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形成、收入阶层异质性与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研究
习惯形成、收入阶层异质性与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研究*臧旭恒 陈 浩
[提 要] 习惯形成是居民消费变化的一个基本特征，收入阶层异质性是居民禀赋差异的主要体现，本文旨在结合两者探究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以探寻扩大居民消费的方法。基于阶层消费函数理论，运用收入阶层面板SUR的结果显示，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习惯形成特征，消费行为呈现异质性，表现为低收入居民的消费习惯较弱、消费倾向较高，中等收入居民的习惯较强、消费较谨慎，高收入居民的习惯较强、地位性消费较活跃。当前“金字塔”形的收入分布、不断扩大但谨慎的中等收入居民、地位性消费的外流抑制了城镇居民消费的扩大，居民消费的相对不足主要是结构性问题。应依据各阶层消费的特点，从供给侧出发构建长效机制，促进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平稳增长，多方面减弱中等收入居民的谨慎性，并提升国内消费品的质量和档次。
[关键词] 习惯形成；消费异质性；收入阶层；面板SUR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我国经济呈现出典型的“提质换挡”的新常态特征，投资和出口拉动已难以为继，消费的作用前所未有地凸显，为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发挥消费尤其是城镇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主引擎作用，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但细究城镇居民消费的现状，消费总量有待扩大、消费倾向有待提高，仍是主要的表现之一，居民消费尚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趋势。[注]我国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占比稳定在73%左右，最终消费增量中，居民消费增量占比在70%～80%之间，居民消费中，城镇居民消费的总量和增量的占比超过75%，因此现阶段我国居民消费主要是城镇居民的消费。另外，通过历史数据的纵向对比和不同国别的横向对比，可知我国居民消费率、消费倾向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日韩等东亚国家、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如何扩大居民消费成为学术界和政策界的关注焦点。
为探究我国居民消费现状的成因，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多方探讨，但却相互质疑，至今难有定论。究其原因，皆因相关分析均从消费环境因素入手，并未抓住居民消费变化的内在规律，即习惯形成特征。习惯形成拟合了居民消费跨期影响的客观规律，体现了居民对于消费提升的偏好，其形成于城镇特殊的消费环境中。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增长、不断转型的经济环境，“摸着石头过河”、马尔科夫性的制度建设，以及潜移默化、历久弥新的儒家传统，决定了“增长性、动态性和不确定性”的消费环境成为居民消费决策的重要依据，居民视消费水平的提升为常态，面对多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并因拥有不同的禀赋和偏好，而在消费理念、消费行为等方面表现出异质性，因此居民在做出消费决策时将“三思而后行”，消费效用跨期影响，呈现出习惯形成特征，但该特征在不同类型居民消费之间可能具有差异。
现有研究对习惯形成理论的应用，多基于以“代表性消费者”为基本假设的经典消费理论，如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等，以此为基础却忽视了居民的偏好和禀赋的差异对其消费行为的影响。通过对我国居民家庭基本情况的比较，可知因收入水平差距所导致的禀赋的异质性，使得居民呈现明显的阶层分化，因此从收入阶层异质性的角度分析消费的习惯形成特征，一方面可以抓住居民消费变化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可以从偏好和禀赋两方面体现居民的异质性，对于准确理解居民的消费行为具有理论和现实的意义。
在多元化的增长环境内，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习惯形成特征是否存在阶层差异？导致了居民消费行为怎样的异质性？对居民消费的现实具有怎样的解释力和政策启示？为回答以上问题，本文拓展了郭庆旺(2013)提出的收入阶层消费函数假说构建理论模型，采用中国城镇住户调查1987—2012年7个收入阶层的数据构建阶层面板数据，验证了居民消费的习惯形成特征，并从消费总量和消费层次的角度估计变系数模型，分析了该特征的阶层差异和居民消费行为的异质性，解释了长期以来城镇居民消费有待扩大的现实，并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文研究发现，城镇居民消费存在显著的习惯形成特征，表现出明显的阶层异质性，其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习惯较弱、消费倾向较高，中等收入居民的习惯较强、消费较谨慎，高收入居民的习惯较强，但地位性消费较活跃。结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本文认为当前我国的“金字塔”形的收入分布、不断扩大但谨慎的中等收入居民、地位性消费的外流共同抑制了城镇居民消费，故应根据各阶层居民消费的特点，从供给侧出发构建扩大居民消费的结构化长效机制。
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文献综述，对消费习惯形成、收入阶层异质性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第三部分，理论模型，构建具有习惯形成特征的、体现跨阶层约束的居民消费函数；第四部分，实证分析，从消费总量和消费层次的角度运用面板FGLS和SUR等方法，分析居民消费的习惯形成特征的阶层差异，以及居民消费行为的异质性，解释城镇居民消费有待扩大的现实；第五部分，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消费习惯形成的相关研究
