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价格与企业创新
土地价格与企业创新——来自微观数据的证据
闫昊生 孙久文
[提 要] 近年来，中国土地出让价格迅速攀升，对企业行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利用土地交易的微观数据，采用工具变量的方法研究了土地价格上涨对于工业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土地价格上涨会减少企业申请专利的数量。其原因在于地价上涨缩紧了企业的资金约束，并影响了企业的资源配置，造成企业减少研发投入。异质性研究表明，高地价对位于产业园区的企业、国有企业的不利影响更小，但是对创新型试点城市中的企业的抑制作用更强。
[关键词] 企业创新；土地价格；专利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然而近年来中国经济由过去年均10%的高速增长，逐渐转变为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进入了增速换挡和动力转换的关键时期。创新驱动成为转换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关键。长期以来，创新和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一直受到经济学家的密切关注。大量研究表明，创新可以通过保障市场的有效供给与需求、知识的积累与学习、激发企业家精神等方式促进经济增长。中国也把创新发展放到了极为重要的战略位置。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然而，在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中，也存在许多因素制约着中国创新能力的提升。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可能就是其中原因之一(余泳泽和张少辉,2017)。特别是2008年以来，地方政府为了应对经济下行而扩大投资以及其对“土地财政”的依赖(郑思齐等,2014)，共同导致中国的土地价格飞速上涨。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出让土地平均价格由2004年的359万元/公顷攀升到2016年的1 753万元/公顷，年均涨幅为32%。土地价格上涨成为中国当前经济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现象。而且伴随着土地价格的上涨，中国经济也表现出一些其他相关的问题。例如由于中国地方政府存在“以地融资”的融资模式，近年来中国隐性的地方政府债务不断攀升，2008—2014年，城投债的年均增长率为85%，2014年末城投债总额高达4.95万亿元(杨继东等,2018)。此外，土地价格的上涨也推动了房产价格的上涨。2008—2016年，中国商品住宅价格平均由3 576元/平方米上涨到7 203元/平方米，而北京等一些大城市的涨幅更为惊人。
现有文献对于房价对企业创新的研究比较多。例如，王文春和荣昭(2014)研究发现房地产价格的上升会抑制本地的创新。余泳泽和张少辉(2017)研究发现房地产价格上涨的溢出效应也会影响周边城市的创新。一般而言，房地产价格抑制创新的原因在于房地产价格的提升会对工业企业的信贷产生不利影响(Chaney et al.,2012; Chen et al.,2015)。另外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也会使企业更多地投资于房地产业，进而减少企业研发的投入(Miao & Wang,2014)。然而，也有一些文献认为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可以使企业的抵押物价值上升，从而企业可以获得更加充裕的资金，因而可能使企业有更多的资源用于创新(Chaney et al.,2012; Gan,2007)。尽管上述文献对于房地产发展对于企业创新进行了细致的研究，然而这些研究主要围绕着房价进行，很少有文献从土地价格的角度入手。土地价格不仅是影响房价的重要原因，而且也是连接地方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的重要因素。研究土地价格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为了弥补上述缺憾，本文整理了2007—2013年间中国工业企业申请专利和土地出让的微观数据，利用工具变量的方法研究了土地价格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对其影响机制和异质性进行了分析。本文研究发现，土地价格的上涨会减少企业申请专利的数量，并且这种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技术创新方面。其原因在于，土地价格上涨会促使企业削减科学研发的支出，并且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土地价格上涨会收紧企业的资金约束，促使工业企业更多地将资源配置到非主营业务，因而对于企业创新产生不利影响。异质性研究表明，由于国有企业具有预算软约束的特性，其受高地价的影响较小，而且地价的影响也和企业的区位相关。高地价对位于产业园区的企业的不利影响更小，但是对于位于创新型试点城市中的企业其抑制作用更强。
