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新作之“变”
莫言的新作之“变”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一直未见新作发表，但2017年以来陆续推出了包括诗歌、戏剧、小说不同文类的新作。按照发表时间顺序分别是戏曲剧本《锦衣》，组诗《七星曜我》（《人民文学》2017年第9期）、小说《天下太平》（《人民文学》2017年11期）、《故乡人事》（包括一组三个短篇，《收获》2017年第5期）、《表弟宁赛叶》《诗人金希普》（《花城》2018年第1期）、《等待摩西》，诗歌《高速公路上的外星人》《飞翔》《谁舍得死》（《十月》2018年第1期），歌剧《高粱酒》（《人民文学》2018年第5期）。莫言新作的发表自然引发了人们的关注与批评热情。那么，莫言的新作究竟如何？本文重点围绕新作当中的小说来展开。
一、时代侧写的退出与进入：新作的“当代性”突显
莫言新作中包括《天下太平》，“故乡人事”（3篇）里的《地主的眼神》《斗士》《左镰》，以及《等待摩西》《表弟宁赛叶》《诗人金希普》共七篇小说。这些小说带给笔者的第一个突出印象即是莫言也和其他著名作家一样，小说中的“当代性”得到了明显的增强。莫言小说中的“当代性”主要指小说的内容、人物及其背后的时代感更加接近当下现实生活。尽管这批新作在叙事上几乎都采用了“过去——现在”互相穿插、嵌套、勾连的叙述手法，但其中的“当代性”和时代感却非常强烈。比如《天下太平》，这个故事里有许多和当下时代现实非常贴近的内容：环境污染、手机取证、网络传播、农村用地甚至基层腐败等等，莫言以小奥手指被鳖咬住的焦点事件，将相关的人物逐一牵引出来，同时也删繁就简地呈现了各类人物的不同内心。这些内容和心态都是我们当代人非常熟悉的，但又以点到即止的叙事方式和现实生活保持了必要的艺术距离。再如《诗人金希普》，以漫画的方式刻画了一个利用一切机会自我炒作、包装、吹嘘甚至欺诈的文化无赖。金希普知道北京的老乡会有许多头脸人物在场，他主动要求朗诵诗歌，自我营销，小说写道：
截至目前，我已出版诗集五十八部，荣获国际国内重要文学奖项一百零八个，我现在是国内外三十八所著名学府的客座教授。去年我去美国访问时，曾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林肯中心同台演讲，受到了一万一千多名听众的热烈欢迎……
金希普这一形象对于当代某些知识分子或者文人形象来说并不陌生：奇才或蠢材，拉起小圈子，傍上大人物，自我吹嘘与互相捧场，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逢场作戏地认真配合，久而久之，连骗子自己都会相信一切都是事实。
莫言新作当中，即便小说写过去时代的故事，这种过去也会“生长”出和现在密切的关系。如《表弟宁赛叶》里以醉酒对话展开的一系列争执，以表弟生活史的方式几乎简要地勾勒出了从80年代到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侧面，这种以“个人生活侧写社会发展”的方式还有《等待摩西》，以及《故乡人事》里《地主的眼神》。从这些作品里可以鲜明地感受到某些人物和复杂的时代气息正在从历史中退出和进入。对“当代性”的重视是近年来许多当代名家的共同表现，从余华《兄弟》《第七天》到贾平凹《带灯》以及格非的“三部曲”等作品都可以感受到这种变化。
二、从典型“人物形象”到典型“社会心理群像”的白描突破
正是因为“当代性”的增强，当下时代气息的进入，莫言在这些作品中另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变化是：把传统的对个别“典型人物”的刻画重心转移、集中到对当代“典型社会心理群像”的描绘上。
从莫言的这些小说当中，可以感受到作家对当代部分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心理特征、价值观念、道德水准等进行了典型化，看似轻描淡写，却极易使人产生共鸣。比如《斗士》里方明德说“钱是足够花的，就是心里不舒坦”。这句看似乡亲之间的随意闲聊之语，结合小说的整体故事情节及社会变化，却道出了一代或者几代人面对巨大社会变迁的不适应、不平衡感。
莫言在处理这种“典型社会心理群像”时，在方法上依然突出了“白描”。我们知道莫言的许多作品具有感官丰富的特征，有油画般的浓重气息，读之往往热闹如台前观戏。但在这些新作里我们更多感受到的是鲁迅般的白描手法，只是这是一种更为集中并且有意放大的白描。比如小说《诗人金希普》《表弟宁赛叶》，与其说刻画了两个具体的人物形象，不如说把我们这个时代万千人物的某种普遍心理状态抽离、集中、放大到了这两个人身上。
比如《表弟宁赛叶》中我的表弟秋生——笔名宁赛叶，外号怪物，一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想入非非，眼高手低，大事干不了，小事又不做，却总觉得自己是个生不逢时的天才，借着酒力表达了对写《红高粱》出名的“三哥”——莫言的不满。表弟扔出了匕首般的四个问题：为什么那些笨蛋可以飞黄腾达？为什么那些骗子可以锦衣玉食？为什么才华平平者却可以扬名立万？为什么我满腹才华却要老死在这破败的村庄？
