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商环境优化能够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吗
营商环境优化能够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吗*戴 翔
[提 要] 本文基于世界银行发布的历年营商环境报告相关数据，从OECD-ICIO 提供的基础数据测算结果的基本事实出发，理论阐释了营商环境对攀升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及可能机制。以此为理论先导，进一步利用跨国面板数据的计量检验发现:第一，营商环境优化的确对价值链分工地位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第二，上述正向作用不仅来自营商环境优化直接效应，而且还通过价值链迁移、创新活动激发、贸易条件改善等中介作用形成间接效应。据此，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对促进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关键词] 营商环境；全球价值链；制度型开放
一、引言
国际生产网络和全球价值链贸易已经成为21世纪全球分工和贸易的典型特征，这基本上是理论和实践部门的共识。有些学者将国际分工呈现的这一变化，称之为经济全球化的“第二次大松绑”。虽然与以最终产品为界限的传统国际分工相比，以产品价值增值为界限的国际分工在诸多方面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但不同分工形态和格局具有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由于各国要素禀赋等不同，从而在分工和贸易中所处地位也不尽相同，进而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受益状况也大相径庭。毋庸置疑，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要素禀赋优势仍然是决定分工和专业化的比较优势所在，甚至有学者认为，全球价值链分工实际上是各国和地区以优势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因此本质上看属于 “要素分工” (方勇等，2012)。从这一意义上看，不同国家和地区所拥有的要素质量和层次，是决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高低的根本性因素(戴翔和刘梦，2018)。虽然要素禀赋是决定分工地位高低的重要因素，但绝非唯一因素，比如要素禀赋优势能否真正转化为参与分工和贸易的现实优势，还取决于影响要素禀赋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等外在条件。正如现有研究指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制度质量对于一国能够生产什么和出口什么，相比传统国际分工条件更加具有决定性意义(戴翔和金碚，2014)，而在制度环境的构成要素中，营商环境无疑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内容。这就提出了一个很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课题:营商环境是否成为决定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高低的重要影响因素? 营商环境和价值链分工地位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逻辑关系? 对此，仍然缺乏有深度的理论解释，更缺乏来自实践经验证据的有力支撑。
鉴于此，本文从所能观察到的基本事实特征出发，在理论阐释营商环境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理论机制的基础上，形成待检验理论假说。以此为先导，利用跨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营商环境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影响的现实效应，从而对理论假说形成逻辑一致的计量检验。所得结论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化认识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因素，而且对于如何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加快“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也有重要政策意涵。
二、文献述评
传统经济理论多将资本、劳动、技术等视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但是，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单纯依靠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投入并不一定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这其中，营商环境的作用发挥产生了重要影响(Dollar et al.，2005)。而营商环境对经济增长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良好的营商环境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 (L'udmila&Janá-Ková，2015)，可以对企业活力形成有效的激励作用 (Augier et al.，2012)，有助于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Bah& Fang，2015)等，而不利的营商环境则会产生相反的影响，比如会因为给企业带来额外负担而削弱企业竞争力，阻碍企业进入海外市场，在国际分工中被边缘化 (Commander&Svejnar，2011)等。从营商环境对一国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影响看，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营商环境对一国企业出口的影响；二是营商环境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能力的影响。
