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十二公文本的生成及蕴意
《春秋》《左传》十二公文本的生成及蕴意摘 要：《春秋》《左传》有十二公，《史记》《汉书》有十二本纪，中国早期史书形成以十二为体的传统，人们多认为与孔子和《春秋》有关，但各家围绕孔子和《春秋》所作的种种解释或多或少有不通之处，根源是十二之体非《春秋》所创。十二之体最早生成于“《左传》原本”的十二公，源自史官所熟悉的历法数字十二及月令文献的十二月体。左丘明以十二表达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历史哲学，借这一“天之大数”赋予史书以神圣性和权威性。《左传》十二公也说明其作者就是与孔子基本同时的那个左丘明。“《左传》原本”是孔子教授《春秋》的参考资料。因为《左传》只记载十二公的历史，故孔子重点讲授这十二公《春秋》，所以，只有这十二公《春秋》流传、保存到今天。
关键词：《春秋》；《左传》；十二公；左丘明；孔子
一、关于《春秋》十二公的争论
《春秋》记载鲁国十二公之事，《左传》亦然。后《吕氏春秋》有十二月纪，《史记》设十二本纪、十二诸侯年表，《汉书》亦有十二本纪，先秦两汉史籍形成以十二为体的传统。人们一般以为其源于《春秋》的十二公，故多围绕《春秋》探究十二之体的生成。《春秋》起于鲁隐公讫于鲁哀公，共记载十二公二百四十多年间的事情。《春秋》何以始于鲁隐公，何以有十二公，从汉代以来，关于这个问题的解释五花八门。下文列举其中较有影响的几种。
公羊家最早直面这个问题。《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说：“《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休注“祖之所逮闻”说：“托记高祖以来事可及问闻知者。”(1)《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二八，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353页。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楚庄王》中说得更清楚：“《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2)苏舆义证：《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910页。何休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细化：“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3)《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200页。公羊家把《春秋》所载分为作者亲见、作者所闻及所传闻三世，认为高祖及问闻知始于隐公，故《春秋》始于隐公。《春秋》为何终于鲁哀公，《公羊传》说：“何以终乎哀十四年，曰：备矣。君子何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何休注：“人道浃，王道备，必止于麟者，欲见拨乱功成于麟。”(4)《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二八，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353页。公羊家认为从鲁隐公到鲁哀公，十二公之历史足以显示“人道浃，王道备”，且获麟事件发生在鲁哀公十四年，徐彦说：“终于获麟以示义似若尧舜之隆，制礼作乐之后萧韶九成、凤皇乃来止巢而乘匹之类也。”(5)《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二八，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353、2354页。认为获麟是太平世的祥瑞，意义同尧舜时的萧韶九成、凤凰来仪相类，故《春秋》终于哀公十四年的获麟事件。
公羊家的这些说法有诸多不合情理之处。首先，《春秋》记载了二百四十多年的历史，从鲁隐公到鲁哀公共历十二公，而公羊家却认为是作者据自己与父、祖、高祖、曾祖五代人的记忆而作，明显有悖情理：五代人再好的记忆恐怕也不能清楚记得二百四十二年间发生的桩桩件件。其次，“祖之所逮闻”的说法与《春秋》的记载情况亦不符。若十二公真分三世的话，应该是有见世记录精确，有闻世欠精确，而传闻世应该是模糊的，但《春秋》十二公尽管书法详略稍有不同，但记载的精确度相差不多，分不出有见、有闻、有传闻三世的高下，正如毛奇龄所谓“虽前后所书偶有同异，而义无不同”(6)毛奇龄：《春秋属词比事记》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7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42页。，更不存在如董仲舒所说的“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7)苏舆义证：《春秋繁露义证》，第10页。的情况。何休在此基础上生发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张三世”之说更是无稽之谈。东汉王充《论衡·正说》云：“又说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浃，王道备。夫据三世，则浃备之说非。言浃备之说为是，则据三世之论误。二者相伐而立其义，圣人之意何定哉？”(8)王充：《论衡》，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271页。认为三世说与“人道浃，王道备”的说法自相矛盾，而公羊家却硬把二者合在一起，王充所驳极是。至于获麟为太平世祥瑞之说更是牵强附会，顾颉刚说：“事实上春秋世愈降则愈不太平，政乱民苦无可告诉，可谓太平乎？”(9)顾颉刚、刘起釪：《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88年，第15页。指出公羊家说法的荒唐。
