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型CEO更富有社会责任感吗
学者型CEO更富有社会责任感吗*
——基于企业慈善捐赠的研究
姜付秀 张晓亮 郑晓佳
[提 要] 社会公众对学者道德角色的期待、学术职业工作内容与环境的特殊性以及在长期的师德传承塑造了学者高尚的道德观念和更强的社会责任感，因此学者型CEO推动了企业实施更多利他倾向的慈善捐赠行为。以2004—2016年沪深股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本文实证检验结果为该假设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证据支持。笔者发现，当CEO拥有学术经历时，其所在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更高。以汶川大地震为外生事件的研究结果为本文的研究结论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此外，笔者还从经济动机、政治动机和私利动机假说等方面排除了本文发现的其他可能解释。本文较好地丰富了高层梯队理论和慈善捐赠动机领域的文献。
[关键词] 学术经历；慈善捐赠；社会责任感
一、引言
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批高校教师、科研机构人员从原单位离职后自主创业经商，形成了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独有的“文人下海”现象(Dickson，2007)。近年来，越来越多具有学术经历的科研工作者进入到上市公司领导层，[注]本文所指的学术经历，是指在学术职业中从事科学研究的工作经历。在西方，学术职业(academic profession)特指“大学教师”(沈红，2011)，由于历史原因，我国还存在为数众多的非营利性科研机构，我们也将其视作学术职业的组成部分。需要指出的是，学术经历这一概念与教育背景等术语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属于工作经历范畴，反映的是工作角色的参与对个人特质的塑造；后者(如取得硕士或博士学位)则是个人禀赋或能力的体现，二者对高管行为的影响及向资本市场传达的信号存在显著差异(Bernile et al.，2017)。甚至担任公司CEO等关键职务，成为上市公司的中坚力量。根据笔者的统计，2004—2016年，有学术经历的CEO(学者型CEO)样本平均占比为13.5%，并呈现出逐年上升后趋于稳定的态势。从2004年的8.4%上升到2009年的11.2%；2011年起始终保持在15%左右的水平上。可以看出，学者型CEO在高管团队中广泛存在已成为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一个独特的现象。近些年来，随着三鹿集团“奶粉事件” “地沟油事件”、长生生物“疫苗事件”以及众多环境污染、安全生产事故频频曝光，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感缺失的问题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根据《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能力成熟度报告(2016)》的统计，2015年我国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能力成熟度平均得分仅为33.01分，得分低于60分的公司占比竟高达98%(肖红军等，2016)。由此产生了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在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感缺失日益引发各界关注的背景下，CEO的学术经历是否有助于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学者型CEO是否更富有社会责任感？对于该问题，现有文献并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
企业是否具有社会责任与公司高管的价值观密切相关(Mesch et al.，2011)。根据高层梯队理论，高管的价值观又深受其年龄、性别、教育背景、工作经历等个人特征异质性的影响(Hambrick & Mason，1984)。诸多实证研究表明，在高管个人特征中，工作经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在某一领域的长期任职经历不仅使高管拥有专业知识和技能，而且塑造了高管的价值观、认知理念和行事风格，从而使公司决策带有明显的个人烙印(Custódio & Metzger，2014；Benmelech & Frydman，2015)。
笔者认为，学术经历有助于塑造CEO的社会责任感，使其表现出更多利他倾向的慈善捐赠行为。首先，社会对学者道德角色的期待铸就了学者型CEO更强的道德责任担当。根据角色理论，个体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需接受与自身角色相符的一系列权利和义务(Linton，1936)。长期以来，社会各阶层对学者的道德角色寄予了很高的期待(Bowman，2005)。学术经历将使CEO强化道德自觉，形成更强的社会责任感和济世情怀，从而在担任CEO职务期间推动企业实施更多利他主义的慈善捐赠活动。其次，学术职业工作内容与环境的特殊性塑造了学者型CEO高尚的道德观念。从学术研究工作的特质来看，学术研究不仅是一项创造性和探索性的心智活动，而且是蕴含着伦理的道德活动(陈洪捷，2006)。学术研究要求研究者摆脱名利诱惑，以无私无畏的精神献身于人类知识的进步事业，因而学术研究活动本身便是高度社会责任感的自我修炼。同时，学术研究工作者通常还承担着教书育人角色，教育工作能够将以身作则、乐于奉献等道德观念逐渐深入到学者的道德人格当中，使其更富有社会责任感。最后，学术职业在长期的师德传承中形成了为人师表、兼济天下等根深蒂固的道德价值观，其中自然包含“家国天下”的社会责任感。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以沪深两市2004—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在手工整理CEO学术经历资料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CEO学术经历与企业慈善捐赠的关系。研究发现，CEO学术经历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在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和工具变量法控制内生性问题以及其他稳健性检验之后，研究结论保持不变。进一步地，较之于非学者型CEO所在企业，学者型CEO所在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在汶川大地震之后有更大幅度的提高，表明汶川大地震这一重大灾难事件的发生给学者型CEO带来更大的触动，激起其更强烈的捐赠意愿和济世情怀。