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需求端产业结构的变化及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需求端产业结构的变化及对中国的启示*李 钢 王 茜
[提 要] 对产业结构演化的研究都是从供给端计算的产业结构，本文构造了从需求端计算的产业结构并依此对美国需求端产业结构的演化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当年价所计算的美国需求端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小于供给端产业结构的变化；1970年以来美国第二产业的变化差异中近40%可以用外贸因素来解释。进而本文采取不变价计算了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研究表明，自1970年以来按不变价计算的美国需求端的产业结构变化很小，且美国第三产业比例提升中有31%可以用不同产业价格因素变化来解释，44%可以用国际贸易来解释，仅有25%可以用第三产业收入弹性的变化来解释，因而收入弹性不是美国第三产业比例提升的重要原因。美国能够维持经常账户的逆差，将第三产业作为动力产业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元的霸权地位。相比较而言，中国一直以来处于国际收支“双顺差”的状态，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国家实力均无法满足大规模输出人民币使之成为其他国家储备货币的条件。
[关键词] 产业结构； 外贸结构； 货币国际化；实体经济
一、问题提出
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的方向决定了经济发展的侧重点。对于产业结构优化的标准可谓仁者见仁，但从宏观层面上已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主要是认为从以依靠第二产业为主，到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从而使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之间协调发展。提出上述观点的重要理由一是从经济学理论来说，许多学者都认为产业结构演化会有一定的规律，第一产业比重会不断下降，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例会不断提升；二是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比例最高(一般占GDP的60%～70%)，而第二产业次之(一般占GDP的20%～30%)，第一产业最低(仅占到5%以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后)，发达国家又先后有过第三产业比重不断提高的产业演化历程，因而，很多学者得出的结论是产业演化的一般规律为第一产业首先向第二产业演进，第二产业比例不断提高；然后是第三产业加速发展，第三产业的比例不断提高。[注] 经济学家费歇尔(Fisher)1935年在其著作《安全与进步的冲突》中首先提出三次产业分类的方法。我国三次产业划分是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来进行分类。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第三产业是指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虽然，各个国家分类较为接近，但统计口径并非完全相同；特别是对于采掘业有些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将其放在第一产业。美国官方没有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进行明确分类，但美国学者的文章一般都将采掘业放入第一产业。因而在进行三次产业结构国际比较时，也要注意对不同国家的统计口径进行相应调整。
具体分析三次产业结构演化的原因，大体可分为三类——各产业需求收入弹性之间的差异、价格变化的差异及统计口径的变化。基于产业需求收入弹性的差异研究都是以恩格尔定律为基础的(张平和余宇新，2012)，假设不同产业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不同，第一产业产品需求收入弹性最低，第三产业最高。因而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首先是第一产业的比例不断下降，第二产业比例不断提高；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第二产业的比例开始下降，第三产业的比例开始快速提高。
不同行业价格上涨的差异也可以解释各行业产值的演化。库兹涅茨(1999)在研究产业结构演化时曾经提出“按当年价格计算的产值的份额与按不变价计算的产值的份额间的差别，从长期来看应该是重大的”，因为“工艺技术的变动会在第I部门比在A部门导致净产值(或扣除固定资本消费后的产值)相对价格大量的削减”。 [注] 见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经济增长》第185页及该书的表21。为什么各行业价格上涨会存在较大的差异？其中一个原因可以用balassa-samuelson效应进行解释。由于不同行业技术进步的速度不同，技术进步快的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快，这些产业劳动力工资会有所提高；若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在一价定律的作用下，技术进步率慢的行业工资也会有所提高，从而技术进步慢的行业价格上涨会高于其他行业(Balassa，1964；Samuelson，1964)。即使两个行业真实增长速度相当，价格上涨快的行业以当年价计算产业结构的比例也会不断提高。一般认为可贸易部门(特别是制造业)由于全球竞争使其技术进步速度要快于不可贸易部门。第二产业的主体是可贸易部门，第三产业的主体是不可贸易部门，因而第二产业技术进步速度快于第三产业，第三产业价格上涨速度会快于第二产业。即使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增长速度相当，由于第三产业价格上涨更快，也会使按当年价计算的第三产业占GDP的比例不断提高。美国经济学家Baumol(1967)利用两部门宏观经济增长模型说明技术进步快的部门相对技术进步慢的部门出现相对成本的不断上升；相对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随着制造业的生产率改进，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反而上升了。这也被称为鲍莫尔病(Baumol’s disease)。另外，由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即使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经济增长速度相当，第三产业就业的比例也会不断提高，即技术进步率低的部门就业所占比例也会上升(Bamol，1967；Acemoglu &Guerrier，2008)。Balassa-Samuelson效应被用来解释后起国家不同行业的价格上涨速度的差异，但为什么发达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后也出现了不同产业价格上涨速度的差异，这其中的重要原因是第二产业可贸易性要高于第三产业。在现行国际秩序下，商品可以自由流动，而劳动力流动性较差；由于劳动力流动性弱，相对而言是减少了发达国家服务商品供给量，从而抬高了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价格，降低了发达国家第二产业商品的价格(李钢等人，2011)。