不满于公羊家的穿凿，晋代杜预重新做了解释。他说：“周平王，东周之始王也。隐公，让国之贤君也。考乎其时则相接，言乎其位则列国，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绍开中兴，隐公能弘宣祖业、光启王室，则西周之美可寻，文武之迹不坠。是故因其历数，附其行事，采周之旧，以会成王义，垂法将来。”(10)《春秋左传正义》卷一，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708页。本文所引《左传》文字，均出自此版本，为行文方便，不再出注。杜预主要表达了两个意思：孔子作《春秋》从鲁隐公起，一是因为隐公与周平王比较接近；二是隐公是“让国之贤君”。杜预的这两个理由也讲不通，如果《春秋》必须从周平王开始的话，则鲁孝公、鲁惠公与周平王更为接近，且也都是周公的后裔。正如顾颉刚所说：“然平王东迁时为鲁孝公，孝公而后惠公，惠公而后始为隐公，故当始于孝公而不当始于隐公也。”(11)顾颉刚、刘起釪：《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第13页。隐公的确存让嫡之心，但隐公的让位之意未及施行就遭弑，自身尚不能保全，其“弘宣祖业，光启王室”也成了空话。至于为何终于获麟，杜预说：“麟出非其时，虚其应而失其归，此圣人所以为感也。”(12)杜预：《春秋序》，《春秋左传正义》卷一，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08页。感麟之说与公羊家的麟瑞之说可谓五十步与一百步。杜预也未能解决《春秋》何以有十二公的问题。
其他还有一些说法，如孙复《春秋尊王发微》以为：“《春秋》之始于隐公者，非他，以平王之所终也……《春秋》自隐公而始者，天下无复有王也。”(13)孙复：《春秋尊王发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7册，第23页。意思是周平王卒于隐公年间，故《春秋》始于隐公。但《春秋》同周平王之死为什么一定要有关系，让人不得其解。何况，《春秋》中有“元年春王正月”的表述，明确表达其“尊王”的立场，孙复用“天下无复有王”定位《春秋》，这明显不妥。又郑樵以为孔子是不得已而始于隐公，他在《始隐辨》中说：“《春秋》何不始孝、惠而始隐公，此夫子不忍遽绝之意也。不忍遽绝之，则有所待也。”(14)郑樵：《六经奥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84册，第7576页。难道《春秋》始于孝公、惠公，就意味着夫子忍于遽绝？这其中的道理也让人无法理解。关于《春秋》十二公的解释五花八门，却有着共同的倾向，都以寻求孔子“微言大义”的方式进行着各自的揣测。正如元代的黄泽所说，自秦汉以来，去圣久远，经籍残阙，传注家往往牵强附会，而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识求之，所以议论虽多而经旨愈晦(15)参看李建：《赵汸〈春秋〉学的师承渊源及其治学理念》，《齐鲁学刊》2017年第1期。。现代学者蒙文通从史学的发展讨论这个问题，他说：“《春秋》也只能开始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绝不是偶然的。应当正是由于各国史学在这个时期才有了较普遍的发展，才开始积累了较广泛的、较系统的可以依据的史料。”(16)蒙文通：《古学甄微》，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第9页。这种说法也流于空泛。
在众多的说法中，清人顾炎武和江永的角度独特，有启发意义。顾炎武说：“自隐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失其官，于是孔子惧而修之。自惠公以上之文无所改焉，所谓‘述而不作’者也。自隐公以下，则孔子以己意修之，所谓‘作《春秋》’也。然则自惠公以上之《春秋》，固夫子所善而从之者也，惜乎其书之不存也。”(17)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79页。以为从隐公开始“世道衰微”，孔子才加以修正，而隐公之前的内容孔子未加改动，但没有保存下来，至于为什么不存，顾炎武语焉不详。江永《群经补义》不满此说，驳曰：“使伯禽以后之《春秋》皆存，则周初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夫子何不存其盛世之事以为法，顾独存其衰世之事以为戒邪？”他提出：“《春秋》当始伯禽，何为始隐？疑当时《鲁春秋》惠公以上鲁史不存，夫子因其存者修之，未必有所取义也。”(18)江永：《群经补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4册，第21页。江永认为孔子《春秋》之所以只有十二公，是因为伯禽以下、隐公以上的不存，孔子只得就仅存的十二公修之。如果真是惠公以上的没有保存下来，则十二公成了没得选择的结果，当然更谈不上有什么特别的意蕴了。顾炎武和江永的说法不同，但都否认《春秋》十二公的特别含义，这是受了王充的影响。王充说：“《春秋》十二公，犹《尚书》之百篇。百篇无所法，十二公安得法？”(19)王充：《论衡》，第271页。王充认为《春秋》十二公同《尚书》的百篇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放弃了对十二公含义的追索。顾炎武和江永从文献流播、存亡的角度进行解释，不曲求深意，不管结论对不对，这样的方法很有启发意义。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提到了“原始《春秋》”的问题，都认为原始《春秋》应包括隐公以上的记载。
的确，讨论十二公的《春秋》，必须考虑原始《春秋》的问题。历代学者多认为十二公《春秋》生成之前应该有原始《春秋》。刘知幾《史通·六家》说：“《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案《汲冢琐语》记太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孔子曰：‘疏通知远，《书》教也。’‘属辞比事，《春秋》之教也。’知《春秋》始作，与《尚书》同时。”(20)刘知幾撰，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7页。还说：“上古之书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其次有《春秋》《尚书》《梼杌》《志》《乘》。”(21)刘知幾撰，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第84页。认为《春秋》文本应该与《尚书》同样古老，并非始于春秋时代。郑樵《六经奥论》也说：“今《汲冢琐语》亦有《鲁春秋》记鲁献公十七年事，诸如此类，皆夫子未生之前，未经笔削之《春秋》也。”(22)郑樵：《六经奥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84册，第74—75页。