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与农耕交错、东西与南北交通视野下的河西走廊
游牧与农耕交错、东西与南北交通视野下的河西走廊——以隋及唐前期的凉州为例
[摘要] 河西走廊不仅是丝绸之路上沟通中原与西域的东西交通的孔道，也是联结祁连山与北方游牧地带的南北交通要道。同时作为“蒙新地区”这一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中的组成部分，它还是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错地带，具有地理交通与文化交流碰撞的双重意义，在陆路丝绸之路上的位置十分重要。地处河西走廊东边的凉州，在隋及唐前期，既要防遏北边突厥、又要防遏南边经由祁连山而至的吐谷浑等部，同时还是进一步控制河西走廊的基地和重镇，这充分体现了它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关键词] 河西走廊；凉州；隋；唐前期；羌胡
河西走廊在陆路丝绸之路东西交通线上的重要性是有目共睹的，但它作为游牧与农耕交错地带、作为与“蒙古高原—河套”向西自然延展的独立的地理区域的性质，以及同时作为南北交通上的重要地位，却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汉末魏晋，中原战乱，河西一隅保持了稳定。11世纪初至13世纪初，为西夏所控制。明王朝将蒙古赶出中原之后，这一地区又长期为蒙古所控制，是明与蒙古北元的分界处。这一地区在政治上表现出的与中原王朝游移乃至对峙，凸显了它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区域和经济区域的特点。
一、 凉州之“断隔羌胡”
《通典·州郡二·序目下》对安史之乱以前的边地所设置的十节度的任务、兵员、配备、衣赐等有一个较为详细的概述(1)杜佑：《通典》卷一七二，4479-448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元和郡县图志》《资治通鉴》天宝元年条的概述大体本于《通典》。(2)参见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司马光：《资治通鉴》，6847-6851页，中华书局，1986。关于军镇设置史源的讨论及校订，参见清木场东：《唐天宝初期の边軍資料について——軍鎮の地理記述——》，载唐代史研究会编：《中国の都市と农村》，357-390页，东京，汲古书院，1992。《通典》卷一七二：
河西节度使(理武威郡，管兵七万三千人，马万九千四百疋，衣赐百八十万疋段)，断隔羌胡，统赤水军、大斗军、建康军、宁寇军、玉门军、墨离军、新泉军、张掖郡守捉、乌城守捉、交城守捉、白亭守捉。
所谓“断隔羌胡”何指？羌主要活动于今青藏高原以青海湖和黄河九曲之地(此前吐谷浑也主要活动在这一带。吐蕃兴起后，也是在这一带与唐朝对峙，后来更趁安史之乱，沿洮河-渭水东下，直接威胁关中，甚至一度攻占长安)；胡，唐朝文献中主要是指粟特胡人或西域胡人，已成学界共识。(3)参见荣新江：《何谓“胡人”：隋唐时期胡人族属的自认与他认》，载樊英峰主编：《乾陵文化研究》，第4辑，3-9页，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河西走廊主要是连接关中与西域的干道，而西域通往青海湖，至少有经当金口、沿祁连山南麓东进的通道，即可以避开河西走廊。同时，为加强对玉门以西的西域地区(主要是东天山的南北地区)的控制，唐朝在今吐鲁番、奇台还直接设置了碛西北庭节度使，后又一分为二(曾几度分合)：
镇西节度使(理安西，二万四千人，马二千七百疋，衣赐六十二万疋段)，抚宁西域，统龟兹国、焉耆国、于阗国、疏勒国。
北庭节度使(理北庭都护府，管兵二万人，马五千疋，衣赐四十八万疋段)，防制突骑施、坚昆、斩啜，管瀚海军、天山军、伊吾军。
天山北边的北庭节度使“防制突骑施、坚昆、斩啜”，针对的主要是活动于阿尔泰山山麓及以西的游牧部族(4)关于伊西、北庭节度使的设置及其作用等，参见刘子凡：《瀚海天山：唐代伊、西、庭三州军政体制研究》，254-308页，上海，中西书局，2016。；东天山南边的镇西节度使，“抚宁西域”，主要是控制东天山以南、环塔里木盆地的绿洲城居诸国。而在青海湖-黄河九曲之地，随着吐蕃的兴起，唐朝又设立了陇右节度使：
