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遮掩的诗名和影响力 ——论宋代古文大家曾巩的诗歌创作
被遮掩的诗名和影响力——论宋代古文大家曾巩的诗歌创作
谷曙光
[摘要] 宋代文学大家曾巩的诗名久为文名所掩，对其诗向来缺乏深入研讨，曾巩诗的主要艺术渊源为韩愈诗，曾诗的散文化特征明显，精整凝练为其突出表现。曾巩诗的风神，可概括为一种优柔的韵度，如风中莲花，摇曳生姿。曾巩诗在宋诗中常被忽视，实则在北宋诗文革新中，曾巩羽翼欧、王，接力苏、黄，乃宋诗之重要一环。曾巩其诗可称为宋诗的一个典型标本，其人亦是后世大众化文学偶像，过去对其诗之影响力有所低估。
[关键词] 曾巩；诗歌；宋诗；散文化
一、重新审视“曾子固短于韵语”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出于著名的南丰曾氏家族，他向以古文著称，作为欧阳修的弟子、王安石的良友，他在北宋文坛卓然自成一家。《宋史》本传论曾巩文章云：“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一时工作文词者，鲜能过也。”(1)脱脱等：《宋史》，1039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北宋的诗歌、散文发生新变，是以欧阳修倡导学习韩愈为契机的。欧阳修重新发掘了韩愈的价值，其时宋人争相学之，文坛面貌为之一新。作为欧阳修的得意门生，曾巩也是出入于韩、欧之门的，韩愈的文章对曾巩影响极大，这早有定论。清末民初刘师培云：“曾、王、三苏咸出欧阳之门，故每作一文，莫不法欧而宗韩。古文之体，至此大成。即两宋文人，亦以韩、欧为圭臬。”(2)刘师培：《论文杂记》，120-12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可以说，曾巩是韩、欧一脉的重要羽翼。
文学传播亦有幸与不幸，曾文过于显赫的结果，意外导致了曾诗相对晦暗的局面。对于曾巩的诗，在宋代就有不同的声音。曾巩的学生秦观和陈师道的两段话，引发了始料未及的千古议论。《东坡题跋》里有一条“记少游论诗文”，记秦观之言曰：“人才各有分限。杜子美诗冠古今，而无韵者殆不可读。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韵者辄不工。此未易以理推之也。”(3)苏轼：《苏轼文集》，213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杜甫能诗不能文，而与此相对的，就是曾巩的善文而不工诗。
又，陈师道《后山诗话》里引了一段话：
世语云：苏明允不能诗，欧阳永叔不能赋，曾子固短于韵语，黄鲁直短于散语，苏子瞻词如诗，秦少游诗如词。(4)何文焕：《历代诗话》，3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这里一气列举了多位文坛大家的“短处”，曾巩也在其列，一句“曾子固短于韵语”，更加深了世人对曾巩不能诗的印象。世语云云，似乎有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意思。
宋代名僧释惠洪在《冷斋夜话》中说，时人彭渊才“平生无所恨，所恨者五事耳”。这五件恨事，“第一恨鲥鱼多骨，第二恨金橘太酸，第三恨莼菜性冷，第四恨海棠无香，第五恨曾子固不能作诗”(5)释惠洪：《冷斋夜话》，载张伯伟编校：《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81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此则轶闻，戏谑意味甚重，也流传颇广。
上述三条材料，研讨曾巩者引甚多，关键是如何理解？不妨放到当时的语境中重新进行审视分析。秦观的材料是诗文对举，拿杜甫和曾巩做例子。其实，在古代的那些兼擅多种文体的名家那里，总有最擅长的和相对较弱的文体。而最擅长的文体往往就会有意无意地把其他的文体给掩盖了。杜甫的《三大礼赋》，在当时那么有名，后世却无人以赋家视老杜，杜甫如此，曾巩亦是如此。把曾巩与杜甫对举，足可显出曾巩的重要地位。
至于陈师道的材料，原本就是转引。谈了多人，有的论断本经不起推敲。如说欧阳修不能赋、苏轼词如诗云云，都是从本色和破体的角度立论的。从严守文体的视角言之，这些名家的大胆破体和创新是有问题的。因此，说曾巩短于韵语，也应考虑这段文字的语境，不宜单独言之。特别是应该考虑曾诗散文化的艺术特色。由此言之，这话其实不是说曾巩不会作诗，而是说曾巩的诗跟传统的六朝唐代的诗是不同的。曾巩的诗也是破体，是创新，距离古人较远。宋代是破体为文普遍的时代，而在理论批评方面，却与当时的创作不相匹配，甚至出现了批评与创作自相矛盾、相互抵牾的现象。(6)参见谷曙光：《论宋代文体学的核心问题：本色与破体》，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3)。因此，切不可把上述几条材料，理解为专门针对曾巩的贬抑。如此解析，才能抉出材料背后的真正内涵。至于释惠洪《冷斋夜话》的那条材料，玩笑成分居多，自不必多谈。
