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全面竞争战略及中美关系新变局
美国对华全面竞争战略及中美关系新变局张文宗
【内容提要】中美建交40周年前后，美国对华战略发生范式上的重大变化。特朗普政府明确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各领域对华实施竞争性政策。这种全面竞争战略具有长期性，本质上是对中国的战略压制。其背景是中美实力对比、美对华认知、美国内政治及全球战略等因素发生变化的结果。中美战略竞争，最好的结果是双方经过长期博弈形成战略稳定。在此过程中，两国的经贸摩擦将成新常态，地缘政治博弈更趋激烈，而双方紧密的经济纽带很难被切断，美苏冷战式的对抗不会重演。但如果美国执意在科技领域与中国“脱钩”，在台湾及意识形态等问题上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中美关系将变得更具对抗性。
【关键词】中美关系 接触战略 竞争战略 对华认知
2018年、2019年分别是中国改革开放和中美建交40周年，彼时中国踏上改革开放的征程，中美关系也迎来大发展的前景。四十不惑之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而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则发生重大变化，中美关系由此进入新阶段。《 专题研讨—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 载《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6期，第1—24页；吴心伯：《特朗普执政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新阶段》，载《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3期，第80—93页。 两国不仅爆发了大规模贸易摩擦，在其他领域的矛盾也趋于尖锐，战略竞争更加激烈。两国战略界、学术界和民间对双边关系走向的担忧加重，“修昔底德陷阱” “金德尔伯格陷阱” “新冷战” “脱钩”等说法不绝于耳。徐坚：《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与中美关系的三大风险》，载《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4期，第5—10页；王悠、陈定定： 《中美经济与战略“脱钩”的趋势及影响》，载《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7期，第24—31页。 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向何处去一直是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在美国对华实施全面竞争战略和中国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背景下，中美关系走向、两国发展前途与国际格局变化的关系更加密切。
一、美国对华全面竞争战略及特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美国对华战略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49—1972年，从新中国成立到尼克松访华，期间美国视中国为热战对象和冷战敌人，在大多数时间奉行遏制战略。第二阶段为1972—2016年，美国视中国为合作伙伴和防范对象，总体奉行接触战略。冷战结束后，美国内出现多次对华政策大辩论，要求遏制中国的声音始终存在，但历届美国政府坚持尼克松以来的接触政策。克林顿政府要发展与中国“包含战略利益和经济的更广泛的接触”政策，小布什政府追求“与变化中的中国建立建设性关系”，奥巴马政府“欢迎一个稳定、和平与繁荣的中国”，并认为与中国的合作“前所未有”。See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 July 1994, p.24;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eptember 2002, P. 27;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ebruary 2015, p. 24. 接触是相对于孤立和封锁而言，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对华威慑和制衡，但强调以帮助、合作、诱导等方式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第三阶段为2017年迄今，美国明确将中国列为“竞争者”和“战略对手”，开始全面实施竞争战略。阎学通、朱锋等认为从2011年奥巴马政府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开始，中美之间的竞争就大于合作。复旦大学教授韦宗友认为，特朗普政府执政后美国对华战略才开始发生重大调整，基调由接触转向制衡和脱钩。参见朱锋：《奥巴马政府“转身亚洲”战略与中美关系》，载《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4期，第1—7、50页；韦宗友：《中美战略竞争、美国“地位焦虑”与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调整》，载《美国研究》2018年第4期，第66—72页；《中美关系脱钩?美国做不到》，环球网，2018年10月15日，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8-10/13262419.html. 特朗普政府在其先后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和《核态势评估》三大报告中，否定了1972年以来美国对华的接触战略，声称美国“通过帮助中国崛起和融入战后国际秩序并使其自由化的政策失败”，攻击中国“以别国主权为代价进行扩张并传播专制体系”，“在武器库中增强新的核能力并咄咄逼人”。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p. 25;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p. 2; Nuclear Posture Review, February 2018, p. 1. 在明确对中国的定位后，美国推动“全政府对华战略”，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各领域加大对中国的压制力度。这种“放弃融合、全面竞争”的战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以多种手段削弱中国的经济和贸易优势。2008年金融危机后，在美国经济深度调整的过程中，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全球货物贸易额先后跃居世界第二和第一，这加剧了“绝不接受第二”的美国决策层和战略界的忧虑。