陇右节度使(理西平郡，管兵七万五千人，马万六百疋，衣赐二百五十万疋段)，以备西戎，统临洮军、河源军、白水军、安人军、振武军、威戎军、绥和守捉、合川郡界守捉、莫门军、宁塞军、积石军、镇西军、平夷守捉。
所谓“以备西戎”，主要就是遏制吐蕃。
河西节度使是唐朝最早设立、并且是最早以“节度使”的名义统领部署设置于河西走廊诸军镇的节度使。但在安西、北庭、陇右三个节镇先后设置的军事布局之下，河西节度使的“断隔羌胡”，究竟是指什么呢？意义何在？
也许，隋朝的“胡”与日后唐朝之称为“胡”者尚有些区别？《隋书·卫昭王爽传》：
岁余，进位上柱国，转凉州总管……其年，以爽为行军元帅，步骑七万以备胡。出平凉，无虏而还。明年，大举北伐，又为元帅。河间王弘、豆卢勣、窦荣定、高颎、虞庆则等分道而进，俱受爽节度。爽亲率李充节等四将出朔州，遇沙钵略可汗于白道，接战，大破之，虏获千余人，驱马牛羊巨万。沙钵略可汗中重疮而遁……六年，复为元帅，步骑十五万，出合川，突厥遁逃而返。(5)魏征等：《隋书》卷四四，1382页，北京，中华书局，2019。
从行军路线(平凉、朔州)和作战地点(白道，今呼和浩特北)，可知“步骑七万以备胡”的“胡”，是指突厥，绝无疑义。《隋书》卷五三《达奚长儒传》：
高祖遣凉州总管独孤罗、原州总管元褒、灵州总管贺若谊等发卒备胡，皆受长儒节度。长儒率众出祁连山北，西至蒲类海，无虏而还。
在凉州、原州、灵州一带活动的，也应该是突厥或以突厥为主的游牧部众。这里又说到“出祁连山北，西至蒲类海”，是指沿河西走廊西进，到了今新疆罗布泊一带。《隋书》也确实记载了凉州所遭受到来自其南边吐谷浑和北边突厥的双重侵扰。《隋书·高祖本纪》，开皇三年五月壬戌：
行军元帅窦荣定破突厥及吐谷浑于凉州。
卷三九《窦荣定传》：
突厥沙钵略寇边，以为行军元帅，率九总管步骑三万，出凉州。与虏战于高越原，两军相持，其地无水，士卒渴甚，至刺马血而饮，死者十有二三。荣定仰天太息，俄而澍雨，军乃复振。于是进击，数挫其锋，突厥惮之，请盟而去。
卷五一《长孙晟传》：
(开皇)二年，摄图四十万骑自兰州入，至于周盘，破达奚长儒军，更欲南入。玷厥不从，引兵而去……后数年，突厥大入，发八道元帅分出拒之。阿波至凉州，与窦荣定战，贼帅累北。
卷五五《乞伏慧传》：
迁凉州总管。先是，突厥屡为寇抄，慧于是严警烽燧，远为斥候，虏亦素惮其名，竟不入境。
卷四〇《元谐传》：
时吐谷浑寇凉州，诏谐为行军元帅，率行军总管贺娄子干、郭竣、元浩等步骑数万击之……时贼将定城王钟利房率骑三千度河，连结党项。谐率兵出鄯州，趣青海，邀其归路。吐谷浑引兵拒谐，相遇于丰利山。贼铁骑二万，与谐大战，谐击走之。贼驻兵青海，遣其太子可博汗以劲骑五万来掩官军。谐逆击，败之，追奔三十余里，俘斩万计，虏大震骇。
卷四六《李雄传》：
(后周时)寻出为凉州总管长史。从滕王逌破吐谷浑于青海，以功加上仪同。宣帝嗣位，从行军总管韦孝宽略定淮南。
突厥来自北边，吐谷浑则是来自南边。《通典》所谓的“断隔羌胡”，羌，应该泛指活动于青海湖、黄河九曲之地的游牧部众；胡，应该是泛指来自北边的游牧部众。“羌胡”之言，或来自裴矩《西域图记》的序，“突厥、吐浑分领羌胡之国，为其拥遏，故朝贡不通……诸蕃既从，浑、厥可灭。混一戎夏，其在兹乎”(6)魏征等：《隋书》卷六七《裴矩传》引，1772页，北京，中华书局，2019。。羌胡，本是指突厥、吐谷浑所“分领”者，然史书叙述中也将突厥、吐谷浑涵括其中。它所反映的确实是凉州遭受南北双向的侵扰，裴矩甚至将突厥、吐谷浑视作隋王朝“混一戎夏”的主要障碍。吐蕃兴起，因囿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唐朝无法实现像犁厥虏庭式的主动进攻，只能被动遏制，于是才有陇右节度使的设置，且兵力不弱于河西节度使(7)关于陇右节度使的设置，参见刘安志：《唐初的陇右诸军大使与西北边防》，载《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陇右节度使所属各军镇，最早大多都设置于青海湖、黄河九曲及洮河一带，这也说明吐蕃对唐朝的压力主要是在这个地带，而不是河西走廊的凉州。到了开元时，唐朝才在鄯州加强军事力量。
但所谓“断隔羌胡”，唐人已有突厥与吐蕃联合攻打凉州的说法。如张说撰《郭元振行状》，称：
