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地理环境之路——明清时期北方地区的游牧社会与农...
跨越地理环境之路——明清时期北方地区的游牧社会与农商社会
摘 要：受“内亚”理论、“族群”理论等西方史学理论的影响，一些古史研究将地理环境差异当作不同民族间生活与交流的鸿沟，中国东北、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地区被视为与中原地区截然不同的地理单元，进而将这些地区的人民与内地人民分割成互相隔离的族群，从而构建了一个内地与边疆、本部与边缘的历史叙事模式。这种模式在中西方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变成中国古代史研究不可绕开的前提与背景。本文利用明清以来中央和地方档案、土地契约、地名志、中外考察记等史料，还原了明清时期内地与蒙古地区人民跨越长城、河套等地理界限，在农业与贸易等方面进行的历史悠久与规模宏大的双向交流，以及移民、技术与文化传播的历史画面。指出在一个环境与民族多样性的国度中，地理环境等自然差异从来没有成为人群交流与融合的阻断因素。相反，人类社会的发展正是一部突破环境局限的历史。“内陆亚洲”“长城带”等西方史学理论的提出受到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在应用到中国史的研究中存在着明显的错误和缺陷。
关键词：内亚；拉铁摩尔；长城带；丝绸之路；游牧社会；农商社会
历史上人类的活动毋庸置疑会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古今史家对这一问题都给予高度重视。环境、资源与人口在当今世界各地的发展模式中都具有决定性的地位。这反映出人类发展的历史经验正成为后世镜鉴的重要文化遗产。但是，人类活动的历史，更是一部超越地理环境局限的历史。如果以地理环境的界限将活动中的人群划分为一个个孤立的单元和社会群体，将这种地理界限进一步延伸到人类与族群之中，作为文化间截然不同的标志和界限，则与历史上的事实并不符合，甚至歪曲了人类活动的真正模式。
20世纪40年代，美国地理学家詹姆斯提出了一种基于复杂系统的地理思想：“在这个世界上，有由物理过程和化学过程产生的事物(现象)，有由生物过程产生的植物与动物，有受到天然环境影响的人类本身，还有在人类周围通过经济、社会和政治事件所发生的一种变化力量。所有这些事物和作为这些事物的一时标记的事件，在复杂的联合与相互的连接中存在着，组成所谓巨大的人类—环境系统。”(1)普雷斯顿·詹姆斯、杰弗雷·马丁：《地理学思想史》，李旭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6页。以明清时期北方地区著名的“地理界限”长城带为中心，就16世纪至20世纪以来发生的跨境农业与贸易的活动及其文化影响，我们可以看出古代中国范围内各地理单元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的真实影响。受当代民族主义影响的族群理论所建立的各种界线，对传统中国的解释并不符合历史，甚至产生扭曲的镜像。
本文利用清代土默特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蒙古文、满文、俄文档案，台湾故宫藏宫中档，俄罗斯18世纪编纂《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清代至民国时期归化城土默特土地契约》，蒙古国藏《清代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档册汇编》，蒙古与陕北地区明清方志以及中西考察日记等文献，重建17世纪蒙古与内地人民社会生产与文化交流的实际景象，并就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一些外来范式问题加以讨论，以厘清中国研究中一些未加检讨的概念背后隐含的时代错位与政治意涵的潜在影响。
一、从环境到族群：“内亚”模式再探讨
(一)隔离蒙古：早期俄国汉学的政治特色
从17世纪罗曼诺夫王朝起，俄罗斯逐渐由一些分散的小邦和公国扩张为一个横跨欧亚的帝国。由于特殊的地缘关系，俄国及其周边民族政权的疆界覆盖了东欧和中亚地区，横亘明清以来中国与欧洲联系的沙漠丝绸之路与草原丝绸之路的中间位置。俄罗斯的崛起对亚欧大陆的历史发展与世界近现代史带来了深远的影响(2)学界过去认为，大航海时代出现的一个重要因素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对欧亚传统贸易路线的阻断。西欧国家为了寻找新的通向东方的路线便推动了从海上探险开辟新航线的事业。实际上，俄罗斯的崛起及其对东西方丝绸之路的垄断，亦有着重要的影响。参阅鱼宏亮：《哲人王与太阳王：康熙皇帝与路易十四的相互想象》，《光明日报》2015年7月22日史学版。。正是这种横跨欧亚的地缘特征，俄罗斯在近代形成了一种双向外交战略，一方面在制度文化上大力进行改革，借鉴吸取正在崛起的欧洲政治制度。另一方面，采取面向亚洲尤其是东亚的扩张政策，大力向西伯利亚进行殖民，与中国清朝频繁接触，建立了深度的政治与贸易联系。在东西两个方面，俄罗斯的双向战略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使得它在不到二百年中，已经成为能够对世界产生影响的主要帝国之一(3)俄罗斯的双向外交战略的成功体现在世界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例证，就是当西方国家从19世纪中叶起一次又一次地利用坚船利炮叩打中国的国门，试图获得在北京派驻外交使节、直接贸易的“特权”的时候，俄国则早在17世纪起就获得了在北京派驻机构和直接贸易的特权。俄罗斯在欧亚贸易中的这种特殊地位及其对世界近代史的影响迄今尚未引起学界重视。。
也是由于这种扩张战略，俄国对中国的考察和贸易，都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方针。从明代崇祯年间起到清前期，沙皇和俄罗斯外交部屡次派出政治与贸易考察团前往中国，其直接目标就是建立直接的贸易关系和获取情报。受此影响，俄罗斯学界和官方重视整理早期中俄关系的档案文献，但其视角有着非常显著的特征。
同西方国家的探险家相比，俄罗斯对中亚和蒙古的了解有直接的渠道。俄国探险家和汉学家有着直接考察、了解这些中国边疆地区的便利条件，这在考察成果和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上始终占据着第一手资源的优势(4)钟焓指出：“鉴于政治上的原因，多数西方国家的学者往往不能进入中、苏、蒙所属的内亚地区进行人类学(含考古学)的田野调查，这给相关课题的研究带来了直接的负面影响。以游牧社会研究为例，西方学者常常只能退而求其次，前往西亚、非洲等地调研，对最为关键的内亚地区却缺少系统深入的现场考察，而在其他地域获得的经验知识能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内亚，尚有待观察。”钟焓：《重释内亚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7页。。18世纪俄罗斯重要的档案学家、历史学家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编纂的《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是最早有关俄中两国关系的外交档案汇编，也是一部配合俄罗斯向西伯利亚扩张、势力向蒙古延伸的历史著作。卡缅斯基一生编纂有数量巨大的有关俄罗斯与欧洲、中亚、地中海各国的外交档案汇编，这个过程正是彼得二世带领俄罗斯进行大力扩张的时期，这些数量巨大的外交档案汇编为新近成为统一国家的俄罗斯建构历史合法性、追溯外交联系甚至领土归属提供了文献支撑。例如《汇编》介绍中国：“在征服西伯利亚之前，俄罗斯似乎还不知道中国的名称。”(5)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中国人民大学俄语教研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9页。有关俄国征服西伯利亚的过程，见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吴持哲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77页。但是，在本书记录康熙六年清朝的鄂温克族王公根忒木尔叛逃事件时，只字不提根忒木尔外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祖居地原在尼布楚河地区，后来因为俄国侵略才南迁。对于根忒木尔家族来说，所谓的归附俄罗斯实际上是要回归到其祖居地。在《汇编》中变为：“邻国的一些异教徒看到大君主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在位时期西伯利亚十分安定，他们想在那儿找到一个避难所并受到庇护。”(6)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第29页。这部书从1776至1792年(乾隆四十一至五十七年)编纂完成，由于涉及外交机密，一直未能公开出版。到1881年(光绪七年)出版时，将“纪念西伯利亚开拓三百周年”印在封面，导言中明言：“读了班蒂什卡缅斯基的著作，可以一步一步地看到：南西伯利亚的边界是怎样扩展的，我国人民在这里定居遇到过什么困难，曾不得不同哪些民族、用什么手段进行过斗争，在斗争中取得了哪些成就，犯过哪些错误。”(7)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第11页。这部外交档案《汇编》具有如此丰富的政治含义，所以一度曾被当作包含过多机密而被认为不适宜出版(8)这部外交文献的出版曾经历经波折，搁置的原因是这种隐秘的外交使命：卡缅斯基的著作都属于历史资料，“因而可以出版，而不至于破坏对国事应持谨慎态度的原则……旧的秘密是和新的秘密有联系的，揭示旧的秘密，只会促进精力充沛的思想家的求知好学精神，同时也将有助于文化的发展”。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第10页。。
