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不吃老鼠吗？
·专题研究·汉景帝不吃老鼠吗？
——我们如何看待过去
［摘 要］汉景帝阳陵16号外藏坑出土的褐家鼠鼠骨，经动物考古研究者鉴定为侵入遗址所遗留。不过经过计算可知，无论当时还是现在，褐家鼠实际上无法通过打洞的方式侵入陵墓。结合满城汉墓的鼠类陪葬品和出土物的相互关系可知，“后期侵入说”无法成立，应将阳陵鼠骨视为景帝生前饮食习惯在地下世界的反映，而研究者则是将现代人不吃老鼠的错觉不自觉带入了考古研究的语境。事实上，食鼠的风俗其来有自，从史前遗址直到今人风俗，古今人食用各种鼠类的现象斑斑可数。用现代人的口味来推度古人属于一种“辉格式”的思维方式，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回望过去，往往容易形成“以今度古”的思维惯性，不免会误解古人。对此，应不断在研究与生活中进行反思。
［关键词］汉景帝；阳陵；褐家鼠；食鼠风俗；辉格史学
一 引言：景帝阳陵外藏坑的老鼠
“当年宫殿阿房盛，此地丘陵汉室多。”今天陕西西安渭水北岸，曾被称作五陵原的地方坐落着九座西汉帝陵，最东端的阳陵是西汉第四位皇帝——汉景帝刘启及其配偶王皇后的合葬陵园。1998年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阳陵考古队钻探了帝陵陵园封土周围的86座外藏坑，并对东侧的11－21号坑（K11－21）进行了试掘，出土了大量陶俑、陶塑动物、生活器具、木车马、粮食遗迹以及动物骨骼等陪葬品①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汉阳陵帝陵东侧11－21号外藏坑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3期，第9～32页；胡松海、杨武站：《汉阳陵帝陵陵园外藏坑出土的动物骨骼及其意义》，《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5期，第104页。。引人注目的是K13、K14和K16所出的动物骨骼，不仅包括一般的家畜和野生动物，还有来自海洋的多种生物，研究者推断这些或是渭河本地出产，或来自进贡贸易。加之此处的陪葬坑出土有“大官丞印”“太官令印”“大官之印”等封泥，象征少府下属掌管膳食的“大官”② 焦南峰、马永嬴：《汉阳陵帝陵DK11～21号外藏坑性质推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汉长安城考古与汉文化：汉长安城与汉文化——纪念汉长安城考古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3～304页。，进而认定这批动物骨骼是作为皇帝膳食而放置的——专门分析动物骨骼的胡松海、杨武站指出：
结合这三个坑的其他出土物，我们认为这些动物骨骼（除后期侵入的褐家鼠外）应是放置在外藏坑中的肉食，是皇帝膳食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③ 胡松海、杨武站：《汉阳陵帝陵陵园外藏坑出土的动物骨骼及其意义》，《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5期，第109、108页。。
有趣的是，出土物中有两块骨头经鉴定属于“褐家鼠”，作者认为这是后期侵入遗址的褐家鼠死后的遗骨，其文云：
外藏坑中动物群的成员和意义：……3.穴居动物：褐家鼠。可能在遗址废弃后进入原遗址所在地④ 胡松海、杨武站：《汉阳陵帝陵陵园外藏坑出土的动物骨骼及其意义》，《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5期，第109、108页。。
看到这样的分析，即使是专业研究者，也很难怀疑该文的判断。今天不登大雅餐桌的老鼠，两千年前也应该不会摆上汉景帝的食案，更不会有意放入陵园的陪葬坑中。“乱入”当是在外藏坑封闭后有老鼠打洞侵入造成的，但这真的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吗？
图一 汉景帝陵园平面图① 图一改编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汉阳陵帝陵东侧11－21号外藏坑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3期，第3页。（箭头所指是发现鼠骨的16号外藏坑）
图二 K16出土褐家鼠鼠骨② 图二引自胡松海、杨武站：《汉阳陵帝陵陵园外藏坑出土的动物骨骼及其意义》，《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5期，图版八。
二 老鼠由何而来？
