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蒙古族歌曲流行的三次浪潮
20世纪以来蒙古族歌曲流行的三次浪潮蒙古族是中华大家庭的重要一员。草原上的蒙古族能歌善舞，民歌资源丰富。
蒙古族民歌多为长调（长歌）和短歌，长歌则音调悠扬、绵延高亢、节奏自由，演唱上一般音域宽广、粗犷雄浑，拖腔舒缓、飘逸，有字少腔长的特点；短歌节奏鲜明、情绪活跃，往往载歌载舞。蒙古族歌曲在演唱时的马头琴颤音般的装饰音、似华彩部分的自由发挥，以及真声与假声相互切换而不融合的唱法技术特点等，均具有充满个性的民族特征。蒙古族的民歌基本是五声音阶，这一点与汉族相似，这也是蒙汉音乐互为吸收借鉴的基础。
长期以来，汉蒙两个民族和睦相处，在内蒙古地区形成了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融合的民族风俗。本文讨论的草原风就是具有内蒙古地区特色、以蒙古族为主、蒙汉融合的传统和现代音乐风格。20世纪以来，大量草原风格的民歌传唱到大江南北，这一现象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中显得格外突出。至今已有三次蒙古族民歌的大流行，而三次流行的规模及原因都各不相同。
一、第一次流行：20世纪40年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聚集了一批向往光明的音乐家，如马可、安波等。当时，为了革命的宣传工作，音乐家们选取了一些朗朗上口的民族民间歌曲，重新填词，鞭挞万恶的旧社会，歌颂共产党带来的新生活和红色革命情怀。其中包括蒙古族的一些歌曲，如《乌拉山》《红旗歌》（1939）。当时选用蒙古族曲调最多的是陕北地区，对此，我以为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蒙古族音乐多为五声调式，与汉民族相通，旋律优美流畅，比较上口，易于填词；二是解放区所在的西北地区与内蒙地域相连，历史上有贸易交往，所以当时一些好听的蒙古族民歌已经传入西北，音乐家们是借这些歌曲的流行之势重新填词。这些熟悉的音调，体现了解放区军民对革命胜利的向往，在解放区专业音乐工作者和民间歌手的共同传唱下，很快成为家喻户晓的“流行音乐”。
1947年前后，解放区专业艺术院校鲁迅艺术学院（下称“鲁艺”）、西南联合大学（下称“联大”）的音乐工作者开始深入民间，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收集、整理蒙古族民歌，如安波的《嘎达梅林》《牧歌》《白云明》《诺文吉娅》《达古拉》《薛梨珊丹》等。这些作品的旋律来自民间记谱，内容上进行了整理，包括缩编，有的则是重新填词，比如《牧歌》原是一首纪念死去恋人的悲凉歌曲，安波重新填上了歌唱草原美丽景色的歌词，歌颂已经到来的新生活。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由共产党的音乐工作者记录、填词、传播的蒙古族歌曲，随着革命的胜利推向了全中国。这是草原风格音乐在我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次流行。这次以记谱和填词为特征的蒙古族民歌流行，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革命斗争工作的需要。自古“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乐记》），解放区的革命工作需要发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与，群众歌咏活动是宣传革命工作的重要手段。为了配合宣传，需要一批易学易唱的群众歌曲。民歌旋律重新填词是有效办法，所以，大量民间音调走出草原，走向全国。二是解放区聚集了一批专业音乐工作者，他们通过采风、到鲁艺等院校培训等方式，将口传心授的民歌记录成乐谱，并且在记录的同时筛选、译配、编曲，将蒙古族民歌的精华以汉语的形式呈现。一旦形成了乐谱媒介，民歌也就改变了之前的传承轨迹，能够大规模复制和传唱。其中，安波、许直编著的《东蒙民歌选》（1947年开始采风，1952年第一次印刷）是最具影响力的田野调查曲集。这次大规模的蒙古族民歌记谱、填词、传唱，一方面歌颂了草原优秀传统和新的生活，另一方面也推动了蒙古族民歌在中国的普及。
