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的经济影响分析：长期视角与短期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的经济影响分析：长期视角与短期应对*陈诗一 郭俊杰
[提 要] 本文从需求和供给两侧分析了此次新冠疫情对我国经济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在需求侧，基于理论分析和非典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特征，经济总需求会随着此次疫情的结束而在短期内快速得到恢复。但此次疫情也会加大总需求和居民收入增速的下行压力。在供给侧，疫情不仅会降低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加剧劳动力供需结构矛盾，同时也大幅降低了我国的资本投资，在缺乏有效干预措施下，很可能加剧我国资本投资和经济总体增速的短期下滑趋势。而基于理论分析，相应供给冲击也将对我国长期产出带来增长压力。基于疫情对我国经济需求侧和供给侧的影响分析，2020年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经济目标需要实施改革力度更大、更为有效的财政和货币等支持政策。
[关键词] 新冠肺炎；需求；供给；短期应对；长期视角
2020年是我国实现小康社会目标、收官脱贫攻坚战之年，然而从2019年12月开始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短短的两个多月时间里从武汉蔓延至全国，并在2020年2月达到高峰。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与非典疫情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2003年，非典疫情对我国经济的总需求形成较大冲击。因此，在需求侧，非典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然而在供给侧，此次疫情与非典疫情存在较大不同，无论是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疫情控制措施和经济发展特征都不一样。此次疫情不仅对我国劳动力市场产生较大冲击，对我国资本投资及居民收入也产生了较大负面冲击。相应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资本投资的影响对此次疫情应对具有更重要的借鉴意义。具体而言，本文首先利用AD-AS模型从理论上分析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对经济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析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需求侧和供给侧的冲击并判断疫情对我国经济的短期和长期影响。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综述
历史上大规模疫情暴发事件并不罕见，即使在21世纪，全球陆续出现了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SARS)病毒、中东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猪流感病毒、禽流感病毒、埃博拉病毒和塞卡病毒等引起的疫情。大规模疫情的暴发给全球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带来巨大损失。如天花病毒在20世纪导致大约3亿人死亡，1918—1919年的全球大流感(H1N1)造成大约1亿人死亡(Adda, 2016)。疫情不仅对儿童的身体和认知发展造成危害，对人的健康也会造成长期影响(Almond, 2006；Kelly, 2011)。许多研究则从医疗费用、疫苗研究等方面分析疫情管控措施的成本与收益(Meltzer et al., 1999; Sadique et al., 2008; Mao et al., 2012)。
有关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也有较多研究(Bucchianeri, 2008; Mullan, 2015；Huber et al., 2018；陈诗一和李志青，2020)。其中不少学者从人口增长、人力资本损失的供给侧视角讨论疫情对经济的长期影响。Barro & Sala-I-Martin (1995)认为疫情大规模暴发会对人口和劳动力供给造成巨大冲击，而根据新古典增长模型，人口增长受到负面冲击会导致资本更快地积累，从而产出增长更快。Brainerd & Siegler (2002)发现1918—1919年的流感对美国人均收入增长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从而支持这一观点。然而，Corrigan et al.(2005)基于模型发现艾滋病疫情会降低人力资本积累从而对长期经济产生负面影响。Bell et al.(2006)采用迭代模型同样发现艾滋病疫情会通过代际间的人力资本传递机制对长期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模型基于南非数据校准后，他们发现艾滋病疫情经过四代传递后将使得经济缩减一半。Young(2005)同样研究了艾滋病疫情对南非经济的影响。一方面，艾滋病的流行会对人力资本积累带来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广泛的社区传播会降低生育率。他发现，即使对教育程度下降持极其悲观的假设，生育率效应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艾滋病的流行会增加南非未来的人均消费，从而对长期经济带来有利影响。
然而，当人口增长和人力资本没有显著变化时，大量研究显示疫情主要对经济的需求侧产生冲击，并且比较一致地认为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具有短期性，不构成长期影响(王元龙和苏志欣，2003；朱迎波等，2003；Keogh-Brown & Smith, 2008; Rassy & Smith, 2013)。王元龙和苏志欣(2003)从出口、居民消费等方面分析了非典疫情对我国经济需求侧的影响，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朱迎波等(2003)基于旅游业视角分析了非典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Keogh-Brown & Smith (2008)则检验了SARS疫情对多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影响，发现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具有短期特征，冲击时长一般不超过一个季度。Rassy & Smith (2013)检验了H1N1流感疫情对墨西哥旅游和猪肉行业的经济影响，同样发现疫情主要在短期内对相关行业造成冲击，并且经济在当年就得到恢复。
