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经济竞争下的企业负担
地方政府经济竞争下的企业负担*——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詹新宇 王一欢
[提 要] 本文基于分权体制下政企之间的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的计量模型，将地级市之间经济竞争程度与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相匹配，验证了地方政府经济竞争程度与企业实际税负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当地方政府所面临的经济竞争程度越激烈时，其辖区内上市公司的实际税负越低。进一步分析发现，地方政府经济竞争对辖区企业的减税效应存在显著的地区、产业和所有制异质性；分位数回归发现，辖区企业处于不同税负强度时，地方政府经济竞争的减税效应也存在明显差异。在当前减税降费、让利于企的新时代背景下，本文的研究对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和规范横向竞争中地方政府行为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经济竞争；企业税负；两阶段动态博弈；减税降费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级政府间的竞争在促进辖区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首先表现在地方政府基于自身禀赋优势展开的竞争提高了专业化生产能力，促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其次，各级政府为在围绕生产要素展开的竞争中取得比较优势竞相开展制度创新，通过构建优质投资环境、优化产权保护制度、创造公平经济环境，使得企业生产要素流通成本降低、区域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最后，地方政府为提高自身竞争力而在公共品供给质量提升、成本收益优化方面所做的努力增强了地方政府扩大公共品有效供给的能力和动力，促进了地方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由此可见，政府间相互竞争是我国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原因，然而地方政府过度竞争所带来的弊病也逐渐浮出水面：首先，地方政府为保持自身竞争力而采用行政手段阻碍要素流通和市场机制调节的地方保护等消极措施，既不利于区域经济协同合作，也会令当地市场经济参与者丧失竞争活力；其次，过分强调竞争容易造成区域内利益固化，割裂各地区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的经济联系，加剧了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程度；最后，愈演愈烈的逐底竞争使得很多地区在吸引外资中不顾客观条件而制定了诸如滥批土地、超额补助等远超自身承载能力的优惠政策，由此导致的负荷竞争严重透支地方承载能力，令环境污染恶化、政府债台高筑等问题日益突出，不仅未能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初衷，也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对辖区经济发展的正面负面作用互现。
地方政府间竞争同时具备为职位晋升进行的政治竞争和为充分行使事权进行的经济竞争两种属性。源于政治集权背景下我国自上而下的官员垂直选拔体制与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被充分赋予的事权与决策权，地方官员能否在政治竞争中胜出的关键在于经济领域所取得的业绩。Tirole(1994)认为政府职责具有的多维度、多任务的特征使其履行结果很难通过量化来反映和考核；刘志彪(2018)认为以GDP、财政收入等易量化考核的指标作为评价标准是决定官员晋升或是否留任的基本依据，这些指标的完成与当地官员的晋升、收入、福利紧密联系；魏建和鉴闻(2018)发现，在我国多层级的政府体制下，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政绩观使上级官员主要依据经济增长速度来考核和提拔下级官员。由此可见，政治竞争须以地方官员辖区经济发展绩效为基础，因而地方政府间竞争的核心领域依然是经济增长，地方政府间竞争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经济竞争。
企业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载体，因而竞争环境下地方政府围绕争夺企业投资资源开展了激烈的角逐。Freye&Shleifer(1997)认为地方政府加大财政投入主要是为获得本辖区的外部经济资源；李涛和周业安(2008)认为相比于技术改良和制度优化的长期影响，更直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方法是吸引劳动和资金流入、鼓励资本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步丹璐等(2018)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经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更愿意通过给予企业补助的形式来引入外来资本、推动本地区经济增长；Tullock(1967)认为企业为获取政府补助这种营业外利润会优先选址在政府扶持力度更大的地区；郭矜等(2016)认为具有平等地位的地方政府间通过开展横向税收竞争吸引外来资金、技术，为本地居民提供就业岗位，改善投资环境；范子英和田彬彬(2013)通过研究2002年企业所得税分享改革导致征管机构变化的影响，认为地方政府通过减轻税收征管力度，向企业伸出援助之手。
由上述学者的观点可以看出，减免税负是政府争夺优质资源的主要手段，但是现有文献大多聚焦于竞争环境下政府出台了哪些税收优惠政策，而以企业为主体考察具体政策效应的研究仍然较为缺乏。本文可能的创新主要体现在：(1)从地方政府相互竞争的视角，构建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从理论上厘清了地方政府经济竞争程度与辖区企业实际税负之间的逻辑关系；(2)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经济竞争程度对辖区企业实际税收负担的影响，从而丰富了地方政府竞争文献的微观实现机制；(3)在当前中央大力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的新背景下，本研究可为减税降费的有效落实提供新的政策启示。
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为研究假设与模型设计；第四部分为数据说明和描述性统计；第五部分为实证分析与稳健性检验；第六部分为进一步分析；最后一部分则是结论性评述。
二、文献综述
(一)经济竞争
影响地方政府参与经济竞争的因素主要包括自身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同其他地区的差距。