特朗普总统代表的美国经济民族主义者，有意忽视美元霸权造成贸易赤字、技术进步冲击劳动力市场、对华出口管制影响国内生产、中国生产要素价格相对低廉和民众吃苦耐劳等因素，将美国贸易逆差扩大、部分重工业相对衰落、中产阶级萎缩等经济和社会问题归咎于全球化和中国。“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t Signing of a Presidential Memorandum Targeting China's Economic Aggression,” March 22, 2018,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signing-presidential-memorandum-targetingchinas-economic-aggression/; Peter Navarro, Greg Autry: Death by China: Confronting the Dragon - A Global Call to Action, Pearson Education, Inc., 2011; Peter Navarro: Crouching Tiger: What China's Militarism Means for the World, Prometheus Books, 2015. 特朗普政府声称美国以本国工业和工人为代价“重建了中国”，实际是试图掩盖对中国经济竞争力的担忧。“We have rebuilt China: Donald Trump,” June 20, 2018,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international/world-news/we-have-rebuilt-china-donald-trump/articleshow/64660187.cms; “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Pence on the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 China,” October 4, 2018,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vice-president-pence-administrations-policy-toward-china/. 为此，特朗普政府利用美国技术、金融和市场优势及对国际机制的影响力，打击中国的贸易优势。白宫前首席战略师班农称，若未来5—10年中国成为“经济霸主”，美国将无法翻身，因此“必须疯狂地与中国打贸易战”。Tony Lee, “Bannon Blasts ‘Uniparty’ Elites for Thinking America's Decline Is Inevitable,” http://www.breitbart.com/big-government/2017/12/12/bannon-blastsuniparty-elites-for-thinking-americas-decline-inevitable/. 美国不仅继续指责中国“通过倾销、歧视性的非关税壁垒、强迫技术转让、工业补贴”等“不公平贸易行为”损害美国经济，还给中国扣上“经济侵略”的帽子，并滥用国内法和霸权地位打击中国，具体措施包括：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对中国价值2500多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在高科技领域推动与中国“脱钩”等。赵明昊： 《中美关系：“脱钩”还是“扭抱”？》， 载《联合早报》 2018年11月30日，https://www.zaobao.com.sg/zopinions/views/story20181130-912020。为迫使中国让步，特朗普还试图发挥“交易的艺术”，通过打“台湾牌”向中国施加战略和心理压力。刘远举：《中美关系：特朗普的新要价》，载《金融时报》2017年3月27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1917?full=y。 如果说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是迫使中国在贸易和产业政策上让步，那么以司法手段及怂恿盟国打击中国高科技公司中兴和华为，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美国阻滞中国发展的目的。
其次，继续干涉中国内政的同时挤压中国“政治影响力”。自美国总统卡特推行人权外交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均试图以人权、西藏、台湾等问题为杠杆，对中国施加意识形态压力并“以压促变”。特朗普本人并没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他曾多次强调尊重主权及别国“保持自身习俗、信仰和传统的权利”。“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to the 73rd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Septemper 25, 2018,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73rd-session-united-nations-general-assembly-new-york-ny/. 但美国传统精英以民主人权捍卫者形象自居，抨击中国“加大控制和压迫人权的力度”及“输出专制模式”等。近年来随着中美交往增多，美国对“中国政治影响”的警惕和防范升级。美国副总统彭斯称中国“以更活跃和更具胁迫性的方式” “干涉美国的国内政策和政治”，美国会以“中国的长臂”为题举行听证会，非政府组织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发表《中国的锐实力》报告，一些长期研究中国的学者也加以附和。“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Pence on the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 China,”October 4, 2018,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vice-presidentpence-administrations-policy-toward-china/; “How China's ‘sharp power’ is muting criticism abroad,” December 14, 2017, https://www.economist.com/news/briefing/21732545-andstealthily-trying-shape-public-opinion-its-favour-how-chinas-sharp-power-muting;Christopher Walker and Jessica Ludwig, “The Meaning of Sharp Power: How Authoritarian States Project Influence,” November 16, 2017,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7-11-16/meaning-sharp-power; Larry Diamond, Orville Schell, etc., Chinese Influence & American Interests: Promoting Constructive Vigilance,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2018,https://www.hoover.org/sites/default/files/research/docs/chineseinfluence_americaninterests_fullreport_web.pdf. 在此背景下，美国联邦调查局官员甚至诬蔑中国利用留学生、科学家和学者充当间谍，为中国政府搜集情报。在这种政治气氛的推动下，部分孔子学院被关闭，中国官方媒体被要求登记为“外国代理人”。