经济的外生冲击可以大体分为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凯恩斯主义学派和货币主义学派都从需求角度对经济波动进行解释，并认为需求冲击所造成的经济波动都具有短期性。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学派则认为供给冲击是造成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并且相应经济波动具有持久性。虽然不同学派对经济波动的主要成因存在较大争议，但都比较一致地认为供给冲击对经济产出具有长期影响，而需求冲击对经济产出的影响具有短期性。众多学者将经济冲击分解成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并从实证上分析不同冲击对经济的影响，从而为以上结论提供经验支持(Blanchard & Quah, 1989;刘斌和张怀清，2002；黄桂田和赵留彦，2010)。本文将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分解成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从总体上分析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的短期和中长期影响。
(二)理论分析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对我国经济总需求产生了较大冲击，同时也对我国经济供给侧带来负面冲击。为了分析此次疫情对我国经济的短期和长期影响，本文首先借鉴宏观经济学的AD-AS模型从理论上分析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在短期与长期会对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
假定经济社会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下采用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进行生产，且生产函数为：
Y=AF(L, K)
(1)
式中，Y为总产出；L和K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投入；A为要素生产率。经济社会的产出取决于劳动投入、资本存量和要素生产率。在短期内，资本存量和要素生产率视为常数。首先看需求冲击对经济的影响。如图1—1所示，短期总需求曲线AD1、短期总供给曲线SAS1和长期总供给曲线LAS相交于初始点A，此时经济处于长期均衡状态。当发生负面需求冲击时，需求总曲线AD1向左移到AD2。此时，新的短期平衡位于B点，产出也从原来的Y1下降到Y2，价格也出现下降。同时，根据生产函数，产出的下降也带来劳动力需求的降低。随着时间推移，工人和企业都开始对价格进行调整。经济的下滑带来失业的增加和工人工资的降低，而需求的减少也会导致企业的预期价格下降，从而使得短期总供给曲线SAS1向右移至SAS2，使得经济回到长期均衡点C，产出也回到长期均衡水平Y1。综上，负面需求冲击在短期内会带来产出水平的降低，并带来失业的增加。在长期，产出和就业受到的冲击都会得到恢复。
其次，是供给冲击对经济的影响。供给冲击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类是不对经济潜在产量产生影响的冲击，如原油价格的提升等；另一类则是对经济潜在产量产生影响的冲击，根据生产函数，这类冲击主要通过影响劳动供给、资本存量和要素生产率对经济潜在产量产生影响。当供给冲击不对潜在产量产生影响时，长期总供给曲线不变，对应负面供给冲击对经济的影响如图1—2所示。负面供给冲击使得短期总供给曲线SAS1向左移动至SAS2，此时产出也由Y1降低至Y2，而价格升高至P2。负面供给冲击带来了短期的滞涨。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产出也会逐渐重新恢复至Y1，最终供给冲击并不会改变经济的长期产出水平。当供给冲击对潜在产量产生影响时，长期总供给曲线也会发生改变。比如，长期总供给曲线LAS会随着劳动力、资本存量、要素生产率的增加向右移动到LAS′，潜在产量也由Y1增加到Y′；而当供给冲击降低企业的劳动供给、资本存量或要素生产率时，长期总供给曲线LAS则向左移动，而对应的潜在产量损失则是供给冲击对经济产出带来的长期影响。
图1 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对经济的影响
上述都是单独从需求冲击或供给冲击视角进行分析，然而此次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更为复杂。一方面，疫情在短期内对我国需求产生巨大冲击，如在疫情期间我国消费需求大幅下降。而根据理论分析，疫情带来的需求冲击在短期内会带来产出和收入的减少以及失业的增加，并降低产品价格。另一方面，受疫情影响，我国企业在短期内出现大面积停业停产现象，对我国供给产生较大冲击。根据理论分析，疫情带来的供给冲击在短期内同样会导致产出和收入的减少和失业的增加，但同时也会提高产品价格。综合来看，此次疫情对我国经济形成的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在短期内都会降低产出和收入，并增加失业。然而，对于短期内物价的影响，则取决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端受到疫情冲击的程度对比。在长期，根据理论分析，此次疫情带来的需求冲击并不会对经济产出产生影响，经济均衡产出与需求量都会得到恢复。而从供给侧看，我国长期经济产出水平的变化则取决于此次疫情是否对劳动力供给、资本积累和要素生产率产生实质性影响。理论上，当经济同时受到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时，如果长期供给曲线受冲击影响向左移动，则经济需求端受到的冲击将无法得到恢复。而在现实经济中，随着我国投资的不断增长和技术进步，经济的潜在产量也在不断提高，即长期供给曲线不断向右移动。虽然此次疫情可能对资本投资和劳动生产率带来负面冲击，但资本积累和要素生产率依然保持增长，因此经济需求端受到的冲击能够得到恢复。下面本文将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端具体分析此次疫情对我国经济带来的影响。
二、疫情对我国经济需求侧的影响
