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乡村财务投入会吸引农民回流吗*
增加乡村财务投入会吸引农民回流吗*——基于CHIP据库村级数据的分析
马海涛 丁 树
[提 要] 增加乡村财务投入是否可以吸引农民回流？本文通过对CHIP数据库的分析回答了这一问题。本文发现：外出务工收入对乡村财务投入具有较强的替代效应，增加农村福利性财务投入不会吸引农民回流；增加生产性财务投入、提高农村生产率、帮助农民“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能够吸引农民回流。本文建议加大财政对农村“增收”扶持力度，帮助集体企业扩大再生产，融合一二三产业，拓展农民在农村的增收渠道，使农村恢复财政“造血”功能。
[关键词] 财务投入；农民增收；城乡差距；人口流动
一、引言
2018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以乡村振兴为目标，衍生出以下问题：政府是否应该增加乡村财务投入，吸引农民回到农村，从而实现乡村振兴？
回顾历史，经济收入是城乡人口流动的第一位驱动因素(李强，2003)。由于改革开放后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外出务工收入成为农村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外出务工有利于减少农村贫困率(张永丽和王博，2017)，继而中国出现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迁移的现象。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按城乡分，1982年我国乡村人口占比78.87%，2017年降低至41.48%，下降37.39个百分点。其中，中国前十位的城市集中了三分之一的流动人口，劳动力供给充足(段成荣等，2017)，流动人口为城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供应了充足的劳动力要素，直接推动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农村人口，尤其青年劳动力人口大规模流入城市，会引发农村各种问题。首先，劳动力流出对农村地区生产活动造成负面影响。由于我国农业机械化、规模化经营模式尚未成熟，大部分地区农业生产仍以劳动力密集型为主，导致务农成本高，农业生产效率低，务农收入远低于城市打工收入，这推动了劳动力外流。劳动力缺失导致耕地抛荒等严重问题，直接影响我国的粮食安全(赵子亮，2014)。其次，年轻劳动力迁出，导致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成为我国公共服务领域的重大问题。虽然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从空间上扩展了家庭经济产出范围，使家庭增收，但增加了家庭养老资源的不确定性，家庭内部老人与子女间的代际支付并不能完全保障“老有所养”，依靠子女转移支付的老人在维持晚年生计上面临困境(宋璐和李树茁，2017)。另外，距离较远、交通成本和时间成本高昂，削弱了照料农村老人的便利度，农村老年人从子女获得的精神慰藉满足也会因劳动力外流获得负向影响(刘成斌和高翔，2018)。最后，农村生产力未能得到提高改善。如果劳动力移民在城市获取收入后，汇回农村的汇款不能在乡村形成资本去促进生产，则农村地区的生产活动将进一步弱化。已有研究指出，农民工汇款主要用于赡养父母和抚养子女、负担子女以及兄妹学费，并非用于农业投资(李强等，2008)。
围绕以上问题，是否应该增加乡村财务投入，吸引农民回流，实现乡村振兴？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视角看，增加乡村财务投入，尤其是面向农民及其子女增加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福利性财务投入，确实能提高农民个人效用。但从经济学理性人视角看，问题关键点在于增加乡村财务投入能否缩小城乡二元体系下农民外出和留守的效用差距，包括经济收入、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各类城乡差异所导致的个人效用差距。有限的乡村财务资源，应该用于增收还是用于社会保障或医疗教育，对于乡村振兴非常重要。本文使用实证分析方法尝试进行解答，结果发现，由于外出务工所能获取的收入相对乡村财务投入对农民流动影响更大，对乡村财务投入具有很强的替代效应，因此一般情况下，增加财务投入，尤其是福利性投入，不会吸引农民回流；但增加帮助农民“增收”的财务投入，可降低城市高收入的替代效应，增加吸引农民回流的效果。帮扶农民“增收”，应是乡村财务投入的着力点。