第三，继续推动对中国的战略围堵。追求绝对安全和绝对优势的美国，从能力和意图两方面确定对手并实施竞争战略。在进一步淡化恐怖主义威胁、推动从叙利亚撤军的同时，特朗普政府认为“大国竞争是国家安全的主要关切”，而“中国试图在印太称霸，未来还想取代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中国军事现代化“侵蚀美军优势”。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pp. 27,33；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p. 2. 为此，特朗普政府奉行“以实力求和平”的原则，扭转了奥巴马政府时期军费增速放缓的趋势，通过压缩农业部、教育部等其他机构的开支来扩军。扩军方向表现为小规模扩编军队和大规模采购新式武器装备，目的是巩固其军事优势。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延续了上届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部分做法，是军事、经济和外交相结合的综合战略，但具有更浓厚的军事色彩。如升级在日本和韩国的导弹防御系统、施压地区国家购买美国军火、推动美日印澳四国的军事合作等。“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nd Prime Minister Abe of Japan in Joint Press Conference,” November 6,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prime-minister-abe-japan-joint-press-conference-tokyojapan/;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nd President Moon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in Joint Press Conference,” November 7,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president-moon-republic-korea-joint-press-conferenceseoul-republic-korea/. 此外，美国还更加重视台湾的战略价值，行政部门和国会合作推动《与台湾交往法》《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等，提升美台政治和军事关系，试图突破过去40年美国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框架，挑战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黄闽：《〈台湾旅行法〉之后的中美关系和两岸时局》，载《中国评论》2018年第5期，第19—28页；包承柯：《围绕“台湾问题”，中美关系的冲撞》，载《中国评论》2018年第5期，第33—39页。
第四，试图抵消中国在地区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影响力。面对中国与亚非拉国家贸易和投资的大幅增长，债台高筑及外援减少的美国，担心在市场、资源和影响力上处于下风，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采取抵制策略，还公开予以诋毁和破坏。起初，特朗普政府意有所指地攻击中国“国家主导的投资”给受援国带来“腐败、不透明、剥削”及“质量低下的基础设施”，自夸美国的“替代性选择”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p. 39. ； 此后，则点名攻击中国搞“债务陷阱”，甚至诬蔑中国的投资“威胁相关国家经济和政治的长期稳定”。Rex W. Tillerson, “U.S.-Africa Relations: A New Framework,” March 6, 2018,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20172018tillerson/remarks/2018/03/279065.htm. 为与中国竞争，美国在“印太”战略框架下抛出了1.13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并成立新的海外开发援助机构——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IDFC），计划筹集600亿美元私人贷款，投资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Michael R. Pompeo, “Remarks on America's Indo-Pacific Economic Vision,”July30, 2018,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8/07/284722.htm; Mercy A.Kuo, “The U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 and China,” October 25,2018, https://thediplomat.com/2018/10/the-us-international-development-financecorporation-and-china/. 另外，美国还表示要通过改革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强化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以削弱中国在国际多边组织中的影响力。Michael Pompeo, “Restoring the Role of the Nation-State in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December 4, 2018,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8/12/287770.htm.
