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政治关联与技术创新
反腐败、政治关联与技术创新——基于2010—2015年创业板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王 岭 周立宏 祁晓凤
[提 要] 本文利用2010—2015年创业板企业数据，研究政治关联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同时实证检验反腐败对政治关联以及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对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而言，短期内反腐败将会抑制企业技术创新。基于此，本文认为中国政府在继续加大反腐败力度的同时，对反腐败冲击较为严重但具有创新意愿的高新技术企业而言，需要建立相应的支持政策，从而规避对该类企业造成的短期经济波动风险。
[关键词] 反腐败；政治关联；技术创新；创业板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形成了反腐败的高压态势，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下简称中纪委)的相关数据可知，从党的十八大召开后至2017年年底，全国共查处副部级及以上干部154人，相比较而言，2003—2012年仅为30人。在如此大力度的反腐败背景下，一些与政府之间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高管纷纷落马。显然，寻租成本和反腐败风险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在增加，依靠政企合谋发展企业的模式恐将难以为继。因此，在当前反腐败背景下，地方政府通过提供政治庇佑以换取私人利益将会变得愈发困难，而企业因此获得的种种优惠政策也将戛然而止。创业板是中国专为暂时难以在主板上市的创业型企业、中小型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等提供融资途径和成长空间的证券交易平台，创业板的设立对激发中国民营经济活力、提升中国企业整体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创业板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腐败问题，如2015年11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副主席姚某因与某地方政商圈之间存在利益关系，涉嫌严重违纪被中纪委调查。2017年，第一届创业板发行审查委员会原专职委员蒋某因涉嫌贪污受贿被立案调查。同年8月，因涉及乐视网IPO造假问题，第一届创业板发行审核委员会原委员谢某被关押在西南某省长达数月。10月中旬，第十六届主板发行审核委员会原委员姜某同样因乐视网财务造假问题被公安机关调查。打击创业板领域的腐败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反腐败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亟须探究反腐败、政治关联对创业板企业的影响效应及其治理机制问题。
目前中国部分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在整体上仍然存在一定差距(陈思等，2017)。为此，如何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为了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目标，需要培育一批代表性的高新技术企业，这成为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战略举措。在中国特色政治经济体制下，地方政府掌控着影响地区经济增长和企业发展的重要资源。为此，获取政治资源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国内外学者主要从政治资源的诅咒效应视角揭示了政治关联对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Qian & Wang，2017；Chen et al.，2011)。他们认为，企业资源是有限的，若企业不注重自身能力的提升，而将过多精力花费在寻求政治关联上，将会挤占企业技术创新资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限制企业的长期发展。现有研究忽视了中国创新环境并不完善、产权制度存在缺陷、假冒伪劣产品事件频发以及部分高新技术企业仅靠自身力量难以维持技术创新动能等现实问题，而政治关联能够帮助这些企业寻求政治庇佑，从而降低创新成果被其他企业使用甚至恶意利用的概率。此外，政治关联所带来的诸如政府补贴、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企业技术创新资金不足问题。因此，部分高新技术企业存在通过寻求政治关联的方式实施技术创新活动的动力。那么，中国反腐败行动如何影响创业板的政商关系，是促进了还是抑制了创业板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这将是本文重点关注和亟待解决的研究课题。
为此，本文利用2010—2015年中国创业板企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反腐败、政治关联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本文的核心思想是，在中国现有的创新环境下，创业板企业为了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寻求政治关联以获取政治庇佑的动力。而反腐败切断了这些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因此，在短期内反腐败可能抑制该类企业的技术创新。相对于现有文献，本文试图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贡献：(1)以往研究过多关注政治关联的诅咒效应，本文重在挖掘政治关联对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2)现有研究大多分析反腐败对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杨其静和蔡正喆，2016；王贤彬和王露瑶，2016)，较少探讨反腐败对微观企业的影响。为此，本文将在充分考虑当前反腐败现实，分析反腐败对部分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的基础上，提出反腐败高压态势下促进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含义，从而为推动中国经济实现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换的战略目标提供政策支持。(3)现有研究大多采用企业研发投入指标来衡量企业技术创新，相比较而言，企业技术创新产出指标更能反映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为此，本文通过网络爬虫方式获得中国知识产权网有关企业的专利授权和专利申请数据，并将其作为企业技术创新的衡量指标。此外，相关文献较多地利用了沪市主板上市公司数据，这些企业多为大型国有企业，且该类企业具有与政府关系紧密、技术创新意愿较低的特征。而创业板上市企业大多为中小规模的民营高新技术企业，该类企业具有创新意愿较强但企业资金实力较弱的特点，因此，选择创业板企业进行研究更加契合本文的研究主题，研究结论更有助于激发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活力，实现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
