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价上涨与中国城市“新二元结构”的加剧
房价上涨与中国城市“新二元结构”的加剧*曹清峰
[提 要]中国城市中以外来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为特征的“新二元结构”正在制造新的不平等。本文理论分析发现：房价上涨导致城市本地居民收入提高、外来流动人口收入下降。本文将2014—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匹配到251个城市，实证检验表明房价上涨显著加剧了城市“新二元结构”，该结论在不同子样本与稳健性检验中都成立；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房价通过引起城市本地居民收入提高与外来流动人口收入下降加剧了城市“新二元结构”。
[关键词] 房价；人口流动；新二元结构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与城乡协调发展的加强，使得传统上以城乡差距为主要特征的“二元结构”正在逐步改善。但是，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人口市民化的滞后导致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进一步向城市延伸，形成城市“新二元结构”问题(顾海英等，2011)。所谓城市“新二元结构”，主要表现为城市劳动力市场被分割为外来流动人口与本地(户籍)居民两部分(严善平，2006)，外来流动人口往往被锁定在低收入行业，其收入要明显低于本地居民。
城市“新二元结构”的形成表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正向更加多样、更加复杂的方向发展，如果仍然局限于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视角，就会掩盖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新问题。特别是中国正处于城市化的加快发展阶段，2017年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已达到58.52%，未来城市人口数量仍将大量增加，必须关注城市内部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否则，相当于将原有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转化为城市内部的“新二元结构”问题，这对中国建立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是一个重大的新挑战，也是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中国城市的“新二元结构”呢？除了城市外来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在人力资本、户籍上的差异以及就业歧视等因素外(Zhu，2016)，本文认为中国城市日益高企的房价正在城市内部制造新的不平等，助推城市“新二元结构”的形成。在城市内部，房地产市场与劳动力市场是两个联系非常紧密的市场，房价的变动会通过影响劳动力流动与产业转移改变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或需求，进而影响城市劳动力的均衡工资(Roback，1982)。面对房价的上涨，城市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的反应具有显著差异。城市外来人口由于劳动力供给弹性高、可替代性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议价能力低，企业更容易将高房价的成本转移到外来流动人口身上，压低其收入，否则外来流动人口只能返回农村；而城市本地居民由于相对较高的议价能力则可以将高房价的成本部分转移给企业，提高自身收入，高房价最终会加剧城市“新二元结构”。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从房价上涨这一新视角对中国城市“新二元结构”这一现象进行重新阐释，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剖析其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将2014—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微观调查数据匹配到中国251个城市构建实证样本，对房价是否导致城市“新二元结构”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
二、文献综述
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随着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城市中以农村转移到城市劳动力为主体的外来流动人口不断增多。但是，与城市本地居民相比，受户籍制度的限制，外来流动人口很难进入到城市中的正规部门就业(Meng & Zhang，2001)。Knight et al.(2011)发现城市本地居民与农村转移到城市中的外来流动人口在企业生产函数中的替代弹性很低，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这种分割特征也使得外来流动人口的收入要低于本地居民(Messinis，2013)。导致中国城市外来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郭凤鸣和张世伟(2011)发现城镇工人与农民工人的工资差异是由个体特征差异、农民工进入市场前受到的教育歧视以及进入市场后受到的户籍歧视导致的。首先，从可观测因素来看，Démurger et al.