回顾党的十九大报告，乡村振兴战略各项措施的最终落脚点是“拓宽增收渠道”，也应是乡村财务投入的最终落脚点。农民“增收”，是优化乡村治理，构建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有效方法。财务投入围绕农民“增收”持续着力，可以缩小收入差距所带来的效用差异，也可以提高农业生产力，部分解决农村养老问题，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过去以废除农业税为标志的农村税费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在一定时期内刺激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但随着时间流逝，税费改革的政策效应逐渐消减，因此，增加乡村财务投入推动农村生产力进步，或许能接续刺激农村生产积极性。最后，乡村财务资源用于帮助农民“增收”，在经济增速放缓、流动人口失业问题显现的宏观环境下(杨凡等，2018)，可以巩固农村农业作为农民被迫返乡的“缓冲垫”作用。
二、文献回顾
(一)人口流动视角下的外部干预
人口的流动和迁徙一直是发展经济学重点研究的对象。从推拉模型、刘易斯模型，到托达罗模型，都围绕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进行模型分析。乡村财务投入作为人口流迁的外部干预，随人口理论的完善逐步被纳入研究范畴。
早期的推拉模型、刘易斯模型为人口流动提供了形象化解释，这些模型围绕生活条件差异、农业和工业部门的报酬率差异研究人口流迁。Bogue(1959)在前人基础上对推拉理论进行了系统阐述，指出人口流动目标在于改善生活条件。原住地不利的生活条件成为人口迁出的“推力”，而流入地有利于改善生活的条件成为人口迁入的“拉力”。在“理性人”假设和信息完全情况下，人们会根据推力、拉力进行迁徙，实现利益最大化。推拉模型为人口流动提供了形象的力学解释。李强(2003)基于推拉理论就中国城乡流动调研发现，经济因素驱动了中国农民大规模外出，他指出推拉力方面，中国与国际不同的是户籍制度。
Lewis(1954)以发展中国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为基础，设定农村剩余劳动力前提，描述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动态关系。由于资本家累积资本投入工业部门，因此城市工业部门得以扩大，吸收了大量的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该过程直至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为止。刘易斯模型确立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剩余劳动力条件，为人口流动理论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基础。Ranis & Fei(1961)提出“拉尼斯-费模型”，该模型对比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和农业平均固定收入，考察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城乡流动，提出只有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才会在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迁移过程中避免农业总产出的减少。
结合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失业状态下的人口流动现实状况，Harris & Todaro(1970)提出，由于城市制造业存在失业，因此均衡状态下，农村迁移到城市的劳动力预期实际工资等于在农村务农的实际工资(农民进城被工业部门雇用属于概率事件)，在此均衡条件下，在固定人口基数上进行模型分析，建立哈里斯—托达罗模型(简称托达罗模型)。托达罗模型指出，城市最低工资标准会导致制造业失业率提高，而发展农村经济、降低城市制造业和农村农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可以降低城市失业率。Fields(2005)在托达罗模型基础上，分析了扩大城市就业、传统部门进步、城市限薪三种政策导致的福利变化，认为传统部门进步(即提高农业生产率)确实在所有维度上能获得较好结果。
之前提到，中国国情下人口流迁的推拉力与其他国家存在差异，托达罗模型应用于中国也相应得以改进。特别是中国户籍制度(农村户籍与土地挂钩)引致的制度红利问题，钟水映和李春香(2015)指出，长期内，有流动经历的人口在决定家庭是否迁移时(即完全退出农村)，会将制度净收益包含在考虑范围内；户籍制度改革和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会影响托达罗模型下的人口流迁决策。户籍制度又与土地等集体自然资源密切相关，黄敦平(2016)使用CFPS数据发现，人均经营土地面积增加1单位，家庭有成员外出务工概率增加0.7%，自然资本的增加会促使农村劳动力外流。盛亦男(2016)以家庭为单位，基于托达罗模型构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流动人口家庭决策模型，发现处于不同生命周期、不同家庭结构下的外出人数和迁居决定有差异，但迁居的社会成本一直由家庭承担，会带来社会问题，需要公共政策部分负担，保证中国家庭的功能稳定。周天勇和胡锋(2007)将城市制造业分为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将托达罗模型的二部门切分为三部门，发现提高农业生产率、发展农业会导致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劳动力迁出；与托达罗模型不同的是，三部门模型下发展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岗位不会导致城市更为严重的失业，这点与Fields(2005)的结论一致。