在理论分析部分，本文对此次疫情下需求冲击对经济的影响做出了定性分析。接下来将基于理论分析结论，通过分析疫情对我国经济需求侧的影响来分析此次疫情对我国短期经济的影响。首先，针对此次新冠疫情对经济需求侧的冲击进行总体的趋势判断。根据前文理论分析，疫情带来的需求冲击只会在短期内影响均衡产出与需求量，在长期内相应均衡产出和需求量会得到恢复，这意味着相应经济需求端受到的冲击将会得到恢复，而该结论是判断经济需求影响趋势的重要前提，基于此本文才能够对经济恢复速度做进一步讨论。其次，在疫情对经济需求影响趋势的判断上，本文将针对非典疫情对我国经济需求侧的影响特征进行分析，并以此作为判断依据。纵观历史，在需求冲击方面，此次疫情与非典疫情最为相似，因此，在相应经济需求恢复速度的判断方面，非典疫情对我国经济需求侧的影响特征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最后，具体分析此次疫情在短期内对我国经济需求侧的影响程度，并基于上述分析结合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特征，对相应经济需求的恢复速度做出判断。经济的总体需求由消费、净出口和投资构成。本文首先从消费、净出口和投资三个方面来分析疫情对我国经济需求侧的影响。本文中，消费包含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
(一)消费
在消费需求方面，本文首先分析非典疫情的影响特征，并据此判断此次新冠疫情对我国消费需求的影响趋势。如图2所示，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我国消费增速开始逐年提高。然而受到非典疫情影响，2003年我国总体消费增速只有7.4%，低于2002年0.7个百分点。在非典疫情冲击下，我国消费需求确实很快在2004年得到恢复，相应消费增速在2004年迅速提升至12.1%，这与理论分析结果相一致，并且非典疫情并未改变消费的增长趋势。分别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来看，居民消费增速在2003年只有7.4%，相比2002年降低了1个百分点，但其同样在2004年得到恢复并提升至12.0%；而政府消费在疫情影响下依然保持增速的提升，其2003年增速比2002年高0.1个百分点。总体上，非典疫情对我国消费需求的影响具有短期性特征，主要集中在2003年，并在短期内得到快速恢复。其中居民消费受到较大的负面冲击，而政府消费受影响相对较小。在居民收入方面，如图2所示，受非典疫情影响，一方面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从2002年的11.3%下降到2003年的10.5%；另一方面，收入增速很快在2004年得到恢复，达到13.1%。这一结果也与理论分析相一致。基于理论分析和非典疫情对消费需求的影响特征，我们也可以判断，随着此次新冠疫情的结束，我国总体消费需求受到的冲击也会在短时间内得到恢复。
图2 中国消费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趋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然而，此次新冠疫情下，我国采取的疫情管控措施比非典疫情时期更为严厉，同时我国的消费增长趋势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趋势都与非典疫情时期有较大不同。首先，在疫情管控上，非典疫情时期，疫情高峰发生在2003年的第二季度，我国并没有采取严格的人员流动限制措施，也没有广泛要求企业停工停业，企业的生产经营照常进行。然而此次新冠疫情高峰发生在2020年第一季度，疫情暴发期正值我国春运，人员流动量大。为了有效控制疫情，我国采取了严格的人员流动管控措施，居民出行受到较大限制，并且大量企业也因疫情而停业停产。因此，在疫情期间，包括整个春节，我国消费需求都受到极大的冲击，其受影响程度也远远大于非典疫情时期。其次，在消费增长趋势上，如图2所示，非典疫情时期我国消费处于增速快速提升趋势中，因此非典疫情结束后，消费需求能够得到快速恢复。然而，无论是我国消费整体还是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相应增长速度都从2011年开始不断下降。一方面，我国现阶段总体消费增速放缓的趋势使得消费需求的恢复能力要比非典疫情时期更弱；另一方面，此次疫情对消费需求的冲击将进一步加大我国消费增速的下行压力。因此，随着疫情的结束，消费需求得到恢复的时间相比非典疫情时期会更长。最后，在收入增长趋势上，如图2所示，非典疫情时期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处于快速上升趋势中，可支配收入的快速增长也拉动了消费的增长，从而有助于消费需求在疫情结束后快速恢复。然而，同样是从2011年开始，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也开始不断下滑，而可支配收入增速的放缓制约着消费的增长。为了缓解此次疫情带来的经营压力，部分企业降低了员工短期内的薪酬，而这进一步加大了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的下行压力，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的降低也将进一步制约我国消费需求的快速恢复。基于以上分析，一方面，此次疫情对我国消费需求的冲击会在短期内快速得到恢复；另一方面，此次疫情对我国消费需求的冲击更大，恢复时间也会更长。如果缺乏相应的经济干预措施，此次疫情很可能加剧我国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速的下滑趋势。
为了更具体地分析此次疫情对我国消费需求的影响，本文将针对消费品零售整体进行具体讨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其他行业直接售给城乡居民和社会集团的消费品零售额。虽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我国最终消费存在区别，但在各类与消费有关的统计数据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表现我国国内消费需求最直接的数据。因此，本文通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分析非典疫情对我国消费需求总体的冲击。从短期来看，非典疫情期间我国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情况如图3所示。在2003年第二季度非典疫情高峰期，我国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出现大幅下滑，特别是在5月，同比增速迅速下降至4.3%，相比前12个月的平均增速降低了4.7个百分点。虽然非典疫情对我国消费品需求产生了较大的冲击，但随着疫情的结束，我国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同步迅速在7月份得到恢复。从长期来看，如图3所示，受非典疫情影响，2003年我国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下降到9.1%，相比2002年下降了2.7个百分点。但很快消费品零售总额在2004年恢复高速增长，并且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增速不断大幅提高。总体上，非典疫情对我国消费品需求的冲击具有短期性，随着疫情的结束，消费品需求也迅速得到恢复，与疫情发展基本保持同步。
