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支出扩张
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支出扩张*——基于异质性与空间外溢视角的分析
赵永辉 付文林 束 磊
[提 要] 本文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地方政府在转移资金分配中的策略竞争行为，从新的视角对地方财政支出扩张进行解读。研究发现转移支付的“粘蝇纸效应”受到地区间竞争的制约，一般性转移支付对地区间竞争存在显著制约，但专项转移支付的影响不明显；地方政府的竞争，不仅“患寡”，也“患不均”。要完善转移资金的使用效率，须考虑转移支付实施的结构差别，尤其应注意转移资金分配的非均衡效应对地方政府扩张的差异化激励。
[关键词] 转移支付；辖区间竞争；粘蝇纸效应；空间计量
一、引言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政府通过重新划分税种的形式上收财权，使财政收入集权不断强化，中央财政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93年22.0%上升到2013年46.7%，有力保障了中央宏观调控职能的发挥。与财政收入集权相比，中央政府在事权划分及支出责任安排方面则不断下移，这在增强地方政府建设积极性的同时，也导致地方财政压力不断增大，财政缺口由1993年的1.84%扩大为2013年的-42.4%。[注]地方本级财政收入和支出数据(决算口径)均来自2014年《中国财政年鉴》，财政收支缺口计算标准为：(本级财政收入-本级财政支出)/本级财政支出。该指标大于0表示地方政府财力充裕(即收能抵支并有剩余)，比重越大，表示收支相抵之后盈余越多；小于0意为收不抵支，指数越低，代表该地区本级财政收支压力越大，资金缺口越严重。面对地方政府的收支困局，中央政府通过大规模转移支付来协调税权集中与事权下放的矛盾。以2015年为例，中央本级财政收入6.9万亿元，其中约5.5万亿元以转移支付的形式直接分配给了地方，占当年地方财政收入比重高达66%。与转移支付的连年大幅增长相对应，地方财政支出规模在这一时期也呈显著扩张之势。[注]在分税制改革初期，受限于中央财力不足，1994年转移支付总额仅为590亿元(李萍等，2010)。随着中央财力不断增强，中央政府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也不断增大，2015年中央转移支付总额高达55 181亿元，1994—2015年的22年间，中央转移支付年均增幅高达22.9%。1994—2013年，我国省级地方财政支出比率(财政支出/GDP)平均由9.9%上升到23.7%，规模膨胀一倍有余。这一时期的地方政府财政扩张与转移支付的高增长特征极其吻合，许多学者开始关注政府规模膨胀背后的制度动因(方红生和张军，2009)，进而引发学界关于转移支付导致政府扩张的“粘蝇纸效应”的讨论(范子英和张军，2010；毛捷等，2015)。
针对转移支付的财政激励效果，早期分权理论认为，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安排是外生给定的，主要用于矫正外部性、弥补公共服务供给成本及减少由分权导致的低效率等(Oates，1972)，因此与地方税收类似，中央对地方的财政拨款将同等增加地方公共支出。随着研究深入，后续学者发现转移支付与税收对地方公共支出增长的激励截然不同，相比本地税收，联邦政府的转移资金增长会促使地方政府更多地增加公共开支(Hines & Thaler，1995)；同时转移支付的影响也不外生，它会不同程度地改变受援地区的预算约束，预算约束改变则使当地政府有可能调整收支决策进以实现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最大化(Weingast，2009)。Litvack et al.(1998)指出，相比本地筹集税收，转移支付的公共池(common pool)属性使地方政府有激励向中央争取更多转移资金(Knight，2004)。范子英和李欣(2014)也发现，转移支付尤其专项转移资金在分配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地域政治关联。可见，转移支付分配已成为影响地方财政决策所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已有研究证实，在财政竞争背景下政府间转移支付会诱发普遍的地方政府策略行为和机会主义，并且这一特征在控制了“粘蝇纸效应”的影响之后仍然成立。这也说明，在既定的财政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针对转移支付的策略行为和机会主义做法已经深刻影响到了转移支付的资金分配(汪冲，2015)。当其影响内生时，就需重新界定其对地方财政行为的激励效应。
另一方面，在财政分权体制下，转移支付作为协调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安排，其本身即可能是引发政府间竞争的重要推手(李永友，2015)。贾俊雪等(2010)通过构造转移支付的空间矩阵，借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转移支付对政府间支出竞争的影响，但其研究仅验证了转移支付作为一种矩阵因素对调节政府间竞争的间接作用，而没有把转移支付作为载体进行单独考察，也没有就其资金分配机制如何影响地方财政扩张动机给予直观系统的解释。考虑到转移支付在我国分权化财政体制中的重要作用，这使我们有必要在一个充分考虑辖区间竞争和政府间财政关系治理的框架内，系统考察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支出扩张的作用机制。对照我国财政体制运行现状，本文关注的是，当把转移支付实施纳入分权化财政竞争的实践中，转移资金分配是否会造成对不同地方政府扩张的差别激励？从地方的角度看，在转移支付总量既定的条件下，转移支付分配的非均衡政策导向使得地区之间受援转移支付的资金出现“此消彼长”，进而其对地方财政收支决策施加的激励和约束也各不相同(Weingast，2009)。依据Moisio(2002)的观点，相比转移资金分配较少的地区，获取更多转移支付援助的地区政府倾向有更大的财政支出激励，由此可知转移支付对不同地区的财政支出行为存在着空间上的差别激励。如果差别存在，它将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的竞争策略选择？对这一问题的判定，既关系到中国财政分权实施的绩效，也关系到地方政府治理行为的优化与改进，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以中央对地方巨额转移支付为研究切入，本文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实证考察竞争背景下转移支付分配对地方财政支出扩张的空间差异化激励。