其实，宋末元初的方回，就大声为曾巩辩护了。方回云：“子固诗与文终不朽……大抵文名重，足以压诗名……子固诗一扫‘昆体’，所谓饾饤刻画咸无之。平实清健，自为一家。后山未见山谷时，不惟文学南丰,诗亦学南丰。既见山谷，然后诗变而文不变耳。”(7)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62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可知曾巩诗自有其风格地位，本无法一笔抹杀。诗和文两途，古人显然更看重文，曾巩的文那么强，足以压倒其诗。于是文名重而诗名轻，甚至文掩诗名，这是人之常情。至于陈师道，原本就是曾巩的学生，他早年的诗还学曾，按常理他不会也不应该批评老师，《后山诗话》只是引述。需要注意的是，不应把那条材料等同于陈师道本人的评价。
元明清三代，对于曾巩诗的阐释评价，多围绕秦、陈之文而展开，其中为曾巩辩护者居多，但也迄无定谳。文学接受的议论纷纭，反而显示出研究对象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延至当代，钱钟书在《宋诗选注》里，对曾巩的诗有一段平情之论：“他以散文著名，列在唐宋八家里。他的学生秦观不客气地认为他不会作诗，他的另一位学生陈师道不加可否地转述一般人的话，说他不会作诗。从此一场笔墨官司直打到清朝，看来判他胜诉的批评家居多。就八家(唐宋八大家)而论，他的诗远比苏洵、苏辙父子的诗好，七言绝句更有王安石的风致。”(8)钱钟书：《宋诗选注》，6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钱氏对千年以来的曾诗公案，做了一个“了断”，可谓一锤定音。
当代学者，已普遍承认曾巩能诗，并多方研究之。然而，笔者认为，关于曾巩诗的艺术渊源、特征和地位等问题，尚未得到充分研讨和彻底解决，仍需深入探究。
二、“昌黎之亚”：曾巩诗的主要艺术渊源
近人钱基博论曾巩诗的艺术渊源云：“曾巩为诗则又语质而意警，气雄而格老，不为东坡之烂漫，亦异山谷之生僻；而跌宕昭彰，自然遒变，远绍杜陵，近追欧公。”(9)钱基博：《中国文学史》，58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6。说曾巩诗不同于苏轼、黄庭坚，是有见地的；又点出曾和杜甫、欧阳修的密切关系，也无问题。但是，钱基博的话还是有些云山雾罩，未能探得实相。唐代到北宋，杜甫、韩愈、欧阳修是一条艺术线索上的重要人物，特别是韩愈，在北宋诗文革新中，被树立为革新旗帜，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钱氏提及杜、欧，而不及退之，未免隔靴搔痒。
清人方东树云：“古人得法帖数行，专精学之，便足名家。欧公得旧本韩文，终身学之。”(10)方东树：《昭昧詹言》，1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转益多师固然重要，但前提恐怕还是先深造专精一家。欧阳修文学的一大重要渊源，无疑是韩愈。那曾巩呢？他对于陶渊明、大小谢、李白、杜甫等都有追摹，但主要的艺术渊源恐怕仍是韩愈。无论是曾文，抑或曾诗，都受到韩愈的深刻影响。只不过，曾文平易，而韩文雄健，两人风格上差别较大，令人不觉韩、曾具有内在的、深刻的艺术关系。
有时，曾诗的风貌和写法是有一定迷惑性的，试举一例。《麻姑山送南城尉罗君》，初读之下，觉有李白《蜀道难》《将进酒》的影子；但细细品味，又奇字硬语，锵金鸣玉，另具风味。其实这首诗颇具奥妙，不妨细绎。宋人黄震云：“可与欧公《庐山高》为对。”(11)黄震：《黄氏日钞》，552页，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清人何焯亦云：“不减《庐山高》。”(12)何焯：《义门读书记》，724、71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原来曾巩心摹手追的，是他的老师欧阳修的得意名作《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那《庐山高》又是学谁呢？《石林诗话》载欧阳修语：“吾《庐山高》，今人莫能为，惟李太白能之。”(13)何文焕：《历代诗话》，424页，北京，中华书局，2001。欧阳修虽自负《庐山高》非太白不能为，但顾随《宋诗略说》认为“太白诗真不像欧”(14)顾随：《顾随全集》之讲录卷，211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清人刘熙载的评价有抽丝剥茧的味道：“东坡谓欧阳公‘论大道似韩愈，诗赋似李白’。