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有事项信息披露影响企业违约风险吗？
或有事项信息披露影响企业违约风险吗？董小红1 周雅茹1 戴德明2
(1.安徽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2.中国人民大学 商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 本文以2010-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或有事项信息披露与企业违约风险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或有事项信息披露详细程度与企业违约风险显著负相关，即或有事项信息披露得越充分，企业的违约风险越低，并且这种降低作用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上市公司中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代理成本在两者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本文研究为规范我国或有事项信息披露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对如何减少企业违约风险，实现企业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关键词： 或有事项信息； 违约风险； 代理成本； 经营风险； 市场化水平
一、引言
违约风险可能会导致经济主体无力偿还到期债务，使企业面临财务危机，甚至会促使企业进行破产清算。因此，违约风险成为利益相关者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随着债务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于2015年11月提出去杠杆的理念，因为高杠杆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面对宏观经济下行的压力，企业不断扩大的债务规模必将带来违约风险的增加。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债务违约事件频频发生，据wind资讯统计显示，2018年违约公司债74只，违约金额高达665.91亿元。进入2019年以后，公司债延续了2018年批量违约的常态，截至2019年5月31日，违约公司债42只，违约金额共233.92亿元。
随着资本市场债务违约事件频频发生，学者们对企业违约风险也展开了积极的研究，主要研究企业违约风险的影响因素。公司治理水平、宏观经济政策、企业社会责任及社会关系网络等都会对企业违约风险产生影响。此外，吴建华等(2017)指出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会直接影响投资者对其债券违约风险的判断。随着资本市场的竞争加剧，企业经营日趋多元化，杨金观(1999)指出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或有事项且涉及金额巨大，与上市公司其他信息不同，或有事项是典型的中度不确定事项，中度不确定事项的信息披露会带来一定的经济后果，尤其是或有负债，或有负债披露会降低企业权益成本、降低企业价值且影响审计意见类型。因此，或有事项信息披露会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重要影响。
那么，作为信息披露的重要组成部分，或有事项信息披露是否会影响企业违约风险？本文认为或有事项信息披露可能会影响企业违约风险，考虑到或有事项的特殊性并结合委托代理理论与信号传递理论，本文认为影响的路径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或有事项信息披露——信息不对称——代理成本——企业价值大小/波动程度——违约风险”及“或有事项信息披露——未来不确定性——经营风险——企业价值大小/波动程度——违约风险”。具体来说，一方面，或有事项信息的披露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信息透明度，使代理成本有所下降，代理问题的缓解使得企业价值提升，进而违约风险下降；另一方面，由于或有事项信息的披露，增加了企业未来经营的不确定性，较高的经营风险会导致企业价值下降及波动程度加强，增加企业发生违约的可能性。两种路径会导致不同的结果，那么或有事项信息披露对企业违约风险究竟是正向作用还是负向作用？
鉴于此，本文以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10-2017年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或有事项信息披露对企业违约风险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代理成本和经营风险对二者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以及不同市场化程度背景下两者关系的差异性。本文可能的研究贡献有以下两点：第一，为或有事项信息披露对上市公司违约风险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丰富了企业违约风险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于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公司，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公司或有事项信息披露对企业违约风险的降低作用更明显；第二，从机理上分析或有事项信息披露对企业违约风险的影响，发现代理成本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经营风险并未发挥中介作用。研究表明降低企业违约风险不仅需要合理披露企业存在的或有事项信息，还要发挥公司的内部约束机制，缓解代理冲突，降低代理成本。
二、文献综述