鲁献公乃西周末人，则知《鲁春秋》并未始于隐公。顾炎武从《左传》中寻找端倪：“《春秋》不始于隐公。晋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盖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洎于中世，当周之盛，朝觐会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礼’，而成之者，古之良史也。”(23)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第179页。章学诚《易教上》从六经皆先王之政典出发，提出《春秋》出于西周：“夫《春秋》乃周公之旧典，谓周礼之在鲁可也。”(24)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页。章太炎《春秋故言》也说：“《春秋》，往昔先王旧记也。”(25)章太炎著，傅杰编：《章太炎学术史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12页。刘师培《经学教科书》提出《春秋》早在西周以前的古代就存在了。所以杨伯峻说：“则韩起所见《鲁春秋》，必自周公姬旦以及伯禽叙起，今《春秋》起隐公，讫哀公，自惠公以上皆无存。”(26)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227页。认为孔子之前应有原始《春秋》，今天所见的十二公《春秋》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原始《春秋》或许从周公旦之子伯禽开始记载，出自鲁国历代史官之手，属于史学的范畴。原始《春秋》只流传下来从隐公到哀公这十二公的记载，其他全部散佚。胡念贻说：“孔丘可能曾经采用鲁国的《春秋》来作为讲习的课目，在讲习过程中也可能做过某些整理和发挥，作过个别文字的订正工作，这可能就是‘孔子作《春秋》’传说的由来。”(27)胡念贻：《〈左传〉的真伪和写作时代问题考辨》，《文史》第1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页。今天见到的、被称为经的十二公《春秋》就是孔子教授弟子的那部分。显然，是因为孔子用它“作为讲习的课目”，这部分才流传下来。孔子讲过的这十二公，才是经学讨论的对象。所以，十二公《春秋》的生成，其实就是原始《春秋》流传过程中的一个问题、环节，如果抛开原始《春秋》的大背景，就很容易陷入误区。
之前种种解释多没有把十二公《春秋》看做原始《春秋》的一部分，却谓其为孔子所作或所修，各家挖空心思寻求其背后孔子的深意，越是钩沉索隐，越难以令人信服，五花八门的答案说明各家力图论证的本来就是个伪命题。今天面对这个问题，也许应该换个思路，从孔子教授《春秋》的角度去研究。为什么孔子讲《春秋》始于隐公？为什么他只讲了十二公？从孔子作为教者而非作者的角度去探讨，问题也许并不像前人想的那么复杂。
原始《春秋》出于鲁国历代史官之手，记事质木简略，没有前因后果，没有具体过程情节，类似历史大纲，正如王安石所讥是“断烂朝报”，它对于任何人来说都如同天书。孔子如果不借助其他历史记载，“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28)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546页。。刘师培说：“《春秋》，又即本国近世史也，虽然，以史教民，课本所举，仅及大纲，而讲演之时，或旁征事实，以广见闻；或判断是非，以资尚论。”(29)刘师培：《读左札记》，《刘申叔先生遗书》，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295页。原始《春秋》体现着历代史官相传的“《春秋》笔法”，一般人未必懂得其中的奥妙，孔子选取其中的一部分作为教授弟子的大纲，也必定有所参考依傍，才能够“旁征事实”、“判断是非”。赵伯雄说：“孔子当年讲《春秋》，是结合史实来讲解的，例如他讲‘赵盾弑其君夷皋’，是一定要讲晋灵公的‘不君’、赵盾的出走以及赵穿弑君的经过的，否则他怎么能够讲清这句经文当中的义呢？又如他讲‘郑伯克段于鄢’，恐怕也是要讲郑庄公与其母、其弟的种种纠葛的，否则学生们单从那一句话又能知道些什么呢？但这些具体的史实《春秋》上是没有的，孔子当另有所据，孔子所据应当是与《春秋》不同体裁的其他史书。”(30)赵伯雄：《春秋学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8页。作为一个教者，很可能受到参考资料的限制，孔子只讲授了十二公的《春秋》。如果这个推想能够成立的话，那十二公《春秋》的生成，根源就不在于孔子，而在于别的史书。循着这样的思路，我们可以把目光投向与《春秋》相关的其他史籍上，来探究十二公《春秋》的生成。
二、“孔子曰”“仲尼曰”与“《左传》原本”
以鲁国十二公为纲且与《春秋》相关的三部书是《左传》《公羊传》和《穀梁传》。《公羊传》和《穀梁传》完全是解释《春秋》书法义例的，二者皆依经立传，不能独立存在。且公羊、穀梁皆在七十子之后，成书皆在汉代，它们之所以有十二公，完全是因为《春秋》有十二公。二传与《春秋》亦步亦趋，从中也找不出十二公的来源。
《左传》与公、穀不同，它与《春秋》有联系却能独立成书。虽然都是十二公，但《左传》的记载范围超出《春秋》，明显不受《春秋》的约束而自成一家，《左传》完全可以脱离《春秋》而独立存在。
十二公会不会源自《左传》？《左传》会不会是孔子教授《春秋》的参考？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意味着孔子见过《左传》。但是，从汉代以来两千多年的《春秋》学史中，无论在《春秋》与《左传》的关系、《左传》的作者、成书等问题上多么聚讼纷纭，大家却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春秋》在前，《左传》在后。《左传》既然被认定为《春秋》之“传”，它当然不可能是孔子教授《春秋》的参考资料。
然而，在大家不容质疑的共识中，一些问题被忽略了，如《左传》中有许多“孔子曰”“仲尼曰”之类的评论文字，人们一般把它们视为解经语而与其他解经语同等看待，忽略了它们包含的特殊信息。《左传》中的“孔子曰”之类大部分是针对《左传》内容而发，是解传的。如《左传·宣公九年》记载：
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戏于朝。泄冶谏曰：“公卿宣淫，民无效焉，且闻不令。君其纳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请杀之，公弗禁，遂杀泄冶。孔子曰：“诗云：‘民之多辟，无自立辟。’其泄冶之谓乎！”