此外，本文还部分排除了学者型CEO捐赠的经济动机、政治动机和私利动机假说，从而为学者型CEO更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研究结论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证据支持。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首先，本文从高管学术经历这一视角丰富了高层梯队理论领域的研究文献。在已有关于高管特征与公司行为的文献中，国内外学者主要从高管的年龄(Yim，2013)、性别(Srinidhi et al.，2011)、教育背景(King et al.，2016)、任期(Ali & Zhang，2015)、人格特征(Malmendier et al.，2011)、工作经历或其他经历(Giannetti et al.，2015；Benmelech & Frydman，2015；Bernile et al.，2017)等视角展开研究。鲜有文献关注学术经历给公司决策带来的经济后果(Francis et al.，2015；Cho et al.，2017；周楷唐等，2017)。尽管Cho et al.(2017)从“教授董事”的视角考察了董事会结构对企业社会责任评级的影响，然而CEO作为高管团队的领导者，其学术经历在公司捐赠决策中所发挥的作用尚不清晰。本文较为系统地检验了CEO学术经历与企业慈善捐赠的关系，并剖析了学者型CEO慈善捐赠的动机，从而对高层梯队理论领域的研究文献形成有益的补充。其次，本文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领域的相关文献。与已有研究从高管的性别(Mesch et al.，2011)、从军经历(Luo et al.，2017)、海外经历(文雯和宋建波，2017)、贫困经历(许年行和李哲，2016)等视角考察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不同，本文从CEO学术经历这一新的视角切入，探讨高管学术经历是否有助于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领域的研究文献。再次，本文为企业慈善捐赠的利他动机解释提供了新的证据支持。已有文献大多认为，企业慈善捐赠本质上体现了“战略性捐赠”的特质(山立威等，2008；Zhang et al.，2010)，抑或出于政治动机(戴亦一等，2014；Li et al.，2015)或管理层的私利动机(Brown et al.，2006)。与这类研究不同，本文通过对CEO学术经历与慈善捐赠关系的考察，揭示学术经历所塑造的社会责任感是CEO介入社会公益事业、推动企业履行公民责任的主要动因，进一步拓展了企业慈善捐赠动机的研究框架。
本文余下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通过理论分析提出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介绍研究设计；第四部分报告主要实证结果，包括主检验和内生性控制等稳健性检验结果；第五部分进行拓展性研究；最后为研究结论及启示。
二、研究假设的提出
Hambrick & Mason(1984)认为，面对高度复杂的内外部环境，管理者的认识和理解能力往往是有限的。在决策过程中，高管通常依据自身的认知基础(cognitive basis)和价值观(values)进行思考和抉择，公司的战略决策实质上是环境因素被高管的有限认知和价值判断过滤后的结果，高管的认知基础和价值观等心理结构是决定公司决策的关键因素。
在高管心理过程的组成要素中，价值观起着至关重要的导向性作用。价值观是一整套外显的或内隐的、有关什么是“值得的”的看法的集合，影响着人们对行为方式、手段和目标的选择。也就是说，价值观体现了人们关于价值取舍标准的根本态度，是具有评价、选择和规范等功能的深层心理建构。从价值观的类型来看，道德价值观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Perry(1926)最早将价值观分为六类，将道德作为价值观的一个维度。Schwartz(1992)根据前人的研究，将价值类型概括为十种，其中普济主义(即理解、包容、平等、环保、对人类福祉及人性的捍卫等)、仁爱心(即关怀、仁慈、忠诚、增进人类共同的福利等)明显属于道德价值观的范畴。正因高管的决策受其道德价值观的支配和制约，当考察公司的慈善捐赠行为时，不应忽视高管内在的道德价值观对其行为动机的导向作用。
需要强调的是，作为一种观念体系，道德价值观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个体社会化(socialization)的过程，即通过自身与社会的双向互动，逐步形成成熟、稳定的价值观体系。在这个过程中，童年经历、教育经历和工作经历等个人经历对道德价值观的形成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其中，工作经历对人格特征及价值观的塑造功能得到了学者的高度关注。根据心理学的研究，一个人对工作角色的不断参与必然伴随着交互作用而引起人格变化，工作内容的特殊性、工作复杂程度、工作中的成败经历以及职业流动性等不仅影响个体的归因倾向、智力灵活性、生活态度及情绪健康(Brousseau & Prince，1981)，而且对个体的道德意识和责任感产生深刻的影响(Roberts，1997)。在各种职业类型中，学术职业对道德的推崇、对道德标准的要求均显著高于其他职业，这使得学者型CEO具有更强的道德责任担当、更高尚的道德观念及道德情操。
首先，社会对学者道德角色的期待铸就了学者型CEO更强的道德责任担当。根据角色理论(role theory)，社会是一个由各种相互联结的位置或地位组成的网络体系，角色代表了与某一特定社会地位或身份相联系的期望系统。当个体承担某个角色时，他必须自觉接受与角色相符的一系列权利和义务(Linton，1936)。长期以来，社会各阶层对学者的道德角色寄予了很高的期待，学者被认为是社会道德责无旁贷的扛鼎之人。根据罗依摩根研究机构最近一期的职业形象调查报告(Roy Morgan Image of Professions Survey 2017)，在30种职业中，大学教师(university lecturers)位居前10名，66%的受访民众对大学教师的道德和诚信水平给出了“很高”或“高”的评价。不仅如此，大量学术研究也表明社会对学者道德水准的要求之高与其他群体截然不同。例如，Baumgarten(1982)指出，大学教师应富于自我牺牲精神，为了社会的福祉而甘愿牺牲自己的利益，除课堂上的言传身教之外，还有义务在课堂之外的任何地方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Charnov(1987)同样认为，教授是民众心目中的“良好公民”，他们扮演着道德楷模的角色。Tierney(1997)指出，大学教授的社会责任包括科学研究、教书育人和服务社会三个方面，而每个维度都包含着道德和伦理层面的内容。O’Connell(1998)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即作为教育工作者，大学教师对当代和后世都负有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从更深层次来看，大学教师应把自己为人处世的原则建立在普适伦理的基础之上，比如谦卑、诚实、正直、信任和关怀等(Bowman，2005)。从以上文献回顾可以看出，人们对学者这一特殊群体普遍抱有更高的道德期望和要求，将躬行与推广道德视作学者的基本使命之一。正因如此，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道德角色定位可能使学者型CEO强化道德自觉，有更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家国天下”情怀，从而实施更多利他主义的慈善捐赠行为。