首先，经济实力决定了地方政府参与经济竞争的客观约束。王佳(2017)认为城市发展水平的差异化决定了其吸引流动资本的范围显著不同，发展水平更高的城市在更大区域内吸引资本的规模和数量更可观，自身参与资源竞争的概率更低。由上述观点可以看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导致的经济资源规模差异影响各地方通过竞争向外吸收资源的迫切程度。
其次，经济差距决定了地方政府参与经济竞争的主观动机。大多数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出于利用公共资源谋求自身利益的动机(Lyytikinen，2012)以及与上级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局面(Revelli，2006)，其主要与地理位置临近、与自身发展情况类似的同行政级别地区在经济领域开展标杆竞争。钱金保和才国伟(2017)指出，上级政府把临近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作为参照对象的考核手段，导致同一大辖区内普遍出现竞相模仿的现象；梁河和西宝(2014)认为，地方政府作为经济增长锦标赛的参与者，其更倾向于选择与竞争对手相似的经济政策和发展路线，而不是着重选择实行差异化的发展策略；曾远(2017)认为，由于同一省份内的各市县在税收结构、征管能力以及税收环境上的基本情况普遍相仿，因此各市县对于税收策略的选择也就存在较强的模仿性。这些将地方政府的经济竞争对象限制在同一大辖区内的观点充分考虑了地方政府作为经济人的假设，认为其在追求政治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所面临的竞争压力是直接来源于与其竞争背景相似、政治诉求相同的同一辖区内的其他对手。由于自然环境、地理区位、行政管理等因素的天然相似，与兄弟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决定了地方政府是否更积极投入于经济竞争中。
(二)企业税负
税收负担一直是决定企业负担轻重的核心因素。庞凤喜等(2016)认为税收负担是企业付出显性负担中占比最大的部分，税收本身的固定性和法定性使得企业对于既定规模的显性负担天然不可规避。
政府所处环境下的行为决策与企业实际承担税负有着密切联系。乔应平(2016)认为税收负担高低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规模和资金使用效率，根本上受制于地方政府自身定位下职能范围的大小和政府治理能力；Alling-ham et al.(1972)认为企业通过避税减轻自身负担的难易程度取决于政府部门稽查和处罚的可能性，政府部门征管力度影响着企业最终税负；宋婧雯(2017)认为地方政府承受压力大小会影响政府控制下税务部门征管效率的高低，改变当地企业避税的风险和成本；李爱霞(2016)认为政府给予企业的税收优惠力度会因为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政府实施优惠的策略和目的不同而产生差异；蔡昌和李蓓蕾(2017)认为，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政治关联度高的特点决定其并非以利润最大化作为自身目标，而是承担着税收责任在内的诸多社会责任，自身税收筹划动机更弱。从不同学者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税收法定的原则约束下地方政府不具备直接调节税收制度中各税制要素的权力，因此地方政府更多是通过给予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或者弹性征收管理的方式来影响微观个体的税负，而优惠限度和征管效率本身由于地方综合条件的差异性存在着客观差距。此外，企业税收负担受政府影响程度的大小还取决于企业的所有权性质，国有企业由于自身所承担的政治使命必然会成为政府行政决策更容易施加的对象。
(三)经济竞争与企业税负
税收竞争这种手段是将政府参与的经济竞争与企业税负联系起来的桥梁。Oates(1972)发现相同层级的地方政府会在财政收入和支出两个维度展开竞争来实现自身财政收入的最大化，其中收入维度的竞争表现为税收政策的竞争。那么这种竞争的方向是什么？李涛和周业安(2008)认为在GDP作为最重要经济考核指标的要求下，地方政府会选择短期内实现当地经济快速增长的高效手段，主要包括吸引资本和劳动流入的激励政策和自身加大公共支出的积极财政政策。税收逐底竞争是各地政府为招商引资、经济造血普遍采用的经济竞争手段。首先，在当前经济发展阶段，全国各地尤其是欠发达地区急需通过税收补贴优惠引进大量的资本、资金和人才。田彬彬等(2017)认为许多地方政府为了有效扩充本地的经济总量和实现财政收入最大化，会在实际税率维度上展开朝底的竞赛，以达到吸引流动性税基的目的；其次，虽然我国地方政府不具备税收立法权，无论是对税收制度中的纳税人、征税对象、征税税率等基本要素还是税收征管中程序性和实体性的原则都无权设置和修订，但是地方政府仍然可以在其经济分权划定的行政许可范围内自主开展税收竞争活动。李伟芬(2015)认为地方政府会利用税收征管权限方面的模糊性规定，按照本地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选择性征管。具体来看，Cremer&Gahvari(1997)认为地方政府会通过主动降低税收审计和督查力度这种更容易逃避上级监管的方式来实现对当地企业的减税；最后，地方税收分成比例决定了政府并非在所有税种领域展开竞争。郭杰和李涛(2009)认为我国地方政府开展税收竞争更多倾向于选择中央和地方分成收入，而且是中央分成占比更大的共享税，因此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都被地方政府视为税收竞争的主要工具。
但是不同地区对于税收竞争的重视程度也呈现差异化。谢香兵(2015)认为市场化水平高的地方要素流通更加便利，政府利用税收优惠政策进行干预来吸引外资的必要性会下降；市场化程度低的地方行政干预经济运行、企业寻求政治沟通的动机更强烈；刘清杰和任德孝(2018)认为东部地区表现出“逐顶”竞争态势，中、西部地区存在竞相降低税负的税收竞争行为，且中部地区的税收竞争相比于西部地区更加激烈。这些观点意味着税收竞争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有着密切关系，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经济发展滞后，通过伸出援助之手来争取经济竞争必需的资本、技术和人才，这也是其提升本地区要素吸引力的关键手段；相反经济发达的地区自身对于生产要素具有天然的吸引力，这也意味着税收优惠所释放的经济推力并不是其扩大经济竞争优势的核心要件。何艳玲和李妮(2017)认为当创新政绩被地方政府视作新的竞争标的，地方政府开始指向创新政绩的经营。可以看出，当发达地区面临产业结构升级的压力从而转向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时，地方政府更多考虑的是如何通过政府施加的影响力促进发展模式转变，很有可能伸出掠夺之手而非援助之手来获得足量可供支配的资源履行政府意愿下需要发挥的职能。总之，地方政府参与经济竞争究竟会不会采用税收竞争的方式取决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
三、研究假设与模型设计
(一)研究假设
