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收入行为的激励效应评估
中国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收入行为的激励效应评估*——基于动态空间工具变量与空间杜宾模型分析
丁玮蓉 吴俊培
[提 要] 本文基于全国县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空间工具变量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从地方政府收入行为视角对均衡性转移支付的激励效应进行评估。结果表明：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收入行为具有双重作用。在直接效应方面，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且不会对地方政府造成直接税收扭曲影响。但在间接效应方面，均衡性转移支付会引致地区间扭曲的税收竞争。其产生的税基效应和税率效应相互抵消，对地方政府的征税努力的影响不显著，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行为呈现中性影响，并未产生正向激励效应。
[关键词] 均衡性转移支付；激励效应；地方政府收入行为；空间杜宾模型
一、引言
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对推动经济发展有着非常大的激励作用(周黎安等，2011)。但财政分权下的财力与事权不匹配也使得地方政府间的财政竞争愈演愈烈。在这个背景下，中央均衡性转移支付承担着弥补地方政府标准财政收支缺口、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的重要责任。2018年，中央对地方的均衡性转移支付规模高达14 050亿元，占财政转移支付总额的22.4%。(1)数据来源：财政部《2019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表》其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最大的转移支付来源，势必会对地方政府的收入行为产生深刻影响。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针对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影响机制的研究，源于我国在以经济发展为政治考核的机制下，地方政府为争夺税基往往采用税收优惠政策来降低实际税率。其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转移支付的税收替代效应。政府在利用均衡性转移支付来调整各地区的财政差异时，会对地方政府财政努力产生负向激励(张恒龙和陈宪，2006)。当中央政府减少转移支付的数额时，地方政府会努力提高征税的努力程度来满足财政收支缺口(Bahl,1971;Gramlich,1987)。这是由于转移支付与税收之间具有财政收入上的替代关系(吕冰洋和张凯强，2018)。转移支付规模和收入分成比例对地方政府的财政努力程度造成一定路径依赖(刘小勇，2012)。同时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财政努力程度越低，反之亦反。这使得地区之间的财政差距逐步拉大(乔宝云等，2006)。而Stine(1994)，Gamkhar & Oates(1996)，Hindriks et al.(2008)认为均等化的转移支付会使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边际保留率下降。这虽然会降低地方政府的投资积极性，但对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程度影响却不大。减少转移支付并不能提升地方政府的财政努力程度。胡祖铨等(2013)认为不同的转移支付形式的影响机制不同。均衡性转移支付及转移支付的总量对地方征税努力有抑制作用，但专项转移支付对征税努力有促进作用。二是转移支付的税收竞争效应，但结论并不一致。Köthenbürger(2002)发现，当存在政府间转移支付时，税收竞争表现积极的地方政府稍微提高税率，就会带来较大的税收流失，却能得到较高的转移支付作为补偿。因此地方政府仍然会选择较高的税率。Smart & Bird(2009)认为当地方政府提高税率导致税源外流与财力减少时，转移支付是向税收竞争中执行高税率的地区的一种补贴，即转移支付制度实际上导致了税率的提高。李永友(2015)在控制了区位、经济水平等因素影响后发现，虽然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有显著的弱化作用，但仍然无法矫正中国转移支付机制在整体上的强化效应。此外，由于转移支付对地方税收产生了替代效应，会给地方税收征管效率带来显著的负向影响，从而减弱地区间税收竞争(李建军和肖育才，2012)。
在现实中，中国的均衡性转移支付设计的目的在于消除地方政府间因财源差异和收支不平衡导致的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的不平衡，是对地方财政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手段。其设计是按照规范化的公式进行资金分配的转移支付。每个地区接受的均衡性转移支付用于弥补地区之间税基的差异。均衡性转移支付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地区标准财政收支缺口。理论上讲，税基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本地所接受的转移支付。如果相邻地区的税率及其他条件不变，地方政府追求本地税收收入和均衡性转移支付最大化。