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演变与创新*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演变与创新*杨瑞龙
[提 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经济学研究范式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改革开放之前，与高度集权计划体制相适应，流行的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放权让利改革的推进与市场机制的引入，东欧经济学研究范式在我国产生广泛的影响；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随着市场取向改革不断深化而在我国逐步流行。“中国道路”创造了“中国奇迹”，“中国道路”的本质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条件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无论是传统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都难以回答我们在这场前无古人的伟大社会实践中遇到的难点与重点问题，因此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就成为历史的必然。我们应该认识到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为此，我们应努力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当代化与中国化；第二，以全方位开放的学术态度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构建；第三，倡导直面现实的研究方法；第四，推进研究方法的现代化；第五，充分认识到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长期性与艰巨性。
[关键词] 研究范式；政治经济学；东欧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范式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库恩，2003)，指在某一学科内被一批理论家和应用者所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工具的一套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所谓理论就是，人们基于一定的研究范式由实践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知识的有系统的结论，它对人们未来的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参考价值。经济学作为一种经世济民的学说，其研究范式显然与实践有很大的关联性，随着实践的变化，研究范式也会相应做出调整。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经济学研究范式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进入新时代，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经济学研究范式也面临创新。
一、与高度集权计划体制相适应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
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那就是在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画等号，尤其是把源自苏联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天然继承者。其实不尽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特定生产方式之下的社会生产关系，而不是物的关系，基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经济学分析的逻辑起点不应该是经济人，而应是社会人。在社会人假设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形成了整体主义阶级利益分析方法。基于整体主义分析范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剖析商品开始，继承与发展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并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指出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无偿占有劳动者在剩余劳动时间里创造的剩余价值，因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马克思，1975)。一无所有的劳动者要想获得个人自由的全面解放，只有在整个工人阶级获得整体解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阶级利益的最大化，而这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才能达到。而公有制一旦替代私有制，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也随之消失，计划经济也将替代商品经济，最终走向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范式由此论证了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和被更高级生产方式替代的历史必然性。
后来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如马克思预想的那样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而是在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俄罗斯发生了。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没收了全部资本家的财产，对农民实行余粮收集制，取消商品货币关系，按照共产主义的原则来组织生产和分配，实行计划配给，推行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这样一种后来被学界称为“军事共产主义”的模式很快在实践中暴露出效率低下、物质匮乏等弊端，并随之引入“新经济政策”，如以征收固定的粮食税替代余粮收集制，引入租让制等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其实质是承认在一定范围内存在非公有制经济与商品货币关系。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是在斯大林时期完成的。作为传统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总结，斯大林在他的晚年完成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构建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斯大林，1952)。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基本模仿了苏联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沿袭了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理论体系。该分析范式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强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作为生产关系的基础，决定了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和它们的相互关系，以及相应的产品分配形式。二是认为由于还存在着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形式，所以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但由于全民所有制内部不存在所有权的转移，所以不存在商品生产。三是价值规律只对流通起调节作用，而对生产不起调节作用，只有影响作用。四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传统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源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差异性。第一，研究对象的差异。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聚焦于生产关系，在生产关系中聚焦于所有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定生产方式下的社会生产关系，也就是由特定生产力水平与状况决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就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宣示的那样，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和交换条件(马克思，1975)。第二，未来社会的最根本特征有差异。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实现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目标与根本特征；而消灭私有制和旧分工的消亡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基本前提。