吐蕃与突厥连和，大入西河，破数十城，围逼凉州，节度出城战殁……(武)则天方御洛城门酺宴，凉州使至，因辍乐，拜公为凉州都督兼陇右诸军大使，调秦中五万人，号二十万，以赴河西。(8)《文苑英华》卷九七二，51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刘安志将此事考订为久视元年(700年)至长安元年(701年)十一月之间，参见刘安志：《唐初的陇右诸军大使与西北边防》，载《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10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说“吐蕃与突厥连和”侵扰河西，实乃夸张之辞。《旧唐书·郭元振传》：
大足元年(701年)，迁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州大使。先是凉州封界南北不过四百余里，既逼突厥、吐蕃，二寇频岁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于南境硖口置和戎城，北界碛中置白亭军，控其要路，乃拓州境一千五百里，自是寇虏不复更至城下。(9)刘昫等：《旧唐书》卷九七，304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资治通鉴》长安元年(701年)十一月叙事几乎与此全同：
以主客郎中郭元振为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大使。先是凉州南北境不过四百余里，突厥、吐蕃频岁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于南境硖口置和戎城，北界碛中置白亭军，控其冲要，拓州境千五百里，自是寇不复至城下。(10)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〇七，6557-655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大足元年十月始改元长安，《资治通鉴》系此事于十一月，故不用大足年号，《旧唐书》用大足年号叙事，则所据当为更原始的档案材料，故未以新年号叙旧事，均无行状之绘声绘色事。《新唐书·郭元振传》的相关叙事，则增加了张说所撰《郭元振行状》的内容：
突厥、吐蕃联兵寇凉州，后方御洛城门宴，边遽至，因辍乐，拜元振为凉州都督，即遣之。初，州境轮广才四百里，虏来必傅城下。元振始于南硖口置和戎城，北碛置白亭军，制束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无虏忧。(11)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二二，436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所谓吐蕃、突厥联和以寇凉州事，恐系夸张。武则天时期，吐蕃主要是在东西两边与唐作战，西边是在青藏高原西北，今皮山-和田一带入塔里木盆地；东边是在黄河河曲一带。吐蕃争夺西域，主要是与驻牙于碎叶的西突厥联合；开元年间打通所谓“吐蕃东道”，也是在河西走廊的西端。(12)参见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一章、第二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吐蕃似乎不必中间隔着河西走廊乃至祁连山脉，与东突厥先事沟通联合。(13)魏征等：《隋书》卷八四《西突厥传》曾有“吐谷浑者，启民少子莫贺咄设之母家也”这样的说法(魏征等：《隋书》，2112页，北京，中华书局，2019)，这让人怀疑突厥启民可汗曾与吐谷浑通婚，参见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117页、13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按，这句话是隋朝使者崔君肃对西突厥处罗可汗说的，是为了劝诱处罗攻打吐谷浑。启民可汗在漠南“河套-雁北”一带，与吐谷浑相距甚远，我们很怀疑双方结姻以对付隋朝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或许，因吐谷浑原是从辽西经河套迁至青海，在这个过程或其后代有女子嫁与启民可汗之子？吴玉贵也提及：“在崔君肃出使吐谷浑的记载中，都没有提到启民可汗与吐谷浑联姻事。”所以，当时不存在突厥、吐蕃联合进攻河西的问题(吐谷浑与党项联结，倒是事实，见上引《隋书·元谐传》，这是符合情势的)。唐廷也并不担心隔着河西走廊的南北两边游牧部众的联合。