然试以欧诗观之，虽曰似李，其刻意形容处，实于韩为逼近耳。”(15)刘熙载：《艺概》，6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钱基博的分析也深入一层：“(欧阳修)学李白之振奇，同韩愈之俶诡，非不欲为李也，欲为李而仅得韩也；人巧可阶，天才难为也。”(16)钱基博：《中国文学史》，51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6。《庐山高》骨子里学的实在是韩愈的“以文为诗”。其实，曾巩《麻姑山送南城尉罗君》亦落此窠臼。虽然曾诗略具李白的气势、句式，但较之太白的超旷、流畅、爽利则有所不足，多了几处涩笔，增添些许奇诡，因难见巧，这更像是沾溉了韩诗的特色了。客观说，曾巩虽然仰慕李白，但却难以追摹。朱熹说：“如退之、南丰之文，却是布置。”(17)朱熹:《朱子语类》卷第一三九论文上，33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曾诗骨子里的好处还在于纵横如古文，法度细腻，因此不能光看表面的磅礴恣肆。这诗实在是出入李、韩之间的，甚至可说是“学李而得韩”“表李而内韩”。其实，曾诗这种兼有多人特点的作品，远不止一首，比如《冬望》，也是“学韩亦兼有似太白处”(18)何焯：《义门读书记》，724、71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明人何乔新对于曾巩诗的学韩，是认识深刻的。他的长调《读曾南丰诗》，非常值得重视，极似韩愈的《调张籍》。诗云：“韩公殁已久，诗道日陵夷。岂识浑雅作，徒逞妖媚词。有如苔砌蛩，竟夕鸣声悲。又如娼家妇，粉黛饰陋姿。寥寥数百载，夫子起绍之。一扫西昆陋，力追骚雅遗。峻如登华岳，石磴何嵚崎。壮如雷电惊，白昼腾龙螭。清如方塘水，风静绿漪漪。澹如空桑瑟，枯桐縆朱丝。雄拔追李杜，奇涩薄宗师。金陵与六一，嗟赏无异辞。群儿厌黍稷，相与甘糠糜。黄口恣凌诟，顾谓不能诗。岂知韩公后，何人能庶几。想当挥翰时，元气盎淋漓。浑涵实天造，顾岂推敲为。我愿写万本，卑卑喻群儿。千周灿彬彬，大音初可窥。欲造风雅域，斯文乃阶梯。勖哉追古作，峻途极攀跻。毋为拾红紫，点缀斗妍媸。”(19)何乔新：《何文肃公文集》卷二十一，1408-1409页，载《明代论著丛刊》，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何乔新一眼觑定，曾巩就是学韩诗的健将，或者说，韩愈是曾巩诗歌的主要艺术渊源。当然，曾巩对李、杜、欧等大家都有研习，但无疑韩愈尤为重要。更难得的是，何氏把曾巩放到北宋诗文革新的历程中加以观照，认为曾有横扫西昆、力追骚雅的功绩。这种认识高度，是前所未见的。何氏的《书元丰类稿后》进一步言之：“至其(指曾巩)发之赋咏，平实雅健，昌黎之亚也。世或谓其不能诗者，非妄耶！”(20)何乔新：《何文肃公文集》卷十八，1304页，载《明代论著丛刊》，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昌黎之亚”，亦坐实了曾巩和韩愈的深刻艺术关系。
至于曾巩本人对韩愈的评价，主要体现在一诗一文中，即其《杂诗五首》其三和《王容季文集序》。特别是《杂诗五首》其三，专论韩愈，诗云：
韩公缀文辞，笔力乃天授。并驱六经中，独立千载后。谓为学可及，不觉惊缩手。如天有日月，厥耀无与偶。当之万象莹，所照百怪走……孔孟非其称，斗禄应未取。惜哉天下才，甘为外物诱。(21)本文所引曾巩诗文，皆据中华书局1998年版《曾巩集》。下文不一一出注，特此说明。
曾巩之崇韩愈，亦如泰山北斗。在曾巩眼中，韩愈其行、其文、其功业，皆足以光耀万世。特别是韩愈的文章，笔力天授、无施不可，不愧杰才。在对韩愈充分肯定的前提下，曾巩对其弱点、缺点也有委婉的指摘。总之，曾巩心目中的韩愈是大醇而小疵。
明人甚至认为：“宋之欧、曾，即唐之韩愈。”(22)高海夫主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之南丰文钞，3782页，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向来把欧阳修比作韩愈者多，而曾巩亦为韩愈之流亚。韩文深刻影响了曾文，而曾诗也受韩诗的沾溉，可以说韩愈不但是曾巩文、也是其诗的主要艺术渊源。一言以蔽之，曾巩在文学方面学韩而变韩、出韩，终于自具面目。
三、精整凝练：曾诗的散文化特征