由于各地区使用税收竞争这一策略的力度取决于自身的经济实力，放置到经济竞争框架内不难发现本地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差距也是影响税收竞争使用的重要因素，综合来看各地区参与经济竞争的激烈程度决定了其对税收竞争的依赖度，进而影响到辖区内的企业税负。但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地方政府还须在税收竞争与财政压力之间做权衡，因此我们不得不通过接下来这个理论模型加以考虑。
20世纪90年代以来，Breton(1998)针对美国、加拿大的联邦制度体系提出了“竞争性政府”的分析范式，强调政府之间、政府内部和政府内外均存在竞争。何梦笔(2009)(1)该文作者为德国经济学家Carsten Herrmann-Pillath，原文以德文形式于1999年公开发表，并引起广泛关注。该文的中文翻译版于2009以“何梦笔”为笔名在中国首次引介发表。、冯兴元(2010)认为该分析范式同样适用于单一制国家，并将其创造性地运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转型国家，从而为研究中国地方政府行为提供了影响深远的视角。从理论上，张军(2005)等学者强调，没有任何竞争比地方“为增长而竞争”对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那么重要；从实证上，地方政府竞争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行政分权与财政包干的“中国特色的联邦主义”(Qian & Weingast, 1996)竞争前提，加上政治激励(Li&Zhou，2005；周黎安等，2005)的竞争动力，地方政府纷纷做出有利于辖区经济增长的竞争行为(徐现祥和王贤彬，2010)，并建立以经济增长作为政治合法性主要来源的“地方发展型政府”模式(郁建兴和高翔，2012)。为此，本文构建一个包含两个对称地区的经济系统，并假设两个相互竞争的地区分别为地区1 和地区2，每个地区只有一个企业，分别为企业1和企业2。两家企业以相同的成本结构生产同质产品，生产过程中不存在固定成本，因为我们不需要分析新企业的进入问题(皮建才等，2015)。两地区企业所面临的市场反需求函数为：
P=m-q1-q2
(1)
其中，P为市场价格，q1和q2分别表示在企业1和企业2的产量。m表示市场规模，m越大，即表明市场规模越大。
企业1 和企业2 生产的平均成本皆为c。地区1和地区2的地方政府分别对辖区企业1、企业2单位产量征收实际税率为t1和t1的税收，则企业1和企业2 的利润函数分别表示为：
π1=Pq1-cq1-t1q1
(2)
π2=Pq2-cq2-t2q2
(3)
作为“经济人”的地方政府，在GDP锦标赛竞争导向下，其行为目标有二：一是地方政府之间经济竞争程度越高，地方政府对辖区GDP的增长越是看重，为此本文引入地方政府经济竞争程度参数γ，并且设定0<γ<1；二是追逐尽可能多的财政收入。由于只设定了一级政府，笔者不考虑政府间的税收分成问题，假定从辖区企业取得的税收t1q1、t2q2皆为当地政府收入。因而，地区1 和地区2当地政府目标函数可以分别表示为：
G1=γ×Pq1+(1-γ)×t1q1
(4)
G2=γ×Pq2+(1-γ)×t2q2
(5)
考虑如下的两阶段动态博弈：在第一阶段，地区1 和地区2 的地方政府基于经济竞争的需要，决定对辖区企业的实际税率t1和t2，以最大化本地区的政府目标函数；在第二阶段，企业1 和企业2 将t1和t2视为给定，分别选择q1，q2进行古诺产量竞争，以最大化各自的利润π1和π2。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相关的博弈方均采用同时行动博弈，即地方政府征税时同时行动，企业产量决策时也同时行动。
利用逆向归纳法对上述两阶段动态博弈进行求解。首先，在给定t1和t2的情形下，企业最大化利润函数可以解出企业1 和企业2 的均衡产出分别为：
(6)
(7)
从而得到均衡时的总产量为：
(8)
将均衡产出代入到反需求函数(1)中，即得到均衡价格为：
(9)
将均衡产出和均衡价格P*代入到政府目标函数(4)和函数(5)中，即得到地方政府目标最大化时的最优实际税率分别为：
(10)
将γ对t*求偏导，即可得到地方政府经济竞争程度γ与最优实际税率t*之间的数量变动关系为：
(11)
式(11)小于零，这表明地方政府之间展开的经济竞争越激烈，地方政府对其辖区经济增长就愈加看重(即γ越大)，其对辖区企业征收的实际税负 也随之越低。地方政府正是通过竞相降低辖区企业实际税负的各种“放水养鱼”式税收竞争手段，在努力留住辖区既有企业的同时，尽力吸引外部企业来辖区内投资生产，从而在激烈经济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为此，本文提出第1个研究假设：
假设1 地方政府所面临的经济竞争程度越激烈，其对辖区企业采取“放水养鱼”的动机越强，即地方政府经济竞争程度对辖区企业实际税负产生负向影响。
与此同时，由于经济竞争程度受经济发展水平的直接影响，我国地理区位导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使得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经济竞争程度有着显著差异。东部地区经济条件优越、经济实力雄厚，市场经济赖以发展的资源相对更为富余，因此他们通过经济竞争获取资源的动力更弱；中西部地区深处内陆，受到历史原因和地理原因的双重制约，自身资源积累不足，对于外界经济资源的需求更强烈，因此各地方所面临同其他同等条件地区竞争的环境更恶劣。经济竞争程度差异下政府参与税收竞争的强度也会出现差异，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 地方政府经济竞争对辖区企业负担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中部、西部地方政府对辖区企业“放水养鱼”的动机可能更为强烈。
从产业分类角度来看，第一产业涉及领域为农业，第二产业涉及领域为加工制造业，第三产业涉及领域多为服务业、金融业以及商贸业。由于农业生产的各生产要素度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同时受时令、气候、地理区位的影响更明显，大多数从事农业生产的企业基本不具备转移的可能，因此享受政府经济竞争红利的概率最低。考虑要素流动性的产业间差异之后，地方政府吸引外部资本、技术主要集中在二、三产业，其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也更为明显。其中，第三产业内的企业公司业务范围更广、对于产业链上游依赖更小、生产经营虚拟化程度更高，因此要素流动更为便利，将成为地方政府争夺的主要经济资源。同时，第三产业包含很多能够创造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创新企业，其对于地方经济实力增强、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使得地方政府将其视作经济竞争的主阵地而对其更为“偏爱”。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 由于不同产业的流动性存在显著差异，致使地方政府对辖区企业的“偏爱”程度也存在异质性，最为“偏爱”第三产业，而最不“偏爱”第一产业。