从出口行为影响角度看，由于营商环境对发展中经济体和最不发达经济的影响更为重要，因此现有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等地区的部分国家。而且受制于统计数据的局限性，多数实证研究主要是基于宏观统计数据，并借鉴国际贸易研究中的引力模型，对营商环境中某一个或某几个特定指标，进行实证分析。有研究发现，落后的基础设施以及信用诚信体系等原因导致的经常性交货延误 (Bah& Fang，2015)等，均与出口贸易增长率之间具有显著负相关性质。基于宏观数据尤其是单维指标的研究，虽然有助于从某个特定角度认识到营商环境对一国出口的可能作用，但这一整体意义和层面上的抽象影响，还没有充分显示对企业的具体影响。伴随数据可得性的增强，后期的研究逐步从微观企业层面开展。例如，部分实证研究利用企业微观数据，着重考察了通关便捷性、政府服务效率等因素，对企业出口规模和出口范围的影响(叶宁华和张伯伟，2018)。甚至还有实证研究比较分析了一国内部不同地区营商环境的差异性，对所在地区企业出口贸易影响的不同作用(张会清，2017)。综合来看，无论是基于宏观层面的研究，还是基于微观企业的研究，较为一致的结论均认为，良好的营商环境对出口贸易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与对营商环境影响出口贸易行为的研究类似，从全球价值链分工角度开展的研究，现有文献主要聚焦于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能力的影响。现有研究认为，营商环境会影响到一国企业的契约执行效率，因而构成影响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重要因素(Acemoglu et al.，2007；李坤望和王永进，2010)，契约执行效率越高的国家和地区，企业更容易融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 (Feenstra，1998；杨高举和黄先海，2013)。与契约执行效率类似，以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为表征的营商环境，同样对一国或地区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具有关键性影响(顾振华和沈瑶，2015；杨珍增和刘晶，2018)，通常而言，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度越高，越是有助于一国或地区的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反之则反是。此外，还有大量的文献均从营商环境的某一单维度指标实证考察了其对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刘胜和申明浩，2019)。
综合现有研究可见，多数文献肯定了营商环境对一国或地区(企业)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重要影响，但已有研究呈现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侧重于阐释营商环境对出口贸易影响的研究文献，多聚焦于出口增长和规模变化等层面，较少涉及出口贸易中专业化分工的地位问题。第二，侧重于揭示营商环境对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影响的研究文献，与研究出口贸易类似，主要考察了其对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是产生了推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同样鲜有涉及价值链分工地位问题。第三，现有研究对营商环境的刻画多从某个单一指标维度，即便是从多维指标进行观察，也仍然局限于对各指标分别进行研究而缺乏各维度指标的“综合”。鉴于此，本文将着重分析营商环境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与现有研究文献相比，本文的可能贡献在于:第一，研究对象不同，即与以往研究出口贸易和融入价值链分工不同，本文着重考察营商环境影响价值链分工地位问题。换言之，本文首次对营商环境和价值链分工地位之间关系进行专门研究。第二，采用的指标体系不同，与以往采用的单维度指标或各种单维度指标的比较分析不同，本文将采用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中的相关指数，这一指数更能从综合性角度系统刻画一国或地区营商环境状况。第三，不仅考察营商环境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直接效应，还分析了营商环境可能通过的中介作用机制所形成的间接效应。
三、事实特征及理论假说
在对营商环境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进行计量分析前，本文先对某些事实特征进行简要分析，并据此形成待检验理论假说。为此，本文测度了能够表征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惯常指数，主要包括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指数(记为GVC)、国内附加值出口占比指数 (记为VAXR)以及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指数(记为DVR)，指标计算的数据库来源为OECD 公布的ICIO 基础数据。营商环境指数(记为EI)采用的是世界银行集团公布历年营商环境报告中发布的各国指数值。考虑到两个数据之间的匹配性，数据涵盖的年度区间为2005—2015年，包括的样本经济体为69个。根据所测算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本文绘制了各主要变量与营商环境指数之间的散点线性拟合图，具体见图1。
图1 营商环境指数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拟合图
图1最左端给出的是以VAXR 表征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与营商环境指数之间的拟合图，中间以及最右端分别是以DVR 和GVC 表征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与营商环境指数之间的拟合图。从中可以看出，不论是以何种指标作为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测度指标，其与营商环境指数之间均表现出明显的正相关性，也就是说，营商环境指数越高，VAXR，DVR 和GVC 指数也越高。由于营商环境指数越高代表着营商环境更加优越，而VAXR，DVR 和GVC 指数越高，代表着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越高，因此，上述散点线性拟合图表现出的正相关性特征事实，初步说明营商环境优化对全球价值链攀升可能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进一步地，从现实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角度看，以及各国营商环境的差异性角度看，不同国家之间确实存在着较大差别。