统计口径差异是指仅是由于统计核算范围及统计的技术性问题导致产业结构比例的变化。统计核算范围变化是指原来居民自我服务转化为市场服务，最为典型的是家务劳动社会化。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家庭服务进入市场的比例会提高(库兹涅茨，1999)。[注] 见西蒙·库兹涅茨在《各国经济增长》第4页。库兹涅茨在此论述这一问题，主要是为了说明家庭劳务会“在度量中充分地得到反映”，从而经济增长率一般会高估。统计的技术问题主要是指由于目前企业所从事的生产活动中会有一部分其他行业生产活动，特别是第二产业企业会普遍存在一些第三产业的活动；而随着市场规模的发展与服务业外包的兴起，这一部分原来存在于第二产业企业内部的生产活动，开始市场化，从而能被统计到第三产业中。统计核算范围及统计的技术性问题也是导致服务业比重提高的重要原因。
上面三个原因都可以用来解释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但正如江小涓(2011)提出服务业的增长是服务业真实增长、服务业相对价格上升、服务专业化和外移、自我服务转为市场化服务共同的结果，虽然不同原因都能导致结果的变化，但以上三种原因导致产业结构的变化却对现实经济具有不同的含义。一般认为，由产业需求收入弹性差异所导致的产业结构演化才是真实产业力量的对比变化，其演化方向对经济发展的侧重点具有真实的导向作用。而由价格变化差异和统计口径差异导致的产业结构演化仅是“名义”上的变化，不具有经济发展的导向作用，也不能成为产业政策的着力点。
然而现实中，需求收入弹性的变化是否是导致各国产业结构演化最重要的原因呢？观察理论依据与实践过程，可以发现这样一对矛盾：从国民经济核算的三种方法来看，目前我们一般意义上讲的产业结构都是从生产侧进行核算的结果，本质是供给的结构。而从产业结构演化最主要的动因——需求弹性的变化来说，本质又是需求的角度。如果能够改变原有从供给端核算产业结构的方法，改从需求端核算，并最终得出相同的产业结构，那么，可以从实践角度证明需求弹性的变化的确是产业结构变化最重要的原因。但如若结果不同，产业结构演化的真实原因还需要另外探寻。如从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的关系来看，有些学者认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会造成国际收支的逆差，进而造成该国的国际竞争力——尤其是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下降、就业人数减少，形成“产业空心化”( Cowling & Tomlinson，2001；K.Williams et al.，1990；潘未名，1994；薛敬孝，1997)。还有学者指出，产业空心化与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并不大，是由其他影响因素造成的。如Rowthorn & Ramaswamy (1999)选取1963—1994年间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18个工业国相关变量的年度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去工业化”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的内部原因造成的，如制造业和服务业需求结构的转移、制造业部门较服务业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导致的制造品相对价格的下降等，南北贸易对解释发达经济体制造业雇用人数下降的解释力不及1/5，且南北贸易对“去工业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刺激发达经济体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所产生的。从国际收支和产业结构的关系来看，有观点指出，美国第二产业比重的下降，使国内高消费需求必须由进口支撑，从而导致了经常项目逆差不断扩大(刘振亚和肖祖廷，2000；乔晓楠和张欣，2012)。反过来，美国经常账户的持续逆差又进一步削弱了美国的制造业实力(麦金农，2005)，而仅通过进口满足国内高消费，最终会导致国内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等问题，只有提高美国制造业竞争力，才能解决美国贸易赤字问题，这也正是美国“再工业化”的原因(金碚和刘戒骄，2009)。就中国而言，郭利红(2004)、刘佳(2012)通过对中国产业结构与进出口结构进行实证分析，认为两者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以下将通过建立需求端的产业核算方法，并以美国和中国为例，探讨两国产业结构演化的真实原因。
二、需求角度产业结构核算的理论构建
生产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企业作为生产的主体，在生产产品、提供服务以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过程中还会产生相应的投资需求。因此，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是构成需求的主要来源。在开放经济中，一国的需求可以突破国内生产的限制，通过从国外市场进口得以满足；同样，国内过剩的生产也可以通过出口，以满足其他国家相应的需求。因此，一国的实际需求应为本国消费者和投资者对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净需求之和。为此，在原有生产法的基础上，本文将引入净进口指标，从需求角度构建产业结构的核算方法。
首先，从供给角度来看，根据生产法的涵义，若以Y表示国民收入，以V1，V2，V3分别表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则国民经济核算的恒等式可以记为：
Y=V1+V2+V3
(1)
式(1)表示整个社会在一定时期内提供的三次产业的增加值之和。然而，开放条件下，这三个产业在生产过程中的价值增值也许并没有全部被国内消费者和投资者消耗，有一部分可能通过货物或服务贸易出口的形式被别国的消费者和投资者使用；也可能某些产业生产过程中的价值增值还不能满足国内消费者和投资者的需求，需要通过货物或服务贸易进口的形式得以满足。因此，需要引入净进口增加值，以NM表示，其含义为一国从国外市场进口的货物和服务增加值中扣除出口至别国的货物和服务增加值。在式(1)两边同时加入NM，则：
Y+NM=V1+V2+V3+NM
(2)
这里的NM包含了净进口含义下的三个产业的增加值，因此可将其分解为NM1，NM2，NM3，分别表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净进口。于是，式(2)可进一步表示为：
