡史论》，台北：万卷楼图书公司，2013年。从今存中古义疏中对诸家之说阐幽发微，极为不易地勾陈出了中古义疏学衰亡的轨迹。梁满仓的专著《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考论》(37)梁满仓：《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考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有部分内容叙述了魏晋南北朝的三礼之学；张帅《南北朝三礼学研究》(38)张帅：《南北朝三礼学研究》，山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对南北朝三礼学作了综述性研究；华喆《礼是郑学：汉唐间经典诠释变迁史稿》(39)华喆：《礼是郑学：汉唐间经典诠释变迁史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以“礼是郑学”作为理解经典、分析礼说的方法，回溯了从郑玄礼学创立到唐代《五经正义》的编订为止五百年经学发展的过程，重新梳理了汉唐经学诠释的发展脉络，提出汉唐经学传统是以“如何理解郑玄”为主轴构建而成的，围绕郑玄说及后来学者对郑玄的质疑、批评、调整和回归等，发掘出经说本身的演变关系，是近期礼学研究的新锐力作。
丧服制度是中古时期礼学的重要内容，并对当时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大影响。张焕君对魏晋南北朝丧服制度作了研究(40)张焕君：《魏晋南北朝丧服制度研究》，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并以此为基础发表多篇论文。他以郑玄、王肃关于三年之丧的丧期之争为主线,考察了双方争论的理论依据以及两汉以来的实行情况，认为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与经典之间相互作用，形成密切的互动关系(41)张焕君：《从郑玄、王肃的丧期之争看经典与社会的互动》，《清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他还考察了丧服变除与情礼兼重、礼玄双修与情礼冲突、称情直往与观念调适三方面内容，认为居丧之礼在魏晋时期也受到格外重视，经典与社会间没有完全割裂，新的经典也在二者的妥协过程中产生(42)张焕君：《从居丧之礼的变化看魏晋时期孝道观的调适》，《史学集刊》2011年第6期。。史睿《魏晋士人的伦理困境与丧服之争》分析了魏晋时期丧服之争的内在含义(43)史睿：《魏晋士人的伦理困境与丧服之争》，汤勤福主编：《中国礼制变迁及其现代价值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5年。。任慧峰、范云飞认为六朝礼学主要存于家族，南朝与北朝的士族、郡姓也需要礼法来区别门第、整顿宗族乡里，这两者相辅相成，六朝国家礼典的修订无不由世家大族来承担，本来应该由国家掌控的朝仪之学成了士族世代相传的家学，这种情况到了隋唐才得以改变(44)任慧峰、范云飞：《六朝礼学与家族之关系再探》，《孔子研究》2016年第3期。。赵澜考察了唐代丧服制度(45)赵澜：《唐代丧服制度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但总体说来，由魏晋时期的礼学注疏嬗变到社会风气改变的细化研究仍然不够充分。
隋唐时期是礼学注疏学的巅峰。李洛旻介绍了贾公彦《仪礼疏》的版本、基本内容和学术渊源，并对贾疏解郑玄注(明据、解义、证说)的方法作了深入剖析，阐述了贾疏中的尊卑系统及原则，并对昏礼、乡饮酒礼、乡射礼、丧礼、飨礼、聘礼等具体礼典环节作了考述，分析了吉、凶礼的界线，并对贾疏各礼典中的器物(鼎、币等)使用原则、仪容动作仪节作了阐述，还将《仪礼疏》与《周礼疏》作了比较，指出《仪礼疏》的得失，可谓目前贾疏研究最为专精的作品(46)李洛旻：《贾公彦〈仪礼疏〉研究》，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17年。。吴丽娱考察了王通《续六经》对经典意识的影响，认为《续六经》是试图创建中古正统和打造帝王之道的新篇章，不仅影响了贞观之治，也带动了隋唐之初的疑经改经之风，引发了诸多经学争议和礼制改革，促进了新经典的出笼和经典意识的变化;王通的精神还启迪了唐后期韩愈建立的新道统和宋学，所以经典和经典意识的变化是隋唐之际的特色之一(47)吴丽娱：《从王通〈续六经〉到贞观、开元的改撰〈礼记〉——隋唐之际经典意识的变化》，《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3期。。吴羽则以唐《五礼精义》为切入点对中晚唐礼学的新趋向作了考察，认为在藩镇跋扈的背景下，各种治礼者试图提出解决之道。韦彤《五礼精义》试图通过辨析历代制度沿革，阐明礼仪背后的礼“义”，打通三礼之学与仪注之学的道路，目的是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这是唐代学术变迁的一个缩影。到北宋，韦彤《五礼精义》成为礼仪机构的案头必备书，经过北宋对唐代礼制和礼学的消化吸收和改造，宋代礼仪和礼学真正走向了成熟(48)吴羽：《今佚唐代韦彤〈五礼精义〉的学术特点及其影响——兼论中晚唐礼学新趋向对宋代礼仪的影响》，《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5辑，2009年，第148-168页。。冯茜《唐宋之际礼学思想的转型》(49)冯茜：《唐宋之际礼学思想的转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虽然重点在宋代，但序章和第一章部分涉及唐代部分，认为唐代杜佑编撰《通典》反映了“通礼”传统，并对中晚唐礼书编撰中的礼学作了考察，反映了新一代学者已注意到礼学对礼典文本重构的影响，并着手开始具体研究。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礼学注疏从渐进走向登峰造极，从目前的学术成果看，三礼注疏之学的具体内容及其脉络成果不丰，有待深入，至于如何为各政权服务的研究更是刚刚开始。以上这些研究成果可谓起点很高，但尚未出现集中成片并且形成脉络的研究，因此未来有待在方法上综合文献学和制度史研究，以求获得新突破。
四、中古庙堂礼典的重构
礼制研究在这一阶段全面铺开，成果增长十分迅猛。首先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礼与中国古代社会》，该书以礼制通史的形式面世，兼涉礼学(包括三礼文本、礼学思想、家礼)和礼制(各朝吉凶军宾嘉五礼、乡里礼秩)等领域，它是一个建立新世纪礼学、礼制研究范式的尝试，是一个起点高、内容全的重大成果(50)汤勤福：《中国礼制史研究的创新之作——评〈礼与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1期。。中古章节中，魏晋南北朝部分由梁满仓执笔，隋唐部分由吴丽娱、雷闻执笔。在该书中，魏晋南北朝五礼得到了通叙性研究，隋唐庙堂礼典、国家祭祀的内容则反映了一时前沿(详下文)。另外郭善兵《中国古代帝王宗庙礼制研究》(51)郭善兵：《中国古代帝王宗庙礼制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中也有中古部分的内容。因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庙堂礼典重构的重要阶段，这重构一次又一次，有中原模式、有北族模式，所有这些因素到唐代汇聚成了唐代五礼的高峰，再加上当下学者们的投入，所以该阶段庙堂礼典重构的研究成果多且重要。