无独有偶，1968年在河北满城分别发掘了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之墓，两墓耳室出土的陪葬陶器中都发现了大量鼠骨。经研究者鉴定：1号墓（刘胜）出土的陶瓮（编号1：3502）中有岩松鼠、社鼠、黄鼬的全身骨骼，其中岩松鼠130多只，黄鼬4只。2号墓（窦绾）出土的陶壶（编号2：2024）中见有社鼠、褐家鼠、大仓鼠等三种鼠类的全身骨骼，估计共有百只左右；陶罐（编号2：2205）中见有社鼠、褐家鼠两种鼠类的全身骨骼，估计有百只左右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403～404页。。
图三 1号墓（刘胜墓）北耳室（大储藏室）器物分布图④ 图三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上，第25页。
图四 1号墓陶缸和陶瓮的线描图① 图四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上，第127页。
图五 1号墓陶瓮内的动物骨骼② 图五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下，第110页。
据上述鉴定，两墓均发现了与景帝阳陵相同的褐家鼠鼠骨。动物学研究指出，褐家鼠（Rattus norvegicus），别名大家鼠、灰家鼠、沟鼠等，是分布极广也是最为常见的鼠类之一，无论在城市建筑物中还是其他各种自然环境中均见栖居，其食性较杂，盗取粮食及各种食物，并毁坏农田与家具，洞穴一般掘在易于觅食和饮水的地方③ 吴跃峰等编著：《河北动物志：两栖、爬行、哺乳类》，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217～219页；刘明玉等主编：《中国脊椎动物大全》，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78页。。
图六 褐家鼠照片及骨骼模型④ 图六见http：／／www.flickriver.com／search／Rattus＋norvegicus／，2018年4月21日检索。
作为穴居生物，褐家鼠等鼠类有到处打洞的习惯，但满城汉墓所出土的多种老鼠明显是作为墓主人的“食材”，被有意集中处理后放置在陶器中的，绝不可能是下葬后进入陶器的⑤ 发掘报告中并未提到墓道等其他地方有鼠骨残留，且置入陶器中的鼠骨品类繁复、数量很大，个别陶器（2：2024）明确登记为有盖，因此推断里边的老鼠绝非是后期通过其他任何途径进入陶器的；另外，耳室中其他陶器也多储有其他动物和酒，性质类似于阳陵外藏坑，考古工作者也依此认定鼠类是食物随葬品，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上，第285页。。换言之，老鼠亦当是刘胜及其妻子生前经常食用之物，所以死后才会用来陪葬。
据此，景帝阳陵所出土的鼠骨便不能排除是作为景帝生前的食物而有意放入外藏坑这一可能，若假设成立，则未必是后期侵入者的遗骨。
众多研究表明，秦汉时期的关中地区多植被池沼，适合多种野生动物栖居，分布广泛、生存力强的褐家鼠自然列于其中。那么，此地的褐家鼠能否打洞进入到深埋地下且被严密保护的帝陵？现有动物学调查资料指出：
褐家鼠洞穴较为复杂，洞道不但深而且分叉多。我们在枞阳县长沙乡挖掘11窝褐家鼠鼠洞⑥ 此处所调查的地点在安徽南部多水草的地方，而汉代关中帝陵地区也多植被池沼，自然生态有类似之处，据《三辅黄图》，汉人的赋可以窥见当时关中有一定的水面和绿地条件。有关秦汉时期“五陵原”植被情况，可参考王子今：《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5～256页。，平均洞深1－1.5米，个别洞道深达2米，洞口平均直径5－6厘米，每一个洞系有3－4个洞口，后洞口极其隐蔽，多数在草丛中或水平面以下，我们在挖洞时曾见过从水中潜逃的褐家鼠⑦ 王岐山主编：《安徽兽类志》，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167页。。
褐家鼠洞穴构造比较复杂，凡是可以隐蔽的墙缝、空隙、杂物堆均可筑巢。一般洞有出口2～4个，洞道长50～120cm，深100～150cm⑧ 田勇：《岑巩县农区主要害鼠形态与习性及防控对策》，《农业服务》2015年第8期，第98页。。由上，褐家鼠打洞的平均深度在1－1.5m，调查所示其最大深度为2m。另外，过去两千年中，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温度降水等虽略有起伏，总的状况却变化不大① 见葛全胜等：《中国历朝气候变化》，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17页。，褐家鼠的生活习性应该与两千年前相同。以此为准，参照K11－21坑深，可以算出外藏坑与汉代地面的垂直距离。据《简报》提供的K13的地层图（K16地层未披露），其陵园内垫土层（第四层）的相对厚度也可作为另一比较对象。先看K13的相关情况，《简报》提供数据如下：