这件事《春秋·宣公九年》的记载非常简略：“陈杀其大夫泄冶。”陈国为什么要杀泄冶，《春秋》未载。这段“孔子曰”显然是针对《左传》所载泄冶不量凿枘、冒昧进谏的言行而发。此事发生在公元前600年，孔子还没有出生。孔子后来知道前因后果并做评论，说明他看到比《春秋》更详细的记载。也许当时记载此事的史书不少，但今天能看到的只有《左传》，我们不能排除孔子评论的可能就是《左传》。这段话中的“孔子曰”是孔子与弟子讨论的时候说的，《孔子家语·子路初见篇》记载得更详细：
子贡曰：“陈灵公宣淫于朝，泄冶正谏而杀之，是与比干谏而死同，可谓仁乎？”子曰：“比干于纣，亲则诸父，官则少师，忠报之心在于宗庙而己，固必以死争之，冀身死之后，纣将悔悟。其本志情在于仁者也。泄冶之于灵公，位在大夫，无骨肉之亲，怀宠不去，仕于乱朝，以区区之一身，欲正一国之淫昏，死而无益，可谓狷矣。诗云‘民之多辟，无自立辟’，其泄冶之谓乎？”(31)廖名春、邹新明校点：《孔子家语》，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55页。
这段叙述再现了孔子与弟子们的一个讨论现场，与《论语》中的教学场景类似。子贡的陈述之语“陈灵公宣淫于朝，泄冶正谏，而杀之”明显是从《左传》那段文字简化而来，其中“宣淫”“于朝”还采用了《左传》中的原话。因为《孔子家语》的成书及其中材料真伪等问题争论太多，我们也不能就此断定孔子见过《左传》，但这段叙述至少给我们提供了《左传》“孔子曰”“仲尼曰”的产生背景，它们是孔子与弟子们讨论春秋人物、事件的言论，当时应该由弟子们记录，后来被增入《左传》。可以想见，孔子的评论本来比较多，但弟子记录下来的并不是全部，而编入《左传》的是其中更少的一部分。
《左传》中还有些“孔子曰”“仲尼曰”和《春秋》经文没有关系，仅仅是就《左传》所载事实的评论。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所载“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郑人经常聚于乡校议论国政，大夫然明建议毁乡校，子产没有采纳，还讲了一番大道理，然后接孔子的评论：“仲尼闻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仲尼闻是语也，曰”是对子产不毁乡校的评论，《春秋》没有记载此事，除《左传》外，还有《新序·杂事四》也提及此事，而《新序》撰于《左传》之后，应是源自《左传》。现存最早记载此事的也只有《左传》。像这样的“仲尼曰”“孔子曰”，如果不是评论《左传》内容，还能评论哪本书呢？除了《左传》，我们再也找不出其他任何史书。
这些“孔子曰”“仲尼曰”与书中其他解经文字大不相同，其解传的性质，使我们重新审视孔子与《左传》的关系。《左传》中的“孔子曰”“仲尼曰”，与孔子评论《诗》《易》等的言论一样，都是教授已有经典的产物。如孔子论《关雎》：“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论《诗》：“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已有一部《诗》三百，已有《关雎》一诗，才有孔子的这些评论。孔子论《易》也不少，如论《乾》卦上九爻辞：“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系辞上传》)已经有一部《易》经，才有孔子这许多评论。孔子评论过《左传》中大量的人物、事件，说明孔子见过《左传》的相关记载。当然，孔子见到的不是今本《左传》，应是今本《左传》的前身。
《左传》的成书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并非一次成书，前人时贤多有议论。顾炎武说：“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32)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第182页。皮锡瑞说：“左氏有后人附益之辞。”(33)皮锡瑞：《经学通论》，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37页。胡念贻认为《左传》本来是叙事较详的史书，后人“窜入之迹宛然”，“《左传》里面那些属于‘书曰’以下的文字以及其他讲《春秋》‘义例’的文字，如果全部删去，丝毫不影响《左传》叙事的完整性”(34)胡念贻：《〈左传〉的真伪和写作时代问题考辨》，《文史》第11辑，第4页。。赵光贤把《左传》分为记事和解经两部分，他认为今本《左传》“是经后人把记事之文与解经之文合并而成的。记事部分是《左传》的原本，解经部分包括评论在内，是在较后时期加进去的”(35)赵光贤：《古史考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40页。。王和在赵光贤的基础上具体列举《左传》中后人附益的内容，包括解经语和解解经语、解传语和解解传语、解经传歧义语、“君子曰”及“某某曰”、预言、岁星记事、文字改动、讹误等八种(36)王和：《〈左传〉中后人附益的各种成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这些说法都持之有理。《左传》除去这几种后人的附益，剩下的记事部分应该是今本《左传》的前身，才是真正出自左丘明之手的文字。早期它不叫《左传》，而叫《春秋》或《左氏春秋》，司马迁还沿用这两个名称来指《左传》。顾颉刚把未经后人增续的本子叫“《左传》原本”(37)顾颉刚、刘起釪：《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第30页。，为方便论述，本文也借用这个概念。《左传》原本是记事之史，后人把解经语、解传语等逐渐增加进去，它才渐渐变为传。从《左氏春秋》到《左传》，称呼的变化正好反映出其由史到传的演变。清人刘逢禄认为是刘歆把《左氏春秋》改编为《春秋左氏传》的。归之于刘歆理有不通，但刘逢禄的思路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左传》中后人附益的情况复杂，也不是一时一人的附益，“仲尼曰”“孔子曰”在战国子书及《史记》等中多次引用，说明这些文字是战国人增加进去的，与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有关，不是刘歆的增益。