而两者之间是策略互补还是策略替代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然而，地方政府之间策略互动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官员激励机制的影响。地方官员积极参与经济增长业绩的晋升锦标赛，而经济增长是典型的以资本投资拉动为主的。这使得吸引资本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任务。资本的流动性决定了税基是流动的。因而地方政府存在为争夺流动税基的策略税收行为动机。尽管中国的名义税率是高度统一的，但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差异化的征税努力等来影响实际税率的高低。也就是说当名义税率确定时，实际税率取决于地方税务机关的征管效率。因此地方政府税收征管效率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地区间税收竞争关系。那么，均衡性转移支付会为地方政府带来怎样的税收策略行为呢？由于发达地区的税基足够大，而均衡性转移支付制度设计中考虑了地方财政能力，因此发达地区没有足够动机加强征管，或有意采取“放水养鱼”的策略。而欠发达地区，一方面为了满足地方财政支出需要加强税收征管，另一方面，为了吸引资本，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以及为了获得更多的均衡性转移支付，会比发达地区有更强的动机放松征管或给予其他财政优惠或牺牲环境质量来获取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增长。
因此，大规模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到底对地方政府收入行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需要一个综合的分析框架来评估。本文在Köthenbürger(2002)和Bucovetsky & Smart(2006)的模型的基础上，揭示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税收努力和相互间税收竞争的影响机制，并进行实证检验。需要指出的是，关于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收入行为影响的探讨，理论上的机制分析有助于进一步厘清两者之间的可能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从经验上提供科学的依据。由于地方政府面对多重考核及其激励机制，因此其面临着两难选择。在征税和经济发展之间需要进行有效的平衡，而争取中央转移支付可能成为不影响经济发展条件下的一种“帕累托改进”。地方政府会策略性地争取中央转移支付，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影响地方政府降低财政努力度，造成“藏富于民”的资源配置低效率。而转移支付成为地方政府机会主义倾向的手段，带来了意外的后果。两种效应需要同时进行考虑和综合评估。因此，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1)现有文献单独强调转移支付的税收效应和替代效应，而本文聚焦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收入行为的激励效应，探讨其引发的地方政府间竞争是否“竞次”的、低效率的。(2)结合中国2006—2009年间的县级财政和企业微观数据进行研究。相比国内大多数文献所用的省级数据或者只截止到2007年的县级数据，本文用于经验分析的样本大幅度增加，并在动态工具变量模型作为基准模型基础上，采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检验，回归结果更稳健。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本文地方政府收入行为分析中的税收竞争是广义的，其不仅仅指主观征税努力程度，还包括地方政府为吸引税基或外部资本出台的各种税收优惠和返还政策可以引起实际税率的内生变动。本文通过以上两个方面来评估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的收入行为的激励效应。
二、 计量模型的构建与分析方法
(一)计量模型的构建
本文基于全国县级面板数据，探讨我国均衡性转移支付制度下，地方政府是否会采取税收竞争这种地方政府间策略互动来提高本地的自有收入？还是会降低自身的财政努力从而减少本地自有收入？笔者所关注的被解释变量是衡量税收竞争的指标，即地区间在宏观税负水平的空间策略性互动。基于动态空间工具变量模型(dynamic spatial instrumental variables)，本文对中央均衡性转移支付和地区间横向税收竞争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在地区间税收策略互动关系的问题中，相邻地区间税收政策会相互影响，也就是说实证模型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这会导致税率的反应函数OLS估计不一致。因此，本部分实证估计的关键是选择合适方法处理这些较为明显的内生性问题(Lyytikäinen,2012)。根据已有文献，笔者选择空间工具变量模型。因为如果相邻地区的税收政策变量被合适工具化了，则剩下的且被识别的空间参数的空间相关性就不是由空间误差依赖所产生的虚假相关性。因此本文选择以相邻地区的其他外生社会经济变量的空间加权作为工具变量。此外，在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下，税收收入具有典型的“基数”预算特征。地区的实际税率具有明显的动态依赖性。在实证估计中就必须考虑地区的实际税率的动态性。因此，本文的基准模型为如下动态空间工具变量模型：