传统政治经济学则把国家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的控制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第三，公有制的地位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始终把公有制作为实现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手段。只有建立在生产资料社会占有基础上对生产进行有意识的社会调节，个人自由全面发展才有可能。传统政治经济学则把公有制本身作为目的，追求越大越公越好的所有制结构。第四，公有制的内涵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界定的社会所有制包含三层含义：一是社会全体成员平等占有生产资料，二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三是劳动主权替代资本主权，劳动者成为生产的主人。传统政治经济学则把国家所有制等同于社会所有制，在剥夺剥夺者后，由政府代表国家掌握全民财产，政府而不是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扮演组织者的角色。第五，对商品货币关系看法的差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随着社会所有制替代私有制，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就消失了，商品货币关系就自然消亡了。传统政治经济学则把商品货币关系看作资本主义的专有属性而人为地加以消灭。第六，分配关系的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在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传统政治经济学则主张排斥物质利益刺激原则，实行平均主义分配。
与这种传统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相对应，苏联及包括我国在内的所有模仿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建立起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该模式的特点是：在所有制结构上，由国有制替代全民所有制，追求更大更公的所有制模式；在决策结构上，实行中央集权控制，从宏观到微观的绝大部分决策权都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国家按照详细的计划分配信贷、外汇和其他物资，把稀缺资源集中到国家认定应优先发展的重点部门；在信息结构上，以指令性计划配置资源，微观主体的行为基本不受市场信号的制约；在动力结构上，忽视物质利益刺激，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在调节结构上，人为地压低利率、汇率、工资率，通过扩大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使农业部门为工业部门的发展提供积累资金。
二、与放权让利改革相对应的东欧经济学研究范式
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者同时就是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它可以直接向企业下指令。企业作为政府的行政附属物，完全听命于计划者，国有企业既没有独立的利益目标及自主权，也不承担企业的经营后果，其预算约束是软的，会通过低估预算成本、向上级施加压力或疏通各种关系争取投资资源，导致“投资紧张”。投资计划、投资品供应紧张和短缺感是企业扩张冲动和投资饥渴的重要动力，从而会进一步造成投资的周期波动。伴随着不断加剧的资源和消费品的短缺，强制替代、排队、等待、配额和票证就成为常见的现象，从而出现了官僚主义严重、动力不足、经济结构僵化、经济效率低下等弊端。
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传统计划体制所导致的低效率使大家越来越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门，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不仅在流通领域发挥作用，而且在生产领域也发挥作用，应把计划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建立“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体制。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不可逾越的阶段。这一阶段改革的特点是在坚持计划经济为主的条件下，适当给企业下放经营权，鼓励竞争，引入市场机制。与这种放权让利改革相对应，东欧经济学开始在我国流行起来。
东欧经济学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那场关于计划经济体制能否实行经济核算的争论。当时维也纳大学的米塞斯教授认为，私有制是进行经济核算的前提条件，而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缺乏生产资料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市场机制无法发挥作用，从而不存在进行经济核算的可能性。哈耶克也认为，只有竞争的市场经济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而计划经济是做不到的。即使假设计划局可以通过求解经济均衡方程来进行经济核算，但由于经济过程是经常变化的，再加上信息资料传输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求解出的方程往往是无效的。波兰经济学家兰格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兰格，1981)一书中认为，在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中央计划局可以模拟市场的机能，用试错法求解经济均衡方程，并确定物价，以解决资源配置、经济核算和计划预测等问题。由于从不均衡到均衡的时间更短，因此，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更具有优越性。
20世纪50年代，追随苏联的若干东欧国家针对计划体制的弊端，先后开始了以下放企业经营权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在一定范围内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东欧经济学也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而逐渐形成。波兰的布鲁斯、捷克斯洛伐克的锡克等人成为东欧经济学的旗手。东欧经济学分析范式主要有以下特点：在理论渊源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基本逻辑，坚持计划经济、公有制等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在经济哲学方面，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性与经济模式的多样性；在经济体制方面，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存在多种公有制形式，存在物质利益的差异性，强调向企业下放决策权及重视物质利益刺激的必要性，国家计划应反映价值规律的要求；在调节机制方面，提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相协调等思想；在方法论上，把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引入经济分析框架。
布鲁斯是东欧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布鲁斯认为，社会经济制度与经济模式是不同的，反映生产关系性质的社会经济制度可以有不同类型的经济运行机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可以根据不同层次的经济活动的决策方式来划分。经济决策可以分为中央级决策、企业级决策和家庭或个人级决策三个层次或三类，根据决策的不同情况，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可以分为军事共产主义模式、集权模式、分权模式和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四种类型。他认为，军事共产主义与斯大林时代的集权模式有关，决策权高度集中，企业完全依附于政府，经济缺乏效率，因此必须改革。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则由于决策权高度分散化，会出现经济紊乱，因此也不足取。分权模式是一种含有受控制的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只有中央级决策是集中的，而企业级和家庭、个人级决策都是分散化的。在分权模式中，市场机制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但它本身是“有调节的”而非“自由的”市场机制。这样一种分权模式既能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又能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性。因此，引入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的分权模式是一种比较正确的可供选择的模式(李乾亨和杨瑞龙，1987)。