(一)或有事项信息披露
从或有事项信息披露的内容来看，或有事项主要包括环境污染整治、未决诉讼或仲裁、产品质量保证金等方面。除此之外，通过研究我国上市公司报表附注中的或有事项信息实际披露情况，傅征(2000)指出或有事项信息披露在规范性上存在披露内容不充分、时间不及时、金额不准确等问题，严重降低了企业会计信息质量。随后，学者们对或有事项信息披露的市场反应展开研究，王申等(2005)以上市公司债务担保为研究对象，发现债务担保公告公布后的第二天累积异常报酬率显著为负，市场对其表现出明显的负面反应。尤其是以往存在逾期债务担保的上市公司，市场的负面反应更显著且更迅速。姚胜琦等(2006)通过研究上市公司披露的重大诉讼公告，发现市场对未决诉讼做出了快速的负面反应，且负面反应随着不确定性的增加而更加显著。
(二)企业违约风险
关于企业违约风险影响因素的研究，以构建违约预测模型为主。最早的模型由Altman(1968)提出，通过对33家公司的财务信息和经营情况进行预测，创建了由5个财务指标组成的Zscore模型，克服了单变量预测的主观问题，提高了预测的准确度。随后，一些学者对此展开深入研究，从企业外部影响因素来说，投资和筹资结构的不合理及环境不确定性会加剧违约风险，同时违约风险也会受到行业状况、货币政策及国家经济形势的影响。从企业内部因素来看，高层管理人才是中国企业比较缺乏的，企业希望通过高层管理人才提高企业经营水平，降低经营风险。更多的学者以企业自身特征为切入点进行研究，以企业财务指标为考察对象，发现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及盈利能力的提升均可以降低违约风险，但发展能力的提升反而增加了企业违约风险。从公司股权结构出发，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和管理层持股有效降低企业违约风险，而大股东持股会增加企业违约风险。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尚不完善，正式制度环境较弱，企业的社会关系网络及企业社会责任等非正式制度安排对于企业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具体而言，社会关系网络能够降低公司债务违约的概率，社会关系网络越富足，公司发生债务违约的概率越小，并且在各类社会关系中，银行关联对公司债务违约概率的降低作用最大。社会责任表现较好的企业债务违约风险较低，因债务事项被提起仲裁和诉讼的可能性较小。
通过梳理上述文献，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学者们对于企业违约风险的研究并不丰富，并且现有研究的角度也不全面，随着我国债券市场违约事件不断增多，对于企业违约风险影响因素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而在或有事项信息披露与企业违约风险的关系及作用机制方面，相关的研究还比较缺乏。
(三)或有事项信息披露与企业违约风险
企业或有事项信息披露降低代理成本主要表现在企业价值提升、盈余管理减少、融资成本减少等方面。具体来说，充分的信息披露能有效抑制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国内学者对于或有事项信息披露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从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两方面展开，审计师行业专长越高，被其审计的公司披露或有事项频数越高，结合本文研究内容，主要梳理或有事项信息披露带来的经济后果。从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检验或有事项信息的有用性，发现或有事项信息与股价和累计报酬率显著正相关，说明或有事项信息具有价值相关性，也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且披露得越详细，分析师跟踪数量越多，说明或有事项信息的披露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缓解了代理冲突。存在未决诉讼的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更大，审计收费更高。随着生态环境逐渐受到重视，环境污染整治情况作为或有事项信息在财务报告附注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舒利敏等(2014)检验我国沪市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披露的环境信息与其债务期限结构之间的关系，发现绿色信贷客观存在，环境信息披露水平高的企业获得了更大比例的长期借款。
企业或有事项信息披露对经营风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审计报告质量下降、会计信息及时性下降、高管业绩敏感性下降等方面。具体而言，或有事项信息的披露增加了企业未来经营的不确定性，进而增加了上市公司未来经营业绩波动性，或有事项比重越大，企业未来经营的不确定性和破产风险越大。从国内近期研究来看，或有事项信息披露导致审计费用增加，费用的增加并未提高审计质量，或有事项信息披露降低了审计质量。从会计信息角度出发，上市公司披露的未决诉讼影响了会计信息及时性，延长了审计报告对外报出的时间。存在未决诉讼的上市公司获取银行债务融资的成本更高，并且涉诉频率越高、涉及金额越大，债务融资成本越高，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越低。由此可见，未决诉讼信息的披露增加了企业经营风险，印证了经典代理理论中有关风险与薪酬业绩敏感性的预测，风险较高的情况下，稳定的收入反而是更为有效的激励。分析师作为企业与投资者的连接者，其盈余预测分歧度和精确度也会受到或有事项信息披露详细程度的影响。或有事项信息披露得越详细，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分歧度越大，意味着或有事项增加了企业未来经营的不确定性，企业面临较高的经营风险，导致分析师盈余预测难度加大。