(2009)发现受教育程度等人口特征上的差异是导致中国城市外来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邢春冰(2008)也得到了相同结论。其次，不可观测的就业歧视因素也是导致城市外来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收入产生差异的原因。Zhu(2016)以及Ma(2018)发现中国城市中外来流动人口在劳动力市场上受到的歧视不断加剧。Lee(2012)将城市外来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这种收入差异归结于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至于就业歧视因素作用的大小，Zhang et al.(2016)发现中国城市外来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间工资差异的17%不能被可观测因素所解释。谢嗣胜和姚先国(2006)发现农民工与城镇工55.2%的工资差异要归结于歧视性因素。邓曲恒(2007)则发现城镇居民和外来流动人口收入差异的60%应归结于歧视。
现有研究主要从人口特征、制度以及歧视等因素来解释城市中的“新二元结构”现象。但本文认为，中国城市日益高企的房价通过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方式影响城市劳动力市场均衡，从而间接地影响城市外来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收入差异。一方面，住房作为一种消费品，房价会影响居民生活成本，因此高房价会导致劳动力的流出(Rabe & Taylor，2012)。Plantinga et al.(2013)利用美国大都市区微观数据集的实证研究表明较高的住房成本会提高居民流动性。另一方面，住房作为一种资本品，Ferreira et al.(2010)研究表明房价波动会影响居民的资产状况，房价下降导致居民资产为负时会降低自有住房者的迁移概率。在针对中国的研究中，范剑勇等(2015)指出由于城市新增常住人口主要居住在非商品房中，因此房价上涨并未抑制其流入。夏怡然和陆铭(2015)发现由于房价资本化到城市公共服务中，因此高房价吸引了劳动力的流入。张莉等(2017)发现高房价与劳动力流动存在倒U型关系，即房价上涨初期会吸引劳动力流入，当房价过高时会使劳动力流出。曹清峰(2017)发现房价对人力资本的流动存在总量挤出与结构优化两种效应。
尽管房价会影响居民收入，但现有研究没有考虑房价对城市外来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收入影响的差异性，而是主要研究房价对全体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安虎森等(2011)发现房价对收入差距有门槛效应，当城乡市场开放度比较低时，城市高房价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季晓旭(2016)发现房价上涨、老龄化程度加重会直接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的改进与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两点：(1)从房价上涨这一新视角阐释了中国城市中以外来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为特征的“新二元结构”的成因。本文认为，中国城市“新二元结构”的成因除了现有研究所揭示的人口个体特征、歧视等因素外，还与房价上涨所导致的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有关，这是对现有研究的重要补充。(2)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对房价上涨加剧城市“新二元结构”的机制进行了证明。同时，利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提供的微观调查数据，将其匹配到中国251个城市层面，对理论模型推论与作用机制进行了针对性的实证检验，研究更全面更可靠。
三、特征事实与理论分析
(一)中国人口流动的特征事实
本文使用的外来流动人口数据来源于2014—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该数据是国家卫生计生委自2009年起每年组织开展的大规模全国性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调查对象为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15周岁及以上流入人口，调查范围覆盖了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流入地。其中，2014年的数据有20万个样本，2015年的数据有20.6万个样本，是目前关于中国流动人口样本量最大、最详细的微观调查数据。
从户籍构成来看，中国流动人口中属于农业户口的比重超过了80%，这说明中国流动人口仍然主要是由农业劳动力转化而来，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是中国人口流动的主体，这与中国当前城市化发展阶段是一致的。同时，流动人口中属于非农业人口的比重在15%左右，非农业人口一般属于城市本地居民，这表明中国城市间的人口流动也不容忽视。从流动人口就业的行业分布来看，占比最高的是个体工商户，其次是私营企业，两者之和在70%左右，也就是说非公有制经济属于流动人口就业的主要部门。其主要原因在于个体工商户、私营经济等行业的进入门槛低，对知识、技能等要求相对较低，大多属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因此成为流动人口就业的主要部门。从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构成来看，大约96%的流动人口都是高中及以下学历。其中，超过一半的流动人口为初中学历，其次是高中与小学学历，未上过学的比重很低。总体而言，中国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较低，这也是其就业主要集中在私营、个体等对人力资本水平要求比较低的行业的主要原因。