K13中与汉代文化层（第三层）相邻的陵园内垫土层（第四层）厚2.88～3.38m，厚度已超过褐家鼠打洞的最大深度。且这一地层由五个小层堆积而成，土质较硬，结构紧密，每一小层上的硬面可能为运土踩踏而成②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汉阳陵帝陵东侧11－21号外藏坑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3期，第4～5页。。这样质地紧密的土层无疑为当时的褐家鼠打洞造成困难。K16的情况与之相同。再看垂直距离：
图七 K13地层剖面图③ 图七改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汉阳陵帝陵东侧11－21号外藏坑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3期，第4页。（箭头所示为陵园内垫土层）
图八 坑体统计表④ 图八改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汉阳陵帝陵东侧11－12号外藏坑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3期，第5页。（粗线所框为K16相关信息）
据图八，可知K16深2.4－2.6m，坑底距现在地面深为8.4－9.6m，由此计算出坑口距现在地面约6－7m。另，K16垫土层厚度当与K13相差不远，故地面到坑口的距离减去垫土层（第四层）的2.88－3.38m可得如今地表到汉代地表约为2.62－3.12m或3.62－4.12m，这仍超过褐家鼠最大的打洞深度2m。故就垂直距离比较，如今的褐家鼠更难以打洞到如此深的墓穴中去。
综合以上数据与比较结果，可知汉阳陵景帝陵园K16内发现的这只褐家鼠无法钻过如此深且硬的坑土，并穿透外藏坑上面的盖板（上棚木厚0.14－0.32m）而进入坑内，应非“遗址废弃后进入原遗址所在地”。汉代以后，地面逐步加高，地面与外藏坑之间的距离加大，褐家鼠更无法穿过地层进入外藏坑中。因此，学者提出的褐家鼠后期侵入说难以成立。结合满城汉墓陪葬大量老鼠的信息，有理由认为阳陵内的褐家鼠同样是作为汉景帝生前“食材”之一种而被放置在外藏坑中的。
三 食鼠习俗的前世与今生
景帝父子与窦绾均有食鼠癖好，吃老鼠是当时个人习惯还是普遍风气？抑或传统习俗？
除了个人口味偏好的因素外，不同自然环境下的经济形态与饮食风俗造成了汉代食鼠现象的地域差异。考古工作者发掘了不少西汉时期的诸侯王墓与贵族墓，出土了不少完整的随葬物品，出土食材也种类繁多，远超当下。这其中有的包含鼠骨，如广州南越王墓⑤ 王将克等：《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出土动物遗骸的研究》，《中山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第14、19页。，大多数却没有，如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湖南沅陵的虎溪山汉墓等① 郭伟民：《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期，第54页；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上，北京：文物出版社1973年版，第117～118页；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第一卷（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198～202页。。
不过，诸多考古资料表明，史前时代的人类便有食用老鼠的习惯。在北京猿人遗址（东段南半部，即猿人洞东坡）里发现鼠类化石，可鉴别的多达25种② 吴汝康等：《北京猿人遗址综合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5、108页。。有学者根据遗址内鼠类骨骼被烧过且被拆散的痕迹推断，鼠类等大多数可以捕获到的动物均为北京猿人所食用。除此之外，其他地区出土的多种鼠类骨骼化石也可说明这一习惯在史前时代的东亚大陆上广泛存在。例如，广东阳春独石仔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出土的鼯鼠、家鼠、板齿鼠等骨骼化石③ 贾兰坡：《北京人生活中的几个问题》，《史前研究》1983年第2期，第21～22页。邱立诚等：《广东阳春独石仔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发掘》，《考古》1982年第5期，第459页。