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大变局的实质与当代特征
百年大变局的实质与当代特征刘江永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40年后，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而世界进入两种社会制度并存与多种国家模式竞争的新阶段。在两制长期并存的历史时代，国家的兴衰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发展模式的调整与改革。中国改革开放绝非社会制度的改变，而是国家发展模式的调整和完善。中美贸易摩擦与其说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对立，不如说是不同国家模式的竞争。21世纪以来，中美不同的治国之道和治世之道各有优长。面向未来，中美如何把贸易摩擦变为模式的协调与磨合值得研究。在新时代，对中国来说关键是要确保国家与社会的可持续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 关键 词】 百年大变局 时代特征 中国模式 中美关系 可持续安全
时代观是指执政党对时代问题的认识，是一个国家最高层次的战略判断。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时代”主要是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角度着眼。报告指出：“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中国政府网，2017年10月27日， 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这一时代观是中国共产党对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历史定位。
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本文着重思考如何从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看当今世界处在怎样的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伟大胜利的时代与当今世界大时代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经验教训及其产生的理论根源是什么。这些不仅是重大理论问题，也是重大战略判断问题，涉及如何从世界时代特征的角度看待百年大变局。
一、两种社会制度并存、多种国家模式竞争进入新阶段
在人类社会即将进入21世纪20年代的今天，回眸百年沧桑巨变可以看到，100多年来两制并存与多种国家模式竞争的时代大体经历了以下发展阶段，这是百年大变局的实质。
第一阶段酝酿期（1917—1948年）。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 “十月革命”成功后，建立起第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实现了1871年巴黎公社的理想。1922年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的建立，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重要贡献。二战后，在苏联的影响下，东欧先后建立起一些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影响到亚洲。而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帝国主义阶段，有些战败投降，有些则成为战后的世界霸主，在全球范围处于强势，殖民主义体系依然存在。
第二阶段初始期（1949—1978年）。1949年新中国诞生标志着社会主义在亚洲的兴起。20世纪60年代，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中东欧国家正式更名为社会主义共和国。两种社会制度的国家在全球范围出现，形成两大阵营。20世纪60年代，亚非拉国家纷纷独立，殖民主义体系彻底瓦解，形成广阔的“中间地带”。冷战时期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彼此对抗，社会制度相同而模式不同的国家竞争剧烈，甚至出现严重对立。
美苏虽然是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但在军事优先、同盟体系、对外扩张等方面几乎采取了同样的外交与安全模式。苏联错误地把对社会主义不同国家模式的探索定性为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导致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内部分裂，发生了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苏军入侵捷克、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尤其是中苏之间的内耗造成严重的恶性循环。这是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最深刻的教训。与此同时，战后德国和日本经济迅速重新崛起。20世纪70年代初，美日开始发生贸易摩擦，国际格局呈现多极化趋势。
第三阶段探索期（1979—2009年）。中国结束“文革”，从1979年开始的国家模式转型等重大改革不断取得成功，大大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和生产力。然而，1989年发生苏联东欧剧变，1990年德国统一，1991年末苏联宣告解体，世界范围内两制力量的对比开始严重失衡。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站稳了脚跟。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当代世界两大问题是和平与发展。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首次提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发展需要和平，和平离不开发展。”《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7/65446/4526308.html。