就前者而言，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就是，诸如美国等发达国家，长期以来一直是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主导者和控制者，占据着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制高点；而诸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中低端，甚至有部分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过程中被边缘化，比如非洲地区的某些国家。营商环境的差异性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表现同样极为显著。比如，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厄立特里亚的营商环境指数只有30左右，而诸如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营商环境指数则高达近90左右。因此，一方面是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存在高低不同的显著差异，另一方面是各国和地区营商环境同样存在根本性不同。将上述事实特征与价值链分工地位和营商环境之间呈现的正相关性事实特征相结合，据此本文提出了待检验理论假说1。
理论假说1 营商环境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营商环境越是优化，越是有助于实现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攀升。
如果说，这种正向促进作用确实是存在的，那么，其中主要的作用机制是什么? 对此，还需要从理论上给予必要的探讨和阐释。大体来说，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或者说全球生产网络的构建，从成本角度看主要会涉及两种，一种是由生产要素价格决定的生产成本，另外一种就是由营商环境决定的交易成本。而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因为具有的要素密集度特征不同，因而对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敏感性也大为不同。相对而言，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的生产环节和阶段，对生产要素的价格更为敏感，而对营商环境所决定的交易成本要求相对较低。这正是为什么跨国公司将中低端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不断进行国际梯度转移以充分利用全球各国和地区低成本要素的根本动力所在。与之相比，处于中高端的全球价值链增值环节，虽然对生产要素的成本依然看重，但是对营商环境的要求会越来越高，或者说，由营商环境所决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对价值链中高端的影响会越来越大。这是因为，越是处于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生产环节和阶段越具有内在要素密集度特征，即由于富含了信息、知识和技术等高端要素，从而使得这些生产环节和阶段更加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因此市场交易过程中对营商环境的要求就会更高，以防止可能发生“外泄”。从全球价值链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全球配置的角度看，营商环境是决定空间布局的重要因素，营商环境越是优越，越是能够吸引全球价值链中的中高端生产环节和阶段，从而表现为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不断攀升，反之则反是。据此，从营商环境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作用机制角度，本文提出了待检验理论假说2。
理论假说2 营商环境的优化，会通过改变全球价值链生产环节和阶段的区位配置影响一国分工地位的变化，更确切地说，更加优越的营商环境由于对更加高端要素密集度特征的生产环节和阶段具有吸引力，从而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攀升具有牵引作用。
实际上，更加具有知识、信息和技术等高端要素密集度特征的生产环节和阶段，之所以对营商环境更加看重，更确切地说，对更加优越的营商环境要求更多，不仅仅是因为其具有的“公共产品”特征从而对制度性交易成本更为敏感，同时还因为这些高端要素往往也更加具有创新性特征。与一般性生产要素不同，创新性生产要素由于其活动的特殊性，即与一般性生产要素直接进入生产过程，从而对营商环境并不敏感相异，创新性生产要素由于更多从事的创新活动而不是直接进入生产过程，因而创新活动不仅需要有良好的创新环境氛围从而起到应有的激励作用，更需要良好的环境提供基本的制度保障作用，以尽可能地降低创新活动的成本。创新活动成本的降低效应，不仅来自良好的创新氛围所能形成的知识、信息等交流和碰撞，更容易激起和产生创新的火花，从而节省可能的不必要弯路。与此同时，它还来自优越环境所能带来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的下降，尤其是对创新活动的保护，降低了个人创新活动成果可能被模仿、盗取等风险和成本。当然，除此之外，优越的营商环境比如较为公平的竞争性政策环境，不仅能够对创新要素产生一定的竞争压力从而促使其进行创新活动，而且也能激发起创新的动力。实际上，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改善或者说攀升，本质上就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结果。因此，从上述意义上说，由于良好的营商环境更加有利于创新活动，因此，创新理应是营商环境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另一重要的中间作用机制。据此，本文提出了待检验理论假说3。
理论假说3 营商环境的优化，会通过影响一国或地区的创新活动从而影响着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变化，具体而言，更加优越的营商环境由于更能够激发起创新的活力和动力，从而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攀升具有显著推动作用。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改善和提升，从效益角度看，就是专业化于具有更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和阶段，而附加值的高低最终必然体现在价格层面，如果同时考虑到贸易的双向流动即进出口的话，那么就是贸易条件的改善。换言之，贸易条件的改善同样有利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攀升。营商环境对一国贸易条件的变化同样具有重要影响。比如，营商环境相对较差的地区可能存在着各种政策扭曲等因素，如果这种扭曲导致各种产品价格趋于上升，那么此时无论是对于出口还是对于进口而言，其变动趋势基本一致从而在贸易条件层面可能不会发生明显变化。