Hanlon et al. (2010)认为，企业税负的研究必须纳入代理框架并且基于治理机制来进行。由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来说规模更小、资本构成更复杂、涉及业务领域更多样化，因此其自身适应各种市场经济环境的能力较之国有企业更强，资本、人才、技术跨区域流动具有更低的门槛限制，同时民营企业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使其在解决劳动力就业方面的作用更为突出。这就使得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更青睐于民营资本的加盟。(2)实施上，国有企业的空间布局主要受到历史原因和上级政府的全局考量，地方政府争夺国企投资资源的空间比较有限。而地方政府倾向于吸引民营企业落户的意愿决定了其税收优惠政策会向流动性更强的民营企业倾斜。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 在地方经济竞争环境中，地方政府可能更为袒护流动性最强的民营企业，因而地方经济竞争对辖区民营企业的减税效应更大。
(二)模型设计
企业税负通常意义上应当是将企业一定时期内缴纳的全部税费归总计算，但正如郭杰和李涛(2009)指出地方政府优惠政策主要集中于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领域，经济竞争环境下考察企业税负动态变化需聚焦这两个税种，才能使政府行为机制影响下的企业负担边际效应最明显地表现。由于企业所得税的直接税属性使政府干预更显性化，为此大多数学者都采用企业所得税作为衡量企业税负的核心变量。前文已述及，政治竞争须以地方官员辖区经济发展绩效为基础，因而地方政府间竞争的核心领域依然是经济增长，地方政府间竞争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经济竞争。Maskin et al. (2000)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与地方官员升迁息息相关的显性指标包括经济增长率、税收、就业率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但是官永彬(2011)认为出于量化难度低和操作空间小的考虑，上级部门更愿意通过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规模来作为考核下级地方官员能否更进一步的重要依据。为此，本文建立如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来研究地方政府之间经济竞争程度对辖区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
Etrfct=β0+β1ECct+X'fctγ+INDUSTRY
+YEAR+εfct
(12)
式(12)中，被解释变量Etrfct为企业实际税负，核心解释变量ECct为经济竞争程度，X′fct为控制变量组合；f，c，t分别表示企业(firm)、地级市(city)和时间(time)；同时模型中加入了行业(INDUSTRY)和年份(YEAR)虚拟变量来控制行业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四、模型与数据
(一)变量说明
1.企业实际税负。本文实证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为Etrfct，表示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率。由于企业承担税负按照流转属性分为间接税与直接税，间接税自身容易转嫁的特性决定其在衡量企业实际负担时难以测度，不如直接税刻画企业税负清晰明了；此外，本文研究政府行为决策下企业税负的影响，直接税优惠是地方政府吸引企业的主要方式，也是政府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的直观反映，因此本文使用直接税中最重要的所得税衡量企业实际承受税负。所得税负的具体测量方式借鉴吴联生(2009)的做法，通过企业缴纳所得税占利润总额的比例反映企业一定时期内承受税收负担的大小。又因为2006年新会计准则实施后，企业使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核算企业所得税时将递延所得税考虑在内，因此最终确定的计算公式为：Etrfct=(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税前会计利润。
2.地方政府间经济竞争程度。本文实证模型中的核心解释变量为ECct，用来表示某城市与省内兄弟城市之间的经济竞争激烈程度。首先，地方政府面临的是与邻近地区的标杆竞争，衡量其所处的经济竞争环境限于同一省内所有兄弟城市；其次，由于相互竞争既涉及自身经济实力的绝对指标又包含综合考量自身经济实力以及同竞争对手差距的相对指标(陈思霞等，2017)，因此将地区间经济竞争程度定义为其中，i和j为同一省内的不同地级市，gj为j市t年的GDP增长速度；Gi，Gj分别为地级市i、地级市j在t年的人均GDP。
3.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分为微观企业层面和宏观城市层面，其中微观企业层面细分为企业基本特征(乔应平,2016；吴联生，2009；刘行和李小荣，2012)与企业盈利能力两组，分别控制企业规模与企业经营状况对于自身税负的影响；宏观城市层面则包括描述城市经济发展现状和财政收支情况两类变量，见表1。
表1 控制变量集合
由于我国2008年所得税改革对名义税率进行了较大幅度调整，单纯比较改革前后企业承担税负会因为政策差异而干扰实验结果，因此本文实证模型选取所得税改革后2008—2016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数据。在此基础上，为保证数据质量，本文剔除了以下样本：(1)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2)退市风险警示公司(ST公司)；(3)最终控制人不详的上市公司；(4)样本期间内所有权性质变化的公司；(5)实际税率大于1和小于-1的样本(稳健性检验Ⅰ中Etr2fct的取值区间为(0,1))；(6)税前会计利润与所得税费用小于0的公司；(7)缺失数据较多且无法补充的样本。此外，为剔除异常值对分析和结论的干扰，笔者还对模型中的连续变量在1%和99%的水平上进行了截尾处理(吴卫星和刘细宪，2019)。最终，基本检验模型所确定的观测值为10 953个。
本文城市层面变量包括核心解释变量经济竞争程度(ECct)以及地区经济增长、财政收支等控制变量的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8—2016年间252个地级市的GDP增长速度、人均GDP以及财政收支规模，企业层面变量包括被解释变量实际税负(Etrfct)以及控制变量的原始数据均来源于CSMAR数据库，企业名义税率的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
(二)描述性统计
表2列示了各变量的基本统计特征。从表中可以看出，实际税率(Etrfct)的平均值为0.172 8，低于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0.25，这说明从整体上来看，企业承受的企业所得税负担相对较轻。之所以感觉税负很重，只因为我国以流转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以及企业需要缴纳与税相关的费用繁多。经济竞争程度(ECct)的平均值为0.015 2，这一指标能够反映全国各地级市经济竞争程度的平均水平，可以作为我们分析全国范围内各地级市经济竞争激烈程度的参照值。
表2 主要变量统计特征描述
五、实证分析
(一)基准模型回归分析