另一方面，剧烈的美日贸易摩擦导致日本被迫部分改变国家发展与企业经营模式。美国享受冷战后红利并依靠科技优势保住了超级大国地位和传统的美国模式，而日本则因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而结束了经济高速增长周期。俄罗斯在国家模式的转型中保持了苏联的军事实力和地缘战略安全的传统。美俄之间不存在社会制度之争，但地缘战略矛盾和军事对峙仍难避免。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则各自探索着本国的发展道路，一些国家开始在安全方面依靠美国，但在经贸领域则依靠中国。
第四阶段相持期（2010—2049年）。与大约100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所经历的战争与革命时代相比，21世纪第二个10年世界迎来百年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美国的差距在缩小。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204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年，这将是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通过改革开放不断完善国家模式的重要路标。
这一过程必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和平统一的过程。40年前，邓小平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主张，符合“一球两制”的当今时代特征与中国国情，具有历史必然性。那时，海峡两岸的经济建设、发展水平、生活条件差距较大，台湾优于大陆，大陆需要引进台资、台企发展经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40年过去了，海峡两岸的经济建设、发展水平、生活条件发生了根本性逆转，现在“又老又穷”的台湾需要祖国大陆的市场、资金和游客。过去40年，海峡两岸不同社会制度与发展模式竞争的结果有目共睹；未来40年，海峡两岸和平融合并最终走向统一将势不可挡。
在新时代，两种制度并存和多种模式竞争将出现一些新趋势，世界各国“并存与竞争”成为常态。中国愿意同所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在多种国家模式的竞争中，中国模式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是一种客观趋势。继越南革新开放之后，朝鲜从2018年起试图放弃“先军政治”，开始探索“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国家模式调整。朝鲜有本国的国情，虽有可能借鉴中国、越南的成功经验，但不可能完全照搬。朝鲜要走向改革开放，还有待于国际社会解除对朝制裁。
在新时代，中国将更加开放、包容、自信。中国通过制定《外商投资法》等国内改革，进一步完善吸引外资的投资环境；首创世界进口博览会；中国企业、产业走出国门，与世界各国共建“一带一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不以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或国家模式划线，而是“英雄不问出处”，伙伴广交八方，绝不干涉别国内政与发展道路。
反观一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则越来越走向封闭、排他、怯懦。他们惯于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划线，粗暴干涉别国内政，企图通过军事和非军事手段铲除别国的所谓“暴政”；他们在边境地区高筑隔离墙，在国际贸易领域高筑关税壁垒，搞得国内国际都不得安宁。他们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视为“异己另类”，推行所谓“价值观外交”“自由与繁荣之弧”“印太战略”等，建立旨在围堵制衡中国的地缘战略格局和排他性经济圈。
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美国模式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贸易逆差、财政赤字居高不下，贫富差距扩大。美国在贸易摩擦中发动关税战的实质是转嫁美国国家模式危机的一种方式。围绕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美国两党政治权力斗争暴露了美式民主的虚伪面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冷战后发动多场局部战争，害人害己，后果严重。这种暴力多边主义的横行不仅破坏了西亚北非一些国家的秩序，而且导致欧洲一体化受挫，接连出现欧债危机、难民潮涌入、恐怖袭击增多与民粹主义抬头等问题。如今，特朗普政府不愿再为北约提供无偿保护，北约内部矛盾有所上升。法国的“黄背心”运动反映出其社会矛盾的激化和民心思变。争议中的英国脱欧预示着战后欧洲一体化进程受挫及英国国家模式的调整。日本安倍内阁谋求修改战后《日本国宪法》，使日本成为“能够参战的国家”，其一旦得手，将意味着战后日本的和平发展模式可能发生转型。如果未来日本加入暴力多边主义行列，将使日本更加不安全，世界更加不太平。
回眸百年历史，我们看到，苏联作为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70年后改变了颜色、国家解体，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弯路与逆境，但70年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代。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能否在正确的时代观指引下形成符合时代潮流与本国国情的国家模式，并不断通过改革加以完善和发展。这些规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是没有的，需要中国在实践中及时发现和总结并上升为理论。
二、国家模式竞争与中美关系
中国并非在主观上要与美国进行社会制度与国家模式竞争，但在客观上这种竞争是难以避免的。这是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大背景。
（一）国家模式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家的成败兴衰
这不仅表现在冷战时期的美苏之间，也表现在20世纪80年代及冷战后的美日之间。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并非两种社会制度国家或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造成的，而是不同国家发展模式导致的经贸发展失衡引起的。未来20年，中美之间的国家模式竞争将更加突出。