曾巩诗存世四百余首，数量不算少，古体和律绝都有，各有佳作。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曾巩诗中古体和律诗的比例问题。以中华书局整理本《曾巩集》统计，卷一到卷八皆诗，卷一至卷五都是古诗，分别是36首、33首、39首、43首、40首。卷六到卷八是律诗，分别是71首、68首、80首。最后的辑佚部分，又补诗33首，其中古诗一首，律诗32首。如果不算辑佚部分，曾巩古体和律诗差不多是势均力敌的。如再考虑篇幅，曾巩的古体的篇幅显然是大于律诗的。这个比例，放到宋代其他的文学大家身上，也是比较突出的。统计曾巩的古体和律诗比例，有何意义？一般而言，古体的篇幅长，与散文为近；而律诗的篇幅短，更加含蓄蕴藉。学术界多以曾巩通判越州为界，将其诗分为前后两期。前期50年，古体多，而后期十余年，近体多。曾巩作了那么多古体，时间跨度又那么久，仅从体裁的选择上，就看出他的诗的浓重散文化倾向了。潘德舆云：“昔人恨曾子固不能诗，然其五七言古，甚排宕有气。”(23)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四，载郭绍虞、富寿荪编：《清诗话续编》，206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这里称赞的，当然就是曾巩的古体。
北宋诗歌的革新，古体尤有创辟。特别是七古，与古文的关系最为密切，宋人多藉之出新。方东树就认为，作七古，“须解古文者，而后能为之。观韩、欧、苏三家，章法剪裁，纯以古文之法行之，所以独步千古”(24)。曾巩何尝不是如此？古文家作诗，诗理通于文理。曾巩家乡在南丰，附近有名山——麻姑山，曾巩屡游之，并多次作诗吟咏。其七古长篇《游麻姑山》《麻姑山送南城尉罗君》《冬望》都非常有特色，前一首云：
军南古原行数里，忽见峻岭横千寻。谁开一径破苍翠？对植松柏何森森。危根自迸古崖出，老色不畏莓苔侵。修竹整整俨朝士，下荫石齿明如金。遂登半岭望城郭，但见积霭萦江浔。冈陵稍转露楼阁，沙莽忽尽横园林……未昏已移就明烛，病骨夜宿添重衾。神醒气生目无睡，到晓独爱流泉音。起来身去接尘事，片心未省忘登临。
这诗基本是古文的章法、句法和气格，抵得上一篇精彩的游记。某年清秋时节，曾巩有麻姑山之游。诗先从远望麻姑山开始，接着登山中途再回望城郭，诗人时而观山景，时而回望远处的城市和农田，章法交错，景致照应，笔力委实不凡。深山之中，既有崖谷、山泉等自然之景，又见庙宇、碑刻等人文景观。诗人更由成仙得道的麻姑，对世俗的求仙发了一通感慨。当晚，诗人宿于山中，觉神清气爽，第二天方依依离去。细味作品，夹叙夹议，情景如画，算是一篇标准的七古佳作，很容易令人联想起韩愈的《山石》。的确如此，《游麻姑山》追摹的，正是韩愈的名作《山石》。方东树评韩诗《山石》的一段话很耐人寻味，他说韩诗：“从昨日追叙，夹叙夹写，情景如见，句法高古。只是一篇游记，而叙写简妙，犹是古文手笔。”(25)细绎曾诗的立意、章法和议论，殆脱胎于韩诗，可谓是《山石》的“扩展版”。方东树又说：“他人数语方能明者，此(指《山石》)须一句，即全现出，而句法复如有余地，此为笔力。”(26) 方东树：《昭昧詹言》，232、270、270、1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山石》确实更加清峻简妙。纵然《游麻姑山》不如韩诗笔力雄强，但也足以显示曾巩学韩的深厚功力了。
散文化是宋诗的基本特征，自杜甫、韩愈以来，就倚为诗歌创新之重要法门。诸多宋诗大家，如欧、王、苏、黄等，他们的诗皆有散文化之特征，但风貌、表现又有所不同。泛泛而谈散文化，实有贴标签的嫌疑。如若精准概括，曾巩诗的散文化，有何特征和表现？试看曾巩的另一首七古《一鹗》：
北风万里开蓬蒿，山木汹汹鸣波涛。尝闻一鹗今始见，眼驶骨紧精神豪。天昏雪密飞转疾，暮略东海朝临洮。社中神狐倐闪内，脑尾分磔垂弓櫜……归来磥嵬载俎豆，快饮百瓮行春醪。酒酣始闻壮士叹，丈夫试用何时遭。
此咏物诗典出《汉书·邹阳传》：“臣闻鸷鸟累百，不如一鹗。”(27)班固：《汉书》，2340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鹗乃大雕，凶猛异常。诗极写鹗的精气神，屡用环境衬托之法，开阖鼓荡，气势非凡。鹗捕猎时的迅猛、凶狠，令人过目难忘。末尾再由鹗联系到壮士的命运，为怀才不遇者发一声长叹，可谓画龙点睛。此诗雄浑瑰伟、别有怀抱，颇有杜诗韩笔之妙，不失为宋代七古中的佳作。
欧阳修、曾巩师徒都学韩，但曾巩的诗作显得更为精整凝练，这是什么缘故？清人姚范云：“宋以后不讲句字之奇，是一大病。”方东树深以为然，并由此生发开去：“余谓独南丰讲之，而世人不之知。尝论南丰字句极奇，而少鼓荡之气。又篇法少变换、断斩、逆折、顿挫，无兀傲起落，故不及杜、韩。大约南丰学陶、谢、鲍、韩工夫到地，其失在不放，一字一句，有有车之用，无无车之用。然以句格求之，则其至者，直与陶、谢、鲍、韩并有千古，其次者亦非宋以来诗家所梦及。”(28) 方东树：《昭昧詹言》，232、270、270、1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这段话极有见地。曾巩极讲法度之谨、字句之奇，因此作品才精光内敛，自成一格。不过比起韩愈来，收敛许多、拘谨许多。曾巩在文字上的锻炼讲求，确实下了极深的工夫，他追求的，不是那种戛戛独造的新奇，而是以新意清词易横空硬语，让作品更多表现出敦厚凝重之态。要之，精整凝练或许可作为曾诗散文化的定评。