由人口理论模型和基于中国国情的人口学研究可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可以避免农业总产出减少，降低城市失业率，这为本文研究的乡村财务投入着力点提供了思路，即乡村财务投入作为政府外部干预，其作用点应该聚焦于农村生产率低下所导致的城乡收入差异，将乡村财务投入用于农民增产增收或许是一种有效率的政府干预方法。
公共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作为外部干预对人口流迁的影响较大，部分国内学者从城市公共服务视角分析了农民工流动和市民化意愿。翟振武等(2015)使用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数据发现，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中，子女就学服务会显著促进人口流入。王晓峰和温馨(2017)基于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发现，在流入地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享受公共医疗服务，能显著提高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公共服务方面的研究集中于城市视角，研究公共服务作为流入地“拉力”的效果，但乡村视角的研究仍然较少。
(二)财政视角的乡村财务问题
另一视角是乡村治理的财政收支问题，以2006年农业税废除为代表性事件，基层财务出现收入缺口，财务困境逐步显现，围绕农村财务问题的研究贯穿整个农村税费改革历史。
首先，农村税费改革暴露了乡村财务困境，导致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马海涛(2006)指出，21世纪初的税费改革提供了一种机制，让已经存在的基层财政缺口问题充分暴露。由此，基层财政面临收支缺口，有限财务资源倾向投入到可以产生税收和收入的项目，压缩福利性财政支出(余靖雯等，2018)。党国英(2005)认为，税费改革后，乡村公共品的供应必须依靠乡村社会内部的非货币化制度安排，乡村社会的高度自治是一种解决方案。针对农业税废除之后公共产品如何供给，何菊芳(2005)认为，为确保农村治理，应增加省级以下政府的分享税种，扩大县乡政府的分享比例。财政学视角下，早期学者重点关注农村税费改革后的农村公共服务困境和解决方案。也就是说，农村税费改革后，基层公共服务无法从农村第一产业获取财政资金来源，很可能转为依靠上级财政转移支付和集体经济收入。
近年来，中央加大了对农村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财务收入来源不充分问题得到部分解决，但上级转移支付增加后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出现了不平衡问题。城市方面，匡远配和周凌(2017)指出，在财政分权下，流入地政府分摊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能力降低，农民工在城市获得的基本公共服务很少，阻碍了农民市民化进程。农村方面，成前等(2017)分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数据库的微观个体数据发现，医疗卫生支出、文化体育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满意度的作用并不明显。在上级转移支付使用问题上，田勇等(2019)认为公共转移支付通过促进农业生产、增加产出的方式，可以增强减贫效果。近期国内研究从数据上大多以微观个体为对象研究转移支付的不平衡问题，较少研究村级的财务投入问题。
综合以上文献可知，人口理论领域的推拉模型、刘易斯模型、托达罗模型及后期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拓展研究，理论上已指出提高农村生产率是一种有效的政府干预措施。近年来财政学视角下的上级转移支付不平衡效果的问题也得到学界关注，但围绕村级财务数据的研究较少。发展经济离不开人，乡村发展好坏关键在人，因此从乡村财务投入角度，以村为单位研究各类财务投入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很有必要。
三、实证分析
(一)实证说明
通过推拉模型可知，影响乡村人口流动的作用力有两个，一是外出务工的吸引力(城市的“拉力”)，务工收入增进农民家庭效用，吸引农民流入城市；另一个是乡村财务投入的吸引力(农村的“拉力”)。财务投入可以增加乡村公共服务，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增加收入，增进农民效用，吸引农民回流到农村。乡村财务投入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帮助集体经济扩大再生产、建设乡村基础设施的财务投入，称为生产性投入，另一类是农民的教育、卫生医疗等投入，称为福利性投入(尹恒和朱虹，2011)。