Y+NM=V1+V2+V3+NM1+NM2+NM3
(3)
再对式(3)重新进行组合，可以得到：
Y+NM=(V1+NM1)+(V2+NM2)
+(V3+NM3)
(4)
又由于在国民经济核算当中，若以C，I，NX分别表示消费、投资和净进口，则：
Y=C+I+NX
(5)
将NX移至等式左边得到的Y-NX即为式(4)中的Y+NM，因此，将式(5)变形为：
Y-NX=C+I
并带入式(4)中，可以得到：
C+I=Y-NX=Y+NM
=(V1+NM1)+(V2+NM2)+(V3+NM3)
即：C+I=(V1+NM1)+(V2+NM2)+(V3+NM3)
等式左边的内容即对应于国内需求；右边表示一国的消费和投资需求由对第一产业的需求(V1+NM1)、对第二产业的需求(V2+NM2)和对第三产业的需求(V3+NM3)共同构成。
以下，将利用此方法从供给端和需求端[注] 为了避免使用“需求结构”而产生歧义，以下均使用“需求端”的说法。需求结构通常是指社会总有效购买力在三次产业中的分配比例，因此也称为“购买力结构”。国内大多数学者认为“需求结构”是消费、投资与净出口三大需求在总需求中的比例及相互关系，并用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分析需求结构的特征及演化趋势。本文则是强调加入净进口因素的三次产业结构是由原来的供给角度的产业结构转为了需求角度的产业结构，因此以下均使用“需求端产业结构”的说法。分别对美国的产业结构进行测算，以检验需求的收入弹性是否是产业结构变化最重要的原因。
三、美国需求端产业结构演化的测算
(一)按当年价计算的需求端美国产业结构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先不考虑价格变动的因素，以当年价分别计算供给端和需求端的美国三次产业结构。表1所示为1970年以来[注] 因2012年之后，OECD，CEIC，BEA等都对美国细分产业划分进行了调整，为了保持数据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本文选取1970—2011年美国相关数据进行分析，下同。，美国供给端和需求端三次产业增加值数据。
通过表1数据可以得出如图1所示1970—2011年以当年价计算的美国供给端和需 求 端 产业结构。可以看出，美国需求端的产业结构变化幅度小于供给端的产业结构变化幅度。以1970年和2008年产业结构的变化为例，按照传统供给端方式计算的第二产业比重在2008年为20%，比1970年第二产业的比重32.2%低了12.3%，而按照净进口调整方式计算的需求端的第二产业的比重为24.9%，仅比1970年低了7.4%。这表明，1970年和2008年美国第二产业的变化差异中近40%可以用外贸因素来解释，而仅有60%左右是由于产业需求变化等原因引起的。按照相同的方法，也可以计算出这两个年份第三产业变化差异中的33%可以由外贸因素解释。
表11970年以来美国当年价三次产业增加值 单位：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OECD数据库、CEIC数据库。
说明：(1)三次产业结构数据根据OECD数据库STAN Database for Structural Analysis (ISIC Rev.3、ISIC Rev.4)相关数据整理而成；(2)进出口贸易数据根据CEIC数据库相关数据整理而成。
图1 美国当年价三次产业结构及调整
此外，我们还可以发现两种方式计算的差别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明显。如1985年，按供给端计算的美国三次产业比例为1.8∶27.4∶70.8，而按需求端计算的三次产业的比例是1.6∶29.6∶68.8，对比两组数据可以看出虽然第一产业比重基本接近，但按后一种方式计算出的第二产业比重比按传统方式计算的比重提高了2.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则降低了2个百分点，说明按供给端方式计算的三次产业结构低估的第二产业的比例、高估的第三产业的比例基本在2%。到了1999年，对比供给端与需求端的三次产业比例可以发现，第二产业被低估、第三产业被高估的比重均接近3%；2000—2010年间，以平均值计算，第二产业比重被低估了4.1%，第三产业比重被高估了3.9%。而差值较大的年份，如2005年、2006年和2008年，两种方式计算的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相差均接近5%。
(二)按不变价计算的美国需求端产业结构的变化
由于价格因素也是导致产业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且不同行业价格上涨的差异也会造成产业结构的变化。为此，在以上按照当年价分别计算供给端和需求端美国产业结构的基础上，将通过不变价的调整方式再次考量美国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不变价三次产业增加值的计算以2005年为基期，净进口总值分解成的三个产业的增加值也是在以上计算基础上分别乘以三个产业2005年为基期的平减指数得出的，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表2数据可以得出由图2所示的美国1970—2011年期间以不变价计算的供给端及需求端的产业结构。首先可以看出经过不变价调整的三次产业结构与按照当年价计算的三次产业结构存在较大差异。以2008年为例，在当年价计算方式下，供给端的美国三次产业比例为1.1∶20∶78.9，而需求端的三次产业比例是0.8∶24.9∶74.3，第二产业被低估了4.9个百分点，第三产业被高估了4.6个百分点；在不变价计算方式下，供给端的美国三次产业比例为1.1∶20.9∶78，而需求端的三次产业比例是0.6∶27∶72.4，第二产业被低估了6.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被高估了5.7个百分点。
图2 美国不变价三次产业结构及调整
其次，需求端的产业结构变化幅度仍小于供给端的三次产业结构变化幅度，且按照不变价计算的两种方式的差额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大于按照当年价计算的两种方式的差额。2005—2011年间，以平均值计算，第二产业比重被低估了5.3%，第三产业比重被高估了5%。而差值较大的年份，如2006年、2007年和2011年，两种方式计算的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相差均超过5%。就外贸因素的解释力来说，仍以1970年和2008年产业结构的变化为例，在不变价计算方式下，供给端的第二产业的比重在2008年为20.9%，比1970年第二产业的比重29.2%低了8.4%，而需求端的第二产业的比重为27%，仅比1970年低了2.3%，这表明，1970年和2008年美国第二产业的变化差异中73%可以用外贸因素来解释，而仅有27%是由于产业升级因素引起的。按照相同的方法，也可以计算出这两个年份第三产业变化差异中的67%可以由外贸因素解释。这比以上按照当年价调整后的产业结构更能解释外贸因素对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
表21970—2011年美国当年价(2005年)三次产业增加值 单位：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OECD数据库、CEIC数据库。