其次，学术职业工作内容与环境的特殊性塑造了学者型CEO高尚的道德观念。学术职业是“以学术为业”的职业，科学研究是这一职业首要的任务。从科学研究活动的特性来看，科学不仅仅是一种创造和探索性的心智活动，而且是蕴含着伦理的道德活动(陈洪捷，2006)。这是因为，科学研究要求摆脱名利的诱惑，将探索未知、追求真理、推动人类知识的进步作为毕生的追求和至高无上的道德义务。美国社会学家默顿指出，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组织的怀疑四项规范构成“科学的精神气质”(ethos of science)(Merton，1942)。科学观念与学者的生存意义相联系，成为学者高尚的生活方式和纯正的生命信仰。因此，科学研究活动塑造了学者以真理为生命，不惜牺牲财富、权力、名誉和地位，以无私无畏的精神献身于人类进步事业的道德价值观。另一方面，除科学研究之外，学术职业另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是教书育人。“教育”最原始的语义中即包含了通过道德教育使被教育者去恶从善的含义。因此，在向学生传播先进的科学理论、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以及培养学生良好的品行的同时，教育工作本身必然也塑造着学者自身的道德价值观，使知荣明耻、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兼济天下的道德观念逐渐深入到学者的道德人格当中。此外，与其他职业相比，学术职业所处的工作环境较为纯粹，较少受商业功利主义气息的熏染，远离利益的诱惑和人事的纷争，这都有助于学者型CEO高尚道德人格的养成。
最后，学术职业道德传统的传承培育了学者型CEO高尚的道德情操。对于任何一个职业而言，历代相传的道德传统都深刻影响和塑造着从业者的道德标准和道德观念。在西方，学术职业起源于基督教修道院，要求修道者拥有最圣洁和最纯粹的美德，奉行节制的、艰苦的、谦卑的生活。这给予学术职业和学术生活以重要影响，成为学术职业最原始的精神气质并绵延至今。中国从古至今也薪火相传着优良的“师德”(即为人师者之德)传统。由于中国千百年来尊崇师德的传统一脉相承，学术职业在长期的师德传承中形成以身作则、为人师表、乐于奉献等根深蒂固的道德价值观，这其中自然也包含“家国天下”的社会责任感。因此，学者型CEO继承了学者群体扶危济困的道德观念，从而实施更多利他主义的慈善捐赠行为。
然而，也有文献指出，受市场经济侵袭、学术伦理失范等种种因素影响，当下学者群体也日趋功利主义，其道德水平并非如想象中那么乐观。对于公司财务舞弊丑闻的频发，Mitroff(2004)毫不讳言地指责那些商科教授充当了共犯或共谋的角色。Ghoshal(2005)也认为，商科类的教师应当检讨自己在公司丑闻事件中究竟发挥了何种作用。他抨击说，之所以公司丑闻层出不穷，从根本上来说，是商科教师将那些不道德的观念灌输给了学生所致，或者说是疏于向学生传递正确的道德伦理观所致(Bennis & O’Toole，2005)。Owen(2005)对会计学教授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现行教育体系的一大缺失便是忽略了社会责任感的教育。同样，Gonin(2007)指出，在公司伦理丑闻事件日趋增多的背景下，商科学者和商学院一度被推向风口浪尖，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归根结底，仍是商科教育体系中缺失了内在的道德伦理观念酿成了这些苦果。此外，近年来，类似STAP细胞造假事件、汉芯一号造假事件以及部分高校教师性骚扰等道德伦理丧失事件也时有发生，学者群体的道德现状饱受社会质疑。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CEO学术经历与企业慈善捐赠之间的关系仍是一个有待检验的实证问题。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对立假说。
Ha 学者型CEO更富有社会责任感，其所在企业的慈善捐赠更多。
Hb 学者型CEO社会责任感缺失，其所在企业的慈善捐赠更少。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4—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CEO学术背景资料主要来自CSMAR上市公司个人特征数据库，同时笔者通过新浪财经网、东方财富网、和讯网等来源进行了补充，手工整理得到CEO学术经历的详细信息。企业慈善捐赠支出数据从CSMAR“财务报表附注”数据库“营业外支出”科目中汇总获得，企业性质数据来自CCER数据库，其他财务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考虑到2004年起CSMAR才有较为完整的高管简历信息披露，本文研究期间起始于2004年。
借鉴已有研究的做法，本文采用以下标准进行样本筛选：(1)剔除金融行业样本；(2)剔除B股样本；(3)剔除主要变量缺失的样本。最终笔者共获得15 631个公司—年度观测值。为消除极端值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型变量在1%和99%水平上进行了Winsorize处理。
(二)实证模型
本文旨在考察CEO学术经历是否对慈善捐赠决策产生影响。笔者借鉴Zhang et al.(2010)、戴亦一等(2014)、许年行和李哲(2016)等文献的研究设计，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Donationt=β0+β1×Acadet-1+γ×Controlst-1+εt
(1)
式中，Donationt为第t年慈善捐赠总额占营业收入的百分比，衡量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Acadet-1为第t-1年公司CEO是否具有学术经历的哑变量。本文对CEO学术经历的界定标准是：(1)曾在高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2)曾在专业的非营利性科研机构或学术性组织和团体(如中国科学院兰州近代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等各类科研机构从事研究工作。[注]对于第二种情形，在判别CEO是否具有学术经历时，笔者还附加了“有代表性学术论文发表、学术著作出版或作为主要完成人完成相关科研项目”的要求，以减少样本中的噪音。Controlst-1为相关控制变量。在模型(1)中，β1为笔者关注的核心变量，若学者型CEO所在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更高，β1应显著为正；反之，β1显著为负。