(一)魏晋南北朝礼制研究(庙堂礼典部分)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顾涛《汉唐礼制因革谱》(52)顾涛：《汉唐礼制因革谱》，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该书是作者穷十年精力，对汉唐礼制(主要是传世文献记载)之因革作认真梳理的集大成专著，全书达117万字，作者追寻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认为隋唐制度前有三源(北魏北齐、梁陈、西魏北周)的思想脉络，上溯汉、魏，下至唐《开元礼》，以朝代为框架分为礼制创立(西汉)、成型(东汉至西晋)、成熟(东晋南朝)、新建(北朝)、极盛(隋至唐开元)五卷，严格依时间先后为序将史料予以系年、考辨和疏释，作者“近距离地拿着放大镜”极仔细地考察比对从汉至唐开元年间历代礼制的前后因革、歧出和流变，试图梳理出在《仪礼》和《大唐开元礼》两座高峰之间，九百年间各项礼制的枝节变化。本书对汉唐礼制文献的勾稽考辨堪称登峰造极，不足之处是仅用文献学方法略显单一，难以做到对礼制重构的诸个案细节的全面还原，这也是目前限制礼制研究整体水平继续提高的瓶颈。
此外便是三国礼仪。三国礼仪向来关注的人较少，梁满仓则认为三国时期社会礼仪具有与国家礼仪同等重要的地位,一些社会礼仪行为与国家政治发生了紧密的联系，国家礼法在某些方面开始对社会礼仪进行约束和规范(53)梁满仓：《三国礼仪的内容及特点》，《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12年第7期。。李万生在分析蜀汉亡国原因时认为，诸葛亮因于蜀汉有不世功勋，亮去世后三十年蜀汉君臣为之在沔阳立庙，此为非礼，因为按礼制诸葛亮仅可配食于昭烈帝刘备庙而不可以单独立庙享祀，蜀汉君臣知此为非礼而立庙祭祀，可谓精神崩溃(54)李万生：《礼秩与国运——蜀汉亡国原因探讨》，《清华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此说新颖，但是为诸葛亮立庙祭祀属于后来历史常见的礼制重构现象，与蜀汉的精神崩溃和亡国之间的关系尚值得作更深入考察。
魏晋时期庙堂礼典研究近年逐步展开。首先是梁满仓《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考论》(55)梁满仓：《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考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本书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吉凶军宾嘉五礼的制度化过程作了全面考察，涉猎了五礼的仪节、功能等，囊括中古时期的礼学、礼制范围，在中古礼学研究中有开辟领域之功。杨英有多篇论文研究魏晋南北朝礼制的多个个案，《魏晋郊祀及祭祖礼考》概括地考察了魏晋时期的郊祀和祭祖礼(56)杨英：《魏晋郊祀及祭祖礼考》，《北大史学》第9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曹操“魏公”之封与汉魏禅代“故事”——兼论汉魏封爵制度之变》(57)杨英：《曹操“魏公”之封与汉魏禅代“故事”——兼论汉魏封爵制度之变》，《苏州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以曹操被封为“魏公”的故事为核心，考察了汉魏封爵制度的变化；《曹魏“改正朔、易服色”考》(58)杨英：《曹魏“改正朔、易服色”考》，《史学月刊》2015年第10期。考察了“改正朔、易服色”作为一种政治文化传统在魏晋之际发生的变化，魏文帝曹丕的“改正朔”(不改历法而定服色、牺牲)奠定了由“禅让”所建的新王朝跟由“革命”所建的新王朝不同的传统，此后魏明帝“改正朔”恢复了历法和服色牺牲同步改易的秦汉传统，也是明帝加强中央集权的众多措施之一。她还通过考察西晋《新礼》的撰作，厘清了中古时期礼典、律典分流的过程，认为自曹魏起，礼仪类内容就逐渐从原先的律令“故事”中析出，西晋继承这一趋势，并加上儒家经典中的部分礼仪制度，糅合原先的汉魏礼仪“故事”，最终形成《新礼》，并以一种早期的五礼体例来安排，实现了从内容到体系对“汉魏故事”的彻底更新(59)杨英：《中古礼典、律典分流与西晋〈新礼〉的撰作》，《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8期。。她还对北魏仪注的撰作过程、具体内容作了考察，认为从天兴年间至孝文帝太和之前大致处在仪注撰作的前期，太和年间大规模的礼仪建设使仪注大量出现，太和之后虽然政治动荡、世风日下，但仪注撰作的数量在继续增加，并朝着更精细、完备的方向发展。北魏仪注涉及五礼的各个方面，它是后来隋朝五礼的渊源之一(60)杨英：《北魏仪注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9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刘凯对汉唐间耕耤礼方位的变化作了考察，认为周秦汉唐间天子耕耤礼之耤田方位存在着从本乎“宗周旧制”之“南耕”逐渐向源出“汉家故事”的“东耕”转化之轨迹,并考察了从汉到唐籍田方位的变迁，以及跟政治史背景的关联(61)刘凯：《从“南耕”到“东耕”:“宗周旧制”与“汉家故事”窥管——以周唐间天子/皇帝耤田方位变化为视角》，《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3期。。刘凯还对九锡制度的渊源作了考察，认为规范化九锡始出《礼纬·含文嘉》,时段当在王莽受“九命之锡”至《白虎通》成书之间，在白虎观会议后,由班固剔除王莽以九锡为篡位工具的实践影响,回复至九锡渊源的宗周九命褒奖功臣的最初功能,并将之与封爵、土地相关联(62)刘凯：《九锡渊源辨》，《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1期。。
梁满仓整体考察了从曹魏到北魏的宗庙制度发展变化的过程，认为曹魏皇家宗庙制度经历了五庙到七庙的过程，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魏明帝建立七庙制度及迁毁机制虽然主观上是想把儒家经典记载的制度变为现实,但其本身却含有破坏此制的因素。两晋宗庙制度比曹魏更加成熟完善；南朝则有七庙制受到高度重视、维系皇帝大宗、确立太祖独尊地位三个特点；北魏前期宗庙制度祭祀祈福色彩远大于礼仪制度色彩，孝文帝太和改制是北魏前期宗庙制度向五礼制度下的宗庙制度转变的关键(63)梁满仓：《魏晋南北朝皇家宗庙制度述论》，《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2期。。赵永磊对北魏、北齐庙制作了考察，他认为在塑造华夏正统过程中,北魏太庙制度的构建在胡汉问题、南北正朔之争、皇权等因素主导下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历史面相：北魏前期先祖祭祀以东庙为主,至孝文帝改革先祖祭祀制度，太庙祭祀的地位始得以凸显，彰显出北魏先祖祭祀由胡汉杂糅走向以华夏制度为主导的历史转变(64)赵永磊：《塑造正统:北魏太庙制度的构建》，《历史研究》2017年第6期。。姜望来考察了北齐庙制，认为北齐高氏统治时期,帝位传承存在着子继与弟及的深刻矛盾,其宗庙变迁则反映此种矛盾之发展与变化并关涉皇权政治盛衰:自文宣至武成统治前期,北齐宗庙建设基本保持稳定与延续,表明高齐前期兄终弟及的继承方式在高氏皇族内部被认可，在皇权传递中也被践行;但武成帝统治后期企图改变高氏前期以兄终弟及为主的帝位继承传统，并确立帝位在武成一系父死子继之新皇统,有关宗庙及功臣配饗之变迁陆续发生(65)姜望来：《祖宗与正统:北齐宗庙变迁与帝位传承》，《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赵永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刻挖掘了北齐庙制中太祖二祧庙的重要影响：太祖二祧庙最初由高洋基于郑玄学说而设定,在北齐皇位继承制由兄终弟及向父死子继转变过程中,太祖二祧庙由孝昭帝所定三祖庙(高欢、高澄、高洋)变更为齐后主所立三祖庙(高谧、高欢、高湛)，高湛以高谧为太祖的原因可能是为了彰显高谧北徙怀朔,开启北齐之功业,这样太祖世次自高欢上推二世,凸显出父死子继制的正当性(66)赵永磊：《神主序列与皇位传承:北齐太祖二祧庙的构建》，《学术月刊》2018年第1期。。文章注意到了高齐统治者将郑玄经学运用于胡汉杂糅且前后变动的政治博弈中，是当下不仅注意到当时政治博弈，且对礼学的具体运用作了较为深入考察的研究。