这种全面竞争战略表明，美国在经济上不再认为两国互补而突出竞争面；在意识形态上丢掉了靠接触“演变”中国的幻想；在安全上更坚定地拥抱现实主义；在国际机制上则试图排挤中国。
此次调整针对的是1972年以来的对华接触政策，以及国际社会“老大”和“老二”的结构性矛盾，因此具有长期性和战略性，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质变。这种转变一定程度上与2001年小布什政府提出、但因“9·11”事件而未能实施的视中国为“战略竞争者”的调整类似。这种全面竞争战略还有几个特点：从时间上看，这种调整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特朗普上台前后，美国内对华政策辩论为此做了政策和舆论准备。陶文钊： 《美国对华大战略辩论》，载《现代国际关系》 2016年第1期，第19—28页; Kurt Campbell and Ely Ratner, “The China Reckoning: 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8, pp. 60-70. 因接触战略有很强的惯性，美国的战略转变仍需在国内建立共识。美国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等频繁就中国政策发表演讲，实际上是在国内和国际社会进行“统一思想”的政策动员。“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Pence on the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 China,”October 4, 2018,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vice-presidentpence-administrations-policy-toward-china/.从范围上看，该战略调整有“全政府”特征。冷战结束后，美国并未停止对华战略防范，但主要聚焦于军事和安全领域，而新战略还试图推动两国经济在部分领域“脱钩”，在社会文化上也以追求“对等”为名对交流设置障碍。在实施过程中，美国以中国实行“全政府”对美政策为名，也日益重视各部门之间、政府与国会及各类利益集团之间的协调。从性质上看，其本质是对中国的战略压制。美国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鉴于中美实力和影响力差距大幅缩小但仍然存在显著差距，这种“全面竞争”不是一场“公平竞争”。结合特朗普政府的战略实践，美国对华采取的不是寻求为人类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做更大贡献的良性竞争，而是对中国发展的阻挠和破坏，因此其“规锁”（confinement）、“迟滞”、“对冲”甚至“遏制”色彩很浓。张宇燕、冯维江：《从“接触”到“规锁”：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及中美博弈的四种前景》，载《清华金融评论》2018年第7期；蒋芳菲：《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对华“对冲战略”的演变》，载《美国研究》2018年第4期，第75—96页。
二、美国调整对华战略的背景
40年间中美两国和国际社会均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期间中国一直将对美关系作为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但为何美国对华政策却变得更加强硬？为何中国的努力并未换来美国的投桃报李？大国竞争的历史规律、两国的战略态势和国内变化等因素共同促成了美国的战略转变。
（一）中美实力对比和战略态势的变化
崛起国和守成国的结构性矛盾及“修昔底德陷阱”问题，即“雅典的崛起及其在斯巴达引起的恐惧”为美国调整对华战略提供了有力的解释。 [美]格雷厄姆·艾利森: 《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陈定定、傅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后为争霸而对抗德国、日本和苏联，在冷战结束后为护持霸权持续压制俄罗斯。上世纪80年代美日贸易摩擦表明，即便没有遇到军事和安全挑战，美国在认为崛起国的经济实力和市场影响对其构成竞争时，也会以各种名义进行打压。在核时代和全球化时代，这种结构性矛盾未必会导致“注定一战”，更可能是战略竞争加剧导致战略对峙和对抗。通常情况下，守成国会主动对崛起国进行“预防性打压”，即战略上的先发制人。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引起美国警觉，而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美战略态势的变化，则使双方的较量提前到来。奥巴马政府为在经济上强基固本，对外战略整体收缩，在亚太则实施进攻性的、以制衡中国为核心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激起中国强势反弹。中国坚持在钓鱼岛强势维权、对南海所控岛礁陆域吹填、部署针对美国航母的反舰弹道导弹、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深化与俄罗斯的战略关系等，均使美国决策层和战略界深感焦虑。中国与亚非拉地区贸易和投资关系的迅速发展，同样让美国感到自身地区和国际影响力下降。特朗普政府抨击往届美国政府“让中国在经济上占便宜”，抨击奥巴马在处理叙利亚化武、克里米亚危机和南海等问题上“表现软弱”，承诺将“让美国再次伟大”并对华实施竞争战略，就是要改变与中国博弈的战略态势，重新拉开中美实力差距，或者至少放缓中国追赶的步伐。
（二）美国精英对华认知的变化
认知是决策的前提和基础，美国对华认知决定美国决策层的对华战略。这种认知基于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因此在中国看来通常是扭曲的。美国军方将中国在外交上的积极进取解读为“要取代美国称霸全球”的征兆。一批对特朗普总统影响较大的人物，如白邦瑞、纳瓦罗等，认为中国一直在对美进行“战略欺骗”，其经济政策和军事活动严重损害美国利益，中美战略利益是相冲突的。See Michael Pillsbury: 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 St. Martin's Griffin, 2016; Peter Navarro, Greg Autry: Death by China: Confronting the Dragon - A Global Call to Action, Pearson Education, Inc., 2011.对于中国政治的变化，美国人也出现“幻灭感”。从尼克松到奥巴马，美国决策层和自由派精英始终认为可以通过接触“改造中国”，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壮大将导致中国的“民主化”。但经过长期观察和数年辩论，美国人感到这一期待落空了，2016年共和党党纲体现了这种认知变化。Republican Platform 2016, p. 48, https://prod-cdn-static.gop.com/media/documents/DRAFT_12_FINAL-ben_1468872234. pdf; 王文峰：《愿景的消失？论美国对中美长期战略关系的认识与表述》，载《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12期，第14—21页。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鲜明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党领导一切”的原则，中国在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上更加自信。