说明：(1)以2005年为基期的平减指数来源于OECD数据库；(2)三次产业结构数据根据OECD数据库STAN Database for Structural Analysis (ISIC Rev.3、ISIC Rev.4)相关数据整理而成；(3)进出口贸易数据根据CEIC数据库相关数据整理而成。
(三)小结
图2所示的以不变价计算且考虑了净进口因素的三次产业结构是剔除了价格因素的需求端的美国产业结构。按照这种方式计算的美国三次产业结构40余年间变化幅度其实很小。1970年美国三次产业结构比为1.13∶29.24∶69.63，2011年为0.32∶26.37∶73.31，第二产业仅降低了2.8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仅提高了3.68个百分点。这与传统按照供给角度计算的产业结构相差甚远。即使剔除了价格因素，按照传统方式，美国第二产业也由1970年的29.24%下降到2011年的20.42%，降低了近9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由69.61%上升到78.58%，增长了近9个百分点。说明用供给端和需求端计算出的结果差异较大，因此，需求收入弹性的变化不能成为美国产业结构变化最重要的原因。若综合考虑价格因素、对外投资与外贸因素，以及产业需求结构的变化因素，可以计算出1970—2011年期间美国供给端第三产业的提升中，有31%是价格因素，44%是供给地从美国国内变为海外所致(即对外投资与外贸因素)，仅有25%是产业需求结构的变化所致。而美国供给端第二产业比例的降低中，有26%是价格因素，53%是对外投资与外贸因素，仅有21%是产业需求结构的变化所致。因此，外贸因素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美国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服务业的提高和第三产业提升的原因。
四、美国产业结构实现升级的原因
(一)产业投资转移
美国是世界上对外直接投资较早，且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最大的国家。美国对外直接投资造成跨国公司将生产转移至海外实质是使提供第二产业产品的工厂从美国境内转移到了其他国家。这一方面造成国内同类产业产品生产减少，降低了第二产业的增加值，使得按照供给端计算的第二产业的比重低于需求端计算的第二产业比重；另一方面，产业投资的转移又降低了满足国内需求的能力，这部分不能由国内生产满足的需求只能通过进口海外工厂或别国生产的产品来满足，从而又增加了第三产业的产出值，使得供给端计算的第三产业的比重高于需求端计算的第三产业比重。
考察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历史可以发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有两次产业投资转移的快速增长阶段(见图3)，第一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196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利用世界各国紧缺资金的机会到处提供美元贷款，使得这一时期的对外直接投资额迅速增长。1945—1950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年均增长率为7%，比两次战争期间的增长率高出2.3个百分点。1951—1955年、1955—1960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年均增长率均为10.5%。整体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5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的年均增长率为9.33%，约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1914—1945年)的2.5倍。自此之后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受日德经济快速恢复发展、投资环境恶化等影响，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速相对放缓。美国产业投资转移的第二次快速增长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对外投资环境逐渐改善，美国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投资扩张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速度在1996—2000年期间较1980—1985年期间提高了8.72个百分点，这五年间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也达到了7 234.78亿美元，是1980—1985年的11.66倍。进入21世纪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速度较为平稳，除2004年、2005年和2007年波动较大外，其他年份增速均在10%上下。进入2000年之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仍平稳增长。2000—2016年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速为9.4%。
图3 美国1914—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累计余额年均增长率
资料来源：陈继勇，1996：《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BEA数据库。
数据来源：1914—1960年数据来自陈继勇(1996)，其余数据为笔者根据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U.S.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Accounts Data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纵观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趋势，可以发现美国产业投资转移与其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的各个阶段密切相关。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次大规模的海外投资与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将国内制造业转移至日本及之后的亚洲“四小龙”和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将制造业转移至中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时间是一致的。
(二)净出口产业对经常项目缺口的平衡作用