同俄罗斯的政治活动相适应，俄国汉学界也将注意力更多的集中在蒙古。表现在地理概念的表述上，蒙古往往被描述为脱离中国的独立实体。俄国历史学家着力于发掘俄蒙关系的起源，淡化蒙古隶属于清朝中央政府的事实。从19世纪后期著名考察家波兹德涅耶夫的《蒙古及蒙古人》(9)波兹德涅耶夫受外交部资助于1892年开始历经3年的蒙古考察，形成了著名的《蒙古及蒙古人》巨著。这部著作的直接原因就在于俄国外交部中国课办事员日丹诺夫认为“我们对同俄罗斯有着三千俄里以上共同边界的地区的知识是不足的”。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刘汉明等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页。到20世纪的汉学家著作，其学术重心都放在蒙古与俄国的直接关系之上：“俄国同蒙古的历史联系始于17世纪初，当时，俄国的边境已经推进的鄂毕河、额尔齐斯河、叶尼塞河上游。特别是当贝加尔湖以东的土地并入俄国以后，这种联系逐渐得到发展加强。17世纪下半叶，俄国所占领土同蒙古接壤长达二千多公里。这就促进了两国和两国人民，即俄国人与蒙古人建立更亲密的关系。”(10)沙斯季娜：《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9页。因此，将俄国与蒙古之间的联系当作一个独立的历史主线来论述，就成为俄国历史学界默认的主导模式，虽然声称“这条独立线是从我们搜集的档案资料中得到启发而总结出来的”(11)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第14页。。
在19世纪后期兴起的西方中国考察热潮中，俄国汉学界开始采用欧洲人习惯使用的“内陆亚洲”的概念，将视野也扩展到蒙古以外的新疆、西藏等区域：“在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成立的半个世纪中，从后25年一开始，它就集中全力来考察亚洲内陆。所谓亚洲内陆，即指中华帝国在长城以外的几乎整个地区。它北部靠近俄国的部分就是蒙古。”(12)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1页。这从19世纪后期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探险活动中可以得到充分证实(13)普尔热瓦尔斯基是俄罗斯军人，从1870年起对中国的蒙古、新疆、青海、西藏进行了一系列探险考察，出版有《走向罗布泊》《荒原的召唤》等考察记。。
事实上，俄罗斯历史学界从不讳言这一事实。19世纪俄国著名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所著《俄国史教程》就公开宣称：“俄国史是一个正在从事开拓的国家的历史。国内的开垦地区随着国家的疆域的扩大而扩大着。数百年来的这种变动，时盛时衰，一直延续到我们现代。”“我国历史的各个时期，是我国人民在占有和开拓我们的国土直至最后由于自然繁殖和并吞所遇到的异族。”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俄罗斯官方的历史学直接承担了服务于沙俄时代扩张战略的意识形态构建功能，将历史学直接应用于政治和对外扩张：“我们在这项工作中得出的学术性观察和结论，能够停留在纯知识的领域吗？还是它们能够走出这个领域并对我们的意图和行动给于影响？学术性的祖国历史对祖国儿女能有其实用的部分吗？我认为可以有，而且应该有，因为任何知识的价值都决定于它与我们的需要、意图和行动的关系；不然知识就成了记忆里无益的累赘。”(14)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一卷，张草纫、浦允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6、27、36页。
很显然，无论是将蒙古从中国悬置出来，还是欧洲人所谓的内陆亚洲，都将其看作与中国相对独立的区域来看待。这种独立性以地理环境为表象，背后的实质却是政治与外交性的(15)万明《寻找契丹：明代中俄的第一次接触》(《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4期)一文，利用《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等文献对俄国商人佩特林第一次入华考察进行了研究，但没有注意到这些俄国外交文献特定的政治意图。。
(二)“内亚”与长城带
在近代西方对中国的考察和研究中，都充分注意到了中国幅员的广大以及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内亚”(Inner Asia)一词最早使用于欧洲特别是德国地理学界和文化人类学家之中。在《美洲文化人类学联合会会刊》第六卷中有一篇介绍德国地理学家洪堡(Humboldt)著作的述评中，引用德国文化人类学家Vater的研究，得出了墨西哥人、日本人、西藏人、内亚(inner Asia)诸多种族都无可争议地共属于一个系统的结论(16) Review of Voyage aux Regions equinoxiales du Nouveau Continent, fait en 1799,1800, 1801, 1802, 1803, 1804. Tomes VII & VIII, by Al. de Humboldt Humboldt, A. Bonpland and Alexandre de Humboldt.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16(1823): 15.。该文发表于1823年，是对以洪堡为主的早期地理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工作的介绍。我们可以推测，“内亚”这一概念并无确切的发明人和出现时间，是伴随着18世纪欧洲地理学家、人类学家和探险家出现的一个泛指的地理概念，至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欧洲学界被广泛使用，并粘附更多的文化与政治属性，从而成为19世纪，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历史学界的一个极具影响力的范式。
从形形色色的有关“内亚”概念的定义来看，从地理、语言到种族形成了言人人殊、各有特定内涵的名词(17)有关这一概念的讨论，参见A·施普林青：《中亚和中央亚细亚在各种语言中的表示》，秦卫星译，《新疆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程秀金：《“内亚”概念源流考》，《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钟焓在《重释内亚史——以研究方法论的检视为中心》一书“导言”中也有集中讨论。。总得来说，以下几种用法比较有代表性：1.地理特征说，以帕米尔高原为顶点，河流流向内陆的广大亚洲区域被称为内亚。这一区域包括李希霍芬所说的中央亚细亚、西藏的一部分以及伊朗、土耳其等部分地区。2.文化区域说，以操某种语言的种族为特征叠加起来的文化地理区域，包括阿尔泰语、满语、蒙古语和突厥语、乌戈尔语等语言的种族活动的区域。3.“长城带”说，包括了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等区域(18)有些定义由于自身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在使用过程中出现完全不一致的所指，显示“内亚”这一概念本质上没有严格的学理基础，随意使用的现象比较严重。各种说法的代表参见程秀金《“内亚”概念源流考》一文。。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抗日战争时期(1941年至1942年间)，日本为了侵略中国所设立的“蒙古善邻协会”就创办过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内陆亚洲》杂志。二战结束以后，日本东洋史学界又在东京成立了欧亚学会，并于1955年编辑出版了一部以纪念斯文·赫定为主题的《内陆亚洲之研究》，所收论文涉及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等多个方面。此后，以“内陆亚洲”为名称的日文学术出版物渐趋增多，而将中国西北边疆的民族史研究纳入“内亚史”的框架，以取代战前带有浓厚政治性的“满蒙史”一名，也逐渐成为日本东洋史学界的共识。在此前后，与内亚有着密切关系，并在指代地域上常常与之重合的“中央欧亚”“北部欧亚”等概念也在日本学界逐渐流行起来。
拉铁摩尔是提出“长城带”作为内陆亚洲核心区域的美国历史学家。他将满洲、蒙古、新疆、西藏作为内亚区域，这个区域也是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等人考察走过的路线，因此带有显著的继承早期探险活动对中国进行区域划分的特征。这个区域并不局限于长城，而是沿着中国北方的地理环境特征建构起来的。以长城作为自然界限的论调也曾经是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的官方观点。
拉铁摩尔在中国有长期的学习与生活经历，他的著作中对中国历史上的族群与区域交流有着富有洞见的一面，比如他在多处提到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等区域亦应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加以讨论(19)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8页。。他并不将各种地理界线当作阻隔人类交流的障碍，而认为长城这样的地理标识更多地促进了南北两边的贸易与交流，这种思想充满创见。
但是，拉铁摩尔的研究又带有浓重的西方中心色彩。他关注近代工业化对世界的重新划分力量，将欧美近代化的历史经验放在中国历史的观察上，时时显露出自相矛盾的观点。比如他认为：“草原并不受比中国精耕制度低一级的旱作农业或农牧混合经济的影响。而是受与中国经济相差两级的牧畜经济的影响。在工业经济兴起之前，中国与草原是不能调和的。”(20)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40页。该书专设一节讨论“中国社会与草原社会融合的失败”，用历史循环和治水社会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受到冀朝鼎和魏特夫等人的影响甚深(21)冀朝鼎在《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一书中最早提出水利工程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该书为冀朝鼎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完成于1934年，出版于1936年。此书的审稿人中包括魏特夫、拉铁摩尔等人。关于古代治水社会的理论，过去学界一般认为由魏特夫提出，现在应该纠正为由冀朝鼎提出，进而影响到魏特夫和拉铁摩尔等人。中文版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朱诗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他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观察处于急剧变化中的中国，为美国外交政策提供依据。因此在讨论中国古代历史的时候，给人以离历史愈来愈远之感(22)拉铁摩尔曾经由美国罗斯福总统推荐担任蒋介石的顾问，他的中国边疆研究受到太多当代政治的影响。可参梁元生：《学者、政客与间谍：拉铁摩尔(1900-1989)》，《民国档案》1994年第2期。。