本文的边际贡献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本文从中国土地市场网上收集了2007—2013年间一级市场上每宗出让土地的数据，并且收集了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2007—2013年中国申请的专利数据，结合工业企业数据库，本文构建了一个丰富的微观数据库。利用这个微观数据库，本文不仅可以直接度量企业的创新行为，也可以直接观测到企业购买土地的行为，从而弥补之前研究只能利用宏观数据的局限。第二，本文研究了土地价格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丰富了目前研究房地产发展对于中国创新的文献。由于现有研究主要关注房价对于创新的影响，所以本文以土地价格作为切入点，拓宽了目前的研究范围。而且，由于土地是地方政府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因此本文关注地价对创新的影响也可以得到更加直接的政策含义。第三，本文借助微观数据，不仅证实了土地价格上涨会减少企业申请的专利数量，并且进一步分析了其影响机制和异质性，对土地价格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而为中国更好地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政策启示。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分析了地价可能影响企业创新的理论机制；第三部分介绍了本文所用的模型和数据；第四部分报告了地价影响工业企业专利申请的基本回归结果，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的结果；第五部分进一步从影响机制和异质性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最后一部分总结全文。
二、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
土地作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长久以来成为学者们的研究对象，近年来越发成为中国学者的研究热点。一方面，土地是地方政府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土地财政”是地方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陶然等,2007)。土地出让成为城镇化的重要融资模式(郑思齐等,2014)，为中国城镇化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财政上的支持(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等,2011)，而且通过廉价的土地吸引企业的入驻也成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土地也是影响生产者行为的重要因素。现有大量研究关注于土地资源配置的扭曲对于经济效率的影响。Adamopoulos & Restuccia(2014)、盖庆恩等(2017)研究了土地资源配置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发现土地资源配置扭曲降低了农业效率。李力行等(2016)研究发现土地资源配置的扭曲会降低工业企业的生产效率。
尽管现在直接关注土地价格对于企业创新影响的研究很少，但是现有大量文献研究了房价对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房地产价格的上升不仅会抑制本地的创新(王文春和荣昭,2014)，而且由于溢出效应也会影响周边城市的创新(余泳泽和张少辉,2017)，那么土地价格的上涨作为房价上升的原因之一(曾国安和张河水,2013; Davis & Heathcote,2007)，对企业的创新行为也会具有一定的影响。一方面，土地价格本身与区位的价值有着密切关系。位于地价较高核心区位的企业可以享受更多的集聚经济带来的正外部性，进而有助于企业创新(Carlino & Kerr,2015)。另一方面，土地的价格也约束着企业的预算，从而制约企业的其他生产性投资(陈斌开等,2015)，进而对于企业创新产生抑制作用。因此，土地价格对于企业的创新存在正负两方面的影响机制，其净效应有待本文进一步的检验。
如上文所述，土地价格对于企业创新可能存在两个方向的影响机制。总体而言这些影响机制可以分为替代效应、资金效应和集聚效应三个方面。第一，土地价格上涨的替代效应。替代效应指的是随着土地价格的上升，企业将更多的资源配置到房地产相关领域，替代了在创新领域的资源投入，进而对企业创新产生了不利影响。Miao & Wang(2014)从理论上论证了房地产价格上涨会促使资金流入房地产领域，进而对工业企业投资有抑制作用。那么与房价的影响类似，土地价格的提升也会产生类似的替代作用。而且，土地价格的上涨也会对创新人才造成替代作用：一方面，土地价格上涨，以及其引致的房价上涨，提升了城市的生活成本，从而阻碍了创新人才的集聚。另一方面，宽容和多元的社会环境对于创新有极大的促进作用(Manso,2011)。但是房地产价格上升导致的生活成本的上升不利于形成更加宽容的社会环境。研究发现高房价会使居民更倾向于将资源配置到房地产，并且降低了从事风险较高的创新活动的意愿(吴晓瑜等,2014; Li & Wu,2014)。然而，虽然土地价格是决定房地产价格的重要因素，对于创新也应该有类似的作用，但是目前直接的研究还比较少。
第二，资金效应的影响。在现有研究中资金效应本身可以分为资金约束和信用缓解效应两个方面。在资金约束方面，随着土地价格的日益上涨，企业支付的土地出让金成为企业预算约束的一个巨大的组成部分。因而，土地价格的上涨对于企业的其他生产性投资具有挤出作用。研究表明，土地资源配置的扭曲会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促使企业增加房地产领域的投资，进而挤出生产性投资，并且私营企业受到的投资约束更大(黄健柏等,2015; Cull & Xu,2005; Saint-Paul,1992)。另外，房地产价格上涨导致房地产的投资回报率高于工业企业的投资回报率，从而使银行更倾向于贷款给房地产企业，加剧了工业企业的资金约束。Chaney et al和(2012)和Chen et al.(2015)分别用美国和中国的数据，证明了房地产价格的提升会对工业企业的信贷产生不利影响。