美国产业投资转移加剧了其经常账户的逆差。观察1960—2012年美国国际收支的变化情况(见图4)可以发现，1960—1970年间，美国经常账户一直保持顺差状态，自1971年出现14.33亿美元的逆差之后，一直到1981年，顺逆差状态进入小幅波动期。然而自1982年开始，美国经常账户逆差规模不断扩大，除1991年前后逆差增速有所回落之外，其他年份逆差规模逐年增大。这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演变趋势也是一致的。而在经常账户中，货物贸易又构成贸易逆差，进而是经常账户逆差的主要原因。
图4 1960—2012年美国国际收支状况
资料来源：BEA数据库。
然而，美国能够在如此巨大的经常账户缺口下实现贸易的平衡、经济的增长和产业升级，原因之一是其第一产业及第三产业的净出口能够平衡一部分第二产业的逆差(见图5)。20世纪90年代美国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也带动了服务业的出口。1990—2000年间，美国第三产业净出口累计额为7 422亿美元，是1980—1990年累计额的6倍。2011年，美国第三产业净出口1 785亿美元，平衡了第二产业22.5%的逆差；作为农业出口大国，美国第一产业的净出口值也同样平衡了一部分第二产业的逆差。如2011年，美国第一产业净出口568亿美元，平衡了第二产业7.1%的逆差。以2007—2011年五年的数据计算，美国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净出口值对第二产业逆差的平衡作用平均为24.8%。
图5 1970—2011年美国三次产业进出口净值
资料来源：CEIC数据库、BEA数据库。
(三)美元国际化对经常项目缺口的平衡作用
尽管美国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净出口平衡了一部分第二产业的逆差，但美国经常项目下仍然存在较大的赤字缺口，得以弥补第二产业逆差和剩余缺口的则是美元的国际储备。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通过向参战国输出军火和设备大发战争横财，各国黄金大量输入美国，使美国黄金储备不断增加，为美元成为国际货币创造了条件。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创造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保持固定汇率的“双挂钩”机制。这表明美国开始在世界市场上充当各国的储备货币，并具有了国际结算功能。
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美元的霸权地位虽受到冲击，导致20世纪70—80年代美元占国际外汇储备的比例有所下降(见图6)，但总体依然保持在60%以上。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元的霸权地位又得到了恢复，尽管1999年之后，欧元在国际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也在不断增加，但美元绝对的优势地位仍未动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2012年，美国在世界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为61.9%，超出第二大国际货币欧元近40个百分点，其中，在发达国家的外汇储备中，美元占63.5%，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中美元也占到了60.1%；到2018年第二季度，全球外汇储备中美元占比仍高达62.25%，超出排名第二位的欧元42个百分点。
图6 主要国际货币在国际外汇储备中的占比
资料来源：IMF数据库。
说明：IMF从1995年开始统计各国外汇储备，因此1995年之前的数据为各币种在公布币种构成国家的外汇储备占比。
美元的霸权地位使美国必须以资本账户逆差或经常账户逆差的方式输出美元以满足世界各国对于货币流动性的需要，反过来，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之和为逆差又构成了美元国际化的必要条件。当经常账户为逆差时，意味着美国商品的流入和货币的流出，即用美元支付进口商品或服务之后，使得美元输出成为他国的储备货币；当资本账户为逆差时，即为对外直接投资或援助形式的资本输出；当两个账户之和为逆差时，才意味着其他国家能够使用美元货币完成交易，实现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交易功能。观察美国1960—2012年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之和的演变趋势可以发现，两账户之和从1971年之后总体是逆差状态，从1982年以后持续是逆差状态，保证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交易功能(见表3)。
表31960—2012年美国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余额状况 单位：亿美元
续前表
资料来源：BEA数据库。
五、美国产业结构演化动因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一)中国产业结构演化的测算
1.按当年价计算的中国产业结构。1981—2015年间，以当年价分别从供给端和需求端计算的中国产业结构差异非常明显。与美国不同，加入净进口因素之后，中国第二产业的比重近年来大幅下降，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则有所上升，说明若第一产业的净进口为正值，则会使按照传统供给端方式计算的该产业比值小于按照需求端方式计算的比值；若净进口为负值，则会使按照传统供给端方式计算的该产业比值高于按照需求端方式计算的比值。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第二产业一直处于净出口状态，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处于净进口状态，因此，中国产业结构中按照需求端计算的第二产业比值低于按照供给端计算的结果，按照需求端计算的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比值则高于按照供给端计算的结果。如2015年，供给端的中国三次产业比例为4∶66∶30，而需求端的三次产业的比例为12.6∶33.4∶54，第一产业的比重提高了8.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比重降低了32.6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比重提高了24个百分点。说明从需求端来看，中国目前的恩格尔系数还很高，2015年第一产业的占比大致相当于按照供给端计算的1994年的比重，也大致相当于美国1889—1914年按照当年价计算的第一产业的比重。说明与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完成的第一次产业结构剧变(第一产业比重的下降与第二产业比重的上升)相比，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次产业结构剧变仍未完成(见表4和图7)。