结果显示，转移支付的“粘蝇纸效应”受到辖区间竞争的制约，竞争性地区获得更多转移支付会抑制本地政府的扩张动机；针对一般性转移支付分配的竞争对支出扩张的制约更大，专项转移支付的影响不明显。不仅如此，地区间关于转移资金分配的竞争还存在非对称效应，不同地区争夺转移资金援助时不仅“患寡”，也“患不均”。本文研究创新体现在考察转移支付的“粘蝇纸效应”时，既考虑转移支付对本地公共支出的财政激励效应，也考虑其对竞争性地区公共支出决策的空间外溢效应。当把地区异质性特征及竞争主体的空间外溢影响考虑进来后，“粘蝇纸效应”要受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矫正传统研究高估转移支付激励效应的偏差。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述评；第三部分阐述理论机制，提出待验假说；第四部分为研究设计，包括方程设定、空间矩阵构建及描述性统计；第五部分为实证结果及分析；第六部分为稳健性检验；第七部分为结论。
二、文献述评
地方政府规模在长期中呈扩张趋势并不为中国独有。事实上，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出于应对工业化集聚和公共服务外部性的考虑，以及民众对社会福利不断增加的要求，地方政府的规模一直处于上升态势。对地方政府的规模扩张，已有学者主要从中国式财政分权和“粘蝇纸效应”等视角进行解释(王永钦等，2007；Hines & Thales，1995；范子英和张军，2010；付文林和沈坤荣，2012)。Oates(1999)指出，由于转移支付资金具有替代地方征税收入的无成本特征，相比税收，转移支付能带动地方公共支出增长的幅度更大。李永友和沈玉平(2009)、付文林和沈坤荣(2012)的研究也证实转移支付存在显著的“粘蝇纸效应”，是导致地方政府规模扩张的重要因素。
对“粘蝇纸效应”的形成机制和内在机理，学界从理论层面进行解释的文献较多。概括起来，大致可归为以下几类：一是“财政幻觉”假说。认为转移支付会产生“价格效应”，并降低居民对受援地区政府供给公共品的价格预期，进而导致地方公共部门规模比财政独立情况下更大(Turnbull，1998)。二是垄断性政府假说。该理论认为无论在何种体制下，地方政府依据自利动机均有预算最大化的激励，当转移支付分配具有不确定性而减税的成本又过高时，地方政府会把转移支付更多用于公共支出，从而使预算加速膨胀(Fossett，1990)。三是压力集团学说。Dougan & Kenyon(1988)指出，在民主政体下，地方公共支出决策会受到能左右选举结果的压力集团的影响，压力集团或其代理人往往迫使地方政府将转移支付用于增加有利于该集团的支出项目上(Gamkhar & Oates，1996)。四是税收成本假说。该理论认为政府征收具有扭曲性的税收会提高为公共支出筹资的边际成本，而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可以降低并减少征税的效率损失，进而提升地方公共支出水平(Ferede & Dahlby,2012)。
此外，还有学者提出“弱化竞争说”。该理论提出，在对税率设置具备自由裁量权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会通过降低税率来吸引资本和劳动力流入，从而进行税率的竞争(Oates，1999)。转移支付替代地方征税的无成本特征可以弱化这一倾向，但也会加重地方政府对转移支付的依赖，促使地方政府提高财政支出力度，进而倒逼中央政府增加转移支付援助(Rajan & Subramnian，2011)。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提升明显，地方政府规模扩张与转移支付大规模增长为解释“粘蝇纸效应”提供了现实基础。同时，中国的预算制度和政治体制显著异于西方，这使得运用上述理论解释中国财政实践的适用性存疑。如毛捷等(2015)研究指出，考虑中国自上而下的分权实际，“财政幻觉”和压力集团假说很难解释转移支付在中国如何产生“粘蝇纸效应”；同时由于地方政府不能自行决定本级预算安排(杨灿明和王金秀，2010)，使得垄断性政府假说的解释效力有所折扣。毛捷等(2015)从税收成本假说出发，基于中国县级数据实证检验了转移支付的“粘蝇纸效应”，并指出“价格效应”是转移支付促使地方政府支出较快增长的关键因素，这进一步印证了Dahlby(2011)的结论。
上述研究从多维视角为理解中国地方政府的规模膨胀提供了依据。不过，既有研究仍有不尽完善之处。第一，考察转移支付的影响须嵌入地区政府间竞争的现实影响，进而才能为解释地方政府的支出动机提供更全面真实的理解。第二，转移支付本身即是调节、规范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机制，也是中国分权式财政管理体制的重要表现(王永钦等，2007)，其对预算约束的调节效果如何，尚有待实证检验支撑。第三，国外学者针对“粘蝇纸效应”的作用机制提出了“弱化竞争说”，但这一理论是否符合中国实践，也有待进一步的验证。基于此，本文拟结合我国财政管理实践，在转移支付分配中加入辖区竞争的影响，以系统考察转移支付对地区间财政竞争动机和行为的作用，为全面理解把握转移支付影响地方政府规模扩张的机制路径进行有益探索。
三、理论机制分析
本节通过一个简单的流动性资本竞争模型展开转移支付影响地区间支出竞争的理论分析。为简化分析(不失一般性)，考虑两个地区，本地区i及相邻地区-i。地方政府的筹资通过本地税收实现，不足之处借助转移支付弥补。产出函数符合C-D函数特征，不考虑资本折旧，把两地区人口标准化为1，则i地区产出可表示为：其中，Ai表示i地区发展的技术禀赋，Ki表示i地区资本存量，a为资本产出弹性，0<a<1，Pi为财政支出。假定地方政府的目标是通过促进经济增长赢得“GDP锦标竞赛”(周黎安，2004；2007；Li&Zhou,2005)，则i地区政府的效用函数可简单表示为：
(1)
政府通过本地税收Ti和转移支付TRi为财政支出筹资。假设一定时期内转移支付总额固定，有TRi+TR-i=TR。则i地区预算约束可表示为：
TRi+Ti=Pi
(2)
假定地区间公共支出投资可以相互影响，如铁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张学良，2012)，令θ代表生产性公共支出的外溢效应(0≤θ<1)，则目标函数可修正为：
(3)
在市场经济下，流动性资本跨区域配置适用Wildasin(2000)描述的资本竞争模型。不考虑资本积累，设两地区资本总量为K，有K=Ki+K-i。遵从流动性约束，当资本配置均衡时，有两地区资本回报率相等，即：
(4)
据此求得i地区均衡时的资本存量为：
(5)
从式(5)易知，并有即地区资本存量的多寡与本地区生产性公共支出正相关，而与竞争性地区公共支出负相关。地区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尤其是生产性公共支出)可以吸引更多的资本，进而提高本地区经济产出。