从《春秋》《左传》的文本实际和内容来看，如果没有《左传》，很难知晓《春秋》每条记载的意思。《左传》原本应该是孔子教授《春秋》时最重要的参考。王和早就意识到这个情况，他认为：“最早的经师应当了解《左传》的原貌本来是一部独立的史事汇编，他们只不过是把它作为讲解《春秋》的辅导材料。”(41)王和：《〈左传〉中后人附益的各种成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指出《左传》是讲授《春秋》的“辅导材料”，但他非常谨慎地把使用者限制为战国时代“最早的经师”。孔子评论过《左传》原本，那么《左传》是“讲解《春秋》的辅导材料”完全可以推及于孔子。况且，这个结论与《论语》反映的孔子与左丘明的关系更加切合。《论语·公冶长》：“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章太炎说：“孔子言与左同耻，则是朋友而非弟子，易明也。”(42)章太炎：《春秋左传读序录》，《章太炎全集》(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12页。孔子提到左丘明，言辞之间的满是崇敬，左丘明应该是比孔子稍长且德高望重之人，孔子对他的为人和思想如此了解，我们说孔子见过左丘明的《左传》原本，合情合理。《左传》原本曾是孔子教授《春秋》的主要参考，这个结论并不是标新立异、凭空推想。
孔子教授《春秋》，不仅《左传》原本，恐怕连《春秋》文本都得仰仗左丘明提供。原始《春秋》出于鲁国历代史官，一般存于鲁国宗庙，太史应该保存有副本，平常人很难见到。孔子教授《春秋》，文本也得由史官提供。所以，实际情况并非如传统所理解的左丘明受经于孔子，而是左丘明把《左传》原本和《春秋》副本授于孔子以助其教授《春秋》的。孔子后来也提到过这件事：“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论语·卫灵公》)意思是他曾得到过一些一般人见不到的史料，借给他史料的人就像有马者把马借人乘用一样慷慨，但现在再也没有这样的事情了。
历来注家都没弄清楚孔子这句话的意思，何晏以为孔子此句批评“俗多穿凿”，邢昺以为“古之良史于书字有疑则阙之以待能者，不敢穿凿”，“有马者借人乘之者，此举喻也，喻己有马不能调良，当借人乘习之也”(43)《论语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518页。。包咸和皇侃把“史之阙文”与“有马者借人乘之”看成两件不相关的事，而宋叶梦得疑“有马者借人乘之”是衍文，杨伯峻谓：“‘史之阙文’和‘有马借人乘之’，其间有什么关系，很难理解”，“还是把它看为两件事较妥当”(44)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65页。。前人多误解“史之阙文”的意思，故很难与下文“有马者借人乘之”联系起来。这里的“吾犹及史之阙文”，毛起的解释比较贴近，他说：“我们以为《春秋》鲁史，到孔子之时，已有二百年的历史了。因为史官收藏保管之不当，以致其竹简脱去的脱去，错乱的错乱了。但虽如此，孔子对于他，却还是很喜欢的，很高兴的说道：‘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意思是说，照这样的保管情形看来，鲁史其实早应亡失了，我今日却还能赶得及他的阙文，真是大幸事啊。”(45)毛起：《春秋总论初稿》，上海：贞社，1935年，第14页。毛起对“史之阙文”的解释大体是对的。“史之阙文”不仅指毛起所说的鲁史《春秋》，还应该包括《左传》原本，故孔子用“有马者借人乘之”来称赞左丘明的帮助，孔子发此感叹的时候可能左丘明已经去世了。能把车马借于别人，这在当时非常难能可贵，子路曾说“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论语·公冶长》)，也用借车马表达自己对朋友的仗义。所以，“吾犹及史之阙文”这一章，说的是左丘明提供给孔子珍贵史料的事，我们把它放在孔子教授《春秋》的背景中，应没有问题。
三、《左传》十二公的创制
上文从“孔子曰”“仲尼曰”入手，论证孔子见过、评论过《左传》原本，《左传》原本是孔子教授《春秋》的主要参考，其最有创制十二公体的可能。探究十二公体，当把目光转移到《左传》原本和左丘明身上的时候，我们发现，许多问题竟然变得清晰而简单。
《汉书·艺文志》认为左丘明是鲁国太史，刘知幾《史通·杂说》论其才：“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46)刘知幾撰，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第422页。皮锡瑞说：“左氏叙事之工，文采之富，即以史论，亦当在司马迁、班固之上。”(47)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第49页。这些评价是公允的。左丘明是中国先秦最伟大最有才识的史官，《左传》是他展现春秋时代大开大合、波澜壮阔历史的巨著。任何一部著作都会留下作者的信息和印迹，《左传》也不例外。左丘明在《左传》中充分表现出一个伟大作家的胸怀、见识和素养，也留下了他作为史官的许多信息，其中十二公就是最明显的史官印记，它源于史官最熟悉的历法数字和月令文献。
首先，撰写《左传》必定要确定篇幅和时段。下限很好确定，那就是作者着手撰写《左传》的时代。先秦两汉的史书，作者一般把自己的时代设为下限，《史记》《汉书》都还保持着这样的传统。《左传》下限是哀公，说明作者是哀公时代的人，《左传》的撰写主要在哀公时代。从哀公往上推，上限定在哪一公，《左传》应该记载多少公的历史，如果没有特别的用意，似乎从任何一公开始都可以。但这其中也涉及到篇幅和内容的问题，如果太早，就会超出王室东迁的节点，不符合他撰写春秋史的初衷；如果所选时段太短，则内容单薄，不足以反映春秋的历史变迁和时代风貌，所以一定要选择一个大小合适而能体现其撰作之意的数字。在确定《左传》篇幅规模的时候，作者会职业地、本能地在他所熟悉的“天之历数”中挑选一个合适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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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史官职掌交通鬼神、沟通天地，要深知宇宙间的变化之道，必须掌握许多神秘数字。在长期上观天文下察地理的活动中，他们掌握了日月星辰运行、四时交替变化的规律，确定律历之数、颁布历法，无不与数字有关。在他们的眼里，数字不仅仅是计数的工具，每个数字背后都有丰富的蕴意。比如1为数之始，天地未分的状态；2可指天地、阴阳、春秋、东西等；4表四时、四方；7来自北斗七星；12有12月、12年、12律等；一月有30天；一年360天。史官对这些“天之历数”如数家珍。