表41981年以来中国当年价三次产业增加值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2017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
说明：(1)三次产业结构数据及第一产业、第二产业进出口数据来源于2017年的《中国统计年鉴》；(2)第三产业进出口数据来源于2017年的《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
图7 中国当年价三次产业结构及调整
2.按不变价计算的中国产业结构。剔除价格变动的因素，表5所示为中国1981—2015年期间按照1978年的不变价分别从供给端和需求端计算的产业结构。
以1981年和2015年产业结构的变化为例，在不变价计算方式下，第二产业比重在2015年为66%，比1981年第二产业的比重49.1%高了近17%，而需求端的第二产业的比重为58.6%，仅比1981年的49.8%高了8.8%；对于第三产业，按照需求端的净进口调整法2015年应比1981年提高9.8个百分点，而按照传统供给端的方式计算，这一比例仅提高了4.6个百分点。这表明，1981年和2015年中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变化差异中均有近50%可以由外贸因素来解释(见图8)。
图8 中国不变价三次产业结构及调整
对比中国和美国的产业结构可以发现，从需求角度来看，美国的三次产业结构自1970年以来变化很小，然而美国却通过美元霸权地位下的对外直接投资和经常账户逆差实现了服务业的升级。中国的第三产业占比自1981年以来虽有所提高，但仍不及第二产业的比重。那么，中国能否像美国一样通过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和经常账户的逆差实现服务业的升级呢？以下将对比美国实现产业升级的原因作出具体分析。
(二)中国能否实现产业转移
1.中国转移第二产业到海外发展尚不适宜。以制造业为核心的第二产业不论从国家整体角度，还是从国内的区域发展角度考虑都是第三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石。目前，发达国家服务业比重大大超过了第二产业，但其中的生产性服务业占全部服务业的比重普遍在60%～70%之间。这些生产性服务业主要是从第二产业中衍生出来的，如果没有深厚的制造业积淀难以持续健康发展。近年来，即便是美国也承认在远离实际生产基地的条件下，发展产品研发等制造产业链前端服务业不具有可持续性，美国制造业的产业竞争力已经因此下滑。于是近年来美国掀起了再工业化浪潮，鼓励和要求制造业企业将生产基地转移回国内。
当前，中国工业从技术研发和储备到生产管理再到企业运营，和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在这种状态下，如果限制第二产业在国内的发展而转移到其他次发达国家，扶植国内服务业的快速成长难免会造成生活型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结构的畸形，难以确保服务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从产业吸纳劳动力的状况来看，目前也不适宜将第二产业转移至海外。中国作为劳动力人口众多的国家，尚有大量劳动力需要解决就业问题。在三次产业中，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最高，发挥着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作用。如将第二产业转移至海外，必将导致大量工人失业，引发社会问题。
2.中国城镇化发展还需工业推动。城镇化是人口聚集的结果，是产业聚集和衍生的产物。聚集发展是工业进步的内在规则，工业产业的聚集带动了人口的集中，并会衍生出新的产业和新的职业需求从而带动新一轮的人口聚集，形成循环。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城市化比重的提升是和工业化的进展相伴随的，至少在城市化的初级阶段，工业化对于城市形成的拉动作用巨大。
表51981年以来中国不变价(1978年)三次产业增加值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2017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
数据来源：(1)以1978年为基期的平减指数由笔者根据2017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不变价及当年价的三次产业数据计算得出；(2)三次产业结构数据及第一产业、第二产业进出口数据来源于2017年的《中国统计年鉴》；(3)第三产业进出口数据来源于2017年的《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
虽然我国的发达地区已经形成了多个人口高度密集的超大型城市和大型城市，但对我国未来要走的城镇化战略而言，广大的中西部地区是主要着力点。这些地区的城镇化必然是城镇发展的初级和中级阶段，工业化的拉动力量必不可少。在这种情势下，出于降低成本和产业升级的考虑转移第二产业到次发达国家不利于中国城镇化战略的实现。
(三)中国能否成为第一产业及第三产业的净出口国
首先，从第一产业来看，中国虽是农业生产大国，但总人口占到世界的20%，人均可耕地面积有限，粮食的生产主要用来满足国内需求，出口规模受到限制。尤其是加入WTO之后，中国的农业市场进入了开放阶段，农产品进口规模逐渐扩大，农产品贸易在2004年由净出口状态转为净进口状态，且净进口规模逐年增大。农业贸易逆差由2004年的49.4亿美元扩大到2017的503.3亿美元，增长了10余倍。而要扭转逆差趋势，还需逐步提高农业科技水平，改善农产品贸易结构，这并非一日之功。而且从中国的资源禀赋来看，中国人均耕地面积远小于世界平均水平，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应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来满足国内需求。
其次，从第三产业来看，美国目前服务业顺差最大的三个产业依次是其他私人服务、特需使用费和特许费以及旅游服务业(见图9)。其中，其他私人服务项目包括企业、专业、技术服务，保险服务和金融服务。
图9 美国服务业净出口余额
资料来源：BEA数据库。
然而，从中国目前服务业的贸易进出口状况来看，旅游服务业、运输服务业、知识产权使用费等逆差规模均较大(见表6)。以2017年为例，旅游服务业、运输服务业、知识产权使用费占服务贸易逆差项目之和的比例依次为71%，18%和8%。从发展态势来看，旅游服务业随着中国居民出境消费能力的增强，在2009年出现逆差之后，逆差规模仍有不断扩大之势。运输服务业作为中国第二大服务贸易逆差部门，由于开放度在一定程度上高于发达国家，运输服务能力供给不足，也很难在短期内缩小运输服务贸易逆差。而知识产权使用费逆差的降低则要基于国家科技实力以及知识产权管理能力的大幅提高。总之，中国扭转以上几项服务业部门的逆差状态在短期内均无法实现。
