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产品质量的影响
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产品质量的影响李宏 吴东松
(天津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天津 300222)
摘 要: 国内产品质量与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密切相关。文章利用我国2006-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研究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产品质量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国内产品质量呈现出显著的U型关系;OFDI逆向技术溢出通过研发强度的中介效应促进国内产品质量的提升;这种U型关系会受到国内区域和东道国特征的异质性影响。因此,我国应继续加快“走出去”战略步伐,保持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长期合作,努力放大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产品质量改善的积极效应。
关键词: OFDI; 逆向技术溢出; 国内产品质量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当今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愈发重要。提高国内产品质量是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时,加快制造强国建设,推动中国制造的品质革命,也对国内产品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步伐的加快,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成为影响国内产品质量不容忽视的一面。截至2018年底,中国超2.7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全球188个国家(地区)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4.3万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1.98万亿美元。鉴于此,本文旨在研究我国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产品质量的影响。
目前关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讨论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第一,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研发创新能力的影响。国外学者ALAzzawi(2012)研究发现新兴工业化国家的OFDI存在显著的技术外溢效应,有助于提高国内创新水平。国内学者李娟等(2017)研究发现自主研发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是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主要渠道,单纯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创新能力的影响仍相对较小。还有学者基于包络分析法对2004-2008年中国30个地区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与OFDI国际研发溢出的交乘项对创新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且OFDI的国际技术外溢效应还依赖以人力资本为代表的吸收能力作支撑。OFDI改变了企业内部的创新资源配置路径,投资金额的增加会带动企业自主创新投入的提升,而投资决策和规模变量能够同时对企业模仿创新产生强烈的影响,使得模仿创新在企业创新行为中的地位提升,但主要创新仍然在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专利方面,而对发明专利的影响则表现出明显区域差异性,OFDI对东部地区的国内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但对中西部地区及全国平均而言无显著影响。第二,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国外学者早期的研究表明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了母国的技术进步,Driffield和Love(2009)对英国制造业以及Pradhan和Singh(2009)对印度汽车产业的研究均证明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存在,并显著促进国内生产率的提升。随后国内学者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并且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影响我国国内的技术进步。具体而言,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技术进步主要有两条影响途径:一是改变国内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的构成。我国中间品的生产需要相对密集的技术投入和熟练劳动力投入,会直接增加对国内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从而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带来生产部门的技术水平和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二是技术的溢出。发达国家的下游企业为我国上游供应商提供高质量的中间投入品并积极向我国上游企业转移技术。中间品的进口将直接通过投入-产出效应提高国内的劳动生产率,同时我国以较低的成本学习、模仿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前沿技术来实现自身的技术进步。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针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进行了丰富的研究,揭示了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国内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作用机制及影响途径。然而,OFDI逆向技术溢出是否会通过其他特定的渠道来影响国内产品质量?目前尚无学者对此问题进行讨论。本文利用中介模型实证研究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产品质量的影响,揭示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产品质量提升的作用机制,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国内产品质量之间关系有新的诠释,为今后国内产品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
二、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从短期来看,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企业研发创新能力和国内全要素生产率会产生负向影响。邱丽萍和叶阿忠(2019)认为对外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全要素生产率存在阶段性的抑制作用。而且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投资动机有关,资源寻求型和市场寻求型的OFDI 逆向技术溢出会阻碍国内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所以,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负向机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抑制企业研发创新能力。短期内对外投资活动的增加将会引起国内生产部门的要素资源重新配置,这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国内的研发投入,出现创新不足的现象,进而对国内企业的研发创新能力产生“研发挤占效应”,不利于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二是阻碍国内全要素生产率进步。在OFDI初期,国内外技术水平存在明显的差距,国内对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尚处于模仿学习阶段,逆向技术溢出在短期内无法有效转化为先进的工艺技术,产生高水平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低效率要素投入的错配,从而阻碍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