这使美国精英的幻想彻底破灭“How the West got China wrong,” Economist, March 1 2018, 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18/03/01/how-the-west-got-china-wrong; Philip Pan, “The Land That Failed to Fail,”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8, 2018,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8/11/18/world/asia/china-rules.html.， 使美国接触政策的一个重要前提消失。美国自由派和商界为发展对华关系游说政府的积极性下降，而主张对抗中国政治影响的强硬派力量上升。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和商界对中国经济政策的不满更加强烈。中国为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而提出的产业振兴规划《中国制造2025》，使以科技立国的美国产生强烈的危机感。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Findings of The Investigation into China's Act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Related to Technology Transf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novation Under Section 301 of The Trade Act of 1974,March 22, 2018, pp. 15-29,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Section%20301%20FINAL.PDF.特朗普政府执意对中国发起“301调查”并对中国高科技商品加征关税，试图阻止中国改变制造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中低端的努力。特朗普政府直言，对进口钢铝加征关税“是为了美国的现在”，对中国科技产品加征关税则是“为了美国的未来”。“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t Signing of a Presidential Memorandum Targeting China's Economic Aggression,” March 22, 2018,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signing-presidential-memorandum-targetingchinas-economic-aggression/.
（三）美国内政治的变化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美国对华战略改变与其国内政治变化息息相关。以反建制面目当政的特朗普总统，代表美国新一轮得势的本土主义和民粹主义力量，其政府和政策均带有右翼民粹的特征。传统上，共和党右翼代表推崇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的跨国公司和华尔街，代表国防鹰派和宗教保守派，而民粹势力则具有鲜明的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的特征。“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美国右翼与民粹的合流，是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对跨国资本的一场革命”，表明美国社会的劳资、阶级、种族关系出现重要变化。与民主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等左翼民粹力量高举进步主义旗帜，强调通过国内改革以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不同，右翼民粹力量强调在国际范围内重新分配财富以缓解社会矛盾。张文宗：《美国青年“觉醒”带来左翼冲击》，环球网，2018年12月3日，http://opinion.huanqiu.com/hqpl/2018-12/13701166.html.与美国存在巨额贸易顺差、发展势头迅猛的中国自然成为美国转移矛盾的目标，成为以“美国优先”为表象的美国民族主义、保守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冲击的主要对象。施政过程中，特朗普政府充斥了更多的对华强硬派。白宫内部虽争斗激烈、人事变动频繁、政策协调不畅，但其执政团队两年来总体上都变成了“屠龙派”。除了强硬派的班农因在国内问题上过于极端被迫离职外，现任国务卿蓬佩奥、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库德洛等，均比其前任蒂勒森、麦克马斯特和科恩在对华问题上强硬。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商务部长罗斯、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等贸易鹰派均受到重用，代表华尔街利益的美国财长姆努钦在施压中国金融市场开放上也更激进。特朗普在右翼民粹道路上狂飙突进，激起民主党和自由派民众的强烈反弹。美国政治极化达到“近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程度”，民众对另一党的认同和对政府、媒体、机构和公司的信任均下降。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通过攻击中国进行舆论动员来推行有争议的政策，加剧了中美紧张关系。Timothy R. Heath, “What Does America's Political Polarization Mean for Competition with China?” November 9, 2017, https://www.rand.org/blog/2018/11/what-does-americas-political-polarization-mean-for.html. 美国政治气候及其相应的人事变动，是美国出台对华竞争战略的重要推动力。
（四）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结果
美国要与中国进行长期战略竞争，就要突出战略重点。上述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使美国更加重视经济和科技实力的积累，更坚定地减少海外义务，更专注地与中国竞争。特朗普不顾国内建制派的反对和盟友的反弹，执意要求盟国在贸易上让步并承担相应的“防务责任”等，旨在继续推动美国经济“重建”。为从海外泥沼中抽身，特朗普政府延续奥巴马政府的做法，试图甩掉在叙利亚和阿富汗的“战略包袱”，完成从“反恐”到“应对大国竞争”的战略转型。在应对俄罗斯、伊朗等挑战的过程中，美国内的党派斗争、民粹派和建制派的较量均投射在美国对相关国家的政策上。特朗普改善美俄关系的努力，遭到国会和“深层国家”势力的阻击。民主党和美国的盟国要求美国遵守《伊核协议》，则被特朗普政府挫败。如果说美国内在对俄、对伊朗政策上仍有分歧，那么在对华政策上则有高度共识。美国内甚至有声音认为中国是比俄罗斯更大的威胁，并试图推动美国联俄制华。 Josh Rogin, “The real threat isn't Russia, it's China,” New York Post, July 26, 2018,https://nypost.com/2018/07/26/the-real-threat-isnt-russia-its-china/; Harry J. Kazianis,“The Coming American-Russian Alliance Against China”, July 16, 2018, http://www.theamericanconservative.com/articles/the-coming-american-russian-alliance-against-china/.