习惯形成理论是对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LC-PIH)的继承与发展，改变了后者关于效用时间可分可加的假设，被广泛应用于经济问题的研究，如居民消费理论、经济增长与周期理论、宏观经济政策等。居民消费是习惯形成理论的主要应用领域之一，相关研究最早可追溯至Marshall(1898)，其首次提出居民消费会受到过去消费的影响，后Duesenberry(1949)将其拓展为相对收入假说，Hall(1978)将其纳入跨期分析框架，习惯形成理论逐步成为现代消费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早期的分析，Ryder & Heal(1973)首次将习惯形成模型化，Constantinides(1990)等提出可减形式、比值形式的表示方法，Dynan(2000)等进而构建了具有习惯形成特征的居民消费函数，对预防性储蓄、代际扶持等进行了探讨。
应用习惯形成理论对于我国居民消费问题的探究，主要聚焦于从该角度解释居民消费相对不足的现实，具体可分为三个方向：一是检验居民消费的习惯形成特征，基于其类似谨慎行为的性质解释居民消费的相对不足，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此。如贾男等(2012)、黄娅娜和宗庆庆(2014)等分别对于农村和城镇居民消费的研究，认为该特征是居民消费行为趋于谨慎的重要影响因素。二是从动态的角度探究习惯形成对居民消费倾向的影响，如杭斌(2010)、翟天昶和胡冰川(2017)的研究，认为消费习惯抑制了居民的消费倾向。三是分析习惯形成对不确定性等外部因素影响的分析，如吕朝凤和黄梅波(2011)等，认为习惯因素会减弱外部因素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此外，也有研究分析了习惯形成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陈浩和宋明月，2019)。因此，从习惯形成的角度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分析结论较为一致，认为该特征抑制了居民消费的扩大，但基于居民同质性的假设难免会使结论具有偏差。
(二)居民消费异质性的相关研究
作为现代消费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无论是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等经典理论，还是预防性储蓄和流动性约束假说等新兴假说，皆以居民同质性为前提，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异质性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之一，加之我国发展的不平衡矛盾的凸显，从异质性的角度展开分析成为准确理解居民消费行为的必要前提。消费异质性的概念始于Campbell & Mankiw(1989)的研究，其依据是否打破“李嘉图等价”对消费者进行了划分，后来Kaplan & Violante(2014)从资产异质性角度入手，通过构建双资产模型拓展了相关分析，Stiglitz(2015)通过区分资本家和工人分析了资产积累对家庭消费决策的影响。国内基于居民异质性的研究也日趋丰富，对产品、风险等偏好的异质性和资产、收入等禀赋的异质性均成为界定不同居民的重要标准，前者如姜正和与张典(2015)从风险偏好程度区分两类消费群体，研究了住房负债对城镇家庭消费的异质性影响，后者如赵昕东和王勇(2016)从自有住房为储蓄型亦或借贷型区分异质性，研究了最低首付比对两类家庭消费率的影响。此外学者在对消费问题进行研究时，也分别从职业、年龄等角度控制异质性因素。
因此，如何界定居民的异质性成为相关分析的关键，选择一种合适的标准对于准确地理解异质性的影响至关重要。本文认为，我国居民对于社会地位的追求为此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启示，金烨等(2011)的研究表明，资产、收入已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决定居民社会地位的关键因素，且考虑到资产主要是收入积累而来，并且风险偏好、年龄等都是影响居民收入的因素之一，因此以收入水平为标准划分收入阶层，可以很好地体现居民的异质性。国内学者从收入阶层异质性出发对居民消费进行了研究，如宋建(2017)研究了城镇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消费异质性及彼此之间的影响，康书隆等(2017)则研究了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对不同收入水平参保家庭消费的异质性影响。
(三)习惯形成和收入阶层异质性的研究
作为居民消费变化的基本特征之一，习惯形成对于理解我国居民的消费现实，进而探寻扩大消费的方法至关重要，但基于居民同质性假设的分析存在偏差，经济理论的发展和扩大消费的现实都要求从异质性的角度探究居民消费的习惯形成特征。崔海燕和杭斌(2014)通过改进缓冲存货模型，从城镇不同收入等级的角度研究了收入差距、习惯形成与城镇居民消费，但是其研究主要考虑了收入差距，并没有考虑支出预期偏差和其他变量的影响，也没有考虑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相互影响。除此之外，鲜有学者从异质性角度入手分析居民消费的习惯形成特征。
为拓展相关研究，本文以城镇居民为研究对象，以收入水平为标准界定居民异质性，拓展了郭庆旺(2013)提出的收入阶层消费函数构建理论模型和计量方程，采用中国城镇住户调查7个收入阶层的数据构建面板，运用面板FGLS等方法检验居民消费的习惯形成特征，并运用面板SUR估计变系数模型，从消费总量和消费层次的角度分析了习惯形成的阶层差异和居民消费行为的异质性，进而解释了我国居民消费相对不足的现象，并提出了扩大居民消费的针对性政策建议。
三、理论模型
习惯形成是一种特殊的效用理论，认为消费效用具有跨期影响，即在收入禀赋的约束下，其效用取决于当期消费量和习惯存量(habit stock)，居民通过平滑消费的增长(而非消费)保证消费效用逐年提升，从而为居民消费问题提供了一种跨期分析框架。习惯存量即为消费习惯，为一逐步调整的状态变量，改变了外部因素的影响机制，体现了居民的风险偏好，表现了居民消费提升的愿望和下降的担忧。