总之，《通典》所谓“断隔羌胡”，并非实指凉州南边的羌与北边的胡(突厥)在事实上有主动联合之举，而是指凉州夹在南北之间，受到来自两边的侵扰。随着吐蕃的兴起以及专司防御吐蕃的陇右节度使的成立，凉州的主要任务也转为以防范北边为主。南北两边虽然并无联合起来、夹击凉州的认识和意图，但这反映了作为河西走廊东端重镇的凉州，客观上具有南北交通中介的重要性。
二、 游牧与农耕之间的河西走廊
凉州的地位，还应该从更大的地理背景以及在这一大的地理背景下活动的游牧部族和农耕群体的社会生活来认识。
从东亚来说，蒙古高原(大兴安岭以西、大青山以北，又可分为漠南和漠北)、鄂尔多斯高原-河套平原(包括了雁北地区)、河西走廊、天山南北，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区域，称为蒙新地区。蒙古高原的南缘，即河套-河西走廊，就是游牧与农耕的交错地带，也是我们习惯称之为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部族的交错地带。
蒙古高原有三个宽浅窪地，蒙语称为“他拉”，即呼伦贝尔他拉、以林他拉(集宁至乌兰巴托铁路沿线)和居延海他拉。(14)参见中华地理志编辑部编纂：《中国自然区划草案》，14、30-32，47-49、116-132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总论》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自然地理·总论》第十章“五 自然地带和自然区”表10.2“全国3大自然区、7个自然地区和33个自然区”、第十五章、第十六章，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邹逸麟、张修桂主编：《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第六章第二节“二、西北草原与荒漠区”，144-147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漠北草原的游牧部族“绝漠”即穿越漠南漠北之间的戈壁滩，大致而言，主要是三条路线：西边是由乌里雅苏台往南，东南向抵居延、西南向抵伊吾；东边的一条就是今乌兰巴托沿克鲁伦河往东南，西南向大致沿今乌兰巴托至集宁铁路沿线(二连浩特与集宁之间的苏尼特右旗附近，就有所谓“碛口”；历史文献中屡屡出现的“白道”，在今呼和浩特之北)，东南向经温都尔汗至多伦；中间一条，是今哈拉和林往西南，沿翁金河南下，至五原或至居延。(15)参见严耕望：《唐通回纥三道》，载《唐代交通图考》，第2卷，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元代漠南通往岭北的路线也大致如此，参见陈得芝：《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载《蒙元史研究丛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周清澍：《蒙元时期的中西陆路交通》，载《元蒙史札》，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绝漠须有水源，民国时期的公路或大道亦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古代骑行绝漠的路线，参见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编绘：《中国分省新图》“蒙古”幅，上海，申报馆，1939。同时，漠南一直是游牧部族活动的核心地带，其中心始终在阴山以北，轻意即至河套，河西走廊实际是漠南游牧地带的一个组成部分。(16)一般性概述参见周清澍主编：《内蒙古历史地理》，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