(二)理论分析
根据上述对中国人口流动特征事实的分析，本文在理论分析中做出如下假设：(1)假定经济体由r个区域组成，其中，每个区域都由三个部门组成，分别为城市本地居民部门、城市外来流动人口部门与农业部门，前两个部门都属于城市经济部门，农业部门属于农村经济部门。(2)农业劳动力可以在城市外来流动人口部门与农业部门间自由流动，这主要是基于中国城市外来流动人口主要是由农业劳动力转化而来这一事实。同时，由于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存在明显分割特征，假定城市本地居民部门与外来流动人口部门间的劳动力不能流动，其工资水平分别为wNM与wM，且wNM≠wM。(3)不同城市间本地居民部门的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这主要是为了考虑现实中非农业人口在城市间的流动。
在上述假设基础上，进一步令每个区域农业劳动力禀赋的数量LA=1。借鉴Lewis(1954)的二元经济模型，假定农业劳动力的供给具有完全弹性，因此城市外来流动人口部门的工资wM与农业部门的工资wA相等。假定农业部门是完全竞争的，因此农产品的价格pA=wA。进一步，将农产品视为计价物，将其价格标准化为1，这意味着wM=wA=pA=1。下面进一步分析模型的短期与长期均衡。
消费者具有多样化偏好，通过消费差异化制造业产品、住房以及农业品来最大化其效用，其效用函数具有以下形式：
s.t. pACA+PMCM+pHCH=E
0<μ<1, 0<γ<1, σ>1
(1)
式中，CM，CH与CA分别为制造业产品、住房和农产品的消费量；σ为差异化制造业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在多样化偏好的情况下σ>1；n为制造业企业的数量；pA，PM与pH分别为农产品、制造业产品与住房的价格，其中pA=1；E为经济体的总收入。由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可得居民对制造业产品与住房的需求分别为：CM=μE/PM,CH=γE/pH。进一步可得消费者对单个制造业产品的需求为：其中为制造业产品的定价。
制造业部门是规模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的，由于城市流动人口相对于本地居民的流动性更强，因此假定企业使用m单位外来流动人口部门劳动力作为可变成本与1单位本地居民部门劳动力作为固定成本，其成本函数具有以下形式：C=wMmq+wNM，wM为城市外来流动人口的工资，其与农业部门的工资wr相等，已经被标准化为1；wNM为本地居民的工资。由制造业企业利润最大化一阶条件可得制造业产品的定价为：pM=mwMσ/(σ-1)，由于wM=wr=1，同时将m标准化为(σ-1)/σ，可得单个制造业产品的定价为1。
下面分析模型的长期均衡。首先，经济体中的总收入由三部分组成，分别为城市本地居民、城市外来流动人口与农业人口、房地产部门的收入，具体而言：
E
(2)
其次，由制造业企业长期均衡的零利润条件可得城市本地居民的工资为：
(3)
进一步化简可得：
(4)
由1-γ-μ>0且σ>1可得[(1-γ)σ-μ]>0，所以式(4)符号为正。同时，式(4)表明一个区域内企业数量越少，企业支付给城市本地居民的工资越高，这是由“市场拥挤效应”导致的。所谓“市场拥挤效应”，指的是在居民消费差异化产品的情况下，单个企业所在城市企业总量越多，企业间的竞争越激烈，那么对单个企业产品的需求也越小，其支付的工资也越低。因此，当城市企业总量减少时，由于市场竞争的减弱，会提高单个企业的总收益与所支付的工资水平，这也是Dixit & Stiligtz(1977)垄断竞争模型的一个典型特征。
由于不同城市间本地居民部门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根据Roback(1982)的研究，这意味着长期空间均衡时，城市本地居民的效用水平是一个常数V*，具体而言：
(5)
通过联立式(3)与式(5)可求解得到长期均衡时城市本地居民部门的均衡工资wNM，进一步将城市本地居民部门与外来流动人口部门的工资比关于房价进行比较静态分析可得：
(6)
注意到在多样化偏好的情况下σ>1。因此，式(6)的结果表明，房价pH越高，城市中本地居民与外来流动人口工资的差异也就越大，也就是加剧了城市中的“新二元结构”。具体而言，本文理论模型揭示的房价上涨加剧城市“新二元结构”的内在机理如下：
由式(3)与式(5)可得，dn/dpH<0，这表明城市房价上涨会提高企业生产成本，所以导致城市产业流出。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城市产业流出会降低对本地居民部门与外来流动人口部门的劳动力需求，但其对本地居民与外来流动人口均衡工资的影响是不同的。
(1)对城市本地居民而言，房价上涨导致的产业流出会对其工资产生两种作用方向相反的效应。首先，产业流出会降低对本地居民劳动力的需求，倾向于降低其工资，式(3)分子中nwNM+1衡量的就是这种“总需求效应”。可以发现，城市中的企业数量n越小，那么本地居民的工资就越低。其次，产业的流出会减弱“市场拥挤效应”，倾向于提高本地居民工资。式(3)分母部分衡量的就是“市场拥挤效应”，此时n越小，本地居民工资也越高。尽管房价上涨引起的产业流出对城市本地居民工资存在不同的效应，但式(4)结果显示，房价上涨引起的“市场拥挤效应”起到了主导作用，因此房价上涨会提高本地居民的工资。
(2)对城市外来流动人口而言，根据Lewis(1954)的理论，由于农业劳动力的供给具有完全弹性，房价上涨导致的产业流出尽管降低了对外来流动人口的劳动力需求，但只会使城市外来流动人口部门均衡就业规模缩小，外来流动人口的均衡工资水平不变。