二、第二次流行：“新民歌运动”（20世纪五六十年代）
“新民歌运动”的起始一般认为是1958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创作实践活动可能早于这一时间节点，持续时间直到60年代。毛泽东同志指出了这一运动的方向：“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这个背景下，专业的和民间的音乐工作者积极予以实践。草原风的新民歌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这一运动中影响较大的蒙古族风格歌曲如《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举杯祝福毛主席》。蒙古族作曲家美丽其格遵照内蒙地区重要体裁短歌的典型特点——节奏鲜明、欢快热烈、刚劲豪放，写出具有浓郁民歌风格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歌词内容吻合歌颂新中国、歌颂党、歌颂领袖的时代内容，深得广大群众的喜爱，并广为传唱，这种新民歌的创作是当时的主流。
第二是民歌改编、重新组合。《赞歌》的原曲是内蒙古科尔沁民歌《正月马》，20世纪60年代，歌唱家胡松华将优美的旋律稍加改编，歌词重新创作为赞美民族团结、赞美领袖的内容。《正月马》的旋律悠扬高亢，适合进行颂歌创作，所以改编得非常贴切。不仅如此，胡松华还将富于蒙古族特色的长调旋律作为歌曲的引子部分呈现，画龙点睛，突出民族特色。《赞歌》一经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推出，迅速红遍祖国的城市乡村。
第三，电影插曲《敖包相会》是这一时期新民歌的另一种创作方法——为创作的歌词寻找合适的民间曲调，在演唱处理以及速度、调高等方面做某些改动。借助电影的传播，《敖包相会》成为新民歌中的一员，成为那个时代流行的非主流抒情歌曲。
“新民歌运动”与上一次草原风的流行虽然间隔时间不长，甚至有交叉，但是两次流行还是有所区别的：一是第一次的流行以原生曲调为主，只是在歌词上进行编辑和重新填写，而第二次的流行主要进行了曲调的再创作，显示出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二是第二次的流行以民歌为核心，也带动了器乐改编、蒙古族歌剧的创作、蒙古族歌舞表演等全面的艺术创作热潮，并且，在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上，第二次的流行大大超越了第一次。
三、第三次流行：21世纪初至今
最近十几年，中国的歌坛悄然崛起了一批蒙古族风格的流行音乐，如《吉祥三宝》《蒙古人》《呼伦贝尔大草原》《克鲁伦河》等，也涌现出一批蒙古族歌手，腾格尔、斯琴格尔乐、布仁巴雅尔、乌兰图雅、呼斯楞、哈琳……形成了流行歌坛一条亮丽的风景线。这是第三次草原风的流行。这一浪潮中的草原风不再是记谱与填词，而是不约而同的创作、不约而同的流行风格。梳理这些歌曲，可以发现三个元素叠加的规律：草原+流行+时尚。从特征上可以分为两个类型：
一是蒙古族抒情音调+流行元素，即运用蒙古族音乐中具有“民族元素”的节奏、旋律，配以现代流行的电声配器，形成既有点缀、有民族韵味，又通俗时尚的流行歌曲。这类歌曲多是抒情风格，旋律流畅上口、通俗易懂，节奏比较自由。在演唱方面，歌手们探索具有先锋的“民通”（民族与通俗的融合）唱法，个性突出，与流行音乐追求的个性化特点非常吻合。加上美轮美奂的视觉效果，展现了与众不同的音乐风格。有人把这种类型的演唱归为新时代的“新民歌”，而笔者以为其核心特点属于通俗文化，是流行音乐。