在这些数字中，1、2、4、7等10以下明显太小，不足成就一部有影响的巨著。30、36、360等又显得太大，纵然从西周伯禽算起，到鲁哀公也只有二十几个国君，用不着那么大的数字。何况，从周王室东迁到鲁哀公，鲁国经历孝公、惠公、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文公、成公、宣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共14公，在这些常见的历法数字中，也只有12与之最为接近。《左传》略过孝公、惠公的48年历史，从隐公开始，明显是有意建构十二公之体，有意突显十二这个数字的特别含义。从左氏家族的史料积累来说，作者手头未必没有孝公和惠公的历史资料，《左传·桓公二年》“惠之二十四年”“惠之十三年”“惠之四十五年”等表述就很能说明问题。何况，能完成二百四十多年历史的撰写，也不在乎往上再多写48年，但作者毅然以十二公为体，显然是有意选择了一个有特别蕴意、对《左传》而言篇幅又比较恰当的数字。
其次，十二公也受月令文献十二月体例的启发和影响。月令文献历来由史官保管，左丘明对这类文献也非常熟悉。月令是把一年十二个月的气候、物象、人事等内容按月罗列，蔡邕《月令篇名》曰：“因天时，制人事，天子发号施令，祀神受职，每月异礼，故谓之月令。”(48)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第903页。月令应该起源很早，当先民们分辨出一年十二个月的时候，也基本能够确定每个月的气候冷暖、物候现象及应该从事的农业活动。今天看到成熟的月令文献有《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吕氏春秋》的十二月纪及《淮南子》的《天文训》《时则训》等。东汉鲁恭曰：“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据皆夏之时也。”(49)《后汉书》卷二五《鲁恭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881页。这些月令文献可能写定于春秋战国或更晚的时代，但其形成过程源远流长，由三代史官制作、保存。古人早已发现月令文献与《春秋》文本之间存在的相似之处，蔡邕《月令问答》曰：“《月令》甲子，沈子所谓似《春秋》也。”(50)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第901页。《月令》按十二个月罗列、排序，是天然以十二为体的文本。《左传》十二公取法作者所熟悉的月令文献的十二月体，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左传》在十二公的纲目下尽情展现春秋时代列国的种种人事，同月令文献一样体现了天、地、人一体的思想。《礼记·月令》的宗旨“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同时也成了《左传》的宗旨。取法月令文献，使《左传》自然而然构建着同月令文献一样的天地人宇宙模式，把十二公的二百四十多年作为纵轴，春秋列国的大舞台相当于横轴，在这一由时空构建的宇宙模式中，春秋时代的各色人物演绎着各种各样的故事，人的活动是焦点、是核心，但皆规范在天地宇宙的大背景下，人事要顺应天时，顺应规律，顺天者兴，逆天者亡。月令文献中天人合一的哲学思维也随着十二公的模式渗透在《左传》中。《左传》十二公对《月令》十二月的借鉴化用，体现了中国古代历法观念与历法文本对历史文本生成的深刻影响，也体现出作者对由天、地、人构成的宇宙模式的深刻领悟。
这个传统到汉代还延续着，司马迁的《史记》各部篇目也都与历法之数有关。张守节《史记正义》说：“作本纪十二，象岁十二月也。作表十，象天之刚柔十日，以记封建世代终始也。作书八，象一岁八节，以记天地日月山川礼乐也。作世家三十，象一月三十日，三十辐共一毂，以记世禄之家辅弼股肱之臣忠孝得失也。作列传七十，象一行七十二日，言七十者举全数也，余二日象闰余也，以记王侯将相英贤略立功名于天下，可序列也。合百三十篇，象一岁十二月及闰余也。而太史公作此五品，废一不可，以统理天地，劝奖箴诫，为后之楷模也。”(51)张守节：《史记正义·论史例》，《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0册，第13页。以历法之数规范史书的体例，在司马迁的手里更是推扬到极致，《史记》再一次演绎着历法之数与历史文本之间的密切关系。而班固《汉书》又以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延续着这个传统。
之前人们围绕《春秋》探究十二公的创制，总有臆测弥缝之嫌，也总有这样那样的扞格不通。当我们把关注点放在左丘明和《左传》的时候，有涣然冰释之感，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对于《左传》来说，十二公的创制似乎不是什么太复杂的事情，完全出于左丘明作为太史的职业素养和知识背景，出自于作者最熟悉的历法数字和历法文献。作者所熟悉的数字和文献背后是源远流长的历法观念和传统思想，不仅要知其然，还要深深领会其所以然，才可以举重若轻，把丰富的蕴意通过十二公文本的外在形式呈现出来。一个数字的选择看似简单，却体现出作者深厚的传统底蕴。
《左传》的十二公反过来也证明左丘明是鲁哀公时代的人。十二公文本是《左传》作者在历法数字和月令文献基础上的创造，这个构想是在撰作之初就定下来的。《左传》材料的搜集准备，也许要花作者毕生的精力和心血，甚至不止一代人的努力，但十二公的构想应该是作者着手撰写的时候形成的。《左传》的下限是鲁哀公，说明作者主要是在哀公时代进行《左传》的撰作，作者也应是鲁哀公时代的人，与孔子基本同时。这与《论语》等关于左丘明的记载一致，也与班彪“定哀之间，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作《左氏传》三十篇”(52)《后汉书》卷四○《班彪传》，第1325页。的说法相合。
唐代赵匡提出左氏非丘明，《左传》的作者是战国人，说战国或许也有个左丘明，得到宋代王安石、叶梦得、朱熹等学者的响应，郑樵的《左氏非丘明辨》条述八条理由来论证此说(53)郑樵：《六经奥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84册，第92、93页。。《左传》的十二公体明显不支持这种说法。按照先秦两汉史书的传统，如果《左传》的作者是战国人的话，《左传》的下限应该是战国。《左传》中的确有战国人的增续，那些准确应验的预言、对田氏篡齐的暗示以及三家分晋之事、还有许多“君子曰”“孔子曰”“仲尼曰”等，的确出自战国人之手，但战国人的增续也只是在十二公的框架中添添补补，即使文末出现“悼之四年”的措辞，但始终没有打破原来十二公的格局，后人非常谨慎地维持着原作者的构想，也说明增续者深深懂得、也非常赞同左丘明创制十二公体的良苦用心和蕴意。