(四)人民币能否在“双顺差”格局下成为国际货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融入国际化进程的速度不断加快，其国际收支结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总体来看，形成了1994年之前的“逆顺差”组合格局与1994年之后的“双顺差”格局。图10显示，1982—1993年间，中国国际收支结构基本表现为经常账户和资本与金融账户逆顺差不同方向平衡式变动。自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以来，国际收支结构除个别年份以外，均呈现经常账户与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同时并存的格局，且顺差规模不断扩大。
图10 1982—2014年中国国际收支状况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
表62001—2017年中国服务业净出口余额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2012年的《中国服务贸易统计年鉴》和《中国服务贸易分类年度统计》。
说明：自2012年起，中国服务业进出口分类发生变化，因此，表6综合了2012年的《中国服务贸易统计年鉴》与商务数据中心《中国服务贸易分类年度统计》中相同内容分类的部分，将分类不同的部分统一归入“其他”类。
虽然有观点认为中国在维持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格局下，一方面通过向东亚国家进口商品、向东盟及非洲地区进行直接投资和贷款援助输出人民币，另一方面通过贸易账户和资本金融账户下人民币回流措施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张青龙和王舒婷，2011)。但正如上文所说，一国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应保证经常账户与资本和金融账户之和逆差。正如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前通过资本账户的逆差输出货币，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又通过经常账户的逆差输出货币，且能保证两账户之和为逆差。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的“双顺差”格局决定了人民币目前还无法成为国际货币。
此外，美元国际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元霸权地位和美国国家实力所获得的世界各国对于美国偿债能力的认可。但中国目前的国家实力还难以获得世界各国对其偿债能力的认可。先从基础设施的建设情况来看，中国与美、德、日存在较大差距(如表7所示)。如每万人铁路长度美国是中国的14倍，德国是中国的8.2倍，日本是中国的2.7倍；每千人乘用车拥有数量美国、德国、日本分别是中国的4.9倍、7.2倍和6.2倍；人均竣工房屋建筑面积美国达到了中国的57倍。再从人均财富来看，李钢等人(2013)测算，2008年美国人均财富约为中国的26倍，日本约为中国的29倍。2017年《国际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为8 260美元，美国是中国的6.8倍，日本是中国的4.6倍，德国是中国的5.3倍。即使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2016年人均国民总收入，美国、德国、日本也分别为中国的3.7倍、3.2倍和2.8倍。中国要想获得世界各国对其偿债能力的认可，还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国家实力和人均财富水平。
表7中、美、德、日基础设施建设比较
资料来源：2017年的《国际统计年鉴》。
说明：部分数据根据2017年的《国际统计年鉴》中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注：①2014年数据；②2013年数据；③2009年数据。
六、研究结论及启示
(一)研究结论
第一，从需求端对产业结构演化的史实进行的分析结果表明，需求收入弹性不是美国产业结构变化的最重要原因。一般认为各产业需求收入弹性之间的差异、价格变化的差异以及统计口径的变化是产业结构演化的三个动因，其中又认为产业需求收入弹性差异所导致的产业结构演化是产业结构变化的最重要的原因。然而，目前的产业结构分析都是从供给端进行的。本文为与需求收入弹性实质为需求端的角度保持一致，通过构建需求端产业结构核算方法，并对美国产业结构演化的史实进行分析，发现通过当年价和不变价两种方式计算均得出需求端反映的美国三次产业结构比例变化幅度小于按传统供给端方式计算的三次产业结构变化幅度，按照需求端核算方法反映的美国三次产业结构在40余年间几乎没有发生变化，说明需求收入弹性不是美国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的最重要原因。
第二，中美两国产业结构调整之后的变化与进出口状况密切相关，外贸因素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通过对中美两国供给端和需求端产业结构进行核算，发现若一产业的净进口为正值，则会使按照传统供给端方式计算的该产业比值小于按照需求端方式计算的比值；若净进口为负值，则会使按照传统供给端方式计算的该产业比值高于按照需求端方式计算的比值。深入探究，本文发现外贸因素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美国第三产业比例上升、第二产业比例下降则是基于三个原因。一是第二产业的投资转移，实质是提供第二产业产品的工厂从美国境内转移到了其他国家，使得第二产业的净进口包含了两个效应：减少了第二产业的产出，增加了第三产业的产出。二是美国第三产业及第一产业净出口能够平衡一部分第二产业的逆差。三是美国经常项目缺口中的剩余部分可以由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来平衡。因此，美国可以凭借以上方式发展服务业。
第三，就中国目前的国情和国家实力来看，还无法学习美国的产业升级方式。其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任务决定了中国还没有条件像美国一样大规模地把产业转移到海外，大规模地进行经常项目的逆差。其二，中国农业贸易和服务业贸易的发展状况也决定了中国目前还无法成为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净出口国。其三，中国的“双顺差”格局使得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之和为逆差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要条件无法实现，中国目前的国家实力和人均财富水平也很难获得世界各国对其偿债能力的认可。因此，中国不能像美国那样通过经常项目的逆差、对外投资和货币国际化来实现产业结构的演化和推进。
(二)启示与建议
美国的产业升级方式不适用于中国，因此，中国仍要探索、坚持符合中国特色的产业升级之路。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战略选择来看，聚焦工业和制造业、做强实体经济成为中国跃居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和第一贸易大国地位的重要支撑，也应继续成为推进中国产业结构演化、产业升级的重要方式。然而，我国工业目前仍面临“大而不强”的问题，亟须夯实产业发展的“根基”，全面推动实体经济由大变强，为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