在研究方法上，我们首先判断应选择个体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Hausman检验结果发现均拒绝原假设，因此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引入行业虚拟变量和时间虚拟变量后的估计结果仍然显著拒绝原假设，说明存在行业效应与时间效应。综上，本文最终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同时控制了行业效应和时间效应。回归过程中消除了异方差和序列相关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表3列示了基本回归结果的内容。为了研究经济竞争程度对企业税负在不同条件下的影响，本文在基本回归中逐步加入各个类型的控制变量。从模型(1)可以看出，当不加入任何控制变量时，经济竞争程度(ECct)对企业实际税负(Etrfct)的影响显著为负，从而初步证明假设1；在模型(2)、模型(3)和模型(4)中分别加入与企业基本特征、盈利能力以及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相关的控制变量之后，回归系数的符号并未发生变化，但是加入城市层面控制变量之后经济竞争程度(ECct)对企业实际税负(Etrfct)影响不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这组控制变量中存在的异常值对于被解释变量的分析结果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在1%和99%的水平上进行截尾处理。模型(5)的结果显示，在剔除异常值之后，经济竞争程度(ECct)对企业实际税负(Etrfct)的影响仍然显著为负。此结果与笔者的理论分析和假设1相一致，证明了在经济竞争程度更为激烈的地区，地方政府会通过降低企业税负、营造良好经营环境的方式吸引外资、技术的流入，鼓励优质经济资源涌入。
表3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说明：括号中是聚类到城市的标准误，***，**，*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表同。
从模型(5)的回归结果中还可以看出，企业流动资产比例、资产收益率和销售毛利率对于企业税负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生产经营情况更好的企业往往具有更强的税负承载能力，感知到的税收压力也相对更轻。此外，城市控制变量的结果告诉我们，第一产业占比越小的地区内企业税负越大，人均GDP同样与企业税负呈显著的正向关系。不容忽视的是财政收支缺口越大的地区，地方政府更有意愿将负担转嫁给辖区企业。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地方政府的意志会对微观个体造成一定影响。
(二)稳健性检验
围绕基准模型，本节做了三方面的稳健性检验：首先从数据出发，基本模型是运用(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税前会计利润来计算作为企业实际税负的代理变量，这可能因为测量误差的存在而影响模型的稳健性。为此本文首先通过变化企业实际税负的度量方式来进行稳健性检验。其次，从遗漏控制变量出发，现有研究已表明，政治晋升可能会扭曲地方政府行为，进而对辖区企业税负产生影响。为此本文通过加入地方官员特征作控制变量，从而排除政治竞争因素对本文实证结果的影响。最后，从计量方法出发，基准模型是静态面板数据模型，而企业税负可能表现出序列相关的动态特征。为此本文将其扩展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系统GMM估计。
1.变更企业税负的度量方式。本文借鉴吴联生(2009)在不考虑企业递延所得税的情况下度量当年企业应当承担税负的指标，具体测算方法为Etr2fct=所得税费用/税前会计利润；同时将递延所得税单独提取出来，具体测算方法为Etr2-dyfct=递延所得税费用/税前会计利润。除此之外，笔者还在Etrfct指标的分母中引入了名义税率(刘行和李小荣，2012)，构建指标Etr3fct=所得税费用/(税前会计利润-递延所得税费用/名义税率)、Etr4fct =(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 (税前会计利润-递延所得税费用/名义税率)。(3)为保证样本数不变，当名义税率等于0时，Etr3fct=所得税费用/税前会计利润；Etr4fct=(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税前会计利润。
表4的模型(1)中被解释变量Etr2fct不包含递延所得税费用，结果显示经济竞争程度对于企业税负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因为递延纳税是地方政府在经济竞争中采取的重要措施。为此，笔者单独将递延所得税费用作为被解释变量，模型(2)显示随着地方政府经济竞争的程度趋向剧烈，企业享受到的递延纳税待遇更多。这证明了地方政府对于招商引资所采用的税收优惠政策不仅仅局限于减免税额，通过加速折旧等向以后年度递延纳税的措施既能够保证企业现金流稳定，又能保证政府税源不会过度流失，因此成为地方政府避免滥用税收优惠的重要手段。而这一结果也告诉我们，地方政府税收竞争中的政策选取必然是灵活多样，补贴力度与财政压力都需纳入政府考虑范畴。模型(3)与模型(4)中引入名义税率后的结果同样显示，当分子考虑递延所得税费用之后，地方政府之间的激烈竞争能明显降低辖区企业税负。
表4 稳健性检验I：变换企业税负度量方式
注：由于名义税率被加入被解释变量中，表3中模型(3)和模型(4)的控制变量不含名义税率(Ratefct)。
2.控制官员特征。地方官员是经济竞争的主体，无论是出于发展当地经济还是实现政治晋升的目的，其理念都会对地方政府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魏建和鉴闻(2018)认为虽然经济决策是整体协商的过程，其中融入了其他官员和利益相关者的意见，但是市委书记作为主要领导在经济发展方面处于“一把手”的重要位置，其理念和行为逻辑对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影响较大；蒋德权等(2015)认为官员的年龄越小，其未来晋升的空间越大，因此，晋升竞争的激励作用越明显，对于上级的绩效考核越在意。同时，随着任期的增加，官员整合资源的能力和政治资本明显提高，更愿意参与到晋升竞争当中，也会更在意上级对其的指标完成考核；周黎安等(2015)认为任期对于官员的晋升激励是倒U型的，任期初始与结束阶段官员更重视上级的绩效评价。为了避免官员个人特征对企业税负产生干扰，本文在模型中加入样本期间各地级市市委书记官员年龄(Agect)、任期年限(Termct)以及任期年限的平方(Termsct)这三个指标作为官员特征控制变量，与之前未加入官员特征控制变量的模型进行对比。由于上文替换被解释变量中Etr4fct相比其他三个指标而言内涵更为丰富，因此本节也引入使用Etr4fct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