但是另外一层负面影响就是出口产品价格上升从而出口规模会萎缩，进而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角度看，实际上就会被不断边缘化，从而最终不利于分工地位的提升。如果各种扭曲因素导致各种生产要素价格下降进而出口产品价格下降，那么必然表现为贸易条件的恶化。贸易条件的恶化意味着附加值创造能力的下降，从而会影响到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更进一步地，由于贸易条件的恶化从而本国企业可能更多地加入 “价格大战”之中，在低成本洼地中拥挤和竞争，进而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产生更为不利的影响。与之相比，良好的营商环境则有利于贸易条件的改善。这不仅是因为良好的环境更加有利于吸引高端环节的梯度转移，更加有利于创新活动，从而提升附加值创造能力，而且还会因为国家和区域的 “品牌效应”和“形象效应”进行一定的价格加成。实际上，“品牌效应”和“形象效应”所能形成的价格加成作用，在现有研究中已经得到了充分证实(张思雪和林汉川，2018)。显然，价格加成有助于贸易条件的改善，从而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改善和提升。据此，本文提出了待检验理论假说4。
理论假说4 营商环境的优化，会通过影响一国或地区的贸易条件从而影响着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变化，具体而言，更加优越的营商环境有助于改善一国或地区的贸易条件，从而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攀升具有显著推动作用。
四、变量选取、模型设定及数据说明
事实特征初步分析和理论假说的推演，虽然有助于我们认识营商环境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可能影响，尤其是营商环境可能通过价值链区位配置效应、创新效应以及贸易条件改善效应等中介作用机制，对价值链攀升的影响，但仍然缺乏具有说服力的计量检验证据作为支撑。为此，本文利用2018年OECD-ICIO 公布的最新版全球投入产出基础数据，在借鉴现有测度方法基础上，测算了可以表征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三种常用指标，并利用世界银行集团公布的各国历年营商环境指数，对前述理论假说进行逻辑一致性计量检验。
(一)关键变量选取及其测度
本文着重研究营商环境对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尤其是营商环境通过中介作用机制可能对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因此，计量分析涉及如下几个关键变量的测度。一是表征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如前所述的三个常用变量指数；二是反映中间作用机制变量的诸如价值链迁移指数 (记为VT)、创新活动指数 (RD)以及贸易条件指数(TOT)；三是营商环境指数。其中，需要简要说明其测度方法主要是表征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指数 (GVC)、国内附加值出口占比指数 (VAXR)、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指数(DVR)，以及表征价值链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区位转移的价值链迁移指数(VT)。就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指数而言，主要借鉴Koopman et al.(2014)的测度方法，具体测算公式为:
式中，IV ir代表的是一国出口增加值，主要是指i国r 产业出口到另外一个国家后，由另外一个国家加工后又复出口到第三国的增加值部分；FV ir 代表的是一国进口增加值，主要是指i 国r 产业出口的最终产品中所含国外附加值部分，即本国出口最终产品中使用了多少国外进口中间产品价值；E ir表示i 国r 产业出口总额。显然，GVC 指数值越大，意味着该产业出口内含的国内增加值部分越多，而内含的国外增加值部分越少，或者说国内增加值贡献大而国外增加值贡献小，从而说明该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相对高端环节和阶段。
就国内附加值出口占比指数而言，主要借鉴Johnson&Noguera(2012)提出的测度方法，其具体的计算公式为:
VAXR i=VAX i/E i (2)
式中，VAX i 为经济体i的出口国内增加值；E i 为经济体i的出口总额。该指数的计算主要是指一国最终产品出口中内含的三部分内容之和所占比重，即最终产品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中间产品出口中由进口国直接吸收的国内增加值，以及中间产品出口被进口国再出口从而被第三国所吸收的国内增加值。该指数值越大表示出口总额中的国内增加值所占比重就越高，从而意味着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就越高。反之则反是。
就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DVR)指数而言，主要借鉴Koopman et al. (2014)提出的测度方法，具体的计算公式为:
DVR i=V i(I-A n)-1 (3)
式中，V i 为经济i的出口增加值矩阵；A ii为经济i的投入产出表中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I 为单位矩阵。该指数的计算主要是指一国最终产品出口中内含的五部分内容之和所占比重，即除了前文计算VAXR i 所提及三部分国内增加值外，还包括通过最终品进口又返回到本国的中间品内含的国内增加值，以及通过中间品进口又返回到本国的中间品内含的国内增加值。显然理论上DVR 是大于VAXR的，因为DVR 的计算包括了出口后又返回到国内的增加值部分。
就价值链迁移指数 (VT)而言，因为价值链的区位转移主要表现为生产环节和阶段的梯度转移，或者说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重新布局，或者说在价值链的阶段数中究竟处于哪一个阶段。虽然学术界提出的“产业上游度”测算方法，能够从具体的“物理环节”描绘价值链分工所处的具体环节和阶段。关于 “产业上游度”的测算方法，Antràs et al. (2012)提出的最早且在前期研究中使用较多，但由于他们提出的测度方法存在着内在假定的缺陷，从而使得测算结果并不准确。经过改进后，Wang et al. (2018)提出的 “产业上游度”测算方法更能准确地测算 “产业上游度”，为此，笔者借鉴Wang et al. (2018)的测算方法，具体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PLv_GVC 表示生产环节的前向平均长度，即全球价值链分工关联下的国内附加值与其所引致的总产出之比； (Plv_GVC)′表示生产环节的后向平均长度，即全球价值链分工关联下的国外附加值与其所引致的总产出之比。采用一国所处生产环节的前向平均长度(Plv_GVC)与后向平均长度((Plv_GVC)′)之比表示一国产业上游度指数，实质上采用的就是一种相对概念，以更加准确地衡量产业上游度指数，正如Wang et al. (2018)指出，全球价值链生产不仅仅是一个涵盖生产起点和终点的问题，而且会涉及许多中间环节和阶段，全球价值链中的附加值不仅会存在跨境生产问题，而且会产生多次跨境流动问题。