本节将拓展郭庆旺(2013)提出的收入阶层消费函数假说，构建具有习惯形成特征的、跨阶层约束的居民消费函数。郭庆旺以经典理论为基础，将消费者的概念从个体拓展为群体，提出了收入阶层消费函数假说，假设消费者在同一收入阶层内是同质的，不同收入阶层间是异质的，但是他仅考虑了收入因素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而没有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以及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相互影响。在多元不确定性的增长环境内，居民消费具有习惯形成特征，且外部不确定性等因素对居民消费也有着重要影响，收入水平差别导致的社会地位差异会促使处于不同阶层的居民与其他阶层的居民进行比较，因此本节将引入习惯因素、收入和不确定性等外部因素，以及跨阶层约束对收入阶层消费函数进行拓展，具体如下：
(1)
式中，Ωj(j=1,2,…,n)表示居民收入阶层集合，j从1到n分别代表从最低到最高的n个收入阶层；分别代表每个阶层居民当期的消费支出、习惯存量、收入水平、不确定性和其他影响因素。
对消费的习惯存量的选择，参照行为经济学中的峰尾定律(Wilkinson，2012)，并借鉴Naik & Moore(1996)的做法，选择滞后一期的居民消费加以表示[注] 按照习惯形成理论，消费习惯存量的形式为Ht=(1-θ)Ht-1+Ct-1<θ-1，即以前各期消费的加权平均，故其为一缓慢调整的状态变量，使得消费表现出过度平滑的特性。对于以前各期消费的相对影响，Naik & Moore(1996)的分析显示，滞后一期消费的权数最大，是决定习惯存量的主要因素，故为简化分析，一般采用滞后一期消费作为习惯存量的代理变量，国内外学者如Dynan(2000)、杭斌(2010)、贾男等(2012)、黄娅娜和宗庆庆(2014)均采用此做法。：
(2)
此外，考虑到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相互攀比，以及对各阶层具有共同影响的不可观测因素，居民消费之间可能存在跨阶层约束，故进行联立方程组的系统估计会提高估计的准确性。因此，假设阶层消费函数之间存在跨方程的参数约束，即扰动项之间存在组间同期相关：
∀t)
(3)
基于以上分析，建立具有习惯形成特征的、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消费函数如下：
Cit=αi+λiCi,t-1+β1iYit+β2iψit+β3iXit
(4)
式中，λi为习惯形成参数，表示居民消费的习惯强度；β1i，β2i，β3i分别为收入水平、不确定性以及其他变量的影响参数。式(1)～式(3)共同表示具有习惯形成特征和跨阶层约束的阶层消费函数组。
四、实证分析
本节将基于建立的阶层消费函数组构建计量方程，采用1987—2012年城镇住户调查7个收入阶层的数据构造阶层面板，运用全面FGLS(CSTS-FGLS)检验城镇居民消费的习惯形成特征，并运用偏差校正OLS(PCSE-OLS)、偏差校正LSDV(LSDVC)等检验结果的稳健性，进而运用面板似不相关回归(SUR)估计变系数方程，从消费总量和消费层次两个角度探究习惯形成的阶层差异及居民消费行为的异质性，进而从结构性的角度解释我国居民消费有待扩大的现实。
(一)数据说明、变量选取和计量方程的构建
1.数据说明。跨期影响是习惯形成理论的关键前提，因此要求所用数据具有较长的时间连续性，同时收入阶层异质性要求能够对居民收入水平做出区分。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本文采用中国城镇住户调查中7个收入阶层数据，时间范围为1987—2012年。所有的数据均来自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注] 我国现有的微观消费数据集均不具有时间连续性，且时间维度较短。如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具有2011年、2013年和2015年数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具有2010年、2012年、2014年的数据，等等。如采用间断且短期的数据，会使估计的结果出现较大的偏差。
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每年选取大量的城镇居民样本进行调查统计，调查户数从1987年的32 855个样本增加至2012年的65 981个样本，数据具有很好的代表性。每年均按照10%，10%，20%，20%，20%，10%，10%的比例划分最低、低等、中下、中等、中上、高等以及最高共7个收入阶层。一般认为最低和低等收入阶层为低收入居民，中下、中等和中上收入阶层为中等收入居民，高等和最高收入阶层为高收入居民。具体数据包括：居民消费支出、食品消费支出、衣着消费支出、可支配收入、平均每一就业者负担人数以及城镇化率、人口性别比、GDP、财政支出等数据。为了消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以上含有价格因素的数据均以1985年消费价格指数为基期进行平减。为控制极端值并减轻异方差的影响，本文对上述数值变量做了对数化处理。
2.变量选取。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并借鉴前人的相关做法，选取变量如下：
居民消费支出Cit。借鉴杭斌(2010)等人的做法，选取居民实际消费性支出cszit作为代理变量。另选取居民食品实际支出cspit、衣着实际支出csyit分别表示居民的非耐用品消费、地位性消费。
居民收入水平Yit。借鉴黄娅娜和宗庆庆(2014)的做法，以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incit为代理变量。
不确定性水平ψit。不确定性一般从收入和支出两个角度衡量，多项研究显示，我国居民面临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支出方面，尤其是居民的支出预期偏差，故借鉴王健宇和徐会奇(2010)的做法，采用消费的调整离差率adrit[注]调整离差率即居民根据过去年度的消费增长率来预期t期支出的预期误差，其计算步骤如下：其中vt-i表示t期之前的消费增长率，vi表示t期预期的消费增长率，Pt-1表示前一期消费支出，表示t期预期的消费支出。为不确定性的代理变量，并采用消费增长率的平方vcsit检验其稳健性。