根据已有文献(山立威等，2008；Zhang et al.，2010；戴亦一等，2014；Li et al.，2015；许年行和李哲，2016)，本文控制了以下变量：公司规模(Sizet-1)、财务杠杆(Levt-1)、托宾Q(Qt-1)、资产有形性(PPEt-1)、上市年龄(Listaget-1)、现金持有(Casht-1)、资产报酬率(Roat-1)、广告支出(Advexpt-1)、控股股东持股比例(Top1t-1)、控股股东性质(SOEt-1)、董事会规模(Boardt-1)、董事会独立性(Indept-1)、行业集中度(HHIt-1)。根据研究问题，本文还控制了CEO的个人特征，包括年龄(Aget-1)、性别(Gendert-1)、学历(Educt-1)、任期(Tenuret-1)、两职合一(Dualityt-1)、薪酬(Payt-1)、持股比例(Sharet-1)、政治关联(Politicalt-1)等变量。各变量的定义详见表1。此外，模型(1)还控制了年度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
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内生性问题的干扰，笔者将模型(1)中的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滞后一期。此外，为避免公司层面的聚集效应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本文对回归模型的标准误进行了公司层面的聚类调整。
表1 变量定义
(三)描述性统计
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从表2 Panel A可知，在本文的样本区间，企业慈善捐赠(Donationt)的平均值为0.035，中位数为0.004，与前期文献(Li et al.，2015)的统计结果相近。有学术经历的CEO占总样本的13.5%，表明学者型CEO在公司高管团队中较具代表性。其余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详见表2。
表2 Panel B栏报告了单变量检验的结果。从均值t检验的情况来看，有学术经历组慈善捐赠的平均值为0.046，无学术经历组为0.033，前者高出约0.013，组间差异在1%水平上显著。从Wilcoxon检验的情况看，有学术经历组慈善捐赠的中位数为0.008，无学术经历组为0.004，组间差异(0.004)在1%水平上显著。由此可见，单变量检验的结果初步支持了学者型CEO所在企业慈善捐赠水平更高的论断。
表2 描述性统计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3报告了CEO学术经历对企业慈善捐赠影响的基本实证结果。其中，表3列(1)仅控制了年度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表3列(2)和表3列(3)加入了公司特征和公司治理变量，表3列(4)进一步控制了CEO的年龄、性别、学历等个人特征变量以及行业集中度变量。
表3 CEO学术经历与企业慈善捐赠：基准回归
说明：括号内为t值；标准误经过公司层面cluster调整，下表同。
从表3列(1)可知，CEO学术经历(Acadet-1)的回归系数为0.015，在1%水平上显著。在控制公司特征、公司治理及CEO个人特征等变量后，CEO学术经历对公司慈善捐赠的影响仍旧显著为正。因此，实证检验的结果支持了本文的假说Ha,即学者型CEO所在的企业慈善捐赠水平更高。
(二)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控制。为了增强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笔者还进行了F检验以控制CEO学术经历与企业慈善捐赠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一方面，社会责任意识较强、热衷慈善活动的企业更有可能聘请具有学术经历、富于社会责任感的CEO；另一方面，尽管笔者在模型(1)中尽可能多地控制公司层面和行业层面的异质性，但仍有可能遗漏那些无法观测的潜在影响因素。为缓解内生性问题对本文研究结论的干扰，笔者分别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和工具变量法两种方法进行内生性的控制。
(1)双重差分模型。笔者利用CEO变更事件，构建如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Donationt=β0+β1×Treatt-1×Postt-1
+β2×Treatt-1+β3×Postt-1
+γ×Controlst-1+εt
(2)
式中，Donationt为第t年企业慈善捐赠水平，其界定如模型(1)。Treat为组间虚拟变量，对于处理组样本，即无学术经历CEO变更为有学术经历CEO者，Treat赋值为1；对于控制组样本，即变更前后CEO都不具有学术经历者，Treat赋值为0。Post为时间虚拟变量，对于CEO变更前的样本，Post赋值为0；对于CEO变更后的样本，Post赋值为1。Controls为相关控制变量，与模型(1)保持一致。特别地，β1是本文关注的核心，它衡量了由有学术经历CEO接任无学术经历CEO相对于由无学术经历CEO来接任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净影响。如果β1显著为正，则表明CEO学术经历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反之则反是。与模型(1)一致，模型(2)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均滞后一期。
需要说明的是，为控制处理组样本与控制组样本的选择性偏差，笔者首先采用最近邻匹配(1∶1)方法，在CEO发生变更前一年筛选出与处理组特征相似的控制组样本，然后利用模型(2)进行实证检验。此外，为消除其他事件对研究结论的干扰，笔者选择CEO变更前后各两年(-2，2)作为研究窗口，并限定窗口期内不得有其他事件发生。同时，对于部分公司CEO更迭频繁的情形，笔者仅将第一次CEO变更事件纳入研究样本，以减少噪音。[注]在样本匹配完成后，笔者首先对平行趋势假设进行了检验，处理组与控制组样本的慈善捐赠水平在CEO变更事件发生前的窗口期内保持一致的变动趋势。限于文章篇幅，笔者未在文中报告该检验的详细过程。 双重差分模型的检验结果如表4列(1)所示。
表4 CEO学术经历与企业慈善捐赠：内生性控制
说明：限于篇幅，表4仅列示主要变量的回归结果。
从表4列(1)可知，交互项Treatt-1× Postt-1的回归系数为0.037，且在5%水平上显著。可以看出，在CEO变更事件中，与无学术经历CEO继任相比，有学术经历者继任该职位时，企业慈善捐赠水平显著提高，表明CEO的学术经历对企业慈善捐赠具有正向促进效应。双重差分模型的检验结果与预期相符，从而强化了本文的研究结论。