通过对以上文献的回顾与梳理，可以看出，目前学者对于或有事项信息披露的研究并不丰富，涉及的领域有限，鲜有文献涉及或有事项信息披露与企业违约风险关系的分析。通过整理现有文献的观点，可以看出，或有事项信息披露对违约风险的影响存在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一方面，或有事项信息充分披露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以及代理成本，降低了企业违约风险；另一方面，或有事项信息披露增加了企业未来经营的不确定性，增加经营风险，两条不同的路径得出相反的结论。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或有事项信息披露、代理成本与企业违约风险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现代公司的经营权逐渐由所有者转移到更专业的经理人手中，两者之间形成委托代理关系。然而，信息不对称理论指出当前市场并非强势有效市场，信息高度不对称，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所获得的信息数量和质量存在较大差异。此外，我国经理人市场发展尚未成熟，加上管理者的决策往往从个人利益角度而非企业整体利益角度出发，导致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的经营目标不一致，由此产生了委托代理问题，Jensen和Meckling(1976)指出代理成本是因代理问题所产生的损失及为解决代理问题所发生的成本。随后，大量学者对代理成本的后果展开研究。代理成本越高，业绩预告的准确度越低，媒体负面报道比例越高。可以看出，对于上市公司中存在的严重代理问题，学者们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代理问题在各方面给上市公司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严重阻碍上市公司长远发展。因此，如何降低代理成本实现企业长期健康发展受到了学术界与实务界的重视。学者们普遍认为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能够缓解代理冲突。具体而言，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有利于缓解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企业代理成本，进而显著缓解融资约束，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是投资者保护机制的重要构成。另外，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该准则规范了或有事项概念和确认条件，改善了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环境，提升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
综上所述，作为企业信息披露的重要组成部分，报表附注中或有事项信息的充分披露，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缓解代理冲突，并降低企业违约风险，由此提出假设1a。
H1a 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或有事项信息披露与企业违约风险显著负相关，即或有事项信息披露通过降低代理成本进而降低了企业违约风险。
(二)或有事项信息披露、经营风险与企业违约风险
最基础的信号传递理论是指不同公司的股利分配方式向资本市场释放不同的信号。对于投资者而言，公司发放的股利越多，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公司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在此基础上，Michael于1973年进一步丰富了该理论的内涵，认为在市场交易的双方中，处于信息劣势一方做出的判断受处于信息优势一方所释放信号的影响。在资本市场中，或有事项作为一种中度不确定性事项，其是否发生取决于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因素。会计准则按照不确定性大小、能否可靠估计，把或有事项分为预计负债、或有负债和或有资产。本文所研究的或有事项是指有可能发生或无法可靠计量的事项，其无法确认为表内负债，但需要在报表附注中披露。作为特殊的不确定性事项，企业在披露或有事项信息的同时也增加了企业未来经营的不确定性，提升了企业经营风险，尤其是或有事项中包含的未决诉讼、仲裁和债务担保可能给上市公司带来较大影响。从现有研究来看，不确定性信息对企业产生的影响往往是负面的。信息不确定性产生正向的风险溢价，伴随更高的异质风险波动性。国内学者的研究结论也基本一致，公司特质风险与上市公司层面的信息不确定性有关，公司微观环境不确定性与股价暴跌风险显著正相关。
总之，企业披露的或有事项信息在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同时，由于其是否发生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增加了企业未来的经营风险，企业披露的相关信息可能向资本市场投资者传递了一种不好的信号，使得投资者并不看好企业未来的发展，从而增加了企业经营风险，加大违约的可能性。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1b。