可以发现，能否享受到产业流出带来的“市场拥挤效应”减弱是房价上涨对城市本地居民与外来流动人口工资影响存在差异的关键原因。外来流动人口之所以享受不到“市场拥挤效应”减弱对其工资的正向效应，主要是由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所导致的。当城市劳动力市场在本地居民部门与外来流动人口部门间存在分割时，本地居民工资是由制造业长期均衡决定的，而外来流动人口工资则由农业劳动力在城市外来流动人口部门与农村农业部门间的流动所决定。由于“市场拥挤效应”只存在于制造业部门中，因此外来流动人口的工资不受“市场拥挤效应”减弱的影响。
综合来看，由于房价上涨导致了本地居民部门工资的提高，而外来流动人口部门工资不变，因此房价上涨最终导致本地居民部门与外来流动人口部门工资的差异变大。当然，理论模型中根据Lewis(1954)做出的关于农业劳动力供给具有完全弹性的假设跟现实相比过于严格。如果放松这一假定，假定农业劳动力供给弹性为正，此时房价上涨导致的产业流出会降低城市外来流动人口部门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那么房价上涨引起的需求减少会导致外来流动人口部门工资的下降，从而也可以得出房价上涨会导致城市本地居民部门与外来流动人口部门工资差异变大的结论。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1 房价越高的城市，其内部本地居民与外来流动人口的收入差距越大，即房价上涨加剧了城市的“新二元结构”。
四、实证研究设计
(一)实证模型设计
为检验本文理论分析的研究推论，本文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Diffit=β0+β1hpit+γZit+μit
(7)
式中，i为地级市；t=2014或2015，本文样本为城市层面的面板数据；Diffit为城市i在t年的“新二元结构”系数，用本地居民平均年收入与外来流动人口平均年收入之比来表示，该系数越大，城市中的“新二元结构”越明显。具体而言，外来流动人口的平均年收入根据2014—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问卷中“您个人上月(或次就业)收入多少？”这一问题，可以得到外来流动人口的月收入，将其转换为年收入后，然后分别计算每一城市外来流动人口的人均年收入。至于城市本地居民的平均年收入，这里的本地居民主要指已经具有城市户籍的居民，本文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的城市职工年平均工资来表示。该指标的统计口径不包括私营与个体经济，而根据上文报告的中国人口流动的特征事实，这两个部门是外来流动人口就业的主要部门，因此用职工年平均工资来代替城市本地居民的平均年收入具有一定合理性。[注]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可以衡量城市本地居民的收入水平，但目前该指标在样本期内是按常住人口口径统计的，也就是说包括了城市流动人口的收入，因此用该指标来衡量城市本地居民的收入是不准确的。下文稳健性检验中也报告了基于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的城市“新二元结构”系数的回归结果。hpit为城市的房价(万元)，用商品房销售额除以销售面积得到，其中2014年数据来源于《中国区域统计年鉴》，2015年数据根据各省市统计年鉴整理得到。根据理论模型的分析，可以预期β1>0是显著的。
此外，Zit为其他控制变量组成的向量，具体包括：(1)第一产业比重与第三产业比重，分别用各城市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来表示。(2)资本产出比，用各城市资本存量与GDP的比值来衡量，反映生产中的资本要素投入密度。其中，资本存量的计算方法借鉴柯善咨和赵曜(2014)的做法，在计算出基期2001年的资本存量后，利用永续盘存法来计算每年的资本存量，资本折旧率为5%。(3)人力资本水平，用每万人人均在校大学生数来衡量，具体用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除以总人口得到。(4)金融发展水平，用金融机构存款与贷款余额之和占GDP的比重来衡量。(5)利用外资水平，用各城市外商投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衡量。
本文样本为2014—2015年中国城市组成的平衡面板数据，在剔除变量缺失值后，共有251个城市。样本中所有名义变量都利用各省份CPI平减为以2001年为基期，数据根据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整理得到，2015年房价数据根据各省份统计年鉴整理所得。
(二)描述性统计
本文计算的“新二元结构”系数的全样本均值为1.276，由于“新二元结构”系数大于1表明城市中本地居民的收入要高于外来流动人口，这意味着中国城市中普遍存在着本地居民与外来流动人口之间在收入上的分化。在全部样本中，房价与新二元结构系数的相关系数为0.2，两者呈正相关，这也初步印证了本文理论模型的推论。实证模型中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础模型回归结果
表2报告了利用全样本数据对式(7)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无论在模型1还是模型2中，房价变量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即房价上涨显著地扩大了城市中本地居民与外来流动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即加剧了城市中的“新二元结构”，这与理论模型推论是一致的。