本文后续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分析；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为实证检验，即利用创业板企业数据实证分析反腐败、政治关联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并对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第六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含义。
二、理论分析
技术创新是企业长期发展的原动力，也是影响国家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的重要驱动因素。本部分将在理论层面上分析政治关联对创业板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以及反腐败对创业板企业政治关联与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进而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一)政治关联对创业板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
一般地，制度环境越落后地区的企业越倾向于通过非正规途径实现自身发展(Allen et al.，2005)。特别地，对产权制度落后且政府高度干预的转型国家而言，企业为了克服阻碍企业发展的制度性缺损，更有动力寻求政治关联以获取政治庇佑或政策倾斜(Faccio，2006)。由此可见，企业寻求政治关联可能是一种对市场、政府和法律失效的积极反应(逯东等，2015)。相关证据表明，民营企业与政府部门之间的政治关联将会促进企业发展(吴文锋等，2008)。
与发达国家成熟资本市场不同的是，尚处在转型期的中国资本市场仍然采用行政色彩浓厚的核准制度，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证券的发行资格进行审批。在创业板上市的企业多为规模较小、抗风险能力较弱、经营风险与财务风险较高的成长期企业，一些试图寻求在创业板上市的企业往往难以达到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要求，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负责审核的体制下，一些与发行审核委员会委员之间建立强政治关联的企业，可能会利用官员的职务便利获取企业上市信息或寻求一定帮助，从而实现顺利上市的目的。例如，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部原处长刘某在2014年下半年利用职务便利，帮助某上市公司定向增发事项顺利通过证监部门的发审会并维持股价稳定甚至增长。又如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一届创业板发行审核委员会原委员谢某涉嫌参与乐视网IPO财务造假，并帮助乐视网通过发审会审核顺利上市。对创业板企业而言，政治关联能够帮助其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获得较高的IPO发行价(Francis et al.，2009)。由此可见，政治关联不仅能够帮助创业板企业顺利上市，还能够帮助其获得较高的IPO发行价，从而增加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获取创新资金的能力，这对企业发展以及技术创新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政治关联有助于企业获取政府的优惠政策，进而促进创业板企业技术创新。自科斯1937年提出交易成本理论以来，人们开始认识到市场交易会产生交易成本，原因之一在于不同交易主体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蔡长昆，2016)。对创业板企业而言，如果拥有政治关联，那么企业将更易于获得政府在技术创新以及产业发展等方面的最新政策动向。因此，政治关联一直被认为是企业拥有的一种资源禀赋(Boubakri et al.，2008)。此外，政治关联也能够为企业带来政府补贴、税收优惠等政府优惠政策，以此补充企业进行创新活动的资金额度，进而提高企业参与技术创新的动力(江雅雯等，2011)。同时，融资难度也是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Amore et al.，2013)。当前中国金融体系仍不完善，以民营企业为主的创业板企业难以获得有效的贷款支持，而政治关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的融资困境，增加企业获取技术创新所需的信贷资金概率(邓建平和曾勇，2009)。如前所述，政治关联增加了创业板企业抵御技术创新风险的能力。其中，技术创新的高风险性增加了创业板企业技术创新的失败概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的创新动力。而拥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由于存在政府庇护，相对而言拥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从而更有意愿进行风险投资(张天舒等，2015)。此外，一般情况下，由于企业高管害怕承担技术创新的失败风险，因此，往往规避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但政治关联降低了企业高管因创新失败而被解雇的风险，提高了企业高管对技术创新失败的容忍度，从而会促使企业高管注重企业的长期发展而推进技术创新活动(贺小刚等，2016；游家兴等，2010；Tian & Wang，2011)。
然而，也有部分证据表明，在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转型经济体中，政治关联也会抑制企业技术创新(杨其静，2011)。存在政治关联的创业板企业往往向官员寻租，这挤占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资金，从而降低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例如方正集团前高管李某曾通过其控制的成都某公司，借钱给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投资者保护局原局长李某，用于后者购买北大医药2 000万股股票。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方式，但一些资源往往掌控在政府部门，从而易于滋生寻租腐败。近年来兴起的政治资源诅咒假说认为政治资源越丰富的企业越希望通过寻租获得政府庇佑，进而改善企业绩效，这一方面将会使寻租资金排挤技术创新资金，另一方面也会使维系政治关联精力挤占企业自身能力建设精力，从而延缓或抑制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袁建国等，2015)。