控制变量Xit。借鉴臧旭恒和李燕桥(2012)、杭斌和修磊(2016)对于居民流动性约束的研究，选取居民当期可支配收入的对数差cdsit，衡量居民消费是否受到信贷约束的影响。[注]关于居民面临的、以信贷约束为主的流动性约束的表示，囿于数据的局限性，难以做到直接表示，因此借鉴臧旭恒和李燕桥(2012)、杭斌和修磊(2016)所采用的间接表示法，引入居民收入变动的控制变量，通过衡量居民消费对收入的变动是否存在“过度敏感性”，来表现其受到的信贷约束程度。另外，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结果显示，引入cds后，其与居民收入inc不存在共线性。借鉴并改进郝云飞等(2017)的做法，选取人口负担比roeit，即家庭中每个就业人口负担的非就业人口数。借鉴Du & Wei(2013)分析竞争性储蓄的做法，选取人口性别比gorit，即总人口中男女比例。借鉴易行健等(2016)的做法，选取城镇化率corit，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数的比例。考虑政府转移支付的影响，借鉴汪伟和郭新强(2011)的做法，选取财政支出比cgrit，即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考虑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等外部冲击的影响，引入yjit，smit，qjit三个时间虚拟变量。[注]该段时期，邹检验(Chow test)显示我国居民消费函数只在1991年前后发生了结构突变，其他时点不存在变化。此处并未引入1991年时间虚拟变量，而是单独考察了1991—2012时段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本文结果不存在本质的差别。
基于以上选择，构建阶层面板数据，统计性特征如表1所示。该数据是平衡长面板数据，n=7，T=26，N=182。去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约为0.75，食品消费占比接近40%，且总消费、可支配收入等的组间标准差均处于较高水平，说明阶层之间居民消费的差距较大，且当期消费和习惯存量的描述性时间趋势显示，两者的关系在不同阶层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不同。因此，习惯形成可能存在显著的阶层差异，从阶层异质性的角度分析居民消费具有现实意义。另外cdsit组间差别较大，roeit均值为1.86，负担相对较重，gorit均值为1.06，处于较高的水平。囿于数据的可得性，corit，gorit和cgrit难以在阶层之间做出区分，故其组间标准差均为0。
表1变量统计性特征描述
3.计量方程构建。依据式(4)以及采用的数据类型和变量，构建计量方程如下：
lnCit=αi+λilnCi,t-1+βilnYit+γiψit
(5)
式中，λi为习惯形成参数；βi为边际消费倾向；γi为不确定性的影响；ζki表示各控制变量的影响。式(5)亦受到式(3)的约束。
(二)城镇居民消费的习惯形成特征检验
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是否存在显著的习惯形成特征？本节将运用阶层面板数据进行回归检验。为保证结果的准确性，首先对长面板数据进行组间异方差、组内自相关和组间同期相关的检验，Greene Wald、Wooldridge Wald和BP-LM检验结果显示，该面板在1%水平上显著存在组间异方差、组内自相关和组间同期相关，因此运用面板FGLS进行总体检验，并运用PCSE-OLS、LSDVC法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注]这也验证了前文式(3)关于消费函数跨方程参数约束的假设是合理的。
结果如表2所示。考虑到邹检验(Chow test)显示居民消费函数在1991年前后存在结构突变，故以1991—2012时段数据进行回归，结果显示与表2不存在显著差别。其中式(1)、式(4)不考虑消费的习惯形成特征，式(2)、式(3)和式(5)、式(6)引入消费习惯，其中方程(2)不考虑不确定性。CSTS-FGLS和PCSE-OLS回归估计中控制了阶层个体效应和时间趋势项，方程拟合优度均超过0.9，WALD检验结果显示各方程均高度显著，不存在遗漏变量。以vcsit替代adrit的估计显示各方程的结果是稳健的。
总体而言，消费习惯均在1%水平下显著，居民消费呈现习惯形成特征。式(1)、式(2)和式(3)比较可知：如不考虑消费习惯，边际消费倾向约为0.88；若考虑消费习惯，但不考虑不确定性，习惯形成参数约为0.2，边际消费倾向减小至约0.74；若在不确定性下考虑消费习惯，习惯形成参数约为0.44，边际消费倾向约为0.53。式(4)、式(5)和式(6)分别运用偏差校正OLS和动态面板的方法，验证了以上结果的稳健性。因此，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呈现显著的习惯形成特征，不确定性的存在会增大习惯形成的强度，这会抑制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因此，诚如理论分析所言，消费的习惯形成特征类似一种谨慎的行为，对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具有抑制作用。
表2城镇居民消费的总体估计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下显著。下表同。
说明：各解释变量的括号中报告的是t统计量，下表同。个体效应id、时间效应t存在或正或负的显著影响，程度有限，限于篇幅表2没有列示。
控制变量中，收入变动cdsit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城镇居民受到信贷约束的制约，但考虑习惯形成后其影响程度有限。除财政支出比cgrit外，人口负担比roeit、城镇化率corit、人口性别比gorit均对居民消费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说明人口的抚养压力、子女在婚姻市场的竞争压力，以及城镇化引发的城市资源紧张，均会促使居民减少消费。此外，时间虚拟变量yjit和smit具有轻微的显著影响，但程度有限。
综上所述，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存在显著的习惯形成特征，其强度会因不确定性的存在而增大，且会抑制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在考虑信贷约束、人口抚养等因素后，以上结论依然成立，这与杭斌(2010)等人的结论是一致的。但结果亦显示，阶层的个体效应对消费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居民的消费行为可能存在阶层异质性。
(三)居民消费习惯形成特征的阶层差异分析
居民消费的习惯形成特征是否存在阶层差异？导致了居民消费行为出现怎样的异质性？为此本节将运用面板SUR进行变系数方程分析，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以vcsit替代adrit为代理变量的结果与表3基本一致，各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99以上，BP-LM检验结果显示相比OLS和SUR能够提高估计效率。采用1991—2012时段数据的回归结果与表3不存在本质差别，但阶层之间的异质性更加明显。图1显示了随着收入阶层的提高，习惯形成参数、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化趋势。
表3城镇不同收入阶层居民消费的SUR估计结果