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提出了与分权模式相类似的社会主义计划性市场经济模式。锡克区分了国民经济中的微观不平衡与宏观不平衡，微观不平衡是指在消费品生产和生产资料生产各部类内部，有些产品生产过剩，有些产品生产不足。宏观不平衡是指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之间的不协调，即生产资料的总供给和总需求、消费资料的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不协调引起的不平衡。在微观经济领域，社会主义依靠市场可以比依靠指令性计划更好地实现微观平衡；而在宏观经济领域，社会主义必须通过宏观收入分配计划来避免宏观的紊乱。这样既能保持经济运行的计划性，限制市场的自发性，克服宏观上的紊乱现象，又能使价格机制的作用得到充分自由的发挥，从而形成有效的社会主义计划性市场经济。锡克作为经济学家直接参与了20世纪6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经济改革计划的设计，其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思想在改革方案中得到体现，如以方向性计划取代指令性计划，给企业下放更大的生产和投资决策权，引入市场机制等。但最终在内部矛盾约束与外部力量干预下，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改革中道夭折。
东欧经济学对苏联的集权型计划经济模式提出了挑战，对我国早期的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我国当时的改革沿着把市场机制引入计划经济的逻辑展开，实施放权让利的改革。在基本制度上，坚持计划经济、公有制、按劳分配方式；在所有制结构上，坚持在公有制为主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鼓励个体经济的发展；在运行机制上，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把计划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减少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在市场调节上，不仅承认生活资料是商品，生产资料也是商品，减少国家定价权，实行价格双轨制，扩大自由定价比例，同时逐步开放要素市场，培养全国统一市场；在企业改革上，由放权让利逐步过渡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扩大国有企业的自主权；在分配体制上，鼓励物质利益刺激，打破平均主义的“大锅饭”，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
三、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随着市场取向改革深化而逐步流行
东欧经济学逻辑下的放权让利式改革尽管在解放思想、动摇传统计划体制的根基、启动市场取向改革等方面发挥了历史性的作用，但这样一种在保留计划经济体制基本框架下的改革，由于受制于传统体制的束缚，市场要素的发育非常艰难，而且新旧体制因素的内在冲突也导致了市场紊乱、行为失范、通货膨胀等弊端。党的十三大突破了东欧经济学对计划与市场的认识，提出了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的论断，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要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模式。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2001)。党的十四大进一步确认，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调节作用。
随着市场化改革目标的确立，经济理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无论是传统政治经济学还是东欧经济学，都把公有制与计划经济相联系，把私有制与市场经济相联系，从而在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之间画等号。如何在理论上证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是摆在经济学界的一个难题。撇开制度属性，解释市场经济下资源最优配置最成熟的理论体系无疑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因此，无论是高校的课程结构、经济学教材，还是经济学研究范式都出现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一枝独秀的格局。
西方主流经济学即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斯密，2012)中创立了流传至今的研究范式，该范式在经济人和稀缺性的假设下，研究稀缺资源在什么条件下能够实现最优配置。微观主体在面对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的决策时，都将涉及如何作出决策、如何相互交易和整体经济如何运行等问题，微观主体根据收益与成本的比较做出最优决策，从而形成了个体主义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该方法论假定每个参与交易的行为人都是在给定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如果经济人是完全理性的、信息是完全的、未来具有确定性和不存在外部性，那么尽管在市场经济中每个参与者从事经济活动的出发点是自利的，但在竞争中就会形成一种自然秩序，它就好像一只看不见的手，使得从自身效用最大化出发的个人选择最终将导致社会利益最大化。充分的市场竞争之所以能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是因为市场机制具有收入分配、传递信息、刺激效率等功能。
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逻辑，市场机制自动实现资源最优配置需要满足以下主要条件：其一，资源配置遵循产权规则。确立排他性产权不仅使交易者能在市场上展开公平的现货交易，而且可以与其他交易者缔结具有法律保障的契约关系，形成多样化的财货交换方式和财产转让方式，从而是市场机制有效协调微观决策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产权的明确界定是确保微观主体具备硬的预算约束，从而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其二，决策分散化。分散化的家庭和企业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在给定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根据对成本与收益的比较，独立地对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等问题作出判断和决策，并承担相应的经济后果。其三，自由和平等竞争。市场经济作为契约经济，所有从事市场交易的行为人的地位和机会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他们在机会均等、公平交易准则的约束下自由地参与市场竞争，这包括消费选择自由、开业自由、就业选择自由、交易自由，以及退出自由。其四，价格协调微观决策。一个自由价格体系对于市场机制功能的发挥至关重要。价格作为显示资源稀缺性程度的信号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它能自动协调微观决策。这里所说的价格具有广义性，它不仅包括产品价格，还包括利息、工资率等要素价格。其五，遵循按要素分配的原则。在市场经济中，各种要素所有者的收入由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决定，即劳动所有者获得工资收入，资本所有者获得利息收入，土地(房产)所有者获得租金收入。如果一个经济社会满足以上条件，那么尽管市场经济确实把行为人对个人经济利益的追求看成是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动力，并主张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构建激励机制，但市场经济鼓励人们合法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惩罚损人利己的行为，并努力形成一个通过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最终导致社会利益最大化的机制。
西方主流经济学让我们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对如何深化市场化改革有了若干有益的启示。第一，认识到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必须具备硬的预算约束的微观主体，只有市场主体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才能对市场供求变化作出灵敏及时的反应，市场机制才可能自动配置资源，为此必须通过产权关系明晰化来硬化市场主体的预算约束，这就必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与积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第二，认识到市场竞争对于发挥市场机制调节作用的重要性，为此就必须开放市场，包括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局部市场与全国统一市场，限制垄断，特别是行政性垄断，鼓励平等与自由竞争。第三，认识到形成一个自由价格体系对于健全市场机制的重要性。自由价格体系的核心是包括要素价格在内的商品价格既不能由厂商决定，否则就是垄断价格，也不应由政府决定，否则就是官定价格，而应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为此就必须深化价格体系包括要素价格体系的改革，让价格包括要素价格能灵敏及时反映市场供求的变化。第四，认识到在制定游戏规则或机制时要做到激励相容。也就是使自利的个人和人们之间的互利统一起来，使得每个人在追求其个人利益时，同时也达到了制度设计者所想要达到的目标(田国强，2018)。为此就必须深化分配体制改革，完善各类考核制度，健全公司治理结构，优化激励约束机制。第五，认识到市场不是万能的，由于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性、外部性、垄断等原因，市场可能会失灵，政府干预有助于弥补市场失灵。但过度的政府干预不仅会导致政府失灵，而且会损害市场机制。因此，把政府干预保持在适度范围之内非常重要。