我们还可以对《左传》原本的截止时间做个大致的推测。原始《春秋》是左丘明撰写《左传》的大纲。胡念贻认为《左传》在写作的过程中参考了《鲁春秋》(54)胡念贻：《〈左传〉的真伪和写作时代问题考辨》，《文史》第11辑，第3页。。左丘明用详细生动的史实演绎原始《春秋》中相关十二公的历史。公羊、穀梁所传的《春秋》皆止于哀公十四年，二者是孔门后学效仿孔子讲《春秋》所传的本子，说明孔子所讲《春秋》就止于哀公十四年，很可能因为《左传》原本就止于哀公十四年，左丘明大概于此年搁笔。《左传》哀公十四年之后的内容应该是左氏后人的续写，情形也类似褚少孙续写《史记》。《左传》中后人续写的部分也很难与左丘明的文字截然分开。司马迁撰写《史记》前后差不多用了十四年的时间，左丘明如果于哀公初年开始《左传》的构撰，到哀公十四年前后搁笔，大约也花了十四年，这与司马迁作《史记》的时间差不多。
崔述《洙泗考信余录》谓《左传》“襄、昭之际，文词繁芜，远过文、宣以前，而定、哀间反略，率多有事无词，哀公之末，事亦不备，此必定、哀之时，纪载之书行于世者尚少故尔”(55)崔述：《洙泗考信余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51页。。定、哀间的记载反而简略，除了崔述所说的纪载之书尚少行世之外，主要是因为作者的酝酿和撰写就在定、哀之时，当时的好多历史尚未公开、解密，对作者而言正好形成了“灯下黑”，反而不好写。襄、昭之际刚过去不久而材料丰富，故“文词繁芜”。文、宣以前，则完全依靠家族前辈的积累和作者的多方搜求，是作者所闻和传闻的时代。所以，公羊家所说的“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用在《春秋》上不怎么恰当，但用来描述《左传》倒是非常符合实情，董仲舒所说的“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来描述左丘明与《左传》原本，可谓严丝合缝。
四、《左传》十二公的蕴意
左丘明有意跳过孝公、惠公，始于隐公而迄于哀公，有意构建十二公的体制，企图借十二这个数字传达他撰作《左传》的一些蕴意。
首先，十二之数蕴涵着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意义，作者借此传达出他的历史哲学。
先民认识宇宙是从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开始的。他们发现，寒来暑往一个循环正好月圆十二次，一年十二月的观念就这样经寒暑变化和月亮缺圆的规律刻在先民的头脑里。《山海经·大荒四经》载：“大荒之中，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这是用神话的方式记录着先民对一年十二月的认识。又说：“王岁十有二。”说的是岁星一周天十二年的现象。依据太阳运行一昼夜方位的变更，人们发现一天可分为十二个时辰。天文历法中有这么多神秘的“十二”现象，难怪屈原发问：“天何尚哉？十二焉分？”(《天问》)葛兆光说：“古人观天，既以岁星运行为纪时标志，十二年为一个周期，又以月之圆缺为纪时标志，十二次圆缺为一个年头。故而‘十二’这个数字就有一定的神秘性。”(56)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3页。十二如此神秘、特殊，周朝还专门设置官员掌管十二岁、十二月、十二辰的次序及相应的人事。《周礼》曰：“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辨其叙事，以会天位。”(《春官》)不仅如此，还更详细到“十有二辰之号，十有二月之号，十有二岁之号”(《秋官》)，1942年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出土的十二月神图上的十二个神怪的形象，大概就是掌管十二个月的神灵，《尔雅·释天》中所说的十二个名号也许就是古人所谓的十二月之号。《左传·襄公九年》曰：“十二年矣，是谓一终，一星终也。”杜预注：“岁星十二岁而一周天。”《吕氏春秋·季冬纪》谓十二月到季冬时节“此谓一终。”高诱注：“终，一岁十二月终也。”(57)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27628页。十二月终，则新的一年始；十二岁终，则岁星将进行新的周天运行；十二辰终，则新的一天就会开始。天数十二所指的这些现象都包含着寒来暑往、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的观念。《左传》通过十二公，也传达出这样的寓意。《左传》的十二公，正是作者从宏观的角度对历史人生所作的透视和预言。十二公相当于“一终”，构成一个历史的轮回，这二百四十多年间纷繁复杂的变迁，形成一个历史预言，它蕴含的历史哲学、人生智慧将适用于任何时代。
寒来暑往年年相同，兴衰更迭代代相似。《吕氏春秋·圜道篇》曰：“日夜一周，圜道也。月躔二十八宿，轸与角属，圜道也。精行四时，一上一下各与遇，圜道也。物动则萌，萌而生，生而长，长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杀，杀乃藏，圜道也。”历史人生的兴盛衰替如同日月的运行、四时的更迭一样，有盛必有衰，有强必有弱，周而复始，生生不息。任何人物，任何国家，皆无长盛长强，也不会长弱长衰，历史人生永远是盛衰交替，强弱代序。《左传》以自己的方式讲述着这一永恒的历史规律，十二公正好构成历史长河中的“一终”，于是这深刻而丰富的意蕴就不用作者直接讲述出来，他只通过“十二”这一神秘数字，一切尽在不言中。
其次，十二是“天之大数”，左丘明借此赋予《左传》神圣而权威的意义。《左传·哀公七年》曰：“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这是《左传》作者对数字十二的解释。在古人眼里十二乃天之大数，《左传》以十二公为体，也表达出法天的思想。