美国决策者历来把有可能取代其全球主宰地位的国家视为主要国家安全威胁。2017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中国列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是必然的。如果美国决策者继续坚持甚至强化传统的权力政治和地缘战略思维，今后无论谁执政，这种局面都将难以改变，甚至会愈演愈烈。这是中美两国经济实力对比进入“错肩期”所必然产生的历史现象。
近年来的典型案例之一是，中国民营跨国高科技企业华为公司遭到来自美国等国的政治打压。据报道，华为公司拥有来自165个国家的18万员工，在170多个国家开展业务，截至2017年累计获得专利授权74,307件，在5G技术方面世界领先。这说明在高科技领域，美国开始遇到来自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国家模式的挑战。美国以华为公司的产品影响国家安全为由在全球对其封杀，等于承认中国这家跨国民营企业的技术能力实在太强大了，这在客观上等于给华为公司做了一种免费的全球广告，这种情况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堪称首次。加拿大当局伙同美国无理拘押华为公司副总裁孟晚舟，表面上是对一家中国民企的绞杀，实质上是两种社会制度并存、多种模式竞争进入相持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用于军事也可以用于民生。美国以战争刺激军火工业发展，以军工科技领先带动民品生产。这种模式有很大优势也有其弊端。例如，美国高科技武器系统的出口由于受到国际政治等因素影响而只能作茧自缚，同时又不得不进口大量本国生产不足的民品，这必然导致严重的外贸收支失衡。中国则以和平发展为己任，优先发展民品生产和科技创新，进而带动和支撑国防工业发展。因此，中国产品在世界消费市场上的出口竞争力必然强于美国。
（二）美国模式的特点、危机与出路
美国模式的特点是：两党制、军产复合体、军事优先、全球结盟、军事强权、科技创新、金融立国、重视人才等。这对美国维系资本主义制度、特殊利益集团和超级大国地位，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多种国家模式的竞争中，美国模式也暴露出弊端与缺陷。其中包括：国内产业结构偏重于军工而缺乏健全配套的民品产业体系；军费过高导致财政赤字居高难下；在国际上发动及参与战争或通过军火出口牟利而导致世界局势紧张；美国式民主、两党制和三权分立，经常造成政府政策缺乏连续性及总统与国会意见对立，甚至引起政府“停摆”和政局动荡；军事结盟模式必然产生与同盟以外国家的地缘战略争夺，单边黩武或暴力多边主义泛滥损害国际和平。这些弊端导致美国国家安全成本越来越高，而美国的可持续安全却缺乏有效保障。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本国模式的弊端有感性认识，但缺乏对美国国家模式转型的理性思考。其实，美国模式合理转型的根本出路是进行符合本国国情的改革，以美国国内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强基础设施现代化建设，改变军产复合体的产业结构。美国的科技优势将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发挥并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中国可以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然而，这需要一个过程。遗憾的是，特朗普政府急于求成，企图通过贸易制裁速战速决，但效果不佳、损人害己，不仅没有削减贸易赤字，反而造成2018年美国国际贸易赤字上升和国内经济受损。
（三）中国模式的特色、面临阻力与应对
中国未来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在改革开放40年中逐步形成了符合本国国情的国家模式。中国模式将继续通过改革创新而得到完善。
1995年，笔者曾经预言：“21世纪的中国将是更加开放的中国，中国国家模式将是‘多元一体’结构，具有十大特色：（1）中国的经济制度和所有制形式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2）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实行多种合法的分配方式；（3）经济体制与运行机制是以市场经济为主体，采取法制、规划、行政、税收等多种手段进行宏观调控；（4）国家政体是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立法和监督的权力主体，政府各部门分工合作；（5）政党制度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主体，多党参政议政，发挥中国政协和各民主党派的作用；（6）中华民族人口结构是以汉族为主体，所有少数民族团结友爱，共同发展；（7）国家结构是以中国大陆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局部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国两制’；（8）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主体，借鉴世界上的所有进步文明，不断丰富发展；（9）文化艺术是以中华民族传统精华为主体，吸收全人类所有健康、卓越的文化艺术成果；（10）对外政策以和平发展为主体，促进同世界各国多元化的友好合作关系与经贸、科技、文化交流。” 刘江永主编:《跨世纪的日本》，北京：时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421页。
20多年过去了，上述观点虽需进一步补充完善，但的确被时间和实践证明是基本符合事实和中国模式主要特点的。西方媒体和某些学者把当代中国误读为“国家资本主义”或“一党统治”是很肤浅的。中国改革开放40年、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6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上述这种“多元一体”的国家模式是具有生命力和成长力的。21世纪，中国倡导共建的“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这种“多元一体”模式的外延式发展。