凶礼有高二旺著《魏晋南北朝丧礼与社会》(67)高二旺：《魏晋南北朝丧礼与社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本书重点考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践层面上丧礼的程序和仪节、丧礼规格、丧服制度，并着重考察凶礼与吉、嘉、军、宾四礼的关系，探讨了这一时期丧礼变化背后深层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动因，还从微观上对丧礼的仪节、丧服服叙、丧服变除和居丧祭祀以及丧礼等级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本书运用归纳统计和实证法对丧礼中的停丧期限和居丧毁卒典型进行分析，在对魏晋南北朝的心丧、各种义丧进行考察的同时，对丧礼同政治、法律和思想观念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属于魏晋南北朝丧礼研究的拓展性通叙作品。
军礼主要有梁满仓的研究。梁满仓对魏晋南北朝军礼鼓吹作了考察，认为鼓吹的形成、发展与成熟与五礼的制度化同步，鼓吹在三国时制度化的特征并不明显，两晋时赐给将领鼓吹的记载不但多于三国时期,而且用于军事目的的范围也更广泛，南朝和北魏孝文帝改革以后进入了比较成熟的发展时期。军礼鼓吹制度化丰富了整个南北朝军礼制度的内容,极大地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68)梁满仓：《魏晋南北朝军礼鼓吹刍议》，《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3期。梁满仓还考察了魏晋南北朝的军法实践，认为军法是军礼内容的一部分(69)梁满仓：《魏晋南北朝军法实践及其礼制归属》，《人文杂志》2007年第4期。。
嘉礼，学者目前注意到的主要是魏晋南北朝婚姻的内容。史睿认为魏晋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的南下，南北政治地域的分裂，促进了以婚姻关系为核心的新型家庭伦理的演生和发展。所谓山东士族尚婚娅，江南士族尚人物，是指山东士族姻亲关系密切，倚靠外族(包括母族、妻族)支援获取继承权、士族身份，江南士族则多基于个人才能赢得社会和政治地位。南北朝时代南方妻妾地位分明，嫡子庶子差异小，婚姻两家关系相对疏远；北方家庭妻妾地位不稳定，嫡子和庶子地位有天渊之别，婚姻两家关系十分密切(70)史睿：《南北朝士族婚姻礼法的比较研究》，《唐研究》第1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从以上研究成果的分布看，魏晋南北朝的五礼制度个案研究呈现出多点深入的面貌，但总体上深刻梳理脉络的研究尚有待进一步加深。礼学作为礼制的工具被运用，在考察时涉猎甚浅，所用资料也局限在正史的《礼》志及某些传世文献上，这些都符合礼制研究起步不久的状况。目前魏晋南北朝五礼的研究的空白点仍然很多，这些恰是日后的学术增长空间。
此外，由于礼制内容包罗万象且研究可从多个视角切入，这些不同视角带入的方法对礼制研究产生了明显的推进作用。目前推进作用最明显的视角是从已经高度成熟的官僚制研究着手，尤其是作为官僚制可视化表征的舆服制度的研究，这方面阎步克的研究引领风潮。《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71)阎步克：《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是作者在多年官制史研究基础上拓展到与官阶挂钩的冕服制度的成果，作者通过分析《周礼》六冕制度及其对历代冕制的影响，探讨服饰礼制与政治权力的关系，认为《周礼》的建构反映的是周朝政权与神权的分配，东汉到中古时期出现了“古礼复兴运动”，王朝在宗经、复古思潮促动下，同时从尊君、实用出发，立足现行品位结构而调整古冕等级，最终导致了“服周之冕”的低落。阎步克还有《官阶与服等》(72)阎步克：《官阶与服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继续了这一课题的研究。沿此思路的有孙正军《也说隋书所记梁代印绶冠服制度的史源问题》(73)孙正军：《也说隋书所记梁代印绶冠服制度的史源问题》，《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1期。，他认为《隋书·礼仪志》所载的冠服制度并非本自梁令，而是以《宋书·礼志五》所记百官印绶冠服制度为基础，补充西晋《泰始令》及其衍生著作，以及东晋以降至梁初的各种制度变革综合而成。
另外一个重要视角是从礼仪空间入手，认为空间安排是礼仪的一种存在方式，礼仪是政治权力的空间展示，康乐《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74)康乐：《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台北：稻乡出版社，1991年。就是这样的成功作品。本书视角从主神受祭地点从西到南的空间转换入手，挖掘出国家祭典背后反映的是从游牧政治体到变身为中原王朝的政治文化深层次变化，至今仍是经典。
以上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庙堂礼典研究的大致情况。相比之下，隋唐时期庙堂礼典的研究成果更丰富，论文数量之多超过其他断代。下文便从礼典的文本撰作和行用、吉凶军宾嘉五礼的考察状况等方面予以介绍。
(二)隋唐礼制研究(庙堂礼典部分)
1.礼典的文本编撰和行用
学者对唐前期颁布的《贞观礼》《显庆礼》《开元礼》三部礼典有不同程度的研究。高明士《论武德到贞观礼的成立——唐朝立国政策的研究之一》考察了唐初礼典的撰作及其背景(75)高明士：《论武德到贞观礼的成立——唐朝立国政策的研究之一》，中国唐代学会编：《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吴丽娱强调了《贞观礼》继承《开皇礼》的一面和总体上的北朝特色，但新增的“二十九条”反映了《贞观礼》对南朝礼制的吸收和融合(76)吴丽娱：《关于〈贞观礼〉的一些问题——以所增“二十九条”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2期。；史睿通过《显庆礼》颁布前后，礼典和法典频繁修改的现象指出，这一时期礼典与法典的礼制规定趋于统一(77)史睿：《〈显庆礼〉所见唐代礼典与法典的关系》，高田时雄编：《唐代宗教文化与制度》，京都：京都人文学科研究所，2007年，第115-132页。。吴丽娱对唐高宗朝《显庆礼》及龙朔至仪凤时期两次“格”的撰作及其与朝政的关系作了重新探讨，指出《显庆礼》在推翻和批判《贞观礼》与永徽律令格式相关法条的同时，是一批贞观顾命大臣的贬逐和覆灭，而龙修格也以官名官号的革新作为开始，所修成的格完成于封禅前夕，是贯彻武则天意志和扩张其权力的产物，也演为武周革命的先声(78)吴丽娱：《试析唐高宗朝的礼法编纂与武周革命》，《文史》2016年第1辑。。