另一方面，有研究表明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也具有信用缓解效应。其原因在于房地产的金融品属性，土地价格的上升提高了企业原有土地的抵押价值，从而使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资金用于投资活动，因此房地产价格上涨有助于缓解企业的资金约束。研究表明，资产价格上涨可以提升企业抵押品的价值，从而促进企业投资。Gan(2007)和Chaney et al.(2012)分别利用美国和日本的数据，证明了房地产“信用缓解”效应的存在。然而，目前直接关注地价的资金效应的实证研究仍然比较少，有待本文的进一步研究。
第三，集聚的影响。土地价格是土地价值的一个反映，而价值较高的区位往往可以享受更强的集聚经济的正外部性。更高的地价伴随着更强的知识溢出，企业更方便去获取资本和信息等要素，更容易获取合适的劳动力。这些因素对于企业创新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Duranton & Puga,2004)。而且，聚集经济对于创新的影响具有更高的本地化特征。因此，企业在价值较高的区位所获得的正外部性会显著强于价值低的区位(Carlino & Kerr,2015)。所以，土地价格的集聚效应使高地价能够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总之，土地价格上涨对于企业的创新存在正负两方面的影响机制，其净效应取决于各个机制影响程度的大小。但是目前地价与创新相关的研究却十分缺乏，所以，本文对土地价格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的研究，可以弥补这一缺憾。
三、估计方法和数据
(一)估计方法
为了估计土地价格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本文的经验研究部分主要对如下的方程进行估计：
patentit=α0+β1priceit+αXit+Dit+it
(1)
式中，被解释变量为patentit，为某企业申请的专利数的对数(1) 为了处理部分企业专利数为0的情况，笔者参照文献的一般做法，对专利数量+1后再取对数，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议。；下标i和t分别表示第i个企业和第t年；priceit为核心解释变量，为企业购买土地价格的对数，其系数β1衡量了土地价格上涨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Xit为其他控制变量，其具体变量见表1；Dit为一系列虚拟变量，是控制了城市、年份、企业特征和地块特征的固定效应；it为随机扰动项。
然而，上述估计方法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就是企业创新和购买土地价格的内生性。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由于遗漏变量的存在。比如规模较大的企业一般可以支付更高的土地价格，同时也有更多的资源投入创新，因此申请的专利数量也会更多。存在内生性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即更高价格的土地可能处于较好的地段，因此可以促进企业的创新；反过来创新能力更强的企业绩效可能更好，从而可以选址在较好的地段，因此企业购买的土地价格较高。总之，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土地价格和企业专利申请之间存在内生性的问题，会影响到经验估计的结果。
为了克服上述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量的方法来缓解估计的偏误。本文选择企业购买地块的容积率作为出让土地价格的工具变量。一方面，土地容积率满足相关性约束，即容积率明显会影响到土地的价格。一般而言单宗土地的容积率越大，土地的价格越高，并且在下文的稳健性检验部分本文也进行了弱工具变量检验，发现容积率不是土地价格的弱工具变量。另一方面，容积率也满足排斥性约束。因为地块的容积率由政府部门规定，在土地出让之前已经确定，因此土地的容积率外生于企业特征更加外生于企业行为，并且容积率的大小不会影响企业的创新活动，因此笔者认为容积率满足工具变量的排斥性约束。综上，容积率可以作为一个合适的工具变量，本文的经验研究利用此工具变量，采取两阶段回归的方法进行识别。(2) 感谢审稿人关于工具变量的建议。
(二)变量和数据
1.被解释变量。本文经验研究的被解释变量是企业专利的申请数。其原因在于专利是创新的直接体现形式。国内外大量的研究利用专利来衡量创新的程度，而且由于专利授予需要经过较为复杂的程序，因此专利的申请数可以更加可靠和及时地反映企业创新能力(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因此，本文采用企业专利申请数作为核心被解释变量。另外，中国专利分为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专利三种。其中，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是企业技术创新的成果，而外观专利反映企业在产品设计方面的创新。三种专利衡量了企业创新的不同方面，所以本文也分别把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专利的申请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估计。