上述因素中，中国崛起和中美实力差距缩小是根本。实力对比的变化促成了两国战略态势的变化，加之中国的发展与美国部分产业空心化和中产阶级萎缩相同步，加剧了美国精英和社会的焦虑，导致其对中国的心态生变。特朗普总统和部分美国精英关于“美国重建了中国” “中国摘走西方工业文明之花”等令人匪夷所思的说法，也在一定程度上蛊惑了人心。可以说，特朗普政府处处以里根政府为标杆，而里根除了在国内掀起保守主义革命和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试验外，在国际上最大功绩是通过“广场协议”压服日本，通过“星球大战计划”为搞垮苏联奠定了基础。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施压和组建“太空部队”，似乎也有希望历史重演的意味。
三、中美关系新变局
当前美国对华战略范式的变化，将对中美关系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同时，中国崛起也使中国具备了更强的塑造中美关系的能力。中国的大战略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因此对美外交必然将服从和服务于这个战略目标。鉴于中美互动的不确定性和国际政治系统的复杂性，判断未来长时期的双边关系走向是困难的。尽管如此，大国竞争的历史经验和中美交往的经历，为观察和分析中美关系走势提供了一些启示。
一是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两国可能在一系列博弈后建立新的战略稳定。中美均是当今世界的“超大规模经济体”，如果均不犯颠覆性错误，两国的人口规模、地域面积、政治体系的稳定性、资源禀赋、科技水平、军事能力等，决定两国经济将继续保持增长。即使遇到经济滑坡或危机，两国的综合国力将继续领先于其他大国和主要经济体，两国的实力差距仍可能继续缩小。中美结构性矛盾的长期存在，预示双方在多个领域的竞争不会因为政府更替或换届而发生显著变化。“将军们总在打上一场战争”，根据美苏冷战的经验，美国对华全面竞争战略具有长期性，而中国的实力和战略韧性，也有能力应对这种竞争。双方在激烈博弈后将认识到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法迫使对方退出竞争，从而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袁鹏：《 把握新阶段中美关系的特点和规律》，载《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6期，第1—3页；何亚非：《在大动荡中构建亚太安全新秩序》，环球网，2018年7月23日，http://opinion.huanqiu.com/hqpl/2018-07/12549745.html.中国网络媒体对毛泽东《论持久战》的重新关注，以及《重读〈论持久战〉》等书籍透露的信息，至少反映了中国为中美长期竞争做准备的社会心态。杨信礼：《重读〈论持久战〉》，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中美目前相对的战略稳定是“不真实”的，因为双方在很多问题上都在谋求或推动“改变现状”。激烈的战略竞争会否导致战略僵持并不确定，但实现战略稳定的前提是双方对各自及对方的实力、能力和意图都有更客观、更清醒的认识，尤其是认识到力量的局限性。在实现战略稳定的过程中，中美的矛盾和摩擦可能进入一个高发期。守成国在焦虑情绪支配下，对崛起国实施预防性打压的冲动强烈，而崛起国受自信和愤懑等复杂情绪的影响，也有奋力一搏的心态。中美在朝核、台湾、南海等问题上形成的“战略边界”有可能被打破，双方都存在按自己意图“再进一步”或“毕其功于一役”的动机。作为强势方，美国试探中方底线的动作可能增多，双方高估自己和低估对手造成的误判风险将上升，这也是两国学者们呼吁实施“战略再保证”和“战略克制”的重要背景。James Steinberg, Michael O'Hanlon, Strategic Reassurance and Resolve: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赵明昊 ：《战略克制——新型中美关系的构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但另一方面，中美都是核大国，都有避免战略摊牌的需要和管控冲突的经验，因此实现低水平的战略稳定是可期待的。
二是中美经济可能在新的基础上维持相互依赖，但摩擦成为新常态，以科技为核心的竞争将对双边关系造成负面影响。经济实力是基础，科技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引擎。迄今中国崛起对美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上，而美国毫不掩饰对中国贸易优势和科技进步的打压。2018年中美大规模贸易摩擦、两国就改革世贸组织的分歧、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反应等，提供了中美经济竞争的宏观图景。美国试图以“毒丸条款”与中国争夺市场，以安全为由策动“五眼联盟”排挤华为，以关税手段重组产业链等，则提供了美国压制中国的微观图景。中国不会放弃发展权，尤其不会放弃科技强国、以创新谋发展的战略。《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8年5月28日，http://www.xinhuanet.com/2018-05/28/c_1122901308.htm.因此，这场竞争将是一场争夺消费市场和技术优势的竞争，并表现在贸易、投资、就业、汇率以及知识产权的国际规范和规则制定权等方面。Yan Xuetong, “The Age of Uneasy Peace,”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18, P. 46.