(三)“胡焕庸线”与半月形传播带：从地理到族群
我国早期人口地理研究者胡焕庸在中国第一张人口密度图中发现，我国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面积前小后大，而东南半壁集中的人口占总数的96%，西北半壁仅占4%。这个数据又与自然生态、环境条件、人口流动有着密切关系(23)胡崇庆编：《胡焕庸人口地理选集》，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26页。。其结论为：“今试自黑龙江之瑷珲，向西南作一直线，至云南之腾冲为止，分全国为东南与西北两部：则此东南部之面积，计四百万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之百分之六十四。惟人口之分布，则东南部计四万四千万，约占全国人口之百分之四。其多寡之悬殊，有如此者。”(24)胡崇庆编：《胡焕庸人口地理选集》，第49页。此为“胡焕庸线”的由来。
人口分布涉及到移民与人口流动，只有从历史中探究其形成过程才能理解这种人口分布的地理差异的形成原因。1935年顾颉刚与史念海完成《中国疆域沿革史》，注意到历史上南北人口与行政区划的变化：“吾国今日人口之分布，东南密而西北疏，即以中原而论，亦较前代为衰。反观两汉之时，三辅、三河、陈留、颍川、南阳、汝南实为人口稠密之区域，以今地按之，则人口衰落之陕西中部、山西南部及河南是也。求其古今差别之原因，则东晋、南宋两度偏安实有以促成之。”人口流动也可以从南北郡县之增损看出：“西汉十三州刺史部及司隶校尉部之区划，南方仅居其四，而北方实得十区。西晋十九州，南七而北十二，是北方地理区划实远密于南国。自经东晋南北朝长期纷乱，至唐代始渐归平均。故唐初十道，南北各半。至明时之十三布政使司及二直隶则又北五而南十。清代内部十八省，亦北六而南十二。南北盛衰之情形，于此显见。故吾人欲考历代疆域之变迁，人口之增减亦不能不注意之也。”(25)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长沙：长沙商务出版社，1938年，第3页。从人口学上之现象，引申至历史上之人口流动之考察，可见地理界限论在当时产生的巨大影响。
无论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人口研究，还是历史区域研究，都使用了西方最新的方法和理论(26)普雷斯顿·詹姆斯、杰弗雷·马丁：《地理学思想史》，第389页。。但是，平均人口密度的统计方法及其解释学意义在若干年后被历史地理学界加以修正。其中之一就是区别了空旷地区(没有定居人口)在统计中的影响。莱斯特·克利姆指出在美国东北各州久已定居的区域内，还存在大片无人居住的地段：“这些空旷地区不用于农业，没人居住，大部分面积是森林或不毛之地。当这些地区纳入统计时，其所占地面就列入非荒地类内。”(27)普雷斯顿·詹姆斯、杰弗雷·马丁：《地理学思想史》，第391页。这一修正对应的正是利用平均统计数字来说明人类活动所具有的局限性和误导。也就是说，单纯的人口密度数据并不能说明某个地区的社会经济的水平，简单的区域类比会遮蔽更为本质的东西，而当时的中国研究者几乎很少注意到这种修正。
与此相应的是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童恩正在《试论我国从东北到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一文中提出由长城地带和藏彝走廊组成的一个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位置，恰好从两面环绕了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大致东起大兴安岭南段，北以长城为界，西抵河煌地区再折向南方，沿青藏高原东部直达云南西北部。”(28)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到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32页。半月形理论强调的是，根据细石器考古的资料来看，这一横跨中国东北至西南的地理带，在文化上却显示出了某种相似性(29)根据作者的研究，这种相似性具有传播的特性，但传播理论越来越受到考古学界的质疑，代之以结构主义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式的多元解释。。“胡焕庸线”和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理论，强化了中国东南与西北区地理环境差异的差异，但对于这条文化带本身跨越如此漫长的多种地理、生态与环境而产生的人文历史特征，却缺乏应有的关注。
放在更广阔的范围来看，这些理论模式背后的一些前提、预设，也需要我们加以注意。无论是俄国学界将蒙古当作独立单元加以研究，还是内亚理论、拉铁摩尔边疆带学说，或者日本的中国本部说，都有一共同的特征：将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区剥离出中国范围，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具有“独特”属性的区域，重点发掘其种族与历史的独特性，淡化其中国政治与文化属性。所谓的“内亚性”的本质就是非中国性，这是几种史学模式的共同特征。
“内亚”理论作为一时的史学范式，不同时期固然有着不同的倾向和内涵，但其隐秘的意识形态基因却很难为人察觉。即便是中国学者，也往往会不加讨论地加以应用和援引。这种习焉不察的惯性，与反思质疑的学术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所有族群生活的地理环境都是有差异的，但是从地理环境的差异推导出族群与人种的差异，甚至将地理研究中的分界线当作族群与人种的分界线，导出各种非中国的因素，是19世纪殖民运动中兴起的现代西方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特有的时代烙印。某些学派过于强调内亚因素，将其当作非中国的历史证据，则是对中国古代地理、政治与文化的多样性缺乏了解所致。地理环境差异作为表象，将其贴上特定族群的标签，进一步延伸到行政建制与国家疆域，是地理环境研究的泛化与滥用。例如，“中国本部”概念的提出，就严重偏离了学术研究的轨道。早在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就撰文指出“中国本部”这一概念是服务于日本侵略中国的战略目标的(30)顾颉刚：《“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昆明)《益世报》1939年1月1日。。同样，将族群概念延伸到特定的地理区域形成的特定词汇与概念，往往也成为侵略国家制造历史合法性的惯用手法：如“满蒙”一词，是日本在1913年向袁世凯提出所谓“满蒙五条路”修筑特权时生造的一个词汇。在《二十一条》里，又提出南满洲、东部蒙古等概念。“自此以后，日本便据为典要，强指我东北为满蒙”，这是日本近代对华政策中设定的一个目标：“设法使满洲与中国脱离关系，而成为一个真实之特殊区域，怂恿中国官吏，另组自治政府。”这一被称为“明治遗诏”的侵华战略，在“九一八事变”后愈发明显，中国知识界曾经予以公开的揭露：
满洲之称，本系族号，并非地理名词。地理名词，以前旧藉，咸称东北……民国十八年，国民政府为重视东北边防起见，又有东北边防司令长官之设，为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的军事最高领袖。同时又成立东北政务委员会，为指导并监督地方四省的机关。自是以后，这东北的名称，便愈发有了确实的界限了。此不独在国人方面，称谓便利。即在世界地理上，也有了清晰的位置。……此时，论名论实，只有东北——只有中华民国的东北。而所谓满蒙一词，则纯系出于日人有作用之捏造。这是我们应该有的认识。(31)徐正学、何新吾编：《国人对于东北应有的认识》，南京：东北研究社，1933年，第4页。
由此可见，由政治需要新造之名词，以隐蔽的方式进入历史范畴，重构一套隐含分割中国固有疆域以配合侵略扩张政策的中国区域历史和地理概念与话语，是近代殖民史学中的一个重要现象(32)罗荣渠曾撰文指出应注意“洋汉学中的殖民主义毒素”问题，对17世纪以来西方汉学界流行的种种东方论述中的殖民主义思想给予揭示。见罗荣渠：《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62年第4期。。这种隐蔽性甚至会误导专业人士。美国历史学家巴菲尔德在其《危险的疆域：游牧帝国与中国》一书中讲到1011世纪的辽、契丹社会时，使用了“满洲的后起者”(The Manchurian Candidates)的标题，就是误将17世纪以后才产生的一个部族名词当作了一个10世纪的地理名称来使用(33)巴菲尔德：《危险的疆域：游牧帝国与中国》，袁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08页。。英国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兰曾经说：“历史可能是有益的，也可能非常危险。聪明的做法是我们不要将其想象为一堆枯死的树叶或者尘封的古董，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大池塘，通常平静而温和，也往往含有毒素。它深处时代的底层，默默地塑造着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思维方式与我们的好恶。”“有时我们滥用历史，制造片面或虚假的历史，以证明虐待他人、夺取他们的土地或杀害他们是合理的。历史也可以提形形色色的供教训和建议，我们很容易从中选择你想要的东西。”(34)Margaret MacMillan, Dangerous Games: The Uses and Abuses of History(New York: Modern Library, 2009), 8,75.
如果我们摆脱内亚理论等史学范式，重新审视17世纪的中古时代长城南北的社会与生活，将会呈现另一幅画面。
二、明清长城南北的农业与人口流动