(二)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使用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CHIP数据库2007年、2008年两年数据，分析各项乡村财务投入对农村人口变动的影响。
CHIP数据库的乡村财务投入大致分为7项：(1)用于集体经营扩大再生产服务支出；(2)为农户提供生产服务支出；(3)教育事业支出；(4)医疗卫生事业支出；(5)公路维修和灌溉排水事业支出；(6)其他有关农民的公共服务支出；(7)行政支出，如村干部工资补贴、其他行政支出等。
以上财务投入，通过以下机制影响农民效用：
(1)促进生产。村级行政单位为当地农民提供生产服务，比如家畜疫苗、机耕服务、防虫治害等，这类归属于生产性投入。从机制上分析，当一个村组织在生产服务上投入资金，能帮助农民减少务农成本，降低务农风险，增加务农的收益率，帮助农民增收，提高农民效用，进而影响人口流动。
(2)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医疗卫生、其他公共服务。这部分主要是村级学校、卫生所等机构为农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部分地区有养老等其他公共服务。这部分可以直接提高农民生活在农村的个人效用，影响人口流动。
(3)与农民生产、生活都相关的投入，比如公路维修支出、灌溉排水支出。公路建设可以增加农村交通便利，农业生产方面可以提高农产品和生产要素流动效率；生活方面可以增加出行的便利度，与农民生产生活两方面都相关。
(三)内生性问题和工具变量
直观分析，乡村财务投入是否吸引农民回流，应验证以下机制A(见图1)：
图1 简单的机制作用
A机制对应方程如下：
ln_populationit=β×r_agricultureit
+γ×r_lingongit+μXit
+θpostt+αt+εit
(1)
式中，ln_populationit为第t年第i个村的人口数对数；r_agricultureit为第t年第i个村农业再生产服务投入占村财务投入比率。实证过程中，本文将使用各项财务投入分别回归，具体是集体经营再生产支出、为农户提供生产服务支出、民生支出、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村行政费用支出。民生支出即为福利性投入。除民生支出和行政费用支出外，其余三项(集体经营再生产支出、生产服务支出、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均为生产性投入。r_lingongit为在周边城镇打1年临工能赚取的收入与该村务农人均收入的比值，用于衡量城乡收入差距。(1)CHIP住户数据统计得出，农民1年平均工作时间为272天，每天打临工收入约为20元～120元不等。Xit为控制变量，包含整村种地收入对数、劳动力净流出人数占人口数比例、村农业劳动力占比、村耕地面积。其中，整村种地收入对数衡量村整体经济发展水平；(2) CHIP村级数据未统计非农产业产值。劳动力净流出人数占人口数比例、劳动力占总人口比例两个指标衡量这个村人口结构特征；村耕地面积衡量了这个村潜在能承受的人口数量和经济发展潜力。αt为时间固定效应。
本文关键系数为β，衡量5类乡村财务投入对人口是否有影响。
从解释变量看，财务资金的使用一般以村支书、村主任为决策主体，部分乡村可能组织村代表大会进行商议投票，但单个村民对于村财务支出结构的影响非常小，财务支出通常要满足上级行政指令，结合村长和村支书个人经验判断，综合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时间紧迫性等因素决定支出结构。支出结构确定后，将直接影响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直接影响村民个人效用。例如，缺少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将驱使村民外流(流出地推力)。从以上分析可知，财务支出结构对村人口数量而言为外生变量。
另一项重要的解释变量是周边城镇打临工的工资，相对人口数量也是外生变量。该解释变量由当地的劳动力供需情况决定。从劳动力供需角度看，一个城镇往往被多个村庄包围，一个村的人口流动很难影响城镇的劳动力供给多寡；从劳动力需求角度看，城镇需要的劳动力数量由其工业化进程和工业项目大小多寡决定。因此，周边城镇务工的工资相对一个村的人口数量来说是外生的。
但从更宏观角度来看，村人口数量在整体趋势上与财务支出结构相关，方程存在内生性问题。通常来说，人口数量会影响村级财务支出总量，一般不会影响在各事项上投入的结构比率。但突破微观视角，从全国宏观角度看，经济发达地区的村人口数量较不发达地区要多，这些地区的集体企业和外来企业的财务贡献可以替代村集体财务投入，尤其是生产性投入，如贡献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集体企业留存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向村民提供农业技术支持等，导致人口多的村出现生产性投入占比小、福利性投入占比大的问题，因此方程存在内生性。例如人口多的珠三角沿海省份，乡村财务投入中，医疗教育养老等事项投入占比大，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大部分由租用村集体土地的企业或者村集体自己的企业承担，生产性投入反而在村财务支出中占比较小。
