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儒家经典与民间教化
宋代儒家经典与民间教化——从《四书》学到家训家规的生成
朱汉民
摘 要：《四书》学是两宋时期建构起来的经典学术，也是宋元明清时期的官学教材与科举内容，是宋代以来精英思想的体现。同时，儒家士大夫努力将精英的《四书》学整合为全社会的思想，所以《四书》学又从精英阶层走向民间社会，士绅、俚儒将《四书》学大量引入到家训家规之中，使之成为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共同思想基础。大量家谱所记载的家训、家范、家规，体现了士大夫、乡绅对理学化的《四书》思想的应用，其中包含了崇正学、穷性命、明道德、端心术等一系列向善性引导规范，以及倡导道德教育、自我修身的齐家治国理念，它们其实均源于宋儒的《四书》学。
关键词：《四书》学；宋儒；家训；家规
汉魏以来士族集团垄断了儒家经典知识，他们一直将礼义文化建设的重点放在庙堂政治和士族社会。唐宋变革以后，原本是由士族垄断的思想文化逐渐下移，儒家士大夫开始致力于向民间社会、庶民家族推广文化教育，使得宋代以后的社会生活、家族制度发生了许多引人瞩目的新变化。
宋儒建构的新经典学术体系是《四书》学，作为宋元明清时期的官学教材与科举内容，它也被普及到民间社会和家族基层。从宋代开始，《四书》不仅仅是经典学术和学校教材，它还逐渐渗透到普通的平民社会，进入到大众的家训家规之中，逐渐成为社会大众的共同思想。宋元明清的士大夫、士绅们使《四书》经典与儒家礼仪得到全面普及，最终完成了以《四书》为核心思想和主流价值的全社会的思想大整合。
一、问题的提出
唐宋变革以来，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其一，经典学术的变化，宋儒诠释的《四书》体系逐渐上升到核心经典的地位，其在学术、教育方面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五经》；其二，东汉、魏晋以来被士族通过垄断经典解释而占有的文化权力逐渐下移，士绅们在民间社会积极从事文化普及和道德教化，儒家礼教德教被推广到下层民众生活中，新经典的思想、话语通过家训、家范、家规、家谱的形式，逐渐进入到庶民家族。
在两宋以后的思想文化的研究领域，这两个问题均成为引起许多学者密切关注的学术问题。特别是这些年来随着传统思想文化研究的兴盛，《四书》学、家训文化引起不同专业学者的关注，这两个领域已经成为学术热点，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
首先，随着经学研究的热潮兴起，《四书》学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特别是近十多年来，有关《四书》学的专题学术会议不断召开，相关论文、著作也越来越多。学者们从不同的学术视角展开研究，他们从事的《四书》学研究往往为解决不同学术问题，譬如《四书》学与《五经》学的关系问题、《四书》学与理学建构、《四书》经典诠释方法等问题，均受到特别重视，学术成果也比较多。另外，学界还特别关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学派、不同学者的《四书》学思想差别和比较。特别是关于宋代学者的《四书》学研究，更是成为学术史的研究热点问题，在香港中文大学、北京清华大学、长沙岳麓书院等几个不同地方均召开过相关的专题学术会议(1)可参阅张丰乾：《朱子学、四书学与诠释学——香港中文大学“朱子与四书”国际学术会议综述》，《哲学动态》2006年第11期；王凯立：《朱子学的返本开新——“朱子经学与四书学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中国哲学史》2018年第1期。。
其次，有关家训家教的研究正方兴未艾。传统中国家国同构，产生了丰厚的家训家教文化资源，它们正在成为不同专业学者的研究对象。一方面，家训、家范、家规、家谱的文献整理成果显著。学者们梳理、辑录家训、家规的历史文献，整理者还根据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内容整理出各种各样的家训、家范、家规、家谱文献。此外，还有学者从传统家训文献中挑选、汇编一些名篇佳作，加以文字内容的解释，以满足社会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有大量家训、家范、家规、家谱的研究论文、著作成果。