然而，由于居民出行受限制，并且企业大面积停工停业，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下消费品零售受到的冲击也远远大于非典疫情时期。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0年1-2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52 130亿元，同比下降20.5%。而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2020年2月中国汽车仅卖出了31万辆，同比下降了79.1%。在消费品零售增长趋势上，如图3所示，非典疫情时期我国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处于快速上升趋势中，而现阶段则总体处于下降趋势中。虽然2019年我国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相比2018年有所提高，但仍低于受非典疫情影响下的2003年。根据非典疫情对我国消费品零售的影响特征，预计此次新冠疫情对我国消费品需求的冲击也会随着疫情的结束迅速得到恢复，但此次疫情对我国消费品需求冲击更大，并且加大了消费品零售增速的下行压力。而疫情对居民收入的冲击也使得消费品需求得到恢复的时间相比非典疫情更长。
图3 中国消费品零售总额月度和年度增长趋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二)净出口
在出口方面，如图4所示，在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净出口值开始高速增长，在2002年增速达到33.1%。然而，非典疫情的出现也对我国2003年的净出口产生了较大冲击，其增速直接下降至-4.2%，相比2002年下降了37.3个百分点。但我国净出口增速很快在2004年得到恢复，并大幅提升至42.9%，此后长期保持40%以上的增速，直至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降至3.4%。非典疫情不仅对我国消费需求产生了较大冲击，同时对我国净出口也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但这一影响同样具有短期性，并随着疫情的结束快速得到恢复。
虽然非典疫情在2003年对我国净出口产生了较大冲击，但由于我国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出口需求强劲，因此净出口能够很快得到恢复。与非典疫情时期不同，此次新冠疫情面临的外部环境更为复杂。首先，我国出口需求处于下降趋势中。如图4所示，我国净出口在最近几年都呈现负增长，2018年增速更是降低至-51.6%。在此趋势下，此次疫情不仅会对我国净出口短期内形成更大的冲击，还会进一步加剧我国净出口的下降趋势。其次，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对我国出口带来较大负面冲击，而这也进一步削弱了我国净出口抵御疫情冲击的能力。最后，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虽然我国新冠疫情得到遏止，然而目前国外疫情大面积暴发，这是当初没有预料到的，这必将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对我国出口需求和产业链恢复产生更大的冲击。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2月我国制造业PMI新出口订单指数从1月份的48.7%下降到28.7%，直接降低了20个百分点。此次新冠肺炎对我国出口需求负面影响的恢复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未来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和防控情况。
(三)投资
资本投资通过两种方式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从短期来看，资本投资是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投资的增加，能够直接增加宏观经济总需求，从而拉动产出的增长，形成资本投资的需求效应。从长期来看，资本投资能够形成新的生产力，为后续经济增长提供物质和技术基础，促进产出的长期增长，形成资本投资的供给效应。在投资需求的影响程度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0年1-2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24.5%，可见，此次新冠疫情对我国投资需求形成巨大冲击。对比非典疫情，2003年时我国资本形成增速达到23.7%，比2002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而固定资产投资在2003年也增长了26.7%，相比2002年提高了10.6个百分点，表明我国投资需求并未受到非典疫情的显著影响。然而，不同于非典疫情时期我国企业都处于正常生产经营状态，此次新冠疫情下，我国大量企业短期内停业停产，融资难度加大，投资意愿降低。
图4 2000—2018年中国净出口增长趋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从需求结构上看，近些年来我国消费需求占比不断提高，而净出口占比则逐步下降。2018年我国消费需求占总需求比重达到55.27%，投资需求占比为43.96%，而净出口占比下降至0.77%。因此，虽然我国出口需求受到的冲击将会随着全球疫情蔓延持续更长一段时间，但是由于消费和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驱动力度更大，我国需求总体有望会随着我国疫情的结束在短期内迅速得到恢复。