表5模型(1)与模型(2)以Etrfct作为被解释变量，在控制政府官员特征之后，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水平均未发生变化，经济竞争程度(ECct)对企业税负(Etrfct)的影响显著为负，从而排除官员因素的干扰。但回归系数绝对值更大的原因在于，经济竞争越激烈的地区，地方官员出于政治压力也会加大对企业的扶持力度，从而证明理论分析部分“政治竞争的实质仍然是经济竞争，同时又反作用于经济竞争”的观点。模型(3)和模型(4)以Etr4fct作为被解释变量，不难看出无论是否控制官员特征，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与显著性水平均保持一致，证明在替换被解释变量模型中官员特征依然不会干扰结论的成立。
表5 稳健性检验Ⅱ：控制官员特征
综合来看，尽管地方官员对于政府行为决策有直接影响，但复杂的传导机制使得官员自身对地方经济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提高地方政府综合治理能力不仅取决于主观能动的人，还受到地方政治生态、制度演变等客观约束的影响。
3.构建动态面板模型。由于企业上一年度缴纳企业所得税可能影响本年度实际承担的税负，一方面上年度纳税额为负意味着当年负利润形成的亏损额可以冲抵下年度税前会计利润，从而影响企业下年度实际缴纳税费；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当年税款征管中会依据以前年度企业缴纳税费作为参考。因此需要排除企业税负序列相关对模型内生性的影响。本文将被解释变量Etrfct的滞后一期加入模型构建动态面板，运用系统GMM方法对其进行估计，同时与基本回归模型中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的做法保持一致。从表6进行截尾处理后的模型(5)中可以观察到，首先Sargan检验的P值均大于0.1,说明模型接受工具变量无过度识别的原假设，其次AR(2)检验的P值也都大于0.1,说明模型不存在二阶自相关,因此初步认定系统GMM的结果是可信的。在控制上年度企业缴纳所得税情况后，经济竞争程度(ECct)对企业税负(Etrfct)的影响显著为负，从而证明在考虑企业缴纳所得税的延续性影响之后，假设1的成立依然稳健。
表6还告诉我们，Etrfct的滞后一期对Etrfct的影响显著为负，即企业上年度缴纳所得税越多，当年缴纳越少。这说明政府在减税降费的过程中注重考察企业不同年份间的整体税负。当企业税收负担重时，地方政府会在下个纳税年度给予企业更多税收优惠或者有意识降低税收征管力度，从而减轻税负。该结果也告诉我们，政府吸引外资过程中采用的税收优惠政策具有长效性和稳定性，并非仅是吸引企业落户的权益之举。由于减税降费刺激经济的政策效应具有一定周期，政府营造的低税环境也将一直持续。
六、进一步探讨
本文主要从分地区、分产业、分所有制以及企业负担强度(分位数回归)等四个方面对地方政府经济竞争程度对辖区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做进一步探讨。关于地区、产业以及所有制异质性分析的部分，笔者设计了以下计量模型：
Etrfct=β0+β1ECct+β2DVit×ECct+X′fctγ+INDUSTRY+YEAR+εfct
(13)
其中，DV为异质性虚拟变量，在地区异质性分析中DV表示是否属于中部地区(Central)和西部地区(West)；产业异质性分析中DV表示是否属于第一产业(One)和第二产业(Two)；所有制异质性分析中DV表示是否属于国有企业(Soe)。式(13)主要关注β1和β2的大小和正负，β1表示某类企业税负受不同程度经济竞争影响的幅度和方向；β2表示另一类企业负担受不同程度经济竞争影响的相对幅度和方向，β1+β2表示另一类企业负担变化的绝对幅度和方向。
(一)地区异质性分析
由于本文理论分析认为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影响地方政府之间经济竞争激烈程度的重要因素，进而决定地方政府参与税收竞争、向企业伸出援助之手的力度，因此区分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所处阶段以及其表现的竞争程度异质性对于结论的阐述十分重要。通常意义上，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地理划分基本反映了经济发展层次的梯度划分；结合本文选取样本的核心解释变量经济竞争程度ECct来看，西部地区ECct的平均值为0.027，中部地区ECct的平均值为0.033，东部地区ECct的平均值为0.017，中部地区的经济竞争最为激烈，相较之下东部地区的经济竞争最为温和。由于地区经济实力决定了地方政府参与经济竞争的能力，地方经济差距决定了地方政府参与经济竞争的积极性，中部地区同时承担着赶超东部地区以及防止被西部地区赶超的压力，竞争程度自然最激烈；而东部地区地理条件优越、经济实力雄厚，至少在现阶段承受着最小的经济竞争压力。
表6 稳健性检验Ⅲ：动态面板回归模型
从表7模型(1)中可以看出，处于东部地区的城市，经济竞争程度与辖区企业税负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经济竞争最为激烈的中部地区各城市一方面广泛使用税收优惠的形式吸引税基，另一方面当经济建设压力转化为沉重的财政压力时，地方政府又不得不强化辖区内企业的税收征管。随着经济竞争程度所带来企业税负降低的边际效应逐渐被稀释，中部地区最终表现为经济竞争程度对企业税负的正向影响；西部地区经济竞争对企业税负的负向影响更大，但系数并不显著。
中部地区的结果告诉我们，经济竞争愈演愈烈的同时，地方政府在考虑自身承载压力不断增大的实情后，不得不降低税收优惠力度。同时也告诫我们税收竞争作为招商引资的方式具有边际效应递减的性质，地方政府应当结合优化地区营商环境、打造优质服务平台、减少企业交易成本多个方面的综合举措数管齐下，从而引导地区经济竞争良性发展，避免陷入恶性税收竞争的窘境。总之，欠发达地区在参与经济竞争过程中应不断注重自身竞争策略的调整和竞争模式的改进。如果长期依赖税收这种单一手段参与经济竞争，非但不能对本地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还有可能因为优惠政策效果的边际递减而不断稀释政策红利，既严重侵蚀了本地区税基，又没有达到招商引资的目的，最终拉开同发达地区的距离。
表7 异质性分析：地区、产业和所有制
(二)产业异质性分析
由于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的目的是通过吸引适合本地经济发展、迎合政府政策目标的产业来获取经济竞争中的主动权，因此从不同产业的角度出发也是研究地方政府经济竞争的主要方面。本文通过对上市公司所属不同产业进行分类，利用式13来验证假设3。具体分类方法是依据中国证监会2012年修订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归类上市公司经营业务所属行业，结合传统一二三类产业分类标准进行划分。
表7模型(2)的结果显示经济竞争程度越激烈的地方，政府相比第一产业而言，给予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扶持力度更大，其中地方政府更愿意扶持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证明假设3成立。从要素流动性的角度分析，由于第一产业受自然环境、地理因素的制约更明显，生产要素流动性差，地方政府在经济竞争中并不会将第一产业作为争夺的主阵地，因此不会在招商引资方面给予第一产业过多优惠。同时流动性差也意味着政府不必担心本地区的第一产业外流，经济竞争程度越激烈的地方反而会通过加大税收征管力度来补贴二、三产业。从边际效益的角度分析，由于第三产业具有更高的边际效益，同样的周期内能够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更符合地方政府官员赚取更多经济绩效、更快完成经济目标的期望，因此在经济竞争中地方政府的扶持之手主要伸向第三产业的企业。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吸引第三产业既是为本地区经济增长注入新鲜血液，又是倒逼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推手。由于第三产业自身流动性强、资本逐利避险嗅觉更灵敏，地方政府如何在税收红利消耗殆尽之后留住企业、做强产业将成为其日后必须深挖的重点命题。