汉张骞通西域后，史称断匈奴右臂，右臂，就是河西走廊这一带，时为匈奴右贤王的游牧地。从中原农耕王朝的角度看，河西走廊与河套地区，是遏制北方游牧部族“右臂”南下扰袭的前线。从这个意义上说，河西走廊不光是中原通往西域的重要廊道，也不仅仅是为了有效控制西域才要控制河西走廊，更重要的是它本身就是农耕王朝与游牧社会双方争夺的对象，这才有匈奴被赶出河西走廊，有“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的悲叹。(17)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的概观，参见宁可：《河西怀古》，载《宁可史学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根据吴乃骧先生对河西汉塞(附有明长城的情况)的调查和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河西走廊汉塞的分布和走向。(18)吴乃骧：《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明初，蒙古被赶出中原、退至漠南，蒙古与明朝在河西走廊的分界，也大体在这一线，参见达力扎布：《北元初期的疆域和汗斡耳朵地望》，载《明清蒙古史论稿》，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这主要就是防范活动在今阿尔泰山和漠北绝漠南下的游牧部族对农耕地带的扰袭。武威凉州，就是河西走廊上一个重要据点。
站在中原王朝的角度来看，河西走廊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区。西晋末年，中原板荡，河西即作为一个独立地区，经历了所谓“五凉”时期(19)关于河西历史的概貌，参见宿白：《武威行》，载《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北魏控制了以平城(今山西大同)为中心的晋北地区之后，即西向经河套，控制了河西。这再次显示了“晋北(雁北)-河套-河西走廊”作为游牧与农耕交错地带的相对独立的地区特质——这个区域内部的同质性、联系性，要比与中原农耕地区更为密切。
从自然地理的概貌来说，青藏高原无疑是一个独立的地区。但是，河西走廊的东西两头，不仅都有与青藏高原沟通的道路，而且就社会生活而言，又都与河西走廊有相似性，如吐谷浑控制的区域，就远及青藏高原西北边缘、塔里木盆地南缘的若羌和且末。(20)吐谷浑对若羌、且末的控制，实际就控制了西域与中原交通的南道(塔里木盆地南缘)，魏征等：《隋书》卷八三《西域·吐谷浑传》称其“地兼鄯善、且末”(魏征等：《隋书》，2072页，北京，中华书局，2019)。参见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118-12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隋书·吐谷浑传》载：
炀帝即位，伏允遣其子顺来朝。时铁勒犯塞，帝遣将军冯孝慈出敦煌以御之，孝慈战不利。铁勒遣使谢罪，请降，帝遣黄门侍郎裴矩慰抚之，讽令击吐谷浑以自効。铁勒许诺，即勒兵袭吐谷浑，大败之。伏允东走，保西平境。帝复令观王雄出浇河、许公宇文述出西平以掩之，大破其众……伏允惧，南遁于山谷间。其故地皆空，自西平临羌城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大业末，天下乱，伏允复其故地，屡寇河右，郡县不能御焉。(21)魏征等：《隋书》卷八三，2074-2075页，北京，中华书局，2019。
“自西平临羌城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这个区域，就是青海湖以西直至青藏高原西北缘，南北即祁连山脉与昆仑山脉之间，以柴达木盆地为中心的区域。(22)党项的活动区域，魏征等：《隋书》卷八三《西域·党项传》称“东接临洮、西平，西拒叶护，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魏征等：《隋书》，2075页，北京，中华书局，2019)。所谓“西拒叶护”并不准确，其西界在青海黄河河曲之地，参见周伟洲：《早期党项史研究》，2-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当时的铁勒主要活动在天山以北、阿尔泰山左近的地区，他们受隋朝之诱攻击吐谷浑，应该就是从今当金山口北上、西向。