三、疫情对我国经济供给侧的影响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当供给冲击对劳动力供给、资本存量和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时，会对经济产出水平产生短期和长期影响。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Solow, 1957; Denison, 1962)，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生产要素的投入增加，包括劳动和资本；另一个是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源包括技术进步、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制度创新和规模经济等。一般来说，要素数量的投入主要是带来短期增长，只有要素供给质量的提升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才能推动经济长期持续增长。
(一)劳动力
此次新冠疫情期间，为了有效控制疫情，我国采取了严格的人员流动限制措施，并且企业大面积停业停产，因此企业正常经营、职工薪酬和居民收入以及劳动力供求关系都受到较大冲击。首先，在新冠疫情期间，由于人员流动限制和企业大面积停业停产，企业经营受到较大冲击。一方面在复工之前，企业无法正常运营以获得收入；另一方面，企业需要按时交纳租金、偿还贷款等，同时各地区要求企业在复工前仍需支付员工薪酬，不得随意裁员。此次疫情不仅大幅降低了企业的盈利，在短期内也加强了企业的流动性压力，提高了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破产的风险，特别是中小企业。根据清华大学针对中小企业的调查(1)https://finance.sina.cn/2020-02-09/detail-iimxxste9955340.d.html。，34%的企业账上资金只能维持1个月，33.1%的企业能维持两个月，17.91%的企业可以维持3个月。而在支出压力方面，对多数中小企业而言，员工薪资和“五险一金”是最大支出，其次是租金，然后是偿还贷款，三项合计占90.44%。在疫情影响时间上，此次新冠疫情主要在2020年第一季度对我国经济产生较大冲击。如图5所示，每年的第一个季度是我国工业企业的亏损高峰期，无论是亏损企业数量还是亏损企业占比都在每年第一季度出现峰值。这也就意味着每年的第一季度是我国工业企业经营最为脆弱的时期，而此次新冠疫情高峰恰好出现在第一季度，显然加剧了企业在第一季度的经营困境。受此影响，企业后期的劳动力需求也会相应降低，相应失业率会提高，许多企业采取了降低职工薪酬的举措，从而居民收入水平也会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2%，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7%，均有所上升。其次，在疫情得到控制后人员流动限制也会逐步取消，然而在复工初期，人员流动仍然存在一定的限制，如外地进城人员需居家隔离观察14天等措施，这些会降低我国劳动力供给，而相应举措同时会增加企业雇用外地人员的成本，包括延迟复工的人员成本和生产损失，导致外地进城务工人员在劳动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增加已就业人员的失业概率和未就业人员的就业难度。
图5 2015—2019年中国工业企业亏损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长期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二元特征，即农村劳动力受到户籍等一系列限制无法与城镇劳动力平等竞争，此次疫情加剧了农村劳动力与城镇劳动力的这种不平等竞争程度。由于复工政策执行的地域差异，地域之间的劳动力合理流动也受到限制，导致部分劳动力无法流入到生产力更高的地方，造成劳动生产率损失。因此，基于前文理论分析，此次新冠疫情将加剧劳动力市场资源配置失衡，对劳动力配置效率和劳动生产率产生冲击，从而对经济产出水平产生影响。在劳动力供需结构方面，如图6所示，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力需求人数与求职人数之比不断提高，但在2010年之前长期保持低于1的水平，即总体上劳动力的需求人数要低于求职人数。因此企业生产主要受劳动力需求的制约，相应非典疫情冲击对企业生产的影响有限。然而，此次新冠疫情与非典疫情时期有所不同。从2010年开始，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力需求人数与求职人数之比长期保持在高于1的水平，在2019年第四季度已经达到1.27。这表明现阶段我国实际岗位数要大于求职人数，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相应劳动力供给的制约，出现了失业率增加和岗位空缺比率增加的结构性矛盾。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显然进一步加剧了我国现阶段的劳动力供需结构矛盾，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阻碍作用。
图6 2001—2019年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情况
资料来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二)资本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投资的下降会对我国经济产出带来短期和长期的影响，而当供给冲击导致投资降低时，如果能够及时增加投资，必然能够给经济产出带来最为有力的支撑。比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于2008年11月推出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措施。初步匡算，实施这十大措施，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因而被解读为“四万亿计划”。如图7所示，我国在2009年大幅增加了基础设施投资，其增速达到42.16%，除了2011年，2017年之前一直保持了两位数以上的高增长，这不仅有力促进了我国经济在金融危机后的有力恢复，而且高铁、高速公路、现代化机场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发挥了应急物资调运和复工运送的积极作用，其对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不言而喻。但是，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在2018年下降到1.79%，2019年也只有3.3%，急需恢复。从图7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长趋势也可以看出，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速由前两年的40%左右下降到2008年的17%。为了提振经济，我国在2009年大幅度提高了社会融资规模，其增速达到99.3%，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恢复，但是其后增长有着较大的波动，2016年和2017年有较大的增长，2018年负增长，2019年又达到了13.7%。此次疫情前即2020年1月份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长10.7%，与上年全年增速持平，疫情后需要更快速度的增长，以为我国实体经济的恢复提供急需的融资支持。