(三)所有制异质性分析
由于我国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承担不同的社会责任和经营目标，受到政府政策冲击的影响程度也会出现差异，因此本文将企业按照所有权性质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利用式(13)验证假设4。此外，国有企业实际管理者与政府官员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因此受到政府政治干预的可能性更大。本文加入稳健性检验中设计的官员特征指标进行对比分析。
表7模型(3)可以看出不加入官员特征时，国有企业在地方政府经济竞争中享受的优惠待遇更少，从而证实假设4成立。国有企业受控于地方政府，自身流动性不强，因此不会成为各地政府争夺的对象；民营企业不仅流动性强，而且数量多的特点使其能在更大程度上解决地方政府关心的居民就业问题。从避税角度来看，国有企业避税动机更弱、避税风险更高，税负自然会高于民营企业。模型(4)告诉我们，考虑官员特征之后民营企业的税收负担下降幅度更大，国有企业相对民营企业的变化值有所减小。
近些年随着国企资本化进程的推进，政府对于国有企业的管控逐步弱化，同时国企与政府之间寻租空间被压缩，国企作为市场经济参与者应当更加注重提高自身盈利能力和业绩水平。当国有资本流动性增强时，地方政府在经济竞争中也终会将其纳入招商引资范畴。国有资本规模大、资源广，不应仅仅作为地方政府政策调控的工具，还应在不同地区的流动中实现最有效配置，此外削弱国企政治关联度也是营造不同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环境的核心要义。
(四)企业实际税负强度异质性分析
虽然通过划分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能反映不同经济竞争程度下企业税负的变化，但是以上这些方法并未从企业实际税负层面做异质性分析，本文在此做分位数回归。分位数回归的思想最早由Koenker&Bassett(1978)提出，这一思想是对普通最小二乘法的扩展，相比较于均值回归，分位数回归更不易受到极端值影响，能够更加全面地展示被解释变量条件分布的整体面貌。由表8的结果显示，从企业税负(Etrfct)在10，25，50，75，90等五个分位点来看，经济竞争对企业实际税负影响的绝对值先减小后增大，并且在10，25，50，75分位点上比较显著。由经济竞争的系数变化可以看出，经济竞争对企业税负两端的影响大于其中间部分的影响。随着经济竞争程度的加剧，政府之间争夺资本、人才、技术更加趋于白热化，因此地方政府对于辖区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更加聚焦在实际税负处于两端水平、对于税负变化更为敏感的企业。
表8 企业税负异质性分析：基于分位数回归
七、结论与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一直是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是地方政府竞争影响其辖区经济发展的微观实现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为此，本文基于对政府和企业在分权体制下两阶段动态博弈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经济竞争程度与其辖区企业实际税负呈负向变动关系。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将企业所得税改革后2008—2016年间A股上市公司的实际税负指标与上市公司所在地级市经济竞争程度的数据相匹配，实证分析地方政府经济竞争下的企业负担。结果表明，地方政府面临的经济竞争越激烈，其辖区内上市公司的实际税负越低，并且该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进一步分析发现，地方政府经济竞争对辖区企业的减税效应存在显著的地区、产业和所有制异质性。其中从地区分类看，经济更为发达的东部地区所处的经济竞争环境更温和、竞争压力更小，利用税收政策争夺优质资源的方式更科学理性；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长期采取高补贴、高优惠的竞争措施最终使其不得不应对严重的财政赤字，并最终将这些负担施加给辖区内的企业。从产业分类看，第三产业由于创造经济价值高、资本流动速度快的特点成为地方政府经济竞争的主要对象，因此承担税负最轻。从所有制分类看，国有企业是地方政府税收竞争中更容易牺牲的对象，其自身承担的社会责任决定了地方政府更倾向于挖掘弥补财政缺口的税源。分位数回归发现，辖区企业处于不同税负强度时，地方政府经济竞争的减税效应也存在明显差异。在当前减税降费、让利于企的新时代背景下，本文的研究对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和规范横向竞争中地方政府行为具有以下政策启示意义：
首先，税收竞争在扩大地方政府经济竞争优势的同时，也使得地方政府对于利用税收优惠政策招商引资的依赖度逐渐加深。经济越不发达地区越依赖税收竞争的现状警示我们税收竞争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未展现出来之前，地方政府债台高筑下财政赤字面临进一步扩大的风险，其后果将是地方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下降、抵御市场失灵乏力，甚至使地区经济差距在竞争中拉大，恶化地区间不平衡发展局面。为应对税收逐底竞争导致的财政赤字风险，地方政府不仅要考虑自身所面临的竞争压力，同时还要兼顾自身竞争实力，不断根据实情、地情的变化调整竞争策略，通过系统性、层次性、综合性的配套措施稳步有序推进减税降费，既使企业在低税环境中释放动能，又增强地方政府抵御重大风险、实施宏观调控的能力。
其次，随着税收竞争的边际效应递减，多样化的支出竞争策略应被地方政府重视和关注，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政府部门须摒弃表面化、政绩化的粗放型公共品投入模式，转向满足市场和企业切实需要的优质公共服务供给思维，以企业、市场和社会的满意度作为衡量支出竞争效率和绩效评价的标准。第二，基础设施改良和增建。地方政府应当以打磨企业优质经营环境作为开展基建工程的目标和动力，围绕市场和企业的需求、根据本地的产业特色针对性地提供配套设施，既要避免财政资源的挥霍浪费，又要切实增强辖区内行业和企业的市场竞争力。除了传统基建工程上的投入，各地区在支出竞争中还应当强化对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基建项目的支持力度，从而抢占经济增长方面新的制高点。贵州假借大数据产业实现经济迅猛发展的事实为后发地区寻求竞争优势提供了良好的借鉴，以新基建领域的有效投资作为经济竞争筹码，结合地区资源禀赋特色和高科技产业现实诉求进行招商引资，一方面降低了竞争主体对税收优惠的依赖度，另一方面提升了本地的竞争格局。第三，城市软实力的提升。近年来，人文底蕴逐渐成为各地区吸引企业和人才流入的重要筹码，沿海发达地区普遍通过文化、历史以及自然资源作为城市名片来竞争优质生产要素，软实力比拼成为经济竞争理念升级的标志之一。相比于GDP为核心的数字竞争，软实力竞争要求地方政府具备更前瞻的竞争理念、更创新的竞争策略和更长效的竞争机制，如何打造生态环境适宜、人文气息浓厚的城市氛围为支持竞争的模式设计和反馈机制提出了新的要求。