2.核心解释变量和工具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企业购买土地的平均价格。根据中国土地市场网上公布的土地出让信息，本文可以得到出让的每宗土地的价格。如果一家企业在一年中交易了多块土地，本文计算了这些土地的平均价格，从而缓解了企业交易土地的次数对估计造成的影响。工具变量是企业交易土地的容积率，其数据也来源于中国土地市场网公布的出让地块信息。与之前类似，如果企业一年中交易了多块土地，本文也进行了平均处理。(3) 由于出让土地的价格会根据土地所属城市、出让方式和土地性质有很大差别，而且在下文中笔者也控制了这些虚拟变量，所以此处平均价格、平均面积是指相同城市、相同出让方式和相同性质的地块价格和面积的均值。
3.控制变量。为了进一步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本文还控制了企业、地块和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其中，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总资产、企业负债率和工业产值；地块的控制变量包括地块距市中心距离和土地级别；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对外开放程度、总人口、人均生产总值、第二产业占比、政府强度和人力资本。各变量的计算方法如表1所示。在此基础上，本文也控制了一系列虚拟变量。它们包括地块的性质和土地出让方式、企业的行业类别和所有制类别以及城市虚拟变量和年份虚拟变量。(4) 目前我国建设用地实施用途管控，具体而言建设用地可以分为工矿仓储用地、公用设施用地、住宅用地、商服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公用设施用地、水利设施用地和特殊用地等。本文对这些地块性质分别设置了虚拟变量，从而控制因为地块用途不同带来的影响。同样，在土地出让方式方面，目前我国建设用地出让主要通过划拨、协议、招标、拍卖和挂牌几种方式。本文也通过加入虚拟变量的方式对这些因素进行控制。
表1 变量与指标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
本文采用2007—2013年的面板数据。其中土地方面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土地市场网公布的2007—2013年间所有的土地出让信息；专利方面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2007—2013年的专利数据；企业方面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并且对原始数据按照经典文献的方法进行了清理(聂辉华等,2012; Brandt et al.,2012)。由于本文主要关注企业层面购买土地行为的影响，所以本文先根据企业的名称，将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土地出让数据库匹配，并保留2007—2013年间所有购买了土地的企业，然后将这部分企业再与专利数据库匹配。因为专利数据库涵盖了所有中国专利的申请信息，所以如果专利数据库中没有某些企业的信息，则认为这些企业申请专利的数量为0，至此完成企业信息、地块信息和专利信息的匹配。其余地级市层面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EPS数据库。所用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表2 描述性统计
资料来源：中国土地市场网、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城市统计年鉴》、EPS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四、基础回归结果和稳健性检验
(一)基础回归
根据上文的基础回归模型，本文利用工具变量的方法估计了企业购买土地的价格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土地价格的上升会减弱企业的创新能力。表3的第1列报告了被解释变量为专利申请总量对数时的回归结果。土地价格的估计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土地价格的上涨会减少企业申请专利的数量。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土地价格上涨对于不同类型的专利的影响。在表3的第2列到第4列中，本文把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专利的申请量对数。三个回归中，土地价格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土地价格的上涨对于企业申请各类专利均有不利影响。从影响程度看，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估计系数为-1.766和-2.523，而外观专利的估计系数为-0.799。这表明地价上涨对于企业创新的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技术创新方面。
表3 基础回归