《大唐开元礼》是唐建国百年来的第三部礼典，它至今保存完好，因其重要性，众多学者对之进行了研究。赵澜探讨了《开元礼》的编修背景、经过和行用问题(79)赵澜：《〈大唐开元礼〉初探——论唐代礼制的演化历程》，《复旦学报》1994年第5期。；吴羽从《开元礼仪鉴》入手，对唐代礼书的编撰作了考察，认为南朝刘宋学者编成了《礼论》，此后直接催生了《江都集礼》这部鸿篇巨制，而这一传统则又对《开元礼》的问世具有一定的催生作用。国家礼书终于史学化，虽然唐代礼制中虽然有北朝系统的礼仪，然而从该个案研究可以看出，在国家礼书的编撰上，南朝的影响深远(80)吴羽：《今佚唐〈开元礼义鉴〉的学术渊源与影响》，《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6辑，2010年。。吴丽娱撰写了三篇论文对《开元礼》的撰作、行用作了深入考察，她认为太宗后期到高宗朝有完全不按《礼记》和郑玄说定礼的倾向，《开元礼》“改撰《礼记》”的做法是这一思潮的延续。关于《开元礼》的修撰过程，她重点关注了《开元礼》颁布的前两年朝廷在礼制上理顺诸多争议，突出皇帝的权威，引入道教性质的礼仪为皇帝祈福求寿的状况。吴丽娱还认为中晚唐和五代时期，《开元礼》被视作具有指导意义的新经典，但晚唐五代礼制的更替以制敕格式和相关法令为依据，《开元礼》更多是作为一种原则和纲领而存在(81)吴丽娱：《营造盛世:〈大唐开元礼〉的撰作缘起》，《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3期；《新制入礼:〈大唐开元礼〉的最后创作》，《燕京学报》新19期，2005年；《礼用之辨:〈大唐开元礼〉的行用释疑》，《文史》2005年第2辑。。杨华考察了《开元礼》在太庙、郊祀、丧服等礼制上如何取舍郑玄、王肃的学说，认为尽管王肃礼学占上风，但《开元礼》的颁布意味着唐朝实现了礼制上的南北融汇，郑王杂糅(82)杨华：《论〈开元礼〉对郑玄和王肃礼学的择从》，《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刘安志认为《开元礼》在唐代受到礼经一般的尊重，与仪注为体、用关系，尽管《开元礼》中有些礼仪没有能够施行，但基本原则和规定在中晚唐还是得到了遵循(83)刘安志：《关于〈大唐开元礼〉的性质及行用问题》，《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3期。。台湾学者张文昌则以《大唐开元礼》为中心，整体考察了唐代礼典的编纂与传承(84)张文昌：《唐代礼典的编纂与传承：以〈大唐开元礼〉为中心》，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8年。，他的专著《制礼以教天下——唐宋礼书与国家社会》(85)张文昌：《制礼以教天下——唐宋礼书与国家社会》，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2年。认为唐代国家礼典注重当代性和完整性，宋代注重沿革性和修正性，其间的变化发生于晚唐，追溯沿革以维护当代礼典的效力成为晚唐至南宋礼典编纂的主要原则，以“今王定制”为目标的《政和五礼新仪》其实与这一思维背道而驰，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与这一过程相应，太常礼官编纂礼典的职能加强，皇帝获得了礼制争议的最终裁决权，礼典吸收了现行的宗教因素。其阐述规模宏大，脉络也较为清晰。
以上论文在考察唐代礼典的文本撰作和行用方面考证细致，基本厘清了从唐初至宋代庙堂礼典文本撰作的轨迹，前后动态变化也已呈现。但也存在些许不足，那就是较注重政治博弈的取舍，对唐朝“议礼”即三礼训诂学在礼典文本重撰中的具体影响考察不够具体，除郑玄王肃外的礼家较少受到重视，这些均是后来学者可以用力探究的地方。
在整个唐代礼典施行的发展线索上，吴丽娱格外关注“皇帝礼”和“国家礼”之间的差别，她通过考察“开元后礼”的发展变化试图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开元后礼”的分期，另一项是皇帝“私”礼的分化及其与国家公制的融合。她认为国家礼制的层面有两条线索：一条是代表正统国家制度的儒家礼仪，另一条是代表皇帝的私家典礼，皇帝制度的加强与皇帝“私”家典礼的登堂入室是开元、天宝变礼的最大特征。国家礼制中出现的道教(亦包括佛教)崇祀是皇帝坚持将个人意念以及皇家私礼、家礼灌输入国家制度的结果(86)吴丽娱：《皇帝“私”礼与国家公制：“开元后礼”的分期及流变》，《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姜伯勤分析贞元、元和五礼之学以“变礼”为特征的两条线索时认为，一条线索是通过郊祀礼、宗庙禘祫制度的整备及简约化，进一步强调王朝正统性及中央集权绝对性的象征意义；另一条线索是将士族家礼、家训和通行习俗纳入五礼中，使礼仪庶民化、实用化及不与社会生活脱离，用国家提倡的意识形态来提升日常生活习俗(87)姜伯勤：《唐贞元、元和间礼的变迁——兼论唐礼的变迁与敦煌元和书仪》，《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这一洞察的确切中肯綮，恰与宋以后礼制下移的史实合拍。
2.吉凶军宾嘉五礼礼典的具体考察
吉礼的主要内容是国家祭祀。雷闻对唐朝国家祭祀有较专门的研究，他的《唐代道教与国家礼仪——以高宗封禅活动为中心》(88)雷闻：《唐代道教与国家礼仪——以高宗封禅活动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01年第4期。考察了高宗封禅大典以及其中的道教投龙奠玉仪节，《试论隋唐对于先代帝王的祭祀》(89)雷闻：《试论隋唐对于先代帝王的祭祀》，《文史》2007年第1辑。考察了隋唐对于先代帝王的祭祀。他的专著《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90)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以国家祀典和民间祭祀(二者都受佛、道影响)的关系为视角，考察了唐朝国家祀典内容及释奠、孔庙祭祀礼；国家祭祀与道教、佛教的互动性关系以及国家的岳渎祭祀、道教与民间信仰的交汇；并从礼制的角度出发，考察了国家祭祀与各种地方祠祀的互动关系，认为国家对“祀典”和“淫祀”的认定，隐含着正统的儒家意识形态与地方性崇拜的对立和妥协；最后以祈雨为个案，剖析了隋唐国家祭祀与社会的互动。蔡宗宪对汉唐间的“淫祀”“淫祠”“祀典”几个祠祀概念作了考察(91)蔡宗宪：《淫祀、淫祠与祀典——汉唐间几个祠祀概念的历史考察》，《唐研究》第1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朱溢《事邦国之神祇:唐至北宋吉礼变迁研究》(92)朱溢：《事邦国之神祇:唐至北宋吉礼变迁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是对以国家祭祀为主的吉礼更为精细的研究。本书导论以国际化视角详尽分析了唐宋礼制研究的学术史，重要成果胪列殆尽，并指出了路径、不足和方法。正文考察了唐代吉礼体系内部的纵向架构(大祀、中祀和小祀制度)和横向架构(各种吉礼仪式按照“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释奠于先圣先师”的原则分类)尤其对高宗武后时期、开元至贞元年间、北宋初年至英宗时期、神宗时期、徽宗时期的大、中、小祀作了动态考察，并勾勒出其与政治势态、典章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第三章讨论郊祀礼仪，体现了作者相当扎实的经学功底，“皇帝亲郊”的视角则可看出金子修一、吴丽娱等学者的影响；第四章讨论太庙祭祀考证了唐宋太庙的庙数变迁等等，其中禘祫礼仪部分是填补空白的研究；第五章讨论文、武释奠礼仪及晚唐至北宋时期孔庙释奠礼仪在地方社会的深入展开，推进了高明士先前的研究。吉礼是一个庞大的体系，节点众多，难度很大，本书通过对吉礼各节点的考察，体现出唐宋政治各面向的浮沉消长，且动态把握较好，是青年学者礼制研究的优秀作品。朱溢还发表了多篇论文，他分析了山川崇拜背后的权力概念、政治动机，并认为山川封爵和山川祭祀是唐前期到明初官方山川崇拜的两种主要形式(93)朱溢：《论唐代的山川封爵现象——兼论唐代的官方山川崇拜》，《新史学》第18卷第4期，2007年。；他考察了唐代孔庙释奠礼仪，认为在唐代，随着常祀制度的巩固、从祀制度的建立和州县释奠礼仪的开展，孔子先圣地位的重新确立为孔庙释奠礼仪的重心所在(94)朱溢：《唐代孔庙释奠礼仪新探——以其功能和归属类别的讨论为中心》，《史学月刊》2011年第1期。；他还考察了唐宋太庙庙数的变迁(95)朱溢：《唐宋时期太庙庙数的变迁》，《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2期。以及唐至北宋太庙禘祫礼仪的变化(96)朱溢：《唐至北宋时期的太庙禘祫礼仪》，《复旦学报》2012年第1期。，这些均反映了作者的三礼经学及制度史功底。