考虑i地区政府的最优财政支出决策：
在约束条件下对目标函数求一阶条件，有：
(6)
整理式(6)，有
成立。
进一步化简整理，可得：
(7)
又知0<a<1，0≤θ<1，所以有aθ-1<0，1-a>0，从而即邻近地区转移支付增长与本地区财政支出扩张存在负向关联。再考虑到TRi+TR-i=TR，则易知：成立。转移支付资金的增加显著促进地区财政支出规模的增长，从而再次印证了转移支付的“粘蝇纸效应”的存在性。据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待验假说：
假说1 转移支付分配对地区间公共支出竞争存在显著影响，竞争性地区转移支付增加，会抑制本地区政府的扩张动机。
对假说1进行拓展。分税制实施以来，我国转移支付制度在形式、内容和结构上经历多次调整。目前财政转移支付体系主要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分配主要遵循标准财力缺口的原则实施，用于平衡地区财力、弥补收支缺口及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专项转移支付则与发展直接相关，通常是为顺利实现中央政府特定的社会、经济改革目标而设(李萍等，2010)，其资金使用功能定位更集中。两者相比，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通常不规定具体用途，遵照均衡地域发展和弥补公共服务供给差距初衷，中央政府对一般性转移资金的使用和管理约束相对较少，地方政府对该项援助的支配使用相对自由。相比之下，专项转移资金更强调专款专用，其资金用途和流向相对受限，并往往需要地方给予一定比例配套。不仅如此，专项转移支付在资金使用的审核、验估及批复方面受上级政府或职能部委干预较多(范子英和李欣，2014)。因此对地方政府而言，两类不同职能定位的转移支付在资金流向和使用方面的不同规定，可能会对地方财政扩张产生差别影响。相比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的限制降低了地方政府可自由支配转移资金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这会减少地方对该项资金使用的投机性，因而能够较好地规范政府间支出竞争。本文提出第二个待验假说：
假说2 一般性转移支付影响地方财政竞争的效果更明显，专项转移支付的影响则不显著。
已有研究虽确认了“粘蝇纸效应”有地区差别(范子英和张军，2010)，但并未就财力状况不同的地区应对差异化转移资金分配的动机及策略给予分析，尤其是未曾考虑不同受援地区在面对辖区竞争时采取的策略应对可能不一致。但在地方财政实践中，无论是财政资金净流出地区还是净流入的地区，实际上都获取了相当数额的中央转移支付支持(专项或一般性)，其分配对不同地区的财政支出决策影响显然不同。比较而言，受制于发展压力、自有财力及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欠发达地区应对辖区间竞争时采取的策略可能不同于发达地区。对税源充裕、财力再分配地位较强的地区，其接受中央财政资金援助偏少，该地区用转移支付替代地方征税收入的动机强烈(Inman，1988)，进而其地方政府争夺中央转移资金及参与辖区间支出竞争的动机也强烈。此外，从弥补公共服务供给成本角度看，地方公共支出应对转移支付增长的边际激励也有差别，地方政府应对财政支出增长的成本替代效应可能随地区接受转移支付援助的增加而递减(Buettner & Wildasin，2006)，并随资金援助减少而增加，这在获取高转移支付援助及少转移支付援助的地区截然不同。据此本文提出第三个待验假说：
假说3 转移支付对异质性地区的公共支出竞争存在非对称影响。转移支付援助偏少的地区，当地政府参与争夺转移资金的竞争会更激烈。
四、研究设计
(一)计量方程设定
本文在Baicker(2005)针对辖区间财政竞争外溢效应考察的基础上，纳入转移支付分配的非均衡影响进入回归方程以验证假说1，设定空间计量模型为：
Eit=ρ(WE)it+γ×Trit+λ×(WTr)it
+X′itβ+μi+ft+εit
(8)
式中，Eit代表地区i在t期的人均预算内财政支出增长(i=1，2，…，n;t=1，2，…，T)；(WE)it为对应的空间加权滞后项；指代竞争性地区的财政支出增长；W为给定的n×n维空间权重矩阵；元素w表示地区i与j之间的空间关联；Trit为i地区获得的人均转移支付；WTr为对应的转移支付空间溢出项，表示竞争性辖区获得的转移支付，有为一组代表影响地方政府支出决策的环境变量；μi和ft分别为空间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误差项εit用来捕捉其他未考虑的随机因素冲击；ρ，γ，λ和β为待估参数，其中γ衡量转移支付对本地区财政支出增长的直接影响，β用来刻画社会经济特征对政府支出决策的边际影响，ρ和λ是本文关注的核心参数。
进一步，考虑不同类型转移支付在资金分配上各有不同，其功能定位及制度实施又差别极大，因此我们进一步区分专项转移支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影响，并基于式(8)设定对假说2进行检验。为简洁表述起见，将式(8)写为向量形式：
Et=ρWEt+γ×Trt+λWTrt+Xtβ
+σtθ+φ+εt
(9)
式中，Xt为n×k维矩阵；Et，Trt，θ,φ和εt则均为n维列向量，其中，Et=(E1t，…，Ent)′，Trt=(Tr1t，…，Trnt)′，θ=(1，…，1)′，φ=(μ1，…，μn)′，εt=(ε1t，…，εnt)′。根据现行的财政管理体制，各地区按“因素法”或“公式法”分配所得转移支付资金会有较大差别，在总额既定情况下，竞争性地区分得更多会使本地区接受的援助减少。按假说1，这导致本地政府的公共支出增长受限，因此预计λ系数为负。ρ衡量公共支出竞争的外溢效应，ρ≠0意味着地区政府间公共支出存在竞争，ρ>0表明地方政府间存在策略模仿，ρ<0表明倾向于采取策略替代。式(9)中加入WEt进入回归方程有两个目的：首先，现有针对政府间财政竞争的研究，几乎都涉及对竞争主体的分析，加入WEt可以辨识由竞争主体自身动机引致的财政支出增长激励，便于与既有研究做对比。其次，加入WEt进入分析框架也符合当下地区经济发展现实。在“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下，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不再是一个独立决策过程，而要受辖区间竞争的制约，加入WEt便于在一个更真实的竞争环境下，考察并确认转移支付对辖区间竞争的交互影响，同时有效排除遗漏变量对估计结果的干扰。