演唱这类歌曲的歌手有腾格尔、布仁巴雅尔、降央卓玛（藏族）、呼斯楞、哈琳，他们演唱的《天堂》《吉祥三宝》《呼伦贝尔大草原》《鸿雁》《蒙古马》等汉语或蒙语歌曲中，蒙古族音调和流行元素都是重要的标签，蒙古族特有的悠长的音调，使听众眼前浮现出大草原的景象，加上歌手深情的演唱、别具一格的润腔和自然流露的醇厚的情怀，渗透出令人神往的草原风。具有现代风格的蒙古族歌曲很快被大众所接受。
二是动感流行音乐+草原题材，即突出流行音乐中欢快节奏的创作手法，歌颂草原特有的风景人画和民族感情。这里，利用蒙古族音乐中活跃的元素作为旋律基调，但不再拘泥于蒙古族音乐的骨干音调，而是若即若离、超越或兼顾其它，配以强烈的节奏，形成张扬的曲风，歌颂新时代的草原人生活。这类歌曲的音乐奔放、动感强，情绪欢快，演唱上是狂放不羁、泼辣性感的重口味。斯琴格尔乐、凤凰传奇、乌兰图雅是其中重要的代表。他们演唱的《故乡》《最炫民族风》《月亮之上》《火辣辣的情歌》《我和草原有个约定》等作品如美丽的草原上恣意盛开的小花，随不经意，却能绚烂整个草原。这些作品一经推送，迅速传唱开来，成为流行的通俗歌曲。以上两种类型就如同蒙古族传统民歌的长调与短调，一个抒情婉转含蓄，一个热情奔放律动，一静一动，展现了草原人随性、质朴的天性和歌舞传统。
与前两次流行相比，草原风的第三次流行是一场自发形成的、势头迅猛、波及面广、持续时间长的大流行。究其原因，笔者以为有三：
首先，中国的流行音乐自20世纪 80年代重新启航以来，历经港台风、西北风、欧美风、摇滚风、民族风等众多风格之后，在世纪之交逐渐转变为以周杰伦、李宇春为代表的新派：旋律变化丰富，节奏复杂，歌词生涩难懂，使听者难以扑捉到歌曲的主题思想；唱法上则是流行囫囵吞枣，不求清楚，但求怪异。这种风格一度成为时尚，受到年轻人的追捧。随着群众文化生活日趋丰富多彩，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批听流行音乐的人已经步入中年、中老年，他们对老歌怀旧的同时，也希望听到久违的亲切的流行歌曲。这时，腾格尔、斯琴格尔勒等演唱的流行歌曲节奏鲜明、旋律流畅、歌词通俗易懂，演唱者唱功扎实、感情真挚，满足了群众的审美需求。草原风格流行歌曲的推出恰逢其时，犹如一缕清泉滋润了中国歌迷。
其次，中国的经济发展丰富了群众的物质生活，但同时，逐渐城市化的生活也阻断了人与自然的交流。回归自然成为时代精神的风向，而草原风恰巧迎合了这一时代潮流。草原风的流行歌曲中，亲情、爱情、家乡情的情感类题材丰富，歌词中也含有蒙古族特有的景色——毡包、炊烟、草原、雄鹰等，满足了人们向往自然、向往自由的愿望。歌曲中融入的流行与民族音乐元素的混搭——无论是轻爵士还是摇滚，无论是清淡的钢琴曲还是悠扬的马头琴，都如同草原般翠绿凉爽、沁人心脾。蒙古族歌手各具特色的音色和扎实的唱功，用蒙语、汉语亲切地歌唱，或含蓄蕴藉或坦荡直爽，营造出或冲淡清远或热烈奔放的艺术境界，为我们展现了内蒙古辽阔大草原的美，仿佛呈现出“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塞外风光，给快节奏城市生活的人们带来一种安逸舒适的感觉。
另外，进入21世纪，大众已不再单纯满足于作为欣赏者坐在台下，而是逐渐强调对文化生活的参与。这时，广场舞、KTV、群众文艺表演等成为时尚，大众文化生活需要节奏鲜明、旋律流畅、易学易唱、律动感强的歌曲，这也与草原风的歌曲恰好吻合。
“风格即人”是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文学家德·布封的一句名言。风格既是个性的流露，也是集体的特点。内蒙地区地域广阔，独特的草原风貌和游牧的传统铸就了蒙古族音乐的特点。20世纪以来的三次草原风的流行，虽时代背景、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但共同印证了蒙古族音乐的开放、包容和中华大家庭的团结、兴盛。也由于蒙古族音乐强烈的民族归属感，草原风也已成为中国流行音乐风格中的重要部分，独树一帜，引领时尚。
注释：
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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