吐谷浑之侵扰凉州，则主要是从河西走廊的东头，即穿越祁连山口(如炀帝经过的大斗拔谷，即今甘肃民乐县与青海交界的扁都山口)。(23)炀帝出兵攻打吐谷浑及其巡幸路线，参见周伟洲：《吐谷浑史》，68-75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吐谷浑、党项，也是过着逐水草的游牧生活。从生活方式来说，河西走廊与吐谷浑、党项生活的这个区域是一样的。日后的蒙古人也西迁到了河西走廊和青海湖周边的这个大区域。换言之，这又可以视作同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
隋及唐前期(安史之乱以前)的河西走廊，是作为中原王朝直接控制、并进一步控制西域的战略要地。隋炀帝出巡河西，打击吐谷浑，到唐初在河西走廊设置军镇，都可以说明这一点。唐朝在边地设置军镇，经过开元年间的逐步成熟，到开宝初年已基本定型，从而取代了府兵制，建立了节度使兵制。这个过程也正是从河西走廊的较大规模军镇设置开始的。(24)参见孟彦弘：《唐前期的兵制与边防》，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从唐前期军镇的设置可以看出，武德年间所设军镇，均在河西，节度使作为官衔成为制度性的使用，也是始于河西，即“景云二年(711年)四月，贺拔延嗣除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此始有节度之号，遂至于今不改焉”(25)王溥：《唐会要》卷七八，168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随后，是仪凤年间唐朝与吐蕃的征战，开始在陇右设置军镇；随着突厥的复兴，河套-雁北地区也开始设置军镇。与河西相比，陇右、河套-雁北的军镇设置，更多地表现出唐朝的被动性的应对。安史之乱发生后，唐朝将西北边地的军队调入内地平叛，吐蕃顺着洮河-渭水，直接攻入关内，并沿黄河北上至灵武，完全切断了河西走廊这条唐朝与西域沟通的大动脉。切断之后，又用了近20年的时间，慢慢蚕食西域。
河西走廊特别是凉州都督府的重要性，可以从以下两项制度性的规定中得到反映。
敦煌文书中有一件永徽二年(651年)东宫诸府职员令，是由五件文件拼缀而成，钤有“凉州都督府之印”，其中S11446+P4634的题名很有意思，最末的3行题名是：
沙州写律令典赵元简 初校
典田怀□ 再校
凉州法曹参军王义(26)参见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554页，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
这是在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写本，有“沙州写律令典”的初校、再校，十分正常，但是，末行是“凉州法曹参军”，而且这件写本钤的是“凉州都督府”的官印，这说明，这件官府的文件是沙州从凉州抄来的，而不是直接从中央政府抄来的。
关于律令的抄写，唐朝有规定。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九月一日删辑旧格式律令，“总成律十二卷，律疏三十卷，令三十卷，式二十卷，开元新格十卷。又撰格式律令事类四十卷，以类相从，便于省览。奉敕于尚书都省写五十本，颁于天下”(27)王溥：《唐会要》卷三九“定格令”，82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尚书都省的50本是颁给各都督府，各州再到相应的都督府处转抄。这虽然是开元年间的规定，但应该是此前即如此。上举永徽令的题名中的沙州写律令典的初校、再校者，应该就是沙州到凉州都督府抄写律令，凉州都督府对口接待沙州写律令典的，就是题名末行的凉州法曹参军王义。
宋《天圣令·狱官令》后附有唐令，其中“唐5条”是关于唐代流移人的规定：