说明：中下、中上分别指中等偏下收入阶层、中等偏上收入阶层。下表同。
图1 习惯形成参数、边际消费倾向的阶层差异
资料来源：根据表3结果绘制。
由表3和图1可知，各阶层居民消费均在1%水平下呈现习惯形成特征，且阶层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其中最低阶层的参数最小，约为0.23，中上阶层的参数最大，约为0.43。随着阶层的提高，习惯形成参数总体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倒“U”形，中等收入群体居民的参数较大。与之相对应，中等阶层居民的消费倾向最低，约为0.52，最低阶层的消费倾向最高，约为0.79。随着阶层的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总体呈现先减小后增大的“U”形，中等收入群体居民的消费倾向较低。但高收入群体居民的习惯形成参数和边际消费倾向均相对较大。支出预期偏差均在1%水平下影响显著，但其数值较小，随着阶层的提高其影响总体呈现逐渐减小趋势。
此外，控制变量中，收入变动cdsit对最低、低等和中下阶层居民的消费呈现负向影响，但并不显著，说明信贷约束的影响是有限的。[注]表3结果显示，cds对高收入群体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可能是高收入群体的消费主要以地位性消费为主，且地位性消费的收入弹性较大。人口抚养比roeit对最低阶层的消费影响显著，说明其人口抚养负担较重。人口性别比gorit对最低、中等、中上和高等阶层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竞争性储蓄动机广泛存在于各阶层。城镇化corit对各阶层居民消费均具有负向影响，说明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多，城市资源趋于紧张。财政支出比cgrit对中等阶层以上居民的消费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当前我国的财政支出主要有利于中等以上阶层，努力惠及低收入居民应成为改革的方向。
因此，城镇居民消费的习惯形成特征存在明显的阶层差异，进而导致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消费行为呈现显著的异质性，其中低收入居民的习惯形成参数较小，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消费谨慎程度不高；中等收入居民的参数较大，边际消费倾向较低，消费行为较谨慎；高收入居民的参数较大，但是其边际消费倾向也较高，呈现两者同高的特殊性。
(四)对消费习惯形成阶层差异的进一步分析
居民消费的习惯形成特征何以呈现如此的阶层差异？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为此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解释。马斯洛认为人的需求是从下往上逐次递进的，第一层次为基本生理和安全需要，第二层次为获得他人关注和承认的需要，第三层次为独立自主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对比而言，低收入居民的消费主要对应第一层次，在逐步实现小康社会的今天，基本需求已经满足，其谨慎程度并不高，且因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其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中等收入居民的消费需求主要对应第二层次，一方面为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他们会减少消费积累财富，另一方面为体现其社会地位，他们会相应增加如衣着等地位性消费，多种影响使得中等收入居民的习惯形成参数较大，边际消费倾向较低，消费行为较谨慎。[注] 以上两个方面类似于凡勃仑所说的“歧视性对比(invidious comparison)”和“金钱竞赛(pecuniary emulation)”的概念。中等收入群体的“焦虑”已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http://finance.chinanews.com/cj/2017/05-30/8237441.shtml。高收入居民的消费主要对应第三层次，地位性消费成为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其消费习惯更加强烈，所谓“由奢入俭难”，另一方面为维持自己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所谓“高处不胜寒”，其习惯形成参数较大，但边际消费倾向仍然较高。[注] 本文认为，居民消费的规模及层次，能够很好地体现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界定的需求的三个层次。首先，所谓物质决定意识，居民三个层次的需求，本质都是对效用的追求，其基础仍然是消费的规模和层次。其次，根据金烨等(2011)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地位成为决定我国居民社会地位的最重要因素，并且消费的数量大小、层次高低成为社会地位最直观的体现。再次，居民消费效用是消费数量和层次的增函数，随消费数量的扩大、层次的提高而提升，因此需求层次越高，对消费数量和消费层次的要求就会越高。所以消费数量和层次，与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需求，包括心理的需求均是正相关的，比如高收入居民，其为满足自身独立自主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会要求一定数量的地位性消费。为验证以上分析的合理性，本节从居民消费层次的角度出发，区分消费的耐用性、地位性并进行面板SUR估计，结果如表4和图2所示。
表4非耐用品消费、地位性消费的SUR估计结果
说明：非耐用品和地位性消费的SUR估计均控制了收入变动、人口负担比、人口性别比等控制变量，此处没有列示。其中非耐用品消费中，信贷约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但程度有限，在地位性消费中，其影响主要表现在高收入群体，且影响显著，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与上文保持一致。BP-LM检验显示SUR比单一方程估计更有效率。
图2 各阶层的非耐用品消费、地位性
消费的习惯形成参数和边际消费倾向
说明：括号中“非”“地”分别表示非耐用品消费、地位性消费。
资料来源：根据表4结果汇总。