广东英德云岭牛栏洞遗址动物群中发掘出八种鼠类骨骼化石，见英德市博物馆等编：《英德史前考古报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6～77页。，云南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里也发现有松鼠、竹鼠等化石④ 见阚勇：《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第71页。。河南郑州西山遗址与山东滕州庄里西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竹鼠骨骼⑤ 见陈全家：《郑州西山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研究》，《考古学报》2006年第3期，第387～388页；宋艳波等：《山东滕州庄里西龙山文化遗址出土动物遗存分析》，《东方考古》第9集，第609页。，内蒙古东部地区则有哈民忙哈出土的多件鼠类骨骼⑥ 见陈君：《内蒙古哈民忙哈遗址出土动物遗存及相关问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4年，第16页。。而在东北地区辽宁省彰武县平安堡发掘的三期文化遗址中也出土了完整的东北鼢鼠头骨一个⑦ 见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辽宁彰武平安堡遗址》及《平安堡遗址兽骨鉴定报告》，《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第437～475、474页。东北鼢鼠如今作为药材和食材使用，吉林省大安市红岗子乡的后套木嘎遗址则出土了东北鼢鼠的多件骨骼，见张哲：《后套木嘎遗址（2011－2012）新石器时代动物遗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5年，第5页。以及陕西各地出土的大量鼠类骨骼，均显示出食鼠习俗在史前时代各地区的广泛存在⑧ 见赵晨：《关中地区史前动物遗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9年，第6页。另外，胡松海先生领衔撰写的一系列文章都有谈到陕西地区鼠类骨骼出土情况，如《榆林火石梁遗址动物遗存研究》，《人类学学报》2008年第3期，第233页；《陕北横山杨界沙遗址动物遗存研究》，《人类学学报》2013年第1期，第80～81页；《2012～2013年度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研究》，《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4期，第112页；《陕北靖边五庄果墚动物遗存及古环境分析》，《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6期，第74～75页。不过这几篇文章在分析鼠骨的来由时，都认为其是遗址废弃后侵入。承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阿部幸信教授提示，古代日本考古遗址中出土的老鼠骨骼多较为完整，少有人工砍凿、炙烤的痕迹，可能并非食用后遗留，食鼠风俗因时因地而异，此可备一说。。
殷商以降，出土的实物材料与文字资料仍然反映了当时部分地区的居民延续了古来食鼠的习俗。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动物骨骼中，就有黑鼠、竹鼠、田鼠⑨ 杨钟健、刘东生：《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补遗》，《考古学报》1949年第4期，第146页；林巳奈夫曾提到殷墟出土的鼠骨一开始被认为是竹鼠，但篠田统认为竹鼠多栖于华南，北方所食应视为黄鼠更合适，见林巳奈夫：《漢代の飲食》，《東方學報》第48册，第27页。。《战国策》卷五“应侯曰郑人谓玉未理者璞”条说到“周人谓鼠未腊者朴”⑩ 《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02页。——与“郑”一致，这里的“周”当是指成周洛邑一带，“腊”为风干之意，“未腊”之“朴”即未经风干的鼠肉，故知当地人食鼠，且对鼠肉的料理方式尚不止一种。但到了西汉，普遍食鼠的风气当已不存在，除了汉景帝父子、窦绾、南越王赵眜等个别人以外，大部分地区的居民不再将其当作一种食材，文献记录里也多是在极端情况下食鼠的。《汉书》卷五四《苏武传》讲到苏武牧羊北海而缺乏食物，便“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① 班固：《汉书》卷五四《李广苏建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63页。