此外，由于政治关联降低了创业板企业的竞争程度，从而抑制了企业的技术创新动力。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需要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从而获取合理利润，而政治关联为企业设置了行业壁垒，从而降低了市场竞争程度(陈爽英等，2010)。因此，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容易获得政府庇护，削弱企业为获得利润而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从而使得企业在较低的技术创新水平下仍然能够较好地生存(李健等，2012；Chen et al.，2011)。另一方面，政治关联可能导致企业选择政府支持最大化目标，而非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从而扭曲了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由于在中国地方政府竞争锦标赛下，经济绩效往往成为考核地方政府官员的一项重要指标(周黎安，2007)。为此，政府需要与企业之间建立良好关系，通过干预企业投资决策的方式使其为提高本地就业和经济增长服务(徐业坤等，2013)。因此，企业为了讨好地方政府，可能需要放弃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通过过度投资促进区域经济增长(Adhikari et al.，2006)。因此，存在政治关联的创业板企业往往背负“政治包袱”，从而可能抑制企业技术创新。
由此可见，政治关联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极其复杂，既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又存在负向的抑制作用，难以简单地从理论层面直接判断究竟哪种效应占据主导地位。为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 政治关联对创业板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是不确定的，既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又存在负向的抑制作用。
(二)反腐败对创业板企业政治关联及其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
企业寻求政治关联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资源要素和企业家才能的优化配置，如果从事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能够增加企业利润或降低企业风险，那么理性的企业将会更加倾向于将资源要素配置在非生产性活动上，相应地减少技术创新等生产性活动的资源投入，从而抑制企业技术创新。此外，企业家为了与政府部门建立联系，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财力，从而导致企业家才能向非生产性经营活动倾斜，进而限制企业家才能的提升。与此同时，在一些法律制度并不完善的国家，企业高管易于寻求一些非法的私人关系为企业发展获取有关外部资源(Yeh et al.，2013)。此外，寻租还能帮助创业板企业降低审查标准，缩减审批程序。如果政府基于发展需求或者通过政治关联降低政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从而能够优选出适宜的被补贴企业，那么政治关联将会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综上所述，理论上政治关联显著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但并不存在明显的促进或抑制关系(Acemoglu & Verdier，1998)。
根据Xin & Pearce(1996)的研究结果，在中国市场环境下，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关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正式制度，而反腐败开始动摇了这层政企关系。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网站数据，2012—2014年近百位省部级及以上干部由于贪污腐败而落马，被查处的处级干部更是达到了千人以上，其中大部分官员拥有企业挂职经历(聂辉华和王梦，2014)。随着中国反腐败力度的不断加大，创业板腐败事件也在不断浮出水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副主席姚某、第一届创业板发行审核委员会原专职委员蒋某、主板发行审核委员会原委员姜某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重要职位人员相继落马，反腐败的高压态势在较大程度上遏制了企业的寻租腐败行为。同时，由于反腐败的震慑效应，即使对强政治关联的企业而言，地方政府官员也不敢轻易地向其提供非正式支持。Zhou(2014)的研究发现，中国政府对体制改革和遏止腐败的愈发重视降低了政治关联的作用。因此，从理论上来看，反腐败将会缓和政治关联的影响，随着反腐败的深化，创业板企业的政治关联在创新投资上的重要性也在不断被削弱。为此，本文进一步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2 反腐败反向调节了政治关联对创业板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
本部分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对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具体地，首先设计计量经济模型，根据数据可得性和指标的有效性选择合理的指标来表征模型中的变量；其次介绍实证检验的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最后通过描述性统计初步了解实证检验的数据特征。
(一)模型设计与指标选取
为了分析反腐败、政治关联对创业板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路径，本文将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1)和模型(2)对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具体模型形式如下：
RDit=β0+β1polit+β2Controlit+γt
+μi+εit
(1)
RDit=β0+β1Polit+β2Anticorrit
+β3Polit×Anticorrit+β4Controlit
+γt+μi+εit
(2)
式中，i代表企业；t代表年份。
1.企业技术创新(RD)。一般地，企业技术创新的衡量指标包括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其中，将创新投入作为技术创新的衡量指标是学术界较为普遍的处理方式(温军和冯根福，2012)。创新投入指标具有易于从财务报表中获得数据以及易于理解等优点，但无法反映创新投入的实际效果。相对而言，创新产出更能反映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学术界一般用企业专利授权数量作为企业创新的衡量指标(Lerner & Wulf，2007)。为此，本文将遵循这种做法，选择企业专利授权量来衡量企业技术创新，并以企业专利申请量作为稳健性检验中企业技术创新的替代指标。