吉礼的神祀有场所和各种用物，这些属于礼制中“物”的层面。赵永磊对隋唐郊坛圜丘的形制作了考察，认为唐长安城圜丘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未能全面开展,在考古资料有限的情况下不妨根据相关文献资料进行补充,史籍中有关隋唐圜丘三壝形制及燎坛方位的记载,对相关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北宋初年开封圜丘坛壝的形制取法唐代圜丘旧制,依据宋代相关文献记载,可以考证隋唐圜丘三壝尺寸并准确定位《开元礼》圜丘燎坛方位(97)赵永磊：《隋唐圜丘三壝形制及燎坛方位探微》，《考古》2017年第10期。。吴丽娱从《开元礼》制作方式以“折衷”《贞观礼》《显庆礼》出发，通过在不同郊天礼仪式中尊、罍设置的数量、方式，证明五方帝在实际祭祀中存在着不同等差，由此认为其中既有“五方帝”在古礼和经学中原始地位的考量，也体现出《开元礼》对于儒家天神观念的修复和坚持(98)吴丽娱：《从经学的折衷到礼制的折衷——由〈开元礼〉五方帝问题所想到的》，《文史》2017年第4辑。。吴羽则通过对宋代太一宫的考察，勾稽出宋代国家将十神太一纳入国家祭祀系统时对十神太一进行了道教化的目的，是为了维持传统国家祭祀神祇系统的稳定。宋代国家在将十神太一道教化之后,十神太一才正式进入道教的神祇系统。在太一宫里举行的国家礼仪中,道教仪式和道士不占主导地位，它是宋初消弭晚唐以降的地方主体意识,重建国家认同和社会秩序的一项政治措施(99)吴羽：《宋代太一宫及其礼仪——兼论十神太一信仰与晚唐至宋的政治、社会变迁》，《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3期。。
除了场所、用物之外，礼制构成要素还有吉礼礼典施行的各环节，这方面的研究也已开始。吴羽对宋代帝、后神御开光的礼仪与择吉日作了研究，认为在宋代帝、后神御开光中存在着不属于佛、道二教的择吉术，这意味着在贵族制度衰微并终结的唐宋时代,国家在加强皇帝家族的神圣性,建立新的意识形态过程中,一方面不断从佛教、道教、方术中吸取资源,另一方面则逐步将吸收来的内容改造,使之与传统的国家礼仪和儒家礼仪能够有机结合(100)吴羽：《宋代帝、后神御开光的礼仪与择吉研究》，《暨南史学》2016年第1期。。文章的分析已经显示出对佛、道、儒构成礼仪的诸因素细分考量的方法。
综上所述，吉礼中的神祀部分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讨论，其中的佛、道因素(尤其是道教)也开始受到学者瞩目，但是佛、道因素如何如涓涓细流般渗入庞大复杂的国家祀典，这方面诸因素的融汇过程考察目前尚不细致，有待今后更深入的研究。
凶礼研究首推吴丽娱《终极之典——中古丧葬制度研究》(101)吴丽娱：《终极之典——中古丧葬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全书以72万字的篇幅讨论了皇帝和官僚丧礼，更多围绕中晚唐制度进行。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分为上、下两个单元，内容为皇帝(附皇后、太子)丧礼制度或言“国恤”的沿革；下编一是丧葬礼令关系与官员丧葬法式的探讨，二是官员葬礼和相关待遇的专题研究，全书引用天圣令、元陵仪注等新资料，结合《开元礼》等唐代礼典所反映的“国恤”、赠赙、丧礼、期服等制度的内容，考察了有唐一代凶礼各方面内容的变迁，是目前唐代凶礼研究内容最丰富、方法最前沿的作品。吴丽娱还有多篇论文研究唐代凶礼，如研究中古皇帝丧服“权制”的来龙去脉，发现存在三个阶段和三种方式(行于两汉的葬毕加服三十六、魏晋南北朝大部分朝代所行的既葬或卒哭除服、北齐和唐前期的既丧三十六日、唐后期至宋改为二十七日的“以日易月”)。文章认为“权制”体现了国家权力和君臣丧服的一致性，其中各阶段方式的交替则源自不同时代造陵与入葬时限的实际需要和调整(102)吴丽娱：《关于中古皇帝丧服“权制”的再思考》，《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4期。。《助葬必执绋——唐代挽郎一角》(103)吴丽娱：《助葬必执绋——唐代挽郎一角》，《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则通过新出墓志研究了唐代挽郎在皇帝(后、太子)葬礼中的出现、活动和作用，以及挽郎作为门荫入仕的来源、在参选减选和试判考试方面所享受的特殊待遇。《唐代的皇帝丧葬与山陵使》(104)吴丽娱：《唐代的皇帝丧葬与山陵使》，《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4辑，2008年。从《大唐元陵仪注》出发，考察了皇帝葬礼中山陵诸使的设置。中古礼仪观念是国家、皇帝并重，皇帝葬礼的各个程序是皇帝生活与国家制度协调下的产物,是中唐之际颜真卿等试图恢复和重新建构统治秩序的一个重大方面，山陵使也因作为仪式的主要执行者,使得整个葬礼更加具有可操作性而成为固定的设置。
品官丧葬礼仪在礼典中一直存在，宋代《天圣令》残本在宁波天一阁发现，极大刺激了唐代品官丧葬礼仪的研究。吴丽娱据此分析了唐代《丧葬令》的构成，分级划分，爬梳了其他令以及格、式、制敕中规定的丧葬制度，对唐五代丧葬制度更加重视中下层官员和一般民众丧葬要求的趋势作了探讨；比较了丧葬令与开元礼的凶礼部分(105)吴丽娱：《唐朝的〈丧葬令〉与丧葬礼》，《燕京学报》新25期，2008年。；并通过举哀、诏藏等制度的变化揭示了丧葬礼仪与皇帝制度、官僚制度的紧密结合(106)吴丽娱：《从〈天圣令〉对唐令的修改看唐宋制度变迁——〈丧葬令〉研读笔记三篇》，《唐研究》第1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唐朝的〈丧葬令〉与唐五代丧葬法式》，《文史》2007年第3辑；《关于唐〈丧葬令〉复原的再检讨》，《文史哲》2008年第4辑。。她还撰文考证了唐代的赠赙与赠谥制度(107)吴丽娱：《唐代赠官的赠赙与赠谥——从〈天圣令〉看唐代赠官制度》，《唐研究》第14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光宗耀祖：试论唐代官员的父祖封赠》，《文史》2009年第1期。，以及公卿巡陵和陵庙荐食制度(108)吴丽娱：《唐宋之际的礼仪新秩序——以唐代的公卿巡陵和陵庙荐食为中心》，《唐研究》第1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揭示了中古皇室和贵族丧礼各角度的面相及其前后变化。这一系列论文对唐代礼制研究可谓贡献卓著。
凶礼施行起来环节众多，且有佛道、民间信仰因素渗入，这方面已有学者开始研究。吴羽探讨了唐宋葬事择吉避忌的变化，认为约在南北朝时期,除“除服”之外的葬事择吉已经避建日，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宋。魁、罡日百事宜避的说法影响及于朝廷,应在唐代宗大历至德宗建中年间；进入王朝历日并成为常识可能是在唐德宗建中四年之后不久。而在敦煌，直到大中十二年(858)至乾符三年(876)间，“百事宜避魁、罡日”的观念才逐渐贯彻到历日中去；直到北宋初，历日中葬事才避复日，显示出明显的地域特点。葬事避忌常识的形成与传播很可能与国家对意识形态和方术的整顿及当时的政局紧密相关,又与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力紧密相关(109)吴羽：《唐宋葬事择吉避忌的若干变化》，《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2期。。这一研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间习俗和庙堂礼典的互相影响。凶礼相对而言资料多，涉及阶层广泛，以后的研究在复原仪式过程、考察其性质流变方面仍大有余地。