，魏晋南北朝的记录亦类似② 如《三国志》卷七《臧洪传》中大兵围城之下“初尚掘鼠煮筋角，后无可复食者”，另卷二《魏书·文帝纪》裴注引晋王沈《魏书》：“又为地道攻城，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此几上肉耳！”此则为时人的表述（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83、236页）。《晋书》卷六七《郗鉴传》中讲到“徐龕、石勒左右交侵，日寻干戈，外无救援，百姓饥馑，或掘野鼠蟄燕而食之”（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97页）。《宋书》卷七六《朱修之传》中朱修之戍滑台被围困，“数月粮尽，将士熏鼠食之，遂陷于虏”（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69页）。《北齐书》卷一《神武帝纪》中记云“并、肆频岁霜旱，降户掘黄鼠而食之”（李百药：《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5页）。《南史》卷八〇《侯景传》述景军围台城，城中“军士煮弩燻鼠捕雀食之”（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004页）。当然，将鼠肉视作珍味、药物等非日常膳食的记录在这一时期也有，见范宁：《博物志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页；缪启瑜：《齐民要术校释》，北京：农业出版社1998年版，第450页。。这些记载描述的具体场景乃饥馑、粮尽、霜旱等，看来只有别无食物时才会用老鼠果腹——从《诗经》里《硕鼠》《相鼠》等篇章对鼠的污名化开始，一直到北魏卢元明《剧鼠赋》中对鼠的贬斥③ 《太平御览》卷九一一“兽部二十三”鼠条引卢元明《剧鼠赋》云：“嗟乎！在物最为可贱，毛骨莫充于玩赏，脂肉不登于俎膳。”见《太平御览》第8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90页。，诗赋的系谱也从侧面反映了“食鼠习俗”的式微。
虽然如此，部分地区的人们仍保有食鼠的习惯，甚至至今不辍。写过“中国三部曲”的美国记者何伟（Peter Hessler）就曾描述过在广东萝岗餐厅的“食鼠”见闻④ 见彼得·海斯勒著，李雪顺译：《奇石》，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近代来华外国人对广州人吃老鼠的记录非常多，有以之为“异域风情”的西方视角在内，周松芳先生的文章中讲述了相关趣事，见周松芳：《食鼠记》，http：／／www.oeeee.com／mp／a／BAAFRD00002017060839931.html，2018年4月22日检索。“食鼠”也作为外国人想象“中国人”形象的一部分，同古来中心地区的人想象边境人们一样。另一位美国作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对在美国的中国人印象便是如此，见史景迁著，阮叔梅译：《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7～158页。：
我瞥了瞥边上的餐桌。一对父母，一个奶奶和一个小男孩正在吃午饭。男孩正在啃鼠腿。我分不清那条腿是大老鼠还是小老鼠的。男孩的动作很麻利……除了老鼠肉，人们在一品居野味餐馆还能点到斑鸠、狐狸、猫肉、蟒蛇以及几种长相奇特的本地动物拼盘。
而如今两广的很多地方也都以鼠肉为甘脂，外人避之不及而食之者却耽于其味。关于岭南地区食鼠的记载，最早见于唐人张鷟的《朝野佥载》，书云：
岭南獠民好为蜜唧。即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饲之以蜜，钉之筵上，嗫嗫而行。以筯夹取啖之，唧唧作声，故曰蜜唧⑤ 张鷟：《朝野佥载》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1页。。
此处提到的“蜜唧”即类于现在粤菜中的“三叫”（三吱儿），顾名思义，就是把刚出生时尚唧唧作声的活鼠作为食料的一种菜肴。宋人亦有记录，祝穆便指出惠州人“啗蜜唧”的说法，还引了苏东坡的诗为例：
苏子瞻诗云：“朝盘见蜜唧，夜枕闻鸺鹠。”盖土人取鼠未生毛开眼者，饲以蜜，以箸挟而啗之，谓之蜜唧，以其唧唧作声也⑥ 祝穆：《方舆胜览》卷三六，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652页。。