H1b 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或有事项信息披露与企业违约风险显著正相关，即或有事项信息披露通过增加经营风险进而提高了企业违约风险。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不稳定，因而本文选取2010年至2017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或有事项信息披露数据从年报PDF中抓取并手工核对获取，财务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为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在样本选择过程中，剔除金融保险类、ST等特殊处理的公司，剔除数据缺失的样本和异常观测值，最终获得11 020个样本观测值。为消除极端值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1%水平的Winsorize处理。多元回归分析使用STATA14.0软件。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企业违约风险。借鉴Altman(1968)、Zhang等(2010)的研究，采用基于中国企业分析构建的Zscore模型来衡量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该模型为：Zscore=0.517-0.46×(负债总额/资产总额)-0.388×(营运资金/资产总额)+9.32×(净利润/平均资产总额)+1.158×(留存收益/资产总额)。Zscore值越大，表明企业的偿债能力越强，债务违约风险越小。为区别于后文中稳健性检验部分的变量，此处用Zscore1表示。
2.解释变量
或有事项信息披露。借鉴董小红等(2015)的做法，表外附注中披露的或有事项信息是采用Java爬虫技术从年报附注中抓取包括未决诉讼或仲裁、债务担保、产品质量保证(含产品安全保证)、承诺、亏损合同、重组义务、环境污染整治八项内容，并以这八项内容出现的频数合计数的自然对数作为或有事项信息披露的替代变量，用Cont表示。
表1 主要变量说明
3.中介变量
代理成本和经营风险。对于代理成本，本文选取两类代理成本进行检验，借鉴现有文献的做法，采用管理费用率来衡量第一类代理成本(AC1)，采用其他应收款占公司总资产的比率衡量第二类代理成本(AC2)。对于企业经营风险的衡量，参照侯剑平等(2013)的研究，采用经营杠杆系数来衡量，由于该系数是弹性指标，取值有可能为负，因此对经营杠杆系数作同向化处理，统一取绝对值，用Risk表示。
4.控制变量
借鉴冯丽艳等(2016)的做法，选取以下控制变量：(1)净资产收益率(Roe)；(2)所有权性质(Soe)；(3)企业成长性(Gro)；(4)自由现金充裕程度(Cfio)；(5)权益融资能力(Off)；(6)担保能力(Capt)；(7)利息保障倍数(Cover)。为控制时间和行业效应，在模型中加入年度(Year)和行业(Ind)虚拟变量。各变量具体说明见表1。
(三)模型构建
通过上述理论分析，为了验证本文假设，构建模型(1)进行回归，其中根据假设1a，预期α1回归系数显著为正；根据假设1b，预期α1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Zscore1=α0+α1Cont+α2Capt+α3Roe+α4Gro+α5Soe+α6Cover+α7Off+α8Cfio+∑year+∑ind+ε
(1)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描述性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根据Zhang等(2010)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研究结果，认为企业是否存在财务危机的Zscore临界值为0.5，且当Zscore值大于0.9时为财务安全公司。从表2中可以看出，本文所选取样本的Zscore1值均值为0.597，中位数为0.625，标准差为1.732，由此可见，上市公司的债务违约风险的差异较大。或有事项信息披露频数(Cont)的均值为3.756，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0和6.215，表明样本企业普遍存在或有事项并在年报中进行披露，但不同企业或有事项信息披露的金额及详细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其余变量分布较为合理，不存在极度异常值。
表2 描述性统计
(二)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上三角为斯皮尔曼(Spearman)相关性检验结果，下三角为皮尔森(Pearson)相关性检验结果。从表中可知，企业违约风险(Zscore1)与或有事项信息披露(Cont)的斯皮尔曼(Spearman)和皮尔森(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为0.016和 0.022，分别在10%和5%的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初步支持企业或有事项信息披露能够降低企业违约风险。在控制变量方面，由表可知，企业违约风险与企业成长性、净资产收益率、担保能力等均呈正向变动关系，符合预期。另外，由表3可知，各变量相关系数均在0.5以下，且大部分变量的关系显著性水平较高，表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问题。
(三)回归分析
表4模型(1)、模型(2)表明或有事项信息披露与企业违约风险的OLS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未加入控制变量，模型(2)加入完整控制变量，在回归方程中，Cont系数α1为0.050，且均在5%水平上显著，表明或有事项信息披露与Zscore1值显著正相关，从而与企业违约风险显著负相关，验证了假设1a。
表3 Spearman和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4 多元回归检验结果
(四)机制分析
1.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检验
基于董小红等(2017)的研究，推测或有事项信息披露很可能通过降低代理成本，从而降低企业违约风险。因此，本文将检验两类代理成本是否在或有事项信息披露与企业违约风险之间发挥中介效应。