这样就既能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尽管理解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于我们如何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调节作用具有启示性，但由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照搬照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原理与结论是不可取的。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制度背景的特殊性。西方主流经济学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其制度基础是私有产权，而我国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显著特征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发展市场经济，其制度基础是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我们必须探索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融合的机制。其次，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西方主流经济学以成熟型且具有稳定性的资本主义经济为研究对象，而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之中，市场化、工业化、国际化、城镇化处于相互交织、不断深化之中，特别是市场经济正处于逐步发育完善之中，研究对象具有不稳定性。再次，经济性质的特殊性。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对应的经济体是完成工业化后的同质型经济，而我国是二元经济并存的非同质性经济，既有现代化的工业部门，也有传统的农业经济部门，大规模的农村剩余人口伴随着工业化进程不断向城市转移，其中面临的问题是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没有涉及的。最后，国家规模及文化背景的特殊性。我国是发展中大国，不仅幅员广阔、人口众多，更重要的是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包括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等。我国是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大国，几千年积淀下的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倡导的“仁”“义”“礼”“智”“信”、反对“过”与“不及”、崇尚“中庸”、崇尚和谐的文化内核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行为选择及价值判断，儒家文化的精髓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内含的价值观不完全相符。因此，中国坚定地走改革开放道路决定了我们应该借鉴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有用成分，而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不能把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条化。
四、中国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建
中国所开启的市场化道路并没有按照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推进，而是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道路，那就是在坚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中央政府主导改革开放的前提下，处理好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系，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的关系，增量推进与整体改革的关系，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建立统一、开放、精致、有序的市场体系，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起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来实现结构优化。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GDP增速长期居于高位，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人均GDP从几百美元上升到近万美元，外汇储备高居世界第一，在市场化、工业化、国际化与城市化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被称为“中国奇迹”。
“中国道路”创造了“中国奇迹”，但如何把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及成功经验理论化、一般化，把“中国故事”讲明白、让国外学者听明白，却并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原因是目前流行的两大经济理论体系都难以成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逻辑一致的理论分析框架。尽管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与传统政治经济学在假设条件、分析方法、逻辑体系上大相径庭，但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能否融合上结论是相似的，那就是两者之间存在根本的冲突。依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从经济人出发，运用个体主义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难以推导出我国在市场经济的构建中应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依据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难以推导出为什么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我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难点与重点问题都难以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或者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找到现成的答案，唯有进行理论创新，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才是解决难题的金钥匙。
构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意味着必须创立一套能全面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被经济学界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工具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这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时，到底是从经济人出发，还是从社会人出发，是采用个体主义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还是采用整体主义阶级利益分析方法，是遵循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价值观，还是遵循集体主义价值观，经济学界还存在争议。争议的核心就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共同富裕的分配原则与市场经济、以人民为中心与市场经济如何融合，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关系如何处理等，其关键问题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如何结合。尽管对以上问题的争论持续了几十年，但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圆满的答案。如何在理论探索中向真理逼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了更好地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既要坚持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要同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1)为此，本文提出，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时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当代化与中国化。从理论渊源与指导原则来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追本溯源，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指导之下取得的。有人以时代变迁为名，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过时了。其实不然。