军礼的研究成果不多，除了梁满仓《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考论》有部分涉猎外，日本学者丸桥充拓的《唐代军事财政与礼制》(110)丸桥充拓：《唐代军事财政与礼制》，张桦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九至十四章是军礼研究，作者以起源各异的诸礼集于军礼并最终归于《开元礼·军礼》的过程为研究内容，从追溯五礼制度的确立过程开始，到分析《大唐开元礼》的出征仪式、射礼，梳理了正史《礼志》记载的两汉魏晋南北朝射礼的发展。本书局限在于：一是作者不清楚“五礼”的框架性结构在唐以前的缓慢发展，以至于认为《宋书·礼志》未按“五礼”结构分类，结构混乱，二是作者认识中“礼仪”的边界并不清晰，分类有失据之处，如射礼部分提到两汉魏晋的“军事性训练仪式”与“非军事性射礼”，作者的三礼学功底也限制了对《开元礼》中军礼的深入认识，这些是外国学者对中国古代的“礼”终究隔膜所致。王博结合唐代的政治事件背景，对唐代至宋代军礼中的射礼作了细致入微的考察，认为《开元礼》中射礼的颁布标志着射礼的成熟，由其施行情况看，唐代大射礼集中于前期，太宗朝步入高峰期，玄宗朝天宝年间便销声匿迹。唐代射礼虽为军礼，却没有看到借助射礼强化军队战斗力的目的，玄宗时大射礼中的宴会内容加强，到宋代，大射礼被宴射礼取代。真宗时宴会礼仪进一步正规化，北宋末期宴射礼被收入《新仪》，正式收入国家礼典中(111)王博：《唐宋射礼的性质及其变迁——以唐宋射礼为中心》，《唐史论丛》第19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4年。。王博还对唐代献俘礼作了研究(112)王博：《唐代献俘礼的构造与皇帝权力》，《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2014年第1期；《献俘礼から見た唐·宋軍礼の变容》，《史滴》34，2012年。。总之，就军礼鼓舞士气、彰显政治权力、安排边疆各族裔军镇的轻重并体现格局变化这些重要功能而言，目前的军礼研究只能说刚刚起步。
宾礼研究比军礼充分。石见清裕《唐の国書授予儀礼にっいて》复原了唐代的番主、番使谒见皇帝礼仪以及皇帝宴请番主、番使，国书授予的礼仪，对其中的一些关节进行了解说和讨论(113)石见清裕：《唐の国書授予儀礼にっいて》，《東洋史研究》57(2)，1998年。。更重要的成果是王贞平《唐代宾礼研究：亚洲视域中的外交信息传递》(114)王贞平：《唐代宾礼研究：亚洲视域中的外交信息传递》，上海：中西书局，2017年。，本书采用国际化视角，在“概念的引入”章节介绍了“差序格局观”，——这一概念在目前国内研究中尚刚刚展开，并围绕着亚洲各国“权利中心论”的形成，介绍了宾礼视角下多元时空中的亚洲国际格局，以及宾礼与外交中软、硬实力的运用关系。还通过对唐代宾礼各环节(迎劳、赐舍、食料、蕃主奉见)以及元日(及冬至)朝贺仪式、皇帝宴蕃国主、蕃国使等礼典的考证，并通过分析753年日本使“争长”事件，剖析了唐代宾礼作为亚洲外交“公共产品”的性质，并考察了宾礼中的口头信息传递及“译语”职能，以及它们对日本、朝鲜及渤海诸国的影响。该书通过宾礼的“去政治化”考察了唐“实用多元主义”对外策略的形成，以及“朝贡体制”中接待礼仪与交往内容的分离，是近年关于唐代宾礼研究的重量级著作，在目前日益国际化的语境下将产生示范作用。
嘉礼研究仍然可以窥见吴丽娱先生的贡献。其论著探讨婚仪的有《唐代婚仪的再检讨》(115)吴丽娱：《唐代婚仪的再检讨》，《燕京学报》新15期，2003年。；探讨册封皇后礼的有《朝贺皇后:〈大唐开元礼〉中的则天旧仪》(116)吴丽娱：《朝贺皇后:〈大唐开元礼〉中的则天旧仪》，《文史》2006年第1辑。；《兼容南北：〈大唐开元礼〉的册后之源》(117)吴丽娱：《兼容南北：〈大唐开元礼〉的册后之源》，《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3辑，2006年。认为武则天对唐代礼制有很深的影响，皇后礼制得到了强化不仅表现于朝贺礼仪，还表现在册后礼仪和册太子礼仪上，并对“纳后”和“临轩册后”的区别及其历史渊源进行了讨论。探讨册封太子礼的有《太子册礼的演变与中古政治——从〈大唐开元礼〉的两种太子册礼说起》(118)吴丽娱：《太子册礼的演变与中古政治——从〈大唐开元礼〉的两种太子册礼说起》，《唐研究》第13卷，2007年。，她认为《开元礼》中的册太子礼仪也有“临轩册立”和“内册皇太子”两种，武则天出于夺权和彰显皇后权威的目的，吸收并扩大了“内册皇太子”这一出现在北齐的礼仪，并使之明确区分于“临轩册立”礼仪。探讨养老礼的有《论中古养老礼仪式的继承与兴衰——兼析上古宾礼之遗存废弃与皇帝的礼仪地位》(119)吴丽娱：《论中古养老礼仪式的继承与兴衰——兼析上古宾礼之遗存废弃与皇帝的礼仪地位》，《文史》2013年第4辑。，追溯了两汉魏晋养老礼的宾礼渊源及其兴废、北魏兴建养老礼的儒家化因素及其体现的勋贵之尊，以及唐《贞观礼》《开元礼》对养老礼的修正及宋代养老之仪的变革，并认为养老礼反映了皇帝礼仪地位的变迁。她还对起居仪作了探讨，认为朝贺制度是一种更加正式的起居仪(120)吴丽娱：《试论唐五代的起居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4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并对唐代的礼仪使、大礼使作了考察(121)吴丽娱：《唐代的礼仪使与大礼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5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吴丽娱还有两篇论文以官员的上事仪为主题，通过尚书仆射上事礼仪的升降，论述了唐后期官场礼仪在伸张朝廷权威和笼络藩镇武将之间的两难境地；通过节度刺史上事礼仪，提出了晚唐五代官场礼仪的重心在藩镇的观点。佐藤和彦对唐前期皇太子尊崇师傅礼仪的历史渊源、制度文本、实际运作以及唐后期太子师傅性质的变化展开了讨论(122)吴丽娱：《试论唐后期中央长官的上事之仪——以尚书仆射的上事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3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晚唐五代中央地方的礼仪交接——以节度刺史的拜官中谢、上事为中心》，卢向前编：《唐宋变革论》，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第250-282页。。
其他学者亦有论文讨论嘉礼。佐藤和彦《大唐開元礼からみる立皇后仪礼》(123)佐藤和彦：《大唐開元礼からみる立皇后儀礼》，《立正大学东洋史论集》17，2005年。辨析了皇后和皇太后的册礼中“皇后正殿”所指的现象，还注意到《开元礼》中的册后礼仪有“纳后”和“临轩册后”的区别。婚礼研究论文有郭海文《唐代公主的婚姻礼仪》(124)郭海文：《唐代公主的婚姻礼仪》，《社会科学评论》2009年第3期。，张葳《唐代公主出降行拜舅姑礼初探》(125)张葳：《唐代公主出降行拜舅姑礼初探》，《江汉论坛》2005年第4期。对唐代公主出降行拜舅姑之礼的相关问题有所梳理。
从研究方法看，唐宋礼制研究的主流是深入礼制内部，考察其功能、流变，吴丽娱《礼制变革与中晚唐社会政治》(126)吴丽娱：《礼制变革与中晚唐社会政治》，黄正建编：《中晚唐政治与社会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08-267页。是这一路子的很好总结。目前唐代礼制研究已经展现出了生机勃勃、全面铺开的景象，五礼中众多的名目开始累积起研究个案。从制度史、宗教史研究视角也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来深入唐宋礼制，从余欣主编《中古时代的礼仪、宗教与制度》(127)余欣主编：《中古时代的礼仪、宗教与制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可以窥见一斑。这些活跃的方法已经开始辐射到别的断代的礼制研究并产生成果。
五、中古礼制下移和乡里礼秩的初现