借鉴现有文献的做法，本文采用管理费用率来衡量第一类代理成本(AC1)，管理费用率越高，管理者的在职消费等自利行为越严重；采用其他应收款与总资产之比度量第二类代理成本(AC2)，由于大股东往往利用其控股地位，通过关联交易、盈余管理等手段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其他应收款占比越高，代理成本越高。对于中介效应的检验，参照已有研究，建立模型(2)-(4)，依次检验回归系数β1、γ1和θ1的符号与显著性水平。
AC1/AC2=β0+β1Cont+β2Capt+β3Roe+β4Gro+β5Soe+β6Cover+β7Off+β8Cfio+∑year+∑ind+ε
(2)
Zscore1=γ0+γ1AC1/AC2+γ2Capt+γ3Roe+γ4Gro+γ5Soe+γ6Cover+γ7Off+γ8Cfio+∑year+∑ind+ε
(3)
Zscore1=θ0+θ1Cont+θ2AC1/AC2+θ3Capt+θ4Roe+θ5Gro+θ6Soe+θ7Cover+θ8Off+θ9Cfio+∑year+∑ind+ε
(4)
图1 中介效应检验
解释变量与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和中介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如表5、6和7所示。可以看出，代理成本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
表5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自变量与中介变量)
表6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中介变量与因变量)
表7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自变量与因变量，加入中介变量为控制变量)
2.经营风险的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前文分析，本文认为存在两条影响路径，现对经营风险第二条路径进行检验，参照侯剑平等(2013)的研究，本文采用经营杠杆系数衡量企业经营风险，并对经营杠杆系数作同向化处理，统一取绝对值。检验方法同上，建立模型(5)-(7)，依次检验回归系数a1、b1和c1的符号与显著性水平。检验结果如表8、9和10所示，可以看出经营风险并未发挥中介作用。
表8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自变量与中介变量)
表9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中介变量与因变量)
表10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加入中介变量为控制变量)
(5)
Zscore1=b0+b1Risk+b2Capt+b3Roe+b4Gro+b5Soe+b6Cover+b7Off+b8Cfio+∑year+∑ind+ε
(6)
Zscore1=c0+c1Cont+c2Risk+c3Capt+c4Roe+c5Gro+c6Soe+c7Cover+c8Off+c9Cfio+∑year+∑ind+ε
(7)
(五)拓展分析
根据资源依赖理论，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对资源的获取和整合能力，张敏等(2015)指出企业获取资源的可得性与便利性在很大程度上与市场化程度密切相关。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法制较为健全，要素市场的流动性更强。中国各地区在市场化水平方面呈现出较大差异，导致或有事项信息披露对不同地区公司违约风险的影响存在差异。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或有事项信息披露对企业违约风险的降低作用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样本公司中更显著。原因可能是，第一，在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金融系统更加完善，意味着该地区的公司还可能从银行以外的其他金融机构获取相应的发展资金，对银行借款的依赖度相对较低；第二，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银行的市场化营运模式更加健全，与其他银行之间的相互竞争也更加激烈，使得银行对客户公司的筛选与管理更加市场化。
借鉴李慧云等(2016)的研究，本文将公司所在地位于广东、上海、浙江和江苏四个省份的公司视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样本，除此之外的地区的公司视为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公司，分组回归结果如表11所示，可以看出，或有事项信息披露对企业违约风险的降低作用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样本公司中更显著。
表11 不同市场化水平的回归检验结果
六、稳健性检验
(一)内生性问题
参照大多数文献的做法，本文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加入模型重新回归，回归结果如表12所示，可以看出，结果依然支持前文假设1a，本文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12 稳健性检验结果(一)
(二)变量的重新度量
1.改变企业违约风险的衡量方法
借鉴冯丽艳(2016)的做法，采用以下方法衡量企业违约风险。Zscore值=1.2×(营运资金/资产总额)+1.4×(留存收益/资产总额)+3.3×(息税前利润/资产总额)+0.6×(权益市场价值/负债账面价值)+(销售收入/资产总额)，Z值越大表示债务违约风险越低，用Zscore2表示。该模型认为如果Z值小于1.81则表明企业存在很大的破产风险。通过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本文选取的样本公司Z值的平均值为1.89。回归结果如表13的列(1)、(2)所示，其中列(1)未加入控制变量，列(2)加入完整的控制变量，结果显示，或有事项信息披露与Z值显著正相关，且均通过了5%水平上的检验，说明或有事项信息披露的越充分，则Z值越大，与之对应，企业的违约风险越低，即结果依然支持前文假设1a，故本文结论具有稳健性。