“旧闻蜜唧常呕吐”的苏轼把鼠肉与恶鸟对举，从东坡颇为戏谑的口吻可以看出时人眼中的老鼠肉确是脱离于日常饮食的一种另类珍味，这种以蜜喂乳鼠的食用方式一直延续到近代⑦ 近代以来，广东不同地区所食鼠种不一，“蜜唧”的食法在潮汕地区仍见，顺德香山则出田鼠，新会蔗田中所捕者味佳，而其他地方有改吃竹鼠的。另外，明清以降被用作食材的鼠类似已开始被豢养（下引《清稗类钞》可见），见安腾盛著，陈心纯译：《华南杂景》，《旅行杂志》1938年第2号，第83页；阮元修等纂：道光《广东通志》卷九九《舆地略》一七所引黄佐《嘉庆广东通志》，《续修四库全书》第67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影印本，第256～257页；瑞麟等修，史澄等纂：光绪《广州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年影印本，第297页。豢养乳鼠，见毕倚虹：《岭南异味录》，《万象》1943年第6期，第195页。。至于说东坡食鼠的轶事，也被作为饮食文化史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所征引，日本学者篠田统在《中国食物史》一书中就曾多次提及，该书也提到了东坡诗文中另一种类的鼠肉菜肴，名曰“竹”⑧ 篠田统：《中国食物史》，东京：柴田书店1974年版，第138、141页。。这道菜的食材似乎就是今天南方如福建等地区所食之竹鼠，为另一品类。明代李时珍对这些用作食材的鼠类有所区别：
（鼠）……岭南人食而讳之，谓之家鹿（集解）……惠州獠民取初生闭目未有毛者，以蜜养之，用献亲贵。挟而
食之，声犹唧唧，谓之蜜唧。
竹，食竹根之鼠也。出南方，居土穴中。大如兔，人多食之，味如鸭肉。
土拨鼠，生西番山泽间，穴土为窠。形如獭。夷人掘取食之① 见李时珍编著、张守康校注：《本草纲目》，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2、1185、1186页。。
第一种大概即是普通老鼠，当时的岭南人因为食用的习惯而不愿直呼其名而谓之“家鹿”，这里所引“蜜唧”的记述自有参考其他文本的成分，不过被记述的食用者却缩小到“化外之民”的群体上。第二类即竹鼠，“大如兔”的记述与今天竹鼠的肥大外形对应得上，其“出自南方”的事实亦与今天相符，而味道的记载每个文本又有自己的说法。第三种老鼠是后文要提到的“塔剌不花”，有多种音译名，所谓“夷人”当指北部、西北部的游牧族群。
综上，这些鼠种的确在一些地区被持续食用，而亦为明清时期的文献中所常见——前引《中国食物史》中便提到了万历中叶之后所出的一本《益部谈资》里记有四川出产“竹”之说，这也为康熙年间屈大均所作《广东新语》中的记载所证实。其他材料也表明这一时期云南、四川所产的“竹”被看作珍物为部分人所喜食② 篠田统：《中国食物史》，第273、320、321页。。这一特产分布于西南地区应是古已有之，如明人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就提到过“云南蜜唧”这一特产，而稍早于张岱的王临亨在《粤剑编》中亦有粤人食鼠的记叙（《粤剑编》卷二《志土风》谓“旧传粤人喜食蜜唧”，当然这也可能是作者自书中所得的传闻）。及至清代，关于这种辗转流传的言说出现了更为具体详细的文献记录，如方濬师在《蕉轩随录》卷五“食鼠”条中就条举文献并与其亲身经历对照：“岭南好为蜜唧，取鼠胎未瞬者饲之，以蜜饤之。筵上以筯挟取啖之，唧唧作声，故曰蜜唧。见《朝野佥载》。岭南人食鼠，号为家鹿。见《倦游录》。予官岭西，同年李恢垣吏部以番禺乡中所腌田鼠见饷，长者可尺许，云味极肥美，不亚金华火肉。予究有所嫌，未敢入口也。”粤人对鼠肉的肥美极尽夸张，但吃不惯的人还是对此嫌恶，可见鼠肉已然成为一味极具地方特色的食材，亦成为外地人眼中不敢轻易尝试之奇物③ 分见张岱：《陶庵梦忆·西湖寻梦》，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0页；叶权等：《贤博编·粤剑编·原李耳载》，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8页；方濬师：《蕉轩随录·续录》，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88页。。
清代人的记载中还出现囊括各地食鼠风俗的记录，《清稗类钞》中不仅有粤人食鼠的记载，另外还有北方以及西北方地区不同鼠类作为食材的相关描述：
粤肴有所谓蜜唧烧烤者，鼠也。豢鼠生子，白毛长分许，浸蜜中。食时，主人斟酒，侍者分送，入口之际，尚唧唧作声。然非上宾，无此盛设也，其大者如猫，则干之以为脯。
青海有鼩鼠，窟处土中，黄灰色，较家鼠身肥短，尾不及寸。土人有捕而炰啖者，加辣椒，味甚美。有游青海者尝食之，谓实胜于粤人所食之鼠也。
黄鼠，产云中，穴处，各有配匹。人掘其穴，见其中作小土窖，若床榻之状，则牡牝所居之处也。至秋，则蓄黍、菽、草木之实以御冬。天气晴和，出坐穴口，见人，则拱前腋如揖状，即窜入穴。惟畏地猴，纵地猴入其穴，则以喙曳而出之。味极肥美，元时曾为玉食之献，置官守其处，人不得擅取也。康熙时，山右人甚珍之④ 见徐珂编撰：《清稗类钞》，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447～6448页。。