(二)模型设定
除了上述几个关键变量外，借鉴现有关于全球价值链攀升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 (戴翔等，2017；刘斌等，2016)，本文同时还纳入了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以作为控制变量。这些控制变量主要包括经济体本土市场规模变量 (记为DI)、外商直接投资变量(记为FDI)、人均资本(记为SA)、资源丰度变量 (记为RESO)、生产性服务业变量(记为PS)、人力资本水平 (记为EDU)。本土市场规模变量(DI)考虑到开放条件下的真实作用，借鉴现有文献的做法，采用消费与出口的市场背离度表示，具体测算公式为:
式中，Con i 和Exp i 分别表示一国的国内最终消费量和出口额；∑Con r 和∑Ex p r 分别表示全世界的最终消费总量和总出口额；DI i 表示该国消费与出口市场结构的背离指数，该指标越大，表示开放条件下本国消费比例越高，本地消费市场规模越大。
外商直接投资变量 (FDI)采用的是各经济体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人均资本 (SA)采用的是各经济体每一单位国内产出对应的人均资本；资源丰度变量(RESO)采用的是各经济体出口中对资源类产品的依赖度，该指标越高资源相对越丰富；生产性服务业变量 (PS)采用的是各经济体服务业产值占GDP 的比重；人力资本水平变量(EDU)采用的是各经济体高等教育入学率。据此，本文设定如下面板数据模型以计量分析营商环境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式中，Gi，t表示各年度各经济体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用前文所述的三个变量表征；α0 表示回归模型的常数项；βt 表示面板回归模型中与样本个体无关的时间效应项；λ0 到λ6 分别表示相应解释变量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作用系数；ηi为面板条件下不可被观测的个体效应项；εi，t表示残差项，即回归中包含个体与时间影响的随机效应情况。需要说明的是，为了尽可能地消除数据的波动性且又不影响回归结果，在计量回归过程中笔者对部分变量采用了对数化处理。
(三)数据来源及说明
测度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所用到的基础数据来源于OECD 公布的最新版 (2018edition)的ICIO全球投入产出表，该投入产出表报告了2005—2015年69个经济体共36个产业的投入产出数据。该数据库最大的优势在于，对中国和墨西哥两个国家，区分了加工贸易和非加工贸易，其中，CN1和MX1分别表示中国和墨西哥非加工贸易情形下的投入产出，CN2和MX2分别表示中国和墨西哥加工贸易情形下的投入产出。由于69个经济体中有一个是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ROW)，在计量分析过程中，存在着其他变量无法匹配的情形，因此虽然在数据测算时包括该“经济体”，但在计量分析时必须予以剔除。另外，在数据测算过程中，笔者区分了加工贸易和非加工贸易，因此中国和墨西哥在原始投入产出表中分别视为六个经济体时，在本文的实际计量过程中均只当作一个经济体。因此，在实际计量过程中，实际包括的经济体对象数总计为64个。其他变量的测度及其数据来源总结于表1。
表1 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笔者整理。
上述数据变量在涉及价格问题时，均采用以2000年为基期进行了价格调整，即在实际分析过程中采用的是不变价格的实际变动。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回归的OLS回归结果
考虑到仅以样本自身效应为条件进行研究，据此笔者对上述计量模型(6)进行OLS回归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在回归过程中，为了修正异方差等问题，笔者采用了聚类稳健标准误。基于总体贸易即不区分贸易方式进行回归所得结果以及区分加工贸易和非加工贸易所得回归估计结果，分别报告于表2和表3。
表2 不区分贸易方式的OLS回归估计结果
说明:估计系数下方括号内的数字为系数估计值的t 统计量，*，**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表同。
表2呈列的回归估计结果，在三种表征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不同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时，笔者先单独考虑营商环境这一关键解释变量的影响，然后再纳入其他可能因素进行回归估计。从估计结果看，无论采取何种指标作为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表征指标，在没有纳入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条件下，营商环境指标的回归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且表现出显著性影响，说明营商环境的优化的确对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纳入其他影响因素之后，营商环境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表现出了较好的稳定性和逻辑一致性。对此，本文不再一一具体分析。
表3前三列汇报的结果，是利用OECD-ICIO基础数据测算价值链分工地位时，取了中国和墨西哥非加工贸易数据的测算结果进行回归估计而得，而后三列回归的结果，则是取了加工贸易的测算结果进行回归估计而得。从表3汇报的结果看，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如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结论:第一，在非加工贸易情形下，无论是采用GVC 作为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测度指标，还是采用VAXR 或者是DVR 作为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测度指标，在同时控制了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后，作为营商环境表征变量的EI 系数估计值均为正，且至少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统计检验。