许多学者从历史学、文献学、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研究家训、家范、家规、家谱，学界还特别关注传统家训家规的现代意义(2)如赵玉芬：《近20年中国传统家训文化研究综述》，《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但是，在《四书》学、家训文化两个领域已分别引起学界关注成为学术热点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特别关注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四书》学与家训文化的关系。唐宋之际思想文化发生了重大变革，引发了《四书》学和平民家族文化的兴起，其实这两个领域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两宋以来思想文化的变革发展，推动了这两个领域之间的相互渗透和影响，引发出所谓大传统与小传统或者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议题。
我们认为，当代学术界应该对《四书》学与家训家规之间的互动关系问题，作进一步的专门研究。其实，研究《四书》学对家训家规的渗透和影响，是有重要意义的。《四书》是两宋时期形成的经典学术，也是宋元明清官学的教材与科举的考试内容，体现的是中国近古时期的精英文化，而宋元明清家训、家范、家规，体现在广大平民的家庭家族之中，是百姓日用的大众文化。但是，在传统中国，这两种文化并不是泾渭分明，而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帝王、士大夫精英所推崇的《四书》学，往往会通过士大夫以及民间社会的士绅、俚儒的工作，使其思想、观念、话语大量注入到家训家规之中，逐渐成为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共同思想基础。在大量家谱记载的家训、家范、家规中，包含着乡绅、俚儒对理学化的《四书》思想的整合。家训、家规中的一系列向善性引导规范，以及坚持以道德教育、自我修身为家国治理之本的观念，其实均源于宋儒的《四书》学。应该说，对《四书》学与家训家规的相互渗透问题的探讨，能够使我们深化对“儒教”的认知。儒家不是宗教，没有专职的神职人员，但是儒家及其《四书》学经典，却可以如此顺利地完成儒家核心思想和主流价值观的大整合，从而建构起一个有机统一的文明体系。
二、两宋时期的《四书》思想与家训家规
两宋时期是以《四书》为核心的经典学术的形成期，同时也是书院、学校正式将其作为教材、列为教学内容的时期。与此同时，一些士大夫也将其引入到家训家规之中，使其成为家庭教育的内容。《四书》作为一套系统教材，是在南宋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成书之后。但是，在此之前，《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已经成为许多士大夫家庭的重要家训家教内容来源。所以，我们在讨论宋明时期的《四书》思想与家训家规时，应该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时间节点，分别论述作为家训家教的《四书》学。
北宋时期的儒家士大夫，一方面仍然重视和强调《五经》体系，特别因思想建构的需要而重视其中的《周易》《春秋》二学；另一方面也开始重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早期儒家子学或传记之学。其中许多学者还将二者结合起来，以建构一种合乎时代需求的思想体系和学术体系。在这个时期，《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成为许多儒家士大夫的家训家范的内容。
司马光的《温公家范》是一个著名的家范，司马光通过援引经典，教训家人通过自我修身而完善人格，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由此，《论语》《大学》《孝经》就成为重要的家训家范的内容。譬如，《温公家范》以《大学》作为家范的核心思想，专门摘引《大学》文本说：
《大学》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爱者所以使众也。”(3)司马光：《温公家范》，陈明主编，张舒、丛伟注释：《中华家训经典全书》，北京：新星出版社，2015年，第196页。
司马光的《温公家范》重视《大学》的齐家与治国、修己与治人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恰恰是《四书》学的基本思想和核心价值。同时，《温公家范》还引用《论语》中孔子对其子孔鲤关于“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的教育，也是在努力吸取原始儒家关于修己以治人的政治理念、道德理念。