借鉴黄娅娜和宗庆庆(2014)的做法，为了剔除耐用品消费的影响，以食品作为非耐用品消费的代理变量，结果显示各阶层居民消费依然显著呈现习惯形成特征，但因剔除了耐用品消费的影响，习惯形成参数整体偏大。此时，最高阶层的参数最小，约为0.32，中等阶层的参数最大，约为0.73，如图2所示，随着收入阶层的提高，习惯形成参数呈现典型的倒“U”形。与此对应，中上及以上阶层的收入的影响不再显著，从最低到中等阶层，边际消费倾向逐渐降低，随着阶层的提高，居民消费倾向整体呈现“U”形，习惯形成参数与边际消费倾向的负相关关系更加明显。因此，非耐用消费品的估计结果，验证了上述关于习惯形成阶层差异和各阶层居民消费行为异质性分析的稳健性，即低收入居民消费的谨慎程度不高，中等收入居民消费行为较谨慎。但是高收入居民的消费，并未呈现出习惯形成参数、边际消费倾向相对同高的特殊性，这与以食品消费代表非耐用品消费有关。因为对于高收入居民而言，地位性消费是其消费的主要组成部分，非耐用品消费对其消费的影响有限。
为此，考虑到地位性消费可观测性的特点(凡勃仑，2012)，借鉴杭斌和修磊(2016)的研究结果，选取衣着消费作为地位性消费的代理变量。SUR结果显示，最低和低等阶层的地位性消费并不呈现习惯形成特征，且具有一定的耐用性，说明低收入居民并不热衷于地位性消费。相比之下，中等和高等、最高阶层的地位性消费则呈现显著的习惯形成特征。如图2所示，随着收入阶层的提高，地位性消费的习惯形成参数总体处于较高水平，尤其对于最高阶层，其参数超过0.75，边际消费倾向接近1。
因此，综合以上分析可知，城镇居民消费呈现显著的习惯形成特征，因阶层之间消费层次的不同，习惯形成具有明显的阶层差异，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消费行为呈现明显的异质性，低收入居民消费的习惯形成参数较小，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消费谨慎程度有限；中等收入居民消费的习惯形成参数较大，边际消费倾向较低，消费行为较谨慎；地位性消费具有重要影响的高收入居民，消费的习惯形成参数较大，且边际消费倾向也较高，呈现两者同高的特殊性。
(五)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现实的解释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对城镇居民消费有待扩大的现实做出解释。长期以来，城镇居民的收入分布呈现典型的“金字塔”形状，低收入居民占据绝对多数，中等收入居民次之，高收入居民相对较少。[注] 对收入分布的衡量，按照不同标准的分析结论是一致的。比如国家统计局依据世界银行标准认为，2015年我国低收入居民占比超过6成，中等收入居民占比约为3成，高收入居民占比低于1成。瑞信研究院发布的《2015年度财富报告》，根据美国的标准，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购买力平价体系加以换算，认为我国低收入居民占比超过8成，中等收入居民占比约1成，高收入居民占比低于1成。因此，我国居民的收入分布整体呈现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居民逐步减少的金字塔形。低收入居民虽然人数较多，消费行为谨慎性不高，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但其收入较低，消费支出占居民总消费的比重较小，推动居民消费扩大的作用有限。中等收入居民虽然规模不断增大，其收入也相对较高，但其消费行为较谨慎，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对居民消费增长的贡献亦有限。高收入居民虽然消费习惯较强，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但是其消费更多的是地位性消费，当前后者多数流向海外，[注] 地位性消费中，奢侈品的消费是主要组成部分。据世界奢侈品协会(World Luxury Association)的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的奢侈品消费国，2015年中国消费者全球奢侈品消费达到1 168亿美元，全年买走全球46%的奢侈品，这其中910亿美元在国外发生，占比78%，中国人近八成的奢侈品消费是“海外淘货”的。并且其人数较少，对扩大国内居民消费的作用亦不大。因此，“金字塔形”的收入分布、谨慎的中等收入居民和地位性消费的外流，共同造成了我国当前城镇居民消费的乏力，居民消费现实更多是一种由供给侧的因素所导致的结构性问题。
同时，我国居民的跨阶层流动，也为边际消费倾向的持续下降提供了进一步解释。随着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快速增加，部分低收入居民逐渐踏入中等收入居民行列，但是由于户籍制约、房价攀升、收入差距等多种因素的限制，中等收入居民却很难成为高收入居民，中等收入居民规模不断增大。在当前的消费环境中，中等收入居民的消费行为较为谨慎，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当低收入居民成为中等收入居民后，消费倾向将大幅度减小，故随着中等收入居民规模的不断扩大，居民总体的消费倾向将不断降低。因此，随着中等收入居民规模的扩大，若不及时完善社会保障、金融信贷等制度供给，以有效释放其消费潜力，其反而会抑制居民的消费倾向，进一步加剧供需的不平衡。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新常态下，为发挥消费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主引擎作用，扩大城镇居民的消费至关重要。考虑到居民消费效用跨期影响的规律和收入水平差异的现实，从收入阶层异质性的角度分析居民消费的习惯形成特征，对于探寻扩大居民消费的结构性的方法措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城镇居民为研究对象，拓展郭庆旺(2013)提出的收入阶层消费函数假说，建立具有习惯形成特征的居民消费函数，采用1987—2012年城镇住户调查7个收入阶层的数据构建阶层面板，从消费总量和消费层次的角度，分析了居民消费的习惯形成特征的阶层差异，及其消费行为的异质性，据此解释了当前阶段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有待扩大的现实。实证结果对不同的数据和方法具有稳健性。