式中，在考察地区之间的税收竞争时，τit是地区i在第t年该地区的企业综合税负率。为了表示企业综合税负率变化的动态依赖性，笔者加入地区i滞后一期的企业综合税负率τit-1。笔者设定Xit为以往文献中常用的影响地区宏观税负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Tranit表示中央对地方的均衡性转移支付规模，以均衡性转移支付与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的比值来衡量；wijt是反映i和j地区之间空间相互关系的空间权重矩阵；τjt表示地区j在第t年企业综合税负率；表示税收的空间滞后变量；反映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地区间横向税收竞争的影响；a为常数项；b和c分别是控制变量Xit和Tranit的系数向量；ρ0是反映相邻地区间税收策略互动关系的系数；ρ1是均衡性转移支付对横向税收竞争影响的系数；eit是地区i在时间段t内的残差项；pi是地区固定效应；tt是时间固定效应；ρ1显著为正、负或不显著，则表示来自中央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对相邻地区的税收竞争在空间上存在着显著的正向、负向或不显著的外溢效应。
此外，笔者对滞后工具变量最多选择二阶滞后来控制其数量。为了处理空间关系里的内生性问题，避免控制变量的外生性问题对实证结果产生的影响，笔者采用各地区强外生性的经济社会变量，比如将人口密度、人均GDP、产业结构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以相邻地区的其他外生社会经济变量的空间加权作为工具变量(Caldeira，2012；谢贞发和范子英，2015)。本文采用稳健的系统GMM的一步法对如上动态空间工具变量动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
(二)变量选取、数据说明
本文的均衡性转移支付(2)在财政一般预算收支平衡表中，均衡性转移支付的名称几经变化。源于1995年过渡期转移支付，2002年更名为“一般性转移支付”，2009年正式定名为“均衡性转移支付”。(样本期间称为“一般性转移支付”)及经济社会变量的数据来源为《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等，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来源于《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截至目前，财政部只公开了2009年之前县级财政统计数据，故选取2006—2009年全国县级面板统计数据。
本文采用李永友(2015)的做法，用“企业综合税负率”来刻画县级政府的税收竞争指标。该指标为将工业企业按照县的归属进行划分后，同一个县的企业应交所得税、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增值税之和与所有企业产品销售收入之比。这部分数据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之所以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把《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企业微观数据和《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中县级财政数据合并，是由于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事权主要集中在基层政府。这使得中央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果和影响效应也必须考察县级政府的财政收入行为。
在选取的研究时期内《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样本中，本文考虑到某些省(市、区)自身的特殊性，比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及西藏所辖县的数据以及某些企业数据的质量存在问题。首先，在原始样本中对直辖市、西藏地区的企业样本进行了剔除。这是由于直辖市只包含两级政府，不符合本文的研究条件。而西藏地区人口稀少，工业相对落后，财政收入方面极其依赖中央的转移支付，这样必然会带来明显的政策异质性，因而对其所辖地区的企业承担的实际税负产生影响，故需剔除当地企业样本。其次，对工业企业样本中的异常数据进行筛选，比如指标数据有缺失，企业实际有效税率小于0或者大于1，企业注册资本、资产总额等为负值的样本。最后，笔者结合县级统计年鉴提取涉及710个县(市)的工业企业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此外，笔者选用一组企业特征变量，主要包括企业规模、企业年龄等。这是由于参照已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我国税法对新企业或者规模以上企业往往会有较多的所得税优惠或减免政策。在模型中选取企业总资产来测度企业规模，并对企业年龄变量采取了对数化处理。此外，加入县区人口密度、人均GDP、固定资产投资比(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除以国内生产总值)、产业结构(第一产业产值除以GDP)、人均产值等作为控制变量，见表1。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对于空间权重指标的选取。借鉴现有文献关于空间权重的设计，由于样本县中存在没有地理之间接壤的县(市、旗)，所以在关于相邻县区位的确定中，笔者定义“与i县相邻或者在地理上各个方向最近的县”为相邻县。笔者以已有研究中常用的地理距离的倒数：作为空间权重指标。其中，地理距离等于空间单位之间的球面距离，wst反映不同地区的影响权重。
(三)回归结果
表2报告了模型在空间权重指标下的回归结果，其中，Wτ=∑j≠iwijtτjt。
表2 动态空间工具变量模型的估计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下表同;括号内为t值。