从长期来看,OFDI逆向技术溢出将提升研发创新水平、促进国内技术进步。已有研究表明,我国的跨国公司通过吸收转化OFDI逆向技术溢出从而提升国内生产技术和创新水平,OFDI逆向技术溢出可以有效促进国内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所以,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正向机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OFDI逆向技术溢出存在“研发促进效应”。长期OFDI逆向技术溢出可以推动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提高企业利润率,从而进一步促使企业加大产品研发投入,提升产品质量。二是国内生产部门经过前期的模仿学习之后,逐步将OFDI逆向技术溢出消化吸收,利用“竞争效应”和“示范效应”来促进同行业企业以及上下游相关联企业的技术进步。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假说1和假说2。
H1 OFDI逆向技术溢出通过影响研发水平来影响国内产品质量。
H2 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国内产品质量将呈现U型关系。
国内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首先,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主要渠道来自于我国跨国公司的海外研发、制造和营运机构,不同机构对国内的溢出效应存在地区异质性。东部地区主要依靠研发机构的溢出,中西部地区主要依靠制造和营运机构的溢出,而且在西部地区,贸易机构是逆向技术溢出的一个重要来源。其次,东部地区的OFDI对提升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显著正效应,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则不显著,这是因为东部地区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发达的金融体系、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局面、较强的技术吸收、研发和再创新能力,所以其逆向技术溢出的效果比中西部地区更为显著。最后,当加入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调节变量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能力均产生了正向促进效应。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3。
H3 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产品质量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
此外,东道国的经济实力、文化距离等特征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密切相关。沙文兵(2014)认为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中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得逆向技术溢出。首先,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最初发生在东道国的子公司,东道国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频繁的创新研发活动将直接影响子公司的溢出水平,所以东道国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对逆向技术溢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次,我国与东道国的文化差异也会影响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进行并购或绿地投资,通过内部化、示范竞争效应等途径,吸收东道国企业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管理经验,并利用集团内部知识管理与人员流动促进东道国的先进技术传递到母国公司,所以相近的文化制度和地缘关系更有助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4。
H4 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将受到东道国异质性特征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如下计量模型研究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产品质量影响
lnqualityit=α0+α1(lnspit)2+α2lnspit+α3Xit+γi+εt+μit
(1)
进一步研究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产品质量影响的作用机制,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方法构建如下中介模型
RDit=β0+β1(lnspit)2+β2(lnspit)+β3Xit+γi+εt+μit
(2)
lnqualityit=λ0+λ1RDit+λ2(lnspit)2+λ3lnspit+λ4Xit+γi+εt+μit
(3)
其中,i、t分别是省份和年份。qualityit为i省份第t年的国内产品质量,本文利用因子分析法,从影响国内产品质量的指标中提取出主要因子并进行处理,以此来衡量国内产品质量(具体测算过程请见下文)。spit为i省份第t年所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并用其代表i省份第t年获得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各省份通过OFDI所获得国外研发资本存量越大,其逆向技术溢出的程度也越大。参考Lichtenberg和Potterie(1998)的模型,本文得到了省际层面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指标spit(具体测算过程请见下文)。RDit为i省份第t年的研发强度,用其研发经费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来表示。γi表示省份固定效应,εt表示年份固定效应,μit表示残差项。