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城镇居民消费存在显著的习惯形成特征，其强度因不确定性的存在而增大，并会抑制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2)不同收入居民的消费行为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其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习惯较弱、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消费谨慎程度不高；中等收入居民的习惯较强、边际消费倾向较低，消费行为较谨慎；高收入居民的习惯较强、边际消费倾向也较高，地位性消费较活跃。(3)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有待扩大的现实，更多是一种由供给侧的因素所导致的结构性问题，“金字塔”形的收入分布、不断扩大但谨慎的中等收入群体居民、地位性消费的外流共同抑制了居民消费的扩大。
因此，为了扩大居民消费，应针对各收入阶层居民消费的特点，从供给侧出发建立扩大居民消费的结构化长效机制。(1)为扩大低收入居民的消费，应抓住其基本消费的特点，通过保障就业、提高最低工资水平、财政转移支付、个人所得税减免等，保障收入的稳定增长。(2)为扩大中等收入居民的消费，关键在于缓解其谨慎性，立足其所处位置的特殊性，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降低金融产品、优质教育等的获取门槛，遏制房价和房租的过快上涨，减弱社会阶层的界限和差距，稳定其预期，增大消费倾向。(3)为扩大高收入居民的消费，应立足其地位性消费的特点，推进产业供给侧改革，提升国内消费品的质量和档次，使海外消费回归国内。
本文的研究还存在有待改进之处，将在以后持续跟进并完善。习惯形成要求所用数据具有较长的时间连续性，因此采用时间维度较长、连续的微观数据最为理想。但现在国内的微观数据，如CHFS和CFPS等均不具有连续性，且时间维度很小，宏观数据如省际收入阶层数据，因缺失较为严重等原因，难以进行理想的回归分析，故本文选择采用阶层面板数据，虽通过延长时间维度、采用系统估计等设计来提高估计的效率，但仍难以避免数据量有限、信贷约束等变量缺失的问题。本文将持续关注并跟进相关数据和分析，并在条件成熟后进一步完善本文的结论。
参考文献
陈浩、宋明月，2019：《习惯形成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崔海燕、杭斌，2014：《收入差距、习惯形成与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管理工程学报》第3期。
凡勃伦，2012：《有闲阶级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郭庆旺，2013：《消费函数的收入阶层假说》，《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1期。
杭斌、修磊，2016：《收入不平等、信贷约束与家庭消费》，《统计研究》第8期。
杭斌，2010：《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为何持续下降——基于消费习惯形成的实证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6期。
郝云飞、宋明月、臧旭恒，2017：《人口年龄结构对家庭财富积累的影响——基于缓冲存货理论的实证分析》，《社会科学研究》第4期。
黄娅娜、宗庆庆，2014：《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习惯形成效应》，《经济研究》第增1期。
贾男、张亮亮、甘犁，2012：《不确定性下农村家庭食品消费的“习惯形成”检验》，《经济学(季刊)》第1期。
姜正和、张典，2015：《住房负债与中国城镇家庭异质性消费——基于住房财富效应的视角》，《消费经济》第3期。
金烨、李宏彬、吴斌珍，2011：《收入差距与社会地位寻求: 一个高储蓄率的原因》，《经济学(季刊)》第3期。
康书隆、余海跃、王志强，2017：《基本养老保险与城镇家庭消费:基于借贷约束视角的分析》，《世界经济》第12期。
吕朝凤、黄梅波，2011：《习惯形成、借贷约束与中国经济周期特征——基于RBC模型的实证分析》，《金融研究》第9期。
宋建，2017:《不同收入阶层消费之间相互影响的实证分析》，《经济问题探索》第3期。
汪伟、郭新强，2011：《收入不平等与中国高储蓄率: 基于目标性消费视角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管理世界》第9期。
王健宇、徐会奇，2010：《收入不确定性对农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当代经济科学》第2期。
易行健、刘鑫、杨碧云，2016：《城市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经济问题探索》第7期。
臧旭恒、李燕桥，2012：《消费信贷、流动性约束与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基于 2004—2009 年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经济学动态》第2期。
翟天昶、胡冰川，2017：《农村居民食品消费习惯形成效应的演进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第8期。
赵昕东、王勇，2016：《住房价格波动对异质性自有住房家庭消费率影响研究》，《经济评论》第4期。
Campbell, J.Y., and N.G.Mankiw, 1989, Consumption, Income and Interest Rates: Reinterpreting the Time Series Evidence, Cambridge: MIT Press.
Constantinides, G.M., 1990, “Habit Formation: A Resolution of the Equity Premium Puzzl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3): 519-543.
Duesenberry, J.S.,1949, Income Saving and the Theory,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Du, Q., and S.Wei, 2013, “A Theory of the Competitive Saving Motiv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91(2): 275-289.
Dynan, K.E.,2000, “Habit Formation in Consumer Preferences: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0(3): 391-406．