说明：笔者利用Stata计算，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 ***为p<0.01， **为p<0.05， * 为p<0.1，下表同。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首先，为了处理企业购买土地的价格和专利申请的内生性，本文采用了工具变量的方法进行估计，因此本文进行豪斯曼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用来验证工具变量的有效性，结果如表4所示。基础回归的四个回归中，豪斯曼检验的p值均为0，表明采用OLS的回归存在强烈的内生性，因此需要利用工具变量的方法进行估计。在弱工具变量的检验中，第一阶段回归的F值为107.52，高于识别弱工具变量的经验值10，证明地块的容积率不是土地价格的弱工具变量。总之，基础回归通过豪斯曼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
表4 工具变量的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土地价格对于专利的影响，本文将基础回归中的被解释变量由专利申请数替换为专利授予数，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土地价格上涨对于企业专利授予数的影响也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负，这进一步支持了基准回归中土地价格上涨会抑制企业创新的结论。不同专利类别的回归结果也与基础回归中一致，土地价格上涨对于各个类型的创新都有不利的影响。但是，从专利授予数量上看，实用新型专利受到的不利影响最强，其次为外观专利，而发明专利的估计系数最小。
表5 专利授予数
由于企业的创新能力有很大差异，企业平均专利申请数量为3.55件，但是样本中企业专利申请数量最大值为5 371件。这说明样本中存在一些极端值，而这些极端值可能影响基础回归的估计结果。为了克服这一问题，本文对被解释变量专利申请总数和各类专利申请数以及核心解释变量土地价格进行了1%的缩尾处理，然后进行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结果表明，在剔除了极端值的影响后，估计结果仍然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负。这表明土地价格上升对于企业创新有不利影响，而且观察回归系数本文发现，土地价格上升对于技术创新的不利影响更大这一结论依旧稳健。
表6 剔除异常值
另外，由于创新需要大量的资金、人力和知识的投入，所以申请专利的企业仅占企业总数中比较小的一部分，那么一个可能存在的问题是样本中大量没有进行创新的企业的买地行为影响了基础回归的结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从样本中剔除了专利申请数为0的企业，考察土地价格对于进行创新的企业的影响，结果如表7所示。回归结果与基础回归一致，土地价格的上涨对于各类专利申请均显著为负，而且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受到的影响更大。
表7 非零样本的回归结果
最后，土地出让方式可能会对回归结果造成影响。其原因在于，当前工业企业得到的土地主要通过协议、招标、拍卖和挂牌几种途径。一般而言，通过协议方式出让土地时，政府有更大的干预空间，而“招拍挂”等出让方式则可以使市场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协议出让的土地价格明显比“招拍挂”出让的土地价格更低(杨其静等,2014)。为了避免非市场化出让对土地价格产生扭曲，进而影响估计结果，本文选取“招拍挂”方式出让的样本进行估计，结果如表8所示。估计结果与基础结果相似。无论被解释变量为申请的哪种专利，估计系数均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负，而且各个估计系数的大小也与基础回归相似。上述结果表明土地出让方式的市场化程度不会影响估计的结果，基础回归的结果稳健。
表8 市场化出让样本
五、进一步分析
(一)机制分析
通过基础回归和稳健性检验，本文发现企业买地价格上涨会抑制企业创新，那么这种影响的原因是什么呢？从经济直觉出发，企业购买土地的行为以及地价本身都很难影响到企业内部创新的制度因素。但是由于企业预算约束的限制，支付购买土地的资金可能会影响企业在创新方面的资源投入。而且，本文的理论分析表明，土地价格提升可能会因为资金约束和挤出效应对于企业创新造成不利影响。因此，本文从以上两个角度进行机制分析。
具体而言，由于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本文无法获得企业投入创新的人力资本信息，所以创新资源投入这个直接影响机制主要关注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借鉴“中介效应”的思想，这部分机制分析通过以下方式进行：首先，本文以专利申请总数为被解释变量，企业人均研发经费为核心解释变量，检验创新投入是否会促进企业创新。其次，本文再将人均研发经费作为被解释变量，土地价格为核心解释变量，利用和基础回归相同的工具变量的方法，检验土地价格上涨是否会影响企业的研发投入。最后本文将土地价格和人均研发支出同时纳入回归中，将土地价格的系数与基础回归的系数进行比较。如果控制了研发投入后土地价格的负向影响比基础回归中的小，则说明研发支出控制住了一部分土地价格的不利影响，进一步验证研发投入是土地价格影响企业创新的机制。
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表9的第1列估计了研发投入对于专利申请的影响，回归结果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创新投入会增加企业专利申请。表9的第2列估计了企业购买土地的价格对于企业研发支出的影响。结果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土地价格的上涨会降低企业在研发方面的投入。这便形成了一个清晰的逻辑链条，即土地价格的上涨促使企业削减了研发方面的投入，因而抑制了企业的创新。在表9的第3列中，本文对这个逻辑链进行了检验，在控制了研发投入后，土地价格的估计系数为-1.82，而表9的第4列中利用相同样本但是不控制研发投入的估计结果为-2.07。因此，控制了人均研发经费后，土地价格的估计系数的绝对值较小。这进一步验证了研发投入是土地价格影响创新的机制。