控制变量Xit包括下列变量:(1)资本存量(lncapital)。本文取资本存量的对数值。Schott(2004)研究表明具有技术和资本禀赋的国家所生产的产品质量比劳动力禀赋国家高,生产技术中的资本密度与产品单位价值成正相关,资本深化可以带来产品单位价值的提升。(2)人均GDP(lnpgdp)。本文取人均GDP的对数值。收入水平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可以追溯到Linder的“重叠需求”理论,即两国之间对品质的共同需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一个独立条件。一国平均收入水平的增长会促使消费者对本国产品质量有更高的需求,所以富裕国家在生产高质量产品上更具优势,因此人均GDP对产品质量提升具有正向影响。(3)人均受教育程度(lnedu)。本文利用各省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对数值来表示人均受教育程度。人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意味着人力资本水平的上升,进而有助于促进产品质量的升级。(4)外资进入水平(fdi)。本文利用各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工业总产值与其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表示外资进入水平。虽然外资企业的进入可以带来相应的技术溢出,但由于中国经济在一定时期内的粗放增长,使得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存在显著的负向溢出,其中合资企业的负向溢出最大,但随着经营的深入负向溢出逐渐减弱并转变为正向溢出。此外,吴德勋和张雪梅(2016)的研究也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带来了负向的技术溢出效应。(5)城市化率(urban)。本文利用各省的城市人口与其总人口之比来表示城市化率。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和经济水平的提高,国内居民消费率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特征,而居民消费需求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国内产品质量。
(二)变量测度
1.国内产品质量的测度
本文选取2006-2018年国内各省份的下列指标:研发人员数量、发明专利申请受理数、实用专利申请受理数、外观专利申请受理数、发明专利申请授权数、实用专利申请授权数、外观专利申请授权数、专利有效数、技术市场成交额以及产品质量等级率(优等品率、一等品率、合格品率)。利用因子分析法对上述指标进行处理,并以此来衡量国内产品质量。如图1所示,国内产品质量平均水平在2006-2012年间呈现缓慢增长趋势,这一时期我国相应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和数量水平均不高;但是随着“走出去”战略步伐加快,国内产品质量平均水平在2012-2018年间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图1 2006-2018年国内产品质量
2.省级层面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测度
根据Coe和Helpman(1995)、Braconier等(2001)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行界定和测度
(4)
其中,spojt代表第t年我国从j国获取的OFDI逆向溢出效应;ofdijt代表我国第t年对j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以2006年为基期,利用消费者物价指数进行折算;GDPjt代表第t年j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以2006年为基期,利用GDP平减指数对各国GDP进行平减;sjt代表第t年j国的研发资本存量,该指标通过永续盘存法sjt=(1-δ)·sjt-1+rjt计算得出,折旧率δ在本文取5%,rjt为第t年j国的研发支出,本文利用世界银行数据库计算得出。s2006=r2006/(g+δ),r2006为2006年东道国的研发支出,g为2006-2018年各国研发支出的年平均增长率
(5)
上式中zspot代表第t年我国从所有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所获得的总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6)
spit代表i省份第t年获得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ofdiit为i省份第t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上式用i省份第t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与第t年所有省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之比作为权重,以此衡量i省份第t年获得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投资公报》《世界银行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2汇报了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产品质量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核心解释变量(lnsp)2符号显著为正,验证前文的理论假说2,即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产品质量的影响呈显著的U型。全样本回归结果中U型曲线拐点的横坐标位于23.730附近,其中有92个样本在拐点左侧的下降区间内,其余298个样本在拐点右侧的上升区间内。
从其他控制变量来看:(1)资本存量(lncapital)对国内产品质量的影响显著为正,这是由于资本存量的增长有助于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和改进工艺水平,从而提高产品质量。(2)人均GDP(lnpgdp)在控制省份固定效应情况下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平均收入水平的增长也会促使国内产品质量的提升。(3)人均受教育程度(lnedu)对国内产品质量的影响显著为正,人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意味着国内人力资本水平的上升,进而有助于促进产品质量的升级。(4)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国内产品质量的影响显著为负,这是由于中国经济在一定时期内的粗放增长,大部份来华投资企业是为了寻求廉价的生产要素,使得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存在显著的负向溢出。(5)城市化率(urban)对国内产品质量的影响显著为正,这表明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需求结构有所提升,消费者对国内产品质量的需求也不断提高,进而促进了国内产品质量的不断升级。
(二)国内区域异质性分析
表3汇报了国内分区域样本回归结果,其中核心解释变量(lnsp)2符号显著为正,即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产品质量的影响呈显著的U型。其中,国内东、中、西部地区的拐点横坐标分别为25.121、23.682、18.945,验证了前文理论假说3,体现出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产品质量的影响显著存在区域异质性。这表明:相对西部地区而言,东、中部地区的国内产品能够吸收更高水平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从而越过拐点进入质量上升阶段。由于东、中部地区的经济实力较强、产业结构更为优化,区域内部产业关联度及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尤其是东部地区集聚了诸多溢出能力较强的研发创新部门,这不仅增强了国内部门对高水平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也显著促进了区域产品质量升级。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3 国内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
(三)东道国的异质性分析
表4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分别考虑东道国经济实力特征、东道国与我国地理距离特征,讨论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产品质量的异质性影响。
列(6)-(8)的结果显示:不同经济水平国家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产品质量的影响均为显著的U型。其中,高、中、低收入水平国家的拐点横坐标分别为23.706、20.410、17.830。这表明东道国的经济实力越强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越大,国内产品通过吸收更高水平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从而进入质量升级阶段,验证了前文理论假说4。