2.政治关联(Pol)。政治关联是指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紧密关系，这一概念最早由Fisman(2001)提出。广义的政治关联包括显性政治关联和隐性政治关联。其中，显性政治关联包括企业高管是否在地方政府担任官员职位、是否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以及高管本身是否是党员身份(Lu，2011)。而隐性政治关联是指企业高管的亲友或者校友是否是现任或前任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这层关系在现实中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影响深远性。对民营企业而言，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是占比最大且较为重要的政治关联，为此，本文主要是从显性政治关联和数据可得性两个维度出发，在遵循邓建平和曾勇的做法基础上，选择企业高管中是否拥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作为政治关联的衡量指标(邓建平和曾勇，2009)。如果企业高管中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那么该企业的政治关联视为1，否则为0。
3.反腐败(Anticorr)。学术界对反腐败的衡量指标主要有两种(党力等，2015)：一是直接衡量法，即将公职人员腐败犯罪立案数作为反腐败力度的衡量指标(1)公职人员腐败犯罪立案数是反腐败力度的最直观体现，为此，该指标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反腐败程度。。二是间接衡量法，即选择虚拟变量作为反腐败的衡量指标，某一年之后取值为1，其余年份取值为0。本文将同时选择直接衡量法和间接衡量法作为反腐败的衡量指标。其中，在间接衡量法中，本文选择将2012年作为时间节点，若时间处于2012年及以后将反腐败设为1，否则设为0。原因在于2012年党和国家领导人换届后，确定了史上最严的反腐败政策，企业在2012年以后受到了更强的反腐败冲击。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将运用间接衡量法衡量的反腐败指标作为稳健性检验中直接衡量法反腐败的替代指标。
4.控制变量。本文将借鉴吴文锋等(2008)以及He & Tian(2013)的做法，选择企业现金流量、资产负债率、企业规模、企业年龄以及企业资本性支出作为控制变量。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0—2015年创业板企业数据作为样本，并将其构造出包含3 688个样本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需要指出的是，创业板数据可能存在选择性偏误，无法囊括所有企业的政治关联与技术创新能力。之所以选择创业板企业数据作为样本，主要是因为在创业板上市的企业大多为中小规模的民营高新技术企业，该类企业具有创新意愿较强但企业资金实力较弱的特征。在当前中国创新环境并不完善、产权制度相对缺失的情况下，这类企业仅仅依靠自身努力往往难以获得有效的发展空间，而政治关联能够为其技术创新活动带来所需资金以及政治庇佑。创业板企业可能更需要政治关联，因此，选择创业板企业研究其政治关联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更具有代表性，也更加契合本文的研究主题。为此，本文通过网络爬虫方式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专利检索及分析”中创业板企业的专利授权数以及专利申请数数据。企业政治关联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反腐败犯罪立案数来源于2010—2015年的《中国检察年鉴》，其他控制变量数据均来源于Wind数据库。
(三)描述性统计
本文在表1给出了所有变量的定义及其计算方式，表2给出了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表2可知，无论是从专利申请数量还是专利授权数量来看，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都明显高于非政治关联企业，这一结果初步验证了政治关联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
表1 变量定义及计算方式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
四、实证结果
(一)政治关联与企业技术创新
1.基准回归结果。根据Hausman的检验结果，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为此，本文选择固定效应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同时，为了有效降低内生性，本部分将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来探讨政治关联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同时考虑了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效应以及时间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因为遗漏变量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此外，考虑专利授权数为离散变量，为此，本部分将同时采用极大似然估计的泊松回归以及负二项回归进行计量检验。计量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在表3中第1列仅引入政治关联变量，第2列同时引入政治关联变量与其他控制变量，结果表明，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中国当前市场机制还不健全的情况下，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政策导向对企业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政治关联能够帮助企业获得政府有关技术创新政策信息，降低了政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从而实现拥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尽早获知政府决策的目的。此外，创业板企业多为小规模、高技术型企业，其自身实力难以支撑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在当前中国金融市场体制还不健全以及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现实困境下，政治关联可能帮助企业获得创新资金、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从而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
表3 政治关联与企业技术创新