曾巩学韩愈的“以文为诗”，突出表现擅铺赋、精叙事上。刘埙《隐居通义》卷七云：“往往宋人诗体多尚赋而比与兴寡，先生(指曾巩)之诗亦然。故惟当以赋体观之，则无憾矣。”(29)刘埙：《隐居通义》，7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散文化自是曾诗的首要特征，“以文为诗”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以赋为诗”，而尚赋善叙则是曾巩的优长，他擅长将铺叙与议论、哲理与诗情结合起来，故而情韵更显幽折，其作品时有醇稳质实之妙。
在曾巩的集中，有三首同题的古体诗，名《咏雪》或《雪咏》，非常值得关注。(律绝中也有多首关于雪的作品)这恐怕不是偶然。从韩愈到欧阳修，再到苏、黄，都喜欢写大块的古体咏物诗，因为这很能显示作者的笔力和才华，显示赋物的高明手段。如何把一件物品或一种自然现象，穷形尽态地降伏在自己的笔下，是对诗人很大的考验。曾巩显然对雪极感兴趣，他要一赋再赋，驰骋笔力，在咏雪中，充分显示自己的咏物本领。篇幅最长的是五古《雪咏》，写春雪之肆虐，笔势层见叠出，形容穷形尽相，令人叹息诗人笔力之强、造语之奇和取境之阔。这路诗，韩愈固优为之，而宋人推波助澜，欧阳修、苏轼的“禁体物语”就令人难以措手。曾巩之作虽非禁体诗，但也在长篇之中，大展笔力，精妙卓特，只不过曾巩铺陈起来既畅足，又精整，有放有收，不会放而不收，汗漫无归。因此曾诗情韵更显幽深，何焯谓诗中句“极似韩”(30)何焯：《义门读书记》，72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说白了就是指韩愈的《南山诗》，只不过曾诗远不如韩具健拔奇气耳。
曾诗的精整凝练，另一个重要表现，是诗的议论。在北宋诗坛，王安石的《明妃曲》引起极大关注，唱和者众多。这其中，王安石的原作和欧阳修的和诗最脍炙人口。曾巩也参与了唱和。试看其一：“明妃未出汉宫时，秀色倾人人不知。何况一身辞汉地，驱令万里嫁胡儿。喧喧杂虏方满眼，皎皎丹心欲语谁。延寿尔能私好恶，令人不自保妍媸。丹青有迹尚如此，何况无形论是非。”刘克庄慧眼独具，特别提到其中的两句“丹青有迹尚如此，何况无形论是非”，认为“诸家之所未发”(31)刘克庄：《后村诗话》，5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评价是很有见地的。这一系列唱和，最吸引人的，就是各家的议论。按照道理说，《明妃曲》和者众多，想要翻新出奇，已不容易，但曾巩还是写出了名论杰句，以寄托心意。参与唱和的人，虽然不是参加诗歌竞赛，但如何发议论、怎么发议论、发什么议论，乃是他们最看重和最用力之所在。曾巩的《明妃曲》就显示出他精于议论的一面。曾诗的议论，更多的是夹叙夹议，属于那种议论明晰、晓然可知的类型。不走偏锋、不钻牛角尖，是曾巩议论的重要特色。曾诗议论的佳作还有《论交》《胡使》《边将》等，多是咏史之作，理密文畅，严洁精整，微意自显。
曾诗的散文化，还表现在用诗大力书写日常生活，实现人生的诗意栖居。《读书》可视为曾氏的个人诗传，《地动》写地震，《山水屏》描摹一屏风。他如记某日小饮，某日食梨，某日尝新茶，某日种花、看花，某日游玩，某日送客，某地名胜，以诗挽人，以诗为信柬……随处可见，层出不穷，体现了曾巩将日常生活诗化的努力，甚至他还尝试过类似《金陵初食河豚戏书》的新颖题材，这也是与北宋诗的发展趋势和题材创新若合符节的。
四、风神：曾巩诗的优柔韵度
前引何乔新诗，论曾诗风格，有“峻如登华岳”以下八句，其中的峻、壮、清、澹四字，最是紧要。但是，曾诗的峻壮，又不同于杜、韩之峻壮，曾巩的诗更多表现为精光内敛、潜气内转。如果说曾诗风格是峻壮清澹，未尝不可，似又不甚贴切。
曾巩的古文和诗歌虽然主要学韩，但又刻意保持了一定的距离。韩愈的“以文为诗”，突出表现在散文化、议论化，这是曾巩最倾心、学习最多的地方。韩愈的奇崛险怪，又是曾巩所不取的。前引何乔新的“奇涩薄宗师”，意思类似。换句话说，曾巩学到了韩愈的最基本的作诗法门，同时又在面貌上刻意疏远，力避韩之险怪。换言之，韩愈虽佳，却不必刻意效之，取其自然即好。曾巩那些最像韩愈的诗文，多是少作。