其实，宋儒之所以要强调《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早期儒家子学的重要性，就是为了进一步确立修己与治人之间的内在联系，强调道德修身、人格成长一定要优先于治国平天下。而宋代儒家士大夫的家训家范内容，均是从家庭教育的角度，强化《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早期儒家典籍中道德修身、人格成长的思想资源。如以编《新唐书》闻名的北宋士大夫宋祁，他留下的《戒子通录》，也是一部重要的家训家范。宋祁对家人的训诫，就体现出强调道德修身、人格成长等《四书》核心价值。宋祁在《庭诫》一书中说：
故吾以此教若等，凡孝与亲，则悌于长、友于少、慈于幼，出于事君则为忠，于朋友则为信，于事为无不敬，无不敬则庶乎成人矣。(4)宋祁：《庭诫》，陈明主编，张舒、丛伟注释：《中华家训经典全书》，第185页。
“成人之教”是儒家教育对士人的内在道德、完善人格的一种较高期许和要求，而宋祁对家人的训诫就提出了这一期许和要求，体现出家训家范力求与国家教育、社会教育相一致，以实现社会道德价值的整合之要求。
与北宋司马光《温公家范》一样，在相关家训家范中有较大影响的还有南宋时期袁采的《袁氏世范》。其实《袁氏世范》本来也是“家范”一类的书，因作序者刘镇肯定此书“垂诸后世者可也”，而建议将其命名为“世范”。《袁氏世范》一书包括“睦亲”“处己”“治家”三章，内容包括家庭道德、为人处世、人生哲学、读书学习等等，与一般的教训家范一样。但是，《袁氏世范》在提出家庭道德、为人处世、人生哲学的原理时，其基本立场、主要观点则与两宋时期对士人的内在道德、完善人格的期许和要求相一致，体现出作为士人之学的《四书》学思想特点。譬如，《袁氏世范》的“处己”章就包括大量与原始儒学有关的“君子之学”的德性要求和行为准则，包括“性有所偏在救失”“人贵忠信笃敬”“厚于责己而薄责人”“处事当无愧心”“君子有过必思改”“觉人不善当自警”“正己可以正人”“见得思义则无过”“抱怨以直乃公心”等等(5)袁采：《袁氏世范(节选)·第二处己》，陈明主编，张舒、丛伟注释：《中华家训经典全书》，第323333页。。其实，这些如何“处己”的原则与规范基本上来自于《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早期儒家典籍。许多原则与规范完全是《四书》原话的通俗化、家训化。
除了这一类深具士大夫价值导向、道德训诫意义的家训家范外，还有许多带有规范制度形式的家规乡约，也体现了强调道德修身、人格成长等《四书》所确立的核心价值、礼仪制度。北宋时期儒家士大夫吕大钧为了推动乡村、宗族的治理，建立起一种村落自治的规约，于神宗熙宁年间制定和实施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乡约，后来称之为《吕氏乡约》。《吕氏乡约》的内容包括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主要通过民间教化、道德规劝，实现民间社会的移风易俗、明礼劝善。《吕氏乡约》既注重外在的礼俗及其规范制度的建立，又特别推崇孔子导之以德的教化精神。所以，《吕氏乡约》其实继承和发展了儒家《四书》学仁义道德的教化和引导，吕大钧对那些有志于民间教化的士绅、乡贤提出“愿与乡人共行斯道”“成吾里仁之美”的追求。《吕氏乡约》在陕西地区推行后，“关中风俗为之一变”。这一类的乡约、家规、家礼在两宋时期特别流行，也受到宋儒的普遍关注(6)《宋元学案》卷三一《吕范诸儒学案》在“张程门人”条下专门附录了《吕氏乡约》。参见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0961102页。。本来，将“礼”建立在“仁爱”的基础上，是《四书》学的基本思想。在此基础上，宋儒进一步坚持德教为本、德教礼教并重的社会教化思想。
这一点，本来在宋儒朱熹那里，就体现得很充分。南宋理学大盛，理学化的《四书》学已经完全成型，逐渐成为核心经典。朱熹是理学化《四书》学的完成者，他以毕生精力从事《四书》学的研究和推广。在朱熹那里，《四书》学当然首先是士大夫之学，与此同时，他也特别以《四书》的道德精神从事家族文化的建设。朱熹关于家族文化建设最有影响的文献主要有两个，即《朱子家礼》与《朱子家训》，其实二者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朱子家礼》一书涉及冠、婚、丧、祭等各种家礼，得到朝廷、儒者的特别赞许，故而曾经在民间广泛流传。而《朱子家训》包括的仁义礼智信的爱敬之实，则属于“本”。这一个“本”，恰恰是《四书》倡导的道德价值。所以，《朱子家训》其实是将《四书》的核心价值普及到家训家范的重要文献。朱熹推出的《家训》不仅仅属于朱子家族，而是普及为一个广为流传的“世范”。所以，《朱子家训》特别强调《四书》中仁义礼智、自我修身的精神：