说明：括号内为t统计量，***，**，*分别表示在1%,5%,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2.区域异质性分析。本文进一步将企业样本划分为东部地区样本和中西部地区样本，从而揭示政治关联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否存在区域异质性，计量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结果表明：政治关联对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技术创新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存在异质性。其中，政治关联对中西部地区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程度高于对东部地区。政治关联更多是对市场机制不完善的一种替代(罗党论和唐清泉，2009)，而东部地区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地区市场化程度都显著优于中西部地区，因此，在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过程中，相对于东部地区的创业板企业而言，中西部地区的创业板企业对政治关联的依赖度更强。
3.政治关联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中间机制。资金投入是支撑企业创新活动的重要源泉，而创业板企业多为中小规模企业，仅仅依靠自身的资金实力往往难以支撑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而政治关联能够帮助企业获得政府的优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技术创新资金不足的难题，从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其中，政府补贴是最重要的资金来源。为此，本部分将借鉴Baron & Kenny(1986)的经典处理方式，验证政治关联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中间机制。具体而言：首先，本文利用表5中的模型(1)来检验政治关联对政府补贴的促进作用，如果回归结果显著，则继续进行实证检验。其次，在模型(2)中检验政治关联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如果回归结果显著，则继续进行实证检验。最后，在模型(2)的基础上，在模型(3)中加入政府补贴变量，若政治关联的作用显著下降，且回归结果仍然显著，则说明存在政府补贴的部分中介作用。在此基础上，由表5可知，在模型(3)中引入政府补贴变量后，政治关联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由0.253 1降到了0.189 4，这说明确实存在政治关联帮助企业获得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
表4 政治关联效应的区域异质性
4.市场化程度对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关系的影响。由于政治关联的存在，企业更易于获得政府核准以及优惠政策等。正如前文所述，政治关联可能更多是对市场机制不完善的一种替代，那么，按照这一逻辑思路，在政府服务越好、各项政策越透明的地方，政治关联的替代性作用是否越弱？本部分将利用市场化指数作为市场制度环境的替代变量，探讨市场化程度对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关系的影响。具体研究结果如表6所示，在第(3)列中同时引入市场化指数以及市场化指数与政治关联的交互项，结果显示，市场化程度对企业技术创新存
表5 政治关联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中间机制检验
表6 市场化程度对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关系的影响
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也表明优越的市场环境、完善的市场制度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提升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市场化指数与政治关联的交互项显著为负，可见市场化程度的提升弱化了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验证了本文的思想，在市场制度越不完善的地区，企业越有意愿寻求政治关联来为企业创新活动创造外部条件，也引发了腐败的风险。
(二)反腐败、政治关联与技术创新
本部分将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反腐败对政治关联与技术创新的调节效应，计量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结果表明：反腐败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这说明腐败影响了资源的有效配置，放大了政府配置资源的负面效应，反腐败的开展为所有企业营造了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在整体上提高了企业创新能力，从而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此外，反腐败与政治关联的交互项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显著为负。这说明在中国创新环境并不完善、产权制度存在缺失、假冒伪劣产品频发的情况下，规模较小、抵御风险能力较弱的创业板企业仅靠自身力量将难以维持技术创新动能，政治关联能够为企业带来政府的政策优惠，获取技术创新活动所需资金。同时，有政府作为后盾能够增强企业抵御创新风险的能力，从而带来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然而，随着反腐败力度的不断增强，一部分腐败官员(尤其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相关官员)被依法处理，这切断了行贿的创业板企业与受贿官员之间的政治关联通道。反腐败提高了政府官员为寻租企业提供庇护的风险，也增加了企业获得政治关联的成本，从而降低了企业寻求政治关联的动力。由此可见，由于反腐败的震慑效应，地方政府官员不敢轻易地向政治关联企业提供非正式支持，政治关联企业也将丧失原本拥有的政策优惠。为此，随着反腐败力度的进一步增强，政治关联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将会被不断地削弱，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存在政治关联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抑制作用。因此，反腐败对企业整体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有利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同时，对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而言，反腐败会使得其失去原本拥有的政府非正式政策支持以及政治庇佑，在短期内将会抑制这些企业的技术创新动能。
表7 反腐败、政治关联与企业技术创新
五、稳健性检验
(一)改变核心变量的衡量指标