一是加快核心技术创新，强化产业发展基础。在产业关键环节和核心技术领域，加速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用机制，开展基础、共性技术的联合攻关，推动创新成果产业化。加大前沿引领技术、颠覆性创新技术的支持力度，加快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创新实验室等载体建设，释放智力资源创新发展活力，培育更多“隐形冠军”和创新型“独角兽”企业，提升和强化科技创新引领实体经济的发展能力。
二是促进两化深度融合，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关键技术装备、核心工业软件等与企业生产工艺、管理流程的深入融合，打造智能制造产业生态系统，加速制造业智能化、数字化、服务化转型，促进制造业提质增效。鼓励协同制造、协同设计、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等新模式新业态，优化配置要素资源，创新重塑生产流程，提升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地位。
三是完善产业生态体系建设，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构筑以领军企业为核心的创新生态圈，开展产业链上下游垂直整合和跨领域价值链横向拓展，形成产业链有机衔接、跨区域合理分工的链条型产业组织模式。优化重大项目建设布局，选择在产业基础好、发展前景广、创新能力强、特色优势鲜明的地区，开展先进制造业集群试点示范，培育一批世界级先进制造集群，提升价值创造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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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OF THE INDUSTRY STRUCTURE IN US DEMAND SIDE AND THE ENLIGHTENMENT TO CHINA
LI Gang1 WANG Qian2
(1.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2.China Center for Information Industry Development)
Abstract:Research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evolution is calculated from the supply side of the industry structure.This paper constructed industrial structure calculated from the demand side and based on which analyzed the evolution of the industry structure of US demand side empirically.Studies showed that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three industries calculated at current prices in US demand side was less than that of the supply side.Nearly 40% difference variation in the secondary industry of US could be explained by foreign trade since 1970.Furtherly，this paper calculated the change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US by constant price.Studies showed that the industry structure of US demand side calculated by constant prices substantially unchanged since 1970，and 31% raise proportion in US tertiary industry could be explained by the price factor of different industries，44% could be explained by the factor of international trade.Only 25% should be explained by the changes of income elasticities in the tertiary industry.Therefore，the income elasticity was not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increase of the percentage of US tertiary industry.US maintain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and makes the tertiary industrial as the power industry，which attributed to the hegemony position of dollars.In comparison，China has been in a state of “double surplus” in the balance of payments，China’s specific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strength are unable to meet the demand for large-scale output RMB as a reserve currency of other countries.
Key words:industrial structure; foreign trade structure; currency internationalization；real economy
* 李钢，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100836，邮箱：lggui@sina.com；王茜(通讯作者)，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邮政编码：100846，邮箱：wangqian1007@126.com。
本文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产业升级与环境管制提升路径互动研究”(14AJY015)的资助。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责任编辑：付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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