上述结果表明，营商环境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确实有着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即营商环境的优化对于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改善和提升，有着显著的积极意义。三种综合指标情形下的同时显著且估计结果较为一致，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和可靠性。第二，在加工贸易情形下，与非加工贸易情形下的估计结果非常类似，即无论采用何种测算指标作为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表征变量，并在控制其他可能影响因素作用后，营商环境变量的系数估计值也均为正，且至少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统计检验。这一估计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和价值链攀升同样是有赖于营商环境的优化。第三，对比加工贸易和非加工贸易情形下估计结果的微弱差异，可以发现，营商环境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在相同指标测度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下，前者的估计结果要略高于后者的估计结果。导致这一微弱差异结果的可能原因在于，虽然非加工贸易也是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一种方式，但是相比较而言，加工贸易更为直接或者说是全球价值链分工更为直接和典型的表现。因而，当营商环境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具有显著影响时，必然表现为加工贸易情形下作用力更强。总之，表3的回归估计结果基本验证了前文的理论假说1。
表3 区分贸易方式的OLS回归估计结果
(二)系统GMM 回归估计结果
基于基准模型的OLS估计结果，虽然初步验证了前文分析中提出的理论假说，但上述估计方法可能会因为存在着诸如扰动项自相关问题，以及某些回归变量是先决变量而不是严格外生等问题，从而对估计结果产生不良影响。与此同时，诸如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变迁，可能存在着惯性作用，即前期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状况会对本期产生影响，据此，笔者将表征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三种指标变量的滞后一期，同时作为解释变量纳入计量模型(6)中来，从而构建了动态面板数据模型(7):
针对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7)，本文采用系统GMM 动态面板方法进行回归估计，所得回归结果汇报于表4，并且在表4的后几行一并给出了模型的有效性检验结果，结论总体表明模型估计是有效的。
表4 系统GMM 回归估计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10%，5%和1%置信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
基于表4汇报的结果可见，就滞后一期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变量而言，无论是在非加工贸易情形下，还是在加工贸易情形下，其系数估计值均为正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统计检验，说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确实存在着 “惯性”作用。当然，就我们最为关心的核心解释变量营商环境而言，从表4汇报的估计结果看，与表3相比并无发生实质性改变，所得结果呈现出高度一致性，从而对前文的理论假说给予了进一步验证。
(三)稳健性检验
如前所述，由于营商环境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可能存在着双向作用，即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变化也会带动营商环境的改变。为进一步解决在回归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过程中由于存在内生性问题而带来的不良影响，笔者在对计量模型(7)进行系统GMM 回归估计时，再控制营商环境变量为内生变量。当然，由于工具变量过多可能会带来无效性问题，为此，在控制营商环境为内生解释变量，仅使用该变量的一个更高阶滞后值(即二阶滞后)为工具变量，所得回归结果呈列于表5。
表5 基于内生性处理的系统GMM 回归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10%，5%和1%置信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
根据表5 呈列的回归结果可见，将 “营商环境”变量控制为内生变量后，无论是在非加工贸易情形下的系统GMM 回归结果，还是加工贸易情形下的系统GMM 回归结果，各列回归结果与前述各表相应回归结果对比，均显示出较好的一致性。总之，基于内生性处理的进一步计量检验，显示了前述回归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前文的理论假说1通过了较好的逻辑一致性计量检验。
六、中间作用机制的计量检验
由前述计量检验结果可见，营商环境的优化对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改变确实具有正向作用。进一步地，前文的理论假说提出，这种正向作用可能通过跨国公司的全球价值链重新布局及价值链迁移效应、通过创新强化效应、通过贸易条件改善效应等具体作用机制而发挥作用。为了验证上述理论假说的正确性，当然，也是为了进一步明晰营商环境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影响的具体作用机制，我们还需要对上述理论假说做进一步验证。据此，本文根据方杰等(2017)建立的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验证上述作用机制是否存在。其中创新活动指数(RD)采用的是研发经费支出占GDP 之比，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贸易条件指数 (TOT)采用的是价格贸易条件，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统计数据库。此处，为节省篇幅，笔者仅给出以GVC 作为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表征指标并不区分加工贸易情形下的估计结果，具体见表6。
表6 中介作用机制的检验结果