此外，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也都是显著的，具体来看：(1)第一产业比重与第三产业比重的系数显著为负。这主要是因为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包含大量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外来流动人口就业的吸纳能力强，因此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高可以提高外来流动人口的收入，减轻城市“新二元结构”。(2)资本产出比的影响显著为正。根据新古典生产理论，较高的资本产出比意味着生产中资本要素的投入比例要更高，因此资本要素投入更密集的行业其收入水平也会更高。但本文样本显示中国超过50%的外来流动人口就业集中在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居民服务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在资本密集型行业中就业占比较低。因此，资本产出比的提高更有利于增加城市本地居民的收入，从而加剧城市“新二元结构”。(3)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显著为正。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增加居民收入。但中国大约96%的外来流动人口都属于高中及以下学历，因此该指标的提高更多增加了本地居民部门的收入，所以其符号为正。(4)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显著为负。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缩小城市本地居民与外来流动人口部门在资本要素上的差距，促进外来流动人口部门的发展，因此其符号为正。(5)利用外资水平的影响显著为正。从本文样本中流动人口就业的行业分布来看，外来流动人口中在外资企业就业的比重仅为4%左右，因此，利用外资水平提高更多地提高了城市本地居民收入，加剧了城市“新二元结构”。
表2 基础模型回归结果
说明：括号内是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统计显著。下表同。
(二)分样本回归结果
表3报告了不同等级城市的回归结果。[注]一线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城市；二线城市为除一线城市之外的31个省会与计划单列市城市；三线城市则为除一线城市与二线城市之外的其他城市。由于一线城市的样本量太少，因此这里只利用了除一线城市之外的其他城市样本。从模型3～模型8的估计结果来看，房价的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与全样本回归结果是一致的。
表4报告了城市群与非城市群样本的回归结果，其中，城市群样本包括了12个国家级城市群包含的城市。[注]这12个城市群为哈长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关中城市群、中原城市群与长江中游城市群。模型9与模型10是非城市群样本的回归结果，模型11与模型12是城市群样本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与理论模型推论一致，房价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
(三)稳健性检验结果
1.剔除离群值与替换变量计算指标检验。表5分别从剔除样本离群值与替换变量计算指标两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而言：(1)模型13与模型14报告了剔除“新二元结构”系数最大1%与最小1%样本后的估计结果。(2)模型15与模型16报告了用人均可支配收入衡量城市本地居民收入后，利用重新计算得到的“新二元结构”系数的估计结果。(3)模型17与模型18则采用的是房价收入比作为房价代理变量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表5的稳健性检验表明房价仍然显著加剧了城市中的“新二元结构”。
表3 分城市等级样本回归结果
说明：受篇幅所限，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在此省略。
表4 分城市群样本回归结果
说明：受篇幅所限，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在此省略。
表5 稳健性检验：剔除离群值与替换变量计算指标
说明：受篇幅所限，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在此省略。
2.房价与城市“新二元结构”双向因果关系检验。本文理论模型认为房价会影响城市中不同部门居民的收入。但现实中房价与居民收入可能会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特别是居民收入高的城市会吸引劳动力流入，进而推高城市的房价(张莉等，2017)。这意味着本文实证模型在估计时可能会存在由于房价与居民收入双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为了修正双向因果关系的问题，本文通过选取房价的工具变量，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重新对基础模型进行估计。本文主要选取了以下两个工具变量：(1)利用城市限购政策这一外生的政策冲击作为房价的工具变量，该工具变量为某一城市是否限购的虚拟变量(限购取1，不限购取0)。(2)参考陈斌开和杨汝岱(2013)以及张莉等(2017)的做法，选取城市的人均住宅用地供给面积作为房价的工具变量。
表6中模型19～模型21分别报告了以住房限购政策、人均住宅用地供给面积以及两个变量同时作为工具变量时，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修正了双向因果关系导致的潜在内生性问题后，房价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这也表明房价加剧城市内部“新二元结构”的结论是稳健的。同时，对模型21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约束检验表明，工具变量满足外生性条件，这说明本文工具变量的选取也是合理的。