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解决该内生性问题。人口数量多影响村财务支出结构，这点由经济发达程度决定。经济发达地区乡村所具备特征是上级转移支付少。本文参考Chen(2017)的文章，将转移支付收入占全部财务收入比率作为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工具变量法(2SLS)分析机制A。
图1中，机制A存在内生性问题。但我们知道，财务投入的资金来源于财务收入。收入往往由几大部分组成：上级转移支付、村集体企业财务支持(CHIP问卷为“村组统一经营收入(包括集体企业上缴)”)、其他企业财务支持、村“一事一议”费用等。从这几项收入构成看，转移支付比率会影响乡村财务支出结构，满足工具变量对解释变量的内生性要求。首先，专项转移支付有专门用途，村级行政人员在接收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后，往往只能用于上级政府指定用途，直接影响村财务支出构成。其次，一般转移支付也会影响财务支出结构，例如经济不发达地区，接收上级转移支付后优先保障基层行政运转，再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民生等财务支出。因此转移支付能影响村级财务支出结构。
转移支付不会影响一个村的人口流动，满足对被解释变量的外生性要求。首先，与村内其他财务支出类似，村民获取上级转移支付信息的渠道受限，转移支付信息很难直接影响村民迁移选择。其次，转移支付需要转换为财务支出才能对村民的效用产生影响，影响村民人口流动。因此，通过引入转移支付对财务投入的机制B，可以剔除治理投入与人口数量的部分内生性缺陷(即人口数量影响财务支出结构)(见图2)。
图2 工具变量的选取
上级转移支付作为工具变量，仅能通过解释变量“财务支出结构”影响被解释变量，符合工具变量要求。本文将各村获得的上级转移支付收入比率作为工具变量(IV)进行2SLS回归。
(四)统计性描述
从CHIP数据库2007年、2008年两年数据可知(见表1)，乡村财务投入主要用在行政(45%)上，侧面反映乡村财务支出主要用于保证农村行政人员稳定，维系基层村组织正常运营。剩余财务投入大部分用于修路灌溉(25%)等可看见的、见效快的显示性公共物品(吕冰洋，2018)。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资料来源：根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CHIP数据库整理计算得到。
另外从描述性统计发现，虽然2006年废除农业税，但在2007年和2008年，提留、征费等还是存在。CHIP数据库显示，2007年提留加征费，每村平均为2.75万元，到了2008年，增长到3.94万元，增长43%。这部分资金直接从农民征收，说明农业税废除后，虽然没有农业税“上缴”，但提留、费用仍然以其他形式征收。农业税作为正税虽然被废除，导致税费计算基准消失，但提留统筹费用换成另外一些方式，比如各类罚款、灌溉用水收费、耕机服务收费、农业生产用电收费、村小学收取的学杂费等，仍然向农民征收。
上级转移支付方面，其占财务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平均每个村的财务收入是54.55万元，其中上级转移支付为11.35万元，占比约20.80%，说明村级财务对上级政府的依赖性越来越大。
(五)实证结果
使用上级转移支付比率作为工具变量，分别就各项投入对村人口数对数进行2SLS回归，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3) 由于篇幅原因，本文省略第一步回归结果，如有需要，可向笔者索取。
表2 2SLS回归的实证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在生产性投入方面，生产服务投入、经营再生产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这些解释变量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增加生产性财务投入，能够吸引农民回流。在福利性投入方面，由教育、医疗、其他公共服务加总组成，对人口的回归结果并不显著，说明财务投入中增加福利性投入比重不一定会吸引人口回流。在行政投入方面，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增加干部工资、补贴、招待费等行政投入，不会吸引农民回流，反而造成人口外流。
以上对各类财务投入进行分类分析表明，增加福利性财务投入不会吸引农民回流。但乡村财务投入重点放在促进“增收”等措施上，提高生产性投入占比，如服务农业生产、建设基础设施、扩大村集体企业再生产等，可以吸引农民回流。另外，行政投入占比扩大将显著减少乡村人口。
(六)稳健性检验
接下来进行稳健性检验。由于财务投入中，福利性投入(民生投入)由教育、医疗、其他公共服务三项加总而来，有可能因口径原因，其中某项对乡村人口有显著影响。本文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各项福利性投入分别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分项进行回归结果均显示医疗、教育、其他公共服务投入对人口影响不显著，该结果与本文结论一致。