韩、曾一脉，然从审美和风格言之，韩愈是阳刚之美，硬札高古；而曾巩却表现为阴柔之美，优柔温厚，两人差距颇大。对于这种“学而不似”的情况，曾国藩有过揭示和分析，曾氏认为，西汉扬雄、司马相如的文章，得天地遒劲之气，是阳刚之美；而刘向、匡衡之文，得天地温厚之气，是阴柔之美。这对于后世之文，影响极大。曾氏分析：“韩、柳有作，尽取扬、马之雄奇万变，而内之于薄物小篇之中，岂诡哉！欧阳氏、曾氏皆法韩公，而体质于匡、刘为近。”(32) 高海夫主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之南丰文钞，4174、4064页，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这话很思辨。欧阳修和曾巩都是学韩，而风格却又偏于阴柔之美，略有“两张皮”的意味。然而，如果仅以阴柔美形容曾巩诗，似又比较笼统。
既然学韩，何以韩奇峭、曾温醇，差别如此之大？诗风之研讨，尤其微妙。方东树云：“诗文以豪宕奇伟有气势为上，然又恐入于粗犷猛厉，骨节粗硬。故当深研词理，务极精纯，不得矜张，妄使客气，庶不至气骨粗浮而成伧俗。”(33)方东树：《昭昧詹言》，221-22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曾巩就在“深研词理、务极精纯”方面下了极深的功夫，不求过于豪宕奇伟，力避粗浮伧俗，追求一种渊懿温厚的风神韵度。何焯的《义门读书记》参得些许消息，何云：“按，公古诗止第五卷，此卷中五言顿有优柔之韵，盖初年止于学韩，至此颇窥小谢之藩也”(34) 何焯：《义门读书记》，727、724-72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这虽是专指第五卷中的五言诗，有优柔之韵，但如若整体言之，恐怕多数曾巩诗的风格，都是偏于优柔之美的，多不露圭角。有时在作品中，偶见壮句，但也并不粗硬，整体看，词醇气洁，诗仍是优柔的。优柔韵度既是曾诗的特异之处，也是对曾诗风格的妥帖概括。
曾巩诗的优柔韵度，其实是与其散文一致的，表现为情韵幽折，反复咏叹之下，如啖橄榄，余味不浅。姚鼐云：“宋朝欧阳、曾公之文，其才皆偏于柔之美者也。欧公能取异己者之长而时济之，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35) 高海夫主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之南丰文钞，4174、4064页，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曾巩的一首《咏雪》，起首“北风萧萧鸣且歇，短日悠悠生复灭。朝含沧海满天云，暮断行人千里雪”数句，既健拔，又婉折，显示出一种潇洒、优游不迫的风貌。
曾巩的诗歌，表现为阴柔美的作品，既多律诗，但也不排除古体。比如前面提到的《明妃曲》，是什么风格呢？清人何焯《义门读书记》评云：“《明妃曲》二首，二篇却参以齐梁风调，此拟老杜负薪最能，大抵南丰诗不能细润，只缘直以李、杜、韩三家为法……按，曾子固诗过于古直，此篇乃殊委婉曲折。”(36) 何焯：《义门读书记》，727、724-72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委婉曲折，不就是一种优柔的韵度吗？这是曾巩在“以文为诗”方面扬长避短，与韩、欧等刻意求异的地方，值得细细玩味。
当然，曾巩诗歌的风神韵度，也不是一上来就优柔渊懿的，其实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凝练化育。王震《南丰集序》云：
南丰先生以文章名天下久矣。异时齿发壮，志气锐，其文章之慓鸷奔放，雄浑瑰伟，若三军之朝气，猛兽之抉怒，江湖之波涛，烟云之姿状，一何奇也。方是时，先生自负要似刘向，不知以韩愈为何如尔。(37)载曾巩：《曾巩集》，8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98。
可知曾巩未尝没有奇崛的一面，他早期也学过韩愈的奇险遒劲，只是后来他刻意要与韩愈保持距离，再加上时代、个性、学养等的综合作用，就多在阴柔美上下功夫了。况且韩愈也不全是奇险，韩也有犹夷白描之作，比如曾巩的《庭木》就颇有取于韩愈的《病鸱》，稳切有味。谈诗论文，都要知人论世。刘熙载《艺概》说：“曾文穷尽事理，其气味尔雅深厚，令人想见硕人之宽。”(38) 刘熙载：《艺概》，3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诗的优柔韵度，是与其人的宽厚淳朴密不可分的。
《秋怀》是古代诗人常作的题材，韩愈和曾巩都有《秋怀》组诗，又都是五古。兹各拈一首：
窗前两好树，众叶光薿薿。秋风一拂披，策策鸣不已。微灯照空床，夜半偏入耳。愁忧无端来，感叹成坐起。天明视颜色，与故不相似。羲和驱日月，疾急不可恃。浮生虽多涂，趋死惟一轨。胡为浪自苦，得酒且欢喜。(韩愈)(39)屈守元等主编：《韩愈全集校注》，364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
流水寒更澹，虚窗深自明。褰帷远钟断，拥褐晨香清。油然素心适，缅彼外物轻。因时固有应，在理复何营。隐几公事退，卷书坐南荣。以兹远尘垢，何异山中情?(曾巩)