笔者根据表2的回归结果来分析本文所重点关注的几个核心解释变量的影响效应。
首先，从税率的滞后一期τit-1的回归结果来看，其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我国地区的企业综合税负率有非常明显的动态依赖性。也就是说，地区的前一年的税率显著影响了当年的税率。其次从地理空间权重下的税率即变量Wτ的系数来看，它反映的是地区间的税收策略互动关系。其系数为正数，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表明，财政分权体制下以县级企业综合税负表征的地区间横向税收竞争仍然显著存在。这与许多已有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再次，中央的均衡性转移支付tranit的回归系数为正，但回归结果并不显著。这说明中央对均衡性转移支付对本地区政府征收的企业综合税负水平的影响并不明确。最后，来看核心变量Wτ×tran。其反映本地区均衡性转移支付如何通过影响相邻地区的加权税率来影响本地区的税率，即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地区间横向税收竞争的影响。其回归结果也不显著。这是由于：中央对地方的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地方政府往往会把均衡性转移支付当作征税的替代，因而地方政府就没有那么大的激励来增加本地区的自有收入。也就是说，均衡性转移支付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本地区政府征税努力。从这方面来看，均衡性转移支付会缓解地区间的税收竞争。而另一方面，在以经济指标为主要考核内容的地方官员晋升机制下，地方官员为积累政治声誉，想通过税收竞争来改善本地区的投资环境，从而带来较多的资本流入，实现地区经济快速增长(沈坤荣和付文林，2006)。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的财力补充加剧了地方政府经济建设性支出偏好。由于粘蝇纸效应，均衡性转移支付带来的地方公共部门支出的增长要大于本地财政收入对支出的增长(胡祖铨等，2013)。因此地方政府为了满足增加的公共支出而提高自身的财政努力。从这方面看均衡性转移支付会加剧地区间的税收竞争。也就是说，从整体来看，均衡性转移支付的税收替代效应和竞争效应所产生的正、负影响可能相互抵消，从而使得均衡性转移支付不会对地方政府造成直接税收扭曲影响。
三、空间杜宾模型检验
为了进一步明确均衡性转移支付的间接税收效应——是否会通过地区间策略互动加剧地区间的税收竞争，探讨其引发的地方政府间竞争是否“竞次”的，考察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的收入行为的激励效应，本节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来进一步检验。
(一)模型的建立
由上文分析可知相邻地区的企业综合税负率之间存在着空间相互关系。所以如果采用传统的如混合OLS，FE和RE等面板估计方法，可能会产生有偏的或无效的估计结果。因此，为了进一步明确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收入行为的影响，本部分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进行实证检验。这是因为：首先，与传统面板模型相比，空间杜宾模型能够处理空间自相关性和不均匀性。其次，由于空间杜宾模型SDM嵌套了干扰项和因变量的空间依赖，这样可以避免如空间滞后模型SAR和空间误差模型SEM那样对误差项和因变量的空间依赖的忽略，从而不会造成估计有效性的损失，保证无偏估计。另外，空间杜宾模型可以使用马尔科夫链蒙特卡罗方法，基于参数的后验分布，对样本数据进行估计，大大降低了对样本量的要求(杨子荣等，2015)。空间杜宾模型方程形式如下：
y=ρWy+αφn+Xβ+WXγ+ε
(2)
式中，Wy是被解释变量y的空间滞后项；WX是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φn为常数项的向量；ε为残差项，ε～N(0,σ2In)。
因此，本部分将影响地区的综合税负的因素引入空间杜宾模型，具体模型如下：
τit=αφit+ρWτit+β1tranit+β2scait+β3ageit
+β4denit+β5saleit+γ1Wtranit+γ2Wscait
+γ3Wageit+γ4Wdenit+γ5Wsaleit+εit
+λt+μi
(3)
式中，τit为地区i的企业综合税负率；tranit为中央给地区i的均衡性转移支付；scait为企业规模；ageit为企业年龄；denit为地区人口密度；saleit为人均产值；式(3)变量的含义与上部分相同，此处不再赘述。
在式(3)中，采用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来反映各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这与传统的面板回归中采用回归系数(β1,β2,…,β5)来反映的方法不同。式(3)可以转化为如下形式：
(In-ρW)y=Xβ+WXγ+αφn+ε
(4)
(5)
式中，Sr(W)=V(W)(Inβr+Wγr),V(W)=(In-ρW)-1=In+ρW+ρ2W2+…。
为了对矩阵Sr(W)进一步分解显示其作用，在方程中把Sr(W)中的第i行j列元素表示为Sr(W)ij；同样的，把V(W)中的第i行表示为V(W)i，那么式(5)可转化为：
yi=
+Sr(W)inxnr]+V(W)iφnα
+V(W)ε
(6)
从式(5)可得出：可以将xr第i个观测值的变化对被解释变量yi的影响表示成：Sr(W)it。那么，矩阵Sr(W)中对角线元素的平均值为xr对本地区y造成的平均影响，称之为xr对被解释变量yi的平均直接效应，记为：
(7)
类似地，矩阵Sr(W)中所有元素的平均值为xr对本地区和其他地区的被解释变量y的平均影响，称之为xr对被解释变量yi的平均总效应，记为:
(8)
矩阵Sr(W)中所有非对角线元素的平均值为xr对其他地区的被解释变量y的平均总影响，称之为xr对被解释变量yi 的平均间接效应，用平均总效应与平均直接效应之差来表示：
(9)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由前文分析可知，本文所研究的地区企业综合税负率存在空间上的自相关性。因此选取m=5邻接空间加权矩阵，使用马尔科夫链蒙特卡罗方法，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对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地区间税收竞争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经过5 000次模拟运算，得到结果见表3。
表3 变量的方差分析
表4的直接效应表示均衡性转移支付对本地区企业的综合税负的直接影响；间接效应表示均衡性转移支付通过空间交互作用对相邻地区企业的综合税负的影响。从表4的结果可以看出，均衡性转移支付的回归结果在同方差、异方差两种估计中的直接效应都不显著。这说明：均衡性转移支付对本地区企业的综合税负影响不显著。这与前一部分动态空间工具变量模型的结果一致。笔者通过均衡性转移支付的税率效应和税基效应(Dahlby &Warren，2003)来解释其对本地区企业的综合税负影响不显著。
我国中央政府某一年的均衡性转移支付总规模是在既定的情况下，通过核定地方标准财政收支差额按照一般公式法对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进行分配的，即：地方标准财政收支缺口×转移支付系数。其中，转移支付系数表示当年某地区获得的均衡性转移支付的实际值占地方标准财政收支缺口总额的比例(2005年等于47.5%)；标准财政收入等于税基乘以全国实际平均有效税率。中央对地方的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地方政府往往把均衡性转移支付当作征税的替代，通过放松税收征管力度，降低实际有效税率。由上节的动态空间工具变量动态面板模型的结果可知，地区间横向税收竞争显著存在。如果税收竞争充分，地区间流动性生产要素的分布格局将不会改变，各地区的税基分布也不会有明显变化。但地方平均有效税率将明显降低，所有地区的标准财政收入因此而降低。笔者假定某地区的标准财政支出不变，由于地方标准财政收入减少，标准财政收支缺口总额将增大。然而，由于中央均衡性转移支付总额是既定的，标准财政收支缺口总额的提高将使得转移支付系数降低。这使得地方得到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并不会增加。这样一来，地方政府就无法通过征税行为来影响中央政府对本地区的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地方政府因此失去激励去改变征税行为。因此，均衡性转移支付对本地区的企业综合税负影响不显著。
从表4可以看出，间接效应都在5%以上的置信水平下显著，总效应也是显著的，并且系数都为负。即均衡性转移支付不会直接对本地区企业的综合税负产生影响，但通过空间交互作用，会降低相邻地区的企业综合税负，均衡性转移支付会加剧地区间的税收竞争。这说明地方政府为了参与财政竞争，经常通过提供低价土地、补贴基础设施、放松劳工标准和环保标准以吸引制造业流入本地。在政治晋升和财政利益的双重激励下，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会过度采取税收优惠政策。这不仅会导致企业的过度投资，还加剧了经济波动。
在企业规模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都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但系数相反，使得总效应不显著。这说明企业规模对本地区企业的综合税负有正向影响，规模越大，所承担的税收越多。但对相邻地区的企业综合税负有相对减弱的作用，从而整体上企业规模对企业的综合税负的影响不明确。企业年龄在同方差、异方差两种估计中，总效应都不显著。但从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系数的正负号来看，本地区企业的年龄对相邻地区的税率有负向的影响。由于同群效应的存在，本地区“年龄大”或者新成立的企业越多，会对相邻地区带来压力，那么相邻地区地方政府会竞相出台一些优惠政策来吸引投资，从而降低了相邻地区的企业税负。这表明地方政府间存在一定的税收竞争。类似地，企业的销售产值对企业的综合税负整体上影响也不显著。人口密度在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的结果都不显著。这说明地区的人口密度基本对企业的税负不造成影响。
表4 空间杜宾模型的估计结果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分别通过动态空间工具变量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对中央均衡性转移支付与本地及相邻地区企业综合税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以此来评估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的收入行为的激励效应。本文发现：从均衡性转移支付制度的直接效应来看，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有利于提高地方公共服务水平和促进企业投资，并且不会对地方政府造成直接税收扭曲影响。这说明我国均衡性转移支付制度本身是好的。但从其间接效应来看，均衡性转移支付会加剧地区间的税收竞争，其引发的地方政府间竞争是“竞次”的，均衡性转移支付未产生正向的激励效应。这是因为：在以经济发展为政治考核的机制下，地方政府间的财政竞争、支出竞争激烈。而均衡性转移支付是不规定使用用途的转移支付资金，又缺乏有效的完善的监督机制，其预算软约束使得贫穷地区的地方政府为了弥补投资环境的劣势，将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上来，从而吸引更多的资本进入。同时，地方政府为争夺税基往往采用税收优惠政策来降低实际税率。地区间扭曲的税收竞争、膨胀的政府规模和不合理的政府行为都会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甚至社会秩序，不利于我国财政运行效率。