说明:*，**和***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10%，5%和1%置信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Sargan和Hansen检验的零假设为工具变量与残差无相关性，即模型不存在过度识别；AR (1)，AR (2)检验的零假设为残差不存在一阶、二阶自相关；Wald检验的零假设为回归方程解释变量系数联合显著。
基于表6的结果综合来看，首先，第1列的营商环境系数估计值显著；其次，第2列至第4列营商环境变量对中介变量的作用同样显著；最后，在控制了营商环境的直接效应后，第5列至第7列中的中介变量系数估计值显著，说明上述中介作用机制是存在的。即营商环境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除了其直接效应外，还会通过价值链迁移、创新活动以及贸易条件等中介效应而发生作用。进而前文理论假说2～理论假说4得到了较好的逻辑一致性计量检验。
七、结论及启示
本文的理论分析认为，营商环境的优化对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改善和提升具有积极作用，而且会通过价值链迁移效应、创新活动效应、贸易条件改善效应等中介作用机制，促进价值链攀升。利用2018年OECD 公布的最新版ICIO 全球投入产出表基础数据，以及利用世界银行公布的历年各主要经济体营商环境相关数据，本文在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因素后，计量检验结果表明:第一，营商环境的确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二，在区分加工贸易和非加工贸易测算结果的基础上，计量检验结果显示，营商环境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和作用力，在加工贸易情形下比在非加工贸易情形下更大更强；第三，营商环境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除了具有直接效应外，还会通过价值链迁移等具体中介效应而产生作用力。
当前，国内外环境已发生深刻变化，不仅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度演进对营商环境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与此同时，全球经济贸易规则的高标准化发展，同样也对营商环境提出了更高要求。从这一意义上说，优化营商环境的确是新阶段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必然举措，更是加快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必由之路。因此，适应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中国开放发展的战略也必须随之做出调整，亟待由以往主要依托降低和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边境开放”措施，不断向以打造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便利化等营商环境的 “境内开放”措施拓展和深化。实际上，也正是基于对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和中国开放发展新阶段的精准判断，2018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令人欣慰的是，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尤其是发展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优化乃至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已经被确定为中国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之一，并正付诸实践。2018年和2019年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指数均表明近年来中国营商环境得到了大幅优化。当然，在看到取得来之不易的成就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营商环境仍然存在不少亟待改进的短板，包括在世界银行考核的营商环境各细分指标上仍然存在巨大提升空间。因此，发挥营商环境在促进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中的应有作用，中国仍然需要在与世界更加优越的营商环境对照中找差距，不断通过改革和变革，构建能够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和新特点、适应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所需要的一流营商环境。
参考文献
戴翔、金碚，2014：《产品内分工、制度质量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经济研究》第7期。
戴翔、刘梦，2018：《人才何以成为红利——源于价值链攀升的证据》，《中国工业经济》第4期。
戴翔、刘梦、张为付，2017：《本土市场规模扩张如何引领价值链攀升》，《世界经济》第9期。
方杰，温忠麟，张敏强，2017：《类别变量的中介效应分析》，《心理科学》第2期。
方勇，戴翔，张二震，2012：《要素分工论》，《江海学刊》第4期。
顾振华，沈瑶，2015：《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创新与技术转移——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视角》，《国际贸易问题》第3期。
李坤望，王永进，2010：《契约执行效率与地区出口绩效差异——基于行业特征的经验分析》，《经济学(季刊)》第3期。
刘斌，魏倩，吕越，祝坤福，2016：《制造业服务化与价值链升级》，《经济研究》第3期。
刘胜，申明浩，2019：《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改革》第1期。
杨高举，黄先海，2013：《内部动力与后发国分工地位升级——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的证据》，《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杨珍增，刘晶，2018：《知识产权保护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世界经济研究》第4期。
叶宁华，张伯伟，2018：《政府补贴和企业出口动态：营商环境的重要性》，《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张会清，2017：《地区营商环境对企业出口贸易的影响》，《南方经济》第10期。
张思雪，林汉川，2018：《创新、社会责任与产品海外形象——来自世界新兴市场的经验证据》，《科研管理》第12期。