(2)工具变量法。根据本文研究的问题，有效的工具变量需满足两个基本条件：(1)工具变量与CEO的任命决策相关，即相关性；(2)工具变量与企业捐赠决策无关，只能通过公司CEO是否具有学术经历影响企业慈善捐赠水平，即外生性。综合这两方面考虑，笔者选取上市公司注册地所属省份鸦片战争前兴建的书院(私学)数量(IV_academy)作为工具变量。[注] 笔者还选取该公司所处行业有学术经历CEO的公司占比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了2SLS回归，研究结论不变。 选择这一工具变量的基本理由是：首先，学术文化氛围浓厚的地区更信赖、更推崇学者的学识、素养和能力，更有意愿聘任有学术经历的CEO主持公司经营工作。相比较而言，中国古代书院的规模较为合理地衡量了某一地区的学术文化传统。书院起源于唐代私人治学的书斋和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门，以私人创办为主，通常在著名学者主持下，聚众授徒、切磋学问，并兼有藏书、修书、著书、刻书等功能。与传统官学体系“专以时文帖括为务”不同，宋代以来书院逐渐成为学术文化的策源地和传播基地。特别是书院颇具特色的“会讲”和“讲会”制度，提倡自由辩论、百家争鸣，对学术思想的兴起和传播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学术流派，如宋代的程朱学派、象山学派，明代的阳明学派、东林学派，清代的乾嘉学派等，都是以书院为主要阵地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除工具变量的相关性之外，从理论上讲，作为历史档案数据的古代书院规模与公司决策(包括捐赠决策)之间不存在直接关联。因此，笔者认为，选取上市公司注册地所属省份的古代书院数量作为工具变量是一个较为合理的选择。考虑到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动荡的潜在干扰，本文将书院兴建的时间限定在鸦片战争之前。两阶段回归(2SLS)的实证结果如表4列(2)和列(3)所示。
从表4列(2)可知，在第一阶段回归中，IV_academy与内生变量Acadet-1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为18.52，表明在历史传承的学术氛围浓厚的地区中，上市公司更倾向于聘任有学术经历的CEO，与理论预期相符。从列(3)可知，在第二阶段回归中，Acadet-1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在控制潜在的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之后，本文研究结论基本不变。
2.其他稳健性检验。除考虑内生性问题之外，本文还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1)采用其他回归模型。本文采用混合截面OLS模型回归，为考察研究结论对模型设定是否敏感，笔者分别采用固定效应(fixed effect)模型、Tobit模型重新进行检验。从实证结果来看，在控制公司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异质性之后，Acadet-1的回归系数仍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同样，在Tobit模型中，Acadet-1的回归系数也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本文研究结论对回归模型的设定保持稳健。
(2)改变关键变量的定义。首先，重新定义企业慈善捐赠的衡量方式。笔者借鉴许年行和李哲(2016)等的研究，采用第t年慈善捐赠额与总资产的比率(Donation_asst)衡量企业慈善捐赠水平并重新进行检验。从实证结果来看，Acadet-1的回归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研究结论保持稳健。其次，重新定义CEO学术经历的衡量方式。在西方，狭义的学术职业(academic profession)特指“大学教师”(沈红，2011)。因此，笔者以“曾在高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为标准重新界定CEO是否具有学术经历并进行检验。从结果来看，回归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研究结论依然保持稳健。
(3)剔除捐赠金额为零或2008年四川地区样本。笔者分别剔除慈善捐赠支出为零的样本、2008年四川地区样本之后重新进行检验。从回归结果来看，Acadet-1回归系数的符号、数值以及统计显著性均无明显变化(均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本文研究结论受样本选择的影响较小。
限于篇幅，笔者未在文中报告相关稳健性检验的结果。
五、拓展性研究
从以上研究结果来看，CEO学术经历对企业慈善捐赠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作用机理上，笔者认为，学术经历有助于CEO强化道德自觉，增强社会责任感，推动企业实施更多利他倾向的慈善捐赠行为。为给这一分析逻辑提供证据支持，笔者首先考虑汶川大地震这一外生冲击所带来的影响，然后进一步排除学者型CEO捐赠的经济动机、政治动机、私利动机等其他可能的解释。
(一)汶川大地震的影响
汶川大地震是一次破坏性强、波及范围广、救援难度大的地震。如果学者型CEO更富有社会责任感，那么，汶川大地震这一重大自然灾难事件的发生将给学者型CEO带来更大的触动，由此产生更强烈的移情关怀，并付诸实际行动。因此笔者预期，受汶川大地震的强烈冲击，学者型CEO有更强的意愿推动企业实施更多的捐赠行为。即较之于无学术经历CEO所在企业，学者型CEO所在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在汶川大地震之后有更大幅度的提高。基于这一分析，笔者构建如下双重差分模型：
Donationt=β0+β1×Treatearth×Postearth
+β2×Treatearth+β3×Postearth
+γ×Controlst-1+ εt
(3)
式中，Donationt为第t年企业慈善捐赠水平，其界定如模型(1)。与模型(2)相似，笔者仍将窗口期设定为事件(汶川大地震)发生前后各两年(-2，2)。Treatearth为组间虚拟变量，对于处理组样本，即第t-1年CEO具有学术经历且窗口期内未发生CEO变更者，Treatearth赋值为1；对于控制组样本，即第t-1年CEO无学术经历且窗口期内未发生CEO变更者，Treatearth赋值为0。Postearth为时间虚拟变量，对于汶川大地震之后年份的样本，Postearth赋值为1；对于汶川大地震之前年份的样本，Postearth赋值为0。Controlst-1为相关控制变量，与模型(1)保持一致。为控制处理组样本与控制组样本的选择性偏差，笔者采用最近邻匹配(1∶1)方法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前一年对处理组与控制组样本进行了匹配，[注] 在样本匹配完成后，笔者首先对平行趋势假设进行了检验，处理组和控制组样本的慈善捐赠水平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前的窗口期内保持一致的变动趋势。限于文章篇幅，本文未报告该检验的详细过程。 进而采用模型(3)进行检验，其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CEO学术经历与企业慈善捐赠：汶川大地震的影响