君之所贵者，仁也。臣之所贵者，忠也。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兄之所贵者，友也。弟之所贵者，恭也。夫之所贵者，和也。妇之所贵者，柔也。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
见老者，敬之；见幼者，爱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见不义之财勿取，遇合理之事则从。《诗》《书》不可不读，礼义不可不知。子孙不可不教，童仆不可不恤。斯文不可不敬，患难不可不扶。守我之分者，礼也；听我之命者，天也。人能如是，天必相之。(7)朱长华主编：《中国文化经典研读读本》，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39页。
可见，《朱子家训》集中了《四书》中仁义礼智的道德精神，朱子通过家训的形式，将士人的道德规范、人格精神，普及到家庭教育之中，完成了儒家道德的社会贯通、文化整合。
南宋理宗以后，特别是到了元明时期，理学的地位大大提升，已经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理学化的《四书》成为学校的基本教材和科举考试的基本答案。所以，《四书》的经典学术加快了社会渗透、思想整合的步伐，《四书》的核心思想和主流价值观更加全面、深入地进入到大众的家规家训之中，成为社会大众的共同思想，以《四书》为核心思想和主流价值的思想整合最终得以完成。
三、明清时期的《四书》思想与家训家规
理学化的《四书》学到了明清时期，已经完成了其思想、学术、教育地位的全面提升，作为国家哲学、意识形态的色彩更为浓厚。与此同时，理学化的《四书》学作为一种官方学说、价值体系，更进一步向民间社会渗透，以完成全社会的思想整合。精英化的《四书》思想如何进一步通过家训家规而影响社会，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而明清时期，恰恰是《四书》思想更加全面、深入渗透家训家范的时期。
明清时期的家训家范，更进一步吸收、整合了理学化的《四书》思想。研究明清时期的家训家范，我们既可以在那些著名的儒家学者、士大夫精英的著作、文集中找到大量家训家范的文献资料，还可以在那些长期在民间社会的基层乡绅、俚儒编纂的家谱族谱中找到更多的家训家范资料。这两种类型的家训家范，其思想形式的特点和影响的深度广度略有差异，但是均体现出用理学化的《四书》思想整合社会文化的重要意义。
首先，我们仍然来考察那些著名的儒家学者、士大夫精英的著作、文集中的家训家范，看看他们在从事学术研究、精英教育的同时，如何通过家训家范，整合、传播理学化的《四书》思想。明代学术分化为理学、心学两大派。然而，此两大派在其家训家教中，都非常重视《四书》学的家教内容。
明代理学一派方孝孺、薛瑄等人，均十分重视通过家训家教传播《四书》学思想。方孝孺留下的《家人箴》、薛瑄留下的《诫子书》等，均是明代重要的家训家范类著作。他们在家训家范中，仍然宣讲宋儒本来为士大夫设定的以成圣成贤为目标的《四书》学。薛瑄在《诫子书》中对儿子说：“汝曹既得天地之理气凝合、祖父之一气流传，生而为人矣，其可不思所以尽人之道乎？欲尽人道，必当于圣贤修道之教、垂世之典，若小学、若四书、若六经之类，诵读之、讲习之、思索之、体认之，反求诸日用人伦之间。”(8)薛瑄：《诫子书》，陈明主编，张舒、丛伟注释：《中华家训经典全书》，第375页。可见，薛瑄同样将理学化的《四书》学列入到诫子的家教内容中，所以他将《四书》学的五常之理作为家训的重点，他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伦理而已。何为伦？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者之伦序也。何为理？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天理是也。”(9)薛瑄：《诫子书》，陈明主编，张舒、丛伟注释：《中华家训经典全书》，第375页。与此一样，方孝孺的《家人箴》，也是以理学化的《四书》学的基本思想为依据，将儒家士大夫的修己之学、内圣人格作为家训的重点和核心，他说：“夫学，可以为圣贤、侔天地，而不学，不免与禽兽同归。”“古人之学，修己而已，未至圣贤，终身不止。”(10)方孝孺：《家人箴》，陈明主编，张舒、丛伟注释：《中华家训经典全书》，第363页。