尽管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马克思，1975)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与今日有很大的不同，但我们都无法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当代意义。无论是为人类社会中的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整体主义的阶级利益分析方法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集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价值观，还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迄今都仍然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导原则。但是毋庸置疑，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与当代已经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及判断当作“教条”来照搬照抄，而应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及改革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2)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2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会议上的讲话。http://news.12371.cn/2015/11/24/ARTI1448356063206196.shtml。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下，在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内涵主要体现为“7个坚持”，即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稳中求进。
第二，以全方位开放的学术态度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构建既要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也需要吸收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有用成分以及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在内的世界上一切有价值的文明思想，试图以“闭门造车”的态度来构建体系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我们需要警惕经济学界存在“圈子”文化的端倪，“政经派”的“圈子”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经典学术逻辑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学术范畴、研究范式、逻辑体系，有意无意地排斥西方经济学的影响；“西方派”的“圈子”试图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逻辑框架下研究中国问题，热衷于模型构建、计量分析、实证检验，甚至把丰富多彩的经济学研究变成数学游戏。两个圈子基本互不交流、各说各话，这样一种相互封闭的状态实际上是不利于理论创新的。其实，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无论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与观点作为“教条”，还是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奉为“金科玉律”都是不足取的。事实上我们不可能仅仅在传统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更不可能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逻辑框架下找到解决我国改革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的答案。为此，我们需要保持开放的心态，摈弃门户之见，推动两个“圈子”打开“门窗”，开展对话，加强交流与合作。为此，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与教学的学者应努力熟悉与理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与逻辑体系，从事西方经济学研究与教学的学者要认真学习与领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真谛。同时，我国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我们需要从我国丰富的传统文化以及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中汲取有益的营养，丰富我们的理论创新。
第三，倡导直面现实的研究方法。一个经典的理论对于指导我们的实践是重要的，但无论是多么完美的理论，它们都是对过去实践的一种抽象化认识，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过去的研究对象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从这一意义上说所有的理论都是灰色的，只有生命之树常青。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实践所涌现出了很多疑难问题显然无法从现成的理论著作中找到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当已有的 理论难以回答实践中产生的难题时，不要简单怀疑我们正在进行的实践，让现实适应理论，而是应让理论服从现实，也就是根据变化了的实践及时进行理论创新，这就是直面现实的研究方法。直面现实式的研究并非是不要理论，而是从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特殊现象入手，通过对现象的深入剖析来检验现有的理论。如果现有的理论不足以回答所隐含的问题，那就需要我们反思理论本身，直至根据现实修正理论(杨瑞龙，2008)。直面现实就是要坚持问题导向的分析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了问题导向分析方法对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他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3)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518/c1024-28361421-2.html。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从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改革道路、开放道路与发展模式中概括与提炼出一般化的经济学理论对于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具有重大意义。因此，我们在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时，应发扬理论联系实际与实事求是的精神，倡导直面现实的研究方法。
第四，推进研究方法的现代化。在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时，既要避免膜拜数学模型，热衷于“伪实证”，规避经济现象后面的本质性问题，也要防范传统政治经济学流行的重演绎分析轻归纳分析、重规范分析轻实证分析、重定性分析轻计量分析、重观点的提出轻观点的证明的学风。为此，一方面要发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聚焦于在一定生产力条件下研究生产关系的优势，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以问题为导向，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另一方面在面对大数据时代，应积极推进经济研究的国际化，熟练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更加重视归纳分析、实证分析与计量分析，推进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现代化。事实上，当现有的理论不能解释我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时，我们不是以现有的理论来简单地判断对错，而是应根据我国改革和发展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对已有理论赖以创立的某些假定条件加以拓宽，或通过案例分析、计量分析等来检验该经济学理论的某些结论或基本理论体系，进而使这种经过修正和发展的经济学理论打上鲜明的中国烙印，能够从逻辑上讲明白“中国故事”，那么这样的研究成果就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有机成分。