天数以十二为尚，为效法天数，古代君王有意识构建着以十二为数的典制，彰显其特有的权威。《礼记》曰：“天子之冕，朱绿藻，十有二旒。”(《礼器》)曰：“天子玉藻，十有二旒。”(《玉藻》)又曰：“戴冕藻十有二旒，则天数也……旂十有二旒，龙章而设日月，以象天地，天垂象，圣人则之。”(《郊特牲》)又曰：“旂有十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礼也。”(《明堂位》)《后汉书·荀爽传》曰：“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数也；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58)《后汉书》卷六二《荀爽传》，第2055页。只有以十二为数，才能彰显帝王们的神圣和权威。叶舒宪说：“作为帝王的仪礼典制，绝不是单纯的数量的安排，而是一种仪式规范，表明‘十二’在封建礼制是不可僭越的最大数了。”(59)叶舒宪、田大宪：《中国古代神秘数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58页。十二为天之大数，古代人们构建出了以十二为数的王国，如历法十二支，音乐十二律，明堂十二室等等，《左传》的十二公也是这“十二”王国里的一员。十二是天之大数，许多现象以十二为数，无形中似乎增加了其天然的合理性。葛兆光说：“《尚书》中《禹贡》本是‘九州’，而其他篇中则又‘十二州’‘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咨十有二牧’‘州十有二师’，而《周礼·夏官·职方》和《尔雅·释地》都沿袭了十二州的说法，彷佛把大地分成十二州，祭祀十二座名山，分任命大地掌管者十二人，每州设十二单位军队，这‘十二’里有得之于‘天’的天然合理性。”(60)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第64页。以十二为数，便会带上这个历法数字所有的神秘力量和寓意，体现其天然的权威。《左传》以十二为体，表示效法天，用天之大数，体现史书的神圣意义和天然合理性。史官职掌沟通人神，是“无冕之王”，《左传》以十二公显示着史官曾经有过的帝王般的权威与自信。
《吕氏春秋·序意》说：“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61)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第654页。审察评判人间的是非、可与不可，以天地为参验，即法天地之意，陈奇猷说：“审十二纪之文，其要为顺时者治，逆时者乱，顺时者兴，逆时者亡。”(62)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第658页。司马迁说其作《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都把探究天道与人事相互间的作用当成目标。左丘明的十二公意在取天之大数，使《左传》拥有了宗教般的权威和神秘，作者借十二公的威力化身为无处不在的神，充当着历史的法官，审视着人间的盛衰兴替。十二公让作者站在“天道”的角度评判人间的是是非非，代天立言，由天文而人文，由天象而人事，取得“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易·乾文言》)的神秘效果。
原始《春秋》是具有宗教特质的“庙报”文本，《左传》选取其中的十二公为记事的大纲，则《左传》是由宗教文本向世俗历史文本的过渡，十二公成了过渡阶段史书神圣性的标志，这也是三代史官通神身份的标志。这个传统在《史记》《汉书》中还延续着，《汉书》的十二本纪成为正统史书十二之体最后的绝唱。汉代之后，随着史官传统神圣色彩的消失，十二之体也被抛弃，史书从形式上摆脱了神圣特征的旧传统，进入到一个渐趋世俗的新阶段。
余 语
十二公的体制本是《左传》原本的首创，是左丘明对历法数字与月令十二月体的创造性应用。原始《春秋》也许从西周初的伯禽开始，不止有十二公，但流传到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春秋》却只有十二公，所以，还得回答这个问题：《春秋》何以始于隐公，何以有十二公？
《春秋》虽然不是孔子所作，但孔子给弟子讲授过《春秋》。左丘明作《左传》是以原始《春秋》隐公之后的二百四十二年的条目为大纲，再现那些质木无文记载背后故事的来龙去脉，孔子教授《春秋》，如果没有《左传》的帮助，仅凭《春秋》的简质文字，他也会茫然无知、语焉不详。《左传》是孔子讲《春秋》的最重要的参考。《春秋》与《左传》犹衣之表里，不可分割，互相补充，缺一不可。但因为《左传》只有十二公，于是《春秋》中只有与《左传》相关的那十二公的记载变得清晰明了。孔子教授《春秋》，自然会选择与《左传》相关的那十二公，一是由参考资料的限制，二是他对左丘明所创十二公体的深深领会和认同。孔子所授《春秋》只有十二公，故其弟子和再传弟子所教的也是这十二公《春秋》，于是，弟子们及儒家后学手里就承传、保存着这十二公的《春秋》。
原始《春秋》应由鲁国史官保存，战国时代，史官地位衰落，士阶层迅速崛起，由史官保存的《春秋》逐渐散佚。尤其到秦并六国，尽焚诸侯史记，官方保存的列国《春秋》焚灭殆尽。而由孔子讲述过的、与《左传》相关的鲁《春秋》十二公部分，却因孔子弟子、再传弟子和儒家后学一代一代的讲授和传承，比较完好地保存下来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春秋》。尽管十二公体非孔子所首创，但《春秋》十二公的保存与流传，的确与孔子大有关系；十二公的体例也因孔子的认同和宣扬而影响深远，后来《吕氏春秋》的十二月纪，《史记》的十二本纪、十二诸侯年表，《汉书》的十二本纪，都对“十二”情有独钟，与《左传》《春秋》的十二公一脉相承，形成先秦两汉特有的以十二为体的史籍。
不仅《春秋》这十二公的记载因孔子的讲述而保存下来，《左传》在春秋战国之际的广泛传播亦赖孔子。左丘明与孔子可谓相得益彰，没有左丘明的《左传》，《春秋》对于孔子而言是“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桓谭《新论》)的天书，但没有孔子的援引和评论，《左传》也不会保存传播得如此之好。春秋时代列国的史官何其多，面世的史书绝不会只有左氏一家，但其它的史书皆湮没不闻，只有左丘明的《左传》完好的保存下来，孔子及弟子们对《左传》的保存、传播之力，功莫大焉。
传统经学中人们对《左传》《春秋》的关系一直误解，认为《左传》解《春秋》，《春秋》是十二公，故《左传》也是十二公。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因为《左传》只作了十二公的历史，孔子就讲授这十二公的《春秋》，于是，原始《春秋》中只有与这十二公相关的部分流传、保存下来。所以，对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可以这样回答：《春秋》为何起于隐公？因为《左传》起于鲁隐公；《春秋》为何有十二公？因为《左传》有十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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