另外，受制于经济基础、发展阶段及财力差异，各地区应对辖区间竞争的策略会有不同，转移资金的差别分配可能加深这一竞争非对称性。为了更清晰地揭示转移支付及构成对辖区间竞争的非线性影响并为检验假说3起见，借鉴Elhorst & Freret(2009)、龙小宁等(2014)的做法，笔者在式(9)基础上引入两区制空间Durbin模型。两区制模型通过引入并比较两个处于不同空间情势下的竞争主体的差异反应，能更好地区分并校正传统线性空间面板回归对参数估计的有偏和非一致特性，进而弥补既有空间计量模型对异质性地区效应估计的不足。[注]传统的线性空间计量模型认为，竞争者的反应同质且唯一，研究范围内的竞争主体具有相同的空间自相关或空间误差系数，从而不能反映存在差别的异质性地区之间政府竞争的非对称性问题(Elhorst & Freret，2009)。设定待估方程为：
Et=ρ·WEt+γ×Trt+λ1dWTRt
+λ2(1-d)WTRt+X′tβ+WX′tθ
+σtθ+φ+εt
(10)
式中，d为n维列向量形式的二元指示变量，分别使用d1和d2两种指示变量来标记，以刻画两种不同情势下转移支付对政府间支出竞争的非对称影响。其中d1设定为当且仅当i省份获得转移资金大于样本期内各省获得中央转移支付(包括净转移、专项和一般性转移支付)中位数时为1，d2设定为仅当i省份有财政资金净流入时为1。[注]不同省份之间财政地位的划分标准遵循方红生和张军(2014)的计算口径。其中，财政资金净转移等于各省区各年份征收的国税、地税收入之和减去该省地方本级支出合计(不含上解中央政府的支出以及年终预算结余的支出)。当某一地区财政资金净转移额大于0时，可视作财政资金净流出省；反之，则作为财政资金净流入省份。依照上述标准判定，本文最终确定归为财政资金净流出的地区有7个，分别为北京、天津、山东、上海、浙江、江苏和广东，其余省份为财政资金的净流入地区。因此在式(10)计量模型的构建中，对于二元指示变量的设定，上述7个省份的取值确认为0，其余省份为1。相应地，系数λ1用来衡量获得较高转移支付份额或者有财政资金净流入省份的竞争特征；λ2则衡量获得较低转移支付或资金净流出省份的竞争态势。通过对比λ1和λ2的系数大小，可以识别转移支付对异质性地区政府财政竞争的差异化反应程度。设定原假说H0：λ1-λ2=0，备择假说为H1：λ1-λ2≠0。如果回归结果支持针对H0的检验显著不成立，即可证实λ1和λ2之间存在显著差别，这意味着转移支付对于不同类型辖区政府间竞争效应存在非对称影响。依据假说3，预计λ2的变动幅度更大(λ2系数绝对值应较λ1大)
(二)空间权重矩阵构造
在空间经济学研究竞争主体的策略外溢和空间互联特征分析中，正确识别并选择空间权重矩阵的类型极为关键，据此构建的空间矩阵W可以度量地区之间在地理或经济关联方面的紧密程度。参照Borck et al.(2007)及对空间权重矩阵设定的思路，本文构建行政邻接矩阵、地理距离矩阵、经济距离矩阵和人口密度矩阵。
对于行政相邻矩阵，我们依据两地区之间是否具有共同边界原则设定0-1二进制矩阵，[注]在行政邻接矩阵的构建中，为了避免“单个岛屿效应”所造成的干扰，我们在回归中设定海南省与广东省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有共同的边界，其矩阵元素设定为1。以考察转移支付分配对行政相邻地区之间公共支出竞争的交互影响，设定矩阵元素wij满足：
(11)
式中，i，j=1，2，…，n，W中对角线所有元素均为0。
对于地理距离权重矩阵，根据地理学第一定律“任何事物彼此相关，但距离更近的事物关联更紧密”的原则构建反地理距离矩阵，以考察空间地理对政府间竞争的空间外溢影响。设定wij满足：其中Dij为地区i与j所在省会城市之间的地理中心距离，地理信息依据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http：//nfgis.nsdi.gov.cn)中记录的各省会城市经纬度计算得出。在地理距离矩阵的基础上构建经济距离和人口密度矩阵，[注]人口密度直接影响地方公共品供给的规模和成本，本文也利用考察期内的各地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构建人口密度矩阵，以检验公共服务供给的成本因素对政府间财政支出竞争的影响。以考察经济关联和人口特征对辖区间竞争的影响，矩阵元素wij满足：
(12)
式中，Dij同上；β为地区i与j共享边界的长度占i总边长的比例；和分别表示i地区与j地区在考察期内的人均产出水平均值(以2000年消费价格指数为基期进行平减)和人口密度变化均值deni(j)。为减少或消除区域之间的外在干扰，本文对空间矩阵W施以行标准化处理，即有这样，经行标准化处理后的空间溢出项和可以表示为第t年除去i地区以外其他地区加权平均的财政支出和转移支付影响。
对空间计量模型的估计，采用OLS方法将产生估计有偏或无效率(Anselin，1988)，一般而言采用MLE方法更为渐进有效(LeSage & Pace，2009)。[注]针对空间面板模型的估计，当然也可以采用空间工具变量的方法进行估计(最常用的是GS2SLS或空间GMM估计)。LeSage & Pace(2009)指出，相比MLE估计，IV估计不需事先假定回归方程对残差扰动项的具体分布特征，从而省去估计中对残差分布形式判断的困难，但由此得到的参数估计值往往会超出自变量的定义域范围。同时，空间工具变量模型对合格的工具变量判定的要求很高，而在实际的回归分析中，囿于空间数据维度及空间相关特征的干扰，一般很难准确地选择出“好”的工具变量并提高回顾估计效率。相比之下，使用MLE估计方法则不存在上述问题，并且依据不同矩阵进行MLE回归，在估计过程中也会报告估计模型的对数最大似然值，也使我们能够利用MLE估计结果进行不同模型之间的比较和检验。因此在下文分析中，本文将主要采用MLE方法进行估计。
(三)变量指标
因变量(E)。地方预算内财政支出增长。要考察转移支付分配对地方政府规模扩张的影响，须排除决算层面中央收支分配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纵向干预。同时，考虑到各地区之间预算支出绝对量差距悬殊，不便于直接比较，本文以1994年各地区GDP产出(代表地区初始经济发展水平)为基数进行平减。为排除物价水平波动的影响，对各地区相应年份的预算内财政支出，均以2000年消费价格指数为基期进行调整。
转移支付(Tr)。采用各地区实际接受转移支付援助的相对额进行衡量。净转移支付按《中国财政年鉴》中各地区预算收支决算表中“中央补助收入(含税收返还)-地区上解中央支出”得到，5个计划单列市加总至所属对应省份；一般性转移支付由净转移支付减专项转移支付得到；[注]在我国财政管理体制中，针对一般性转移支付实施的规定变化较大，比如，用来调节地方财力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就经历了由最初“过渡性转移支付”到“财力性转移支付”再到2007年之后“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转变，因而其核算口径和计算方法并不统一。考虑到这部分资金用途及支出流向相对自由，地方政府对其支配使用的空间也相对广泛，从与专项转移支付对比分析的角度看，在无法获取更细致的均衡性转移支付条件下(税收返还由地方政府支配，一般也不指定用途)，本文把依照净转移支付口径计算的转移支付总收入减去专项转移支付后的内容(包括税收返还在内)，统称为广义层面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下文中非核定用途的转移支付即同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定义。限于数据可得，专项转移支付时间跨度从1994年到2009年。与因变量类似，各省区转移支付绝对数额不便于直接比较，本文选取转移支付的相对量，即以1994年地方财政收入(代表各地区期初财力)为平减基数，以此计算各地区1994后每年得到的转移支付相对变化量。转移支付指标也用2000年消费者价格指数为基期进行调整。