第五，充分认识到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长期性与艰巨性。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时代的需要，也是时代赋予中国经济学者的历史使命。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是非常艰难的。首先是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正如前面所述，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创立一个全新的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尽管我们有了明确的方向，但具体改革路径具有不确定性，有些改革就有试错性质，特别是当改革进入深水区，会暴露出许多新问题、新矛盾，研究路径并非是单线条的，而是多线条的。其次是研究对象的不稳定性。不像西方主流经济学那样，其关注的是成熟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研究对象具有稳定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探讨的是全面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包括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乃至向后工业经济的转型、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农业为主的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研究对象具有不稳定性；最后是认识的局限性。一方面，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以及环境的复杂性，加大了不确定性与信息的不完全性；另一方面，人对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人不可能无所不知，从而不是完全理性，而是有限理性。基于以上因素，我们不可能一步到位构建出一个完善成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与逻辑结构。但这是不足为奇的。正如罗马城不是一天建起来一样，回顾经济学的发展史，西方主流经济学也不是一下子构建起来的，而是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成熟不断完善的。先是重商主义、重农学派兴起，才诞生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斯密，2012)，构建了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后马歇尔作为集大成者，基本完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的构建。尽管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初步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但离改革的目标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真正到达改革的彼岸，还要迈过长长的深水区，这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在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就能够完成一个成熟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构建。因此，我们与其是热衷于大体系的构建，热衷于大原则、大框架、大思路的研讨，倒不如花更多时间与精力投身于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大潮中，深入实际，感受民间的呼声，发现现实中的“真问题”，进而进行有的放矢的研究，得出能真正解决问题、乃至于有助于推进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研究成果。那么我相信这些点滴成果就像涓涓细流，慢慢会汇成小溪，最终会汇成江河，使得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内容日益丰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而逐步成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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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亚当·斯密，2012：《国富论》(严复译)，上海：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杨瑞龙，2008：《改革开放的实践推动了理论经济学的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5期。
EVOLUTION AND INNOVATION OF ECONOMIC RESEARCH PARADIGM IN THE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YANG Rui-Long
(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70 years ago, our country has gradually transited from the traditional planned economy system to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and the paradigm of economic research has also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Befor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line with the highly centralized planning system, paradigm of tradi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s research was the prevailing paradigm. In the early 1980s, with the promotion of decentralization reform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market mechanism, the paradigm of Eastern European economics research had a wide impact in China. In the 1990s, western mainstream economics research was popular with the deepening of market orientation reform. “China Road” creates “China Miracle”. The essence of the “China Road” i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decisive role of the market in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adhering to the basic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 Both tradi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western mainstream economics can hardly answer the difficult and key questions we have met in this unprecedented great social practice. It is inevitable to establish the socialist economic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should recognize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socialist economic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 long-term historical task. To this end, we should strive to achieve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ly, we should strive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and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economics. Secondly, we shoul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th an all-round and open academic attitude. Thirdly, we advocate a realistic approach of research. Fourth,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research methods. Fifthly, we should fully recognize the long-term and arduous nature of establishing the socialist economic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research paradigm; political economy; eastern European economics; western economics; socialist economic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杨瑞龙，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与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邮编：100872。本文是杨瑞龙主持的教育部“党的创新理论引领贯穿理论经济学知识体系研究”重大专项课题(19JZDZ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张雨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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