3.房价对城市“新二元结构”影响的异质性检验。由于不同省份样本数据间存在较强的异质性，为了修正由此导致的潜在加总偏误对基础模型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在模型2的基础上，针对房价变量，进一步估计了面板变系数模型，此时房价变量的系数在不同省份间是不同的。总体而言，在全部省份中，大约73%的样本中房价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注]受篇幅所限，变系数模型的详细估计结果在此省略，感兴趣的读者可来函索取。因此，尽管房价对城市“新二元结构”的影响在不同省份具有一定异质性，但在大多数样本中房价上涨加剧了城市“新二元结构”，这也表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6 房价与城市“新二元结构”双向因果关系检验
说明：受篇幅所限，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在此省略。
六、关于模型作用机制的进一步检验
本文理论模型揭示的房价上涨会加剧城市内部“新二元结构”的核心机制。即房价上涨会提高城市本地居民的收入，但会降低城市外来流动人口的收入(在放松农业劳动力供给完全弹性的极端假设，假定其供给弹性为正的情况下)。为检验上述机制，本文进一步估计如下收入决定方程：
(8)
(9)
式(8)为城市本地居民的收入决定方程；式(9)为城市外来流动人口的收入决定方程。可以预期δ1>0且α1<0。表7模型22与模型23分别报告了对式(8)与式(9)的估计结果。具体来看，模型22中房价的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模型23中房价的系数则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也印证了房价上涨会导致城市本地居民收入上升与外来流动人口收入下降，因此本文理论模型揭示的房价加剧城市“新二元结构”的机制是成立的。
表7 模型作用机制检验
说明：受篇幅所限，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在此省略。
此外，现实中信用扩张是影响房价的重要因素，这意味着信用扩张可能会进一步对城市“新二元结构”产生影响。从理论上看，信用扩张对城市“新二元结构”的影响存在直接与间接两条途径。从直接途径来看，信用扩张对城市“新二元结构”的直接影响为负，即信用扩张会减弱城市“新二元结构”。这是因为信用扩张会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而企业融资约束的降低会有助于扩大就业，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汪伟等，2013)。由于城市外来流动人口就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因此信用扩张带来的劳动收入份额上升会使得城市外来流动人口收入增加更快，从而减缓城市“新二元结构”。从间接途径来看，信用扩张通过房价作为中介变量对城市“新二元结构”的间接影响为正。这是因为信用扩散会刺激房价上涨，而房价上涨会加剧城市“新二元结构”，因此信用扩张对城市“新二元结构”的间接影响为正，即会间接加剧城市“新二元结构”。
为了考察信用扩张对城市“新二元结构”的上述影响机制，本文根据Baron & Kenny(1986)的中介效应模型，利用城市年均贷款余额增长率来衡量信用扩张程度，对这一机制进行了检验。表8报告了相应的估计结果。具体而言：模型24显示信用扩张对城市“新二元结构”的总效应显著为负，即缓解了城市“新二元结构”。模型25显示信用扩张显著提高了房价，由于本文研究表明房价提高会加剧城市“新二元结构”，这意味着信用扩张通过房价对城市“新二元结构”的间接效应为正。模型26表明信用扩张对城市“新二元结构”的直接效应为负。其中，在控制了房价的影响后，模型26中信用扩张变量的系数比模型24的系数要小，这意味着房价在信用扩张对城市“新二元结构”的影响中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
表8 信用扩张的中介效应检验
说明：受篇幅所限，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在此省略。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房价上涨的视角，对中国城市“新二元结构”现象的成因进行了新的理论阐释，并将2014—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微观调查数据匹配到251个城市构造面板数据样本对房价是否加剧城市“新二元结构”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1)理论分析显示，房价上涨会导致城市产业流出，这一方面会通过“市场拥挤效应”的减弱提高城市本地居民的收入，另一方面会通过劳动力需求的减少降低外来流动人口的收入，从而加剧城市“新二元结构”。(2)实证研究表明，在全部样本以及分城市等级与城市群样本中，房价上涨都显著加剧了城市新二元结构，该结论在剔除离群值、替换变量计算指标以及修正内生性后的稳健性检验中都是成立的。(3)对模型作用机制的检验证实了房价上涨会通过城市本地居民收入提高与外来流动人口收入下降这一路径加剧城市“新二元结构”。为解决城市“新二元结构”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加强城市治理，避免城市“新二元结构”的进一步扩大。城市“新二元结构”本质上是区域内部发展不协调的表现，近年来传统上的城乡差距、区域间差距等威胁区域协调发展的问题在不断改善，但不能忽视的是，城市内部外来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收入差距形成的“新二元结构”问题正在不断凸显。这种新的不平等现象正在产生新的收入差距问题，这对我国城市化的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不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就难以建立起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也难以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因此，我国应该进一步提高城市治理能力，城市政府要实现由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转型，进一步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按照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的要求提高城市治理能力，满足城市内部不同群体美好生活的需要。