Hall, R.E., 1978, “Stochastic Implications of the Life Cycle-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6(6): 971-987.
Kaplan, G., and G.L.Violante, 2014, “A Model of the Consumption Response to Fiscal Stimulus Payments”, Econometrica, 82(4): 1199-1239.
Marshall, A., 1898,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An Introductory,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ers.
Naik, N.Y., and M.J.Moore,1996, “Habit Formation and Intertemporal Substitution in Individual Food Consumptio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78(2):321-328.
Ryder, J., and G.Heal, 1973, “Optimal Growth with Intertemporally Dependent Preferences”, Review of Economics Studies, 40 (1): 1-31．
Stiglitz, J.E., 2015,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Wealth among Individuals_ Part III_ Life Cycle Savings Vs.Inherited Savings”, NBER Working Paper , No.21191.
Wilkinson, N., 2012, An Introduction to Behavioral Economic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
HABIT FORMATION, INCOME STRATA HETEROGENEITY AND CHINESE URBAN RESIDENTS’ CONSUMPTION
ZANG Xu-heng1 CHEN Hao2
(1.School of Economics,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2.School of Economics, Shandong University)
Abstract:Habit formation is one of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residents’ consumption behavior, and the income strata heterogeneity is the main reflect of the difference of their endowment.In order to explore ways to expand residents’ consumption,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consumption behavior of urban residents by combing them.Based on the income strata hypothesis of consumption function and panel SUR, we find that residents’ consumption shows significant habit formation which shows obvious strata heterogeneity.Specifically, low-income residents have weaker habit motivation and higher consumption propensity, the habit motivation of middle-income residents is stronger and their behavior is prudent, and high-income residents’ status consumption is active.The incom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of Pyramid type, the expanding but prudent middle-income residents and the outflow of status consumption have restrained residents’ consumption jointly, and the relative shortage of residents’ consumption is mainly a structural problem.We should try to build a long-term mechanism from the supply side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very income strata, promote the steady growth of low-income residents’ income, weaken the prudence of middle-income resident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grade of domestic consumer goods.
Key words:habit formation; heterogeneous consumer; income strata; panel SUR
* 臧旭恒，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山东大学消费与发展研究所，邮政编码：250100，电子信箱：xhzang@sdu.edu.cn；陈浩(通讯作者)，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7ZDA03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773063)的资助。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责任编辑:杨万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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