表3 分项稳健性检验
方法上，继续使用有限信息最大似然法(LIML)方法进行估计，得到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各项投入系数与2SLS估计方法均一致。LIMI方法估计的系数与2SLS方法一致，侧面反映不存在弱工具变量。使用异方差情况下更有效率的广义矩估计(GMM)方法进行检验，各项投入的系数仍与2SLS完全一致(见表5)。
表4 LIML检验结果
表5 GMM检验结果
稳健性检验结果均与本文原结论一致：增加福利性民生性财务投入，不一定吸引农民回流。但生产性财务投入可以吸引农民回流。
此外，在回归模型中加入遭受自然灾害虚拟变量，结果仍然稳健。为进一步衡量村级经济发展水平所导致的影响，模型中还加入人均农业纯收入进行回归分析，均得到一致结论。(4) 因篇幅原因未列示，如有需要，可向笔者索取。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CHIP数据库村一级的人口和财务投入等数据，有力地验证了乡村财务投入能否吸引农民回流。与托达罗模型和近年对农村微观个体行为的研究结论一致，由于外出务工收入对乡村财务投入具有较强的替代效应，增加农村福利性财务投入，不会吸引农民回流。增加生产性财务投入，提高农村生产率，帮助农民“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能够吸引农民回流。本文的政策建议是：
1. 坚持贯彻十九大提出的“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将财务资源用于增加农民收入的各项举措，例如扩大村集体企业再生产，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服务村民农业生产等，提高农村生产力，缩小务工与务农收入差距。
2. 具体路径上，在农村加快 “一二三产业融合”，依托土地和农业资源优势，加快村集体企业发展，适当减轻乡村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税负。
3. 加快农村产业升级，恢复农村财政“造血”功能，避免再走提留、统筹、收费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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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ULD THE FINANCIAL INPUT ATTRACT THE FARMERS BACK TO VILLAGE——Analysis Based on CHIP Database
MA Hai-tao DING Shu
(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As attracted by 2nd & 3rd industries, more and more farmers are leaving the villages. Giving more fiscal supports, will it attract them back to villages? This paper applies the econometric analysis to get the conclusion as follows. Because of the higher salary in big cities, the additional fiscal input has less effect to attract them back. It is better to distribute the input in raising farmers’ income than to distribute input to improve the living condition, and we should to think the problem from the angle of “better income”.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develop rural 2nd and 3rd industries to promote the farmers get better income while living in village.
Key words: fiscal input; substitution effect; population flow
马海涛，中央财经大学，邮政编码：100081，电子信箱：mahaitao0511@163.com；丁树(通讯作者)，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电子信箱：896765149@qq.com。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责任编辑：张雨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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