明代中叶以后，漠南蒙古的主要力量为以俺答汗为首的活动在河套一带的各蒙古部落。现称为土默特部阿拉坦汗的蒙古，明代文献称为俺答、谙达。在嘉靖、隆庆、万历年间长期骚扰明朝北方边地的蒙古人即为此俺答部。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初明朝与俺答蒙古战和、开市详情，《明史纪事本末》等文献有详细记述(35)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谙达封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78页。。在这种长达半个世纪的战和不定的大背景下，沿着明朝北方边镇和蒙古游牧地区，社会经济和人口结构发生着静水深流式的巨大变迁。这种变化超越战争与政治，在更深层面塑造着大地上的人及其社会组织。
(一)库伦、囫囵、圐圙
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是蒙古语“圈子”的音译。作为清初形成的一座重要边境重镇，库伦又是清代北方守驭与贸易的重要节点，是17世纪以来北方边贸的重要货物集散地之一。清末驻扎库伦办事大臣三多称：“库伦为西北各蒙冲要之区，中外通商最早之地。大臣抚循图车暨喇嘛等四十四旗，内绥藩属在(作)其忠爱之心，外辑邻邦审其经权之用。”(36)三多：《恭报接署库伦大臣印务日期谢恩折》，《库伦奏议》第一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年，第1页。其中，“图车”即指蒙古图谢图、车臣等部，邻邦即指俄罗斯，指出库伦在管理蒙古、西藏僧俗和对俄关系方面的重要战略地位。
作为边疆重镇，库伦随着清初中国与俄罗斯达成协议而逐渐兴起。康熙二十八年(1689)《尼布楚条约》第五款规定：“自和约已定之日起，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来往，并许其贸易互市。”雍正五年(1727)《恰克图条约》第四款规定：“按照所议，准其两国通商。既已通商，其人数仍照原定，不得过二百人，每间三年进京一次。”(37)王铁崖主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1、7页。恰克图等地因与俄罗斯共有，清朝遂在稍南库伦设置办事大臣，负责管理诸务。行政管辖机构的设置，标志着库伦奠定了官方外交与贸易的正式地位。
这样，库伦成了蒙古地区的重要地理标识。从语言学来讲，“库伦”一词来自于蒙古语küriye，读音为huriye。汉语用囫囵、呼勒等词来表示，用来指蒙古人聚居的圈子。蒙古人虽游牧路线有临时定居点，以车马围成居住地，多称为库伦。文献记载蒙古先世：“土敦迈宁生九子而卒。其妻莫奴伦，亦称莫奴伦塔尔衮，义谓有力。居于诺赛儿吉及黑山之地，畜牧饶富，每登山以观，牲畜遍野，顾而乐之。时有札剌亦儿部，居克鲁伦河滨，以车为栏，每一千车为一库伦(库伦，义为圈子)，共有库伦七十。”(38)韩善征撰，黑龙、李保文点校：《蒙古纪事本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9页。土敦迈宁为成吉思汗七世祖，其妻莫奴伦，《元史》谓生八子。这种“以车为栏，每一千车为一库伦”，指的是每一千车围成一个大圈子形成的聚居点。因此，在蒙古地区实际上分布着大量被称为库伦、囫囵、呼勒等蒙古人聚居的圈子，清初设立的库伦办事大臣所在地的库伦城，是代表性地点之一(39)波兹德涅耶夫在《蒙古及蒙古人》一书中，试图以欧洲人使用的“乌尔嘎”来称呼库伦，但发现蒙古人自己通常使用的名称为“大呼勒”。“大呼勒”即中文文献中的“大囫囵”。见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72页。。
在《蒙古秘史》中，这种圈子又被对音为“古列延”。明代汉字标音版本的《元朝秘史》在“古列延”旁都标注有“圈子”二字。“列”字旁都注有小“舌”字，表示该字发音为小舌音。这一发音与现代汉语中“圐圙”的发音相同，为后者的对音词(40)额尔登泰、乌云达赉校勘：《蒙古秘史(校勘本)》，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07页。有关古列延的研究，可参波少布：《古列延游牧方式的演变》，《黑龙江民族学刊》1996年第3期。。圐圙是一个汉语俗字，各种字书都没有收录。但是在明清文献中都作为地名出现，根据其构词的特征，可以看出是根据蒙语中küriye一词的音译新造的一个拟音、表意词组。四方八面围起来的一个圈子被称为圐圙，与库伦、囫囵、呼勒属同一来源，也被用来作为地名。在中国地名志书中收录的以圐圙命名的地名，有圐圙村、马家圐圙村、西圐圙村、圐圙补隆等地名，多分布于内蒙、河北、山西、陕西等长城沿线内外(41)崔乃夫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大词典》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清人有边塞诗提到：“山顶遗碑几百年，于今圐圙聚村烟。廓然中外一家日，故国边墙平及肩。”自注：“今隆盛庄北有明永乐间所筑边墙故址，其碑在山上。”(42)朱休度：《于役中出塞途中口号五首》，《小木子诗三刻·壶山自吟稿》卷上，清嘉庆刻本，第20页b。隆盛庄在今内蒙古集宁附近，乾隆年间由于大量移民、商贾聚集，遂设置市镇，是北方贸易的一个重要集散地。从《清代至民国时期归化城土默特土地契约》中几千件文书中所涉及的地名来看，以圐圙为名的村庄有李家圐圙村、小厂汉圐圙、马莲滩圐圙等(43)见杜国忠等编：《清代至民国时期归化城土默特土地契约》，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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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发现大量内地民人北上进入蒙古地区，从事农业和贸易，形成定居村落。这种村落多被明代文献称为“板升”。我们可以根据分布在长城以外蒙古地区的称为板申的村庄的形成及特征的分析，重建一幅由南向北人民迁移的画面。
(二)板升与圐圙：双向流动
明嘉靖十二年，大同镇发生兵变，大同总兵李瑾被杀，明朝遣兵平叛。叛兵余部逃亡塞外，大多驻留在丰州滩一带。嘉靖二十年，白莲教徒又通过大同集体北逃，也驻留在丰州滩。白莲教首领丘富、赵全、李自馨等人带领的大批内地百姓定居在蒙古境内，形成大量聚居村落，并且开展农业生产。到16世纪后期，“赵全等内地汉人投奔到土默特部以后，他们带领白莲教徒和汉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板升(baising)筑屋，开荒种地。史书记载，他们开‘云田(内)丰州地万顷，连村数百，耕田输粟’。形成了相当规模的板升农业。板升农业成了土默特部畜牧业的辅助经济”(45)哈斯巴根、杜国忠：《村落的历史与现状：内蒙古土默特右旗西老将营社会调查报告》，杜国忠编：《清代至民国时期归化城土默特土地契约》第三册，第6页。。
边镇农业的兴起，也与九边地区军屯和军人家眷移民的营生有关。明代规定“军余家人自愿耕种者，不拘顷亩，任其开垦，籽粒自收，官府不许比较”(46)万历重修《大明会典》卷一八《户部·屯田》，北京书同文古籍数据库收明刻本《大明会典》卷一八，第17页。。明代的屯田，大多也处于长城以外，这里实际上是拉锯战与贸易区域：
二边乃成化中余子俊所修，因山为险，屯田多在其外。大边弘治中文贵所修，防护屯田，中间率多平地。(成化七年)七月，命榜谕延绥等处所司严饬边备。每年四月、八月，令守备官军修葺垣墙墩堡，增筑草场界至，时加巡察。敢有越出塞垣耕种及徙操场界至者，俱治以法。(47)李熙龄纂，马少甫校注：《榆林府志》卷二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13页。
这里提到的“越出塞垣耕种”则指民人采取雁行农业的方式，春季北上进入蒙古区域垦殖，入冬带着收获物南下。明代中后期，虽然总体上与蒙古处于战和不定状态，但内地民人一有机会就北上垦殖，多为文献所记载：
明初城胜州，一度经营套地，旋从废弃。自是及于清初，仅陕晋细民出没其间，春出秋归，名曰雁行，其迹甚微，盖省境东西千余里，复沦为游牧之区矣。(48)绥远通志馆编纂：《绥远通志稿》卷三六《水利·绥远水利沿革》，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据民国二十六年成稿)点校本，第588页。
这种出去冬归的雁行农民，也往往形成定居村落。内地民人由于各种原因定居蒙古地区形成从事农业的村落，被称为“板升”。“板升”的含义，向有两说：一说为汉语“村落房屋”之意(49)《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时(丘)富等在敌，召集亡命，居丰州，筑城自卫，构宫殿，垦水田，号曰板升。板升，华言屋也。”(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482页)明陈仁锡《插酋论》：“嘉靖中，叛逆赵全等为向道，集被虏万人于丰州滩东西一带，立为板升，犹华人言村落房屋也。桑种饮食悉如中国，所变者胡服耳。”(陈仁锡：《无梦园初集·车集一》，中国基本古籍库收明崇祯六年刻本，第2069页)，一说来自蒙语音译汉语“百姓”一词(50)乌云高娃称：“来到草原的汉族人自称百姓，蒙古人也以这个词音称呼他们，音译时就成了‘板申’。汉族人聚居的村庄，也随之被称为板申。”乌云高娃：《土默特右旗蒙古语地名释义研究》，阿力木沙比提主编：《全国民族语文翻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年，第144页。，但都用来指汉人定居的村落。日本学者和田清对分布于丰州一带的板升、宫殿和喇嘛寺庙有所考证，据述汉人赵全等人所建宫殿有七重，名曰开化府，为归化城的起源(51)和田清：《俺答汗的霸业》，《明代蒙古史论集》，潘世宪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27页。。
“板升”亦作“板申”“板身”。以“板申”命名的地名，广泛分布在内蒙古中西部农牧交错带。比如兴安盟科尔沁右旗的高力板镇有圪老板申村、黑炭板申村、哈奇板身村、辛圪板申村、生根板什、厂汉板申村(52)云广整理：《清代至民国时期归化城土默特土地契约》第四册(上卷)，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页。。此外，有些省字的地名，比如位于呼和浩特回民区的厂汉板村、攸攸板镇、板定板、牌楼板等地名，其中的板字都是板申之意。地名词典将板申解释为“房子”的意思，泛指村庄。这显示板申的含义到近代已经失去了表示汉民的指示意义，成为普通居民聚落的指称(53)厂汉即为蒙语查干的转音，意为白色。见庞启主编：《内蒙古地名》，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页。。