明代心学一派的代表人物是王阳明。王阳明之学虽名曰心学，但是其思想的起点、重心仍然是《四书》学，也仍然是儒家士大夫的修己之学、内圣之学。王阳明的家训家教离不开《四书》学的基本思想，他训诫其弟时说：“夫所谓考诸古训者，圣贤垂训，莫非教人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若五经、四书是已。”(11)王守仁：《示弟立志说》，陈明主编，张舒、丛伟注释：《中华家训经典全书》，第371页。王阳明所谓的《四书》，也完全是继承了宋代理学诠释的《四书》学。所以，王阳明的家训仍然属于宋儒的修己之学、内圣之学：“欲此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则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务去人欲而存天理，则必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12)王守仁：《示弟立志说》，陈明主编，张舒、丛伟注释：《中华家训经典全书》，第371页。王阳明以心为本的思想，其实是源于《孟子》的修己之学、内圣之学。
我们不仅关注明清时期那些著名的儒家学者、士大夫精英的家训家范，考察他们如何通过家训家范推行理学化的《四书》思想；与此同时，我们还关注民间社会的基层乡绅、俚儒编纂的家谱族谱，在这些家训家范中考察他们用理学化的《四书》思想整合社会文化与日常生活的努力。
中国古代有一种独特的历史文献资料，就是家谱(包括族谱、宗谱、家牒等)。宋代以来，私修家谱成为家谱的主流，到了明清时期，家谱发展十分迅速。据统计，国内外图书公藏机构有宋元明清的家谱资料四万多种，宋元版不足十种，明代三百种，其余均为清代家谱(13)陈建华、王鹤鸣主编：《中国家谱资料选编·家规族约卷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总序》，第3页。。在大量的清代家谱资料中，包含各种各样的家训、家范、家规，在这些家谱记载的家训、家范、家规中，可以看到这些民间乡绅、基层俚儒是如何整合理学化的《四书》思想的。
所有家谱均记载有家训、家范、家规、条约、乡约等，是对家族内部成员的综合性规范。粗略而言，这些家族规范分为两种类型：引导向善性规范和禁抑趋恶性规范。一般而言，家训、家范大多以引导向善性规范为主，而家规、乡约则大多以禁抑趋恶性规范为主。但这不是绝对的，大多数家训、家范、家规、条约、乡约，其实均有两个方面的规范。我们知道，早期儒家及其《四书》，均认同、倡导对士民进行向善性引导，孔子提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就是坚信向善性引导的巨大、久远效果。可以说，《四书》提出的性善论，就是这一向善性引导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而宋儒之所以选择、结集《四书》并作注，就是希望推广这一向善性引导的思想。我们在清代家谱记载的家训、家范、家规、条约、乡约中，可以发现民间乡绅、基层俚儒的向善性引导思想，这其实就是理学化的《四书》思想具有现实整合力的表现。限于篇幅，这里例举两点：
其一，崇儒重教。家训家范是一种训导式的教育形式，以德教为根本。所以，清代的家训、家范往往将“崇正学”作为重要的向善性引导规范，“正学”就是正统儒家学说，源于理学确定的道德教育与道统思想，故而往往被列为家训家规之首。儒家秉持“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之原则，在家国一体的传统中国，家训、家范往往也将“德教”列为家风家治之首，所以“崇正学”就成为重要的引导性规范。湘潭颜氏家谱的《家规》，就将“崇正学”列入其中：“学问关乎人品心术、士习民风，故君子必先正其所学，然后有以正己。有以正己，然后有以正物。虽治国平天下之道，无过于此。”(14)《湘潭颜氏旧谱家规、禁议》，陈建华、王鹤鸣主编：《中国家谱资料选编·家规族约卷上》，第329页。另外，在《娄底柳氏家规》中，也有相同的“崇正学”规范：“学问关乎人品，行止关乎心术，故君子正己以正人也。宗族之子弟，不可不先讲乎正学也。”(15)《娄底柳氏家规》，陈建华、王鹤鸣主编：《中国家谱资料选编·家规族约卷下》，第767页。这一“正学”的内容，就是理学家道统化了的《四书》学。有的家训家诫将训诫子弟读书称之为“体大道”。《南陵张氏九仪九诫、家规》中列有“体大道”条目：“今人皆知要读书，但不知读书何为？……独不思朝廷选取之意，圣贤遗训之章，原要究心性之理，明修己治人之方，进德修业，做个圣贤。”(16)《南陵张氏九仪九诫、家规》，陈建华、王鹤鸣主编：《中国家谱资料选编·家规族约卷上》，第157页。在理学化的《四书》体系中，所谓“正学”“学统”其实均是与道统论联系在一起的，源于对佛老“异端”之学的警惕，也源于对儒家内部章句训诂之学的不满。为此，宋儒提出了“正学”“道统”的问题，并且影响到民间的家规、家训。在《丹徒柳湖田氏家规、家训》中，也有“崇正学”的条目，进一步将“正学”与《四书》学道统论结合起来：