两个空间溢出项和依不同矩阵设定，利用GeoDa 9.1软件形成空间滞后变量，并取其行标准化平均值。为进一步验证转移支付对政府间公共支出竞争的空间及时间维度的策略相依特征，本文在回归中也加入和进行考察。
控制变量集X包括以下三类变量：
一为经济发展变量，包括人均产出(Pgdp)、产业结构(Fi)和对外开放度(Open)。人均产出水平越高，地方支出水平相对越高；第一产业占比越大，表征该地区所处发展阶段越低，政府财政活动越可能受到抑制。对外开放影响尚无定论，一方面对外开放通过参与国际经济活动可能促使地区增加对交通、基础设施等公共投资的支出力度以吸引投资和对接全球化合作的需求；另一方面外向型发展也显著影响政府对市场发展理念的认知，故而更倚重市场对经济活动的调节，逐步减弱对投资扩张型政绩观念的依赖。
二是人力资源变量，包括在岗职工平均工资(Wage)和人力资本水平(Hc)。使用在岗职工工资近似反映地方公共品供给的成本。通常在岗职工工资越高，反映该地区供给公共服务成本也偏高，地方财政水平也可能越高。平均受教育年限反映劳动力素质，地区居民素质越高，一般而言其辖区公众对公共福利诉求进而支出水平就越高。
三为人口特征变量，包括城市化率(Urban)、人口密度(Den)和年龄结构(Age14和Age65)。城市化水平越高，人口密度越大，表征该地区人力聚集越集中，对公共服务需求越大，相应政府支出压力也越大。年龄结构由少儿抚养比Age14和老人抚养比Age65两个指标体现。通常来说该指标越大，表明由政府负责供给社会保障的责任越大，进而支出增加的特征相对越明显。
此外，本文在回归中也考虑加入空间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以控制年度经济活动的外部冲击和地区间因不可观测的异质性对政府间竞争的可能影响。
实证分析所用数据为除西藏外30个省级行政单位1994—2013年共20年的面板数据集。[注]分析样本未包含西藏自治区，原因除了西藏自治区数据缺失较多之外，国家给予西藏自治区大量转移支付在更大程度上是考虑民族团结与边境稳定，这与本文所主要讨论的转移支付的经济影响稍有偏离。重庆市1997年以前数据从历年四川省经济社会统计发展报告并参考《四川省统计年鉴》及《四川省经济年鉴》补全。其中，预算内财政收支和转移支付数据主要来自历年《中国财政年鉴》和《地方财政统计资料》；经济发展、劳动工资、产业结构、受教育年限、人口抚养比等指标则取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人口及劳动力统计年鉴》及国研网数据库计算得到；对外开放、城市化水平、人口密度则依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数据计算而得，部分缺失数据则参考各地区相应年份统计年鉴和经济年鉴、社会发展公报补全。[注]描述性统计部分，限于篇幅未有列明。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粘蝇纸效应与地方政府支出竞争：净转移支付视角
首先依据式(8)对转移资金分配的财政激励效应进行分析。表1列示了基于净转移支付口径的MLE回归结果。
观察表1中Moran’I指数，可知我国地方政府间财政支出竞争存在显著空间依赖，在四种空间矩阵回归中显著为正，表明各地区应对辖区间竞争时表现出明显的策略模仿，竞争性地区财政支出增加，本地政府会选择策略跟进(尹恒和徐琰超，2011)。这与“为增长而竞争”的逻辑相一致。在晋升锦标赛激励下，投资是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增长最直接也最有效的手段，地方政府改善投资环境和基础设施来吸引资本、技术等稀缺要素流入，必然引起其他地区效仿，进而导致地区间财政支出增长呈现一种攀比式的扩张。对比模型2的结果可知，在行政邻接矩阵和地理距离矩阵中的回归系数显著大于经济距离矩阵和人口密度矩阵，说明当前地区政府关于支出扩张的竞争更多表现为邻近辖区和空间地理单元之间。通过比较OLS和MLE估计结果，可以发现当矫正了空间扰动因素导致的参数估计偏误后，的回归系数有显著增加，说明忽略由空间相关产生的扰动会低估地区间财政支出竞争的强度。
的系数在模型2a～模型2d回归中均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转移资金分配对地方财政支出扩张存在抑制。竞争性地区获得援助越多，本地区接受转移资金就越少，其政府支出动机就可能因预算约束收紧而受制约，从而表明转移资金差异化分配会在一种程度上影响政府对本地区公共支出增长的预期，也即“粘蝇纸效应”的成效会因地区间竞争受到抑制。[注]就本文而言，论证地区间针对转移资金的分配存在策略竞争的关系特征至为重要。本文通过两种途径对其进行描述，除研究假说1的理论分析之外，本文也针对转移支付空间滞后项进行Moran’I空间自相关检验，发现四种空间权重矩阵对应的Moran’I值分别达到0.872，0.801，0.814和0.796，并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成立，从而能够证实地区政府在争夺转移支付资金时存在策略竞争的特征，感谢审稿人提出的有益建议。对此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转移资金的分配体现了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之间为争取更多财力而相互博弈的结果(范子英和李欣，2014)。如果以地方获取中央转移资金多寡作为考察地方与中央政治关联的近似衡量，地方接受中央援助越多，表明该地区获取中央财力支持力度越大，这将有助提升地方对公共支出需求扩张的动机(王广庆等，2012)。特别是当地方政府观察到竞争性地区获得更多转移支付时，它可能会重新评估两地区获取中央财政支持的差别进而慎重对待本地区支出决策。这与Boarnet & Glazer(2002)考察美国联邦政府对各州转移支付分配中存在标尺竞争效应的判断一致。另外，系数在不同回归中也有显著差异。表1显示在行政邻接矩阵中的系数显著大于在其他模型中的表现，说明在我国，地方政府争夺转移资金分配的策略，更多时候是以邻近地区获得转移支付的多寡作为参照，进而调整本地区预算支出增长的动机。