这篇小说的特别之处是通过表弟这个形象，塑造了当代社会的心态失衡者类型。我更愿意把它称为一种“情绪小说”或者是“心态小说”。这种失衡的“情绪”或者“心态”是我们这个时代中很多人都能感受到的，表现的形式不一定如宁赛叶一样偏执、激烈。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是如此迅猛而混乱，从上学、高考、工作到股市、房地产、工资待遇，各行各业都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的表现，包括我们自己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失衡心理。有批评者认为莫言作为一个成功者，不应该对这些失败者冷嘲热讽，我不太明白这个批评逻辑：不平衡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必然会因为各种原因产生成功者或者失败者，难道失败者因为处于弱势地位就有随便撒泼指责成功者的悲哀特权吗？莫言在小说中刻画了武功、宁赛叶等心态失衡者，窃以为这种敏锐精准的“社会心理群像”的典型化刻画，不论是在其个人创作谱系里，还是整个当代小说里，都是一种值得进一步观察和讨论的创作突破。
三、对现实不确定性的文学反思
莫言这批新作另一个鲜明特征是：它们集体展示了某种现实的、文学的甚至哲学的“不确定性”。比如《等待摩西》中的摩西和“我”的命运以及整个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对现实、命运不确定性的文学表达。这种不确定性还表现在一种看似轻淡实则强烈的“对人的恐惧感”描写中，几乎每篇小说都有，甚至连戏曲剧作《锦衣》和诗歌里都有。我认为这是作家以生命的直觉从朴素的生活中升华出来的一种生命哲学，并且能以文学的方式艺术呈现。
短篇对作家的结构、语言、叙事、人物、细节、意旨表达等能力要求都非常高，迫使作家一定要聚精会神，精雕细刻才能努力避免瑕疵。但莫言确实在《表弟宁赛叶》里出现了一个叙述细节上的小错误，小说中说“那可是八十年代初期的三万元。你在县城租房子，买了一辆二手面包车，放鞭炮开张，接下来，天天请客，吃饭，甚至充大款给小学捐钱买电脑”，这里的“买电脑”显然不符合中国80年代初县城的实际情况，这可能是笔误，但确实也是一种失误。整体来讲，莫言在《地主的眼神》《等待摩西》《诗人金希普》《表弟宁赛叶》几篇小说里都以精巧的构思、洗练的语言、跳出闪入的叙事方式、典型化的人物与社会心理描写，做到了以小中见大，以点线勾勒社会变迁后当下中国社会普遍的结构性心理状态。莫言做到了以艺术方式对时代发展中某些不良现象做出反思与批判。这种批判也包括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主要表现为“含混”、反讽与“点穴”。“含混”如《斗士》里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方明德老人逼问我：“大侄子，你说，是毛泽东伟大，还是邓小平伟大？”我含含糊糊地说：“这怎么说呢……应该……都伟大吧……”这种“含混”在早期作品《蛙》里表现得更加充分和明显。反讽如《等待摩西》里已经当兵的我很虚伪地劝柳卫东“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也可以大有作为”之类的话。
我想重点解释一下“点穴”，可明点，也可暗点，应该是短篇小说写作走向宏大和深入很经济的一种方法。所谓“点穴”：就是看准某个问题，轻点一下，并不大肆铺陈，但却会让读者全身为之一颤，浮想联翩，意在言外。比如《地主的眼神》里我问孙来雨“农场那八百亩地是怎么回事？”“听说是被市里一个领导的小舅子，十年前用每亩四百元的价格买走了”。再比如我前面提到的“不确定性”和“对人的恐惧”，不论是表弟、武功、还是摩西，那么熟悉和亲近的乡亲甚至亲人，各种“挖坑”与背叛，一个人的命运可以被别人毫无征兆地砸得粉碎或者重塑。莫言犹如一个功夫大师，瞅准了时代和人心的敏感点，看似轻淡，却如“点穴”般直击要害。
我们知道海明威关于写作有一个著名的“冰山”说法，但我觉得生活里还有更多的“冰水”现象：就是那些真实发生、存在过但无从考证、无法证明或者不可言说的故事与经历。我觉得莫言以文学的方式点中了很多人的这种生命经验，点中了某种时代之痛，甚至点中了一种生命哲学的本质。我想了想原因，要么是作家以敏锐的艺术才能深刻地捕捉到了社会现实发展的本质；要么就是这个社会不论怎么发展，某些深刻的社会现实本身并没有发生真正的变化。但不论哪一种，都是作家忠实于现实和艺术的表现。
注释：
关于“当代性写作”的讨论请参见刘江凯.余华“当代性写作”的意义：从《第七天》谈起.文学评论，2013(6).
详见刘江凯.莫言《蛙》的“生育疑案”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含混”.小说评论，2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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