两厢比较，韩愈之作豪宕奇恣，曾巩之作则俨洁优柔，同题而风格差别甚大。刘熙载说：“昌黎文意思来得硬直，欧、曾来得柔婉。硬直见本领，柔婉正复见涵养也。”(40) 刘熙载：《艺概》，3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虽是说文章，但用于韩、曾《秋怀》诗风格的评析，亦甚为妥帖。
曾巩的古体诗是有济世之志的，多作于前期，显示的是古文与古诗的参融交通，风格也刚柔兼备；而其近体，则更有优柔深婉之韵致，多作于曾巩晚年在各地州郡为官时期，此时更多以诗消遣的意味。曾巩诗风的前后期转变，跟他的挚友王安石甚为近似，颇堪玩味。后期的曾诗，徜徉山水，抒情遣怀，其中绝大部分是律绝，诗风显示为一种复归唐风的变化，特别是越州、齐州、福州等地之诗。如曾巩的《城南二首》：
雨过横塘水满堤，乱山高下路东西。一番桃李花开尽，惟有青青草色齐。
水满横塘雨过时，一番红影杂花飞。送春无限情惆怅，身在天涯未得归。
白描的写法，清婉的调子，鲜活的画面，再加上一点淡淡的惆怅，真是雅丽精绝。这种优柔韵度，又如风中莲花，摇曳多姿，显得清淡高雅。再看一首《西亭》：
团扇频挥到此亭，他乡愁坐思冥冥。空羞避俗无高节，转觉逢人恶独醒。岁月淹留随日老，乾坤狼狈几时宁？欲知事事今何似，万里波涛一点萍。
宦游异乡，年华老去，加之国事不靖，不禁令人生出一种转蓬之忧思。此诗传递的，是寂寞、徘徊、彷徨的情绪，而出之以沉郁的笔调和优柔的韵度。
五、曾巩诗：宋诗中向被忽视的一环
究竟什么样的诗，可以作为典型宋诗的标本？苏轼、黄庭坚被公认为是宋诗的最佳表现者。然则，除了苏、黄，就没有旁人吗？
在北宋文坛，曾巩是以辅佐欧阳修变革北宋诗文的面貌形象出现的，他可称为文坛盟主欧阳修麾下的一员大将。由于曾巩深厚的古文素养和成就，其诗名不免为文名所掩。论宋诗，欧、王、苏、黄，或为关键人物，或为一流大家，曾巩侧身其中，自难尽出头地，但他比起后来的江西诗派中的诸多人物，还是不遑多让的，甚至地位更为重要。曾巩诗的创新，体现在颇具“中庸之道”，不偏不倚，较好地实践了韩愈以来的“以文为诗”，其精整凝练的散文化写作，还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北宋学韩的奇涩险怪，这是宋诗发展中的一股清流。曾巩的一大好处，是绝对不以艰深掩饰浅陋，他就是要以温厚常谈示人。当然，此常谈并非陈腐之谈，这也与宋诗追求的平淡之美颇为贴近。
清人陈訏尝编《宋十五家诗》，向称精审，其评曾巩云：“南丰诗巉削遒洁，如孤峰天外，卓立万仞，其气格在少陵、昌黎之间”(41)陈訏：《宋十五家诗》，载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第410册，33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如果做一个大胆的假设，曾巩无文章之盛名，仅仅以其数百首诗传世，他恐怕犹不失为北宋一重要诗家，至少放在诸多江西诗派成员之中，是毫无愧色的。或许他不及欧阳修的开创之功，更难比王、苏、黄的鲜明个性，但恰恰是他的平易精整和优柔韵度，令其诗具有了一种标志性的特色，似乎可以说，相对中正平和的曾诗一出，更加证明了典型意义上宋诗的成立和成功。宋诗从欧、王到苏、黄，一步步迈向高潮，而曾巩侧身其间，羽翼欧、王，接力苏、黄，正起到了不可忽视的辅佐作用。由此言之，曾巩诗是宋诗的一个重要标本。
过去，对于曾诗的影响力，似乎未能准确揭示。其实，“惟欧、曾平正，易于入手，故中材以下喜效之”(42)张文虎：《答刘恭甫书》，载高海夫主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之南丰文钞，3782页，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此话才是去皮见骨之论。在宋代，几人人为诗，人人有集。曾诗作为典型宋诗，入手较易，临摹起来，难度亦适中。曾巩比起欧、王、苏、黄，才力不逮，个性又木笃而欠玲珑，所以诗文有时难免思缓冗软。但世上又有几人有苏、黄之才？大量的是才力平庸之人，而曾巩的创作正为芸芸众生开示了法门，这也正是曾诗的独特意义所在。清人姚莹的一首论诗绝句云：“文掩诗名曾子固，论才合于亚欧王。南丰类稿从头读，遗恨何人比海棠。”(43)姚莹著，黄季耕注：《姚莹论诗绝句六十首注》，43页，合肥，黄山书社，1986。因此，把曾巩放到宋诗发展的历程中，上挂下联，把握脉络，才能发掘出其诗的真正地位和价值。