此外，部分蒙古语村落的名称也反映出蒙汉交流的特征。明代白莲教首领丘富的弟弟丘全，是一位手艺精湛的木匠，来到丰州滩后，为阿勒坦汗制作了许多农耕及日用器具，汉族移民中的弓匠、绣匠、皮匠、铁匠和文人都受到重视。随之产生的地名有“老气”，或“楚鲁气”，即蒙语石匠的意思。“蒙圪气”意为银匠，“察素齐”意为纸匠。北只图、北其格图、比其格腾，意为“有文化的人”。“朱尔圪沁”意为“画匠”。吴坝原名为吴巴格喜、吴巴石，意为“吴姓学识渊博的先生的住所”(54)乌云高娃：《土默特右旗蒙古语地名释义研究》，阿力木沙比提主编：《全国民族语文翻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49页。。“不浪”即蒙古语中的“布拉格Bulag”的转音，意为泉(55)庞启主编：《内蒙古地名》，第19页。。在榆林境内的地名中有补浪河，亦为此意。
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清代中后期，“自康熙末年，山陕北部贫民，由土默特渡河而西，私向蒙人租地垦种，而甘省边氓亦复逐渐辟殖。于是伊盟七旗境内，凡近黄河长城处，所在(皆)有汉人足迹”(56)潘复：《调查河套报告书》，北平：京华书局，1923年，第219页。。蒙汉民人的杂居不仅反映在生产与贸易之中，甚至蒙古境内原游牧村落的名称也多因内地民人的聚居发生变化。这个问题引起蒙古佐领的重视，向清廷汇报要求重新编制村落地名作为依据。乾隆四十年清水河通判上奏：
查得我土默特二旗蒙古等居住各村屯，原讫均有蒙古地名，嗣因民人来居，语音不同，将地名肆意更改，或有纯汉人村庄，蒙古等误称者有之，何况七厅内，裁撤二万，作为五厅分管后，何村归属何厅之处，本衙门并无册籍可查。是以，饬办某些房田，债款争议案件时，或误行，或该厅指称并非其管辖地方者，亦有之。对此，往来查对行文，需要时日，以改案内人等为之拖累，公务为之宕延。将此，剳付归化城、萨拉齐、托克托城、和林格尔、清水河厅，将各厅管辖所有村屯，尽数查勘，造具蒙汉字合璧清册扱案。(57)土默特档案馆藏：《分驻清水河管理蒙古通判为造送蒙汉合壁村名清册事呈文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满文)，第78卷，第197号，郭美兰译，乾隆四十年六月十七日。
从这份文书来看，内地民人与游牧蒙人的杂居已经是大势所趋。在另一份文书中，呈报的地名本身即显示了这种融合性：
托克托城通判为查明速报事遵将各属蒙民居住村名理合造册呈送查核须至册者计开：
托克托城：毛不浪、石窑子、甲浪沟、刀旺营、东壕赖、沙河堰、乃同、倒拉忽洞、油房营、豆腐窑、海生不浪、南章盖营、喇嘛湾、红庙□沟、南壕赖、西壕赖、打尔吗营、黑水泉、五犋牛沟、合同营、乃吗营、石匠营、常家营、忽家圪洞、大羊厂、船厂、马车窑、东章盖营、海红营、大沟水井、北窑子、倒拉讨力亥、南得力图、南园子、那木尔架、臭水圪洞、小羊厂、庙营子、白如恩窑子、五十家子、小沟水井、太岁营、东黑沙图、毡匠营、东荣寿、白塔村、乃吗板申、南园子、他布子、什力澄、北台吉、北斗林盖、古红岱、左家营、祝乐庆、三盖、五把什崖、忽拉格气、哈拉板申、西主汗白彦、乃吗板申、乃只盖、南台吉、他布板申、克扣板申、三间房、什达岱、五申、乃同营、关四窑、井壕寻、东主力汗白彦、什力圪图、五兰井垷、南乃吗营子、西荣寿、樊三沟、孤子壕、北得力图。(58)土默特档案馆藏：《托克托城通判造送所属蒙民居住村名清册》(满文)，无卷宗号，乾隆四十年六月。
这些村名中，一类来自蒙语，一类反映了内地民人定居情形，比如石窑子、石匠营、油坊营、豆腐窑，还有大量称为板申、板的村名。村庄地名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其变更比生产和贸易更能反映这种交汇的持久和规模。这个过程实际上是16、17世纪以来口内外移民交流的历史延续。
此外，清朝前期开始，由于内地民人大量移入蒙古，许多地方甚至出现了全是内地人民定居、生产，没有蒙古人生活的情况。另一份土默特档案中记载：
分驻清水河管理蒙古民事通判为查报事遵将本厅所属分并各村庄造具蒙汉字清册呈送查核须至册者计开：黑蛇沟、圐圙圖、康保□坪、五良速太、喇嘛庙沟、石庄子、葫芦木石沟、纳令沟、胡得广窑子、灯笼速太、大圐圙。以上十一村现有蒙古居住理合登明。
达赖哈达、荒地梁、薛家梁、咬刀见图、青豆沟子、王桂校窖子、小庙子、生地湾、田家塔、刘老婆窑子、善岱窑子、波波代、查汉沟、蔺家山、贾家湾、皮家沟、楼窑沟、菜树背、菠菜营子、神崖村、榆皮窑、张拐窑子、魏四窑子、贺家山、粗糠窑子、宋成美子、史兰太窑子、上窑子、高桂生窑子、张五坪、新窑子。以上三十一村俱系民人并无蒙古居住理合证明。(59)土默特档案馆藏：《清水河通判造送所属分併各村庄蒙汉字清册》(满文)，无卷宗号，乾隆四十年六月。
可见，到了清代内地、蒙古民人在陕西、山西、内蒙等地移民杂居，形成村落，已为常态。
除了蒙、汉村落、市镇等制度建制的证据之外，在民间习俗与语言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超越族群界限、各族人民融合生活的见证。1910年，比利时传教士伊万·欧斯特在归化城和鄂尔多斯附近传教，搜集了大量内蒙古民歌，其后将整理的成果在《人类：国际人类与语言学杂志》上发表。在这些民歌集中，从曲调和歌词内容来看，基本上是混合了陕北民歌、内蒙传统故事的要素而成。欧斯特还编辑有一部《鄂尔多斯南部方言俗语调查》的著作，出版于1918年，用汉语和法文双语将搜集的一千条方言俗语整理刊布。这部著作卷首是欧斯特的法文序言，序言的汉语标题是《学会名贤集，说话不用力》。“名贤集”这个词多次出现在他搜集的方言俚语之中(60)《名贤集》是宋以后出现的一部与《三字经》《千字文》等蒙学著作类似的通俗读物，内容分为四言、五言、六言，流传广泛。。在这部方言集中，我们看到了大量流行于陕北地区的俗语和传统内地的名言警句。比如：“月子女儿衲尿布，闲时做下忙时用”，“越吃越馋，越坐越懒”，“用别人的大方，用各人的手紧”，“有钱的想吃甚是甚，无钱的想说甚是甚”，“有钱难买五月里的旱，六月连阴吃饱饭”(61)参见李亚芳：《透过文本：西方传教士记录的鄂尔多斯音乐的历史民族音乐学考察与研究》，中国音乐学院博士论文，2011年。。这些俗语中既有与陕北地区通用的词汇，又有中原地区相同的伦理观念。这正是陕北地区作为内地与蒙古商贸重要路线的文化遗迹。
经过近一个多世纪的变迁，蒙古游牧部落所发生的变化是天翻地覆的。和田清认为：“这个广大的板升地区无疑是俺答汗财富的泉源之一。并不限于这个板升，明末蒙古诸酋全都致力于农耕”，甚至“辽东边外沃野，早已实行农耕。《译语》里也说：兀良哈‘务稼穑，不事剽掠。’”蒙古大规模从事农业，也引起朝鲜使节的注意，其报告中说：“蒙古春耕时，多聚人马于平野，累累使之践踏粪秽，后播黍粟蜀秫诸种，又使人马践踏，至耕治收获时，令军人齐力云。”(62)和田清：《俺答汗的霸业》，第629页。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伴随的是人口、技术、文化的全面流动。徐凯指出：“赵全等人同众多中原地区的农民，来到蒙古丰州地区安家落户，将汉族人民的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建筑工艺、文化医药等带到草原，传授给蒙古族人民，对蒙古地方的开发和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63)徐凯：《赵全其人》，《北大史学》1999年第6期。宁可也认为：“农区与牧区之间没有巨大的自然障碍，而且还有像河套这样的宜农宜牧的中间地带，既有利于北方游牧民族与南方汉族的交往，也便于当北方游牧民族占据这块地方时，吸收汉族先进经济文化，迅速壮大力量继续南下。”(64)宁可：《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经过这样的人口流动，蒙汉融合的局面已经形成。在17世纪中叶的前近代时期，农业及农商社会依然代表着人类生产技术与社会组织的最高成就，从游牧到农耕，无疑是巨大的社会进步。其背后的有关天文地理的知识、城镇村落的社会组织、教育礼制、宗教信仰等一系列文化变迁，都在深刻地形塑着北方蒙古的游牧社会特征，不但使其获得新的社会经济组织，还从文化信仰上赋予其新的内容。
三、骆驼城：沟通丝绸之路的贸易枢纽
从秦汉大一统政权的建立起，中国境内及周边地区就开始兴建系统的全国性道路交通网络。蒙元时代由于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的出现，连接内地各行省和周边各汗国的驿站系统达到了空前发达的程度。除了沙漠丝绸之路外，尚有多条官道或者商道连接着北方草原和内地。最著名者为阴山道，又名白道川，是越过上郡长城往北一直穿越大青山的一条军事、贸易、人员交流大通道。《太平寰宇记》载：
《冀州图》云：云中周回六十里，北去阴山八十里，南去通漠长城百里，即白道川也。南北远处三百里，近处百里，东西五百里，至良沃沙土而黑，省功多获，每至七月乃热。白道川当原阳镇北，欲至山上，当路有千余步地，土白如石灰色，遥去百里即见之，即是阴山路也。从此以西，及紫河以东，当阴山北者，唯此道通方轨。自外道皆小而失次者多。(65)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四九《河东道·云州·云中县》，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035-1036页。
秦汉的直道和驰道从咸阳往上郡，抵达河套附近，越河套即为白道川，穿越大青山入蒙古深处。这条大通道在元代被打通，纳入全国的驿站网络。蒙元帝国除了建立从大都(今北京)到全国的驿路外，还建立了从上都连接各地的驿站道路，其中“木邻站道，过兴和路昌州、威宁、大同路北，自丰州(内蒙古呼和浩特东白塔村)西北甸城谷出天山(大青山)，北历净州、沙井，过隔壁沙漠，进入岭北行省，经汪吉河上游，北行到和林”(66)党宝海：《蒙元驿站交通研究》，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年，第285页。。从丰州往南，即为故阴山道，穿越河套、长城，与长安至上郡的驿路相连接。
明代继承了蒙元的驿站网络并有增设裁革。从长安往北至延安、文安驿、米脂、鱼河堡、榆林，皆设驿站，为榆林卫重要粮道。榆林往北至黄甫川，为河套沿岸驿路的北端(67)明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卷三《本司东北由延安府至榆林镇黄甫川路》载：从西安府至黄甫川共28驿，黄甫川渡口在其东九里娘娘渡。见杨正泰：《明代驿站考(增订版)》附录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25页。。这条道路往东一直连接着从京师延伸出来的连接九边的驿路系统(68)杨正泰：《明代驿站考(增订版)》，第131页。。另一路为连接榆林卫三十九堡寨的次级道路，从榆林越长城至建安堡、高家堡，抵河套(69)黄甫川以内各堡、卫道路，见《一统路程图记》卷四《黄甫川由各镇、卫至西宁卫路》，杨正泰：《明代驿站考(增订版)》附录二，第238页。。穿越黄河即进入蒙古境内的阴山道，可一直通往哈拉和林(今蒙古国杭爱省)。由亚洲北方草原和林穿越蒙古高原去奄蔡、咸海、阿得水(Etil，伏尔加河)、得嶷海(黑海)至茀林，称为草原之路。元代时期又称为“钦察道”(70)李明伟：《丝绸之路贸易史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页。。这就是蒙元至明清时代一直往来不绝的欧亚大通道的主要路线。