这里记录的“蜜唧”有了更多丰富的内涵，除了唐代传下来的饲蜜食法外，烧烤与风干也列入其中，不过就“大者如猫”的描述来看，所指很可能为竹鼠，故此条应是对鼠类食材的泛指。与之相关，清初人谷应泰记载了五岭地区僚人食蜜唧的风俗，而这些僚人的生活状态则是“好依深山积木居，射生为活，杂食虫豸”⑤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编卷四《西南群蛮》，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577页。除此之外，上引《本草纲目》提到的“家鹿”这一食鼠的专门称呼，早在宋代就有记载，如叶廷珪在《海录碎事》卷六《饮食器用部·食门》引《倦游录》就提到“广南人食鼠，谓之家鹿”，而清人朱依真在《诅鼠》一诗中仍沿用此一称呼（不排除是诗文故意引典的作法），并描写食鼠时的具体情形：“我闻岭海滨，宠此上方嗜。老饕号家鹿，小口加蜜渍。覆巢穷株根，抽肠荐残骴。烂烧乃甘心，大嚼斯畅意。安能举尔族，东向一投畀。”见朱依真：《九芝草堂诗集校注》，成都：巴蜀书社2014年版，第33页。。
概言之，当时类似狩猎采集经济状态的部分人群保有食鼠的习惯，文献中他们往往被当作“四夷”而与“华夏”相隔离，而“食鼠”便成了“夷夏大防”观念下显示非农耕生计的特殊符号之一。再联系前文史前时代捕鼠而食的例子，似乎可以推知在以农耕为业前，东亚大陆居民的食谱范围要比今人想象的广泛很多。反过来，随着农耕的扩张，食鼠作为普遍的习俗已然消失，但仍然保留在部分地区，尤其是游牧区与山区的原住民生活中。而上所提到的北方和西北游牧地带人们所食用的（宣化）黄鼠，其实是当地人们一种由来已久的饮食风俗——据元天历三年（1330年）成书的《饮膳正要》所示，元代有两种老鼠用作食材，一为黄鼠，一为土拨鼠：
塔剌不花，一名土拨鼠。味甘，无毒。主野鸡痿疮。煮食之宜人。生山后草泽中。北人掘取以食，虽肥，煮则无油，汤无味。多食难克化，微动气。
黄鼠，味甘，平，无毒。多食发疮① 忽思慧著，李春方译注：《饮膳正要》，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294、297页。。
此类老鼠为中国北部与西北部游牧人群的食材，塔剌不花（土拨鼠）生存的“山泽”环境与药用法与《本草纲目》记载吻合，此处还详细记录了其味旨与副作用，故推测其为元明时期西北地区，尤其是草原上的人们捕获而食。黄鼠，据《清稗类钞》是今山西河北一带的土产，《饮膳正要》的译注者在注释中也指出在金、元时期，黄鼠被用羊奶饲养而专供皇帝食用② 其实据《元史》卷七四《祭祀志》的记载，无论是黄鼠还是塔剌不花（土拨鼠）都被当作“牲齐庶品”用于祭祀，见宋濂等：《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845页。这也与上引《清稗类钞》中“元时曾为玉食之献”的记载吻合。。
不仅在北方与西北，南方海岛上一些采集兼农耕的民族也有捕捉老鼠的习惯，如海南岛的本地黎几乎家家都捕鼠，种类达数种③ 赵春青：《海南岛本地黎民族考古调查报告——方通村的生态环境与本地黎文化》，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编：《考古学研究（十）》，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5、58页。。如今在西藏林芝的察隅地区，当地人还有着烤食鼠类（似为竹鼠）的饮食习惯④ 冯诗涵：《深入察隅：边境线上的人家》，https：／／mp.weixin.qq.com／s／Y9NdIDN602rJmqQBWM2Xjw，2018年4月7日检索。。
放眼世界，太平洋上新几内亚地区的僧巴珈人以当地捕获的多种鼠类为食⑤ 罗伊·A.拉帕波特著，赵玉燕译：《献给祖先的猪——新几内亚人生态中的仪式》，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73页。。这些民族志材料似乎都可以间接说明上古时期人们食鼠的风俗，只不过由于后来农耕经济的发展，食鼠的习惯只残存在个别地区和群体上，随之因为老鼠偷食粮食的习性，其本身也被逐渐污名化。到了当代，现代饮食文化与生物学知识的普及，老鼠作为传播鼠疫、流行性出血热等传染病的宿主，更为人所厌恶，在中国则成为“四害”之一。食鼠这一行为，绝大多数人本能地会加以排斥，更不会想到它曾是先人的食材之一。
四 余论：我们该如何看待过去？
食鼠的习俗已远离绝大多数国人，学者亦然。当遇到考古发现的褐家鼠遗骨时，便不假思索地提出“后期侵入说”作解，而没有停下来稍加思考。“以今度古”是大家习以为常的思考方式。