“礼制下移”是宋以后社会转型中出现的诸多变化中的重要一种，其发端在中古中期。《礼记·曲礼》所记“礼不下庶人”一直是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奉行的原则，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段里，国家礼典并不为庶人制礼，到了唐代中叶，《大唐开元礼》开始制定庶人礼仪。北宋末年制定的《政和五礼新仪》订有“庶人婚仪”“庶人冠仪”“庶人丧仪”等专门针对庶人的礼文。这部礼典修成后，朝廷要求所有乡村的礼仪都依照《新仪》来做，甚至一度下令普通民众办婚礼、丧礼，都必须邀请礼生来引导礼仪。明清朝廷承袭为庶民制礼的做法。唐宋之间从“礼不下庶人”到为庶人制礼，有其复杂的政治和社会背景，唐宋间的政治社会变革在推动礼下庶人中也起了重要作用，——随着中古士族的衰亡，地方社会出现了权力的空档，再也没有“世家”来主导乡村的秩序。宋代士大夫面临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社会秩序的重建，为此他们设计出各种方案，明清社会史上非常重要的祠堂、族谱、乡约、保甲、社学、社仓等制度，大多是在宋代由士大夫构想和推行的(128)刘永华：《礼仪如何下乡》，澎湃新闻，2016年3月13日。。推行的结果就是乡里礼秩(129)张寿安在《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教论争与礼秩重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中提出“礼秩”的概念，非常适合用来考察乡里基层存在的内容性质各异的礼仪，本文称之为“乡里礼秩”。目前对之较为成熟的个案研究多集中在运用历史人类学进行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明清阶段。逐渐成型，最终与庙堂礼典浑然一体。因此，礼制下移和乡里礼秩的初现，是中古除庙堂礼典外植根于社会的礼仪的重要内容。其中，书仪和杂礼书的出现是礼制下移的最初源头。对明清有巨大影响的宋代《朱子家礼》的出现正是对此前的书仪、杂礼书作取舍，并糅合《仪礼》一部分内容重新构思的结果。宋至清乡里礼秩逐渐发展成熟，它由序齿(乡饮酒礼)、祀神(祭祀地方性神灵)、收族(举行宗族祭祖礼)三大类礼仪构成，而魏晋隋唐时期，近世意义上的宗族尚未出现，植根于宗族基础之上、以《朱子家礼》为蓝本的宗族祭祖礼也未出现，但存在一些私家庙制和祭祖行为(详下文)；乡饮酒礼是存在的，它是沟通庙堂和乡里之间二者关系的桥梁，但同后来宋至清那种旨在乡里序齿的乡饮酒礼有重大差别，下文便分礼制下移、乡饮酒礼二部分进行考察。
(一)礼制下移
1.“礼制下移”综合性研究的尝试及局部细节考察
“礼制下移”是一个包含众多内容的巨大课题。王美华《礼制下移与唐宋社会变迁》(130)王美华：《礼制下移与唐宋社会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对此作了专门考察。该书分八章，第一章考察了以《大唐开元礼》《政和五礼新仪》为核心的官方礼制的发展，第二章考察了唐宋时期官方礼制的庶民化倾向，第三章考察了包括城隍、社稷信仰在内的地方州县祭祀，第四章论及庙学体制的构建、推行与唐宋地方的释奠礼仪，第五章以乡饮酒礼的修订、下移为核心，考察了唐宋地方社会的变迁，第六章以“礼法合流”为核心考察了唐宋礼制的制度、文本推行和司法审判的模式，第七章论及唐宋地方官社会教化实践与礼制下移的关系，第八章对官方旌表与唐宋孝悌行为的变异作了考察。本书牵涉面广，驾驭难度高，因此各章均有未遑深入之感，如“礼法合流”部分，对唐宋律的文本基本没有涉及。但本书作为“礼制下移”综合性研究的较早尝试，有开创性贡献。
礼制下移的表现之一就是各种私家礼仪开始兴起。中古时期世家大族未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存在私家庙祀。游自勇探讨了长安私家的庙祀(131)游自勇：《礼展奉先之敬——唐代长安的私家庙祀》，《唐研究》第15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赵旭详细考察了唐宋的家庙制度，认为唐代至少在贞观以前就确立了五品以上之官按国家典制建立不同世数家庙的制度。《开元礼》中有品官家庙制度的规定，一般官员的家庙规格不是按照封爵高低，亦非祖考功业，而是按照子孙所拥有职事官的品级确立，但唐代官方定的家庙制度难以推行，原因是：一、对承嗣立庙官员品秩要求过高，同时又受传统礼经的制约，极易造成绝嗣而废庙的情况；二、以职事官三品为界，祭祀频度与规格不尽相同。六品以下官只能祭祖祢于正寝，更不可能有“祫”的奢望；三、家庙营缮不易，耗资不菲，而唐代自天宝以来，私家之庙多萃于长安城内的繁华之处，以至于宰辅之家或有艰于营缮者(132)赵旭：《唐宋时期私家祖祭祀礼制考》，《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3期。。本文是直至目前对唐代家庙制度前后变迁考察最细致的作品。后来经过唐宋之间的剧烈社会变革，加上宋代《朱子家礼》的构想和实践，私家庙制作为礼制下移的一种，才经过重构，最终在民间扎根。
总之，“礼制下移”内容繁多，这一缓慢过程造成了乡里礼秩丰富的内涵，目前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明清部分，中古这方面由于材料有限，更由于方法范式存在局限，目前研究成果尚不丰富。这方面有待于学者日后继续探讨。
2.“礼制下移”的最初源头：书仪和杂礼书
从先秦一直到中古时期，整套礼制内容广泛，这些礼典一方面是国家层面的需要，比如吉礼祭祀山川百神，另一方面则是各级贵族官员独享的尊荣，差序分级的五礼就是为他们设计的。中古世家大族的存在宛如社会的凝结核，一次次在王朝崩覆之后与皇权合谋重构礼典，也因社会的变迁，自己编撰自己社会阶层所需的礼仪，书仪就是这样的东西。随着世家旧族的没落，书仪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这部分内容有的保存至今，它们是后来乡里礼秩进行制度设计时的资源。学界对“书仪”的内容性质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书仪是写信的程式和范本,供人模仿和套用;另一种认为书仪是兼有书札体式和典礼仪注内容的著作。金传道、王宁通过检讨敦煌写卷中保存的十余种书仪,认为就“书仪”原有意义而言是指写信的程式和范本，典礼仪注部分中唐以后才被附加到少数书仪中(133)金传道、王宁：《“书仪”内容辨正》，《内蒙古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陈静则认为后一种看法才是正确的(134)陈静：《书仪的名与实》，《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年第1期。。六朝时期家礼兴盛，书仪类著作也于此时出现、增多。梁满仓考察了魏晋南北朝书信礼仪的社会影响(135)梁满仓：《魏晋南北朝时期书信礼仪的社会影响》，《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杜海考察了书仪的源流变迁，并对敦煌书仪研究作了总结(136)杜海：《书仪源流述论》，《兰州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敦煌书仪研究评述》，《史学月刊》2012年第8期。。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137)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考察了书仪的源流、敦煌写本书仪、表状笺启书仪、《朋友书仪》、杜友晋《吉凶书仪》及《书仪镜》、郑余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敦煌写本残卷、晚唐五代时的吉凶书仪写卷、后唐时代刺史专用书仪和甘州回鹘表本、《新集杂别纸》等的内容、性质，以及敦煌写本书仪中的部分唐代社会文化生活和婚丧礼俗，唐代书仪与中日文化的关系，等等。此书是改革开放后书仪研究的开山之作。吴丽娱《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138)吴丽娱：《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对书仪研究作了新时代继往开来的总结，并在诸如《朋友书仪》的作者问题、复书与别纸的流变、表状笺启类书仪的渊源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创见。她还有多篇论文对朋友书仪、家族内外关系的书仪、官场上下应酬的表状书仪均作了仔细研究，如《关于晚唐五代别纸类型和应用的再探讨——〈新集杂别纸〉研究之二》(139)吴丽娱：《关于晚唐五代别纸类型和应用的再探讨——〈新集杂别纸〉研究之二》，《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0辑，2014年。通过对《新集杂别纸》在五代传播状况的考察，认为此印证了这类书信文化的发达，新的书体形式因官场上下内外运作得到流传和普及，这是晚唐五代之际“别纸”这类书仪文集独占时代鳌头的原因，也是官场文化向民间的传播。