Trt的系数在表1中显著为正，证实了转移支付对公共支出的“粘蝇纸效应”存在。不过与以往研究相比，在纳入辖区间竞争以及转移支付分配本身的非均衡影响后，“粘蝇纸效应”远低于传统估计认为的0.5～1.06的区间(Hines & Thaler，1995)。模型1中转移支付系数最大仅为0.287，若综合考虑转移支付对预算支出增长的外溢效应和直接效应(Trt)则会发现，转移支付对预算支出增长的总效应仅为0.04～0.19。相比之下，的回归系数位于0.34～0.56区间并显著大于Trt，这说明在导致地方政府规模扩张的因素中，受晋升竞赛影响的辖区间支出竞争动机对地方政府规模扩张的作用更大，而转移支付的直接效应可能倾向于被高估。
控制变量方面，人均收入与预算支出呈正相关，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政府规模相应越大。产业结构对预算支出增长影响为负，表明地区所处发展阶段显著制约政府规模扩张。对外开放在回归中显著为负，表明开放机制有助于抑制地方政府的预算增长。在岗职工工资的影响为正，说明地方公共品供给成本也显著影响地方财政支出决策，公共品供给成本越高，当地政府公共预算开支越大。人力资本影响也为正，显示出劳动力素质提升和社会进步对政府职责提出了更高要求，随着居民对民生、发展等福利诉求越来越高，公共支出增长必然也随之提高。城市化对预算扩张的影响在1%置信区间上成立，表明由人口集聚效应产生的公共服务供需显著影响政府的财政支出水平。
表1 “粘蝇纸效应”与地方政府竞争：净转移支付视角
说明：模型a、模型b、模型c和模型d分别表示采用0-1邻接空间矩阵、地理距离矩阵、经济距离矩阵和人口密度矩阵，下表同。*，**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统计水平上显著，各回归系数下方括号内汇报的是参数估计标准误，下表同。
(二)“粘蝇纸效应”的结构差别：专项转移支付VS一般性转移支付
在我国的转移支付体系中，一般性转移支付旨在弥补地区间公共服务供给差距，通常并不规定具体用途，按标准财力缺口进行分配，可由地方政府统筹财力安排。专项转移支付则用于支持并实现中央促进地方发展的特定政策目标，并要求地方对该项补助专款进行配套，其资金分配主要依据项目制评估实施，地方并不具备对专项资金使用的绝对支配权。为了考察这一差别管理规定对地方政府预算扩张动机的差异化激励，本文把转移支付区分为专项支付与一般性支付两部分，分别考察其对公共支出竞争的影响(见表2)。
与表1类似，在表2分结构类型的回归中，的系数在各回归模型中也均为正并具有良好的统计显著性，这表明地区间关于预算支出竞争的策略互补特征极具稳健性。在地理距离矩阵回归中依然最为突出，再次印证表1关于地区间策略竞争形式的判断。对比两类转移支付的表现，可知一般性转移支付的系数估计值更大，说明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之专项转移支付的“粘蝇纸效应”更大。对这一现象一个可行的解释是，与一般性转移支付相比，专项转移支付分配一般在实施前就已经明确了支出用途，其资金流向相对明确。同时，政策机制又规定地方须对专项资金给予一定比例配套，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政府对专项资金的使用权限。对于地方当局来说，相比专项资金，那些不划定具体用途、可以化归地方财力统筹支配的均衡性转移支付援助，可以更好用来替代或抵消部分地方征税的成本，因而对地方预算扩张显然有更大的激励。
表2 “粘蝇纸效应”的结构差别：专项支付VS一般性支付
说明：限于数据可得性，专项转移支付数据时间跨度为1994—2009年共16年，因此表2中各模型回归显示的有效样本数为480个。为节约篇幅，表2回归分析中各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未有列示，下表同。
的系数只在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回归中显著，并在行政相邻矩阵回归中影响最大(系数为-0.19)，但在专项转移支付回归中并不显著。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说2的判断。对此，笔者认为，在中央与地方政府转移支付为纽带的财政再分配关系中，地方政府的支出决策受中央政府特定政策目标的影响，粘蝇纸效应可能与其接受中央资金使用的自主性和多用途有关。相比一般性转移支付，中央规定了用途与支出流向的专项资金，有助于规范地方政府的支出行为，因为按照项目评估制实施的专项转移资金，其专款专用及政策配套的属性压缩了地方政府可自由支配财政援助资金的使用空间，能够有效减少地方政府对该项资金使用的投机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地方政府关于预算支出扩张的竞争动机。
(三)转移支付影响地区间公共支出竞争的非对称效应：两区制空间Durbin模型的估计
我国的地方政府之间普遍面临竞争流动性资本税源及“以收定支”预算规则的制约，因此财政能力强弱将直接影响地方政府收支决策的激励结构，并可能对辖区间竞争的应对产生影响。为了进一步考察转移支付对异质性地区之间竞争的差异化激励并为检验假说3，本文基于式(10)，利用两区制空间Durbin模型考察转移支付对不同地区之间公共支出竞争的非对称影响。
在表3中，模型5采用地区接受总额净转移资金的中位值区分高、低转移支付组。结果显示，的系数在两类不同地区均显著为负，表明转移支付对竞争性辖区的预算支出扩张存在抑制，再次印证了假说1。进一步对比两个地区的估计值，可以确认高转移支付组的系数λ1的绝对值小于低转移支付组的系数λ2，这说明转移支付对辖区间公共支出的竞争存在非均衡效应，其对低转移支付地区预算扩张的影响更大，制约作用也更明显。从Wald统计量及对应的P值能够看出，除了人口密度矩阵之外，其他3种空间矩阵检验均明显拒绝λ1=λ2的原假设，说明不同受援地区的预算支出增长竞争确实存在着显著差别。从直观意义上讲，对获得转移支付较少的地区而言，转移资金援助无助于缓解当地的预算约束，却有可能强化这些地区对本级预算支出增长所面临的财政约束的敏感性，因而其支出增长的需求和动机会强于接受高额转移支付援助的地区(即所谓的“患不均”)，从而验证了假说3。
模型6呈现了财力再分配地位不同的地区关于辖区间预算支出扩张的差别应对。与模型5估计一致，在财力净流入和净流出地区的多个回归中均表现出显著负相关，但财力净流出地区系数λ2的绝对值显著大于财力净流入地区的系数λ1，表明再分配地位显著影响地方应对公共支出增长的竞争动机。对财力更强的地区来说，当地接受中央转移支付援助偏少，地方政府借助转移支付替代地方征税收入的动机会更强烈，其政府在争夺中央转移资金及参与辖区间财政竞争时的动机就可能越激烈(即所谓的“患寡”)。Wald统计量及对应P值也拒绝二者不存在显著差异的原假设。这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假说3。