正学者，尧、舜、禹、汤、文、武相传，诚意正心之道，于以修身以立命之术也。老氏有仙学，释氏有佛学，世以此二者与吾儒之学称为三教。然仙佛之学，岂可以立教哉？是故学以吾儒为正。(17)《丹徒柳湖田氏家规、家训》，陈建华、王鹤鸣主编：《中国家谱资料选编·家规族约卷上》，第309页。
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的“序”中，确定了儒家道统论思想，这成为《丹徒柳湖田氏家规、家训》的重要内容。还有的家训倡导“崇圣学”，其实就是“正学”的更直接说法，即强调理学家建构的“道统”学说。《常州须氏家训、条约》中有“崇圣学”：“学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圣门诸贤，历代大儒之学。帝王有何运量？以孝悌为运量之原。圣贤有何经济？以忠恕为经济之本。读阅经史，择取诸子，庶几不入于歧驱。”(18)《常州须氏家训、条约》，陈建华、王鹤鸣主编：《中国家谱资料选编·家规族约卷下》，第622页。这些家训其实均肯定了理学家《四书》学的道统论和思想理念，以之作为“圣学”，而批判了其他的异端杂学。
其二，清代家训、家范、家规，特别重视将自我“修身”作为重要内容，故而大量吸收儒家修身工夫论，从而引导家庭成员积极向善。自从《大学》被列为《四书》之首，“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就成为普遍化思想。清代家训家规为了全面引导家人族人能够积极向善，往往将“修身”作为家训、家范的主要内容。如《丹徒柳湖田氏家规、家训》的基本内容，无非是“修身”“齐家”“睦族”三大类，就是从《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套过来的。而“修身”的诸多条目，也就是理学化的《四书》学的工夫论内容，诸如“穷性命”“明道德”“端心术”“修言行”等即是。这里所引的“穷性命”一条，其中均是理学化《四书》的工夫论：
在天为命，在人为性。故人之性，天之命也。原夫上天生人，气凝而形成，理寓而性成。然理为气主，惟理得则气自顺。亦性为形主，必性尽而形始全。故人而穷乎此，然后知五常五伦，皆吾所固有，而天下之道始一以贯之。(19)《丹徒柳湖田氏家规、家训》，陈建华、王鹤鸣主编：《中国家谱资料选编·家规族约卷上》，第309页。
这几乎就是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内容的翻版。其他如“明道德”“端心术”“修言行”等均是如此，基本上是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思想。所以，在清代家训、家范、家规中，作为主体内容的“修身”内容，其基本条目大多来自于《四书》原典，或者是来自于宋儒对《四书》的解说。如《宜兴瀚渎徐氏宗规、家训》中，列有《家训十条》，包括“务本”“推恩”“存诚”“主敬”“洁行”“爱身”“勤学”等，基本上来自于《四书》原典或宋儒的《四书》诠释。“务本”源于《论语·学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故《徐氏家训》说：“孝悌乃为仁之本，即为人之本。仁者人也，舍孝悌无以为仁，即无以为人。”(20)《宜兴瀚渎徐氏宗规、家训》，陈建华、王鹤鸣主编：《中国家谱资料选编·家规族约卷下》，第501页。“推恩”则来自于《孟子·尽心上》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至于“主敬”工夫，则是宋儒最重要的修身工夫，即如《徐氏家训》所说：“心不庄则操存易怠，故主敬次之。”“是故内而意念，外而容貌，静而居处，动而出言，作事接人，无一不可弛吾敬也。”(21)《宜兴瀚渎徐氏宗规、家训》，陈建华、王鹤鸣主编：《中国家谱资料选编·家规族约卷下》，第501页。这正是程朱理学以及理学化的《四书》学的修身工夫论。
由此可见，清代家训、家范、家规，往往特别强调家庭教育的向善性引导，故而特别重视读书学习、道德修身，而这恰恰是理学化的《四书》学的基本思想理念。
四、家训家规中的《四书》学思想的特点
《四书章句集注》原本是为士子教育而编写，是一种士大夫之学，其教育目标是为传统社会培养政治精英，以有效地治理国家和社会。学校与书院的教育，将《四书》学列为核心课程和基础教育，其目的是培养一种具有仁义德性、君子人格的社会精英。尽管社会精英还需要学习许多从事政治治理的知识技能，故而需要学习其他的典籍和科目，但是，毫无疑问，以君子德性、圣贤人格为目标的《四书》学，必然是传统精英教育的核心课程。在学校与书院的《四书》学教育中，士子主要是学习《四书》原典与朱熹的“章句集注”，因为《四书》原典及朱熹的“章句集注”，原本是为培养社会政治精英，故而在内容方面，总是将《大学》的“三纲八目”作为培养士子修己治人的基本框架，即强调“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四书》学的其他思想，均可以装入到这一框架中来。