同时也要看到，中国模式还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中国地区、行业之间发展不平衡，虽在高铁网络、微信支付等领域发展迅速，给世界带来的观感是中国在这些方面已超过发达国家，但其总体上仍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未来随着中国成为新兴工业大国，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会更高，在越来越多的方面不再把中国视为可以继续享受某些优惠待遇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模式的前行也会遇到更大阻力，包括违反国际惯例的恶性竞争与打压。这种情况在中美关系中可能表现得尤为突出。
对于国家成长中的这种烦恼，必须采取稳健、合理、智慧的方式加以应对。面对中美之间每年4,000多亿美元的中方贸易顺差，应该而且可以通过加强两国的经贸关系，谋求积极的扩大均衡，而非只靠彼此提高关税走向消极的缩小均衡。当然，问题最根本的出路或许还在于美国国家模式的成功转型。中美双方需要把贸易摩擦变为模式的协调与磨合，争取互利共赢。
未来，即使中国在经济规模上超过美国也不会出现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因为中国谋求的是和平发展。但是，假如美国退居世界第二大国，届时其会否以军事手段挑战世界第一大国以谋求恢复世界霸主地位，刻意跳进“修昔底德陷阱”，则需要有逆向思维和底线思维的战略观察，未雨绸缪。在新时代，即未来40年，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国家利益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以及实现此目标之后，确保国家的可持续安全与可持续发展。
三、结论：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并存，不同国家模式可取长补短
21世纪，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将长期并存符合对立统一规律，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在这两者之间徘徊与观望，选择有利于本国的发展道路与国家模式。
（一） 两制长期并存的基本原因
资本主义可以通过国家模式调整而得以延续，而社会主义的国家模式探索前无古人，必然在曲折中前进。迄今，中美两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治国之道和治世之道各显优劣。新时期的中美贸易摩擦与其说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对立，不如说是不同国家模式的竞争。因为美国同日本、韩国及欧洲国家等相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也有贸易摩擦，有时还表现得十分激烈。中国对美贸易出超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韩国、欧美企业在华投资形成的对美出口竞争力造成的，这与社会制度无关。因此，中美应尽量避免冷战思维导致经贸摩擦政治化。
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并不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首先产生于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一些国家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状态下改变了生产关系，跨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一些封建主义的思想残余被保留了下来。加之西方列强通过军事和非军事手段从外部施加压力，导致一些国家的贫困化和社会政治矛盾的尖锐化，政府有时被迫采取的严控措施则又被西方国家指责为所谓的“侵犯人权”。另一方面，尽管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严重的社会冲突及被当局镇压，但仍被美化为所谓的“民主国家”。在事实面前，这些国家的人民正在觉醒。
（二）不同国家模式竞争中相互借鉴的可能性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在社会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国家模式的调整、转型是必需和必然的。1991年邓小平曾经指出：“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机遇上台阶。”邓小平：《总结经验，使用人才》，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8页。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质不是社会制度的变更，而是国家模式的再造与完善，是社会主义国家从弱到强的必由之路。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经济成就，已使中国模式成为世界各国竞相研究的对象。
同时，正如十九大报告指出的：“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中国政府网，2017年10月27日，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中国模式绝非完美无缺，仍需要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加以完善。特别是要德治、法治、吏治、税治、政治“五治”并举，巩固国家与社会的可持续安全，争取共同富裕的可持续发展。正如“木桶理论”所描绘的，这“五治”就如同拼成木桶的五个板块，缺一不可，短一也不灵，而要随时补平短板，在较高水平上实现上述五板的紧密相连，无缝衔接。
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经济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仍有短板。中国可以借鉴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及做法，不断改进、完善和创新本国发展模式。中国不会对外输出所谓中国模式。一些发展中国家愿意借鉴中国模式，是对中国成功做法的鼓励与肯定。中国只有更好地不断完善本国的国家发展模式，才能不辜负世界各国人民的期待与厚望。
【作者简介】 刘江永，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241(2019)03-0001-11
【收稿日期：2019-01-15】
【修回日期：书2019-03-18】
(责任编辑：李万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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