图7 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长趋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和中国人民银行。
四、疫情对经济产出的影响分析与预测
(一)疫情对经济产出的短期影响分析
从产出上看，此次新冠疫情期间，我国企业大面积停业停产，不仅是服务业受到极大冲击，工业和农业同样受到较大的负面影响，疫情短期内对总产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0年2月份，我国服务业生产指数(扣除价格因素)累计同比为-13%，工业增加值(扣除价格因素)累计同比为-13.5%。而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披露的数据，2020年2月，中国汽车产量同比下降了79.8%，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下降了82.9%。
本文通过采购经理指数(PMI)来看此次疫情对我国经济产出的影响。综合PMI产出指数是PMI指标体系中反映当期全行业(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产出变化情况的综合指数。如图8所示，由于1月PMI调查时点在1月20日之前，因此2020年1月的PMI指数未能体现新冠疫情对产出的影响。我国综合PMI产出指数长期保持在50%以上水平，然而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在2020年2月出现大幅崩塌，直接降低至28.9%，相比上一个月下降了24.1个百分点。综合PMI产出指数的变化反映出此次疫情对我国经济短期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其中，制造业生产指数下降至35.7%，相比上一个月下降了14.3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下降至28.6%，相比上一个月下降了24.5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比制造业遭受了更大的冲击。
(二)疫情对经济产出的影响预测
基于上文的分析，本小节将针对此次疫情对我国2020年经济产出的短期影响尝试进行预测。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0年第一季度我国GDP实际增速为-6.8%。关于经济得到恢复后的增长率，本文设定两种情景。在情景1下，由于2007年之后我国GDP增速长期处于下行趋势中，最近几年增速变动相对趋于平稳，可以把2019年GDP实际增长率6.2%作为经济恢复后的实际增速参考。然而，考虑到当前国际疫情已经全面暴发，此次疫情也将对全球产业链带来较大冲击，而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也不可避免会受到国际疫情的影响。一方面，我国部分产业，如半导体和电子元件等对国外存在较高的依赖，国际疫情的持续恶化势必会影响我国相关产业的生产和发展；另一方面，国际疫情带来的冲击也会在短期内降低产业链相关企业的订单和销量，从而降低我国出口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我国净出口增速为-37.9%，比2008年降低了41个百分点，并拉动我国GDP增速降低4个百分点。参考2009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并结合不同时期我国净出口占经济总需求的比重，本文预计此次国际疫情的持续恶化将拖累我国2020年GDP增速下降0.7个百分点。因此，本文以2019年实际GDP增长率减去0.7个百分点，即5.5%，作为我国经济完全恢复后的实际增速，这也可以看作通常政策干预下的基准情景。情境2，考虑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经济增长目标。
图8 2018—2020年中国PMI产出指数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根据本文第三节经济受疫情冲击后的恢复特征分析，预计此次经济受到疫情的影响会在5月得到恢复。据此，在情景1下，本文预测在通常力度的经济刺激政策的干预和国际疫情影响下，全年GDP增速将只有2.8%，疫情导致全年GDP增速下降3.4个百分点。在情景2下，为了完成我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经济目标，GDP增速需要达到5.6%，这也就意味着第二季度经济得到恢复后的GDP平均增长率需要达到9.1%，这是一个很高的GDP增长数字，在目前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情况下，这意味着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实施具有改革力度、更为有效的财政和货币等经济复苏政策，而不仅仅是增加基建投资。
如果经济产出能够在2020年恢复到上年同期的增长水平，有理由相信我国经济在中长期能够保持中高速的增长态势。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已发生较大变化，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2019年已高达53.9%。按可比价格计算，我国GDP在2019年增长了6.2%，其中第三产业增长了6.9%，第二产业增长5.7%。可见，以服务业为主体的第三产业已经超越第二产业成为我国经济的主导产业，同时也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虽然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消费服务业的影响巨大，但是基于我国庞大的内需市场，一旦防控措施解除，可以想见其反弹式消费必将助力我国GDP强力反弹。此次疫情也必将加大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力度，弥补要素市场发展的短板，科创企业的发展、人力资本的提高、货币资金的精准投资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高，都将为我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增长源泉。