再次，单从经济竞争角度考量，第三产业自身流动性以及创造经济价值的能力更强，因此更容易受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青睐，但这种吸引投资的模式将导致地区产业结构不平衡，第三产业将失去发展与壮大所必需的物质基础。地方政府应当在争夺经济竞争制高点的同时，注重吸引与本地区自然环境、生产环境、社会环境相适应的产业部门，在要素流动过程中优化资源配置格局、因地制宜地构建现代经济体系，最大限度释放辖区企业活力。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应当将经济竞争作为倒逼本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契机，通过对竞争策略和行为的调整优化实现对增量资源的合理部署，着力引进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型制造业部门，在竞争追赶中努力探索适合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快车道。
最后，党的十九大以来，面对国内外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减税降费、让利与企”等积极财税政策的实施，地方政府的种种税收优惠措施还将继续推出。这一过程中各地方应当注重减税的层次性和战略性，将减税减收的矛盾最小化，同时避免因为恶性税收竞争导致市场资源错位分配。具体而言应做到以下三点。第一，减税降费的同时地方政府应当权衡自身财政承受能力以及债务风险水平，积极开辟税源、挖掘增收潜能，确保企业减负工作的进行对政府自身负担最小化。第二，地方政府须改变此前招商引资中通常给予大型企业丰厚优惠待遇的做法，将中小微企业的减负任务纳入经济竞争规划。第三，各地政府应以减税降费为契机和抓手，以经济竞争为跳板，找准二者的结合点，让减税降费的阶段性工作和经济竞争的长期机制发挥合力，将经济竞争与减税降费的最大效益激发。国有企业资本化进程的推进需要地方政府减少与国企的政治联系，打造国企、民企和外资企业公平竞争的平台，贯彻“竞争中性原则”，大力消除阻碍资本流通的壁垒，充分调动一切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要素。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仅通过税收优惠无法使企业长期留存，良好的营商环境、公平的交易机制以及廉价的流通成本才是企业持久生长的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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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E BURDEN UNDER LOCAL GOVERNMENT ECONOMIC COMPETITION——Evidence from Listed Companies
ZHAN Xin-yu WANG Yi-huan
(School of Finance and Taxat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Abstract: Based on the two-stage dynamic game model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enterprises under the decentralized system and the fixed effect model constructed on it, this paper verif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 actual tax burden of enterprises using the financial data of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local government faces more intense economic competition, the actual tax burden of listed companies in its jurisdiction is lower.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regional, industrial and ownership heterogeneities in the tax reduction effect of local government economic competition on enterprises; Quantile regression shows that when enterprises are in different tax intensity,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tax reduction effect of local government economic competition. In the new era of tax reduction and fee reduction which is beneficial to enterprises, this paper has enlightenment significa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ax reduction and fee reduction policies and the standardiz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behavior in horizontal competition.
Key words: economic competition; corporate tax burden; two-stage dynamic game; tax reduction and fee reduction
*詹新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邮政编码：430073，电子邮箱：xinyuzhanwh@qq.com;王一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160328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722020JCT005)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修改意见，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责任编辑：付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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