为了验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首先通过改变被解释变量衡量指标的方式，进一步进行实证检验。Cameron & Trivedi(2005)的研究表明，创新产出可以用企业专利申请数来衡量。由于企业专利申请数具有典型的序数指标性质，因此，直接选择OLS方法进行估计将会带来较大偏差。为此，本文将使用负二项回归方法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如表8中的第(1)列和(2)列所示。显然，回归结果的显著性水平和参数数值并未出现重大改变。进一步地，本部分将更换反腐败的衡量指标，引入反腐败的间接度量方式进一步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而言，本文引入虚拟变量作为反腐败的衡量指标，即时间处于2012年及以后视为1，否则为0，回归结果如表8中第(3)列和(4)列所示。同样，回归结果的显著性水平和参数没有发生重大改变。由此可见，反腐败对企业整体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而言，在短期内反腐败将会抑制其技术创新水平的结论也是稳健的。
表8 稳健性检验1：改变核心变量的衡量指标
(二)变量内生性问题处理
政治身份不一定是企业需求政治庇护或寻租的手段，也有可能是政府扶持高技术企业、激励高技术企业或者创新企业高管或投资人的手段。近年来，由于产业结构高级化、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技术创新行为及成果等方面的情况，亦是政绩显示的重要指标，地方政府往往在给予高技术企业或者具有较高创新能力的企业各项优惠政策的同时，给予其高管、控股人一定的政治身份，为此，模型中可能存在由于双向因果以及未观测到的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将利用以下几种方法对模型中的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考虑到创新产出的连续性，本文首先利用差分广义矩和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内生性问题处理。广义矩估计方法以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双向因果以及遗漏变量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由表9中的第(1)列和第(2)列结果可知，政治关联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同时，模型不存在残差序列相关和工具变量过度识别问题，从而使本文的研究结论更加稳健。其次，本文利用最优近邻匹配的方式来应对政治关联对技术创新影响中潜在的遗漏变量偏误问题，表9中第(3)列报告了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政治关联对技术创新影响的双重差分固定效应估计结果，研究结论依然是稳健的。最后，本文借鉴于蔚等的处理方式(于蔚等，2012)，以企业政治关联的行业—省份均值作为政治关联的工具变量，他们认为，政治关联可被分解为两个部分：POLit=POLitavg+POLitspc，其中POLavg表示企业所在行业—省份的政治关联均值，POLspc表示企业政治关联与行业—省份均值的差异。上述分解使得企业层面非观测因素所造成的影响只与POLspc有关，POLavg与POL相关但又与非观测因素不相关，是合适的IV。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实证检验，F值为10.06，排除弱工具变量的可能性，具体结果如表9第(4)列所示，结果显示，政治关联仍然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综上所述，本文研究结论具有足够的稳健性。
表9 稳健性检验2：政治关联变量的内生性处理
(三)反腐败变量内生性问题处理
虽然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内生性所带来的估计偏差问题，但由于反腐败的衡量指标本身可能存在一定的内生性问题，为此，本部分将寻找合适工具变量做进一步检验。具体而言，本文借鉴王健忠和高明华的处理方式，以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作为反腐败的工具变量(王健忠和高明华，2017)。公务员平均工资与国家反腐败水平密切相关。近年来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在低位徘徊，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公务员的人才流失，降低了政府行政效率，增加了行政人员依赖灰色收入的概率，进而可能造成公务员系统的腐败。由此可见，提高公务员平均工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国家的腐败水平(公婷和吴木銮，2012)。为此，以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作为反腐败工具变量具有较强的可行性。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公务员的概念界定较为宽泛，目前权威网站尚未详细记录各省份每年公务员的平均工资。为此，本文借鉴万广华和吴一平的处理方式，以“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职工平均工资”(2)本部分所用的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职工平均工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0—2015)。作为每年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的替代指标并进行实证检验(万广华和吴一平，2012)。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同时以OLS作为参照系进行实证检验，具体回归结果如表10所示。显然，反腐败对企业整体技术创新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而言，反腐败在短期内将会抑制其技术创新水平，这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综合判断，本文的回归分析结果是稳健的。在内生性处理后，除现金流量变量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程度较小的显著负相关转变为不显著的正相关外，其他变量均未发生显著变化。可能原因在于创业板企业和其他类型企业在融资过程中缺乏竞争中性，而现金流量在创业板企业技术创新活动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支撑作用。因此，在内生性处理后，现金流量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由显著负相关在处理模型内生性之后变为正相关。
表10 稳健性检验3：反腐败变量内生性问题处理
六、结论与政策含义