五、总结与政策建议
此次新冠病毒虽然具有更低的致死率，但其高传染性使得我国不得不采取更为严厉的管控措施，而相应措施也使得我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初步控制了疫情。在此次疫情冲击下，我国经济供需两侧都受到巨大影响。在需求侧，经济受到的短暂冲击较2003年非典疫情要更大，虽然此次疫情对经济总需求的影响会在短期内得到恢复，但全球疫情的暴发对我国进出口和全球产业链的影响会拖长我国总需求的恢复时间。在供给侧，短期内的交通物流受阻和企业复工复产延迟给我国生产带来较大冲击，而劳动力市场资源配置失衡和供需结构矛盾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的下降也需要及时的经济措施干预，以维持我国经济增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虽然现阶段我国新冠疫情已基本得到控制，但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已经产生，为了降低此次疫情对我国经济的短期和长期影响，避免“疫情危机”演化成“经济危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从需求侧来看，应尽快恢复国内消费需求。现阶段，在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净出口已处于负增长趋势中，而国外疫情的暴发也使得我国对外贸易和全球产业链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将受到较大影响。2018年我国消费需求占经济总需求的比重达到55.27%，消费需求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总需求增长的主导力量。然而消费需求在此次疫情下也受到很大冲击，特别是居民消费。虽然随着疫情结束，居民消费需求会在短期内出现一定的反弹，即报复性消费。然而在此次疫情下，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受到较大冲击，并且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之比在2017年已经超过100%(2)田国强等：《警惕家庭债务危机及其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政策研究报告，2018年第3期。，这在很大程度上会抑制居民消费的快速恢复。因此，在财政政策方面，不仅需要扩大政府消费支出，增加财政投资，同时需要对受影响较重的行业减税降费以降低企业的经营压力，避免企业过度依赖降低用工成本以应对疫情冲击，从而减少居民可支配收入受到的冲击，推动消费需求的快速恢复。特殊阶段，可适当采用发放消费券等方式拉动居民消费。
从供给侧来看，首先是稳就业和稳投资。要素生产率短期内难以大幅度提高，因此应主要防止失业增加和投资降低，从而导致潜在产出的下降。目前最为关键的是防止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进而引发企业大面积破产。在此次疫情冲击下，企业的资金链断裂风险大增，特别是中小企业。如果众多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导致破产，将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产生巨大冲击，“疫情危机”也可能演变成“经济危机”。因此，需要建立企业营运资金支持机制。企业盈利的下降及亏损的增加，将降低企业的投资意愿，加剧经济下滑趋势。因此，不仅需要在信贷上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缓解企业的流动性压力，同时还需要适当降低贷款利率以降低企业的资金成本，以提高企业的投资意愿。
根据本文的短期预测，要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通常的经济刺激政策是不够的，需要实施更为有力和精准的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重大项目投资，还需要实施更有改革力度、能够对经济增长基本面带来全面积极影响的支持政策，比如针对构成我国微观经济基础的大量中小微企业精准施策。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结构中比重很大，占全部企业数量的90%以上，吸纳了80%的就业人数，贡献了50%以上的贸易出口和税收、60%以上的GDP以及70%以上的发明专利。如果能够借此次疫情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资本市场的角度打造出解决中小微企业长期融资难、融资贵的重量级的普惠金融机制，如果能够调动财政、金融、社会等多主体的投融资积极性，大幅度增加社会投融资规模，对医疗卫生领域、数字智能产业、新型基础设施等战略性产业进行精准有力的投资，则不仅为我国疫后经济快速恢复，也将为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陈诗一、李志青，2020：《经济战“疫”：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与对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黄桂田、赵留彦，2010：《供给冲击、需求冲击与经济周期效应——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金融研究》第6期。
金戈，2016：《中国基础设施与非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及其产出弹性估算》，《经济研究》第5期。
刘斌、张怀清，2002：《冲击、经济波动及政策》，《金融研究》第2期。
王元龙、苏志欣，2003：《非典型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对策》，《国际金融研究》第6期。
朱迎波、葛全胜、魏小安、董培南、何连生、彭唬，2003：《SARS对中国入境旅游人数影响的研究》，《地理研究》第22期。
Adda, J., 2016, “Economic Activity and the Spread of Viral Diseases: Evidence from High Frequency Dat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1(2): 891-941.