建交40年来，中国处理中美关系的一条最重要经验就是扩大双方的共同利益，实现利益深度捆绑，互相依赖。袁鹏：《利益深度捆绑是中美关系的一大成功经验》，澎湃新闻百家号，2018年12月26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0870402122251707&wfr=spider&for=pc. 仅从经济角度看，随着中国融入全球市场，中美利益捆绑发展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利益捆绑。面对新的国内外环境，中国不回避、不盲动，做出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战略抉择。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上，中国正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推出1600多项改革方案，通过进一步降低关税、大幅放宽市场准入、主动扩大进口等政策，通过与国际社会共建“一带一路”、设立自贸试验区、谋划中国特色自贸港、举办国际进口博览会等举措，中国将更深地嵌入世界经济体系。《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8年12月18日，http://www.xinhuanet.com/2018-12/18/c_1123872025.htm.中国市场的巨大磁力、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地位，使美国内要求与中国经济“脱钩”的力量难以主导决策。在此过程中，中国希望让国企、民企和外企在竞争更充分的市场中共同发展，既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和中国经济的活力，又与美国建立新的相互依赖，使经贸关系继续发挥双边关系压舱石的功能。可以说，全球化导致的两国数千亿美元的经贸和投资、每年数百万人员往来，决定中美注定是“纠缠在一起的两个巨人”。当然，两国在高科技领域的竞争会否发展成“科技冷战”，则要看美国是否对中国高科技产业实施全面的出口管制。2018年11月19日，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工业和安全局列出了美国政府拟议管制的14个“具有代表性的新兴技术”清单，涵盖人工智能、微处理器技术、先进计算技术、机器人、3D打印、量子信息、先进材料和生物技术等领域。See “Review of Controls for Certain Emerging Technologie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Federal Register, Vol. 83, No. 223, November 19, 2018,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18/11/19/2018-25221/review-of-controls-for-certainemerging-technologies. 如果美国采取恶性竞争战略，势必坚定中国在科技攻关、人才储备、产业升级上的决心。双方对国家安全的优先考虑将导致全球技术领域的价值链进一步分离，全球可能由此分裂出不同的科技体系和阵营，而这将对双边经济关系和国际经济造成重大影响。Alex Capri,“How A Growing U.S.-China Rivalry Is Reshaping The Global Tech Landscape,” December 9, 2018, https://www.forbes.com/sites/alexcapri/2018/12/09/how-agrowing-u-s-china-rivalry-is-reshaping-the-global-tech-landscape/#50463645398e; Adam Segal,“Year in Review: Huawei and the Technology Cold War, ”December 26, 2018, https://www.cfr.org/blog/year-review-huawei-and-technology-cold-war;“Chip Wars: America,China and Silicon Supremacy,” The Economist, December 1-7, p. 11.