但是，宋儒又需要对《四书》学思想作全面推广和深入普及，进而将其引入到家训、家范这种特殊的教育形态中。其实，作为家庭教育的家训家范，原本是为家教而编，主要是面向家族中不同阶层、不同身份、不同职业生涯的家族成员施教，可以说，家训家范本来应该是一种涉及不同人物、阶层的教育。由于他们的文化水平、道德水平往往参差不齐，家谱族谱中的家训家范必须考虑更加广泛的实用性。这样，原本是培养社会精英、政治精英的《四书》学教育，一旦渗入作为平民教育的家训家范中，立刻便会体现出与作为士大夫之学的《四书》学不同的特点。家训家规中的《四书》思想，与学校、书院的《四书》学教育相比具有诸多的差别，既有内容上的，又有形式上的。这里简要总结几点：
其一，家训家规特别注意对家族成员的内在德性的启发和道德人格教育，具有家庭教育的“家学”特点。家训家范包含以建立和谐家庭、健全人格为目标的家学思想。明清以来，受宋儒《四书》学注重自我修身、道德教育的思想倾向的深刻影响，家学更加体现出对人格培养、道德教育的重视。家训家规中所推广的“家学”，其实就是《四书》学的内容。如《新安王氏家范十条》专门列有“重家学”一条，内容是：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诚意正心，所以修身也。故大学之道，必首之以明德。《易》曰：“蒙以养正，圣功也。”所谓养正者，教之以正性也。家塾之师，必择正学端肃可为师法者为之。苟非其人，则童稚之斈以先人之言为主，教之不正，适为然身之误。(22)《新安王氏家范十条》，陈建华、王鹤鸣主编：《中国家谱资料选编·家规族约卷上》，第27页。
事实上，明清以来的那些具有儒家思想信仰的民间士绅，总是通过家训家规充分表达其对人格培养、道德教育的重视，其实就是受理学化的《四书》思想整合的结果。当然，由于家庭教育涉及不同阶层、不同身份、不同文化水平的家族成员，仅仅是依靠受教育者的自我修身、道德教育显然不够，故而家范家规往往会将引导向善性道德和禁抑趋恶性规范结合起来。早期儒学本来就是一个礼、仁一体的思想体系，孔子在《论语·为政》中提出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是家训家规的思想基础。宋儒建构的《四书》学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传统。在宋儒这一思想的引导下，明清的家训家规不仅仅继续强调家庭教育就是通过“仁道”等内在精神进行思想启发，而且将内在人格的“仁”与外在规范的“礼”结合起来。坚持将对家族成员内在德性的人格教育与外在礼仪的行为规范结合起来，完全体现了宋儒《四书》学思想对家庭教育、宗法社会的整合。前面提到的《朱子家训》与《朱子家礼》，正具有将引导向善性的仁义道德和禁抑趋恶性的规范制度结合起来的特点。所以，《朱子家礼》一书涉及冠、婚、丧、祭等各种家礼，“自其施于家者言之，则名分之守、爱敬之实者，其本也；冠昏丧祭仪章度数者，其文也”(23)朱熹：《家礼序》，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73页。。后来那些民间士绅组织编写的家训家范，往往是努力将内在德性的人格教育与外在礼仪的行为规范紧密结合起来。一般而言，家训注重内在人格的启发和教育，家规注重外在社会规范的约束和强制。所以，还有许多禁抑趋恶性的家规就直接被称为“家禁”“家戒”。湖南宁乡胡氏家族制定的《宁邑胡氏家禁、家戒、家规、家劝》，就体现出内在人格教育与外在礼仪规范相结合的特点。“家劝”属于“家训”类的家教，主要源于《四书》学的思想，包括“劝存心贵仁”“劝修身以道”“劝敬祖用诚”“劝事亲尽孝”等等。家禁、家戒、家规则不同，主要是一些禁抑趋恶性的强制性规范。如“家戒”有“戒淫乱”“戒酗酒”“戒赌博”“戒斗勇”“戒健讼”“戒多言”“戒拖欠钱粮”等等。这一类禁抑趋恶性的强制性规范不一定源于《四书》的核心思想，但是其基本教育理念还是与之相一致的(24)《宁邑胡氏家禁、家戒、家规、家劝》，陈建华、王鹤鸣主编：《中国家谱资料选编·家规族约卷上》，第108112页。。还有许多家训家范直接就是《四书》体系中约束士人的道德规范，如长沙胡氏的《家训八则》，其内容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对这“家训八则”的解释基本上就是《四书》学的思想。如“忠者，尽己之谓也”“孔子言见义必为”“孟子言舍生取义”等等(25)《长沙胡氏家训八则》，陈建华、王鹤鸣主编：《中国家谱资料选编·家规族约卷上》，第783页。。