从表5可以看出，交互项Treatearth×Postearth的回归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由此可见，在汶川大地震这一重大自然灾难发生之后，学者型CEO激起了更强烈的捐赠意愿，其捐赠行动更加积极和自觉。因此，与无学术经历组相比，在汶川大地震的冲击下，学者型CEO所在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得到更大幅度的提高。
(二)排除学者型CEO慈善捐赠的其他动机
1.排除学者型CEO慈善捐赠的经济动机。经济理性是慈善捐赠的重要动机之一(山立威等，2008；Zhang et al.，2010)。根据该观点，慈善捐赠并非出于利他动机的道义行为，而是作为经济人的企业在权衡成本与收益之后的理性抉择，即慈善捐赠本质上是一种“战略性捐赠”，旨在产生广告效应，扩大产品需求，建立声誉资本以及激励员工等。为排除这一假说对本文研究结论的干扰，笔者参考山立威等(2008)的文献，采用广告支出和是否属于“高污染、高环境风险行业”两个指标衡量企业捐赠的经济动机并进行排除性的检验。
首先，广告宣传是慈善捐赠最常见的一种经济动机，即利用慈善捐赠的形式达到促进产品销售、提高品牌知名度、顾客忠诚度等与广告类似的效果。Brown et al.(2006)等诸多研究均发现广告费用与企业社会责任显著正相关。因此，笔者以第t-1年企业广告支出的规模(广告支出与营业收入之比)捕捉企业慈善捐赠中的广告动机。其次，除广告动机外，慈善捐赠通常也被视作一项声誉保护和修复机制，即降低不当行为或负面信息对企业声誉造成的负面影响，起到保护企业声誉的作用(Godfrey，2005)。在绿色发展、低碳环保等理念日渐深入人心的情况下，“高污染、高环境风险行业”的社会关注度也越来越高，一旦出现行为失范，企业形象和声誉将受到极大的损害。因此，该类行业的企业更有可能将慈善捐赠作为事前带有保险性质的防御策略，或者将其作为事后的救火措施，减轻环保事件所带来的冲击，挽回企业形象和声誉。因此，笔者以是否属于“高污染、高环境风险行业”哑变量(Pollutiont-1)捕捉企业慈善捐赠中的声誉保护动机。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在模型(1)中分别加入广告支出(Advexpt-1)、“高污染、高环境风险行业”哑变量(Pollutiont-1)与CEO学术经历(Acadet-1)的交互项，具体的实证结果如表6所示。其中，“高污染、高环境风险行业”信息从环保部网站“环境保护综合名录(2017年版)”中整理获得。
从表6列(1)可知，交互项Acadet-1×Advexpt-1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表明学者型CEO的慈善捐赠水平在广告支出规模较高与较低的企业中不存在显著差异。从表6列(2)可知，交互项Acadet-1×Pollutiont-1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0.015)，表明学者型CEO的慈善捐赠水平在高污染、高环境风险行业中反而更低。以上结果与慈善捐赠的经济动机假说不符甚至相悖，从而部分排除了学者型CEO的慈善捐赠行为出于经济动机的解释。
表6 CEO学术经历与企业慈善捐赠：排除经济动机
2.排除学者型CEO慈善捐赠的政治动机。已有文献发现，慈善捐赠可能具有政治动机(戴亦一等，2014；Li et al.，2015)，即捐赠行为的目的是为了最大化企业的政治收益，获取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排除学者型CEO捐赠的政治动机。根据已有研究，本文从产权性质和市场化程度两个角度衡量企业捐赠的政治动机并进行排除性的检验。
首先，从企业产权性质来看，国有企业的所有制身份使其具有与生俱来的政治关系优势，同时与政府官员的沟通方式较多，沟通渠道也较为畅通，因而以捐赠方式博取官员好感并借此建立政商关系的内在需求较低。反之，长期以来民营企业在银行信贷、股权融资、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等诸多资源配置中往往受制于“所有制歧视”，因此有较强的动机通过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主动为政府承担公共职能等方式与政府建立或维持友好关系，以期在激烈的政府资源争夺中获得竞争优势(戴亦一等，2014；Li et al.，2015)。其次，从制度环境来看，尽管总体上中国市场化步伐不断加速，但中国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呈现不均衡、不同步的状态(樊纲等，2011)。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减少，市场在资源配置中逐渐发挥基础性和主导性作用。然而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政府仍然在资源配置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仅决定着土地、资本、进出口配额等重要资源的分配，而且在各种商业行为的行政审批和管制中都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并且权力的运行不透明，缺乏有效的司法监督。因此，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有较强的动机通过慈善捐赠与政府建立和保持良好的关系，以获取企业创立和发展所必需的各项资源。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在模型(1)中分别加入控股股东性质(SOEt-1)、市场化程度(Markett-1)与CEO学术经历(Acadet-1)的交互项，具体的实证结果如表7所示。其中，控股股东性质(SOEt-1)的界定如前文所述，市场化程度(Markett-1)则从樊纲等学者编著的一系列市场化指数报告中提取。
从表7列(1)可知，交互项Acadet-1×SOEt-1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表明学者型CEO的慈善捐赠水平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从列(2)可知，交互项Acadet-1×Markett-1的回归系数同样不显著，表明学者型CEO的慈善捐赠行为也不受公司所在地市场化程度高低(即政府干预强弱)的影响。以上结果与慈善捐赠政治动机假说的预期不符，从而部分排除学者型CEO的慈善捐赠行为出于政治动机的解释。
表7 CEO学术经历与企业慈善捐赠：排除政治动机
3.排除学者型CEO慈善捐赠的私利动机。国内外学者研究发现，慈善捐赠可能是股东—经理人代理冲突的表现，是管理层以追求个人名声或社会地位为目的而对股东财富的挥霍，或者是以捐赠为名将公司资源转移给管理层控制的组织中去的不法行为(Brown et al.，2006)。因此还需排除私利动机假说对本文研究结论的影响。如果学者型CEO的捐赠行为源于私利动机，那么可以预期，当公司治理环境较差时，CEO更有能力实施规模更高的捐赠，以最大限度地提升其“公益声誉”，享受“公益便利”。根据这一分析逻辑，笔者从如下两个方面衡量公司治理环境的好坏并进行排除性的检验。