中国目前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新时期，提高国内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是当前的核心任务。在反腐败的高压态势下，研究反腐败、政治关联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作用机制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当前中国技术创新环境并不优越，政治关联对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相对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更加依赖于政治关联。此外，企业进行技术研发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政治关联通过为企业带来政府补贴等优惠政策，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压力，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同时，本文结合当前反腐败背景，发现反腐败对整体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显著为正，而且对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而言，由于反腐败在一定程度上切断了政企关联，使企业失去政府庇佑，从而抑制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本文研究结论对深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及其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中国经济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必然依赖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拉动，然而在当前中国创新环境并不优越、政府仍然是资源配置主体的背景下，企业往往将政治关联作为市场制度缺失的替代机制来寻求自身发展。为此，需要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的创新激励政策，规范政府配置资源方式。与此同时，逐步缩小政府行政审批权限，深化市场化改革，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此外，市场化改革需要完善的市场经济以及法律制度配合，为此，需要加快完善知识产权制度，通过制度创新和严格执法激发高技术企业的创新动力，优化企业技术创新环境，从而推进企业良性发展。
另一方面，反腐败作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鲜明的政策之一，牵涉中国经济体制的深层次改革，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那么，如此大规模、高强度的反腐败行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到底是有利的还是有弊的依然莫衷一是，为此，如何客观评价反腐败的经济影响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本文从企业创新视角出发，对反腐败、政治关联和技术创新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反腐败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正确而重要的举措，但不可否认反腐败也会带来“改革阵痛期”。为此，中国在压缩政企之间寻租空间，以及对政府补贴、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实行有效监管的同时，也需要重视反腐败的短期负面效应，对受制于反腐败冲击较为严重、具有创新意愿和未来国家重点布局的高新技术企业而言，需要创新产业政策并对该类企业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以此缓解该类企业出现的短期经济波动。
参考文献
陈思、何文龙、张然,2017:《风险投资与企业创新:影响和潜在机制》,《管理世界》第1期。
陈爽英、井润田、龙小宁,2010:《民营企业家社会关系资本对研发投资决策影响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第1期。
蔡长昆,2016:《制度环境、制度绩效与公共服务市场化:一个分析框架》,《管理世界》第4期。
党力、杨瑞龙、杨继东,2015:《反腐败与企业创新:基于政治关联的解释》,《中国工业经济》第7期。
邓建平、曾勇,2009:《政治关联能改善民营企业的经营绩效吗》,《中国工业经济》第2期。
公婷、吴木銮,2012:《关于以薪养廉有效性的探讨:基于中国的经验》,《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5期。
贺小刚、连燕玲、吕斐斐,2016:《消极反馈与企业家创新: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南开管理评论》第3期。
江雅雯、黄燕、徐雯,2011:《政治联系、制度因素与企业的创新活动》,《南方经济》第11期。
李健、陈传明、孙俊华,2012:《企业家政治关联、竞争战略选择与企业价值——基于上市公司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南开管理评论》第6期。
罗党论、唐清泉,2009:《中国民营上市公司制度环境与绩效问题研究》,《经济研究》第2期。
逯东、万丽梅、杨丹,2015:《创业板公司上市后为何业绩变脸?》,《经济研究》第2期。
聂辉华、王梦,2014:《政治周期对反腐败的影响——基于2003～2013年中国厅级以上官员腐败案例的证据》,《文化纵横》第5期。
徐业坤、钱先航、李维安,2013:《 政治不确定性、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投资——来自市委书记更替的证据》,《管理世界》第5期。
温军、冯根福,2012:《异质机构、企业性质与自主创新》,《经济研究》第3期。
王健忠、高明华,2017:《反腐败、企业家能力与企业创新》,《经济管理》第6期。
万广华、吴一平,2012:《司法制度、工资激励与反腐败:中国案例》,《经济学(季刊)》第3期。
吴文锋、吴冲锋、刘晓薇,2008:《中国民营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与公司价值》,《经济研究》第7期。
王贤彬、王露瑶,2016:《反腐败与经济增长》,《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2期。
杨其静,2011:《企业成长: 政治关联还是能力建设?》,《经济研究》第10期。
杨其静、蔡正喆,2016:《腐败、反腐败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级纪检监察机关信访执纪数据的再评估》,《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5期。
袁建国、后青松、程晨,2015:《企业政治资源的诅咒效应——基于政治关联与企业技术创新的考察》,《管理世界》第1期。
于蔚、汪淼军、金祥荣,2012:《政治关联和融资约束:信息效应与资源效应》,《经济研究》第9期。
游家兴、徐盼盼、陈淑敏,2010:《政治关联、职位壕沟与高管变更——来自中国财务困境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金融研究》第4期。
张天舒、陈信元、黄俊,2015:《政治关联、风险资本投资与企业绩效》,《南开管理评论》第5期。
周黎安,2007:《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第7期。
Adhikari,A.,C.Derashid,and H. Zhang,2006,“Public Policy,Political Connections,and Effective Tax Rates: Longitudinal Evidence from Malaysia”,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25(5): 574-595.