表4列示了不同类型转移支付分配对地区间公共支出竞争的非对称影响。在模型7对应的专项转移支付回归中，和的系数λ1和λ2在所有回归中几乎均不显著且符号各异，说明专项转移资金分配对地区政府间公共支出的策略竞争影响不显著，这一结果印证了假说2。对于规定了用途和流向的专项转移支付来说，它通过约束地方政府自由支配援助资金的使用权限，减少了地方当局对资金使用的投机性，从而抑制了政府预算支出扩张的动机。不过，尽管专项转移支付的空间外溢效应不明显，但专项资金分配对不同地区的非对称影响依然存在。模型7中Wald检验的结果证明，至少在10%的置信水平上可以显著拒绝λ1=λ2的原假设。
表3 转移支付影响地区间公共支出竞争的非对称效应Ⅰ：两区制空间Durbin模型
说明：限于篇幅，控制变量集X及其空间杜宾效应WX的估计结果未有列示。
与专项转移支付相比，一般性转移支付分配的效果显著不同。表4显示在区分高、低转移支付组别，以及财力净流入、净流入地区的两区制空间Durbin模型回归中，系数在模型9和模型10中均不显著且符号各异，说明一般性转移支付对高转移支付地区或财力净流入地区政府的公共支出竞争影响不明显。其中原因，除基于历史信息(可以分配较多资金)形成的稳定预期外，另一方面也遵循转移支付对地方预算增长激励的边际递减规律作用。与之对应，在低转移支付组别或有财力净流出的地区，(1-d)×WTRt指标多数呈现显著为负，表明在这些地区一般性支付对辖区间公共支出竞争会产生显著的抑制。λ2绝对值远大于λ1，说明相比财力净流入或有较多转移支付援助的地区，财力净流出或低转移支付援助地区政府参与公共支出竞争的力度更强，受转移支付制约也更明显，Wald检验结果证实了异质性地区间公共支出竞争的非对称性。
此外，在表3和表4多数回归中显著为正，证实地方政府间针对公共支出增长的显著的策略模仿特征。与表1及表2估计一致，在地理距离矩阵回归中的系数显著大于其他两种空间矩阵类型的结果，表明我国当前地区间开展财政竞争的形式和传导机制，仍主要依据空间地理单元的策略交互为载体。地区间仍以“地域竞争”为主，而强调社会经济关联的跨界溢出影响相对不明显，说明当下我国地区间市场一体化机制的作用发挥受地域分割和要素非自由流动等障碍制约，不能很好地展现经济关联的溢出影响。
表4 转移支付影响地区间公共支出竞争的非对称效应Ⅱ：专项支付VS一般性支付
说明：专项转移支付与非专项转移支付划分依据专项转移资金的时间跨度，因此，表4中回归样本量显示为480个。
六、稳健性检验：去除政策偏向和干扰支出的影响
转移支付的分配固然与地方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相关联，但也受到诸如政治稳定、民族政策、社会团结、边疆安定等因素的多重影响。这些因素使得转移资金分配从一开始就具有某种特定的地域偏向，进而对回归估计结果产生干扰。为进一步验证转移支付对地区间公共支出竞争影响的稳健性，本文依据主要变量之间的内在关联，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
首先，在回归中去掉四个民族地区(内蒙古、广西、新疆、宁夏)及三个在财政管理体制上享受民族地区待遇的省份(云南、青海、贵州)，以排除转移支付分配政策的内生性影响。一般而言，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位置较僻远，人口稀少，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相对恶劣，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中央政府对这些地区的针对性帮扶具有一定的政策偏向，其资金分配可能超越一般经济目标的要求。在去除干扰样本后，实证估计的结果若与上文保持一致，则证明第四部分的结论具有稳健性。
其次，从因变量一般预算内支出项中减去卫生医疗和教育项目的支出，以消除财政资金支出流向的内生干扰。教育和医疗卫生是地方政府提供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公共产品，是最能体现社会公共服务影响居民福利需求的支出。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援助，其基本目标即是提升地区公共卫生和教育医疗供给的水平，由此转移资金援助构成地区教育和医疗卫生支出的重要来源。如果去除此类基本支出之后的估计结果依然显著，则可以验证转移支付对地方公共支出扩张具有一般性的作用效果。
再次，考虑转移支付分配的时、空相依特征，使用一阶滞后的进入回归方程，以验证转移支付影响地区政府的公共支出竞争效果。考虑地方对获取当期中央转移支付援助存在信息不对称，但资金分配则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如果本地区政府观察到竞争性地区在上期中获得更多转移支付，支出“惯性”会激励地方政府预算扩张的倾向，并进而影响本地区支出计划。如果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则能够印证第四部分的结论。稳健性检验III的结果见表5。
表5 稳健性检验：去除政策偏向和干扰支出的影响
说明：稳健性检验Ⅰ除去7个享受民族地区待遇的省区后剩余23个，故样本量为23×20=460；人均医疗卫生及教育支出数据时间跨度为1998—2012年，故样本量为30×15=450。
在稳健性检验I中，模型1和模型2分别采用人均预算内支出和人均地方本级支出作为因变量进行估计。可以看出，在去掉受转移资金分配政策偏向影响的样本后，的系数仍然呈负相关，且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验证了前文的判断：转移资金非均衡的配置会影响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增长动机。邻近地区获得的转移支付援助增加，本地区政府的财政扩张倾向将受到抑制。
在稳健性检验II中，模型3和模型4基于行政相邻矩阵和地理距离矩阵考察了转移支付分配对地方预算支出扩张的影响。结果显示，当去除掉教育、医疗卫生等基本项目支出的影响之后，的系数也呈显著负相关，从而印证了上文结论。的系数显著为正，则说明辖区间公共支出竞争的策略模仿特征并不因细分指标衡量的不同而有差别。
稳健性检验III的结果也符合预期。模型5和模型6分别使用行政相邻矩阵和地理距离矩阵考察转移支付的时空相依特征对公共支出竞争的影响。从表5可以看出，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路径依赖会影响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增长预期，并改变竞争性地区政府的预算扩张动机。[注]本文也使用更长时期滞后的转移支付空间滞后项和进行回归，以验证其路径依赖特征的稳健性，回归结果显示依然显著为负，从而证实了稳健性检验Ⅲ的结论。
七、结论