诸流移人，州断讫，应申请配者，皆令专使送省司。令量配讫，还附专使报州，符至，季别一遣。具录所随家口及被符告若发遣日月，便移配处，递差防援。专使部领，送达配所。若配西州、伊州者，并送凉州都督府。江北人配岭以南者，送付桂、广二都督府。其非剑南诸州人而配南宁以南及巂州界者，皆送付益州大都督府，取领即还。其凉州都督府等，各差专使，准式送配所。(28)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证：《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34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
西州、伊州并不属凉州都督府管辖，但被流移到西州、伊州的流移人，却按法令规定要凉州都督府负责相关事宜。(29)安西兵赐，也是从凉州(武威)领取，参见李锦绣：《唐前期支度国用计划的编制与实施(上)》，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2)。这在全国，也只有西南的益州、岭南的桂广二州。这可以说明，凉州在唐王朝经营、控制河西走廊以及西域的作用和地位。
三、 结语
河西史地的研究一直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领域，特别是当地学者得地利之便，结合文献，通过踏勘考察，取得了许多具体而深入的成绩。(30)参见齐陈骏：《河西史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陈守忠：《河陇史地考述》，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李文实：《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刘满：《河陇历史地理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我们想强调的是，河西走廊具有两重性。它既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大动脉，是重要的交通要道；同时它又是游牧与农耕的交错地带，是蒙新地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具体而言，应该把河西走廊放到“雁北-河套-河西走廊”这个大的区域内来加以认识，既要从北边游牧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个区域，也要从中原农耕王朝的角度来看这个区域。开皇元年(581年)，吐谷浑寇凉州，贺娄子干以行军总管随元谐击之，即受命镇守凉州。《隋书》卷五三《贺娄子干传》：
高祖以陇西频被寇掠，甚患之。彼俗不设村坞，敕子干勒民为堡，营田积谷，以备不虞。子干上书曰：“比者凶寇侵扰，荡灭之期，匪朝伊夕。伏愿圣虑，勿以为怀。今臣在此，观机而作，不得准诏行事。且陇西、河右，土旷民稀，边境未宁，不可广为田种。比见屯田之所，获少费多，虚役人功，卒逢践暴。屯田疏远者，请皆废省。但陇右之民以畜牧为事，若更屯聚，弥不获安。只可严谨斥候，岂容集人聚畜。请要路之所，加其防守。但使镇戍连接，烽候相望，民虽散居，必谓无虑。”高祖从之。
这很能反映河西走廊作为游牧与农耕交错区的特点。同时，还要认识到，这个区域还是蒙古高原(大兴安岭以西、大青山以北，又可分为漠南和漠北)、鄂尔多斯高原-河套平原(包括了雁北地区)、河西走廊、天山南北，这样一个更大区域的一部分，不能仅仅站在中原王朝的角度，把它只是视作控制西域的一个孔道。
地处河西走廊的凉州，在隋及唐前期，有着较为特殊且重要的地位，既是隋、唐朝廷控制河西走廊的一个重要据点，同时又是遏制北边游牧部众南下和南边祁连山以南吐谷浑北侵的关键之地。此后随着吐蕃的兴起、唐朝于鄯州设立陇右节度使专司防遏之后，以凉州为中心的河西节度使才倾力北向。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吐蕃趁势沿洮河-渭水东下，切断了唐朝廷与西域交通的大动脉河西走廊——763年一度占长安，764年占凉州，766年占甘州、肃州，776年占瓜州，781年占伊州，787年占沙州，791年占于阗等安西四镇，792年占西州。吐蕃兴起后经营西域，主要是从青藏高原西北的于阗入西域，与驻牙于碎叶的西突厥联合，侵扰唐控制的西域地区，吐蕃最后的得手仍然是趁唐朝发生安史之乱，切断河西走廊之后才得以实现的。于此亦可见河西走廊的地位和作用。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