Allen,F.,J.Qian,and M. Qian,2005,“Law,Finance,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77(1): 57-116.
Amore,M.D.,C.Schneider,and A.Žaldokas,2013,“Credit Supply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109(3):835-855.
Acemoglu,D.,and T.Verdier,1998,“ Property Rights,Corruption and the Allocation of Talent：A General Equilibrium Approach”,Economic Journal, 108(9):1381-1403.
Boubakri,N.,J.C.Cosset,and W.Saffar,2008,“Political Connections of Newly Privatized Firms”,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14(5): 654-673.
Baron,R. M.,and D.A.Kenny,1986,“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Strategic,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51(6): 1173-1182.
Cameron,A. C.,and P.K.Trivedi,2005,Microeconometric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en,S.,Z.Sun,S.Tang,and D.Wu,2011,“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Investment Efficiency: Evidence from China”,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17(2): 259-271.
Fisman,R.,2001,“Estimating the Value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1(4):1095-1102.
Faccio,M.,2006,“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6(1): 369-386.
Francis,B. B.,I.Hasan,and X. Sun,2009,“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the Process of Going Public: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28(4): 696-719.
He,J. J., and X.Tian,2013,“The Dark Side of Analyst Coverage: The Case of Innovation”,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09(3),856-878.
Lu,Y.,2011,“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Trade Expansion-evidence from Chinese Private Firms”,Economics of Transition,19(2):231-254.
Lerner,J.,and J.Wulf,2007,“Innovation and Incentives: Evidence from Corporate R&D”,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89(4): 634-644.
Qian,L.,and I.K.Wang,2017,“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The Tango of the Market and Technology in the Competitive Landscape”, 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38(8): 1237-1247.
Tian,X.,and T.Y. Wang,2011,“Tolerance for Failure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27(1): 211-255.
Xin,K. K.,and J.L. Pearce,1996,“Guanxi: Connections as Substitutes for Formal Institutional Support”,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39(6): 1641-1658.
Yeh,Y. H.,P.G.Shu,and S.B. Chiu,2013,“Political Connections,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Preferential Bank Loans”,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 21(1): 1079-1101.
Zhou,W.,2014,“Regional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Political Connections,and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in China’s Transition Economy”,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43(1): 161-181.
ANTI-CORRUPTION,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Enterprise Data of GEM in 2010—2015
WANG Ling ZHOU Li-hong QI Xiao-feng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data of the GEM companies from 2010 to 2015 to study the mechanism of political relevance to corpora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mechanism of anti-corruption impact on political linkages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political connections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For political affiliates, anti-corruption will have a suppression effect on it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short term.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results,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increase anti-corruption efforts. At the same time, For the high and new technology enterprises which have a high motivation to innovate but would have a serious impact from anti-corruption, we need to establish corresponding supporting policies to avoid the short-term economic fluctuation risk caused by such enterprises.
Key words: anti-corruption; political connection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growth enterprises market
*王岭(通讯作者)，浙江财经大学中国政府管制研究院、浙江省新型重点专业智库“中国政府监管与公共政策研究院”，邮政编码：310018，电子信箱：wangling51@163.com；周立宏、祁晓凤，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本文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公用事业‘伪PPP’项目的量化甄别、形成机理与监管控制研究”(7177310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城市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权竞标机制分类设计与管制政策研究”(71303208)的资助。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责任编辑：杨万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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