列(9)-(11)的结果显示:不同地理距离国家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产品质量的影响均为显著的U型。其中,亚太地区、北美地区、欧洲与中亚地区的拐点横坐标分别为23.493、21.694、21.099。这表明东道国与我国的地理距离越近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越大,从而有利于国内产品质量升级。验证了前文理论假说4。
表4 东道国异质性检验结果
注:东道国收入水平、各大洲和地区划分标准均来源于世界银行。
(四)机制检验
在控制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的情况下,利用中介模型检验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如何通过影响研发强度来影响国内产品质量。回归结果表5显示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国内研发强度(RD)之间呈显著的U型关系,这表明在对外投资初期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研发挤占效应”抑制了国内研发水平,随着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不断积累,其“研发促进效应”逐渐显现,从而促进国内研发水平的提升。由于研发水平的提高又能显著促进国内产品质量(lnquality)的提升,所以OFDI逆向技术溢出通过研发强度的中介效应促进国内产品质量的提升,并与国内产品质量呈显著U型关系,验证理论假说1和2。
表5 机制检验结果
(五)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
列(14)和(15)为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6。列(14)从被解释变量的角度考虑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将国内产品质量前后5%的离群值予以剔除之后重新进行基准模型检验,发现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国内产品质量依然呈显著的U型关系。列(15)从解释变量的角度考虑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利用我国从OECD国家所获取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来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结果显示上述U型关系显著,这也进一步验证了基准模型结果的稳健性。
列(16)和(17)为内生性检验。列(16)选取东道国每百万人口的科研人员数量、东道国与我国的地理距离作为工具变量,来考虑修正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并对工具变量进行识别不足检验(Anderson LM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Cragg-Donald Wald F检验),结果分别在5%显著水平上拒绝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和“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说明工具变量选择合理。列(17)在控制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的情况下,采用差分GMM的方法检验原模型是否存在内生性问题。在选择合适的差分方程滞后期的情况下,检验通过了GMM估计方法的要求,其中AR(1)的P值为0.004,AR(2)的P值为0.109,Hansen检验的P值为0.820,没有拒绝原假设,说明工具变量的选择是合理的,原假设下统计量服从正态卡方分布。结果表明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产品质量影响为显著的U型特征,原模型无一阶自相关且工具变量选择合理,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本文实证结果依然稳健。
表6 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结果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国内产品质量的视角,理论分析发现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国内产品质量之间存在U型关系,在此基础上利用2006-2018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表明:(1)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国内产品质量之间呈现出显著的U型关系,上述结论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在对外投资初期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研发挤占效应”通过抑制国内研发水平而阻碍产品质量升级,随着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不断积累,其“研发促进效应”逐渐显现,通过提升国内研发水平而推动产品质量升级。(2)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国内产品质量的U型关系存在区域异质性。相对西部地区而言,由于东、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同时研发部门的集聚也提高了国内部门对高水平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消化和吸收能力,所以显著促进了地区产品质量升级。(3)东道国的经济实力、地理距离等特征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密切相关。东道国的经济实力越强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越大,国内产品通过吸收更高水平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从而进入质量升级阶段。东道国与我国的地理距离越近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越大,从而有利于国内产品质量升级。
本文的研究启示如下:(1)各地政府应重视OFDI逆向技术溢出,充分利用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产品质量的促进效应。继续加快我国“走出去”战略步伐,保持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长期合作,努力放大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产品质量的改善作用。今后我国在产业政策制定方面,不应该单纯从国内方面入手,还需同时注重国内外的联动关系,从多方面提升国内产品质量。(2)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国内产品质量的U型关系存在显著区域异质性。各地区应通过调整本地产业政策增强自身的技术吸收能力,尤其是西部地区需要结合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继续扩大产业规模、提高开放水平,积极保持与东中部地区的协同创新和产业互补,合理利用国内的区域经济联动机制,不断改进生产技术从而促进国内产品质量的提升。(3)由于东道国的经济实力、地理距离等特征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密切相关,所以国内企业在从事对外投资活动的同时要充分考虑东道国特征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异质性影响,全面结合东道国子公司的溢出水平与国内母公司的吸收能力制定企业发展战略,从而更为合理地吸收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以促进国内产品质量提升。
参考文献
ALAZZAWI S.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induced R&D spillovers .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 Economic Development, 2012,21(5):615-653.