由于明代与蒙古地区和战不息，明朝官方的驿路系统只到榆林卫长城各堡或河套沿岸，给人们的印象是长城内外蒙古交通断绝。其实，榆林卫所辐射的河套地区的路线，从榆林城北易马城往北，穿越河套，通过分布在黄河上的渡口，东起黄甫川(71)黄甫川是榆林卫三十六堡之一，也是明代驿站的重要节点，亦为河套的东段界限。黄甫川，明清文献中又写为皇甫川。、羊圈渡口(72)除了河套沿线重要的军镇据点承担渡口、交通的功能外，民间商路亦复不少。根据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中的标记，黄埔川以西有名为羊圈渡口的地方。这是内地、蒙古民人往来黄河放牧、贸易的交通节点。，往西至包头等地，往北进入丰州滩等草原商路(73)河套地区为蒙古与明内地人民往复交错之地，黄河为必经之路。宋元明以来当作漕运水道，沿河造船、水运繁荣。军民跨越黄河，多夏季乘船，冬季履冰。参见王龙耿：《包头黄河水运小史》，包头市志史馆、包头市档案馆编：《包头史料荟要》第八辑，1983年，第159页。。除了黄甫川、羊圈渡、包头等著名渡口外，从清代文献记载来看，河套地区渡口密布，以供南北往来交通。康熙三十六年第三次亲征噶尔丹大军路线也是经由北京、宣府、大同、榆林这条传统明代驿站路线：“朕亲征厄鲁特时，于宁夏回銮，出横城口，自船站登舟顺河而下，至湖滩河所，二十一日，皆前人未施舟楫之地，波流起瀚，水色黄浊，日光摩荡，闪烁如熔金，船中上下人员无不目眩也。”(74)玄烨著，李迪译注：《康熙几暇格物编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页。这里所说的船站、河所，就是水陆驿站体系中的水路驿站。其中喇嘛湾渡、扬上渡、榆树湾渡、元子湾渡、青柳渡、老牛湾渡在清代一直都有着渡口的功能(75)忒莫勒校勘：《新修清水河厅志》，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9年，第20页。。
在这条线路上，明代成化年间设立的九边重镇之一延绥镇榆林卫，是沟通南北的重要枢纽。“榆林地险而防严，将士战不贯胄，虏呼为骆驼城。”(76)谭吉璁纂修，马少甫校注：《康熙延绥镇志》卷二之四《食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16页。由于地处内地与蒙古各部的交通要冲，在蒙古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在清《蒙古源流》诸书中记多有涉及。陈寅恪曾经考证德国施密德氏(Issac Jacob Schmidt)《蒙古源流译注》一书中Temegetu一城当为榆林地名，即参考了蒙文、满文版本的《蒙古源流》(77)陈寅恪：《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08页。。明代的九边，虽然是边防重镇，但是又承担着重要的贸易职能。明代与蒙古战和不定，战争与互市实为以九边为代表的边防体系的重要主题：
有明之互市，惟于西番行之。和好最久。若开原、广宁、大同、宣府诸市，或开或罢。惟延宁之花马池市、红山市颇有利。然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78)谭吉璁纂修，马少甫校注：《康熙延绥镇志》卷二之四《食志》，第92页。
这里提到的花马池、红山两市，即为榆林城北的红山与西部(今为宁夏盐池)的两个市场。延绥镇总兵涂宗濬曾经上疏建议根据蒙古人叛降不定的特点采取灵活的互市政策，以收羁縻之效(79)涂宗濬：《收抚已叛请开市赏疏》，谭吉璁纂修，马少甫校注：《康熙延绥镇志》卷六之一《艺文志》，第477页。。
互市贸易虽然在时间和地点方面都有限定，但番商远道而来，由于天气等原因，不得不在时间、居留方面有所变通。变通的方法之一，就是在互市地点附近修建寺庙或者道观，以供番商住宿、喂养马匹。榆林卫红山市下有关帝庙，即承担此一功能，是易马城番人的补给之所(80)西老爷庙，位于榆林市北明长城镇北台，始建于明代，内供关帝像。。考此制度，乃延续唐宋旧制。北宋时期秦州为宋、番茶马贸易之所，仁宗天圣三年陕西转运使上疏：“秦州蕃官军主策拉等请于来远寨置佛寺，以馆往来市马人，从之。”(8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仁宗天圣三年，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390页。宗教场所在古代冲突地区往往充当公共空间，番商和朝贡使团在寺庙逗留，是地方将官因俗而治的权变之法，保证了贸易和交流的实际运行。
即便是战争期间，由于大量军需物资的转运依靠市场来筹集，边境地区还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军需贸易群体：“塞上商贾，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劳瘁，耐风寒，以其沿边居处，素习土著故也。其筑城驻兵处则筑室集货，行营进剿时亦必尾随前进，虽锋刃旁午、人马沸腾之际，未肯裹足。轻生而重利，其情乎？”(82)纳兰常安：《行国风土记·商贾》，《瀚海前集》卷五、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善本室藏清刻本。此条内容被选入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惟“尾随前进”前脱一“必”字。编者按语云：“此条所记，虽系清初宣大商人随军营业边境情况，但明末辽东、塞北商人经营商业情况，亦犹不相远。”(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7页)这条材料生动地说明了军事驻防与贸易的关系，亦反映了明朝以来的军镇向清朝以来的民镇转化的内在机制。
战争与交流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即便是互相敌对的战争时期，双方的人员和物资都会遵循着传统的商路或者定居点来进行布局，攻守双方的路线与民人贸易生产的路线也多重合。《榆林府志》说：
河套地方千里，虏数万人居其中，趁逐水草，四散畜牧。欲大举南寇，则令人专示诸部落，约日聚众而进。既聚众至二三万，夜宿火光连亘数十里，我之墩军夜不收，瞭望先知，我兵可设备矣。虏众临墙止宿，必就有水泉处安营饮马，今花马池墙外有锅底湖、柳门井，兴武营外有虾蟆湖等泉，定边营外有东柳门等井。余地无井泉又多大沙凹凸，或产蒿，深没马腹。贼数百骑或可委屈寻路，而行多则不能，故设备之处有限。(83)李熙龄纂，马少甫校注：《榆林府志》卷二一《兵志》引魏焕《明九边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16页。
可见，战争的路线往往也是商贸的路线，这也就能够解释边防之地多为贸易之城的原因。
就榆林城作为欧亚大陆贸易枢纽的地位来说，除了传统南北向的官道与商贸中心，还连接着其他两条重要的丝绸之路。明代官员欧大任曾沿着边塞路线赴任，作《塞下曲》七首，分别描绘了七个重要的边塞重镇，由东至西分别是辽阳、居庸关、云中、宣大、榆林、花马池、敦煌(84)欧大任：《塞下曲(七首)》，《欧虞部集十五种·思玄堂集》卷八，中国基本古籍库收清刻本，第544页。。这条线路除了花马池、敦煌，其他都是草原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贸易集散地。由于地形的原因，这条线路入榆林后往西南分布，到花马池后可通往敦煌，与沙漠丝绸之路相连接。榆林往西至宁夏、甘肃这条路线，与榆林往北经鄂尔多斯进入草原丝绸之路的路线，交汇于此地。
根据明代九边驿站的设置，从黄甫川到西宁，又通驿路。由榆林镇各堡到花马池，往西北汇入沙漠丝路，往西南直到青海西宁，为盐马贸易孔道。明代沿着今称为藏彝走廊的贸易路线，开展以茶易马的贸易：“洮、岷、西宁各设茶马司，招番易马。弘治癸丑，巡抚都御史刘公忠题，自弘治六年为始，七年宁夏、八年甘肃、九年延绥，以后各照年份递领儿扇马。”(85)郑汝璧等纂修，马少甫校注：《延绥镇志》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04页。根据明朝战马的配额，延绥镇有一部分战马通过花马池贸易而从青海等地筹集。明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对延绥镇到西宁的驿路有详细记述：“黄甫川，西四十五里清水营，四十里木瓜园堡，四十里孤山堡。榆林镇西七十里响水堡，四十里波罗堡，边营六十里花马池，安定堡七十里兴武营三十五里毛卜剌堡，西宁卫。”这条路线花马池以西总共由四十一堡卫相连。
明代官方的道路、邮驿系统，从洪武初年起就开始逐渐在元代驿站系统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完备，同时对九边和四夷之地的邮驿加以重视和补充。欧大任所走的路线正是明代九边官道和驿站系统的路线(86)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卷四《黄甫川由各镇卫至西宁卫路》，杨正泰：《明代驿站考(增订本)》附录二，第238页。。在这条东西向的邮驿路线上，张家口、宣府、大同、榆林等节点都连接着南北向通往草原和蒙古的商路：
其内蒙古通驿要口凡五道，曰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杀虎口，以达于各旗。内蒙路近，商旅通行，水草无艰。其外蒙之驿，则由阿尔泰军台以达于边境各卡伦……康熙三十一年，自古北口至乌珠穆秦，置九台。自独石口至浩齐忒，置台六。自张家口至四子部落，置台五。自张家口至归化城，置台六。自杀虎口至吴喇忒，置台九。自归化城至鄂尔多斯，置台八。自喜峰口至扎赖特，置台十六。(87)《清史稿》卷一三六，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089页。
其中，鄂尔多斯至归化城的驿路，往南过黄河渡口连接到榆林城一直到西安，从榆林城沿长城往东抵达北京，往北则一直延伸到外蒙古至西伯利亚。这些明清时期形成的贸易通道在清代以驿站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草原丝绸之路的大通道。
这样，明代延绥镇、榆林卫等陕北地区，实际上成了沟通北方草原丝绸之路、西部沙漠丝绸之路以及南方高山丝绸之路的三线交汇之地。了解了这一传统上被认为是明、蒙交战前沿的广大区域的多重属性，才能对这个时代的中原、边塞、中外关系有一更深入的认识。