首先，根据“自由现金流”假说，对于存在大量自由现金流的公司而言，往往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代理问题。由于控制公司更多资源，为满足获取私有收益的欲望，管理层有较强的动机和能力进行在职消费、过度投资和帝国建造等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如果慈善捐赠是学者型CEO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手段之一，那么当公司自由现金流越多时，慈善捐赠规模相应也就越大。其次，已有研究表明，多个大股东的股权结构安排不仅能够抑制控股股东的私利行为，而且能够降低股东与经理人的代理冲突(姜付秀等，2015)。同理，如果慈善捐赠是学者型CEO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手段之一，那么当公司内存在多个大股东时，慈善捐赠规模将随之降低。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在模型(1)中分别加入自由现金流(Fcft-1)、多个大股东(Mult-1)与CEO学术经历(Acadet-1)的交互项，实证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其中，自由现金流(Fcft-1)的计算方法是：Fcft-1=(第t-1年经营性现金净流量-预期投资额)/期初总资产。在多个大股东(Mult-1)的衡量上，若公司第t-1年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持股比例超过10%的大股东(合并一致行动人后)，Mult-1赋值为1，否则为0。
从表8列(1)可知，交互项Acadet-1×Fcft-1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表明当自由现金流较多时，学者型CEO的慈善捐赠规模并未呈现显著增加的趋势。类似地，从列(2)可以发现，与单一大股东股权结构相比，当公司内存在多个大股东时，学者型CEO的慈善捐赠规模并没有明显变化。综合来看，实证检验结果并不支持“私利假说”，从而部分排除了该假说对本文研究结论的干扰。
六、结语
基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下海潮”在公司高管团队中所形成的学者型CEO的独特现象，以及当前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感缺失愈演愈烈这一现实情形，本文实证检验了CEO学术经历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当CEO拥有学术经历时，其所在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更高，该结论在控制内生性及其他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进一步地，较之于无学术经历CEO所在企业，学者型CEO所在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在汶川大地震之后有更大幅度的提高。此外，本文还部分排除了学者型CEO捐赠的经济动机、政治动机和私利动机假说，从而为学者型CEO更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研究结论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证据支持。本文丰富了高层梯队理论和企业慈善捐赠等领域的研究文献，同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仅有助于投资者全面理解和认识企业慈善捐赠背后的动机，而且对于实践中上市公司制定科学合理的CEO聘任决策、推动企业公民责任的履行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表8 CEO学术经历与企业慈善捐赠：排除私利动机
参考文献
陈洪捷，2006：《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戴亦一、潘越、冯舒，2014：《中国企业的慈善捐赠是一种“政治献金”吗？——来自市委书记更替的证据》，《经济研究》第2期。
樊纲、王小鲁、朱恒鹏，2011：《中国市场指数——各省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度报告》，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姜付秀、马云飙、王运通，2015：《退出威胁能抑制控股股东私利行为吗？》，《管理世界》第5期。
山立威、甘犁、郑涛，2008：《公司捐款与经济动机——汶川地震后中国上市公司捐款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第11期。
沈红，2011：《论学术职业的独特性》，《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3期。
文雯、宋建波，2017：《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科学》第2期。
肖红军、王晓光、李伟阳，2016：《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能力成熟度报告(201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许年行、李哲，2016：《高管贫困经历与企业慈善捐赠》，《经济研究》第12期。
周楷唐、麻志明、吴联生，2017：《高管学术经历与公司债务融资成本》，《经济研究》第7期。
Ali, A.，and W.Zhang, 2015, “CEO Tenure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59(1): 60-79.
Baumgarten, E., 1982, “Ethics in the Academic Profession: A Socratic View”,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53(3): 282-295.
Benmelech, E.，and C.Frydman, 2015, “Military CEO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17(1): 43-59.
Bennis, W.G.，and J.O’ Toole, 2005, “How Business Schools Lost Their Way”,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83(5): 96-104, 154.
Bernile, G., V.Bhagwat，and P.R.Rau, 2017, “What Doesn’t Kill You Will Only Make You More Risk-loving: Early-Life Disasters and CEO Behavior”, Journal of Finance, 72(1): 167-206.