李娟,唐珮菡,万璐,等.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创新能力——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17(4):59-71+135.
刘东丽,刘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创新能力影响研究.亚太经济,2017(2):113-120.
李思慧,于津平.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创新效率.国际贸易问题,2016(12):28-38.
沙文兵.对外直接投资提升了中国国内创新能力吗?——基于2004年—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的检验.经济经纬,2015,32(6):54-58.
POTTERIE B V P, LICHTENBERG F. Do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ransfer technology across border? .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1,83(3):490-497.
DRIFFIELD N, LOVE J, TAYLOR K. Productivity and labor demand effects of inward and outward FDI on UK Industry. The Manchester School, 2009,77(2):171-203.
PRADHAN J P, SINGH N. Outward FDI and knowledge flows: a study of the Indian automotive sector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es, 2009,1(1):155-186.
霍忻.中国TS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技术水平提升影响程度研究——基于溢出机制和影响因素的视角.世界经济研究,2017(7):54-63+136.
杨连星,罗玉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全球价值链升级.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7,34(6):54-70.
揭水晶,吉生保,温晓慧. 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我国技术进步——研究动态及展望.国际贸易问题,2013(8):161-169.
邱斌,叶龙凤,孙少勤. 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提升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出口复杂度的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12(1):57-67.
邱丽萍,叶阿忠.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半参数面板空间滞后模型.软科学,2019,33(4):29-33.
王恕立,向姣姣.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不同投资动机的经验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14(9):109-119.
吴瑞兵.制度距离、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母国技术进步.统计与决策,2019,35(9):136-140.
卢进勇,程晓青.海外投资与企业出口质量提升.中国流通经济,2019,33(10):94-106.
董有德,孟醒.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国内企业创新能力——基于我国分价值链数据的检验.国际贸易问题,2014(9):120-129.
宋跃刚,杜江.制度变迁、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区域技术创新.世界经济研究,2015(9):60-73+128.
霍忻.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地区差异分析.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5,30(5):16-24.
王雷,桂成权.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基础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南京审计学院学报,2015,12(5):28-36.
沙文兵.东道国特征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世界经济研究,2014(5):60-65+73+89.
聂名华,徐英杰,刘桃霞.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贵州社会科学,2017(5):95-102.
温忠麟,叶宝娟.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心理科学进展,2014,22(5):731-745.
LICHTENBERG F R, POTTERIE B V P. 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a comment .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8,42(8):1483-1491.
SCHOTT P K. Across-product versus within-product specia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trade . The Qua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4,119(2):647-678.
LINDER S. An essay on trade and transformation . Stockholm:Almqvist & Wiksell,1961.
李景睿.收入差距、本土市场需求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基于跨国数据的传导机制比较与优化方向选择.产业经济研究,2017(1):14-24.
马林,章凯栋.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技术溢出的分类检验研究.世界经济,2008(7):78-87.
吴德勋,张雪梅.FDI对中国工业部门技术溢出的实证研究——基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资源与产业,2016,18(3):121-127.
丁建勋.城市化率与我国居民消费率的关系研究.消费经济,2014,30(4):25-29+35.
COE D T, HELPMAN E. 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 .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5,39(5):859-887.
BRACONIER H, EKHOLM K, KNARVIK K H M. In search of FDI-transmitted R&D spill-overs:a study based on Swedish data .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2001,137(4):644-665.
李宏,刘玲琦.制造业服务化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机制研究.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2(6):103-114.
The Effect of China’s OFDI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 on the Quality of Domestic Products
LI Hong, WU Dong-song
(School of Economics, Tianj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ianjin 300222, China)
Abstract:The quality of domestic products is closely related to people’s growing needs in the new era. This article uses 2006-2018 inter-provincial panel data in China to study the impact of China’s OFDI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 on domestic product quality. Empirical research shows that OFDI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 and domestic product quality have a significant U-shaped relationship. OFDI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 can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domestic product quality through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R&D intensity. The U-shaped relationship is also affected by the heterogeneity of domestic regional and host country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China should continue to accelerate the “going out” strategy, maintain long-term cooper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or regions, and strive to amplify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OFDI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s on the improvement of domestic product quality.
Key words:OFDI;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s; domestic quality of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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