今之曾巩研究，尤应重视和加强诗与文的贯通研究，单打一的诗或文研讨，似难挠到痒处。陈衍云：“余尝论古人诗文合一，其理相通。断无真能诗而不能文、真能文而不能诗。自周公、孔子，以至李、杜、韩、柳、欧、苏，孰是工于此而不工于彼者？”(44)陈衍：《石遗室诗话》，载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一)，352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在古代，独擅一体或兼工多体者都不乏其人。但唐宋以来，当诗、文、词等主要文体日臻成熟后，文人兼擅多体者日益众多。曾巩同时的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都是诸体兼工的杰出代表，难道处此“贯通”时代氛围中的曾巩，却仅能文而不能诗？显然不是。只不过曾巩文隆而诗隐，格局更加独特。正因为他的散文超一流，于是作为优势文体的散文，进一步影响到了其诗歌，令其诗歌的散文化、议论化更为显著，更有特色。与此同时，他的诗在美学和面貌上，又与韩愈刻意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体现为一种优柔的风神韵度，具有清约谨严之美。
当然，曾巩诗并非没有缺点。宋代朱熹云：“行文要紧健，有气势，锋刃快利，忌软弱宽缓。”方东树由此联系到宋诗，加以按断：“按此宋欧、苏、曾、王皆能之，然嫌太流易，不如汉、唐人厚重”(45)方东树：《昭昧詹言》，2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其实，比起杜、韩的厚重，宋人确有流易之病，但是要说软弱宽缓，恐怕在欧、苏、曾、王数人中，曾巩的表现略显突出。这并非偶然，既是曾氏才力、个性使然，也系其有意为之，他要与韩愈保持一定距离。
曾巩深于经术，其文是儒者之文，其人有“真儒”之誉，早有定评。朱熹对曾巩文章的屡次大力肯定，也引导了后来的理学家对曾巩有好感，理学家作诗亦对曾巩有所取法。朱熹说：“人要会作文章，须取一本西汉文，与韩文、欧阳文、南丰文。”(46)朱熹：《朱子语类》卷第一三九论文上，332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可知评价之高。朱熹又屡把曾巩与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名家做比较，说道：
韩文高。欧文可学。曾文一字挨一字，谨严，然太迫。(47)
文字到欧、曾、苏，道理到二程，方是畅。荆公文暗。(48)
欧公文字敷腴温润。曾南丰文字又更峻洁，虽议论有浅近处，然却平正好。到得东坡，便伤于巧，议论有不正当处。(49)朱熹：《朱子语类》卷第一三九论文上，3306、3309、330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朱熹看重的，就是曾巩的精整、平易、质实，适宜阐发义理，甚至认为连王安石、苏轼都有所不及。客观讲，曾巩诗文的平和自然，简而有法，理性冷静，确是比较适宜载道的。那种静穆的气度、醇儒的面目，亦是很能得到理学家青睐的。朱熹对曾巩的推重，自与其理学家的身份、学风有关。清人袁枚就认为：“曾文平纯，如大轩骈骨，连缀不得断，实开南宋理学一门。”(50)载高海夫主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之南丰文钞，4128页，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曾文之醇厚，开理学家之文，而理学家相应的会对曾诗有好感，也是顺理成章的。概言之，平正优柔的曾诗，足传精微之义理，必达难显之人情，适宜学问之体用。这又是曾巩诗在另一方面影响力的体现，也是其他宋诗大家所不具备的。
曾巩《明妃曲》之名句云：“但取当时能托意，不论何代有知音。”曾诗的知音，代不乏人。曾巩未入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或属不公。清人方东树云：“惜乎世罕传诵，遂令玄文处幽，不得与六一、介甫、山谷并耀。岂其(指曾巩)文盛而诗晦，亦有命存耶？”(51)方东树：《昭昧詹言》，1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大为感慨曾巩文盛而诗晦，被遮掩了诗名和影响力，令人甚觉遗憾。清末民初的胡焕有《论西江诗派绝句十五首》，第一首就写曾巩，为南丰张目，诗云：“南丰才笔九州横，坡语流传欠定评。莫谓赣人情韵减，略嫌文字掩诗名。”(52)载郭绍虞等编：《万首论诗绝句》，167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千年之后，在对宋诗的整体研究相对充分和深入的局面下，对于曾巩的诗才能有恰如其分的论定。本文的结论是，作为诗人的曾巩，其重要性有待进一步认识，重新审视曾巩的诗歌，其诗既精整凝练，复具优柔韵度，可以视为宋诗的典型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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