Almond, D., 2006, “Is the 1918 Influenza Pandemic over? Long-term Effects of in Utero Influenza Exposure in the Post-1940 US Popul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4(4): 672-712.
Barro, R., and X. Sala-I-Martin, 1995, Economic Growth, NY: McGraw-Hill.
Bell, C., S. Devarajan, and H. Gersbach, 2006, “The Long-run Economic Costs of AIDS: A Model with an Application to South Africa”,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0(1): 55-89.
Blanchard, O. J., and D. Quah, 1989, “The Dynamic Effects of Aggregate Demand and Supply Disturbance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737.
Brainerd,E.,and M. Siegler, 2002,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he 1918 Influenza Epidemic”,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 3791.
Bucchianeri, G. W., 2008, “Has SARS Infected the Property Market? Evidence from Hong Kong”,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63: 74-95.
Corrigan, P., G. Glomm, and F. Mendez, 2005, “AIDS Crisis and Growt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77(1): 107-124.
Denison, E. F., 1962, “The Sources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S and the Alternatives before US”, Supplementary Paper 13. New York: 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Huber, C., L.Finelli, and W. Stevens, 2018,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Burden of the 2014 Ebola Outbreak in West Africa”,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218: S698-S704.
Kelly, E., 2011, “The Scourge of Asian Flu in Utero Exposure to Pandemic Influenz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Cohort of British Children”,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46(4): 669-694.
Keogh-Brown, M. R., and R. D. Smith, 2008, “The Economic Impact of SARS: How Does the Reality Match the Predictions?”, Health Policy, 88(1): 110-120.
Mao, L., Y. Yang, Y. Qiu, and Y. Yang, 2012, “Annual Economic Impacts of Seasonal Influenza on US Counties: Spatial Heterogeneity and Patter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Geographics, 11(1): 16.
Meltzer, M. I., N. J. Cox, and K. Fukuda, 1999, “The Economic Impact of Pandemic Influenza in the United States: Priorities for Intervention”,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5(5): 659-671.
Mullan, Z., 2015, “The Cost of Ebola”, The Lancet Global Health, 3(8):423.
Rassy, D.,and R. D. Smith, 2013, “The Economic Impact of H1N1 on Mexico’s Tourist and Pork Sectors”,Health Economics, 22(7): 824-834.
Sadique, M. Z., E. J. Adams, and W. J. Edmunds, 2008, “Estimating the Costs of School Closure for Mitigating an Influenza Pandemic”, BMC Public Health, 8(1): 135.
Solow, R. M., 1957, “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39(3): 312-320.
Young, A., 2005, “The Gift of the Dying: The Tragedy of AIDS and the Welfare of Future African Generati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0(2): 423-466.
THE IMPACT OF COVID-19 EPIDEMIC ON CHINA’S ECONOMY: AN ANALYSIS FROM THE SHORT-TERM RESPONSE AND LONG-TERM PERSPECTIVE
CHEN Shi-yi GUO Jun-jie
(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hort-term and long-term effects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on China’s economy from both the demand and the supply sides. On the demand side, based on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mpact of the SARS epidemic on the economy, the total economic demand will recover in a short time with the end of the epidemic. But the epidemic will also exacerbate the downward trend in aggregate demand and household income. On the supply side, the epidemic will not only reduce the efficiency of labor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aggravate 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labor supply and demand, but also significantly reduce China’s capital investment. In the absence of economic intervention measures, it is likely to exacerbate the downward trend of China’s capital investment and overall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the corresponding supply shock will also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China’s long-term output. Based on the impact of the epidemic on China’s demand and supply side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economic goal of an overall well-off society by 2020, more proactive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ies need to be implemented.
Key words: COVID-19; demand; supply; short-term response; long-term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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