除了具体研究书仪内容外，吴丽娱还就书仪吸收礼经，下及民间的状况作了研究：《敦煌所出杜佑丧服制度图与郑余庆元和书仪》(140)吴丽娱：《敦煌所出杜佑丧服制度图与郑余庆元和书仪》，《敦煌吐鲁番研究》第5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考察了书仪对礼经的吸收和向民间普及；《正礼与时俗——论民间书仪与唐朝礼制的同期互动》(141)吴丽娱：《正礼与时俗——论民间书仪与唐朝礼制的同期互动》，《敦煌吐鲁番研究》第9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考察了敦煌书仪吸收官场礼仪，起到下及民间作用的情况；《从敦煌书仪的表状笺启看唐五代官场礼仪的转移变迁》(142)吴丽娱：《从敦煌书仪的表状笺启看唐五代官场礼仪的转移变迁》，《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认为唐后期藩镇体制的建立,使书仪制作者的群体发生了从中央官员到地方僚属的转移,展现官场礼仪的表状笺启书仪遂取代吉凶书仪而成为制作的主流,其制作再次从中央回到地方。总之书仪作为贵族官僚的仪范，后来流传到全社会，在此基础上形成各种杂礼书。姜伯勤指出贞元、元和年间，朝廷在礼仪上作了不少调整，强调王朝的正统性和中央集权的绝对性，同时礼书逐渐呈现仪注化和庶民化的趋势(143)姜伯勤：《唐贞元、元和间礼的变迁——兼论唐礼的变迁与敦煌元和书仪》，《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王美华考察了唐代家礼的修撰，认为与世家旧族有密切关系(144)王美华：《世家旧族与唐代家礼修撰》，《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这些研究均涉及了“礼制下移”的部分早期脉络。今后在打通断代研究壁垒，引进新研究范式且不局限于资料考证的路数下，有关研究才可能出现长足进展。
(二)乡饮酒礼——沟通庙堂和乡里的桥梁
乡里礼秩包括存在于基层的序齿、收族、祀神的各种礼仪。因为近世意义上的宗族要到宋中期之后才出现，所以植根于宗族基础上的祭祖礼尚未登上历史舞台，民间祀神更多意义上属于宗教行为而非礼仪，如侯旭东译太史文的《幽灵的节日：中国中世纪的信仰与生活》(145)太史文：《幽灵的节日：中国中世纪的信仰与生活》，侯旭东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便以鬼节为切入点，考察了以《盂兰盆经》为基础的鬼节在中古中国扎根的历史及风行于各阶层的盛况，是佛教社会史的新颖作品，这一范式目前正向国内引进，但由此视角考察中古时期基层的礼仪尚属空白。相比之下，乡饮酒礼作为下及民间的重要地方性礼仪，研究成果稍为丰富。高明士《论隋唐学礼中的乡饮酒礼》(146)高明士：《论隋唐学礼中的乡饮酒礼》，《唐史论丛》第8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对隋唐乡学中的乡饮酒礼作了整体考察，认为它来源于“三礼”记载的周制，在唐代是乡学教育体系中的一种形式。杨亿力考察了唐代的鹿鸣宴、乡饮酒礼与科举制度之间的关系，认为唐代的鹿鸣宴即脱胎于乡饮酒礼，乡饮酒礼以其“宾贡”功能和学礼身份得以与唐代的科举制度相衔接,并逐渐受科举影响而产生分化,“正齿位”的功能在后世的县一级乡饮酒礼中得以保留；而州一级举行的“乡饮酒礼”,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脱去了“敬老”、祭祀职能,强化了“送行”“资助”色彩,并至迟在贞元年间又融合进了文人唱和的风气,初步具备了“鹿鸣宴”的样态。到了晚唐,鹿鸣宴已经基本成型并独立,但它的名称尚未流传开来，唐之后乡饮酒礼与鹿鸣宴各自独立发展。(147)杨亿力：《唐代鹿鸣宴刍议——兼论鹿鸣宴与乡饮酒礼之关系》，《华中学术》2011年第1期。王美华发表了数篇研究乡饮酒礼的论文，具体考察了唐宋乡饮酒礼的演变、乡饮酒礼和唐宋地方社会的关系(148)王美华：《唐宋时期乡饮酒礼演变探析》，《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2期；《乡饮酒礼与唐宋地方社会》，《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4期。。游自勇纵向考察了整个唐代的乡饮酒礼及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认为它包含了贡士、正齿位、饮国中贤者等多种涵义，其中以贡士之仪最为重要，它一般只在地方上举行，地方官员、士人及其他有名望的人都要出席，仪式的过程凸显出对士人的尊重和礼遇。由于它和地方社会的紧密联系以及本身所具有的尊贤尚齿功能，地方官普遍把举行乡饮酒礼作为推行教化、改革风俗的重要手段。随着社会秩序的混乱和经费短缺等问题，乡饮酒礼逐渐衰微下去。游文同时对王美华的一些观点进行了回应(149)游自勇：《唐代乡饮酒礼与地方社会》，《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乡饮酒礼的举行还体现出地方与中央朝廷的政治隶属关系：因为乡饮酒礼的举办者、参加者、地点、经费来源均源于地方，地方官员在取解之后举行乡饮酒礼，显出对贡举的重视和对中央权威的尊重。此后因社会秩序的混乱和经费短缺，乡饮酒礼在五代几近绝迹。
中古礼制下移和乡里礼秩研究受制于书面材料较少这一局限，更受制于传统研究领域一时难以突破瓶颈这一现实，这方面明清史学者以历史人类学方法来研究礼仪提供了启发。随着将来范式的积累和消化，相信中古乡里礼秩研究能够突破目前的瓶颈，展现出别开生面的局面。
结 语
本文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古礼学和礼制的研究作了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学者们冲破原先各种条条框框所造成的思想窠臼，礼学研究不再局限于先秦三礼之学的范围，中古礼学开始受到重视。郑玄的三礼之学、六朝的丧服之学，唐贾公彦、王通的经学均开始进入学者的视野并出现了相关研究成果。但是，相对于中古礼学注疏尤其是唐人登峰造极的水平而言，目前的中古礼学研究只能说是刚刚起步。至于中古礼制研究，日台、西方学者的研究在选题、方法上曾对大陆学者的研究起了开拓视野的作用，目前庙堂的吉凶军宾嘉五礼研究，从文本重构到礼典实施均已展开，许多点上的事相渐趋清晰，有些礼典开始有了前后形成及变化脉络，有关研究呈现出了其动态变化。此外，从不同视角进行的礼仪研究亦产生了许多成果，如冕服作为制度史表征的含义，宫殿、衙署、礼制建筑在整体“礼仪空间”中的观感和内涵蕴意，虽然这方面的研究范式尚在摸索中，但已看出蓬勃的生机，初步开创了不同于以往的学术格局。从中古中期开始，礼制下移初现端倪，乡里礼秩初现，这方面已出现一些个案研究。中古礼制研究的整体不足是：庙堂礼典文本的撰作对“议礼”过程的运用细节考察尚浅，礼典展演的过程在研究中也未全方面复原，“礼制下移”这一课题未受到中古学者的充分重视，敦煌书仪、家庙制度、乡饮酒礼等的研究目前仍各自作为单点存在。这些方面存在的瓶颈将随着个案的积累、范式的更新逐步得到突破。总之，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的中古礼学与礼制研究成果迭出，目前已形成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在将来，它将成为跟制度史、经济史、社会史的研究相得益彰的领域，更深刻地揭示古代统治技术和社会生活的真实事相，深入描绘古人日常生活的鲜活面貌，这些均有待来者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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