分权体制下的中央政府普遍面临解决外部性、供给公共物品以及维持税制有效运行等责任，而其治理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设计良好的转移支付制度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给予有效激励。基于1994—2013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面板数据集，本文实证考察了转移支付分配对地区间公共支出竞争的空间效应特征，并以此为视角对地方政府支出扩张的作用机制和内在动因进行了解读分析。研究表明，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支出扩张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关联，辖区政府应对转移资金的分配表现出显著的策略竞争特征，竞争性地区获得更多援助会抑制本地区政府支出扩张动机。此外，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的支出扩张并不是无约束的，其在一般性转移支付分配中显著存在，专项转移支付的影响则不明显，表明国家对不同类型转移资金管理的差别规定，对地方政府的支出安排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激励，从而制约了“粘蝇纸效应”发挥的效果。
本文也采用两区制空间Durbin模型考察财力状况迥异的地区之间为争取转移资金援助所采取的策略竞争行为。结果发现，处于不同财力再分配地位的地区政府，其应对辖区间公共支出竞争的反应也有不同。相比接收转移支付较多或有财政资金净流入的地区，转移支付援助较少和有财政资金净流出的地区，其政府应对辖区间预算支出竞争的动机更激烈，显示出地方政府在争取转移资金的竞争时，不仅“患寡”，也“患不均”。此外，财政支出的空间溢出项在多数估计中均表现出显著正相关的特征，表明由转移支付引致的政策冲击并不改变地方政府对辖区间竞争存在策略模仿的一般性判断。
本文的研究意味着，要更好地发挥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行为的良性激励和引导，提升其在促进经济发展和实现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方面的作用，中央政府须进一步规范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尤其要明确划分地方事权及支出责任安排，构建更加清晰透明的转移支付分配制度，促进辖区间竞争更加规范有序。关于转移支付的绩效管理，应增强对其资金使用的过程监督和绩效考核，强调资金使用的功能性和目标定位，抑制地方政府对转移资金援助使用的投机性。一般性转移支付应突出其在二次财力再分配中对落后地区的公共服务供给职能，并强化这些地区对一般性转移资金使用的流程监控和绩效评估，从而尽量消除或避免其对地方预算支出产生强烈的“置换效应”。专项转移支付则应重视改善其在资金分配及使用中的公开、公正，借鉴其专款专用的定位以及有效规范非合意竞争的优点，提升其在促进民生发展和矫正外部性方面的应有作用。除此之外，中央政府还应制定、完善新的政绩考核体系和官员选拔制度，矫正、规范地方官员对经济治理的正确预期，鼓励开展良性竞争，进而促使地区间的竞争互动更加符合地区发展的长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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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ER ALLOCATION AND LOCAL GOVERNMENT EXPANSION——An Analysis from Heterogeneity and Spatial Spillover
ZHAO Yong-hui1 FU Wen-lin2 SHU Lei2
(1.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hanghai Customs College; 2. School of Public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Using the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we investigate the local fiscal expansion based on the competition among govern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fer payments. We find that If competitive governments gain more transfer payments, then local government will inhibit its incentive of fiscal expansion; Besides this, the general transfer payment is more restrictive to local fiscal expansion, while the effect of special transfer payment is not obvious; we also find there is an Asymmetric effect exists in fiscal competition between region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dicate that the differential incentives for fiscal expenditure competition should be considered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in institutional reform of transfer payment.
Key words:transfer allocation; intergovernmental competition; flypaper effect; spatial econometric
*赵永辉，上海海关学院海关与公共经济学院，邮政编码：201204，电子信箱：zhaoyonghui@shcc.edu.cn；付文林、束磊，上海财经大学公共与经济管理学院。本文得到国家自科基金项目(71703098)、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4AZD103)和上海海关学院科研创新团队(2313172)的资助。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责任编辑：张雨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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