因此，本文认为均衡性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目前均衡性转移支付制度仍保留有旧体制的特征，在制度安排上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地方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强调既得利益。地方政府间存在“只讲竞争，不讲合作”。为了使中央政府的均衡性转移支付能对地方政府收入行为产生正向激励效应，充分发挥均等化的作用，我们必须从均衡性转移支付制度层面来反思，从而提出相应的改革措施。
首先，均衡性转移支付制度是为了平衡地区间的财力、公共服务水平的差异而设计的。为此，制度的设计不能仅仅考虑补偿效应，更要提高其激励效应。这种激励机制既可以体现在以标准财政收支为依据的均衡性转移支付的资金分配办法中,也可以在一般公式法的基础上，设计根据地方“财政需求、财政能力、财政努力程度”等为激励指标，按适当权数对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进行分配, 激励地方政府增强自身发展能力，充裕地方政府财力，从而提高地方公共服务水平。在公平优先、实现均衡目标的同时, 兼顾效率，并考察均衡性转移支付的绩效评价和应用。
其次，为了取得均衡性转移支付在“效率”和“公平”之间取得平衡，必须保证地方政府间良性的税收竞争，这样才能提高中央政府财政资源在地区间的配置效率，有利于地区间财政竞争外部性的“内部化”。
最后，从上文的研究可以看出，均衡性转移支付与其他转移支付形式一样都会带来横向税收竞争而侵蚀税基(乔宝云等，2006)。由于均衡性转移支付是我国唯一按一般公式分配，并把“奖励资金”纳入公式的转移支付方式，避免我国陷入“福利陷阱”和“懒惰陷阱”，造成均衡性转移支付的效率损失。因此，未来我们要进一步提高均衡性转移支付占财政转移支付总额以及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重。这应该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重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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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G Wei-rong1 WU Jun-pei2
(1.School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Nanchang University; 2. Fiscal and Finance Research Center,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Based on county-level panel statistics, using dynamic variable space tools and Spatial Durbin Model,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incentive effect of equilibrium transfer pay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 governments’ income behavio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quilibrium transfer payment has two effects on local governments’ income behavior. From the direct effect, it alleviates the fiscal pressure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does not cause direct tax distortion on local governments. However, it can be seen from the indirect effect that the equilibrium transfer payment will lead to distorted tax competition among regions. Its tax base effect and tax rate effect offset each other, its impact on local governments’ tax collecting efforts is not significant, and its impact on local governments’ fiscal revenue behavior is neutral and not positive in terms of incentive effect.
Key words: equilibrium transfer payments; incentive effect; local government income behavior; Spatial Durbi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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