Bowman, R.F., 2005, “Teacher as Servant Leader”, The Clearing House: A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rategies, Issues and Ideas, 78(6): 257-260.
Brousseau, K.R.，and J.B.Prince, 1981, “Job-person Dynamics: An Extension of Longitudinal Research”,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66(1): 59-62.
Brown, W.O., E.Helland,and J.K.Smith, 2006, “Corporate Philanthropic Practices”,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12(5): 855-877.
Charnov, B.H., 1987, “The Academician as Good Citizen”, Ethical Dilemmas for Academic Professionals, 1987: 3-20.
Cho, C.H., J.H.Jung, B.Kwak, J.Lee,and C.Yoo, 2017, “Professors on the Board: Do They Contribute to Society Outside the Classroom?”,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41(2): 393-409.
Custódio, C.,and D.Metzger, 2014, “Financial Expert CEOs: CEO’s Work Experience and Firm’s Financial Policie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14(1): 125-154.
Dickson, B.J., 2007, “Integrating Wealth and Power in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s Embrace of the Private Sector”, China Quarterly, 192: 827-854.
Francis, B., I.Hasan,and Q.Wu, 2015, “Professors in the Boardroom and their Impact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Firm Performance”, Financial Management, 44(3): 547-581.
Ghoshal, S., 2005, “Bad Management Theories are Destroying Good Management Practic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Learning & Education, 4(1): 75-91.
Giannetti, M., G.Liao,and X.Yu, 2015, “The Brain Gain of Corporate Boards: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Finance, 70(4): 1629-1682.
Godfrey, P.C., 200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Philanthropy and Shareholder Wealth: A Risk Management Perspectiv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0(4): 777-798.
Gonin, M., 2007, “Business Research,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and the Inherent Responsibility of Scholars”, Journal of Academic Ethics, 5(1): 33-58.
Hambrick, D.C.,and P.A.Mason, 1984, “Upper Echelons: 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9(2): 193-206.
King, T., A.Srivastav,and J.Williams, 2016, “What’s in an Education? Implications of CEO Education for Bank Performance”,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37: 287-308.
Li, S., X.Song,and H.Wu, 2015, “Political Connection,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Corporate Philanthropy in China: A Strategic-polit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29(2): 399-411.
Linton, R., 1936,The Study of Man, NY: Appleton-Century Company.
Luo, J.H., Y.Xiang,and R.Zhu, 2017, “Military Top Executives and Corporate Philanthropy: Evidence from China”,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34(1): 1-31.
Malmendier, U., G.Tate,and J.Yan, 2011, “Overconfidence and Early-life Experiences: The Effect of Managerial Traits on Corporate Financial Policies”, Journal of Finance, 66(5): 1687-1733.
Merton, R.K., 1942, “A Noteon Science and Democracy”, Journal of Legal and Political Sociology, 1: 115-126.
Mesch, D.J., M.S.Brown, Z.I.Moore,and A.D.Hayat, 2011, “Gender Differences in Charitable Giv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onprofit & Voluntary Sector Marketing, 16(4): 342-355.
Mitroff, I., 2004, “An Open Letter to the Deans and the Faculties of American Business School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54(2): 185-189.
O’Connell, D.M., 1998, “From the Universities to the Marketplace: The Business Ethics Journey”,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7(15): 1617-1622.
Owen, D., 2005, “CSR after Enron: A Role for the Academic Accounting Profession?”, European Accounting Review, 14(2): 395-404.
Perry, R.B., 1926, General Theory of Valu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oberts, B.W., 1997, “Plasteror Plasticity: Are Adult Work Experiences Associated with Personality Change in Wome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65(2): 205-232.
Schwartz, S.H., 1992,Universals in the Content and Structure of Values: Theoretical Advances and Empirical Tests in 20 Countries, MA: Academic Press.
Srinidhi, B., F.A.Gul,and J.Tsui, 2011, “Female Directors and Earnings Quality”,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8(5): 1610-1644.
Tierney, W.G., 1997, “Organizational Socializ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68(1): 1-16.
Yim, S., 2013, “The Acquisitiveness of Youth: CEO Age and Acquisition Behavior”,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08(1): 250-273.
Zhang, R., J.Zhu, H.Yue,and C.Zhu, 2010, “Corporate Philanthropic Giving, Advertising Intensity, and Industry Competition Level”,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94(1): 39-52.
ARE SCHOLAR-TYPE CEOS MORE SOCIALLY RESPONSIBLE——Evidence from Corporate Philanthropy
JIANG Fu-xiu ZHANG Xiao-liang ZHENG Xiao-jia
(School of Busines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As scholar plays a moral role with high social expectation and works in an environment that is conductive to shaping noble moralities like being a paragon of virtue and learning, academic experience can enhance CEO’s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nsciousness and lead firm to undertake more altruistic donations.Using a sample of A-share listed firm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exchanges during 2004—2016,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CEO’s academic experience on corporate philanthropy and the empirical results support the aforementioned hypothesis.This paper finds that firms with scholar-type CEOs donate more than other firms.Results from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as an exogenous shock provide additional evidence that scholar-type CEOs are more socially responsible.Furthermore, this paper excludes other explanations for donations in firms with scholar-type CEOs, including economic, political, or self-interest motivations.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literature on upper echelons theory and corporate philanthropy motivation.
Key words:academic experience; corporate philanthropy;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nsciousness
* 姜付秀、张晓亮(通讯作者)、郑晓佳，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邮政编码：100872，电子信箱：zhangxiaoliang@ruc.edu.cn。本文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16XNL007)的资助。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的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责任编辑：刘舫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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