其二，家训家规总是坚持以家庭道德教育的思想内容为主体，表现出对家族道德价值的特别重视。本来，既然叫家训家范，其目的就是家族内部的道德教育，体现出中国传统社会特别重视家庭教育的文化特点。故而，家训家范的主体内容，就是以孝悌为核心的家庭道德规范，即以家族内部的秩序和谐为主要目标。故而，有关孝悌、尊长、教子、风化、睦族、恤孤、世系的相关内容，一直是所有家训家范不可或缺的主要内容，而且占据最为重要的地位。我们去读各种家谱、族谱记载和保留下来的那些家训家范，可以发现，其中的绝大部分，均是有关家族道德的内容，体现出传统家族对家族成员的道德要求，包括对父兄的孝悌、对尊长的恭谨、对子弟的教育、家庭宗族的和睦、照顾家族的孤独老人和失去父母的幼儿等等。但是，持儒家信仰的民间士绅往往会有明确的家国一体意识，故而他们在努力建立以家庭宗族为重点的道德体系的同时，进而也会将家族道德辐射到社会政治的更加广大的领域中去，使得具有十分鲜明的宗族文化特色的道德规范体系，进一步发展为广大社会政治的道德规范体系。他们制定的家训家规又进一步将家庭道德教育和社会政治道德教育结合起来。如《长沙朱氏续增家训》除家庭道德教育外，还包括“敬天地”“尊朝廷”“勤职业”“宏气量”“修典礼”等等。这些其实已经超出家庭道德的范围，涉及家族对内部成员的社会道德、健全人格的培养教育，正如其“敬天地”所说：“以人参居两大，鼎立三才。上之希圣、希贤，次之立功立言，下之不失其朴茂、贞固之性，庶无负覆载之恩，其所以仰答天地者此也。”(26)《长沙朱氏续增家训、祠规》，陈建华、王鹤鸣主编：《中国家谱资料选编·家规族约卷下》，第603页。显然，这比一般的家庭教育在面上更加广泛，兼有《四书》的人格教育的内容。
其三，传统社会各种家训家规均具有语言简洁明白、易背易记的形式特点。家训家规一方面提倡《四书》学的基本思想和教育理念，故而从《四书》原典和宋儒的诠释中大量吸收思想营养；另一方面，家训家规的对象不是专门的读书人，而是家族内部全体成员，为了让这些文化水平不一致的不同人员能够理解、记住这些家训家规的诸多条目，为了使家训家规能够深入人心和广泛普及，儒家士绅制定的各种家训家规均具有语言简洁明白、易背易记的形式特点。我们会发现，在家谱族谱中的家训家规，大量是以三字句为条目之题，十分简洁而且易记。三字句家训家规条目往往是最多的，涉及家庭道德的有：敦孝悌、敬尊长、教子弟、崇风化、睦宗族、恤孤寡、救患难、明世系等；涉及读书修身的有：崇正学、存仁义、全忠信、亲师友、穷性命、明道德、端心术、修言行等；涉及生产生活的有：务本业、力农苗、广生息、省冗费、防饥馑、息纷争等。除三字句为条目之题外，还有大量二字和四字的条目。譬如，《宜兴瀚渎徐氏宗规、家训十则》，就完全是二字句的条目，包括有：务本、推恩、存诚、主敬、洁行、爱身、勤学、惜福、乐群、择交(27)《宜兴瀚渎徐氏宗规、家训十则》，陈建华、王鹤鸣主编：《中国家谱资料选编·家规族约卷下》，第501502页。。另外，四字句的也有不少，如宜春南桥吴氏《家训十则》，就均是四字句，包括：急公奉法、报本重祀、孝亲敬长、和邻睦族、尊师重儒、督耕课读、培风正俗、立品敦行、崇节尚俭、息争戒讼(28)《宜兴石里登南桥吴氏宗规十则、家训十则》，陈建华、王鹤鸣主编：《中国家谱资料选编·家规族约卷下》，第541页。。明清以来的家训家规大量采用二字句、三字句、四字句为条目之题，主要是为了简洁明白、易背易记。而这些家教方面的二字句、三字句、四字句条目中的核心思想内容，均体现出《四书》学的深刻影响。十分明显，家训家规中的道德思想和教育理念，均来自于《四书》学。如督促家族成员读书修身的相关内容，其实就是理学化的《四书》学的基本思想，包括上面所说的崇正学、存仁义、全忠信、亲师友、穷性命、明道德、端心术、修言行等条目，基本上直接来自于理学化的《四书》学。其他有关家庭道德的敦孝悌、敬尊长、教子弟、崇风化、睦宗族、恤孤寡、救患难等内容，同样也是如此。理学家注释的《四书》学，原本是一种经学典籍，而经过儒生、士绅将其改造成家训家规，就变得十分通俗易懂、好读好记了。
总之，宋代形成的《四书》学新经典体系，不仅仅是经典学术和学校教材，它还逐渐渗透到普通的平民社会的家规家训之中，使《四书》学成为社会大众、普通家族所接受的共同价值。宋元明清民间士绅推动了《四书》经典的全面普及，最终完成了《四书》学核心思想和主流社会价值观的整合。
作者简介：朱汉民，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湖南长沙 410082)。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四书学与中国思想传统的重建和整合研究”(15AZD032)的阶段性成果。
DOI:10.16346/j.cnki.37-1101/c.2020.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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