从16世纪中后期以来，传统上属于欧洲地区的罗斯国家逐渐开始向东殖民，进入西伯利亚地区活动。哥萨克人开始活跃于蒙古北部边界地带，与明朝、蒙古各部发生各种政治、经济联系。在官方建立正式联系前，由这些地区的人民开展的贸易活动实际上早已经存在。“俄国同中国通商是从和这个国家交往的最初年代开始的。首先是由西伯利亚的商人和哥萨克自行开始同中国进行贸易。人们发现从事这种贸易非常有利可图，于是西伯利亚各城市的行政长官也参与此项活动。”(88)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编著：《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第513页。由于俄罗斯处于西欧通往中国的中间地位，所以英国也多次派使节前往俄罗斯要求开通前往中国贸易的商路。俄罗斯外务部保存的1616、1617年间英国使节麦克利与俄方会谈的纪要显示，尽管俄罗斯设法阻止了英国的请求，但却下令哥萨克军人调查通往中国的商路(89)齐赫文斯基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3、第4、第16、17、18号档案，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3页。。这些活动通过莫斯科的英国批发商约翰·麦利克传递到英国，引起王室和政治家的注意。英国地理学家佩尔基斯记录了俄罗斯人开辟的通过北方草原通往中国的商路。至少在明代末年起，以明朝北方卫所为节点的南北交流通道已经非常活跃(90)佩尔基斯：《他的旅行历程》第三卷《简述俄罗斯人为继续探索通往鞑靼地区及中国经常涉足之路线——由蒙古向东及东北方入西伯利亚、萨莫伊往通古斯之水陆路线》，转引自沙斯季娜：《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第22页。。中国文献《朔方备乘》曾经记录蒙古喀尔喀、车臣二部都曾经进贡俄罗斯鸟枪一事，认为“谦河菊海之间早有通商之事”(91)何秋涛纂：《朔方备乘》卷三七《俄罗斯互市始末纪》，中国基本古籍库收光绪刻本，卷三七第一页，总第2932页。，即指叶尼塞河上游与贝加尔湖之间的贸易路线。
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一书收录了两件中国明代皇帝致俄皇的“国书”，其中一件标以万历皇帝，一件标以万历皇帝之子，文书记载了两名俄罗斯使臣因通商事前往中国，中国皇帝则表达了鼓励之意。不管这两件文书的真实程度如何，该文件收录在俄皇米哈伊洛维奇的外务衙门档案中，在反映中俄早期贸易关系的文献中具有一定价值(92)根据耶稣会传教士的识读，认为这两件文书时间更早，为明成祖时代致北方王公的册封诏书。但两件诏书何以保存在俄皇的外交档案中，亦为不解之谜。另外，由于明清时代中国特有的天下观，直至晚清之前，中国皇帝致外国的文书从未以国书的形式冠名。因此西方各国外交档案中的中国皇帝“国书”，都是翻译明清时代皇帝的诏书、上谕而来。。根据俄方档案记载，第一个从莫斯科前往中国的使节团是巴依科夫使团，1654年前往办理商务，并奉有探明中国“中华帝国可以购买哪些货物，可以运去哪些货物，由水路或陆路达到这个国家有多远路程”等信息的使命(93)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编著：《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第22页。。可见，到17世纪中期官方的外交路线已经畅通。到了17世纪中后期，通过中俄条约的形式将明末以来形成的北方贸易路线固定下来，从此库伦和恰克图成为官方贸易的正式场所(94)卢明辉、李烨：《17世纪中叶“草原丝绸之路”恰克图等口岸中俄贸易关系的发展》，《三条丝绸之路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462页。。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官方档案中，从顺治到乾隆期间至少有50件档案与俄罗斯贸易有关，其中贸易线路涉及黑龙江、嫩江、北京、张家口、鄂尔多斯、伊犁、哈萨克等整条草原丝绸之路商道。这反映出在明清时代，传统的草原丝绸之路进入了鼎盛时期。由于清朝分别在康熙与雍正年间与俄罗斯签订了划界和贸易条约，尼布楚、恰克图、库伦等地获得了合法的贸易地位，这条线路虽然被俄罗斯所垄断，但北方丝绸之路并未衰落，甚至还更加兴盛。根据两件内阁和理藩院档案《题为遣员至蒙古会盟处传谕蒙古各众做贸易不得行骗等事》(9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满文题本，顺治十二年十月初七日。档号：02-02-012-000825-0033。《为由莫斯科派遣商人前往中国贸易请照约办理事》(9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满文题本，康熙三十四年八月初二日。档号：02-24-001-000001-0004。，可以看出中俄贸易从顺治到康熙间已经呈现常态化，中央部院题奏中这类日常贸易纠纷的内容显示了贸易的广泛和深度。
法国历史学家谢和耐认为早期中俄贸易“交易主要是毛皮换棉布与丝绸；18世纪末以后，茶叶贸易额大增(1760年为140万卢布，1800年已达800万)”(97)谢和耐：《中国社会史》，黄建华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09页。。据说最早进入俄国的茶叶是崇祯十三年(1640)俄国使臣瓦西里·斯达尔科夫从中亚卡尔梅克汗廷带回茶叶二百袋，奉献给沙皇。这是中国茶叶进入俄国之始(98)蔡洪生：《俄罗斯馆纪事(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39页。。即使在海运大开之后，通过陆路进入欧洲的茶叶依然占有重要地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陆路运输茶叶的质量要远远高于海洋运输茶叶的质量。这一点，《海国图志》中也有解释：“因陆路所历风霜，故其茶味反佳。非如海船经过南洋暑热，致茶味亦减。”(99)魏源：《海国图志》卷八三《夷情备采三》，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1986页。这种中国茶质量的差异，在19世纪的欧洲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常识。马克思在《俄国的对华贸易》一文中专门指出，恰克图贸易中的中国茶叶“大部分是上等货，即在大陆消费者中间享有盛誉的所谓商队茶，不同于由海上进口的次等货。俄国人自己独享内地陆路贸易，成了他们没有可能参加海上贸易的一种补偿”(100)马克思：《俄国的对华贸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页。。
从榆林、张家口等地形成的圐圙、囫囵、库伦等贸易集散地和居民定居点，到以位于外蒙古境内的库伦办事大臣为代表的官方贸易中心，这个包含人民、村落、道路、城市等因素在内的综合历史过程，为我们揭示了一个由明至清跨越南北地理界线的多元画面(101)库伦原为各蒙古聚居地的泛称，在明代后期与清代前期逐渐形成固定的贸易点儿和城市。清代时期将位于今乌兰巴托的库伦作为办事大臣，管辖两个部落。此后库伦特指库伦办事大臣所在地，早在17世纪初期就已经成为俄国、蒙古、明朝的贸易场所。见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73页。。拉铁摩尔根据晚清以来西方探险家所观察到的中国人口流动的特点，曾经思考为什么中国的汉族农业人口拥挤在一片比密西西比河还要大的区域，“汉族却没有永久性地成功地移民于长城之外”(102)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10页。。并且认定在近代化以前，中国的移民模式遵循从北向南、从西向东的模式，主要推动力量是政治性的征服活动。历史地来看，不了解古代中国人口流动与族群构成的实际历史过程，不能看到中国范围内更广阔的、多维度的人口与文化流动，而以某一特定时期的横断面作外科手术式的观察，是近代西方汉学家所犯的根本错误之一(103)这一问题还可通过近来学界有关明清时期满族的内部构成的研究得到证实。例如徐凯指出，明末清初形成的所谓满洲社会的核心部分的满洲八旗，是由满族、汉族、朝鲜、蒙古等几个民族的人构成的。这反映了中国古代各族群构成的真实情况。徐凯：《满洲认同〈法典〉与部族双重构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337页。。
四、内地与边疆：被遮蔽的大融合
通常人们认为，由于蒙古明朝的对立，明朝对丝绸之路的经营局限在沙漠丝绸之路。明朝继承了元朝对西域的管理后，在西域建立了包括最西部的哈密在内的七个羁縻卫所，所谓“关西七卫”来管理西域地区众多的大小政权与地面。这些部族以时贡市，并连接着中亚、阿拉伯、非洲地区的贸易网络，保证了沙漠丝绸之路的畅通。明代规定了西域贡道的线路，为了摆脱西蒙古的干扰，贡道驿站采取汉唐旧道，入嘉峪关后经甘州、凉州，进入关中出潼关驿，再入山西，河北邺城、涿鹿等驿到北京(104)杨正泰：《明代驿站考(增订本)》，第111页。，但是，围绕着长城沿线的卫所和“互市”所形成的通往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的贸易线路，人们却所知甚少(105)如有学者提出明朝在陆上丝绸之路的角色问题，只谈及明朝对西域秩序，并未涉及其他。参田澍：《陆路丝绸之路上的明朝角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3期。。其实明清时期，一直活跃着一条条东起张家口、宣大，西至榆林、宁夏的通往北方传统草原丝绸之路钦察道的贸易通道。这些通道跨越边塞，跨越农牧地带，跨越地理差异，从更为广阔的角度揭示了族群融合的壮丽画面(106)参阅卢明辉、刘衍坤：《旅蒙商》，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5年，第17页。。有论者指出：“在长城地带，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一样具有过渡性，它是一个渗透着农业和草原势力的世界，一个两种势力接触并汇合于此，而不能被任何一方永远统治的世界。……‘过渡’却是进行贸易的绝好地方，在这里，贸易永远是积极的。”(107)唐晓峰：《长城内外是故乡》，《读书》1998年第4期。
伴随贸易的是人口与文化的流动与融合。根据《清代至民国时期归化城土默特土地契约》1297件土地契约文书中所涉及的商业店铺名称统计，计有大通、和顺、集义、元盛、永泰、德丰、德和、德隆、广义兴等50多个常用店名，使用德、泰、丰、盛、义、和、通、昌等字的占了绝大多数。这些文书中所反映出的清代归化城街道名称，多为大东街、小东街、大南街、小南街、鼓楼街等，显示出归化城的城市结构与内地城市完全相同(108)杜国忠编：《清代至民国时期归化城土默特土地契约》第四册(上卷)，第6页。。这些词汇一方面是中原地区商业文化中的典型观念，另一方面也是古代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伦理观念，展示了草原商业文化与内地文化的趋同性。