在验证了创新资源投入这一直接机制后，本文进一步分析土地价格会导致企业减少研发投入的原因。根据理论分析，企业购买土地的资金约束效应和土地价格上涨的替代效应可能是主要原因。本文对上述两个因素进行分析。首先，本文将企业的流动负债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将企业购买土地的价格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结果如表9的第5列所示。土地价格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企业购买土地价格的上涨会降低企业的短期流动性。因此，这个结果验证了资金约束这一机制。在替代效应方面，本文将企业的其他收入占比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城市中出让土地的均价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以城市土地出让总面积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估计。结果如表9第6列所示。土地价格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城市中土地价格的上升促使企业更多地从事其他业务。这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企业本身主营业务的发展，因此可能对企业创新产生不利影响，因此验证了替代效应的存在。
表9 机制研究
(二)异质性分析
接下来，本文进一步考虑土地价格对于企业创新影响的异质性。尽管土地价格整体上对企业创新有不利的影响，但是理论分析表明高地价伴随的集聚效应会促进企业创新。那么一个自然的问题就是，集聚效应会不会缓解土地价格上升对企业创新总的不利影响？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首先对集聚效应导致的异质性进行分析。由于集聚经济能够对创新发挥影响的地理范围较小(Rosenthal & Strange,2003)，而高新区、产业园等工业园区是中国经济发展中重要的集聚载体(Liu & Lundin,2007)，所以本文考察企业购买的地块在园区内外是否存在异质性。具体而言，本文根据中国土地市场网公布的地块地址信息判断企业购买的地块是否坐落于产业园区之内，设置了虚拟变量cluster。如果在园区内则赋值为1，否则为0。然后在基础估计中加入了关键解释变量lnprice和它的交互项(以及各自水平项)进行估计，结果如表10的第1列所示。结果表明，交互项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这意味着在产业园区内的企业受到地价上涨的不利影响小于园区外的企业。此结果印证了理论分析中集聚效应会促进企业创新这一论断。
在集聚效应之外，本文进一步对城市和企业层面的异质性进行分析。首先在城市层面，建设创新型城市是中国构建自主创新型国家的重要环节，所以本文接下来检验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导致的异质性。其中，国家创新型城市根据其是否得到国家科技部或者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认定为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确认。笔者同样利用加入交互项的方法进行估计，结果如表10的第2列所示。结果表明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为-2.08，说明创新型城市土地价格的上涨对于企业创新的不利影响更大。在企业层面本文主要关注所有制结构的影响，在表10的第3列，笔者加入了国有企业虚拟变量和其与土地价格的交互项。结果显示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土地价格对于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较小。其原因可能在于，土地价格影响企业创新的机制在于替代效应和资金约束效应使企业缩减了科学研发的投入，然而国有企业具有预算软约束特征，因此其受到的影响较小。
表10 异质性分析
说明：表10的回归控制了与基础回归相同的控制变量和虚拟变量，由于篇幅原因没有在该表中详细报告。
六、结论
创新发展是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基本动力，是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关键。然而当前土地和房地产价格的飞速上涨却为企业的创新带来了不利影响。本文整理了2007—2013年间中国工业企业申请专利以及土地交易的微观数据，研究了土地价格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土地价格的上涨会减少企业申请专利的数量。这个结论在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中保持稳健。本文也进一步研究了地价上涨抑制企业创新的原因，发现土地价格上涨会促使企业削减技术研发的支出，而且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土地价格上涨导致的替代效应和资金约束效应。本文还从异质性等方面更深入地研究了地价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位于产业园区的企业受到的不利影响更小。这意味着园区内的集聚经济可能会缓解高地价的抑制作用。另外本文还发现高地价对位于创新型试点城市中的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的抑制作用更强。