三是中美外交和安全领域的竞争如果管控得当，不会升级为美苏之间全面的、体系性的对抗。除非中国的核心利益受到严重侵犯，未来几十年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是为经济持续增长创造条件，不愿与美国及其主要盟国公开对抗。Yan Xuetong, “The Age of Uneasy Peace,”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18, p.40.美国在相关问题上也总体保持克制，因为被激怒的中国也有能力让美国及其盟国付出巨大代价。中美的相互威慑和制衡在发挥作用，加之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现实，地区国家并不愿在中美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2010年以来，因钓鱼岛、南海、“萨德”等问题，中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部分东盟国家关系波动，政治互信和经贸关系受到一定影响。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压力，反而促使中国更加重视经营周边，这与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政策造成的不确定性，共同促成了中国与麻烦较多的数个邻国改善关系。中国的邻国既重视依靠美国制衡中国，但同样看重与中国的经贸和安全关系，不会甘冒承受巨大损失的风险，轻易追随美国实施对华全面竞争战略。
在亚太以外，美国的盟友未必对美国亦步亦趋。美欧在经贸和防卫政策上龃龉增多，中欧关系总体上“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欧盟很难为跨大西洋关系而严重损害中欧关系。英国、加拿大等国在情报、安全上唯美国马首是瞻，但在非核心事务上仍不愿得罪中国。广大发展中国家是中国的长期合作伙伴，中国与众多亚非拉国家已形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并不会因为美国的诋毁和竞争而受到太大影响。中美拥有共同的朋友圈，而非像美苏那样组建各自的阵营公开对抗，这是全球化和多极化大势决定的，未来很难发生根本变化。另外，美国同时将俄罗斯和中国视为战略对手，必然促使中俄继续深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均将对方视为制衡美国的战略性力量，不会轻易与美国达成背叛另一方的重大妥协。
四是如果美国执意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中美关系将大幅倒退。台湾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若处理不当，最可能导致中美硬碰硬。中国大陆、台湾、美国三方的力量对比持续向有利于中国大陆的方向倾斜，中国大陆在不放弃使用武力的基础上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政治意志坚定、政策手段灵活，“硬的更硬、软的更软”。中美竞争激烈，美国内要求打“台湾牌”的势力活跃，行政部门和国会试图突破“一个中国”的政策框架并踩踏大陆划定的红线。“台独”势力认识到美国战略的变化，拒不接受“九二共识”，伺机推动“法理台独”并导致中美对抗的危险上升。同样，意识形态问题尽管属于一国内政，但在两国关系紧张时，很多固有问题都会“泛意识形态化”。历史上英德、美苏、美日竞争白热化之际，在意识形态上妖魔化、污名化对方是重要的斗争策略。在美国内，特朗普政府出于党派斗争的需要攻击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部分国会议员以维护人权为名煽动反华反共情绪等，表明美国存在着对华加大意识形态攻势的政治土壤。The Opportunity Costs of Socialism, 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October 2018,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8/10/The-Opportunity-Costs-of-Socialism.pdf.中国无意输出意识形态，也无意颠覆美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但如果双方在竞争加剧后相互攻击和否定对方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甚至开展在对方看来具有威胁性的行动，两国的意识形态斗争将和权力斗争更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从而具有对抗性而难以调和。
综上所述，中美建交40周年之际，竞争成为“新常态”。中美能否打破大国对抗的历史窠臼，走出一条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这个历史之问尚无解答，而且更紧迫了。过去40年中美发展双边关系的经验，包括斗而不破、深化利益捆绑等；推动双边关系稳定的做法，则有开展首脑外交、搭建对话机制、夯实社会和文化交往纽带、加强军事沟通、在多边领域合作等，这些依旧是新时期中国处理与美国关系的重要方面杨洁勉：《中美外交互动模式的演变：经验、教训及前景》，载《美国研究》2018年第4期，第19—22页。，但是否能有效应对美国对华全面竞争战略，仍需要时间的检验。如果美国在一系列问题上持续对华施压，频繁使用制裁、起诉、出口管制、关税等手段，不断迫使盟友和其他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中国也不会袖手旁观。在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可能会更加重视“以两手对两手”，在尽可能寻求与美国扩大合作的同时，为更激烈和频繁的博弈做好准备。中国坚持战略思维、底线思维、辩证思维，立场坚定而手段灵活地与美国打交道，将促使两国在竞争中更清楚地认识对方、认清自己，并逐渐在力量和影响力重新分配的基础上形成战略稳定。
【作者简介】张文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美国政治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2019)02-0001-18
【收稿日期：2019-02-02】
(责任编辑：张晓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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