(2)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缩小城市“新二元结构”。城市内部的房地产市场与劳动力市场往往是联动的，房地产调控不仅与房地产市场自身健康发展有关，还与城市内部收入分配的公平性紧密联系，过高的房价对城市外来人口收入的损害要更大。因此，为了缩小城市“新二元结构”，需要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坚持“房住不炒”，将房价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同时，要积极推动构建房地产市场长效发展机制，建立租购并举、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的房地产市场供给体系，保障城市外来流动人口等低收入群体的居住权益。
(3)建设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实现城市本地居民与外来流动人口的“共享”发展。城市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是形成城市“新二元结构”的重要前提条件。为了建设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我国需要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加快实现城市本地居民与外来流动人口在就业服务、职业培训、劳动报酬、子女入学等方面的平等待遇；保障城市外来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实现城乡统一的市场化用工制度，避免劳动力市场的歧视；完善针对城市外来流动人口的就业培训制度，提高其技术水平等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同时，积极利用互联网等建立就业信息服务平台，减少城市外来流动人口就业的搜寻与匹配成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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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HOUSING PRICES AND THE NEW DUAL STRUCTURE IN CHINESE CITIES
CAO Qing-feng
(Institute of Modern Economic and Management,Tianj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The new dual structure characterized by the increasing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migrants and local residents in Chinese cities is creating new inequalities.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finds that high housing prices will increase the income of urban residents and decrease the income of urban migrants.On this basis,matching the Migrants Population Dynamic Monitoring Survey Data in 2014—2015 to 251 cities,the empirical tests show that the increase of housing prices significantly aggravated the city’s new dual structure.This conclusion is also supported by different sub-samples and robust tests.Further tests confirm that the housing price has exacerbated the city’s “new dual structure” by increasing the income of urban residents and decreasing the income of urban migrants.
Key words:housing prices;population flowing;new dual structure
* 曹清峰，天津财经大学现代经济管理研究院，邮政编码：300222，电子信箱：caoqingfeng1988@126.com。本文得到天津市科技发展战略研究计划重点招标项目(18ZLZDZF0017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16YJCZH040)的资助。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责任编辑：张雨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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