综上，当前中国土地价格的大幅上涨将制约企业创新，进而影响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产业整体的转型升级以及中国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因此，抑制土地价格的过快上涨对于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实现中国经济的创新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意识到，目前土地价格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杠杆等问题联系密切，而且土地价格也直接影响到房地产企业的资金情况。如果土地价格在短期内大幅下跌，可能引发系统性的债务危机。因此应当在抑制地价过快上涨的同时，努力建立土地市场的长效机制，优化土地资源的配置。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为了降低对于企业创新的不利影响，地方政府可以从缓解土地价格的过快上涨以及控制土地价格影响创新的机制两方面入手。在影响机制方面，要确保企业可以获取足够的资金，降低土地价格上涨对于企业的资金约束。此外，要降低房地产价格上涨对于企业创新投入的替代作用，因此构建房地产的长效机制至关重要。第二，由于产业园区的集聚效应可以缓解高地价对于企业创新的不利影响，因此，地方政府可以着力发挥集聚经济对于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特别是主动构建本地企业的社会网络，促进知识溢出，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第三，由于创新型城市中土地价格上涨对于企业创新的不利影响更大，而且创新型城市建设是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石，对于中国实现创新发展至关重要，所以，在未来创新型城市的建设过程中，应该进一步考虑土地因素在创新型城市建设中的作用，增强创新型城市对于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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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 PRICE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Evidence from Micro Data
YAN Hao-sheng SUN Jiu-wen
(School of Applied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The land price in China increases rapidly and becomes a prominent problem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uses micro data of land transaction and analyzes the effect of land price on corporate innovation with the instrument variable approach. The result suggests the rising in land price reduces the amount of patents application. The reason is that the increasing of land price tightens the enterprises’ financial constraint, influences their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reduces their expenditure on R&D. The heterogeneityanalysis suggests that the influence of land price is smaller for firms located in industry zones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but larger for firms located in innovative cities.
Key words: corporate innovation; land price; patent
* 闫昊生、孙久文，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邮政编码：100872，电子信箱：sunjw@ruc.edu.cn。本文是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研究生科研基金项目成果。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责任编辑:刘舫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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