Acemoglu，D.，S.Johnson，and J.A.Robinson，2007，“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1 (5)：13691401.
Antràs，P.，C.Davin，and T.Fally，2012，“Measuring the Upstreamness of Production and Trade Flow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2 (3)：412416.
Augier，P.，M.Dovis，and M.Gasiorek，2012，“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Moroccan Firm Productivity”，Economics of Transition，20 (2)：369399.
Bah，E.，and L.Fang，2015，“Impact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on Output and Productivity in Africa”，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14 (3)：159171.
Commander，S.，and J.Svejnar，2011，“Business Environment，Exports，Ownership，and Firm Performance”，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93 (1)：309337.
Dollar，D.，M.Hallward，and T.A.Mengistae，2005，“Investment Climate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54 (1)：131.
Feenstra，R.C.，1998，“Integration of Trade and Dis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in the Globle Economy”，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12 (4)：3150.
Koopman R.，W.Powers，Z.Wang，and S.J.Wei，2014，“Tracing Value-added and Double Counting in Gross Export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4 (2)：459494.
L'udmila F.，and H.Janáková，2015，“Impact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on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in Slovak Republic”，Procedia Economics and Finance，34 (2)：6672.
Johnson，R.C.，and N.Guillermo，2012，“Accounting for Intermediates：Production Sharing and Trade in Value Added”，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86(2)：224236.
Wang，Z.，S.J.Wei，X.D.Yu，and K.F.Zhu，2018，“Characterizing Global Value Chains：Production Length and Upstreamness”，NBER Working paper NO.w23261.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GVC UPGRADING
DAI Xiang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Abstract: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the relevant data on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reports released by the World Bank over the years and the basic fact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basic data provided by the OECDICIO.Taking this as a theoretical guide，and further using the cross-border panel data to measure and find out:First，the optimization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doe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status of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value chain；second，the above positive effects not only come from the direct optimization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Effects，but also indirect effects through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value chain migration，innovation activity stimulation，and improved terms of trade.
Key words:business environment；global value chain；institutional openness
* 戴翔，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211815，电子邮箱:aufedx@163.com。本文得到2019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 (19JHQ05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 (19YJA790016)、江苏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2017ZSJD020)的资助。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责任编辑：付 敏)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