2.改变或有事项的衡量方法
借鉴现有研究，选取八项内容中出现频数较多且具有代表性的一项或多项作为或有事项信息披露的替代变量。本文选取未决诉讼、债务担保和产品质量保证三项内容，以其出现频数汇总后的自然对数进行稳健性测试。回归结果如表13的列(3)、(4)所示，其中列(3)未加入控制变量，列(4)加入完整的控制变量。从回归结果可知，结果依然与前文保持一致，即支持假设1a。
表13 稳健性检验结果(二)
七、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对我国2010至2017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研究，从微观企业角度分析或有事项信息披露对企业违约风险的影响，实证分析或有事项信息披露与违约风险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检验了代理成本和经营风险在两者关系中发挥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代理成本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或有事项信息披露减少了信息不对称性，有效缓解企业代理冲突，进而降低企业违约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降低作用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上市公司中更加显著。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对于准则制定者而言，目前准则对于或有事项信息披露的规定仍需进一步完善，在披露标准和内容方面的规定有所欠缺。因此，相关机构应予以重视并建立一套完整的披露体系，提高资本市场的资源使用效率，降低上市公司违约风险；第二，对于监管部门而言，监管机构要加强监管和处罚力度，对于上市公司应披露但未披露的行为要给予严厉的惩治；第三，作为上市公司而言，有义务向信息使用者披露真实的信息，尤其是或有事项中的未决诉讼、仲裁和债务担保可能给上市公司带来较大影响，从企业长远发展来看，应及时披露有关信息，便于投资者做出合理决策，降低企业违约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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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the Disclosure of Contingent Information Affect the Risk of Enterprise Default?
DONG Xiao-hong1, ZHOU Ya-ru1, DAI De-ming2
(1.School of Accounting,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233030, China;2.School of Busines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takes Chinese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0 to 2017 as research samples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tingent ev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enterprise default risk.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gree of detail disclosure of contingent event information i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risk of enterprise default. Even if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contingent event is more sufficient, the risk of enterprise default is lower, and this reduction is more significant in the listed companies with lower marketization degree. Further research shows that agency cost plays a part of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the two. This research provides theoretical basi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or regulating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contingencies in China, which has important research significance for reducing the risk of enterprise default and realizing the long-term st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Key words：contingent information; default risk; agency cost; operational risks; marketization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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