19世纪俄国考察家波兹德涅耶夫观察到：“这些居民大多是在农村或乡屯种田，过着定居生活。如今又经常有一些汉商和农户来到这些土默特游牧区安家落户，而且据说人数每年都在剧增。”(109)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157页。这种状况的延续，从长期来说，使得族群的界限基本模糊、消解。根据19世纪中期的记载，“蒙古约占全县的2%强。民性初尚游牧，嗣因蒙汉同居，年久日深，语言文化与汉族无异”(110)张树培纂，韩绍祖、望月稔修：《萨拉齐县志》卷四，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据1934年铅印本影印，2011年，第89页。。此外，蒙古人汉化的表现还通过通婚、冠汉姓等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土默特蒙古孛儿只斤家族后裔都以“云”或“荣”作为自己的姓氏(111)哈斯巴根、杜国忠：《村落的历史与现状：内蒙古土默特右旗西老将营社会调查报告》，杜国忠编：《清代至民国时期归化城土默特土地契约》第三册，第9页。。雍正十二年(1734)年萨拉齐《新建关圣帝君庙碑记》载：“厂地本系边陲，近世渐沐王化，华夏之民离故土而徙居此者甚众，由是德教洋溢，时和年丰，民安乐业。”(112)刑野主编：《内蒙古十通·绥远通志》：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04页。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指出：“词汇经常是比文献更响亮的证言”，如果没有这些词汇(没有它们赋予其名称的那些事物和观念)，我们如何去构想人类历史上自从发明了农业和冶金术，发明了文字和城邦那遥远的时代以来最伟大的变革？(113)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王章辉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页。词汇所承载的是更稳定的历史记忆，地名则反映了某一时期固化的时空意识，通过分析其来源与内涵，可以揭示地名背后的人员、生产、制度与文化的凝聚，反映更深刻的文化痕迹。
1926年，丹麦探险家哈士纶在张家口逗留，准备开始跟随斯文赫定西北考察团的著名探险活动。他住在一个蒋姓旅蒙商的店铺之中，从南来北往的商人中了解到蒙古王公和部落最新的消息。他观察到，川流不息的蒙古人从蒙古高原来到山西，他们是以虔诚的信徒的身份到五台山和云岗石窟拜佛的香客。哈士纶本人在随后的探险中，深入到最后一个保留固有传统的蒙古部落土尔扈特部当中。由于精通汉语、蒙语以及长期在中国生活的经验，他被部落首领僧钦格根认成转世的兄弟，当作了土尔扈特部落的自己人。土尔扈特上层通过哈士纶向斯文赫定赠送了一部土尔扈特最后留存的金帐，作为礼物。作为一个曾经在中国、日本、印度都生活过的西方人，哈士纶发现他本人的气质最接近土尔扈特蒙古人，并见证了最后的蒙古部落在西方冲击、革命、殖民的大背景下的巨大变迁(114)哈士纶担任了1927年组建的中瑞西北考察团并担任副团长，此次考察团长为斯文赫定，中方学者有黄文弼、袁复礼、徐炳昹等十人。。一个欧洲人被当作一个蒙古部落的转世兄弟这一事件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隐喻：族群与人种的交流更多的建立在文化与历史的认同之上，突破血缘与族属关系是这种交融的基本前提(115)亨宁·哈士纶：《蒙古的人和神》，徐孝祥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2010年，前言第5页、第一章第8页。土尔扈特最后的王公僧钦格根通过哈士纶赠送给斯文赫定的蒙古金帐至今保存在瑞典博物馆。。
地理环境可能赋予人们某种独特的禀赋与气质，但这种独特性本身正如每个个体的独特性一样，总是从属于某种更高的价值认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拥有多样性的地理环境，但地理的界限从未成为族群与文化认同的鸿沟。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表面上看起来具有更多的差异性，但在深层经济结构中却存在互相不能分离的互补性需求。这种互补性被巴菲尔德描述为一种基本结构：“这种庞大的内陆亚洲政体无法依靠不进行分工的游牧经济而独存，因此统一的草原帝国就迅速转而投靠新的中原国家，因为这个中原国家的经济基础可以用来资助草原上的帝国统治。”(116)巴菲尔德：《危险的疆域：游牧帝国与中国》，袁剑译，第294页。这正是多元族群与环境国家中大一统政治与文化得以形成的基础，也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另一方面，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无不带有时代的局限与烙印。美国地理学家普雷斯顿·詹姆斯在其名著《地理学思想史》中谈到一个基本思想：“(人们)所发现的世界是他自己头脑的近似反映，在历史的长河中，人们发现并描述了许多不同的世界。人的观察能力和对所观察到的事物的概括能力是有很大的限度的。当人的观察力和概括力改进时，就会产生一个新的世界形象——可是他仍然没有能把一切可能的世界都描述完。”(117)普雷斯顿·詹姆斯、杰弗雷·马丁：《地理学思想史》，第6页。
无论从历史来看，还是从地理环境来看，中国都是一个空前复杂的共同体，明清以来的中国历史对当今甚至未来都有着潜在而深远的影响。学界依然需要深入到历史深处，回溯和还原这块大地上激动人心的人类历史，突破种种束缚在我们思想中的观念局限与虚构界线，回到历史的时空中去认识人类的活动。每块大地上都生活着坚强不息的人群，人类的所有成就都深深地刻画着先民的印迹，人为的界线并不能阻隔人类的多元交融，更无助于加深对人类历史的认识。20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全面考察塔里木盆地及其周边的地理环境后，指出：“自此以后(汉武帝)，西汉控制了这条塔里木绿洲带上的大通道，持续超过一个世纪，直到公元初年的内乱导致西汉的灭亡。更多关于汉代西域的记载表明，汉朝在这里政治外交的成功更多地来自汉朝自身先进的文明体系，而非单纯的武力征服。塔里木盆地中弱小且缺乏联系的众多邦国，受到北方强敌匈奴的威胁，这些因素使得这些国家持续对中原王朝开放，并维系中原与西亚文明之间的贸易往来。从经典作家那里，我们了解到丝绸制品由此向西，旅途一直没有中断。中国则接受了来自西方，特别是东伊朗地区的各种物产，包括自然产品和人造产品，在中国文学中常常可发现来自西方物产的记录。”(118)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亚洲腹地：历史中的地理要素》，袁剑等译：《重新发现中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第14页。
结 语
从地理环境来讲，长城或者内亚、半月形线只是代表了中国境内复杂地理环境之一种。谢和耐强调中国的地理环境的特征：“整块大陆高原性质明显，西南部为连绵高耸的群山与高原，由喜马拉雅山褶皱构成，呈弧形状，从兴都库什山脉一直延伸到印度支那半岛；广阔的草原地带夹杂沙漠，覆盖着西伯利亚森林与华北耕作区之间的地段；存在着由大江大河冲积层构成的肥沃平原；海岸线漫长，从黑龙江河口直至马来半岛；有着成珠串状的大小岛屿，从日本群岛直至连成片的印度尼西亚各大岛屿……此片辽阔地区显示出多种地理条件，对此如无认识，则无从了解中国历史。”(119)谢和耐：《中国社会史》，黄建华等译，第2页。种种差异巨大的地理环境都存在于中国之内。这些地理环境差异并未成为人类活动的界限，相反由于共同的文化与历史，这个共同的地理空间成为融合族群的共同舞台。明太祖在给西域东察合台汗国的国书中说：“朕观普天之下后土之上，虽限山隔海，风殊俗异。然好恶之情，血气之类，未尝异矣。”(120)《明史》卷三三二《西域传》，第8606页。这是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人们跨越地理环境与人种差异所经历的共同历史的说明。
理解中国，理解众多族群在这块土地上的发展史，需要回到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来，将这些族群的历史放置在多样化的地理环境中。这是历史学的基本规定。迄今为止世界上存在的多民族大国中，大多数是近代形成的，只有中国经历了二千多年的过程。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正如宁可先生所指出，中国历史上分散在各地的族群通过“滚雪球”和“波浪式”的方式逐渐融汇到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今天中国的疆域，是在18世纪清代确定的，但在此之前的几千年中，这个版图已经在逐渐形成、逐渐巩固之中，并非简单地依靠一时的战争或征服而来，实际上是各个民族多年交往、融合的结果。这同那些古代多民族大国多靠军事征服不一样，同近代多民族大国的形成是靠对殖民地的征服、掠夺或移民的情况也不一样。”(121)宁可：《历史上的中国》，《宁可史学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96页。历史与文明需要长时段的理解和关照，受近百年前兴起的民族主义影响所形成的历史观，并不能用来观察民族交融的长时段历史(122)近年讨论历史研究中的民族主义危害，比较深入的文章可参考罗新：《走出民族主义史学》，《文化纵横》2015年8月号。。“中国目前的状况其实是漫长历史的产物和结果。倘若毫不了解自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以来由何种因素促成欧洲各国，则不可能自称洞悉上述诸国。对于中国，其理亦同：一旦抹去其独特历史，中国当前情状如何，也会茫然无知。”(123)谢和耐：《中国社会史》，黄建华等译，第1页。那种徘徊在历史学家头脑中的“短期主义幽灵”(124)乔·古尔迪、大卫·阿米蒂奇：《历史学宣言》，孙岳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7年，第1页。，不仅在学术上产生了众多强加于他者的历史枷锁，而且制造了更多的阻隔与界线。麦克米兰提出忠告：“历史制造了太多的冲突，当然也能有助于带来和解……诚实地考察过去，哪怕它对某些人来说难以接受，是社会走向成熟并在社会之间架起桥梁的唯一途径。”(125)Margaret MacMillan, Dangerous Games: The Uses and Abuses of History, 75.
这个忠告，在我们面对近代以来殖民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塑造的他者历史时，尤其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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