不过，对于以研究“过去”为对象的史学与考古学而言，则必须要将这些惯常的思维方式“悬置”起来，才能进入过去。否则，会犯下无数与此相类的错误——如在另一篇陕西地区动物遗存的研究中，作者就又得出相近的结论：“鼠类是穴居动物，有可能是遗址废弃后后期侵入的，即便是当时的，也不大可能用来作为肉食，因此不予考虑。”⑥ 侯富任：《陕西扶风案板遗址2012年发掘出土动物遗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16年，第28页。看似只是整个研究中的细枝末节，但背后的思维方式却不能不警惕。
八十多年前，英国史学家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将这种“以‘当下’作为准绳和参照来研究过去”的思维方式概括为“辉格式史学”，这种史学的特点之一就是“站在20世纪的顶峰，并且从他所处时代的观点来组织历史图式”，这样以“当下”作为参照系便使研究者“必然会认为他的工作要求他关注过去与现在的相似之处，而不是关注相异之处”。结果是产生认识上的谬误，其“来源于历史学家将史实从历史情境中抽离出来而做判断的实践，亦即，来源于历史学家以今为鉴来衡量和编纂历史故事的实践”，其背后的思维方式“不仅仅是辉格派的专利”，而是“所有历史学家都有可能陷于其中的未经反省的思维习惯”⑦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著，张岳明、刘北成译：《历史的辉格解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0、11、21页。。更早以前，恩格斯便讨论过在“按历史顺序和现今结果”来研究历史问题时，要认识到相似的情况也因社会历史等条件不同而有差异，“情况的重复是例外而不是通例”，“由于历史材料不足，甚至永远是有缺陷的和不完善的，而谁要以真正的、不变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标准来衡量认识，那么，他只是证明他自己的无知和荒谬”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65、467页。。同样，“辉格式史学”的特点也被当代学者形象地概括为“倒放电影”“结果驱动（result－driven）”的视角等② “倒放电影”之说见罗志田：《民国史研究的“倒放电影”倾向》，《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4期，后收入氏著：《近代中国史学述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21～225页；“结果驱动”之说见李怀印著，岁有生、王传奇译：《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78页。另外，翦伯赞于1962年发表的《目前历史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中探讨了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的问题，其中便有对“以今度古”的反思，如：“最普遍的现象是用现代的标准，甚至用现代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标准去要求古人。在这种要求之前，所有的历史人物都要被否定。如果要肯定他们，那就只有把历史人物现代化，把他们说得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一样。但是在真实的历史中是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历史人物的。用这样的要求对待历史人物，难道是历史主义吗？”见翦伯赞：《历史问题论丛（合编本）》，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2页。，所有类似的理论反思，皆强调了站在今天或结果的立场上回望过去所存在的陷阱与局限。
反思“汉景帝不吃老鼠”这一后见之明，不仅仅是去纠正对考古发现的误解，更是提醒学者“以今度古”的惯性思维可能导致的认识偏差。这既是对今天行为与思考逻辑的相对化，也是对古人行为与思考方式的尊重，亦是对当今不同群体行为、生活乃至思想的一种尊重③ 论文初稿完成后曾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瑞先生与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阿部幸信先生指教，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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